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法42条:在有智慧的地方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以及行为经济学第六讲 以及转贴邹恒甫另一公开信-汪丁...

有一位冥顽不化的“搜狐网友”给我公开留言，透着是一位假装的或真实但愚蠢的民族主义者。所以，我将旧作（《IT经理世界》应当已发表）贴在下面，这一次，允许自由发言。反正，我知道批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要触犯很多愚蠢神经的。没什么了不起，我根本不打算说服那些无用神经元。至于宣传部门嘛，只要搜狐博客不怕，我是不会怕的。过去几天里，我和“悟宇”在这里的对话，具有典型意义。请各位打算批判我的立场的网友，在展开谩骂之前，先耐心读完“悟宇”的激烈发言，以及网友“phoebus”、“昔日珞珈人”、“一串7”等的发言，以及我的回答。

在有智慧的地方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汪丁丁 

      这标题是他说过的一句话，我很喜欢，喜欢它的丰富涵义，就用它做了标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克里希那穆提《最初和最终的自由》，于自强、吴毅译，史芳梅校，第147页，我读到了这句话：“仅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连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难及世界性的争斗，一起消失。”接着，在同一页，我读到了这句话：“当智慧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愚蠢的形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才会消失。”

      早期的哲学家和立法者，例如洛克和边沁，列举过人类的数十种主要情感，其中没有“民族主义”情感，虽然这种情感在中世纪晚期或近代初期就已经萌发。民族主义是在现代才变得强烈起来的，伴随着“上帝之死”和“民族国家”的崛起。为什么现代人会有民族主义情感？克里希那穆提的回答最为直截了当：“对那些觉得自我扩张是重要的人来说，与更大的东西认同，在心理上是一种必须”（中译本第146页）。因为你觉得渺小由此而觉得自卑，所以你自卑的灵魂要寻求与一个更大的“自我”结合，那就是民族和民族国家。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哈耶克反对“集体主义”，因为就他的经验而言，从未有过什么“集体智慧”，在有集体主义的地方，只有普遍的平庸。许多学者认为，哈耶克的经验与判断或许可从日本人在1960年代以后的“奇迹”得到修正，虽然我对这一点持着怀疑态度。因为即便在日本人的经验中，创造性的源泉也仍然来自个人。对人类头脑而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重要的思想和理念总是在单个头脑里形成的。对话与社会交往对思想和理念的形成极端重要，但它们仍是外在的，它们无法代替单个头脑里发生的创造性过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集体主义”？因为，我觉得，只要还有个人主义，就一定还有集体主义。在中文写作中，我不能认同任何一种“主义”。虽然，注意，在英文写作中，哈耶克鼓吹个人主义——他在一本重要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第一章，向我们解释什么是“真的个人主义”以及什么是“假的个人主义”。考虑到中文和英文在阅读和理解方面的重要差异，我不反对哈耶克鼓吹“individualism”就如同我不反对阿罗和布坎南提倡“方法论个人主义”一样。与英文不同，“主义”在中文里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个体性确实日益凸显，从最初发生的细胞群落，到植物（集体主义的原型），再到动物（个体主义的原型），最后到信仰更高级存在的个人。物竞天择，我们看到个体性越受到尊重，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就越可以成功繁衍，直到今天，个体性最受尊重的人类群体，已经覆盖了地球，开始向地球之外繁衍。与此同时，请注意，群体内的每一个体的智慧程度也变得越来越高级。这意味着，智慧程度与个体性受到压抑的程度之间呈现负相关性。

自由（freedom），最初的起源应当是另一个单词——“自性”（autonomy），源自希腊。自性意味着独立和自治，因此与“个体性”（individuality）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在拉丁语传统内，自由就是个体性的解放，从受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惟其如此，“自由”才从“autonomy”转化为语词“freedom”——解除奴隶契约，使其成为“自由人”。

自由了的个人，可以有更高的智慧。以上是西方人根据他们自身的经验能够告诉我们东方人的看法，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看法。在我们东方人的经验中，事情总要被弄得更微妙也更复杂一些。例如，我们对集体主义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情，这种复杂的心情让我们既不希望抛弃它也不希望鼓吹它。又例如，我们对个人主义持有类似的复杂心情。总之，我们被我们所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带来的各种力量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如何是好。每当这种情形发生时，我们总要借助于传统智慧，寻求中庸之道。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什么是中庸之道呢？这问题在西方人看来很愚蠢，因为，在他们的演化经验中，怎么会有人要寻求“智慧”与“愚蠢”之间的中庸之道呢？亚里士多德会嘲笑说：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

克里希那穆提是印度思想家，用英文向西方人布道，深得诸如赫胥黎爵士这类西方思想家的推崇。印度文化与我们中国文化之间，有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亲缘关系”，于是一位如此受尊重的印度思想家的布道很难被任何一位中国人说成是完全来自西方文化的，虽然，我们也明白，印度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古代伊兰人占领恒河流域之后）仍属于“两河文明”，与另外两大古代文明分享同一起源。关于这一看法，我存有一丝丝怀疑，因为我喜欢想象，我希望将来考古学家能够发现，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之间的交往，曾经密切到不可忽略的程度。

不论如何，假如我对西方人的演化经验表示了怀疑的话，那么我更愿意相信克里希那穆提的经验。而他的经验之一，如开篇所引，就是他相信凡智慧程度足够高级的地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不复存在。这一看法的等价表述是：当群体内的个体平均而言足够愚蠢时，就涌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

斯密和康德，先后表达过“世界公民”的理念。这一理念最初来自斯多亚学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它是“基督教的舅舅”，以它自身的传承，它影响了斯密，以“舅舅”的身份，它影响了康德。

邹恒甫：我必须说话以捍卫中国普通大学教师的尊严、权利和自由：

常崎，你要我走？Gary(徐信忠),你要我走？善利，你要我走？正飞，你要我走？厉老师，你要我走？王其文老师，你要我走？李久兰老师, 你要我走？说的大声点，说清楚点。维迎,是你要我开路! 我真在光华呆时, 你后来是多么地不爽啊! 我不想说出你低水平的苦衷.

