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道县地摊批发市场:记模范共产党员刘卓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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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模范共产党员刘卓人烈士
李云桥
刘卓人，原名刘兴礼、刘柏森。曾用名刘明、刘国华。辽宁省法库县人。刘卓人在北平读书时就积极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曾被捕入狱。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前后，刘卓人发表了大量文章，唤起民众，反对内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卓人回到东北，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辽吉英雄大会上，刘卓人被追认为模范共产党员。
（一）
到北平后，刘卓人考入东北中学，插班在初中二年级。这时刘卓人才感到心情舒畅。他决心奋发读书，走读书救国的道路。
刘卓人努力读书，并博览群书，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他都看。同时还涉猎了一些政治理论、哲学书籍。如《辩证唯物论入门》、《政治经济学大纲》等。这些书籍对刘卓人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在这期间，刘卓人接触了一些进步的文学作品。最初是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茅盾的《蚀》、《子夜》，巴金的《灭亡》还有苏联小说《铁流》、《毁灭》等等。这些书不仅使刘卓人在文学修养上得到很大提高，更主要的是在思想上有一个飞跃。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常常使他陷入深思。当他听到家乡人民觉醒起来开展抗日斗争时，心情再也平静不下去了。于是他经常和赵天野、于之、申东黎等几位同窗好友在一起议论，怎样才能把抗日复土的思想变成抗日救国的行动。这时侯的北平，环境已十分险恶，日本人在街上横冲直撞，随意绑架女学生，日本军队在郊区夜以继日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农民田舍被炸毁，居民不断遭伤亡。各大学当局纷纷南撤，东北中学也在准备搬家。刘卓人目睹了这些情景，悲愤和屈辱，不安和苦闷交织在一起，胸中的怒火在燃烧。他奋然拿起笔来写文章呼吁大家起来反抗。这期间他写的文章，多用“流血”笔名发表，故改名“刘雪”。 1935 年暑假期间，东北中学迁到河南的鸡公山。刘卓人压抑着心中的怒火也来到这里。他那忧国忧民，抗日复土的思想更浓重了。有一次出操，申东黎患病多日，身体虚弱，军事教官却蛮横无理，非让他跑步不可。刘卓人很气愤毅然站出来和教官讲理，痛斥他在同学面前凶如虎狼，在日本鬼子面前软似绵羊，被撵到这鸡公山上来耍威风。结果校方认为刘卓人太危险，就开除了他的学籍，并勒令立即离开学校。
（二）
刘卓人克服重重困难又回到北平，考入兢存补习学校。在这里他和于之、魏微、袁远等几个同学好友又碰到一起了。他们常常聚集一起，议论时局的发展，传看进步书刊。
1935 年末，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他们悲愤地喊出：“华北虽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抗日救国，成为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刘卓人积极参加了“一二 · 九”运动，并被推选为兢存补习学校的学生运动领导人。他组织同学罢课，参加游行示威，举办歌咏大会、救亡报告会，印发传单。不久刘卓人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时他感到了极大的欣慰，他把几年来压抑在心头的愤怒都喊出来，唱出来，讲出来，印成传单散发出去。
在斗争中，刘卓人亲眼看到不少爱国学生在反动派的刺刀下死去或被捕关进了牢房。这些血的事实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民族解放的重任靠请愿和示威是完不成的。怎样才能使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下去呢？刘卓人和广大爱国学生一样在焦虑着、思考着。
1936 年 2 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大逮捕，反动军警拿着黑名单到各校抓人。刘卓人也被反动军警抓走，投入到陆军监狱。
在狱中每天吃的是带砂子的窝窝头，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睡觉没有躺的地方，臭味熏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刘卓人仍然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带头唱救亡歌曲，歌声传遍牢房，鼓舞着难友们顽强地斗争。当同学们到狱中看望他时，他依然和平时一样，幽默地开着玩笑。
为了使狱中斗争更自觉，更有组织性，刘卓人在同学们的支持下，利用手纸编写出秘密刊物《牢中之花》，用来鼓舞同学们的斗志。但没出几期就被敌人发现了，没收了纸和笔。
刊物被敌人破坏了，刘卓人没有灰心。斗争的曲折使他更聪明了。他主动和看守人员拉家常，宣传爱国思想，做鼓动工作。看守被他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说服了，常常为他们提供方便。就这样新的刊物 《监曲》和《新生》又相继诞生了。这些刊物对大家在狱中的斗争影响很大，直到出狱时，还有人把它带出去，作为珍品保存起来。
经过地下党组织和学生联合会的多方营救，反动当局不得不把被捕的学生一批批宣布无罪释放。刘卓人是最后一批出狱的。出狱后他转入艺文中学。
