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政府前期能开疆拓土主要依靠哪支部队？

唐代“城傍”为兵士的一种，史界已成定论，但城傍究竟为何种兵，中日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1]笔者在这些学者论述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城傍，认为城傍是一种兵牧合一的制度，唐对内徙蕃族置于军镇城旁，保持其部落组织，轻税之，战时发其自备鞍马从行，城傍不但是大唐帝国赫赫武功的重要创造者，而且对唐后期历史及军事均有较大影响。正确与否，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城傍的设置状况

《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略云：

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

这是有关城傍子弟的重要史料。日野开三郎先生指出，城傍是与城傍子弟同样的称呼，正如土团、坛丁也称土团子弟、坛丁子弟一样。方积六先生也认为城傍是对城傍子弟的省称。[2]笔者以为，唐代子弟问题还需具体研究，但诚如日野及方先生所论，这里的城傍子弟是一词，城傍子弟指城傍兵．不但与土团、坛丁称土团、坛丁子弟同，而且也与神策兵又称“神策子弟”[3]同。

方积六先生指出城傍子弟为蕃兵，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城傍为蕃兵，不但对唐代兵制、军事，而且对唐代民族关系等都影响至深且巨。笔者在方先生的基础上，再就城傍的设置、制度及作用等，补充论述如下。

1、东北城傍

《陈伯玉文集》卷一O《为建安王与辽东书》云：

营州士[4]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唯待官军。

这里士（土）人与城傍子弟并举。同卷《为建安王与诸将书》称“营州饥饿，人不聊生，唯待官军”，未点明待官军者的身份，但《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书》则云：“营州饥饿，人不聊生。诸蕃首领百姓等，唯望官军。”可见城傍子弟即指营州诸蕃首领百姓，他们在这次孙万荣叛乱中心向唐室，谋求归顺。

营州城傍子弟，其来已久。《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略云：

又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初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至曾孙万荣，垂拱初累授右玉铃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万岁通天中，万荣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俱为营州都督赵翙侵侮，二人举兵杀翙，据营州作乱。尽忠即窟哥之胤。

契丹孙敖曹与靺鞨突地稽武德四年内附，被置于营州城傍，据此而形成的辽州、归城州都属于营州城傍。同传又云：

〔贞观〕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咸请内附，乃置松漠都督府。

李尽忠为这次内附的窟哥后代，世袭松漠都督。《旧传》未记松漠都督府的位置，但同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略云：

（万岁通天元年）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攻陷营州。

可知窟哥内附，也被置于营州城傍。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作乱，所领兵为窟哥部及孙敖曹部，占据了营州因饥饿而“唯待官军”的城傍子弟，应包括这些部落兵（当然还有其它一些，详见下论）。他们因被置于城傍，而名之为城傍。《陈伯玉文集》中提到的“营州城傍子弟”指诸蕃部落（包括首领、百姓），这是显而易见的。

武德四年内附置于营州城傍的还有靺鞨人，因此营州城傍不只契丹一族。《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条略云：

有酋帅突地稽者……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刘黑闼之叛也……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一子谨行……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

结合上引契丹条，以靺鞨部落置燕州，也在营州城傍。麟德中，李谨行领这一部落仍称雄于营州，“其部落家僮”，即营州城傍。

东北城傍中，除契丹、靺鞨外，尚有奚及其他部族。《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略云：

范阳城旁奚族也。

《新书》二一一李宝臣传作“范阳内属奚也”，可见《新书》作者已不知道“城傍”为专有名词。“旁”与“傍”在现代汉语中是两个字，读音亦不同，而唐时“傍”在表示旁侧的用法上与“旁”通。如《全唐诗》3220页“路傍一株柳”，3306页“惊秋路傍客”，3367页“青襟在师傍”，3368页“若无傍人见”，“岂合离市傍”，这些“傍”均指“旁”。“傍”也有写作“旁”者，如3363页“浮云道旁起”，旁、傍含义相同。[5]“城傍”也是如此，故而《旧唐书·李宝臣传》作“城旁”。“城傍”即城旁侧之义，“傍”在这里读为“旁”。同书管一九九下奚国条云：

