遇见终不能幸免在线读:董仲升先生的三个儿子

　　董仲升先生在抗战初期，是中共玉环地下党的创始人、奠基者和开拓者。他膝下的三个儿子董服官、董服伺、董新篁，在父亲的熏陶下，从小就走上革命道路。董服官、董服伺1938年还去了平阳山门中共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救亡干部训练班学习。解放后，因受父亲的历史错案影响，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他们的命运都有不同程度的起伏。但他们没有被历史的不公平所屈服，但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无愧于名垂青史的董仲升先生，无愧于历史，更无愧于家乡人民。

　　董服官——

　　置身度外闹革命

　　董服官又名舒林，1922年生于我县城南陡门头。13岁小学毕业就参加他父亲组织领导的秘密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思想上得到了启蒙。他还参加杨炎宾组织的“烽火社”，出版《烽火月刊》，担任印发工作。某夜，他随杨炎宾等人到城隍庙、中山林张贴标语，内容是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以及在“九·一八”事变中对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时的不抵抗政策。

　　1936年秋，董服官考取温州联合中学。读了一年，“七·七”事变爆发，玉环至温州航线受日寇干扰停航，董服官被迫休学在家。1937年他参加了“快报社”担任采印发等工作，1938年元旦，他奉父命偕其弟服伺与吕平、杨炎宾等11位进步青年去平阳山门中共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救亡干部训练班学习目前形势、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常识、游击战争等课程，时间虽短，却初步奠定了革命人生观。同年3月中旬，学习提前结束，陈增佳、董南才二人被批准随军北上抗日，其余人都回玉环原籍，在当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董服官很想和陈、董二人一起北上，无奈身体健康条件不允许，只得随众回乡。

　　1938年4月，平阳回来的几位爱国青年都参加了县政治工作队，董服官经人推介去坎门渔民俱乐部，担任图书及乐器管理员。

　　1938年秋，父亲又叫他去温州联中复学。9月，董服官参加了校内秘密组织的突击读书会，同时还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寒假期间，温联中、瓯中、温中三校“民先”队员20多人集中在一起，每天由地下党负责人胡景瑊等给他们上课，使大家进一步提高了革命认识，增强了革命意志。

　　1939年12月，联中训育员林保城（曾在我县的环山小学教过书）对董服官知根知底，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的上半年，董服官参加校宣传队到永强、瞿溪一带开展抗日口头和化装宣传。不久，温州遭日机轰炸，下半年温联中迁到郊区头陀寺上课。那个学期他被选为学生会学术股长，编辑校刊《突击》，定期出版。

　　1940年上半年，温州时局稍趋平静，学校迁回市区。董服官任毕业班级长，又被同学选为校学生会主席、温州市学联主席，肩负重任，昼夜工作，耽误了功课，致使暑假统考未能考取温州中学高中部。

　　1941年，日寇不断在沿海侵扰，温州二次沦陷，董服官的高中阶段先后换了三个学校，一是内迁义乌的上海君毅中学；二是在常山的省立临时中学三部；三是在福建沙县的温州中学高中部。求学期间，他不胜颠沛之苦。最后温高毕业后在沙县县中教了半年书，后回玉环任环山小学教员。

　　董服官在温联中毕业后，读高中时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三次找地下党单线联系人陈家其，都未联系上，直接写信到他家，也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从此，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虽然脱离了组织关系，但他仍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矢志不移。

　　1944年董服官在温联中教导处工作时，偶遇陈家其，在言谈中获知陈家其曾经被捕过，所幸没有出卖他。从此他远离陈家其，并辞去温联中工作，躲到父亲的朋友庄竞秋家中温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1945年秋，抗战胜利，董服官考取了杭州英士大学，在校时仍积极参加校内的学生运动。

　　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时，董服官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组织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当时国民党政府怕学生上南京，切断了铁路线，火车不通，学生化整为零，分批去南京，定时集合。董服官负责浙江学生代表团驻上海工作站，与同学黄岑（解放后任福建省电视台台长）联合发布新闻、阐明学生运动的愿望与要求。1948年他当选校学生会秘书，继续领导学生运动。

