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

  2011年05月25日05:54

　　整顿的开端和突破口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的病情加重。1975年2月1日，周恩来主持有全体副总理出席和叶剑英、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由邓小平代替他主持国务院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2月2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情况。毛泽东圈阅了此信，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这一决策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明确而且坚定地提出进行整顿的要求。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叶剑英、李先念等的配合下，邓小平果断地对被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提出摆脱动乱、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拨乱反正。
　　根据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邓小平首先提出要整顿军队。本来，整顿军队的要求，在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决定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就提出来了。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对林彪推行“突出政治”等形式主义的做法展开了批判，全面恢复军事训练，重建被撤销的军队院校，军队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是，“批林批孔”运动兴起后，“四人帮”竭力插手军队，煽动军队造反夺权，使军队建设又一次受到冲击和破坏。因此，重申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是邓小平推动军队深入进行整顿的根据，也是他对全国工作进行整顿的开端。
　　1975年1月19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不久的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军委只准备两项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略方针、装备等问题[1]。他指出了全年军队工作的重点，并对军队整顿作出部署。1月25日，邓小平出席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大会，作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他还说: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问题主要在干部。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最后，他说:现在是问题成堆。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2]。这次讲话，是邓小平为整顿军队发表的首次重要讲话。
　　2月5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取消1971年10月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由叶剑英主持工作。军队的整顿，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
　　接着，邓小平着力抓了对铁路部门的整顿。这是邓小平在经济领域进行整顿，扭转混乱局面的突破口。
　　“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全面夺权后，铁路系统形成了长期对立的两派以至多派，派仗时起时伏，一直没有止息，正常的运输秩序遭到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一些地方武斗再起，发生抢占铁路分局机务段、拦截车辆、抢劫公共财物等现象，造成铁路严重堵塞。1974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只完成计划的92%，比1973年少运货物4339万吨。许多铁路局处于半瘫痪状态。列车运行因铁路堵塞而经常晚点。进入1975年，情况更加严重。1月份，客货列车正点率只有68.6%和70%。线路堵塞严重影响列车的正常运行，不仅影响到煤炭、电力的供应，还影响到钢铁、化肥等工业部门的生产。许多生产部门因铁路运输跟不上而频频告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的煤炭供应十分紧张，上海市的存煤经常仅有一个星期的周转量。不少企业停工停产。铁路运输不畅，还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市场供应。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虽然遭到破产，但是他们利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继续制造动乱。他们在地方的帮派势力仍然拉山头，搞武斗，抢夺部队武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1975年1月，徐州的帮派核心人物纠集一些人强占市委办公大楼，声称“不砸碎徐州市委这个乌龟壳决不罢休!”以致地处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干线交汇点的徐州铁路分局，竟然连续20个月没有完成运输任务。
　　邓小平审时度势，决定以铁路整顿作为扭转混乱局面的突破口。铁道部部长万里上任不到20天，邓小平就于1月28日、2月6日、2月11日几次约他汇报情况，研究解决铁路问题。在听到当时铁路问题严重，不少单位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时，邓小平指出:看来有几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关于体制问题，应当实行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铁道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第二，关于干部管理，由铁道部统一管理，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第三，关于运输生产，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当汇报到派性问题很严重，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铁路问题时，邓小平强调: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他还要求铁道部为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并口授了文件的主要内容[3]。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落实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这份文件首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话。
　　按照邓小平决定，2月25日至3月8日，党中央召开解决铁路运输问题的全国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3月5日，邓小平出席会议时，出人意料地不与大家握手，说:不拉手了，现在工业情况还不好!面对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他批评一些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存在“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思想，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他说:目前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谈到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时，他说:“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他提出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邓小平进一步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他强调:“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4]他还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5]。
　　3月5日，党中央发出1975年第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邓小平在审阅文件时写道:“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这个文件要求:全国铁路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铁路的管理、运输的指挥、职工的调配、政治工作都由铁道部统一管起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这份文件不仅是铁路整顿的纲领性文件，对其他领域的整顿也具有指导作用。
