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天传奇之混沌传承:纪坡民在“抗美援朝”6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纪坡民在“抗美援朝”6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0年10月25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坡民（纪登奎儿子）

抗美援朝，是我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思考的问题。这些年来，关于这场战争的书出得不少了。我看过的，中国的，有军科院的大部头，有学术著作，还有各种回忆录，外国的，有美国人写的，有日本人写的，一共大概有十几本吧。我还见过南韩写的，可没有看。我感觉写得比较好的有两本：一本，是徐焰的《第一次较量》，他写抗美援朝的书有两本，这是前一本；另一本，是一个美国人写的，还是早些时候内部出版，主要内容是美国方面决策层的情况，史料很丰富，是权威史学著作。来前稍有一些准备，让我先发言，我就讲几点意见吧。对抗美援朝战争概况的简要评介

朝鲜战争爆发，是1950年6月25日。前四个月，是北朝鲜在打，先是和南朝鲜打，美国很快参战，又和美国打。前两个多月，北朝鲜打得不错，一直攻到釜山外围，朝鲜全境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没解决了。9月15日，麦克阿瑟策划的“仁川登陆”成功，形势急转直下，北朝鲜军队被拦腰截断，转胜为败，向北溃逃，美军大举反攻，越过三八线后，直指鸭绿江。——“仁川登陆”，这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的绝招，不过也是他唯一的绝招，随后则是瞎指挥引起的一连串失误，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的书里介绍的情况。若不是麦克阿瑟的瞎指挥，我军在入朝之前，美军大部队就进抵鸭绿江，重兵沿江列阵，那样的话，对我军来说，麻烦就大了，会变得很难应付。

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正式宣布的时间，是1950月10月25日，也就是六十年前的今天；实际上，志愿军10月19日就入朝了。到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共两年九个月。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美援朝”。

中国参战后的“抗美援朝”，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是“运动战阶段”，基本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的打法，大步进退，运动歼敌，就是所谓“五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是遭遇战，双方不期而遇，我军胜了，不过是小胜。

第二次战役，是我军的典型打法，驾轻就熟，又精心部署，佯为示弱后撤，却大胆向前穿插，然后东西两线大举反攻；美军措手不及，怆惶应战，狼狈后撤，第十师险些被全歼，第八军差点被包了饺子。此役我军大胜，一仗下来，歼敌数万，解放了平壤，推进到三八线。整个抗美援朝，这是打得最漂亮的一仗。美方后来说，就在这一个星期里，中国确立了作为世界军事强国的地位。

第三次战役，美军惊魂未定，继续溃逃，我军再接再厉，乘胜进攻，解放了汉城，战线推进至三七线，这是抗美援朝期间，我军向南推进的最远处。不过从军事上说，这一仗胜得有点勉强，歼敌也不多。我军的战役企图，主要是政治性的：三八线，既然美军打过来了，我军就必须打过去。我方能够取强，还因为美方的判断错误，他们吓坏了，一个劲儿往后逃跑。

第四次战役前，我军连续作战，极度疲劳，后勤距离拉长，粮弹补给不足；而美军摸清了我军弱点，粮弹均靠单兵携带，只能发动“星期攻势”，而且美方统帅又换了个厉害的角色，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撤职，换上了李奇微。战役发起后，我方进攻，小有斩获；不久，李奇微强令美军全力反攻，我军火力太弱，力不能支，边打边退，汉城得而复失，到了三八线附近，战线稳定下来。因此，这次战役，我军是先胜后败。主要原因是，我军连战连胜，轻敌了，想把美军赶下海，不切实际。此役的汉江保卫战，我军打得十分艰苦，但非常顽强，美军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中国军队强劲的战斗力。

前四次战役，基本是连续打的。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以后，我军休整补充，过了几个月，又发动了第五次战役。当时，有情报显示美军有重演“仁川登陆”的迹象，我军东西海岸防御部署尚未完成，担心后方供应线被切断，这次战役提前发动，想打乱美军部署，因而准备不够充分。战役发动后，开始，我军向前推进，然后，美军大举反攻，结果，战线又回到三八线稳定下来。此役，我军先进后退，算是平局。这次战役，我军兵力占优势，70万对34万，超敌一倍；但是，美军的火力优势，远非我军所可匹敌，所以未能获胜。

西方国家的舆论时常单凭主观臆测，就渲染中国在朝鲜完全靠“人海战术”，有些中国人也这样认为。其实，只有第五次战役，可以说是这样。而前四次战役，第一线兵力，我军比敌军的兵员还要少一些。实际上，我军的战斗力，主要源于勇敢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不是单纯依赖人多。美军的优势，则是强大的火力和快速机动能力，至于背后有现代工业雄厚实力的支持，那时的中国可以说百不及一。

打仗要“知已知彼”，这道理谁都知道，可朝鲜战争时，中美两军遇到的，却是相互非常陌生的对手。应当说，在了解和认识对手并转变应对之计方面，美方比中方更早些，美方是第三次战役后，中方则是第五次战役后。这不是因为美方的统帅更优秀，而是随军记者对美军败绩的狼狈像大肆渲染，搞得国内舆论大哗，统帅机关深受刺激，因此思维模式转变比较迅速。这是美国军队或者说美国这个国家的特点。革命时代的中国，手中没有多少物质手段，“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靠的完全是一股“精、气、神”，这就要求“我们万众一心”，七嘴八舌的，怕忧乱军心，因此不可能采取美国人那种办法。第二个阶段，从1951年6月到1953年7月，是“阵地战阶段”，双方已经开始谈判，不过，也是边谈边打，在三八线附近，反复冲杀，略有进退，战线基本稳定，有两年时间。

在第一年，从1951年夏秋到1952年夏秋，美方居主动、处攻势，依靠海陆空立体战力，用强大火力猛烈进攻，用优势空军的“铰杀战”企图斩断我军后勤供应线；但是，我军顶住了美军的进攻，上甘岭之役，打得最为出色。

到第二年，从1952年夏秋到1953年7月停战，我方武器装备提高，后勒保证改善，完全适应了美方的打法，越打越主动，优势转向我方，在停战前一个月，胜利完成“金城战役”。到朝鲜战争结束时，我军略占上风。

有趣的是，在这个“阵地战阶段”，我军的打法，基本上是红军时代那个洋顾问李德指挥“第五反围剿”的打法：——“阵地战”加“短促实击”。看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一种情况下错误的打法，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正确的。打仗，没有什么固定之法，是最“实事求是”的事，我们的军队，传统非常优秀，作战思想灵活得很。

朝鲜战争，从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打了三年多一点，从三八线开始，基本在三八线结束，是个平局。但是，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从鸭绿江开始，打到三八线结束；因此，就抗美援朝而言，中国是胜方。

停战时的战线，就是如今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与战前的三八线相比，略有出入：在东线，南方多占了一块，在西线，北方多占了一块；论面积，南方稍多一点，不过，南方在东线所占的，都是山区，穷地方，而北方在西线所占的是平原，人口稠密，经济富裕。所以，北朝鲜不算吃亏。

抗美援朝时，中美双方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比美伊在“海湾战争”时的对比之悬殊，还要大得多。我们不仅没有海空军、没有机械化陆军和现代通讯，而且因为没有国防工业，连武器的“制式化”都没有实现。徐焰的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相当典型：志愿军入朝前，因为武器都是缴获来的“万国牌”，枪枝的口径不一致，因此要在鸭绿江边停一天，调换武器，一个师的三个团，把美式武器集中到一个团，日本三八大盖集中到一个团，国产的汉阳造集中到一个团，便于战场上供应弹药。所以，抗美援朝的胜利，完全是个奇迹。