　　金华入伍 参加全省支队

　　1949年1月，董服官大学毕业，在金华与地下党接上关系，在金华县委特派员领导下完成了各项任务之后，4月通过地上交通站参加金（华）萧（山）支队第八大队，当一名普通战士，但未恢复组织关系。

　　5月下旬，上海解放。7月，董服官奉命进驻《上海青年报》社工作，不久调华东局新闻学院新闻讲习班学习。11月学习结束后，他要求到最艰苦的部队中去工作。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他随志愿军出国，赴朝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到朝鲜时正赶上东线第一次战役，之后还参加第五次战役和多次狙击战。他的主要任务是到前线采访最新消息，编辑出版战报，供领导和前线指战员阅读。他在枪林弹雨中采访，在敌机空袭中编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不少新闻工作者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他是幸免于难的一位。

　　朝鲜回国 立志从教

　　1952年，董服官随部队回国，工作落实在三野20军防空部队，进驻上海宁波一带。因父亲的历史错案，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在部队他只能做些训练、教育和宣传工作。但他并没有受此影响，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受表扬三次、立三等功两次。但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他的职位仍得不到升迁。

　　1958年4月，董服官要求转地方工作，立志从教。经部队一位老领导关怀，他被安排到杭州市高级中学任教，直至1986年离休，定居杭州。

　　董服官在杭高28个寒暑，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他教学成绩卓著，除了被评为高级教师外，在学术上的贡献尤为突出。在职期间，他笔耕不辍，先后撰写了“鲁迅研究”、“教育史”、“青运史”等方面的论文数十篇，分别发表在北京、天津、杭州等地的有关报刊杂志上，在颇具权威性的《鲁迅史料汇编》一书中，第二辑《鲁迅在杭州》这一章节便是由他执笔编写。该书为大型丛书，共五辑六本，由鲁迅研究专家薛绥之教授领衔主编，曾获国家级图书奖，影响广泛。

　　1986年离休之后，董服官仍不肯赋闲，陆续为中央财经出版社编写《世界工商经济名录》（台湾卷）机电类约40多万字；为教育出版社编审《中国少年百科全书》（中国近代史）部分，约10余万字；为省少儿出版社审阅修改6卷本《绘画本中国通史》（除宋史外）,还参与省党史研究室编辑《浙江浙一师风潮》；为市教委编写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社会历史部分）的修订工作。最后，还为杭州一中、杭州高级中学编辑出版75周年、80周年、85周年校庆纪念册等。他默默耕耘，无私奉献，青丝变白，虽苦犹荣。他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平凡之中见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董仲升先生的错案已平反纠错，恢复自己的党籍问题，也摆上董服官的日程。他向组织提出申诉，经组织查核,1992年7月，经杭州市委批复，董服官的党龄自1938年9月起连续计算，参加革命时间自1938年9月参加“民先”时算起。这迟到的佳音使他扬眉吐气，但此时他已离休。

　　求医不成 病逝西安

　　1998年，董服官被查出患有肝癌，且已扩散。他住入浙二医治疗一段时间后，因属晚期，遵医嘱回家保守治疗。其间他的家人到处寻求民间偏方，希望能从死神手中争夺他的生命。1999年他们偶然在报上得悉西安有一家专治肝癌的医院，已治愈不少肝癌晚期病人。他见了也心动，于是由女儿陪同去往西安。入住那家医院后，由于长途舟车劳顿，病情恶化，医生回天乏术，医药罔效。一周后他病殁西安，终年77岁。

　　董服伺——

　　教学仪器改革

　　成果丰硕

　　董服伺小董服官两岁，出生于我县城南陡门头。1937年小学毕业后，次年元旦奉父命与大哥一起去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学习。因个子特别瘦小，穿上军装，衣长过膝，排在队伍最后，末尾还有一人，身材高大，是副班长叶克明，也是玉环籍楚门人。校长粟裕见了，问他有多大，他说1924年出生，实龄还很小。粟裕与教育主任黄耕夫商量，先让他参加学习，待有便人，送他回原籍。

