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 韩国 迅雷下载:提督蒋玉龙（二）

西南苗王城遗址－－猪拱箐，位于镇雄与毕节地区交界的青场乡境内

    （二）猪拱箐保卫战与黔西北苗军的失败

    1866年4月，清王朝令贵州当局厚集兵练，与新任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率领的滇军约期“会剿”猪拱箐。

    猪拱箐包括八座大山，纵横数十里，三面峭岩绝壁，仅北面稍缓，由青松梁子可登上山顶。其下为吴家屯，附近有二龙关和大溜口两个要隘，间道可通威宁州海马姑（今属赫章县境）。海马姑距猪拱箐八十里，地势险峻，七星河环绕其下，是苗民起义军的另一个重要据点，与猪拱箐互为犄角。为对付清军的进攻，陶新春领导的苗民起义军一面收缩兵力，一面在根据地内添筑营垒，扼守要隘。附近地区的其它起义军，如号军何大五部，苗军岩大五、祝万春、何玉堂等部都派兵支援猪拱箐和海马姑。

    1867年春，岑毓英由云南镇雄州到达贵州毕节，随即督军进攻黔西北苗军根据地。他派一部兵力牵制海马姑的苗军，截断猪拱箐的外援，以主力进攻猪拱箐。3月下旬，滇军攻占吴家屯，然后两面夹击，夺占了二龙关和大溜口等要隘，迫使苗军退回山顶坚守。其后，滇军在猪拱箐半山腰扎营，准备向山顶苗军发动总攻。云南巡抚刘岳昭一面指挥所率湘军进攻平远州（治今织金）牛场苗军，以断绝猪拱箐苗军外援，一面将军火粮饷源源不断地运往滇军阵地，并将滇军后队三千余人调到猪拱箐前线。岑毓英部在猪拱箐苗军阵地周围挖掘壕沟，构筑木城，修筑营垒，连营一百七十二座，把起义军阵地重重包围。岑毓英为彻底孤立猪拱箐苗军，派总兵王丕烈会同贵州地主武装向红岩尖山进犯。王丕烈驱使土目伪装苗军援军，混入起义军阵地，与清军里应外合，于6月21日占领了红岩尖山。从此，海马姑与猪拱箐的联系被敌切断。

    苗军与清军对峙数月之久，军火、粮食极度缺乏，形势日趋危急。更为严重的是，在革命高潮时迫于形势参加起义的土目，这时大都动摇，纷纷投敌。岑毓英等还根据少数民族“连袂踏歌，此唱彼和，以传心事”的习俗，编写瓦解起义军斗志的歌词，让清军中的苗、彝族士兵“遍山环歌”，致使起义军“闻歌而逸去者万余人”。

    7月20日晨，清军利用起义军哨兵轮换吃饭之际，发动总攻。潜伏在起义军内部的投敌分子“导官兵自其守处入”，清军大队束草填壕，攻入起义军阵地。经过激烈战斗，陶新春率领起义军余部退到山顶继续抗击。中午，清军发射火箭，焚烧山顶的房屋和棚帐。起义军和敌人展开最后的肉搏战，许多人壮烈牺牲，陶新春、熊万顺、周国瑞等人力尽被俘遇害，猪拱箐苗军根据地终于陷入敌手。8月16日，海马姑也被滇军和贵州兵练攻占。苗军首领张项七牺牲，陶三春在突围中被俘。

    由于猪拱箐保卫战的失败，苗军队伍大部丧失，黔西北农民起义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

    （三）黔北号军的失败

    湘军三路援黔失败后，清王朝对贵州的用兵方略发生了某些变化。1867年秋，太常寺卿石赞清以“贵州全省糜烂，万难自强”，乃上书清廷，提出了“料理黔事，心须川楚合力”的主张。对云南、贵州两省，他认为应“先黔后滇”，“黔省肃清，然后移得胜之师料理滇事”。他分析了黔北号军和黔东南苗军的情形，认为苗军“多坐守巢穴，攻之似易而实难”，号军“飘忽游移，击之似难而实易”，故建议集中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兵力，先攻号军，再攻苗军。虽然石赞清的建议为清廷所否定，但他的基本观点却为不少人所接受。因为贵州各民族起义军经常进入四川，危及四川当局的利益，所以四川总督骆秉章早就有“滇事似宜缓图，而黔寇亟应剿办”的意见，并派遣湘军将领刘岳昭等率兵援黔。1867年，骆秉章又奏请以候补知府唐炯率川军援黔。接着，署四川总督崇实奏请由唐炯督办援黔军务，令其先与湘军并力进攻荆竹园，再攻玉华山、尚大坪，认为“号匪既平，苗贼亦必敛而归巢”。1867年11月，清政府令席宝田代替被免职的兆琛总理湖南援黔军务（席宝田首先向荆竹园的号军进攻）。这样，清政府事实上承认并实行了“川楚合力”、“先黔后滇”、先号后苗的方略。