　　为整顿铁路，万里提出了“安全正点，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当好先行”的要求。工业书记会议结束后，万里会同江苏省委负责人首先到了徐州市。徐州市大街小巷贴出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通告，正告徐州市大搞打砸抢的极少数人，限在两天内退出强占的一切公用房屋、抢走的车辆和其他公共财物；策划和指挥上述破坏活动的为首分子，必须立即到公安机关检查交代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随后，对搞打砸抢的帮派核心人物采取了措施。
　　接着，万里和江苏省、徐州市负责人来到以“乱”而著称全国的徐州铁路分局，分别召开了铁路分局党委会、全体职工大会、家属大会和各种座谈会，大张旗鼓地传达中央九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到会人数之齐，秩序之好，震动之大，都是几年以来少有的”[6]。中央整顿铁路问题的决心很快便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一个贯彻中央九号文件的局面在徐州铁路分局和徐州市形成。徐州铁路分局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有效保障了运输的安全正点。仅半个月时间，徐州铁路分局生产开始好转。4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运输任务。徐州地区问题的解决，为整顿全国铁路提供了经验。
　　徐州铁路整顿取得初步成效后，铁道部又将整顿的重点移至南昌、昆明、郑州等分局。到4月底，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的所辖路段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有19个超额完成计划。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700多车，比2月份多10000余车；煤炭日装车达到17800多车，五年来第一次完成生产计划。
　　整顿陆续推开
　　铁路整顿过程中，邓小平同时关注和筹划着整个工交系统面貌的改变。
　　在铁路整顿初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汇报铁道部和徐州铁路分局的情况，讨论怎样运用徐州经验推动整个工交战线的整顿。邓小平在作会议总结时指出:中央九号文件发下去之后，铁路运输迅速好转，对各行各业都有很大影响和推动。铁路部门的主要经验，就是只要放手发动群众，同派性进行坚决斗争，生产就能搞上去。他说:铁路一通，就暴露出冶金、电力等各行各业的问题。各部都要自己打算打算，怎样工作，怎样解决老大难问题。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7]。这次会议肯定了铁路整顿的经验，同时对各工业部门的整顿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强调九号文件的精神，除了体制问题外，不仅适用于铁路工作，也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
　　在铁路整顿的带动下，其他方面的整顿陆续展开。工业部门通过贯彻中央九号文件精神，生产出现了你追我赶、蒸蒸日上的势头。成效比较明显的是经济薄弱环节之一的煤炭工业。1974年，全国欠产煤炭1700万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前后，国务院领导考虑到，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煤炭产量有更大增长，加强煤炭工业建设十分紧迫，因此，决定恢复已于1970年撤销的煤炭工业部，并任命徐今强为新成立的煤炭工业部部长。整顿开始后，煤炭工业抓整顿，批派性，重点解决两省四矿的问题(山东省的枣庄、肥城、新汶和江苏省的徐州)，涌现出一批采煤“红旗”单位，生产形势日渐好转。4月份，煤炭产量逐日上升。全国洗精煤平均日产量达到120500吨，创历史最高水平。统配煤平均日产754000吨，比计划超产19000吨。煤炭部领导对生产打“翻身仗”充满信心，决心不仅要完成当年计划，还要补足上年的欠产。
　　钢铁生产与其他工业部门相比较，还是处在落后地位。
　　1975年前四个月，全国钢铁生产没有完成任务，欠产钢195万吨，包头、武汉、鞍山、太原等钢铁公司欠产严重。为扭转钢铁生产现状，5月8日至29日，中央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十大钢铁企业[8]负责人和12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以及冶金部等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5月21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钢铁整顿的文件。他说:对钢铁生产，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解决的条件也成熟了。各个行业都要支持。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中央这次批示的要求去办。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他作了一个比喻: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接着，他说:要敢字当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9]。
　　5月29日，邓小平出席钢铁工业座谈会。他在讲话中提出，解决钢铁问题，工作重点要放在四个问题上: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10]。邓小平提出的四条措施，不仅是对钢铁工业的要求，也是整顿开始后紧抓不放并初见成效的四个关键问题。
　　这次会上，邓小平还讲到一个重要观点。针对“四人帮”只讲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却不提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指示的情况，他首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他说:“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他后来不止一次强调过“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想。如同邓小平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到全党都要服从的大局的高度一样，把上述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联在一起，特别是把后两项指示提到“纲”的高度，对经济发展给予“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重视，成为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有力武器。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并批准下发了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中央批示指出:“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会严重地影响战备，就会不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对问题多的单位进行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不要久拖不决，贻误大局。
　　为了切实把钢铁工业抓上去，中央从上到下加强了对钢铁部门的领导，对冶金部领导班子和一些问题多的大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对派性严重、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坚决调离。经过整顿，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太原钢铁公司等重点企业的生产形势开始好转。到6月份，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2400吨，超过全年2600万吨钢计划的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亏产部分。其他工业部门也开始了整顿，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在工交领域整顿的同时，财经整顿也开始启动。这是对铁路整顿和钢铁整顿起配合作用，从总体上扭转经济状况的重要方面。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一结束，新任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就着手抓整顿财政的工作。财政部核心小组顶着“四人帮”的干扰，恢复、加强了财政部的各级机构。撤销了财政部军事管制委员会，把原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司、局组织建制全部恢复起来。财政部税务局也予以整顿加强，恢复为税务总局，加强对全国税收的领导。财政部还从“五七”干校调回大批干部，作为加强财政管理的骨干。