在刘卓人最困难的时候，袁远总是给他以帮助和安慰。特别是在狱中，袁远常常去探监，给他送去衣物和食品。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出狱不久，刘卓人就与袁远结婚了。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在西山的北辛庄找了一间房子，他们的大女儿北辛就出生在这里。
正在这时，张学良的东北军为培养抗日骨干力量，以在北平招募新兵的名义，委托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北平地下党组织推荐一批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民先队员参加学兵队。刘卓人辞别娇妻幼子，毅然参加了学兵队。1936年8月，刘卓人首批离开北平，奔赴新的抗日战场。
（三）
来到西安，刘卓人因病还没参加学兵队的正式训练，就被介绍到 《西安文化周报》当校对，并兼《西京民报》社会版的编辑工作，这两份报都是东北军主办的。报社里当时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自从来到报社，刘卓人觉得，自己实现抱负发挥才能的机会到了。他努力工作，废寝忘食。他眼界开阔了，思想觉悟提高了。 1936 年 11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当时的西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 17 路军都不是蒋介右嫡系部队，深受歧视和排挤。使张学良不得不改弦更张，走联共抗日的道路。
这篇报道在当时曾引起强烈的反响。不久，“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敦促下得到了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六项条件。从此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
1937年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安文化周报》和《西京民报》也随之停刊。刘卓人随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转移到三源及云阳镇，任秘书职务。不久，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结束，组织决定刘卓人到西安的“东北兢存小学”开展工作。
（四）
东北兢存小学是爱国人士车向忱主办的东北流亡子弟学校。这所学校曾培养出大批抗日斗争人才。刘卓人在学校里的公开身份是五年级国文教员，兼全校的音乐课。同时还负责和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保持秘密联系。
来到兢存小学不久，刘卓人很快就使学校活跃起来。他在国文课堂上大胆宣传革命思想，深入浅出地给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还利用音乐课教学生们唱救亡歌曲。不久，《打回老家去》、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歌曲在学校里、社会上流行开了。西安市广播电台还特邀兢存小学的学生录制广播救亡歌曲。使“西安事变”后停止内战、坚决抗战的气氛更加浓重了。
1937年 7 月初，刘卓人兼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辑。他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到报社组稿写文章。当时的《西北文化日报》社有我党的特别支部，刘卓人在报社又任支部书记。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民族解放斗争，刘卓人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
正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刘卓人以《西北文化日报》副刊为阵地，开展了一场动员人民，唤醒群众的特殊战斗。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把副刊的名称改为“文化公园”，配合政治形势编发了一些评论、杂文、小说、诗歌、漫笔等，充分发挥了文艺的战斗性。
刘卓人不仅是《西北文化日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战斗的一员。《文化公园》每一期上他都亲自撰写《漫话》。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战斗的檄文，激励着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起战斗！
《保卫芦沟桥》是他这一个时期的代表作。这篇文章中，他除了对“七·七”事变的发生、发展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还用铁的事实加以论证，高度赞扬了二十九军的抗战，他强烈地呼吁：“……‘予打击者以打击’。四万万七千万的同胞在热烈忠诚的预备作战士们的后盾。中华民族的曙光已经出现在眼前了，让暴风雨更厉害一点吹打吧。”
刘卓人还针对当时形势的特点，以漫话的形式，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教育人民不要上当受骗。
在揭露敌人阴谋的同时，刘卓人也在不断鞭鞑着国民党的忍让政策和失败主义情调，如《‘吃耳光’‘陪笑脸’》和
刘卓人根据报载的日本一军官反对进攻华北而自杀的消息写了 《死谏》一文，他指出：“中华民族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是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日本人民大众）同样是受日本军阀的压迫剥削，所以在对日长期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人民将与日本人民一样的发挥他们的伟大的力量。”