　　颠沛流离求学路

　　同年1月下旬，董服伺回乡后，父亲送他到雁荡宗文中学读初一。不久因咯血不止，他回乡治养，愈后在楚门任望学社补习，后又托人介绍到温州济时中学就读。温州沦陷时，董服伺随同学向西流浪。当时省教育厅在浙西南办了几所临时初中，招收从沦陷区出来的失学学生，让他们免费入学。董服伺到达常山，因玉环岛孤悬海外、时受日寇登岛侵扰，也属沦陷区，他进常山省办临时中学就读，敌犯浙赣路时，他又跋涉到浙西於潜，入浙西省临中三部。於潜沦陷后，他又到达福建沙县，入沙县中学就读。后温州中学迁到沙县，他又转入温中，最后他辗转到浙江云和县局村进修学校补习。直到1943年，时局稍趋平稳，他才与家中取得联系，经济上得到支援。后来他到温州高中二年级学习，这个学校教师水平高，学习风气好。当时他高一课程都尚未修好，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迎头赶上。那两个学期他特别勤奋，每个学期考试成绩都有上升，高中毕业时名列前茅，最后他终于顺利考上北洋工学院全公费生，攻读机电工程，直至解放前夕毕业。　　　　　　　

　　回想初中求学的三个年级，董服伺足足花了五年时间，读了七所学校，在逃难中学习，在学习中逃难，颠沛流离之苦难以名状。其间有两件事令他刻骨铭心：第一件事是他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第一次是1938年他在雁荡中学时，突然咯血不止，进入昏迷，人也奄奄一息。学校派两位玉环籍同学送他回家，到了家中父亲请中医潘俊土给他开了几贴中药后，病情奇迹般地转危为安了。一月后他回校复学，雁荡中学教导主任诧异地说：“我当你已不在人世，故已申报取消你的学籍，没有学籍不能复学。”他没能论理，只好回乡在任望学社补习。第二次是浙赣事变时，他从江西逃难到福建的路上，突然高热不退，昏迷不醒，命悬一线。还好他吉人天相，偶遇父亲的一个朋友，是省教育厅秘书，为他筹集了200元法币。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使他得以入院治疗，为时一月，第二次捡回了性命。

　　第二件事是在常山逃难到浙西的路上，董服伺邂逅了哥哥董服官，喜出望外，从此两人在动荡的生活中有了照应。

　　建设大潮显身手

　　解放以后，董服伺在故乡玉环中学（即今楚门中学）任教三年。那时国家正需要大量工业建设人才。他学的是机电工程，他觉得自己应该到工业建设岗位上去做贡献。1953年，他打报告给省教育厅，申述了自己的愿望，很快得到答复，要他马上到省教育厅报到。

　　到达杭州后，他被分配到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该局又马上把他分配到衢州黄坦口水力发电站的建筑工地。这是我省解放以来建设的第一个大型水力发电站。到工地之后，见到屹立在乌溪江畔浇捣坝体用的混凝土拌和楼，建筑工地热气腾腾，从教育工作岗位转到工业建设岗位的他内心非常激动。

　　除了先到拌和楼实习之外，他还在技校担任物理学、金属工艺学等课程。可是不到半年时间，因为坝址地质情况未勘探清楚，工程只好暂停，人员暂时调往他处。　

　　教育领域挑重担

　　1954年初，董服伺被调到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工作。该校是水电部的直属中专学校，为全国培养水电站建设人才。原先该校物理课由专业课教师兼任，因他教过物理，遂专门成立理化学科，由他负责该学科工作。当时主要工作是：1、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采用五级计分制；2、筹建物理化学实验室，因该校经费充足，在一两年内实验室规模相当可观，能做所有实验。1956年，他代表学校去北京参加水电部召开的全国电业先进生产者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8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感到无尚光荣。