我看过美方的战史资料对中国军队的评价：一，他们在朝鲜遇到的，“是世界第一流的军队”，二，“这还是一支文明的军队”。就是说，新的中国军队，不仅英勇善战、意志顽强、指挥高超，战斗力异常强劲；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善待俘虏，还是遵循国际有关公约的典范。

关于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的后果，对参战各方尤其是对我们国家的利弊得失，如今人们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应当说，后人完全可以也应当进行分析评价。不过，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也许该专门写本书。

在这里，我只想谈这么两件事：

有一件事，中国政府干得很漂亮，对战争罪犯的教育改造，有国民党的战犯，也有日本战犯，最有名的例子，是把一位当过汉奸傀儡皇帝的溥仪改造成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不少日本战犯刑满归国后，还成为中日友好人士。

不过，据徐焰的书中说，开始的时候，日本战犯普遍拒绝改造，而且态度相当傲慢，主要是不服气。在他们看来，二次大战，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日本是败在美国和苏联手下，并不是被中国打败的。冈村宁茨的回忆录就说，直到战争结束，日军在中国还是“百战百胜之军”。

日本人确实骄狂，可近代的中国军队，也实在不像样子。比如，日本曾两次攻打旅顺口要塞，第一次是1895年中日战争，第二次是1905年日俄战争，两次都是日本取胜；可是，俄军防守那一次，战况极其惨烈，日军阵亡了数万之多，而前一次中方守卫时，日军攻克要塞，只阵亡了38人。那时的中国军队如此不经打，也难怪人家有那样的印象。

日本战犯态度开始转变、逐渐认罪伏法、并有认真的反省，是抗美援朝。不过刚开战时，他们还在观望，是在得知中国军队打了胜仗之后，态度才真正产生变化。这说明，教育改造固然重要，可如果你不能表现出力量，而只靠道德感化，也难以奏效。

另一件，是朝鲜战争一、二十年以后，在越南战争时的事。

抗美援朝前夕，1950年10月2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因为中国和英美没有外交关系，托他通过英国给美国捎话：美军不能过三八线。否则，中国要管。这两句话很重要，如果稍作点解读，它实际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美军不过三八线，而只是南朝鲜军队进至三八线以北，中国还可以不出兵。大家知道，当时的形势，北朝鲜军队实际上已经瓦解，南方有美军守护而无后顾之忧，让南朝鲜军队全力打过三八线，北朝鲜的全部陷落，估计也只是多费点周章、多花点时间吧。这样的结局，对中国显然还是很不利，可美国人如果算盘打得精一点，就会知道他们的目标基本可以达到；自然，最倒霉的就是金日成了。可即便如此，如果美国人态度稍为节制一点，中国仍然准备接受。

懂点国际政治的人都知道，“二战”以后，三八线，附属于“雅尔塔体制”，是它的一部份。因此，中国向美国传达的信息，实际上是告诉他们：虽然“雅尔塔体制”是美苏搞的，在也未必那么“正义”，中国当时并不想在世界上挑战“雅尔塔体制”。可以说，中国这个态度，对美国相当有利，完全可以接受。可是，美国人太傲慢、也太粗心，他们的眼里那里看得起中国人，对潘尼迦捎的话，根本不当回事儿。结果，就是后来发生的众所周知的历史。

到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越南战争急剧升级，美军在越南大举增兵，并轰炸北越。中国的态度，一方面，公开表示坚决“援越抗美”，另一方面，为避免战火烧到中国来，也私下给美国捎信：美国空军轰炸北越，不能越过中越边境；美国陆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越过十七度线。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这一回美国人学乖了，再也不敢不把中国人的话不当回事了。在那之后，越南战争又打了十来年，美国人搞得焦头烂额，还能不一肚子恼火！可是，一直到美军狼狈撤出越南，他们支持的南越政权也彻底垮台了，美国对中国私下传话告诉他们的底线，虽然很不情愿，却甘愿“自缚手脚”，始终信守着：美国空军轰炸北越，从来没有越过中越边境，虽然中国对越南的大量援助照样进行，中国境内始终没有落下美机的炸弹；

美国陆军在南越的军事行动，尽管明知北越是后方基地、而且全力向南方渗透，也相当“自律”，一直限制在十七度线以南。

据说中国这个词，英文的字意是“瓷器”。不知这是否让西方人认为，中国的饮食器具，就都是瓷的。不过，在朝鲜战场上试了试以后，美国知道了，起码中国人的锅，也是铁家伙。如今关于抗美援朝的一些议论

关于抗美援朝，如今议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出兵的决策，是党中央的“集体决策”？还是毛泽东的“个人决策”？有些人的观点认为，抗美援朝，是毛泽东的个人决策，是他解放以后“违背民主集中制”实行“独裁专断”的开端，因此“抗美援朝”的决策是错误的，并由此导致建国后的一系列错误。抗美援朝是“个人决策”还是“集体决策”？让我说，既是“集体决策”，也是“个人决策”。中国关于抗美援朝的最后决定，不仅是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而且中国政府和各民主党派，也都发表声明赞成，因此，从程序上说，是“集体决策”。当然，在决策过程中，有争论，也有不同意见，如今有些人的回忆录，提到关于这些不同意见的另星信息，引起人们的兴趣。不过，中央决策核心的三次最重要的会议，一次书记处会议，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记录的档案材料尚未开放。所以，关于最高决策的详尽情况，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最后决策层的情况，从如今披露的信息来看，当年的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开始都不赞成出兵，明确赞成出兵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彭德怀。不过，我听军队一位朋友说，彭德怀赞成出兵，有点另外的缘由。

事情是这样的：1950年初，毛泽东在苏联访问，谈判出现僵持局面，可他也没闲着，又在操心国内的事。国际上关于西藏的动向，引起他的警觉，须迅速决策，他打电报给彭德怀，要求一野从西北尽快进军西藏。可彭德怀回电，却讲了一大堆困难，气候、道路、装备、准备不足等，总之是不行。毛泽东担心日久生变，迟疑拖延不得，遂打电报给刘、邓，要求二野从西南进军西藏。刘、邓一点价钱也没讲，痛快地答应了，随后的事大家都知道，进军西藏的，是二野的部队，张国华的十八军。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要进西藏，铁路、公路、航空都没有，确实非常困难。不过，对西藏地理形势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历史上的进藏路线，首选青藏线，还有人说是新藏线，这都在彭德怀一野的地盘；而西南的川藏线，地形是高山和深沟相间，历来是最难走的。刘、邓的部队胜利完成进藏任务，彭德怀自然脸上无光，而且会觉得，这一回，他欠了主席一笔情。

毛泽东要出兵，总得有人挂帅，和美国打仗，不可轻敌，自然要挑选他麾下最优秀的将领。可是，他的爱将林彪拒绝了，可能是怕砸了“常胜将军”的招牌，身体也确实有病；另一位战将粟裕，脑部战伤发作，也病倒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正在为难之际，彭大将军挺身而出，正好还了前面欠主席那笔人情。我听来的这段缘由，准头不准头，大家也姑枉听之吧。