　　针对财政工作的混乱状况，财政部重申财经纪律，整顿财政工作秩序。1月1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工作和严格审查1974年财政收入的通知》，要求扭转财政收支的不正常情况，纠正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于2月下旬、3月上旬分别在北京、上海召开财政银行工作碰头会，要求财政银行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明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目标，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积累，努力做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4月7日至19日，财政部召开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强调发挥税收作用，加强税收管理，严肃纳税纪律，坚决堵塞漏洞，维护国家财政收入。当年8月，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要求，开始起草《关于整顿财政金融的意见》(简称“财政十条”)。针对“四人帮”等人把增加积累批判为“利润挂帅”，“财政十条”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积累同“利润挂帅”的界限，为国家创造和提供积累，努力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切实做好经济监督工作，建立经济核算制；规定对未能按期扭亏增盈的企业，财政不补贴，银行不贷款；要加强信贷管理，控制货币发行，严格财经纪律。
　　财政整顿的开展，促使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又开始树立起社会主义要抓积累，企业要讲经济效益的观念，促使企业加强管理，尽快扭亏增盈。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经济形势明显好转。7月17日，党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5月和6月，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
　　国防科技的整顿也同时展开。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后，明确将调整武器装备的发展目标和研制计划提了出来。当年3月，中央任命张爱萍为国防科委主任，加强了国防科技的领导力量，并批准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等单位《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工程的报告》。张爱萍坚定地在国防科技战线开展了整顿工作。他对干部群众说:现在处在艰难的时期，每一个人都要挺身而出，担负起责任，排除一切阻力，把局面扭转过来!他主持选编毛泽东关于加强团结、克服派性、促进科研生产的语录，广泛印发，有力地遏制了派性势力。他奔走在国防科委的基层单位和试验点上，激励大家“抢时间”，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为完成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而奋斗。5月19日，邓小平出席中央军委第十三次常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汇报。针对七机部的派性问题，邓小平指出:不准再打“派仗”，凡是打“派仗”的，坚决按中央九号文件办。不管什么老虎屁股都要摸。他鼓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领导班子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并说: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凡继续闹派性的坚决调开。他还提出，在调整七机部各级领导班子时，要特别注意培养一批年轻的、有发展前途的科技人员，放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要注意保护这些人，使用这些人。要主动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11]。在中央和军委的支持下，国防科委在整顿中果断清除了各种帮派组织，撤销了“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指挥部”、“运动办”、“帮促办”等临时机构，恢复了党的各级工作机构。连续严重混乱八年的国防科委，在几个月内科研、生产走上了正常轨道。
　　1975年下半年，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连续取得成绩。7月26日，我国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0月27日，我国第十七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成功；11月26日，我国成功发射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回收卫星技术的国家；12月16日，我国又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年里成功发射三颗人造地球卫星，这在中国航天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为了提高和改善部队现有装备，中央军委还对国防工业进行了整顿。4月2日至14日，邓小平用五个半天的时间出席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听取国防工业重点企业的汇报。这次会议强调，虽然军队减少人员、紧缩编制，但不能削弱部队战斗力，这就要解决装备问题。军委现在一手抓编制，一手抓装备，这两件事不是小事，都是大问题。军队的装备问题很多，质量不过关，性能落后，装备缺编，不配套，失修严重等。要缩短战线，精简型号，搞好常规武器发展规划，加强集中统一管理，狠抓科研。在听到国防工业一些“老大难”企业的派性还没有解决时，邓小平指出，问题的关键是看我们怎么抓。有的干部要调动，有的就是要撤掉。不管什么“派”都是错误的，一切“派”都要坚决排除。在听到军事装备维修存在问题时，邓小平强调:重生产不重维修，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再拖了，今天这样决定下来:第一，要重维修，宁可少生产一点，也要把维修问题解决好；第二，要搞一个维修保养的计划，海军、空军、装甲兵统一考虑，统一解决；第三，要按一定的比例生产零备件，没有零件配套就不能算完成生产计划。军事工业的科研也必须搞规划[12]。在国防工业进行整顿的过程中，对有关部门和400多个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进行了产品质量大检查，科研、生产秩序有所好转。
　　铁路整顿、钢铁整顿、财经整顿、国防科技的整顿，扭转了这些部门的混乱状况，进一步明确了整顿的指导思想，丰富了整顿的措施。一批敢于斗争的干部和群众站到了反对派性、克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前列，大胆地抓生产、抓业务，使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得以恢复，生产和经济出现了良好发展势头。
　　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全面整顿成效显著，使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但是，“四人帮”竭力阻挠整顿的进行。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将各项整顿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把中央关于整顿铁路的决定说成是“搞复辟的纲领”。从3月起，江青、张春桥等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4月中旬，江青正式要求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主张就此问题进行思想“交锋”。在“四人帮”的指挥下，各地报刊发表不少反“经验主义”的文章。一时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亡党亡国的危险”等耸人听闻的言论扩散开来。
　　4月18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个多月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明确表示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23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他还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1973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行径。针对“四人帮”发起的反“经验主义”的浪潮，邓小平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这次会议结束后，江青等人攻击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王洪文还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等等。