　　1958年，杭州水力发电学校成为浙江电力专科学校，开始招收大专班。1960年，该校与浙江纺织专科学校、浙江大学的冶金系、土木系、地质系合并成立杭州工学院，由董服伺担任物理大组长，负责安排和调度各系的物理学教学工作。他以上海同济大学的物理课为榜样，开出了《64位定标器》、《超声波的应用》、《光测高温》等较新、较尖端的现代物理课程和实验。

　　杭州工学院成立不久，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工学院属冒进产物，予以停办。纺专改为浙江丝绸工学院，原浙大三个系，仍回归浙大，董服伺调浙大担任普通物理学的课程。

　　　　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主席刘少奇参观浙大后，提出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一条龙的意见，浙大把附近的杭一中改为浙大附中，办起了高中。当时师资力量较弱，浙大调教务科长、教学科长去任附中正副校长，还调一批教过中专的教师作为骨干力量。1962年，董服伺调入浙大附中工作，以前浙大附中升学率全省倒数第二，到1965年升学率上升为全省第二，同年9月7日《浙江日报》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此事。他所指导的全市中学生无线电制作比赛获第一名，全省自制教具评比也名列前茅。

　　1970年，为了贯彻中央教育方针，各校办起了工厂。因董服伺是学工的，浙大又调他负责筹建校办厂。当时省科技局（省科委前身）正在推广“射流技术”、“可控硅的应用”等新技术，他们在新技术组的资助下，负责制作调试可控硅触发电路用的便携式示波器，获得成功。在嘉兴电控厂会战现场，他们解决了简易示波器能观察可控硅触发电路的移相问题，得到用户的热烈欢迎，接了较多订单，被省电子局定为定点生产企业。

　　在校办厂期间，董服伺还设计了92—1型、92—2型低压电源，电子演示器12450-1型全晶体管示波器、325—2型教学示波器等，还把华罗庚优选法中的0.618法应用到调试325型的频向，提高了工作效率，得到华罗庚小组的表扬。

　　校办厂的任务是“聚财、育人”，所以勤工俭学的任务是首要的。董服伺先后接受对浙大、杭大、杭十一中，徐州、广东湛江、四川成都等中学物理实验员的讲课，1987年还担任杭州市业余工业大学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1976年后，他分管校办厂生产技术，先后设计了多种示波管测试台，后升任业务副厂长，所生产的教学示波器、学生示波器等数种产品都被教育部、省教委评为优质产品。1982年，该厂创下产值565万元、利润103万元，董服伺个人被评为1979、1982年两届省市劳动模范，1979年他被省科学大会评为先进个人，1984年又被评为省勤工俭学先进个人，同年还当选为省四届政协委员。

　　1984年，董服伺任职年龄已到，直至1988年办了退休手续，仍返聘继续工作，同年还兼任杭州市教学仪器研究所所长，带了两个新分配来大学生从事教学仪器开发工作。此后近4年时间，他们开发了十多个新产品，其中有8项纳入国家教委级研制计划，两个产品通过委级鉴定。第一年的4个产品，3年多来产值已达200多万元，在1992年国家教委第二届基础教学仪器优秀成果评选中，他为主研制的项目，有两项获一等奖和三等奖，一等奖产品曾远销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

　　1966年校党委准备发展董服伺入党，由于父亲的错案，他主动提出暂缓办理，逾至1980年父亲错案改正后他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82年，中共杭州市教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1985年董服伺受聘国家教委《教学仪器与实验》杂志第一届编委，1986年任《初中物理实验大全》编委，1987年任《高中物理实验大全》副主编，1990年任《教学仪器维修大全》副主编，撰稿数十万字，有的文章被选登在国家教委教学仪器研究所办的《物理仪器汇编》上。此外，他还为教育部及后来的教委拟订了JY7-78等五只部颁标准产品，有利教学仪器质量的提高。