总之，抗美援朝，中国出兵，从程序上说，做到了“集体决策”；不过，从实质上讲，应当说是毛泽东的“个人决策”。对这件事，我们可以这样想：假如当时的中央，没有毛泽东这个人，比如在解放战争后期牺牲了，那么，到抗美援朝时，很大的可能性，中国出兵的决策是做不出来的。

关于抗美援朝，如今议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年中国应该不应该出兵？抗美援朝已经过去60年了，如今又在争论这样的问题，这很有趣。因为，我想，当年中国出兵之前，在党中央会议上讨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是，如今的讨论，只是“马后炮”，大概有人觉得，能当个“事后诸葛亮”，也是一件心理感觉很不错的事情吧。当然，我不是说今天不应该讨论这样的问题。不过，虽然档案尚未开放，可我想，不赞成出兵的理由，比如，中国战乱百年，应当休养生息，中美双方实力悬殊，打不胜怎么办？等等，当年的中央领导人，智力水平并不低，不会想不到这些情况。

至于有人说，抗美援朝影响了解放台湾，我看，在当年中央会议上，即使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人，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发动进攻，两天后的 6月27日，美国就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凭我军当年的装备，这使解放台湾成为不可能了；实际上，毛主席撤销解放台湾的命令已经下达了。这些情况，已经是三个多月以前的事了，参加中央会议的领导人，如果连这都不知道，还坐在那里开什么会呢？如今认为抗美援朝影响解放台湾的人，他们对朝鲜战争相关背景了解的信息，比当年的中央领导人晚了六十年、还要加上三个多月。

关于抗美援朝，如今的争论，真正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当年中国出兵，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对抗美援朝的是非得失，这是一个我们事后如何评判的问题。这无疑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过，我们都知道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因此，对中国出兵正确与否的评判，主要不是看它是“个人决策”还是“集体决策”、也不是纠缠毛泽东是否“违犯民主集中制”或者“凌驾党中央之上”一类问题，因为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当然，“抗美援朝”的“实践”，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出兵正确与否，实际上是对抗美援朝以后的历史进行分析、研究和评判；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回顾往事，实事求是，资治通鉴，从历史中吸取智慧，不仅应当，也是有益的。

对中国出兵的是非得失，有些评判很好玩儿。比如说：抗美援朝扬国威军威，巩固了中苏友好同盟关系，这是正确的，而影响国内经济建设，造成中美对抗，则是错误的，等等。这些人大概是学会计的，像会计科目的“收益”和“借贷”栏一样，拉了一个是非得失的清单。当然，现代社会崇尚“民主”，当会计的人，也完全有权评论国家大事，包括朝鲜战争。不过，这种评判是非的方法，就好比说：吃饭喝水是正确的，拉屎撒尿是错误的，起床上班是正确的，晚上睡觉是错误的，好玩吧。实际上，这打仗的事，即使胜仗，也是“毙敌三千，自损八百”，利弊得失，要综合权衡，决策正确与否，不是这么个说法。

对这些意见，有也有人提出反驳说：抗美援朝，国内经济恢复没有受影响。这其实也不符合实际，抗美援朝，军费花了六十多亿，这笔钱如果用来投资建设，经济发展的情况肯定要好得多，怎么能说没有影响呢？

还有，关于抗美援朝敌我双方“毙、伤、俘、失踪”的数字，说我方比美方要少。我不相信这种说法。美军有海空优势，陆军火力也强得多，我方的伤亡多一些，这是合理的，并不丢人。有些文章在“阵亡”、“伤亡”、“作战减员”、“伤亡损失”这些词汇上，用不同口径，搞文字游戏，这不科学，也不严肃。

我不懂多少军事，不过我觉得，徐焰书中介绍的情况比较可信：我军阵亡34万，伤与亡的比例，一般为3︰1，也依战地救护水平有所不同，这方面我军不如美军。所以，我军伤亡总数约在百万左右。

我想，我们如今谈抗美援朝，是在研究历史，而不是像当年搞战前动员一样，主要考虑鼓舞士气。作为研究历史的观念和方法，要尊重事实、讲究科学。“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这些话，不能只挂在嘴上。

况且，抗美援朝的历史，涉及参战的各方，后来也不只是我们一家在研究。当年我们在战场上的仗打得那么漂亮，现在只是研究这段历史，如果讲得太不靠谱儿，会让人家笑话的。

“夹击中的奋斗”—— 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时的困难决策

对抗美援朝的决策，如今持肯定态度的，列举了这么几个方面的理由：

朝鲜是我们的近邻，两国历史关系悠久深厚，也是历史上外敌入侵中国的通道，北朝鲜政府已经正式向中国请求出兵援朝，我们不能拒绝。

美国在国共内战时支持国民党反共，在“麦卡锡主义”的浪潮中敌视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又进驻台湾海峡，干涉我国内政，阻碍解放台湾。

“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如果不出兵援朝，让美军推进到鸭绿江，直接威胁我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基地，即使美军不大举进攻中国，但中美两方在鸭绿江两岸严峻对峙，我们国家也不能安心进行经济建设。

我国已经托印度大使捎信，为避免中美直接冲突，希望美国稍加节制。但美国人骄狂傲慢、一意孤行，根本不把中国政府的态度当会事儿。

我认为，这些理由都是对的。不过，这都是关于美国方面的因素。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还有一些因素，也许更重要，就是对苏联方面的考虑。

我国对外开放以后，关于朝鲜战争的信息，比过去多得多了，尤其是苏联档案解禁以后，我们也搞回来一批，国际方面的情况，如今很明确了：

1950年6月25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是北朝鲜；对这一点，以前我们不便说，主要是为了在外交上照顾北朝鲜的立场。这盟友之间的事情，也麻烦得很。

不过，美国在很长时间里，认为朝鲜战争是中苏合谋，要搞什么“共产主义扩张”，判断也是错误的。造成判断错误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在“麦卡锡主义”的狂潮中，把当年曾和中共领袖密切交往、有真知灼见的“中国问题专家”如谢伟思等，当作“共党间谍”整肃了，直到尼克松访华后，才“平反昭雪”。所以，对中共领袖的意图，纯属主观臆断，拍脑袋，盲目决策。

真实的历史情况，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金日成两方背着中国秘密策划的，直到开战前才告诉毛泽东。在朝鲜方面，金日成要实现民族统一，即便使用武力，那是人家的内政，别人也不好说什么，无可厚非。不过，如果没有苏联支持，北朝鲜光靠自已的力量，金日成即使想打，也不现实。所以，朝鲜战争的决策，主导方是苏联，是斯大林的决定。

至于中国，不仅没有参加合谋，而且毛泽东很不希望发生这场战争。那时候，中国自已的仗还没有打完，毛泽东关心的是解放台湾。对苏朝合谋的事，也许有所觉察，但毛泽东的想法是：先解决台湾，立足于自已，也希望得到苏方援助；待台湾解决后，苏朝方还要在朝鲜打的话，中方腾出手了，也可以提供援助。可是，主导权掌握在斯大林手里，他一手托两家，军事援助给谁，取决于他的决定；而他的决定，同毛泽东的愿望截然相反，拒绝帮助中国解放台湾，却全力援助北朝鲜发动统一战争。

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刚执政，就碰上这么一件意料之外的事。这国家之间的事，真是冷酷无情，斯大林毫无信义，而且居心叵测。中苏之间刚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还是“盟友”呢，可墨迹末干，他就和金日成密谋策划了一场战争，却背着毛泽东，把中国这个“盟友”给出卖了。《剑桥中国史》说，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对中国的一个阴谋。我赞成这种看法。

