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不散的歌声不朽的诗

文人取笔名，自有俏皮之处。有的拿本名中的一个字来拆解，比如“曹禺”出自万家宝的“萬”，“耳耶”出自聂绀弩的“聶”，“公木”出自张松如的“松”。“公木”与“松”，形成完美的镜像对称。

镜中的公木，是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歌曲《东方红》的修订者，歌曲《英雄儿女》的词作者，是烽烟里的诗人，他奔腾，激越，置身革命的风暴；镜外的张松如是《老子》、《诗经》的解说者，是杏坛上的讲师，他平实、宽厚，踽踽学问的幽径。无论镜里镜外，弗辨虚实，和合一处，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公木在滹沱河畔长大，他形容自己童年时的眼界就像冀中平原一样平坦，“既平庸、平凡、平淡，又平实、平阔、平展”。

待入学，“五四”风起，他接触“小桥明月凉风”，接触“乔亚”。学业渐进，国家却日益动荡。“七七”枪声响过，“整个华北平原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公木携笔从戎，奔向延安。

抵达延安时，公木年仅28岁。他浓眉、粗鼻、阔嘴,浑然“燕赵慷慨之士”模样。公木讷讷不善辞令，但为人热诚恳切，又握着一管妙笔，有人赠他“博士”雅号。“博士”、“博士”，一口窑洞挨着一口窑洞，传了个遍。

“博士，给你介绍一位战友。”1939年1月，公木第一次见到郑律成。

“你们俩一个写诗，一个写曲，正好可以配成一对。”

郑律成棱角分明、肩膀宽阔。他由李公朴资助、林伯渠介绍，从朝鲜远道而来，在抗大任音乐指导。两个青年，都未满而立，各自有些腼腆。

郑律成说：“你写的诗符合整齐律和对称律，节奏响亮，音韵和谐，有乐感。”

两人因此一拍即合，越走越近。

由于《黄河大合唱》的成功，郑律成建议二人合作《八路军大合唱》。《合唱》由8首歌组成，其中的《八路军进行曲》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公木不是科班出身，作词常常听郑律成的意见。郑律成说，《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得得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时间、寓整于散，韵律谐和，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插上三个四字短句

公木每写成一篇词，郑律成就拿去作曲。没有钢琴、风琴，他只在那里摇头晃脑，打着手势，有时绕着屋里的一张白木楂桌子踏步转悠。公木静坐一旁，微笑地看着他。

1939年秋冬，在行军途中，在集会场合，到处都在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北有黄河，南有长江，波涛滚滚，流向东方 ”

1988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公木生前最钟情的诗是写于1941年的《我爱》。在诗中，像对情人一般，他毫无保留地倾泻出自己对诗的热爱。“吾十有五而志于诗”，这种萌发于少年时代的感情，终其一生，没有改变。诗歌也是他生命中最忠贞的伴侣，无论得意或者逆境，诗抚慰他，充盈他。

在延安的900天里，从婉转诉情的青葱少年，到以笔代枪的热血战士，烽火、革命彻底淬炼了他。

其间，公木参与成立了文艺团体 “鹰社”；置办大型板报 《蒺藜》；创办综合性文艺刊物 《部队文艺》。《部队文艺》刊头四字，由时任军直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题写，它一面提倡“兵写兵”，一面培养“写兵兵”，成为了后来“军旅文学”的发端。

公木把新诗“从书房和客厅扩展到十字街头和田野”。他首次使用“公木”这一笔名，写作长篇叙事诗《岢岚谣》，之后又有《崩溃》、《哈喽，胡子》、《万纳太太》、《鸟枪的故事》等诗作相继出现。这段时期的诗歌创作，用公木自己的话说是“涓涓细流”似的高潮，达到了“五岭逶迤腾细浪”的高峰。

