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阿波罗公馆: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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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总路线,就三大改造的具体途径来说,是有自己的创造,但就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样式来说,则是苏联模式。这一选择,是“有它的历史由来”的,“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把它说成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绝对化
党从1956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思想,以至政策。但何以没能坚持贯彻下去,以至很快又走回头路。这显然与当时对苏联的经验教训只限于具体政策,而未能从总体模式上看其弊端有关。而更重要的是,由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转向了肯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反修防修问题的提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龚先生主张把建国头三年和后四年分开,头三年以“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实施”立编。其根据是:头三年和后四年,在主要任务、指导方针、基本政策等方面确有不同特点。以
1953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为界,能比较客观地描绘出两个时期的历史原貌。过去把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或《共同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完全淡化的做法,并不合乎历史实际。因此,重新强调那个时期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首先是还原历史原貌,也同今天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有某种更自然的联系,而不简单是个划分时期的技术层面的问题。     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是要写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氛围     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写过去的历史,不是去任意改写历史的原貌,而是对历史的原貌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脉络有更清楚的理解。 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是应当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发展,还是应当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当时认为已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搞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无论是成绩或错误,都要实事求是,不避不讳。既不用成绩遮盖错误,也不因错误而否定成绩,这就是党的立场和科学立场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