    1868年1月初，席宝田率湘军到达贵州铜仁，以一部留防湘黔边界，自率七千余人驰赴荆竹园。1月17日，席宝田与李元度两部湘军会师于三道水（距荆竹园仅八里），随即察看地形，研究进攻计划。荆竹园西临大河，东、南石壁陡立，唯有北面地势稍平，但黄号军防守严密。席宝田决定以步步为营的战术，指挥湘军从北面交替前进。湘军营垒距号军营卡最近的仅数百步。号军多次出卡反击，在湘军洋枪洋炮的轰击下，伤亡很大。27日夜，湘军凭借火力优势，席宝田部攻北卡，李元度部攻东卡，于第二天黎明冲进荆竹园寨卡。号军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黄号军首领肖继盛、何瑞堂等牺牲，仅有二三千人突围转移到罗家岩。湘军随即攻占罗家岩，守寨号军伤亡殆尽。

    2月，席宝田部攻陷轿顶山，黄号兴明王石廷士、大元帅马文祖被俘，惨遭杀害。不久，因苗军攻入湘西沅州，威胁湘军后方，席宝田被迫回军湘西，轿顶山复为号军占领。

    与此同时，李元度部湘军向乌江西岸的白号军进攻，并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大搞招降活动。由于军事上接连失利，一部分号军领导人发生动摇，接受招抚，这就加速了白号军的失败，使湘军逐渐攻占了偏刀水的外围据点。3月24日，湘军先向距偏刀水仅四里的觉林寺进攻，遭到号军英勇反击，遂用劈山炮猛轰。这时，早已投敌的孙洪顺从里面接应配合，湘军乘势夺卡，攻入号军营垒。称为嗣统皇帝的号军领袖朱明月突围后被俘。4月初，四川候补知府唐炯和总兵刘鹤龄率川军相继到达偏刀水，占据西、南两面。唐炯、李元度一面派军队截击来援的黄号军，一面乘虚攻占了黄号军的重要据点水源沟等地。清军将偏刀水周围的神仙峰、黄家寨、朱村、拖尾营等堡寨逐次攻占，并在周围挖壕堑、树木栅，派兵昼夜守护，使偏刀水白号军愈形孤立。号军奋力坚守，打退川军、湘军的多次进攻。清军以新式后膛开花炮向偏刀水轰击，号军伤亡渐多。唐炯又派叛徒庞向忠潜往偏刀水号军内部诱降。5月26日，川军、湘军会攻偏刀水，秘密投敌的号军首领向成高暗中打开寨门。在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之下，偏刀水终于失陷。白号军首领——寄信王田应武、黔阳王何继述、元帅何发喜、军师老教主王礼廷、李长俊等被俘遇害，号军战士七八千人被剃发遣散。偏刀水失陷，标志着白号起义军基本失败，并使黄号军陷于孤立。

