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能警察txt免费下载:他盘腿坐下，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

　　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让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

　　妈妈爱他

　　“没有比秋白对我更好的人了”

　　对父亲的了解，不少是来自我母亲杨之华。对于父亲，母亲始终有种近乎崇拜的爱慕。

　　父亲瞿秋白在母亲之前有过一个夫人，她叫王剑虹，结婚7个月后患肺结核去世了。

　　1923年夏，瞿秋白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同年，他翻译了《国际歌》。

　　母亲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个家道中落的小姐。她二十岁出头和我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我生父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1922年母亲只身赴上海，参加妇女运动，结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1923年底她报考上海大学，被社会学系录取。

　　瞿秋白这时因为党派之间的斗争，辞去了系主任职务，但是还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他讲课很生动，恽代英、萧楚女都去听过。

　　母亲第一次听他的课，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久，他们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次是苏联顾问鲍罗廷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事离开上海，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母亲去汇报。她在那里遇见了瞿秋白，他担任了谈话翻译。

　　王剑虹去世后，母亲很同情瞿秋白，一直照顾他。相处不久，瞿秋白就提出来要跟她结婚。母亲说，我有爱人，虽然感情不好，但是没有正式离婚。当时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回萧山老家，暂时回避。

　　然而，执着的瞿秋白放不下对我母亲的思念，学校放暑假时，他跑到萧山去找她。母亲的哥哥和我生父沈剑龙是同学，见此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

　　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需要把一些事情“谈开”。于是他们3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和我母亲接到他家去谈，又谈了两天。最后又到常州瞿家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3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 

　　谈判结果是沈剑龙同意在《民国日报》上登3个启事：母亲和沈剑龙解除婚姻，母亲跟瞿秋白结婚，瞿秋白跟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我的生父在这一点上很不容易。他觉得自己配不上我母亲，瞿秋白比他好，所以他同意离婚。

　　1924年11月7日，报纸上登出启事的同时，瞿秋白和母亲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我生父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当时，父亲瞿秋白亲手在一枚金别针上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

　　也因为这份深厚的感情，母亲在父亲牺牲后始终未曾改嫁。记得许多个夜晚，当我醒来时，总会发现母亲在灯下，拿着父亲以前写给她的信泪流满面。

　　曾有人问母亲：“在革命战争的年月里，丧偶是经常发生的事。有些人重新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你为什么不再结婚呢？”她这样回答：“这并不是由于我封建，这是因为我感到没有比秋白对我更好的人了。”每年父亲的牺牲日，母亲都会写下纪念文章。她始终怀念、铭记着父亲，直至自己生命终了。

　　不是亲爸

　　我却一直叫他“好爸爸”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但在幸福之中，母亲总觉得心里少了什么——那时候，我并不在她身边，因为生父不让她见我。父亲非常理解母亲的心情，他给母亲讲《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和安娜·卡列尼娜很相像，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独伊一定能回到你的身边，我一定会比亲生父亲更加爱护她，教育她健康成长。”

　　我第一次见父亲大概是1925年。父母到萧山来接我，母亲已经把我抱出来，但生父不肯放我走，又把我抢了回去。父亲当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那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哭。不久，他俩再次到浙江乡下接我，我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送到了父母身边。　　

　　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也来到莫斯科。那年，我才6岁。

　　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的。每天休会的时候，父亲就会到我房间来陪我，有时会带我去树林里采野花，夹在书里当干花，有时候又会用纸叠成鸟儿逗我玩。

　　到了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父亲就会把我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他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着脸哭了起来，这时候年幼的我就会大叫：“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看我信以为真，父亲放开手，哈哈大笑。

　　1928年底和1929年初春，父亲因病先后两次到疗养院疗养。他给母亲的信中时常提及我：“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

　　当时没有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儿童疗养院。在那儿，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为此闷闷不乐了很久。父亲写信安慰我：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父亲是个非常体贴细心的人，每次到儿童疗养院看我，他总不会忘记给我带礼物。他知道我喜欢吃那种玻璃纸包裹着葡萄干、奶渣的糖果，总是托人从莫斯科买来带给我吃。

　　特派记者

　　最早向中国人描述列宁形象

　　1921年1月25日晚11时，父亲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抵达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车站。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作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父亲的报道，从6月22日到9月23日在北京《晨报》上连载了27次，标题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长达3万字。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7月6日，父亲在安德莱厅看到了列宁。他在当日写下的新闻报道，记录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并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

　　他说，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成人山，列宁的演说往往被鼓掌声所吞没。

　　让父亲记忆深刻的是，他在会场的走廊上追上列宁要求采访。列宁并没有挥手拒绝，而是停下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由于会务太繁忙，他指给父亲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匆匆说了几句，便道歉忙碌去了。

　　视死如归

　　唱着俄文国际歌走向刑场

　　1935年，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军重兵“围剿”苏区。在向福建闽西山区转移的突围战斗中，何叔衡因年老体弱掉下悬崖，被敌人机枪扫射中弹牺牲；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于难；父亲因长期患肺结核，躺在担架上翻山越岭难以支撑，被敌人逮捕。

　　父亲被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长宋希濂读过父亲文章，听过他的演讲，他称父亲为“瞿先生”。父亲喜欢看书，宋希濂就给他拿些书来。父亲在狱中写的诗，都是他保留下来的。

　　蒋介石派来的国民党特务，多次对父亲游说劝降。行刑前5天，他们还对父亲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担任大学教授都可以。

　　父亲说：“我死就死，何必讲这些呢。”

　　蒋介石曾经召集一些国民党官员商议怎么处置瞿秋白。蒋介石和戴季陶都要枪毙他，戴季陶甚至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父亲知道蒋介石要杀他，始终显得很淡定从容。6月18日，他写完最后的绝笔诗走出了牢门。父亲当时身穿黑色对襟衫和白布低膝短裤、脚上是黑线袜和黑布鞋。黑上衣是母亲给他缝的，后来寻找尸骨挖出来辨认时，母亲认出了衣服的扣子。

　　父亲走到中山公园的亭子，站在那里照相。看守给他准备了四碟菜，他坦然地喝酒吃菜，然后出来用俄文唱国际歌。他一边走一边抽烟，神态自若，街上行人和记者都看不出来谁是要被枪毙的。

　　父亲最后说，我有两个要求：“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罗汉岭刑场后面有一座山，父亲盘腿坐在那块平地上，对刽子手点头说：“此地甚好。”在此，从容就义。              (厉苒苒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