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旅游攻略:賀子珍在上海最后歲月的日子里

　　贺子珍被安排住在上海，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之后才得以到北京，还去纪念堂看了毛泽东的遗体，真不知道这个被毛泽东遗弃的老人作何感想?有意思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许多人(包括许多早已不是学生的老年人)借机出去串联，游山玩水。而我们的井冈山老兵贺子珍居然突发奇想，打算也出去串联，借机会去北京。这一动议后来遭到反对才作罢。

　　另外，有报导说，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贺子珍听到这个消息后倒异常冷静。她只是反复自言自语：毛泽东身体不是很好吗?怎么一下子就走了?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的女儿孔东梅写的《毛泽东与贺子珍》中，披露了贺子珍在文革中的经历。据说，陈伯达曾想要把贺子珍从上海搞到西北去，被毛泽东阻止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就连深居简出的贺子珍也发现一切似乎都变了样。她甚至觉得：机会来了。1966年下半年，贺子珍也想参加“大串联”上北京的计划，但被家人坚决制止了。

　　贺子珍的晚年是在上海徐汇区湖南路262号度过的。1966年她设想的北京之行受阻，1967年大病一场。到1969年中秋，贺子珍已年届花甲了。

　　在上海的25年间，贺子珍搬过五次家，湖南路262号是最后一处，既是她居住时间最长的，也是孔东梅最熟悉的：从1972年在上海出生，到1979年随妈妈回北京，孔东梅都是在此与贺子珍共同生活。

　　孔东梅的舅婆李立英对贺子珍搬进湖南路之前的生活回忆说：

　　我们和贺子珍在上海住了一段。她一般是闭门不出，自己散散步。人家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人家。我们也不张扬，有时候汽车到我门口停了很多。

　　那时候住在泰安路，彭德怀去那里看过她。湖南路只有陈毅去过，别人没去过。彭德怀一进门就询问生活情况，油盐酱醋什么都问。

　　别人吃什么，贺子珍也吃什么，没有优待。贺子珍也不许向人家要求，从来也不向领导提要求。

　　她那个时候住在四川路，陈毅给她找的。这个房子是陈毅在上海做生意的一个哥哥的房子，蛮大的，在四川北路和溧阳路交界的地方，靠近派出所。派出所很注意贺子珍家的安全。

　　湖南路262号是一所沪上名宅，位于原法租界居尔典路上，是一座法式建筑。1934年春，汪精卫政权财政部长周佛海买下这座花园洋房并将路名改为湖南路(周佛海与毛泽东同为湖南人，曾一起参加中共“一大”)。现在这里院墙上竖起了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栅栏，门外还标有“湖南别墅”四字。

　　中共建政后，陈毅和邓小平(短期)两家曾分别在上海住楼上楼下。贺子珍经常带几个孩子去串门，大人在屋里聊天，两家的男孩子就在外面那巨大的草坪上玩耍。由于常来常往，亲如一家。湖南路这所房子的特点，一是隐蔽，据说从墙外任一角度都无法窥见院内情形。对幽居上海的贺子珍来说，这里确实很保密。二是有一个面积超乎想象的庭院，包括约两个网球场大的草坪，两栋楼房(一栋首长住、一栋工作人员住)被假山、花园、水池所环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刚到上海的时候，贺子珍在庭院里(大概在溧阳路)种过菜，甚至还养过猪。湖南路住所可比溧阳路大多了，但二十年过去，贺子珍毕竟老了。她能做的就是在玉兰树下拔去杂草，在花坛前闻闻花香。

　　贺子珍在这里还养过猪，她是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当时孩子多，开销大。那只猪养肥后，据说卖了两百块钱。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贺子珍住过15年之久，湖南路262号的性质却一直是招待所。这里的服务人员都是从毛泽东到上海时住的兴国宾馆(距湖南路不远处兴国路上)派来的。既然是招待所，吃饭就要收费。贺子珍的标准是每天三元，李敏等人的标准是每天一点五元。

　　包括孔东梅在内都有这样一种印象：湖南路262号是陈毅给贺子珍安排的房子。其实，陈毅1954年就已上调中央，被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了。固然，陈毅元帅与毛泽东、贺子珍的关系实在太深，贺家人也把他看成自家的一个成员。但是，让贺子珍住进这所房子的确是柯庆施的安排，应该实事求是。

　　贺子珍在泰安路一直住到1962年。庐山和毛泽东相会后的1961年，贺子珍病势日渐沉重，瘦得很厉害。李敏只好出面跟毛泽东说，跟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说，跟柯庆施(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说，使外婆得以搬进湖南路这座上海条件最好的花园洋房之一。应该说，上海市委当时给贺子珍提供的生活条件是很优厚的。

　　这样一所特殊人物居住的特殊宅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会不会像上海其它名人故居那样被洗劫一空呢?据说，湖南路及其邻近的武康路一带，曾是抄家风潮最盛的地区，因为那里的花园洋房和“黑帮分子”最集中。李敏说：“抄家的来过一次，没拿什么东西，而且很快就原物退还了。”

　　贺子珍当真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明枪暗箭的威胁吗?据孔东梅所知，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曾提到这样一件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就来找我，说要把贺子珍从上海搞到西北去。我就对陈伯达说，你是要我转报，还是要我通知毛主席有人要向他报告。陈伯达不敢去主席那里报告，连忙说：‘由你转报最好。’这样，我就向毛主席报告了。”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得知后说：“我不同意，这是谁出的主意?他们有本事他们干，我不同意……”他把毛泽东的话转告陈伯达，贺子珍在上海才没有动。

　　现在来分析，所谓要把贺子珍从上海搞到西北去，背景很像是1969年国庆前后的全国大疏散。当时中苏关系空前紧张，两国冲突一触即发。中共中央安排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内的领导人到外地暂住一段时间，以防不测。

　　如果贺子珍真被疏散到西北，很有可能被安排到西安这个让她后悔不已的伤心之地。当然，也有可能在西安遇到当年的老姐姐同桂荣，两人互为依靠。无论如何，贺子珍在不知不觉中，在毛泽东的坚决保护下，避开了令人恐慌的大疏散，继续在湖南路262号安度晚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