    川军继续向余庆轿顶山、瓮安玉华山、平越尚大坪等地的黄号军进攻。黄号首领何得胜已于上年10月病死，何妻黎氏统其众，由进攻转为防御，并放弃了与潘名杰苗军的联合。之后，谭超凡（光前）在瓮安自称皇帝，与黎氏发生矛盾，导致武装冲突，自相残杀，使黄号军受到极大削弱。贵州巡抚曾璧光令贵州提督张文德进攻龙里、贵定，牵制潘名杰部苗军，以便唐炯集中力量进攻号军。唐炯采取“剿抚兼施”的方针，将部分投降的号军编入总兵刘鹤龄军中，令其引导川军前进；策动谭超凡暗约五十九寨黄号军向川军投降，作为内应；根据降众提供的有关黄号占领区的地形和叛徒的献计，制定攻击玉华山、轿顶山和孤立尚大坪的作战方案。7月27日，三路川军同时渡过清水江（乌江支流）。左路邓锜率兵一千五百人和五百降众，从袁家渡渡河，谭超凡率已降清的五十九寨号军与川军配合，于8月7日占领瓮安县城。8日，川军向大轿顶山进攻，号军降众从中纵火内应。黄号军首领石士贵、张义方阵亡，大轿顶山为川军占领。右路总兵唐大有从龙坑渡河，在号军叛徒配合下，于8月7日夜夺占小轿顶山，黄号首领何双富等被俘。中路总兵刘鹤龄从江界河渡河，8月6日夜袭占长安营，逼玉华山而垒。在叛众的煽惑下，黄号军军心涣散，纷纷出降。川军乘势攀藤附葛上山，黄号军文定王陈绍虞乞降，并将拒不投降的王超凡捆献清军，致使玉华山陷入敌手。至此，余庆、开州、瓮安等州县全部为川军控制。

    川军攻占大小轿顶山、玉华山后，便合兵会攻尚大坪。唐炯继续采用“剿抚兼施”的方针，将玉华山降众留强汰弱，编为五营。8月14日，唐大有部川军和降众抵达大坂，控扼尚大坪之前，唐炯、刘鹤龄列营于左右。这时，黔军参将唐天佑部也已渡过清水江，攻占王卡，切断了尚大坪的后路。于是尚大坪号军处于川军、黔军四面包围之中。15日夜，川军冒雨袭占岩门关、平果两处要隘，逼尚大坪而垒，并发动政治攻势。8月16日，何黎氏等率号军及太平军数千人投降清军。刘义顺和秦崽崽等数十人由小道突围被俘，后在成都惨遭杀害。

    号军最后一个根据地尚大坪的陷落，标志着坚持了十四年之久的号军起义的最后失败。

    （四）湘、川、黔军三路进攻黔东南苗军

    1867年猪拱箐陷落和黔西北苗民起义的失败，1868年荆竹园失陷和黔北号军起义的失败，使贵州各民族起义军与清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起义战争转入了低潮，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的起义军面临着更为艰苦的防御作战任务。

    1868年5月，席宝田由湘西沅州还军贵州邛水，于5月19日围攻邛水西南的苗军重要据点寨头。“该处地当山半，三面劈削，一面下临深涧，坚垒重壕，层层环互”，形势极为险要。苗军守将甘保玉亲率苗军主力坚守在前哨阵地钉耙塘。湘军从正面进攻，伤亡惨重。席宝田便改变战术，一面从正面佯攻，一面派部队抄至寨头侧后，从高处袭击苗军。苗军腹背受敌，甘保玉不幸牺牲，寨头终于失守。其后张秀眉、包大度等率苗军数次反攻寨头，均未奏效。后由于席宝田请假返回湖南，湘军便以酷暑为理由，暂停向苗区进攻。

    唐炯在攻占尚大坪黄号根据地后，即率川军南下，进攻苗军。8月25日，川军与黔军参将唐天佑部攻陷平越州城，11月3日攻陷麻哈州城。唐炯利用号军叛徒陈绍虞等，由平越以东沿重安江东进，会合川军总兵刘鹤龄部，于11月28日占领黄平旧州城，12月7日占新州城。

    贵州巡抚曾璧光则遣提督张文德率黔军由贵阳东进，连陷龙里、贵定，威逼都匀。都匀地区苗军首领潘名杰投降。余部在杨开国领导下继续战斗，终因寡不敌众，于11月27日撤离都匀。

    同年11月初，席宝田又由湖南回到寨头湘军大营，继续向苗军进攻。处于清军包围之中的苗军，一面依托险要山势节节抵抗，一面派兵绕袭敌后。一部苗军进攻邛水东北的青溪、玉屏，并进入湖南，另一部攻击被湘军占领的荆竹园和上河等地，牵制湘军，使其不能全力进犯苗区。金干干也率五千苗军，轻装深入川军后路，袭击其补给线。席宝田、唐炯均感后路空虚，兵力不足，屡请增兵。