作为分析问题的逻辑，我们要弄清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动因，就要先弄清朝鲜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为此，就要弄清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

那么，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这个阴谋，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已经有人查阅了苏联当年的历史档案，查证斯大林的电报、文件、谈话等；应当说，研究历史，首重史料，这很必要，也很重要。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执掌大权的政治领袖，主要是实践者，是做事的，而不是著书立说的，也不是只卖嘴皮子的，有些事情，尤其是重要的决策，他们有的时候也许是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朝鲜战争的决策，已经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因此，我们从朝鲜战争之后事态发展的轨迹中，来了解斯大林当年的想法，弄清他的战略思想和决策动因，不仅是可取的，也许还更可靠些。

朝鲜战争的大背景，自然是冷战。二战结束不久，美苏就由战时盟友反目成仇了。冷战的形成，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美苏都有责任；不过，“干涉希腊内战”、“富尔顿讲演”、“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这一系列事件，美方似乎更主动一些。美国频频得手，苏联不甘示弱，可是，“柏林危机”一出手，斯大林对杜鲁门的决心估计不足，而且美国的实力之雄厚，竟然用飞机给西柏林运煤炭，也实在出乎意料。僵持了一年，以苏方退让告终。此前不久，还发生南斯拉夫叛离“情报局”的事。这些事，让斯大林很是灰头土脸。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东西方阵营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倾斜，苏联的日子好过得多了，斯大林又开始打主意：“西方不亮东方亮”，也许在东方搞点名堂，能在“冷战”中扳回一局；同时，“祸水东引”，对苏联以及“华约”国家的小兄弟显然更为有利。这是斯大林决策的近因。

关于朝鲜战争的决策，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毛泽东访苏。在斯大林的眼里，毛泽东的桀傲不驯，令他颇费踌躇，一番思虑运筹，最后下定了朝鲜战争的决心。毛泽东访苏，总的来说，谈判桌上的较量，中苏双方互有妥协让步，基本算是平手；可对斯大林来说，这个毛泽东，若与刘少奇相比，也实在让他刮目相看。谈判的过程，有人已有专门著述。这里仅举一例：

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成果颇丰，相当成功，气氛也非常友好。斯大林高兴了，在宴会上祝酒时，要为世界革命中心将来转移到中国干杯。可是，刘少奇拒不举杯，推辞再三，甚至搞得有点尴尬了，最后也没有干这杯酒。尽管影响气氛，可这也让斯大林感到放心。当然，刘少奇当时做的也没有错。

而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第一次见面就向斯大林抱怨：他这个人，长期受打击，有话无处说。有人评论，毛泽东外交应对不得体，这可能有点道理，这方面的本领，他不如周恩来。不过，领袖之间的应对，是战略家的意志较量，毛泽东见面第一句话，其言外之意，就是要追究苏联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和责任！斯大林不愧国际政坛的老手，应对可谓机敏得体，可心下也不免一惊：全世界的共产党领袖，有谁可曾一上来就敢对他这样讲话？以后的谈判，毛泽东本钱有限，却公然叫板，几度形成僵局；当然，对双方而言，当时都不可能破裂；可当初答应过刘少奇的有些事，也不再提了。

就在这时，1949年1月，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做出了朝鲜战争的决策。

在此之前，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并不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也没有大规模武装北朝鲜，对日本在朝鲜留下的工业设备，能搬走的尽量搬走，然后军队也撤走了。而且还说了，亚洲革命的事，以后由中国负责。

可在此之后，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变了。在军事方面，转而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全境，为此，对北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训练部队，参加制订作战计划等，尤其飞机坦克这些进攻性武器，使南北两方军力对比急剧倾斜。金日成还从中国要走了原属四野的朝鲜籍官兵，这些有实战经验的部队，成为北朝鲜军队的主力。

斯大林决定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统一战争，当然希望北朝鲜能够打胜，实现朝鲜统一；不过，作为久历战争风云、见过大世面的军事统帅，斯大林也不会一厢情愿地只想着胜利，而根本不考虑失败的可能性。当然，对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后果，为了鼓舞土气吧，他可能没有说过，但不等于他就没有考虑过。实际上，如果站在斯大林的角度，他的考虑可能会是这样的：

如果北朝鲜打胜了，实现了朝鲜统一，金日成自然最满意，可他不能不感激斯大林，苏联在朝鲜的影响力由此大增，当然什么事都好商量。比如：旅顺港如果归还中国了，军事基地就可以迁到釜山，苏联在远东照样有不冻港，而且可以控制日本海，作为对美国和日本的威摄，态势更为有利。朝鲜在东北亚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原来说中国负责亚洲革命事务，就可以不再包括朝鲜了。所以，综合权衡，如果打胜了，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是苏联。

可是，如果北朝鲜打败了呢？如美军不干涉，这种可能性不大；倘若美国出兵，北朝鲜败局就很难避免。有些人评说，斯大林没有估计到美国出兵，是战略判断能力不行。我觉得，这种分析不透彻，低估了斯大林了。对美国出兵的可能性，斯大林可能没有说过，可是他不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

实际上，我们只要看看地图就会明白，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朝鲜和中国的边界长达一千多公里，和苏联的边界只有区区20公里；而且，相邻的中国，是工业中心的核心腹地，相邻的苏联，则是远离腹心的边疆之地。

因此，如果金日成打败了，美军推进到鸭绿江边，对苏联固然不利，但中国受到的威胁却大得多。中国被推到与美国隔江对峙的最前沿，这样的地缘战略形势，原来答应过的“一边倒”，恐怕就不能只是嘴上说说了。

所以，如果全面审视朝鲜战争：下最大睹注的，是金日成，胜了，是大赢，败了，则输光；斯大林的盘算最精，胜了，受益巨大，败了，受损有限；而最大的“利益攸关方”，则是中国，而对中国来说，如打胜了，收获的利益，中国没有份儿，除了已经失去解放台湾的机会，还要加上失去在朝鲜的影响；若打败了，除金日成之外，受害最大的一方，是中国。久历国际风云的斯大林，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也许他还想到，桀傲不驯又智力过人的毛泽东，未必看不破他走这一步棋的用心。所以，他与金日成谋划朝鲜战争时，要背着毛泽东。

以上的分析，是军事方面的。有人可能未必认可我这些话。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斯大林在外交方面是如何运作的。

1949年1目，毛泽东还在苏联时，作为对中国的友好姿态，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一个提案，要求驱逐蒋介石集团，把联合国的席位给新中国。苏联这个提案，当然被美国否决了。苏联为表示抗议，愤而退出联合国。这件事，苏方事前曾向毛泽东通报，并征得中方同意。那时，中方对国际上的事所知不多，对联合国也不了解。可是，即使毛泽东心知肚明，那时中国在联合国没有席位，对苏联在联合国的行为，中国又能有什么办法？

但是，苏联随后的行为就奇怪了，苏联宣布退出联合国，并没有放弃苏联在联合国以及各种机构包括安理会的席位、资格和权力，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也没有打道回国，只是不参加安理会的会议了，就在纽约联合国驻地的公寓里呆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苏联人玩得是什么把戏？我看过葛罗米柯的回忆录，他当时担任苏联副外长，三十多年后，葛罗米柯说，他还是不明白。