　　针对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行为，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反复强调坚持“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对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提出批评:“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他对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还批评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后的错误进行批评。就江青等人对4月27日会议的指责，邓小平说: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40%也没有讲到，有没有20%也难讲。针对江青等人把周恩来、叶剑英在1973年11月中美会谈中的一些言论说成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自提出批“走后门”、1975年又突然搞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邓小平向江青等人质问道: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他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吴德、李先念、陈锡联、叶剑英也先后发言，批评“四人帮”。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九年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江青等人，这是第一次。江青等人“沉默”地听批评，这也是第一次。当然，这只是他们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不得不采取的暂时姿态。
　　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上交书面检查，对一年多来“四人帮”干的三件事，即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问题、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一一进行了检讨。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这次会议后，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于6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经毛泽东同意，从1975年7月开始，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由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到全面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使“四人帮”的势头受到遏制，为整顿工作在全国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整顿工作的全面展开
　　江青等人在给党中央、毛泽东写出检查后，一时转入沉寂。邓小平全面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各条战线群情振奋，整顿开始向党的干部工作、党的组织建设及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深入展开。
　　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使被打倒的老干部尽快恢复工作，是1975年党中央在组织工作中采取的比较大的举动。这年4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推动下，中央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根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350人被释放出来。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都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在此期间，邓小平又不失时机地将老红军贺诚[13]女儿写给他要求给父亲分配工作的信件转给毛泽东。5月17日，毛泽东分别对贺诚和傅连??[14]的问题作了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之后，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建议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作出批示，还对陶铸、陆定一、陈丕显、王恩茂、李维汉等人的材料作出批示，敦促有关方面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对其他“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审查对象，如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押的原国民党省、将一级党军政特人员等，毛泽东也主张尽快释放，并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
　　在全国政治形势有利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了整顿党组织的问题。7月4日，他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时说:“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他希望“把省委的领导建立起来，使省委说话有人听，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这样，就能帮助地委、县委，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他还讲到党的作风，说:“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15]
　　为了解决一些地区派性严重的问题，中央决定在浙江、河南等省进行整党试点。7月15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浙江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17日，党中央批转了浙江省委的《请示报告》，提出要对“双突”人员抓紧教育，对混进党内的坏人要坚决清除，把被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党中央批示还指出，在整顿党组织的过程中，要划清两个界限:一个是敌我界限，一个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的“反潮流”分子、“造反派”分子的界限。对于混进来的个别坏人，必须坚决清除；凡有两派的地方，应当暂缓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容许参加任何派别活动。邓小平在党中央批示上加了一句话:在全国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整党试点及其经验的推广，为在全国开展整党作了准备。在整顿各方面工作的过程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根据中央的意见，中组部在9月中旬召开了云南、福建、四川、湖北等六个省组织部负责人会议，并派出三个组到贵州、吉林、宁夏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中组部起草了《关于整党问题的汇报提纲》和《整党问题参阅材料》，并着手代中央起草一个整党的文件。
　　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年年初已经开始。按照邓小平部署，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6月24日下午，邓小平和叶剑英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会议认为:国际形势是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一方面战争不可避免，帝国主义仍然是战争的策源地；另一方面，战争不是三五年内一定打得起来的，有可能推迟。对国际形势的这种认识，进一步扭转了那种认为世界战争迫在眉睫，军队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认识。7月14日，邓小平到会讲话。他说，这次会议主要是搞编制，相应地研究安排超编干部问题，对军队建设上存在的其他问题，待以后再专门讨论解决。他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针对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削弱的现状，他提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15日，叶剑英作总结讲话。他强调，军队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派性存在。