    1869年，清政府进一步调兵增援贵州。湖南巡抚刘昆遣记名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率万余湘军入黔。1月初，黄润昌进抵贵州青溪。席宝田令黄润昌沿镇阳江西进，令记名提督荣维善由寨头北上，夹攻镇远。3月10日，湘军攻占镇远府卫两城。其后，黄润昌率军西攻施秉，荣维善则率军南下，与沿清水江西进的李光燎、戈鉴部会合，于4月9日攻占清江厅城。接着，席宝田命荣维善由清江、彭芝亮由石阡，分率所部赴镇远，与黄润昌部会合。4月30日，黄润昌、荣维善、彭芝亮等部湘军攻占施秉县城，苗军向西撤退。

    （五）黄飘大捷

    湘军攻占施秉后，为了迅速打通驿道，并与业已占据黄平、重安、清平等地的川军会合，便乘胜向黄平前进。1869年5月1日和2日，由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等率领的湘军一万八千余人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二十余里）和瓮谷陇（黄平东南四十余里）。瓮谷陇至黄平，中有黄飘（黄平东南二十里）等苗寨，地势奇险，仅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当时有人提议停止攻击，但黄润昌、荣维善等因胜而骄，认为“功在指顾”，“若舍之而去，则驿路仍被梗阻，计不如乘胜追之”。5月3日，湘军以荣维善为前队，总兵张宜道为二队，总兵苏元春为三队，邓子垣为四队，黄润昌为后队，由瓮谷陇出发，沿山路鱼贯而行。

    尽管由于湘、川、黔军节节进逼，苗军遭受的威胁越来越大，但他们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战斗意志。苗军首领张秀眉令部将包大度率军万余人，在黄飘一带山上设伏，而以小部队前出诱敌。当湘军进入伏击区时，苗军突起，前阻后截，“山上木石如雨”。湘军争相逃命，但因道路狭窄，入马拥挤，乱作一团，自相践踏，死伤甚众。苗军趁势由山上冲下，喊杀之声响彻山谷。黄润昌为“飞炮”击中头部，顿时毙命。邓子垣企图救护，也被苗军乱刀砍死。荣维善率亲兵二百余人冲出包围圈，沿山东逃，又为苗军包围，全部被歼。

    黄飘一战，苗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湘军主力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部大部被歼，仅苏元春率数千残兵逃出重围。

    黄飘大捷之后不久，苗军又取得了重创黔军的巨大胜利。1869年5月初，贵州提督张文德指挥黔军三四千人分五路从都匀向八寨进犯。苗军奋起阻击进犯之敌，并由金干干率军数千人，绕至平口、吴秀等地，从侧后袭击敌人，阻截敌人粮道。黔军腹背受敌，到达八寨以西四十里的鸡贾河一带时，已无法前进。由于从贵定、独山等地转运的粮食，多在途中被苗军截获，军中无粮，先则杀马为食，继则以草根树皮充饥，士无斗志，纷纷溃逃。7月中旬，张文德迫于形势，率部向独山转移。苗军早在楼山口埋伏重兵，当黔军从高寨坡登上楼山口时，伏兵突起，黔军顿时乱作一团，总兵马永胜、副将何遇春等当场毙命，兵勇死伤枕藉，三四千人全行溃灭。张文德仅带亲兵二十余人徒步经独山逃回省城贵阳。苗军乘胜于7月19日收复都匀府城。

    当时的形势对苗军极为有利，如果各部力量团结一致，乘胜向敌人进攻，是有可能进一步变被动为主动的。可惜苗军满足于已有的胜利，除了有限的几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外，无所作为，从而失去了继续歼敌的良机，给了敌人以休整恢复的时间。

    四、起义战争的最后失败

    （一）湘、川军继续向苗军进攻

    湘军黄飘大败之后，湖南巡抚刘昆极力为席宝田开脱，并从人力物力方面予以大力支援（由湖南增兵万人，又增设援黔营务处，负责转运粮饷）。1870年4月上旬，席宝田率新募湘军回到贵州，进抵镇远以南二三十里的塘头，连同原有在黔湘军，共三十余营，随即部署向施洞口进攻。