不过，随后发生的事实，却很清楚很明白。

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三天，联合国做出决议，向朝鲜派遣联合国军，并提名麦克阿瑟挂帅，所谓“联合国军”，其实主要是美军，却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要说，联合国成立不久，世界就进入“冷战”，美苏对峙，外交亦然，奉行的是“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美国支持的提案，苏联就否决；凡是苏联支持的提案，美国就否决。所以，冷战时代的联合国，整天就是吵嘴磨牙，什么事也做不成。可这一次，美国比后来“伊拉克战争”时幸运得多，如此重大的事项，怎么就轻而易举地决定了呢？原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的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拒绝出席安理会，马立克缺席了。

到1951年1月，中国已经出兵参战，三次战役，连战连捷，战线推进到三七线。这时，联合国做了一个就地停火的决议，中国拒绝了这个决议，应当说是个失误。随后，联合国又做了一个决议，谴责“中国侵略”。这些决议，对朝鲜的战场形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可是，联合国决议指责“中国侵略”，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新中国”还没有来得及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已，就不仅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而且还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这在“软实力”方面，无疑是重大损失。那么这个时候，享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苏联大使，马立克又在干什么呢？他仍然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在联合国官邸公寓里，悠哉悠哉地看热闹呢。

在联合国做出这两个决议时，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一直呆在纽约联合国驻地，“苏联退出联合国”，时间大约一年，在这两个决议之后，他又回来了，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仍然坐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上，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资格和权力，毫发无损，一切照旧。对这桩怪事，三十多年后，葛罗米柯说他还是不明白。可是，如今我们想弄清楚的是：莫非1950年的斯大林“老年性痴呆”了？还是三十多年后的葛罗米柯在装糊涂？

刑侦学有一条道理，根椐后果的受益和受损，可以分析判断谁是罪犯和作案动机。一场朝鲜战争，使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在地缘战略上处于严峻而险恶的境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又背上“侵略”的恶名而被排斥在外。运用刑侦原理进行分析，这就是那个“牢不可破友谊”的盟友对中国设计的圈套。难道你能说，认为斯大林居心叵测，就一定是诛心之论？

当然，如果我们认为，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叵测居心，一开始就“高瞻远瞩，洞察一切”，那恐怕也未必。在国际舞台上，毛泽东毕竟是新手，若论纵横捭阖的经验之老道，斯大林显然远在他之上。实际上，中国人即使智力不是非常杰出，到了事后，对自已的国家吃了大亏，也不会毫无觉察。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抗美援朝的决策，毛泽东就面对这样的局面：前面的“明枪”，是向鸭绿江汹涌扑来的美军，背后则是一个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后面的“暗箭”，则是曾在“三巨头”的交锋中修炼得道、老谋深算的斯大林设计的圈套，而且背后的综合实力，也是一个超级大国。

两军对阵，大敌当前。对前面的“明枪”，完全可以开动宣传机器，公开大声疾呼；可是，对后面的“暗箭”，斯大林居心叵测的圈套，那时的毛泽东，即使看出了门道，却只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不能公开讲出来。

作为中国的政治领袖，一个实践的战略家，毛泽东当下最紧要的事，是面对国家迫在眉睫的危急处境，迅速做出决策。作为打了半辈子仗的军事统帅，毛泽东深知兵凶战危，“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也。”况且要迎战的，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不过，出兵援朝，涉及战略全局，既迫在眉睫，更关乎国家未来，对后面的“暗箭”，即斯大林挑起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毛泽东在做决策时，也不可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

概言之，前有“明枪”、后有“暗箭”，在这样的处境下，进行“夹击中的奋斗”。这就是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背景。

对前面的“明枪”，当然主要是“斗力”，这是战场上的事。面对强敌，那时的中国，没有军事工业，没有国防科技，没有海空军，没有机械化陆军，武器装备连“制式化”也没有实现。毛泽东的手中，只有一支新的中国军队，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军队，高度政治化，英勇顽强，指挥高超，久经战阵，经验丰富。这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军队，对这支军队，毛泽东很有信心。现在，到世界上同世界第一强国较量，主要就依靠这支军队了。

对后面的“暗箭”，则主要是“斗智”，而且表现为共同对敌的“妙算”。这种“妙算”，不能像对部队进行战前动员那样慷慨激昂，也不能像对群众进行公开宣传时那样义正辞严，甚至在党和政府的会议上，有些话也不方便讲。—— 有一件事，耐人寻味：以前我们都知道，周恩来让潘尼迦通过英国给美国捎信，是1950年10月2日；可是，一本美国人的书里写道，时任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向印度武官也讲过同样的话，也是捎信的意思，而且时间还要早五天，是9月27日。对此，合理的推论是，10月2日周恩来同潘尼迦谈，是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而9月27日聂荣臻同印度武官谈，则是直接受毛泽东的差遣；显然，在此之前，毛泽东己经和将军们谈过此事，而且不止一次了。这使我产生一个公开材料没有讲过、实际上却相当合理的猜测：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当然要在中央的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上集体讨论决定；可是，作为军委主席，事关出兵援朝，他也会把将军们找来商量；也许，有些在中央会议上不方便说的话，比如分析和应对斯大林的“暗箭”，和将军们谈起来，或许可以畅所欲言一些；而党中央，比如政治局吧，虽然在延安整风后，已经在思想上摆脱了苏联人的控制、能够独立决定自已的政策了，可那个时候，在有些人的眼里，斯大林仍然像“神”一样，要在一起开会商量如何对付斯大林的“暗箭”，恐怕还是不大方便的，而且，如果毛泽东有点“小人之心”的话，可能还会怀疑是否有人会向斯大林“告洋状”呢。

毛泽东同“暗箭”主要设计者斯大林的较量，这场表现为“庙算”的“斗智”，其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一言一动，一进一退，既是军事的，又是政治的，既不能贻误转瞬即逝的战机，又要运筹对国家的长远影响。总之，既要对“明枪”，又要防“暗箭”；而且，这种斟酌再三，反复权衡，主要只能在毛泽东的心中默默地进行。对毛泽东来说，这无疑是对他领袖智慧的考验。

前有美国的“明枪”，后有斯大林的“暗箭”，是否出兵援朝，既要掂量国情，又要考虑世界格局，既不能贻误转瞬即逝的战机，又要运筹对国家未来的长远影响，毛泽东的决策，无疑是非常难难的。这一点，大家现在说得不少了。可是，如今六十年过去了，或许对历史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了。那么，今天看来，毛泽当年决定出兵援朝，究竟是正确的决策呢？还是错误的决策呢？我想，作为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判断，或许可以反过来这样假定：如果当年毛泽东决策不出兵援朝，那样的话，后来的中国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1950年10月，如果中国不出兵援朝，那么朝鲜战场的情况大体会是：美军推进到鸭绿江，朝鲜全境陷落；按斯大林指令，金日成带着他的党政机关和少量军队，逃过鸭绿江，在中国成立流亡政府；朝鲜境内，剩下少量部队打游击。

美国大获全胜，自然会更加傲慢骄狂，美军会不会撤走呢？从他们至今还赖在南朝鲜的情况看，恐怕未必撤军，甚至肯定不会。斯大林在“冷战”的较量中又输一局，未必就肯善罢甘休。金日成年轻气盛，更不会甘于如此惨败，他会下令游击队加紧活动，并在中国东北整训军队，准备卷土重来。