贞观二十二年，酋长可度者率其所部内属，乃置饶乐都督府，以可度者为右领军兼饶乐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

贞观年间内属的奚应与契丹一样，置于营州城傍。《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门贞观十八年七月诏，提到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二都督府兵马及契丹、奚、靺鞨，往辽东问罪”，这里的契丹、奚与靺鞨，都是营州都督可控制的营州城傍。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叛后，奚率众属突厥，其后，奚、契丹与唐或降或战，开元二十年，奚酋长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诏封李诗为归义王兼特进，左羽林大将军同正，仍充归义州都督，赐物十万段，移其部于幽州界安置”[6]，《新唐书》二一九作“置其部幽州之偏”，偏者，旁也。奚部落被置于幽州城傍，李宝臣为“范阳城旁奚族”，当是与李诗同内附的奚族后代。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略云：

燕州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旧领县一，实无土户，所领户出粟皆靺鞨别种。户五百。

威州武德二年，置辽州总管……贞观元年，改为威州，隶幽州大都督。所领户，契丹内稽部落。

慎州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淄、青州安置。神龙初复旧，隶幽州。

玄州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徐、宋州安置。神龙元年复旧，今隶幽州。

崇州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置崇州、鲜州，处奚可汗部落，隶营州都督。

夷宾州乾封中，于营州界安置，处靺鞨莫愁思岭部落，隶幽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徐州。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师州贞观三年置，领契丹室韦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都督府。

鲜州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奚部落置，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

带州贞观十九年，于营州界内置．处契丹乙失革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放还，隶幽州都督。

黎州载初二年，析慎州置，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宋州管治。神龙初还，改隶幽州都督。

沃州载初中．析昌州置，处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州陷契丹，乃迁幽州，隶幽州都督。

昌州贞观二年置，领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

归义州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州都督。

瑞州贞观十年，置于营州界，隶营州都督，处突厥乌突汗达干部落，咸亨中改为瑞州。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宋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信州万岁通天元年置，处契丹失活部落，隶营州都督。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青山州景云元年，析玄州置，隶幽州都督。

凛州天宝初置于范阳县界，处降胡。

自燕以下十一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今记天宝承平之地理焉。

我认为这十七州部落皆为幽州、营州城傍，理由如下：

（1）燕州领靺鞨别种。前文已论，武德初突地稽降，以其部落置燕州，《旧唐书·契丹传》称其与契丹别部一起置于营州城傍。天元二十五年后燕州移隶幽州，当为幽州城傍。

（2）威州原名辽州。上文已论，契丹孙敖曹降，于营州城傍安置，行辽州总管，可见辽州为营州城傍。改威州后隶幽州，成了山州城傍。

（3）慎、玄、夷宾、师、鲜、带、黎、昌、瑞、信十州因靺鞨、契丹、奚、室韦、突厥等部落置，万岁通天元年前隶营州，孙万荣、李尽忠攻陷营州后，移于淄、青、宋、徐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这些州部落也是城傍，因为《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晙传略云：

议者若谓降狄不可以南处，则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编夷居青徐之右，何独降胡不可徙欤？

王晙主张将归降的铁勒九姓迁置淮右、河南宽乡，因有的大臣认为降胡不可徙，故举出高丽人迁沙漠之西、城傍迁青徐之右的成例。关于高丽人的迁徙，《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条云：

（仪凤中）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邓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余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

仪凤中因高藏叛乱，高丽人被迁至河南、陇右，可能主要迁于陇右，上引《六典》“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高丽兵即由迁徙陇右的高丽人组成。王晙疏中“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指的就是高丽人被迁陇右一事。那么“城傍编夷置青徐之右”何指呢？

《旧唐书》卷九三王晙传此旬作“西域编氓散在青徐之右”，《全唐文》卷二九八同。查唐代史籍，开元十年因康待宾作乱，“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配许、汝、唐、邓、仙、豫等州”[7]，但王晙上表在开元五年，不可能预书五年以后事，疑《旧传》不解“城傍”之义而混于河曲残胡开元十年后的移隶，将“城傍编夷”改为“西域编氓”。实际上，《新传》作“城傍编夷”是有实指的。

