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学院组织部电话:楚梦：一段需要重新阐释的历史

 楚梦：一段需要重新阐释的历史　　

——我看北洋政府

        记得意大利著名学术大师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句话的含义谁都明白，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历史就是胜利者的历史。然而，真相却只能有一个，可能是公众比历史学家们更迫切需要真相的缘故吧，便有了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断被改写、平反和注释的过程。有些历史因其年代的久远，也许永远没有了真相，可是，一些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还是可以寻觅到星星点点的印迹的，在真相的基础上作实事求是的评判，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民众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当我读了一些有关北洋政府的书籍和资料之后，便强烈感觉到这段历史应该重新阐释。

　　所谓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称北京政府，是指民国初年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建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这是相对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势力在南方成立的广州军政府（革命政府）的称呼。在我的脑子里、在各种正统的宣传资料和教科书上，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恐怖最黑暗最混乱无序的年代，炮火硝烟、烧杀掳掠、勾心斗角、动荡不安，统治者们导演的丑剧、闹剧、悲剧一幕接着一幕，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卖国条约、府院之争、军事独裁、“三.一八”惨案……最近，我特意翻阅了由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这部历史著作尽管有一些独特的观点和清醒的认识，比如军阀政治失败的原因，该书归结为：军阀们没有能力变军事控制为政治控制，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规范出真正有权力的文官政府。这个观点应该是客观公正的。可是，该书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对那段历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故有的观念或者说主流观念上。

　　老实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历史没有多少兴趣，那都是些过去的事情，何必去费那个精力呢？后来，因为对某些已成定论或习以为常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疑问之后，才不得不注意起“历史”来，比如对北洋政府的兴趣就是因为我在不断阅读中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为何发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何出现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尽管很不成熟）？为何能够诞生五千年历史上唯一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是什么因素成就了那么多迄今为止无人超越的思想家、文学家？

　　我的第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那段“最黑暗的时期”的政府更迭。我承认，那确实是一个军事主宰政治的时期，自袁世凯过世后，军阀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谁得势谁就获得了政权。然而，虽然这些军阀们都握有枪杆子，但是，他们在获取政权的时候大多都没有发生过流血牺牲。自1912年到1928年，除了1913年11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的两年半时间，其他各个政府基本上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的，起码在形式上是这样，只是有些军阀如张作霖将权力抓得更紧一些。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按照法律程序继任大总统，黎继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恢复被袁解散的国会。此后，虽然政府多次废宪、立案，但都没有停止过起草永久性宪法的工作，都宣称效忠共和政体，都组成了一个名义上的文官政府。不管他们有多么大的野心，对权力是如何醉心，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他们都不愿背负破坏民主共和的罪责。因此，他们在战场上可以炼杀掳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老子天下第一，在政坛上，他们却不敢公开胡来，即使曹辊是靠贿选当上总统的，但他毕竟是通过选票而不是直接通过枪杆子上台的。这说明在这些丘八们的心里，合法即便表面上的合法是相当重要的。

　　我的第二个有趣的发现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们却特别害怕舆论、学生和知识分子。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曾百般讨好梁启超、宋教仁等与他意见不合的学界、政界人物；自袁世凯始，整个北洋政府期间，党派林立、报刊遍地，骂政府、骂总统、骂国会议员之声此起彼伏，学生运动、群众集会时常发生，真正遭到公开打击扼杀的还是不多，暗杀是有的，但对知识分子的暗杀主要还是发生在土匪头子张作霖当政期间；1926年3月18日，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内阁执政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祺瑞执政府也没有加以阻拦。在国会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之后，他处罚了凶手，又按照国会要求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对于国务院要求“阁员总辞职”，他照办执行。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祺瑞从此素食终生。

　　我的第三个有趣的发现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其复杂的背后因素。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偕参赞小幡、书记官高尾在北京怀仁堂觐见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直接递交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孙中山得知此事，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行动。其中的重大举动之一就是：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签订了所谓的《中日盟约》，将中国的诸多主权拱让日本，以换取日本对革命党的支持。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尚未正式签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凯曾向各级官员发出“密谕”，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足见袁世凯之无奈。遗憾的是，袁世凯庆幸力争幸免的条款，却被孙中山主动送给日本人了。他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有其普通教科书上没有提及的内容：1926年，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设水雷封锁了水道。曾经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于1926年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内战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并要求“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最后通牒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苏联人趁机通过中国的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其实，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可苏联政府仍然操纵学生发动了反抗政府活动，导致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的发生。

　　我还有其他许多有趣的发现，比如，“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并不是被袁世凯“窃取”的，比如袁世凯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当皇帝的，比如民国第一个被杀的报人黄远庸竟然是孙中山指使人干的……

　　当然，我并不是否认，北洋政府有很多腐败、荒唐、惨无人道的行为，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灾难，但这段时期似乎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不愿承认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