与那个时代的众多诗人不同，公木的作品中抒情诗少，叙事诗多。就像我们从荷马的《奥德赛》中，了解人类童年的古希腊社会；从普希金的《茨冈》中，了解俄皇专制下的农奴社会；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了解安史之乱前的唐代社会。在公木的叙事诗中，我们看到了危难关头从中国底层社会爆发的怒吼。

1942年4月末的一天，一封粉红色的油印“请柬”，静静地躺在公木的书桌上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此致公木同志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5月2日，公木作为唯一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代表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文武两支兄弟军队，以鲁迅为总司令和以朱德为总司令的两支兄弟军队，已经冲破反动派的封锁，在这里会师了。”

公木暗自自豪：“我是隶属两个总司令麾下的。”

数月后，公木从军直政治部文艺室调转鲁艺文学系做教员，见到院长周扬，笑说：“如今我从朱德总司令麾下调转到鲁迅总司令麾下来了。”

青年时代，公木曾与鲁迅有两面之缘，因此作为鲁迅总司令麾下的列兵，入队时间理应提前12年。

1929年，考入北平师大第二年，19岁的公木第一次见到鲁迅。鲁迅应邀来大学演讲，他挤在“风雨操棚”的最前排，看得非常仔细。“那双很深很俊利的眼睛，那两撇由于含笑而微微抖动的胡须，那满头不蓬松却茁挺的苍发”给公木留下了终生的印象。

第二次见鲁迅是三年后，公木已报名入伍，听说鲁迅来了，他相约几位同学前往拜访，与鲁迅座谈近三小时，聊救亡运动，聊文化动态。

真理如同空间和时间一样广大且绵长，公木一生，曾遭逢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两次剧变：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少年到青年，他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氛围下生活、学习、探索，自觉或不自觉地吮吸着新文化精神的营养。

当时，他曾面临着两种前途的抉择：一是学者之路。西学涌进、新学风起，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无疑为初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提供了驰骋才华的最好契机；二是战士之路。日寇入侵、民族危难，对于热血男儿来说，显然又是一个报效祖国的时机。公木首先选择了后者，但并没有忘掉前者。

第二次文化变革发生在“文革”之后，这场变革不仅是“五四”时期被中断的中西文化碰撞的重复和继续，是一场新的挑战。此时，公木已年逾古稀，但仍发出“老骥不伏枥，夸父逐日跑”的豪言。有人评价公木是“战士、诗人、学者三位一体”，只因环境不同而各有侧重。

早在1946年，随东北文艺工作团北上的公木，受命与著名病理学家白希清（时任沈阳市市长）创办“东北公学”。其后，“东北公学”改名“东北大学”，张学良胞弟张学思出任校长，白希清、舒群为副校长，公木为首任党委书记、教育长。1950年,“东北大学”易名“东北师范大学”。

1961年年底，公木调任吉林大学中文系教员，兼代系主任。直到去世，他一直耕耘在吉大的讲坛上。公木晚年潜心学术，每有著述，落款“张松如”，不愿借诗人“公木”的光。

他所著的《老子校读》是我国第一部以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为底本的校释专著。

解放初，公木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全国一批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围绕在他身边，苗得雨、谷彦岩、邓友梅 公木读他们的诗文，逐句逐段地修改。“一旦发现一株新苗，就兴奋得睡不着觉，连夜写评介文章。”

上世纪80年代，诗坛重新繁荣。公木主动拿出自己上世纪60年代写的一首《蒲公英》和顾城的《蒲公英做了一个梦》做比较，说自己的《蒲公英》概念化，干干巴巴的没有诗意，而顾城的却“美极了！美就美在活泼的想象和生动的联想”，“人们读了它，感到美，觉得愉快”。

对于那批“崛起”的青年诗人，他爱护他们，觉得他们“给诗坛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确乎关系着我国诗坛的前途”。

臧克家曾形容公木是个“决不随风飘荡”的人，无论是诗品还是人品。

（摘自2010年5月2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