他的这些文章，在唤醒民众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1937 年 8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警察突然包围了学校，以搜查枪支为名，逮捕了校长车向忱和刘卓人等五人。开始时把他们关押在公安局的侦缉队，一周后又把他们押解到西北行营，刘卓人被关在特务连连部。
经过党组织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多方营救，再加上“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新形势，迫使国民党反动派释放了一些“政治犯”。 9 月初，刘卓人被释放了。出狱后，因暴露了身份，组织决定让刘卓人辞去 《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辑的职务，仍任兢存小学教师。
（五）
1938 年 8 月，因在西安继续工作已不适宜，经组织同意，刘卓人由原《西北文化日报》的同事杨彬青介绍，赴西北军孙尉如的教导团任军事教官，实际上是秘书职务。
刘卓人仍然担负着党的地下工作任务。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他很快就同那些出身行伍的军官们打成一片，取得了官兵们的信任和好感。不久他就全面掌握了部队的情况，为我们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重要情报。
1940年初，刘卓人随部队调往河南偃师一带驻防，并负责和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联系。 1942 年 4 月，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被敌特破坏。党为了刘卓人的安全，决定让他撤离部队。
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刘卓人如同回到了久别的家乡，他大口大口地深呼吸着，觉得天空格外睛朗，空气格外新鲜。来到延安，刘卓人被分配在中央情报部工作，同时参加整风学习。不久，他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他领导了一个生产组，这个组无论是开荒种地还是上山砍柴都非常过硬。尤其是纺线，虽然是个细活，他也很快就摸出规律，纺出一等纱。他还带领同志们利用业余时间搞起小副业生产，为大家修补搪瓷缸子和盆。因此同志们送给他一个美名“响当当”。
1943 年，在延安进行了一场审查干部的“抢救运动”，刘卓人也受到审查。他把自己的家庭状况，学习情况以及参加革命以来的思想和经历，作了详细的总结和交待，以“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来对待组织的审查。党中央终于在 12 月间纠正了“抢救运动”扩大化的错误。刘卓人的问题也得到了甄别。
（六）
解放区的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度过了难关，并连续粉碎日伪军的几次大扫荡，消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 1945 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9 月初，刘卓人随延安派往东北的第一批干部大队出发了。
11 月初，干部大队到了沈阳。组织考虑到刘卓人身体不好，决定他留在上级机关搞宣传工作。刘卓人坚决要求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组织满足了他的要求，派他到法库县任公安局长，于之同志任县委书记。
到了法库县，刘卓人他们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组织建立了法库县的民主政权，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反奸反霸的斗争。
1946 年 2 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保卫解放区，各地展开了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运动。县委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考虑到干部回到家乡影响一定更大，便派刘卓人担任三区区长。这个区正是大孤家子村所在地。刘卓人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决心不负众望，带领贫苦农民建立了村农会。为顺利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他首先从自家作起，动员父亲带头实行减租减息，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生产很快蓬勃开展起来。
刚刚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又策划发动内战。被赶跑的国民党十六团和原县政府人员勾结辽北的土匪，乘我们政权还不巩固，人民武装还不健全之机，常常出来骚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刘卓人带领大家暂时撤出法库县。
紧接着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为了便于土改运动的开展，刘卓人主动要求离开三区，组织同意了他的要求，并调他回县委任组织部长。这时中央关于土改问题的“五四”指示下来了。县委召开会议，决定先派干部到各区去传达“五四”指示。
敌人撤离后，群众扒出烈士的遗体，刘卓人同志虽然已停止了呼吸，全身血肉模糊，但他双目怒瞪，手还在高高地举着。这壮烈的场面，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