    施洞口位于清水江南岸，是镇远入台拱的要隘。苗军首领九大白和报南烧率部坚守施洞口，张秀眉和潘老冒也率部前来助守。湘军占据清水江北岸的金钟山，几次抢渡清水江，都被苗军击退。4月15日（三月十五日），是苗族人民一年一度的“吃姊妹饭”节，苗军放松了戒备。席宝田指挥湘军乘机从上下游暗渡，以一部由正面佯攻，一举袭占了苗军的重要据点施洞口，取得了继续向清水江南岸苗区进攻的出发地。但是，席宝田决定先攻清水江北岸，以期与川军会师。5月，湘军相继攻占新城、瓮板、蓑衣坡等苗军据点。6月上旬，又占领了施秉城南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和岩门司。

    与此同时，唐炯指挥的川军相继攻占了黄飘、白堡、瓮谷陇等苗军堡寨，迫使苗军数千人退守叫鸟硐。该硐“宽广三里余，上下四门曲折相通，中有暗河一道，环护硐门，其内门遍开炮眼，势极坚险”。6月10日，川、黔军各一部联合发起进攻。苗军从洞内开枪开炮，大量毙伤敌人。后清军伐树木数万捆，加上硫磺，堆积洞口，乘风纵火。苗军为烟火熏灼，无法作战。27日，清军进入洞内，将五千余人全部杀害。接着，川军与湘军在瓮谷陇会师。至此，镇远至黄平的驿道被打通了，清水江和重安江以北地区全被清军控制，苗军只得退守江南。

    清制，客省军队的军饷应由主省供给，因贵州贫瘠，仍由客省供给。号军失败，苗军退至清水江以南，已不能直接对四川、湖南造成威胁，两省的统治者便不愿出钱为他省代劳。湖南巡抚刘昆强调“湖南自援黔以来，岁需饷银甚巨，积欠已多，湘中近日情形，尚须防维补救，自固根本”，提出湘军拟暂缓南图；在此以前，席宝田以天暑疫作为由，返回湘西沅州，将军事付与唐本有等。四川总督吴棠提出，全撤川师，以月饷五万交贵州，由其自办；接着，唐炯以疫重粮竭为由，率川军撤至平越、瓮安一线。清廷不同意停饷撤兵之议，规定客省军队仍由客省供给军饷，但为了解决粮饷困难，允许裁汰老弱。川军因此军心不稳，提督陈希祥部先溃，其它各部继之。贵州巡抚曾璧光以此弹劾唐炯。清廷令贵州提督周达武（原川军将领）率领本部马步勇丁五千九百余人由川入黔，驰赴本任，唐炯各营分别裁撤，于是贵州与湖南、四川的矛盾暂时解决。

    1870年10月，席宝田又指挥湘军，采取先攻台拱周围苗军堡寨，后攻台拱，数路分进，昼夜力攻的办法，大举向台拱地区进攻。已有十余年没有遭受清朝官兵和地主豪绅压迫的台拱苗民，为了保卫家园，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张秀眉、金大五、杨兄洋等，率军沿途阻击，节节抵抗。但湘军用洋枪、洋炮向苗军坚守的山寨轰击，给苗军造成很大伤亡。不久，山丙、凯塘、革夷等据点相继失守，金大五冲出重围，杨兄洋被俘牺牲。张秀眉见无险可守，主动退出台拱城。11月17日，台拱为湘军占领。

    1871年春，清军继续向苗军进攻。贵州提督周达武一面指挥黔军向苗军进攻，一面对苗军首领进行诱降。2月，八寨苗军首领闻国兴（即小播五），为高官厚禄所诱，约同独山大河苗军首领唐大煊降清，“自率团众收复八寨、上江、下江、三脚各城”。都匀、麻哈、清平、黄平等城亦先后为黔军攻占。4月，席宝田指挥湘军攻陷丹江厅城，5月，占领苗军的最后一座城市凯里，接着向苗军占据的雷公山进逼。苗军在张秀眉领导下，撤出雷公山，退守丹江、凯里之间的山区。由于天暑瘴发，湘军停止用兵，战争暂处间歇状态。