他并提醒大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会议期间，叶剑英还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向出席会议的大多数高级干部打招呼，要求大家听从指挥，注意形势，站稳立场，看清方向。会后，叶剑英主持对军队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配备，同时对驻北京市及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这些措施有力地稳定了军队，对于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工业交通状况的好转，邓小平提出要通盘研究经济发展问题。6月份，他提出要召开长期规划务虚会，通盘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他说: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要通盘研究。所谓通盘研究，就是着眼于工业发展的长远规划，从方针政策入手，从总体上扭转工业现状。当年6月16日至8月11日，国务院召开了计划工作务虚会。会议认为，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与会者还提出，要搞一个关于工业问题的文件，认真总结铁路、钢铁整顿的经验，概括务虚会讨论的成果，对整个工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办法，作出一些必要的规定。针对整个工业存在的散和乱的问题，7月中旬，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16]。8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工业二十条”时，邓小平对这个文件的修改提出七点指导性意见:一、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这是一个大政策。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四、整顿企业管理秩序。企业里带普遍性的问题是企业管理秩序不好。企业管理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认真搞好。五、抓好产品质量。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六、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17]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工业二十条”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统领全篇的“纲”，提出:“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文件稿还指出，对于“造反”、“反潮流”要作分析，“要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文件稿还提出:要整顿企业，建立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建立健全以责任制为核心的生产管理制度；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搞平均主义，等等。这个条例虽然未能正式下发，但其主要精神逐步在整顿中得到贯彻执行，对工业整顿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经济形势的好转，要求科技事业尽快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7月，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的报告，派胡耀邦主持科学院工作。在这之前，邓小平还派人着手恢复和整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工作。胡耀邦等人到中国科学院后召开各种座谈会，着手落实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胡耀邦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胡耀邦等人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后来修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明确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战线上成绩是主要的，绝大多数科技人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并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汇报提纲》还强调，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强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邓小平在9月26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听取了胡耀邦等人的汇报，赞同《汇报提纲》所提的观点和加强科研工作的各项措施。他说: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此前，邓小平还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对文化教育各部门都有用处。
　　文艺政策也进行了调整。“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江青等人的控制下，文化领域百花凋零，一片萧条。人民群众以“八亿人民八个戏”来讽刺独尊“样板”、戏剧稀少的状况。1975年7月2日，毛泽东对“周扬一案”[18]写下批语:“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中旬，因周扬案而被关押、监护的人员全部释放。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在邓小平谈到现在文艺不活跃时，毛泽东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7月14日，毛泽东又亲自找江青谈话，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毛泽东的多次谈话为邓小平抓住机会促进文艺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邓小平提出，文艺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还指出: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在他的支持下，已于7月5日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组织人员调查文艺界的状况，向毛泽东转呈文艺界人士的信件和材料。这些材料反映了“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19]、《海霞》[20]，阻挠出版鲁迅著作[21]等问题，以及“四人帮”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引述毛泽东文艺工作方针时只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公然不提“百花齐放”这一情况。7月25日，毛泽东对影片《创业》编剧的来信批示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的批示使长期受到压制、打击的文艺工作者欣喜异常，奔走相告。艺术院校中贴出公开指斥忠实执行江青旨意的文化部负责人的大字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一批被打入“冷宫”的电影陆续开禁，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和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重新出现在舞台上，纪念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隆重举行，《鲁迅书信集》得以出版。沉寂多年的文化领域又显露出一丝生机。
　　教育战线的整顿也在着手准备。在整顿工业、科技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谈到知识分子和教育问题。8月3日，邓小平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代表时，针对许多军工企业技术人员不受重视等问题提出，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22]。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他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还说:“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23]邓小平的这些讲话推动着教育整顿的开展。