有金日成留下的游击队，李承晚统治的朝鲜，很难是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况且他也没有后来朴正熙的能力。在美国的支持和控制下，李承晚也不可能对中国友好。因此，对中国来说，朝鲜不仅是一个恶邻、还是一个敌国。

中国面临的形势，也许更切近的是，鸭绿江两岸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只要看看后来的“三八”线，我们就不难想象：鸭绿江就变成三八线了。不同的是，鸭绿江的对岸，就是中国。中美双方重兵集结，虎视眈眈，隔江对峙。而金日成要支援朝鲜境内的游击队，传递情报、提供补给、武装渗透等。那么美军呢，从他过去的行为看，也未必不会直接干预。因为还在中国出兵拨朝之前，美国飞机就轰炸了中国边境城市丹东。—— 对这件事，美方的解释是：美国空军轰炸的目标，并不是中国，只是鸭绿江桥；炸弹落在中国，是投弹技术上的原因。可是，军事行动，永远都会有技术因素，这个理由，随时可以找。因此，鸭绿江这条中朝边境，绝对不会是和平的。

如果中美双方长期隔江对峙，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美军拥有现代化的强大武力，尤其是有海空优势，而这些，中国没有；中国的优势，是英勇顽强的官兵和灵活机动的战术，而这些优势，在隔江对峙的情况下，却用不上。

隔江面对现代化的美军，中国要守卫自已的领土，怎么办呢？比如，要在鸭绿江北岸部署空军，当时的办法，只能向苏联求援，帮助中国组建空军。

这时，斯大林会会是什么态度呢？设想一下吧，假如我们是斯大林，会怎么想？会怎么说？斯大林对中国的想法，印象肯定不好，一是不听话，让你出兵，你不出，二是看不起，“缩头乌龟”，胆小鬼。斯大林或许会这样说：唉呀，这个空军，是技术军种啊，你们搞不了的；而且，空勤、地勤、气象、雷达，各种专业技术人材，要培训好几年呢，现在临阵磨枪，也来不及呀；这样吧，还是苏联派空军过去，一个军够了，先替你们顶着。随之而来的，斯大林又会说：空军的基地场站，要有苏联的高炮和陆军部队守卫，后勤供应的铁路线，也要驻扎苏军保证安全，等等。如果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些要求，中国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呢？恐怕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听斯大林安排。

我们不要忘记，当年的东北，旅顺还有苏联驻军，海陆空军都有，大连是“国际港”，行政权属苏联，那个丁字形的“中长铁路”，则由“中苏共管”。而这些，都是“雅尔塔”定下来的，中苏两国也有条约依据，虽然承诺归还了，可尚未到期，条约仍然有效，中方不能不遵守条约吧。因此，如果斯大林提出这些要求，不仅是大敌当前的客观形势需要，而且，两国之间并不需要重新订立新的“条约”，只须将原有的“条约”作点解释，在时间上稍加延长、在内容上稍加扩展而已，不费多大事儿。

可这样一来，中国会是个什么情形呢？不需要太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就会知道：如果苏联在中国的东北驻军，海陆空军都有，不多说，五十万吧，东北就变成“东德”了。西方人说：“无论世界任何地方，只要俄国人进去了，就不会离开。”这句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不过，同“东德”不同的是，东北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的领土。因此，除非东北变成“满州国”、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或者俄国人更熟悉的“黄俄罗斯”；那么，斯大林把东北攒到自已的手心里，就等于把整个中国都攒在自已的手心里了。

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吧，如果混到那种地步，中国会怎么样呢？

南面的台湾海峡，第七舰队早已进驻了；北面的鸭绿江，中美隔江对峙、冲突不断；只要看看今天还在闹什么“藏独”、“疆独”，天晓得中国周边还会闹什么事？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既贫穷又怯懦，既是“无赖国家”，还是“缩头乌龟”，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份量，国际上也不可能有什么地位。在那样一种情形下，我们能希望将来有一天，还会有什么“中美友好”或者“战略伙伴”的关系、甚至“2G”的局面吗？

而在“东方阵营”里，朝鲜战争的“缩头乌龟”，怎么能让斯大林青眼有加？中国人还会有什么发言权？不过，苏联已经把中国攒到手心里了，对“中苏友谊”的“牢不可破”，也许还会“友谊地久天长”，斯大林倒是可以比较放心了。当然，有苏联的“核保护伞”罩着，也许美国不敢对中国大动干戈，比如扔原子弹；可是，如果中国还要发展经济、搞工业化、甚至搞什么国防建设，在向苏联要求援助的时候，那可就要看苏联人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了。而且，中国的外交内政，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即便只是国内政策的重要变动，也得先到莫斯科请示汇报、得到批准才行，更不要说后来“改革开放”那样的历史性变革了。谓予不信，“布拉格之春”便是榜样！

那样一个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呢？可以说，永无出头之日。

身为中国人，想到这里，能不倒抽一口凉气、出一身冷汗吗？我写到这一段时，也大有毛骨悚然之感。所幸的是，这不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因为，早在六十年前，为了出兵援朝的决策，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当毛主席苦思焦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候，大概已经出过好几身冷汗了。

如今，在有些中国人的眼里，这个世界的真理，似乎就只有“市场经济”和“富起来”，有了这两条，中国就会繁荣强盛起来。真是幼稚得吓死人。“156项”—— 中国抗美援朝的“战利品”

对这个小标题，人们可能有点莫名其妙。让我们还从朝鲜战争说起吧。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过程，沈志华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并进行了多年的扎实研究，我看过他的书，也听他谈过，对他的研究，我很钦佩。据沈志华的研究，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经历了“三反三复”。沈志华的研究，曾经和李海文有更深入的交流，我听李海文说，她也研究过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她的研究要更加细致，李海文的研究结论，是“五反五复”。

我得承认，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我研究的很不够，看过沈志华的书，却没有认真研究，所以今天要出丑了，这“三反三复”或“五反五复”的具体情况，我记不起来了。总的印象，这“三反三复”或“五反五复”，经历的时间并不长，应当都是毛泽东在同斯大林“斗智”期间发生的事。这“三反三复”或“五反五复”中，我的印象比较深、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最后一次“反复”，在这里，我就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和我的分析。

时间到了1950年10月8日，中国出兵援朝的决策，经历了前面的几次“反复”，大体定下来了。这时，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赴苏访问，同斯大林谈判出兵援朝的有关事宜：中国军队出兵援朝，苏联提供武器援助，尤其是出动空军参战。此前双方交换意见，这些事大概已有初步的共同意向，这次需要最后当面敲定。已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同周恩来一起参加谈判。

但是，谈判中间，斯大林又变卦了，苏联空军参战，原来答应过的，又拒绝出动了；说是部队转移时间来不及，可这理由完全站不住脚，空军机动能力强，比地面部队快得多嘛。实际上，斯大林内心的真实想法，对和美军直接交手，还是有顾虑，不愿让苏军亲自上阵。前面答应出动苏联空军，大概也是哄着“憨狗咬狼”，为了说服中国出兵吧。现在，看到中国出兵的事已经定下来了，入朝的命令也下达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斯大林却临事而惧，在最后关头，一个紧急闪避，又出溜到一边去了。他的如意算盘大概是：让中国凭着决策的强大惯性，像“离弦之箭”一样射向朝鲜，同美国迎面相撞！而苏联人则可以彻底“抱个不哭的孩儿”，隔岸观火，连空军也不用出动了。