1998年年底, 你们把我请来, 不就保证了主要是让我牵头办一个数理经济学的研究生班吗?　我办得多风光！维迎你表扬我到天上去了啊．我从不满足我的舞台：我在光华想做事啊，你们是两边都给我设置障碍啊，从不让我把硕士生扩大到三十人．现在还只是可怜的十五人．我只好到昌平去当本科一年级班主任，而要管教学的副院长朱善利帮我开车．而你们有谁愿意干我最愿意干的事？善利，我委曲你了：让你开了许多次车啊．后来，你们连本科生的班主任也不让我当啊: 说我把所有课都用英文原版教材讲,上得太深,砸了好多老师的饭碗......

为什么要谈钱啊？１９９８年我到北大的第一个月，维迎只给了我三千元人民币．我是非常感激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从来都是到处讨钱或用自己的钱在武汉大学办学（１９９２－１９９９）：你们有谁做到了？怪哉：　真正出了一个活雷锋!

王亚飞, 你有什么权利赶我走？你还代表光华在外面搞答记者问！你甚至不是光华正式的教师，好不害臊！你从1999年起就在破坏厉老师的院长职位. 你在饭桌上叫我和涂平学会搞政治，帮维迎搞到正院长职位。我会听你的？涂平都不听你说! 涂平说, 绝对不钻当院长这一狗洞! 我坚决同意!你算什么？曹远征在1999年就警告过你:不要跟人品有问题的人搞在一起. 到现在我都感到奇怪：为什么维迎一定要当正院长？活活地把光华折腾成两大派系．悲剧啊．１９９８年，我们两个人讲好了：我管宏观经济学，你管微观经济学．是你维迎活得忘了自己是什么了，是你维迎不想干培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人才的苦差事啊．而我从１９８７年到现在二十年是从来没有变！我只好把自己的精力多放点到武汉大学的ＩＡＳ．当然，我还把时间尽量地挤出来免费地为中山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石河子大学帮忙！我难道还对不起中国人民?

我为什么不能免费地为中山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石河子大学帮忙？你们到处当独立董事, 到全中国搞收费惊人的巡回讲座. 而从2001年起,世界银行要我每年必须到中国教书两到三个月,不发工资并不提级. 这里的苦衷你们也知道: 世界银行也怪我成天到中国办学不给世界银行多干非洲国家的事! 我的工资和福利至少减掉(税后)八万美元. 我去年夏天一次讲座也没有在社会上作过, 而我前年一年仅仅在北京给青岛的中层干部作了唯一一次报告. 他们给我两千人民币, 我都给他们买了阅读资料. 他们非常奇怪地问我, 为什么光华的其他老师收那么高的讲课费. 我说他们还没有脱贫. 由于许多人通过我打听他们的收费标准,我才知道张维迎一次讲座收费有时是税前五万元人民币. 我到苏州大学免费作报告, 他们怎么也不相信, 一定要给我上万元的人民币, 我是坚决不要. 他们说, 光华的周春生给我们讲课, 一小时一万人民币. 我吓了一跳: 我马上打手机给春生, 要他和张维迎讲良心. 我们都是农家子弟, 怎么能如此地剥削中国人民. 我在世界银行是扶贫的,我已干了十八,九年了. 我们世界银行给Nobel奖的大经济学家的(三小时)讲课费也只有三千美元! 这维迎和春生的道德和良心在哪儿呀?

我对所有中国的学生是最好的了. 不跟我学的学生在美国申请博士奖学金, 我是最帮忙的: 如今年北大的沈吉(复旦本科)到耶鲁, 清华的杨明(南京大学本科) 到普林斯顿, 复旦的张爽到康乃尔, 我都是从世界银行打电话给许多学校外国的教授（中国籍的教授好说服）, 高度地表扬他们的成绩.我武汉大学的学生, 许多人不争气去投行, 我现在这几年都让他们去比较差的学校了.

最为重要的是: 我在北京大学呆的时间比许多光华流动教授们多多了!

你们许多正教授在光华呆的时间还不如我多(助教授和副教授不可能到处跑, 因为他们没有tenure). 不信, 请您问光华的前副院长朱善利和现任副院长武常歧. 你们还开后门搞学位班, 拉政府官员当兼职教授打钱……这些我是不好意思说多了. 请派一人去海淀税务局查一下便一目了然了.

在美国, 学院的院长能这样折腾他们手下的教授吗?! 美国的学院院长是服务员！在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里, Nobel经济学奖得主 Michael Spence 对我, 梁小民, 何帆和全中国人民说过了:他当院长时，他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的服务员．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在哈佛念博士时（１９８３年开始），他先是我的年轻的系主任，然后是我的年轻的院长．有一天下雨，他把雨伞给了当时才二十一岁的我,而他自己淋雨．后来有一次，他当院长后，在路上看见我穿的衣服太少，他在第一时刻便把他的西服扔到我身上．这也是他的风格：每次上课时，他都把西服扔在（不是放在）地毯上．你们这些院长大人连包都要别人拿! 维迎, 你还记得在中山大学的话吗:恒甫是绝对不给人拿包的．请问，有那一位Nobel经济学纪念奖获得者在中国要别人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