　　新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上任后，重提两年前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时关于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否认所谓十七年教育路线的要害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提法，指出把十七年培养的学生都说成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错误的。他还说:“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我们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很严重，非出问题不可。”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教育部的机关刊物连续发表文章，进一步明确阐述这样一个中心思想: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在教育界着手整顿的过程中，周荣鑫等人还在小范围内酝酿起草了《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这份文件提出: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把教育整顿好。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学校没有坚持以学为主，劳动和各项活动搞得太多，要注意防止和纠正轻视理论、轻视读书的倾向。要划清“师道尊严”同正确教育和管理学生的界限，等等。
　　农业整顿的任务也提了出来。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大规模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开幕式在山西省昔阳县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贺，并发表讲话。他说:周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讲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就是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明年起，25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他还说: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5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他说:我们不能吹牛。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24]江青即席插话: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回答:即使是个别的情况，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他逐一列举事实，反问道:这种状况，我们能够满意吗?总之，形势要求我们走快一些。这次会上，邓小平还提出了包括农业整顿在内的全面整顿的任务。他说: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25]。
　　9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9月27日，邓小平出席会议。他在插话中再次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26]。这次座谈会原定讨论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及推广大寨“政治工分”以缩小“农村现有差别”等建议，农业部门和地方的不少同志不赞成上述建议，会议对此没有作出决定，实际上是把这些建议暂时搁置起来。
　　整顿全面推开的过程中，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7月5日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一成立，便投入到全面整顿的工作中，在思想理论方面有力地配合了各个领域的整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政研室在建立之初，除了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文化、科学、教育、出版方面的情况以外，还配合整顿，起草、撰写一些重要文件和文章。其中，政研室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就是一篇针对“四人帮”只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却不提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指示而撰写的文章。《论总纲》指出，要识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文章指出，对“造反”，就要看他是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对“反潮流”，要看他是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文章阐述了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指出，“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文章提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对革命负责，也要对生产负责。”
　　在整顿深入开展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批评“四人帮”控制舆论宣传工具，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在10月4日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他针对“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文艺方针等事例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泽东思想。”“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27]这不仅是批评“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任意歪曲，而且涉及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具体指示，实际上是试图以迂回曲折的方式，绕开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错误思想，尽可能回到毛泽东思想原来的科学轨道上来。
　　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以后的一系列讲话，在他指导下形成下发的文件，以及尚未完成、已在广泛征求意见中发生影响的文件草稿，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继承了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积累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成果，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加以澄清，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有限度的拨乱反正，孕育着一种新的思路。这种思路为后来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作了某些思想准备。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28]“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29]
　　整顿的成效和“四五”计划的完成
　　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一定程度的抑制和对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取得了明显成效。整顿有力地冲击了极左思潮，充实了党内与“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力量，使“四人帮”在中央领导层和军队的影响受到遏制和削弱。整顿在一定范围内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进一步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醒，使他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所在，从而积极贯彻整顿的各项政策措施，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促使生产形势逐步好转，科技、教育受到重视，文艺禁锢开始松动。在1975年，一些地区的武斗逐步减少，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
　　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07亿元，增长15.5%；农业总产值1260亿元，增长3.1%。在工农业产品产量方面，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比上年增长3.36%，创历史最高水平；钢产量2390万吨，增长13.16%；原煤4.82亿吨,增长16.71%；原油7706万吨，增长18.83%；发电量1958亿度，增长17.39%；铁路货运量8.9亿吨，增长12.9%。财政收入815.6亿元，比1974年增长32.5亿元。1975年尽管存在基建战线过长、积累率过高、财政收支出现5.3亿元赤字、职工人数增加过快等问题，但总的来看，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年。