有毛泽东临行时交待的“底线”，周恩来坚持中方立场：苏联必须出动空军参战，否则中国就不出兵。双方唇枪舌剑，软磨硬泡，一直熬到凌晨，最后还是谈崩了：斯大林拒绝出动空军，中方则收回出兵援朝的决定。

但是，据师哲回忆，第二天上午，毛泽东来电，宣布中方决定：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中国也要出兵援朝。周恩来当即给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打电话，维辛斯基很感诧异：昨天晚上不是已经谈过了吗？既然你们决定不出兵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周恩来的态度，大概会让顾维均艳羡不已，他说话的口气，从容淡定：我现在给你打电话，并不是要和你们再谈什么；我只是将中国政府的决定，通知你方。

据说，斯大林听了以后，掉泪了，是啊，他确实感动，眼看就要在全世界面前大大丢脸了，现在，毛泽东的决定，可以让把他把面子捡回来了。可是，斯大林无疑也会意识到，这出兵援朝的决策，在经历了几反几复之后，他在毛泽东的面前，却把理输光了，面子也丢光了。

是啊，朝鲜战争，本来是斯大林挑起来的。可是，现在打败了，苏联却撒手不管了，要往后出溜，让中国去给他“擦屁股”、收拾这个烂摊子！

中间，金日成打得顺利时，毛泽东就告诫他们不要太乐观，并提出可以让中国军队给他们守卫后方，可“好心当成驴肝肺”，被苏朝方面拒绝了。斯大林很戒备也很自私：眼看鸭子快要煮熟了，怎么会让中国来分一杯羹？

“仁川登陆”之前，中方以惊人的准确性，向苏朝方通报了美军动向的情报；可是，他们被一时胜利冲昏了头脑，听不进去，可能也不相信，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又不愿接受中国的援助；结果，“煮熟的鸭子”竟然又飞了，胜利化为泡影，而且一败涂地，金日成差一点就要亡党亡国！

当初，斯大林刚愎自用，反复无常，又一意孤行，毛泽东却顾全大局，精心谋划，又诚心相待，而且表现出惊人的准确预见和杰出的战略智慧，在几反几复之后，面临危急的战局，终于达成共识。可是，现在出兵援朝、箭在弦上了，斯大林却临阵怯战，出动空军的事，又变卦了。是英雄还是狗熊，关键时刻要看行动，嘴上说了不算，“暗箭”在战场上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最后，还是毛泽东血气方刚，挺身而出，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而且，中国出兵援朝后，三次战役，连战连捷，先到三八线，取了平壤，继而三七线，又占汉城。对此，斯大林的心里，一则以喜，打得这么好，完全出乎意料，一则也以忧，这一来，他今后的面子，可往那里搁？

实际上，师哲的回忆并不准确。据沈志华考证，中苏谈崩以后，不是第二天清晨，而是又过了两天，毛泽东才发出单独出兵的电报。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是，斯大林打电报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不出兵了，苏联也不管了，朝鲜的战局完了，让残余部队留下打游击，他自已退到中国找地方搞个流亡政府吧。

沈志华的考证太捧了！对嘛，同斯大林“斗智”，这才是毛泽东的手笔！这最后一个“反复”，在最后一刻，反手把“缩头乌龟”的帽子戴到斯大林的头上了，连摘下来的机会也没有了，让斯大林不仅在中国面前也在朝鲜面前，把理输得光光的，面子结结实实掉在地上，摔成八瓣！足智多谋的毛泽东，深知出兵援朝事关重大，不仅要留下白纸黑字，还要拉上金日成来做个旁证，把它办成铁案，绝对不给斯大林事后的辩解留下任何余地！

那个时代，打败了法西斯的斯大林，威望可谓如日中天，虽然“冷战”爆发后，在西方不大灵光了，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却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不过，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领袖”其实也不是白当的，得有国家的综合实力，更有红军将士的流血牺牲，还得有“英明正确”的领导形象，才能建立起来，也才能维持下去。可是，在这场朝鲜战争中，在毛泽东还有金日成的面前，斯大林的理输光了，面子也丢光了。这今后的日子可还长着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些人是否还要在一起见个面、谈点事、开个会呢？到那时，如果毛泽东还像第一次见面那样，桀骜不驯，讥刺嘲讽，含沙射影，那壶不开掂那壶，还要追究什么错误和责任，众目睽睽之下，人们切切私语，一片嘁嘁喳喳的，弄成那么个局面，让他斯大林的老脸可往那里搁？

毫无疑问，这国际共运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今后还得当下去，丢了的面子，也得想办法捡回来。可是，这就得听听中国人的了，而且要让毛泽东满意才行。和中国人打过几次交道了，斯大林也许听说过中国民间那个“灶王爷”的故事，要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只要把“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送得够份量，大概也能堵住他的嘴。而且，我们也不应该把斯大林说得太不堪了，他不可能一年四季、一天到晚都在算计着怎么“放暗箭”，他也有人的正常感情，也会掉泪呢。何况，毕竟是当年的“三巨头”之一，身后又有一个超级大国，斯大林的眼泪，还是相当有份量、也很值钱的。于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便是苏联对中国的156项援助。

所以我们说，156项，是中国抗美援朝的“战利品”。当然，这个“战利品”，不是取之于战场对面的美国，而是取之于在后面策划这场战争的苏联。“失之桑榆，收之东偶”，朝鲜战场，毛泽东同美国人“斗力”，无疑付出了重大代价，可是，他同斯大林“斗智”，却为中国赢得了156项。当然，从根本上说，那是几十万志愿军将士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因此，“156项是抗美援朝的战利品”，这是拐了个弯儿的说法。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我编出来的故事。我们来看看事实是否如此。

还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半年之前，毛泽东访苏时，中苏谈判，关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最后定下来的规模，是贷款三亿美元。这个数目有多大，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此前几个月，苏联给波兰的贷款，是四亿五千万美元。中国只占波兰的三分之二，而中国却比波兰要大二十倍。当然，苏联人没有多给，也是中国就没有多要。“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会疼的。”对斯大林，毛泽东心存戒备久矣。“无功不受禄”，“天上不会掉馅饼”，他不愿意欠苏联人的情。后来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规模有多大？根据《剑桥中国史》里费正清的计算，苏联对华贷款是27 ─ 30亿美元，而在苏联援助中，贷款只占百分之四，主要部份是贸易，这样算起来，苏联援助的总规模，大体上是三亿美元的200多倍。不过，我听沈志华说，他仔细研究过苏联对中国贷款的情况，前后过程，变来变去，相当复杂，不过他搞清楚了，而且还纠正了国家统计局的若干错误，国家统计局的人也很服气。按沈志华的考证，费正清讲的贷款数字，明显不对。

156项有多大规模，我一直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可是知道自已的能力和条件不具备，一直没有进行。不过，研究的方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还是得折算成美元，才容易比较，人们也会有个明确印象。

那时的美元牌价是固定的，一盎司黄金35美元，一盎司28克多点。

陈云同志算账是用小米，一千斤小米几克黄金。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十年大庆时公布的是七亿两黄金，那时的黄金如果还是按老称，一斤十六两，一两是500克的十六分之一，我初步算了一下，七亿两黄金，是二百七十多亿美元。