　　董新篁——

　　啤酒专家

　　俯首桑梓

　　董新篁1934年4月5日也出生在我县城南陡门头。他曾就读于村办小学、环山小学和玉环县中（楚门中学）。1950年初中毕业时，他成绩名列全校第二，按当时规定，可保送中专。由于他热爱生命科学，被保送到温州高级农业学校。在校期间，他成绩名列前茅，因而先后被选为班主席、学生会秘书和学生会主席。

　　为人师表

　　中专毕业时，由于成绩突出，当时校方决定保送董新篁读大专深造。万万没料到，因父亲的冤案，他的政审关被卡住了，被分配到舟山农业局工作。他没有气馁、消极，相信自己的智慧，下决心要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来。1958年他在舟山六横搞了一个番薯丰产点，成绩出色，省农业厅在这个点上召开全省现场会，由他介绍丰产经验。当年他就被选为舟山普陀县人民代表，这是科技界惟一的代表，他感到很荣幸。随后舟山五中开办了两个农技生物班，县委指名要他去执教，他去了。在校期间，他待学生如亲人。学生们大多来自农村，家境贫困，缺吃少穿，他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粮票去帮助缺粮的学生。学生冬少棉衣夏缺帐，他就用自己不多的收入予以支援，和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些同学后来有了出息，在他花甲之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舟山，拜访他们的恩师，有的赠高档毛毯，有的赠羽绒被，他们说：“过去老师给我们以温暖，今天我们回敬老师一份温暖。我们相信，老师盖上这些被毯时，一定会想到我们这班学生。”此间师生真情可谓感人肺腑！此后，他又调到舟山农科所搞了数年科研工作，编写了两本科技小册子并发表了数篇小论文。

　　致力微生物科研

　　1973年，董新篁调到宁波师范学院工作，得院长苏滋录的赏识。他在校长身边长达四年之久，学完大学微生物专业全部课程，随后留校工作，并从事微生物科研工作，受益匪浅。他曾以CO60——γ射线处理的手法选育出食（药）用菌灵芝早熟高产菌株和“放线菌——14号”菌株，在全省各地推广，颇受好评。灵芝早熟高产菌株生长期短，个头大，质量好，活力强，当时湖南、江苏等省纷纷派人前来索种和“取经”，一时间使宁波师院微生物实验室天天门庭若市。当时宁波地区科委和教委还不定期举办全地区微生物技术训练班，邀董新篁主讲。对基层微生物单位和中学微生物老师进行培训都是由他主讲，把宁波地区微生物事业搞得轰轰烈烈。因而1976年他获宁波地区科技奖。1981年受宁波科协之托，参与组建宁波市微生物学会。学会建立后，他连任五届理事及副秘书长之职。1984年应宁波啤酒厂之邀，调入该厂工作。

　　调入啤酒厂的头两年，董新篁执教市轻工职业中学与啤酒厂联办的职业班。由于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而学生掌握知识很快。这段时间他指导学生写的和他自己写的共有四篇论文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这个班级后被评为市先进班，他本人也被评为市职教积极分子（职教教师中最高级别荣誉），这个学校还被评为市职教先进学校。《浙江日报》、浙江电视台、宁波电视台都对此作了报道。当时的市委书记还专程到实验室找董新篁交谈，使他深受鼓舞。

　　1986年董新篁正式调入啤酒厂任技术员，他首先筹建了厂实验室，然后又接受了培养啤酒酵母的任务。酵母是啤酒生产的关键，此前该厂是向外购买酵母来维持生产的，那时年年用种年年买，生产十分被动，他运用微生物学知识和实践经验解决了所遇到的一个又一个难题，终于保证了啤酒生产用上好菌种。