　　1975年是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已经按照计划要求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农业总产值“四五”计划规定1975年达到1230亿元，实际达到1260亿元，完成104.5%，比1970年增长18.1%，平均每年增长3.4%。四种主要农产品中粮食超过指标，完成103.5%，平均每年增长891万吨；生猪、水产品达到指标；棉花产量计划规定为250万吨，1973年曾经达到256.2万吨，提前实现“四五”计划指标，1975年因灾减产，完成95.2%。工业总产值完成100.6%，比规定指标3200亿元略为超过，同1970年比较，五年增长了56%，平均每年增长9.3%。主要工业产品，原煤完成109.5%，原油完成110.1%，发电量完成103.1%，棉纱完成96.8%。钢产量计划规定为3000万吨，完成了79.7%。铁路货运量完成98.7%。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下限的101.6%。财政收入完成98%。“四五”期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有2579个，全部建成投产的有700多个。其中包括:全长820公里的湘黔铁路，全长753公里的焦枝铁路，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大港油田，刘家峡水电站等。这些施工项目的完成大大增加了生产能力，进一步改变了生产布局。农业科学上育成了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并在南方13个省、市、自治区试种。确定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方案开始实施，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武钢1.7米轧机等一批重点工程开始施工建设。
　　经济建设能够取得上述成就，“四五”计划能够得以完成，与1972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有着重要关系。1972年前后，在周恩来主持下，经过经济调整，才使计划指标过高造成的“三个突破”的严重后果基本得以消除。在1975年，由于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才使“批林批孔”运动给社会经济秩序造成的破坏得到有效克服。
　　执行“四五”计划的曲折和这一计划的最终完成，是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抵制动乱、坚持生产和工作所取得的成果。1972年和1975年两次纠“左”、整顿的成效和“四五”计划的完成，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到保持社会稳定和坚持生产的重要性。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批判“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已经在社会上成为比较强烈的呼声。
　　注: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2]邓小平:《军队要整顿》(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4]邓小平:《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5年3月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6]中共山东省委1975年4月5日关于传达贯彻中央九号文件的情况报告。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9页。
　　[8]即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太原钢铁公司、攀枝花钢铁公司、首都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唐山钢铁公司、湘潭钢铁厂、马鞍山钢铁公司。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8页。
　　[10]邓小平:《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1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13]贺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
　　[14]傅连?溃?曾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
　　[15]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1975年7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3、14页。
　　[16]“工业二十条”于1975年11月3日完成定稿，后因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中断未能正式下发。
　　[17]邓小平:《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1页。
　　[18]“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等人被说成是“文艺黑线”的代表，受到批判、审查和关押。属于周扬案被关押审查的30年代的左翼文艺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工作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艺术家达76人。1975年3月至7月，被关押者除12人病故外，陆续得到释放。1979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为周扬案中受审查、批判及被株连的人平反昭雪。
　　[19]1975年2月，反映中国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故事影片《创业》在北京等城市上映，引起观众热烈反响。“四人帮”却指责影片“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指使文化部给《创业》罗织了所谓“十大罪状”，下令停止发行上映。
　　[20]1975年春节前，以海岛女民兵为主题的故事影片《海霞》摄制完成。周恩来对影片表示肯定和赞赏，朱德、叶剑英及其他几位老帅都先后调看了《海霞》。但江青却说:《海霞》“基调很坏”，“不是好影片”。张春桥批示要对《海霞》严加查处。他们授意文化部的亲信诬蔑《海霞》“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有“严重的路线问题”，“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等，责令摄制组检查创作思想，展开批判。当年6月15日，影片经修改后，再次送文化部审查，仍然受到刁难。
　　[21]“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江青等人制造种种借口，不让出版鲁迅书信集和鲁迅著作，鲁迅研究工作也不能正常开展。在调整文艺政策的鼓舞下，鲁迅之子周海婴和他的叔父周建人等在胡乔木的支持下，于1975年10月28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鲁迅书信和著作出版以及鲁迅研究等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11月1日，毛泽东对周海婴的信作出批示。“四人帮”再也无法阻挠鲁迅书信集的出版，《鲁迅全集》的整理工作改变了过去“一直无人过问”的状况。
　　[22]“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诬蔑为“臭老九”。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借用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表示应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23]邓小平:《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页。
　　[24]据国家农林部1973年的统计，有72个县的粮食产量还停留在解放初期的水平；近100万个生产队(约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20%)每人年平均分配收入在40元以下，这些队基本上没有现金分配，有的队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很困难。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27]邓小平:《各方面都要整顿》(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7页。
　　[28]邓小平:《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29]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