156项在基建投资总额中，无疑是大头，可占多少比例，不大清楚。

当然，更准确的算法，是把156项每一项的投资一项一项加起来，比如，洛拖是三个亿，洛矿是八千万，这是我小时听来的，不知道准头不准头。不过，项目进度不一，有的完成了，我父亲那个项目洛矿，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建成投产了；有的项目在苏联人撤走后成了半拉子工程、拖到六十年代中期；个别项目因为有些技术难关攻不下来，甚至拖到文革时代。因此，每个项目的起止时间，算起来也很麻烦。

有的同志算账，美元和人民币比价按2.5︰1，可那是1980年代的牌价，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后，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大幅贬值，这个算法是不对的。

156项的规模有多大？粗略估算一下：如果基建总投资还按七亿两黄金，而苏联援助的156项占基建投资总额按七成计算，大致会是三亿美元的七八十倍。当然，七亿两黄金这个数目，是为了便于宣传，会是个约数；国庆节前公布，大概是截止到1959年上半年的数字；苏联撤专家、撕合同是一年后的事，包括156项的基建投资，又搞了一年；因此，156项期间的基建投资规模，比七亿两黄金应该还会多一些。如果加上最后一年，大致说吧，苏联156项援助最后实际的总规模，可能会达到原来三亿美元的近百倍。

那么，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在毛泽东访苏时定下的规模，三亿美元贷款，后来为什么增加了七八十倍或者近百倍呢？这中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朝鲜战争。因此，从事情发生变化的因果关系来看，毫无疑问，是抗美援朝，使中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斯大林才大幅增加对华援助。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原来“不愿欠苏联情”的态度，自然也就变了。几十万志愿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这个账该怎么算？这个道理，其实斯大林也很清楚：二战期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对苏联提供的援助，共100多亿美元吧，苏联人接受起来就从来没有觉得不好意思过，而战后归还的，连个零头也没有，其余的全都就那么算了，美国人也不好意思再追债。原因很简单，理由却很充分：苏联红军付出的是生命和鲜血。现在，轮到斯大林来面对他的中国盟友了，原因和理由同样很简单也很充分：志愿军将士付出的是生命和鲜血。于是，在谈判确定苏联对华援助时，中国人在苏联人面前，好像完全换了一副面孔，理直气壮，毫无愧色，而且几乎是“狮子大张嘴”，凡是知道苏联人有的，只要我们能想到的，都毫不客气地提出来，统统都要拿到手。是啊，他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流血牺牲，难道苏联还不该给点经济援助？而且并不是白给，还要用钱买。

文献出版社有本文集，里面有何长工的回忆文章，有趣极了。何长工访苏时，对华援助的大盘子已经基本定下来了。可是，在和维辛斯基谈判时，何长工死缠活缠，咋咋唬唬，甚至大吵大闹，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打板凳，还威胁要“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告状”，这一下可把维辛斯基给吓坏了。这让我们领略了一番两国官员不同的精神风貌：苏联的“军事官僚体制”已经相当僵化了，上下级关系如同猫鼠；但中国的官员，却还是游击战士充满朝气的草莽作风。何长工可谓不虚此行，结果，又给中国要回来一个航空工业，是制造军用喷气式飞机的全套工厂，还捎带了一个武汉钢铁公司。回国向中央汇报，陈云听了以后，高兴之余，又发起愁来，赶快打算盘，计算一下基建投资总额又要增加多少亿斤小米？还得搜枯索肠，增加这么大一笔钱，到哪里去弄呢？

所谓156项，其实只是人们的习惯说法。薄一波的书里说的情况，应当是最权威的。苏联援助的项目，实际上中间变化很大，过程相当复杂，时而增减，时而分合，添添去去，分开合并，变来交去，最后，大约是一百五十项左右。斯大林时代定的，是109项，后来赫鲁晓夫又增加了40多项。其中，纯粹的军事工业，是四十多项，约占近三分之一；不过，同样规模的企业，军用项目比民用项目的投资，数目要大得多；总的估计，军工企业投资数额，或许应在援助总额的半数以上；况且，民用工业中，重工业为主，其中又有相当一部份是为军工企业服务的。不过，其中的具体情况，我就没有能力细说了。

抗美援朝，对新中国后来的发展，影响极为重大。战略方面的影响、包括负面影响，需要专门论述，仅以抗美援朝的“战利品”156项来说，对中国发生的影响就极为深刻。后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如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三大改造、工业化建设，以至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形成后来“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体制模式，还有后来“大跃进”的失误和“三年困难时期”的灾难，都与此有深刻的因果逻辑关系。

罗素说，中国的崛起，靠得是英雄主义。中国人民在精神亢奋却生活清贫中渡过的日子，显然过于长了点。但是，新中国的英雄主义历史，却为我们国家后来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而坚实的基础。不过，详尽分析与论述这段历史，是个相当复杂的课题，不是三两句能说清楚的。

有人说，毛泽东这个人是很记仇的，这自然不是什么好话，可毛泽东终其一生，却没有私敌。但是，若是关乎他的国家，毛泽东确实“很记仇”。年轻的共和国刚建立，斯大林就居心叵测地来了这么一手，对毛泽东来说，其创痛巨深，可谓刻骨铭心。当然，毛泽东懂得，力量对比是很现实的东西，还得有适当的条件和时机。中国古语有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不行，那就二十年，对于等待，他有足够的耐心。苍天有眼，毛泽东是幸运的，在他的有生之年，终于还是等到了这一天。这就是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

斯大林当然早就已经死了，但他当年的“暗箭”对中国的伤害，毛泽东却依然刻骨铭心，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此仇不报非君子，俄国人这笔历史欠账，必须把它找回来。而且，回敬斯大林当年的“暗箭”，要“斗智”，毛泽东并不缺少谋略。不过，毛泽东这时“斗智”的对手，换成同样傲慢却有点愚钝的勃列日涅夫了，这让人觉得多少有一点儿“欺负老实人”的味道。说起来，毛泽东的手法也确实不那么“光明正大”，只能说地地道道是“马基雅维里式”的。这个世界并不完美，毛泽东也不是天使，让上帝原谅他吧。

毛泽东在“珍宝岛”玩的这场惊险的战略游戏，将朝鲜战争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扫而光，并为他的国家带来暂新的发展前景；同时，像尼克松讲的，也改变了世界。后来发生的“中美和解”，这是真正的契机。至于媒体广为传播的“乒乓外交”，虽然听起来很是浪漫温馨，但尼克松不会那样幼稚的。毛泽东看事很透彻，如果中苏之间只是“文斗”、一味地“论战”，而不见点血，美国人是不会动心的。结果，毛泽东用世界上最小的一场战争，实现了最伟大的战略转变。同当年朝鲜战争的惨烈相比，小小的“珍宝岛战役”简直不值一提，可毕竟也有年青人流血牺牲。阿弥陀佛，也许毛泽东不能不这样。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改革开放来说，最重要的前提，无疑是国际环境了，这是毛泽东开创的事业，他把这笔遗产留给邓小平了。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本来话就不多，不过，如果他对自已诚实的话，也该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这改革开放的事业，他最多只有三分功劳。

也许有人会问，这些是否也是“毛泽东思想”呢？恐怕不行，这些奇门遁甲、权谋机诈的东西，从鬼谷子“阴苻经”里学来的旁门左道，怎么能登上“我党集体智慧”的大雅之堂呢？所以要我说，还是不算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