我国古代对少数民族称“西戎、东夷、南蛮、北狄”，夷者，一般为东方少数民族的泛称，而结合上引慎、玄等十州契丹、奚、靺鞨、室韦等东北部落的移徙看，“居青、徐之右”的“城傍编夷”正是原隶于营州的慎、玄等十州部落。古人称方位时，以西为右，如陇西称陇右，山西称山右等。“青徐之右”即青、徐之西。慎、玄等十州部落分别迁徙于淄、青、宋、徐四州，淄州在青州之西，宋州在徐州之西，这四州确实可称为“青、徐之右”。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慎、玄等十州部落正是“城傍编夷”的结论。《旧书·地理志》记叙慎、玄等十州时，只记其先隶营州，后隶幽州，并未记其为城傍，但王晙疏中一句话，就点明了居青、徐之右的慎、玄等十州部落为“城傍编夷”的性质。慎、玄等十州原隶营州，为营州城傍，万岁通天元年孙万荣等攻陷营州后，十州无所属，移于青、徐之右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成了幽州城傍。

（4）剩下的崇、沃、归义、青山、凛州无移隶青、徐北还的经历。但崇州分饶乐置，沃州析昌州置，青山州析玄州置。上文已论饶乐奚为城傍，昌、玄州亦城傍，则三府州的分州也应属于城傍。归义州总章元年置，处新罗，隶幽州，无移隶问题；凛州天宝初因降胡置，时间较晚，也不需移隶。在东北其它部落州府皆为城傍的大形势下，这二州也应是城傍。

经上论可以看到，《旧志》所列燕州以下十七州虽“以州名羁縻之”，但不是羁縻州，而是城傍。《旧志》所记的“无所隶属”，也不确，这十七州城傍在天宝年间皆隶属幽州都督府，故能为安禄山所用。而这些城傍改变了安、史后河朔的性质则是中国中古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2、北方城傍

这里的北方包括河东及朔方两部分。《册府元龟》卷一三五帝王部愍征役门开元十五年条略云。

北河遭水处城旁及诸蕃投降人，先令安置，及州县被差征行人家口等，去年水涝……不知并得安存与否……宜令州县简责，有乏绝者准例给粮，俾令安堵。

开元十四年秋唐数十州大水，至十五年未息，《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略云：

（开元）十四年秋，天下州五十，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怀、卫、郑、滑、汴、濮人或舟以居……十五年五月，晋州大水。

位于河曲之地除河北道外，尚有河东道，开元十五年晋州大水，可见这次水灾波及了河东。开元十五年存抚北河的诏令应不专指河北道，而应指包括河东道在内的河北区域，厂”义而言．“北河遭水处城旁”可能包括了朔代等位于河曲之地的河东道城傍。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O《命吕休璟等北伐制》略云：

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大将军……张仁愿……与副大总管右监门卫大将军鲁受信等将蕃汉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

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为朔方节度使的前身[8]，景龙四年敕中要求朔方道城傍与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一起参加北伐突厥，可见朔方道有城傍。

河东朔方的城傍有哪些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条云：

闰月，以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喀兼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令丰安、定远、三受降城及旁侧诸军皆受晙节度。

《唐大诏会集》卷五九《王晙朔方道行军总管制》作“可持节充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仍兼安北大都护，丰安、定远、三城等军及侧近州军，宜依旧例，并受晙节制”，《旧书》卷九三王晙传作“侧近军”。“侧近州军”、“侧近军”与“旁侧诸军”同义。五城旁侧诸军何所指呢？《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八年六月条略云：

突厥降户仆固都督勺磨及●（足＋夹）跌部落散居受降城侧，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阴引突厥……诱勺磨等宴于受降城，伏兵悉杀之，河曲降户殆尽。拔曳固、同罗诸部在大同、横野之侧者，闻之皆凶惧。秋，并州长史、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引二十骑，持节即其部落慰抚之。

开元四年默辍被斩首后，在其控制下的铁勒部族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等部来降，被置于大武军北。[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