　　董新篁在啤酒厂自己培育出好菌种的消息不胫而走，《浙江日报》作了大篇幅的连续报道，记者还对他作了专访，《宁波日报》作了转载，当时的副市长孔宪旦专程来厂对他褒奖有加。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他培育出具有宁波特色的啤酒酵母菌种用于实际生产，成效显著。宁波市科委副主任顾应昌三顾该厂要他申报科技成果奖。由于厂长怕泄露技术秘密而未报，只在厂内给他奖励。过了好几年，厂长易人，这项科技成果终于得以申报。成果的题目是：《采取综合措施，用好啤酒酵母菌种》。这项成果已获得宁波市科委认可，而且请有关专家作了鉴定，青岛啤酒厂生产处长、高级工程师李璞君鉴定认为：该项成果为中小型啤酒厂的生产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值得推广；北京华尔森啤酒厂副厂长、高级工程师许智认为：该成果总结出比较完整的菌种选育、保存和应用技术，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浙江省微生物学学会理事长、研究员鲍行豪鉴定认为：该成果具有先进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鉴定专家们的一致好评，使这一成果又增添了一份异彩。实际上董新篁选育的啤酒酵母优良菌种和配套成龙的应用工艺在该厂生产中已运转了七个年头，所选育的啤酒菌种发酵度较高，还原双乙酰能力强、口味好，为酿造质啤酒创造了先决条件。

　　董新篁平时也很注意把技术上的得益写成论文，发表在各种微生物刊物上的已有20余篇，其中五篇登在全国性刊物上，其余均刊在省市一级刊物上，这些论文中《谈谈塑料袋代瓶生产食用菌》一文获宁波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另有《我国食用菌栽培史》等五篇获宁波市微生物学会和轻工学会优秀论文奖；《啤酒发酵过程双乙酰消长规律及控制措施》一文，在省首届啤酒学术讨论会上作交流，受到好评。他主讲的《怎样选育啤酒酵母菌种》被拍成电视录像教育片，另有10篇论文在省市微生物专业会议上作交流，也受到肯定。他撰写的《洋为中用啤酒酵母活化技术》在全国啤酒学术讨论会上作交流，博得中国啤酒协会齐志通会长的好评，并被《中国啤酒通》刊用。

　　1990年，德国啤酒专家威廉·阿伯特慕名来宁波啤酒厂考察，由董新篁专门陪同。阿伯特在该厂呆了一个月，两人愉快地合作共事，使董新篁学到了不少洋技术。

　　董新篁无私奉献，工作杰出，被省市微生物学会、啤酒学会、食品学会 、轻工学会、科技情报学会等八个学会吸收为会员、理事和理工委员，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评为工程师，他的人生跨入了巅峰。

　　服务家乡

　　1995年，董新篁年逾60，已到了退休年龄。许多单位用高薪聘用他，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选择了条件最差、待遇最低的玉环老家的洛克啤酒厂继续工作。在生他养他的家乡，他为洛克啤酒厂竭尽全力，付出了全部心血：首先是建立实验室，手把手培养科技人员，亲自培养啤酒酵母菌种，调整厂内工艺流程，短短三年工夫，啤酒质量大幅上升，原来该酒只集中在低消费层饮用，后来受到了各大酒家的欢迎。啤酒年产量从三万吨上升至五万吨，并打开温州市的销路，成为我县当时的纳税大户。洛克啤酒厂当时的发展壮大，董新篁功不可没，他的心血没有白费。

　　厂长对他十分器重，优待有加。整个啤酒厂的工资水平都很低，不能对董新篁独高，为了提高他的待遇，厂长又安排他夫人一份工作，以增加他的收入，他竭尽全力为之效命，以报知遇之恩。他在啤酒厂工作不分昼夜，熬红了眼、操碎了心，终于积劳成疾，不得不放下这边的工作，于2001年请假回宁波疗养。期间，因工作需要他又回玉环小住一段时间，解决了厂中的难题后他才又回宁波。

　　董新篁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不但精专于微生物研究，而且对绘画、书法、音乐都十分爱好。他的绘画作品曾获宁波市漫画三等奖，他曾创作过一首渔歌入选舟山“征文选集”，并在普陀电视台播出。他还擅长写散文，早年时有作品在家乡的《玉环报》上发表。他的生活很充实，也很乐观。

　　2002年董新篁被查出患有胰腺癌，于2003年11月病逝宁波，终年70岁。一代精英，从此消弥人间，但他的业绩，他那无私为家乡奉献的精神，却长留在玉环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