    （二）乌鸦坡之战与苗军的失败

    1871年秋，清军继续向苗军进攻。11月，湘军攻占黄茅岭各寨，尽得苗军存粮。张秀眉、杨大六、姜老拉、潘老冒、九大白、包大度、金大五等苗军将领率苗军和群众二十万人，齐集乌鸦坡。乌鸦坡位于丹江、凯里边境，虽然“冈峦环抱，叠隘重关”，形势险要，但苗军除此之外，据点尽失，二十万人据此弹丸之地，不但没有机动回旋的余地，而且粮秣皆缺，形势极为不利。在这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以张秀眉为首的广大苗军将士，主张就地坚守，与清军决一死战。李文彩（原为广西天地会起义军首领之一，后投奔石达开）则认为，在此固守，无异于坐以待毙，因而建议“广集苗船，乘春水涨发，引众浮清水江东走，径指洪江，下趋常德，以扰湖南腹地”。李文彩的方案，没有被张秀眉接受。

    1872年春，湘军和黔军分数路向苗军进逼：湘军唐本有、谢兰阶部由凯里南下，攻乌鸦坡西北，龚继昌、苏元春部由开怀南下，攻乌鸦坡东南，戈鉴部由乌溜前进，与龚继昌等部相犄角；黔军则由漫洞进至舟溪，扼乌鸦坡西南。苗军扼守牙塘、乌遂、猴子坳、小坳等数十寨。4月19日，清军发动进攻。苗军用原始武器与装备洋枪洋炮的清军激战十昼夜，清军每攻占一寨，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4月30日，苗军各寨先后被敌攻破，各部乘雨夜分头突围。张秀眉、杨大六和九大白等率众由乌堡、冷水沟北走，为清军冲散。负责断后的九大白英勇牺牲。张秀眉、杨大六率余部走雷公山。从5月7日开始，清军开始搜山。姜老拉首先被俘。张秀眉、杨大六退至乌东山时，仅剩四五百人。在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张秀眉、杨大六仍率苗军战士持短刀死战。后战败被俘，于湖南长沙慷慨就义。潘老冒、金大五、李文彩、金干干、包大度等亦被清军俘获。至此，为时十八年的苗民起义战争在湘、川、黔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三）新城之战与回民军的失败

    当黔东南苗军在乌鸦坡等地与湘、黔军苦战时，黔西南回民军也正在兴义府城和新城浴血奋战，反击滇、黔军的联合进攻。

    早在1864年10月，兴义府代理知府孙清彦等策动驻守兴义府城的回民军都督马忠叛变。张凌翔、马河图闻讯，率军讨伐，马忠弃城逃跑。后马忠引导清军向兴义府城反扑，回民军苦战失利，张凌翔、马河图壮烈牺牲。1866年4月，金万照、张定中等设计杀马忠于新城，并再克兴义府城。张、马牺牲后，起义军失去了核心领导，金万照名为经略大臣，总理全局，但实际上各不相属，力量逐渐衰弱。当时清军主要兵力用于镇压号军和苗军，对黔西南回民军暂取守势，因此，两军处于相持状态。但是，清军加强了对回民军的分化瓦解，有的起义军将领思想动摇，与敌人暗中勾搭。

    1871年11月，原驻守盘江北岸的安义镇总兵何世华率领七营黔军，越过盘江上的铁索桥，向回民军进攻。早已暗通清军的谭五受和杨九（杨树森）公开投敌，何世华部顺利地占领了安南县城，不久进至贞丰州城下。12月19日夜，清军四面逼攻，守城的回民军和岩大五部苗军经激烈巷战后退出贞丰州城。撤退途中，岩大五被俘，英勇就义。之后，何世华指挥黔军和团练向占据兴义府城和新城的回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顽强抵抗，何世华久攻不下，请求增兵。贵州巡抚派记名道吴德溥、总兵文德盛率黔军赴援；云贵总督刘岳昭和云南巡抚岑毓英派云南盐法道沈寿榕、总兵吴奇忠（即吴元彪）等率滇军入黔，与黔军“会剿”起义军。

    1872年3月，吴德溥至普安厅，即通知何世华以一部兵力牵制新城回民军，集中力量先攻兴义府。何世华派部占据兴义府城北万寿山。4月，吴奇忠率滇军赶至兴义府，扎营于城南铜鼓山，随即与黔军合力攻城。张福禄、张福荫率回民军在城内坚守，并伺机出去，屡败清军。5月19日，清军挖地道炸塌城墙数丈，起义军用事先准备好的木石迅速堵住缺口。清军进攻失败，遂施用离间计，使中郎将马宗连等人互相猜忌，并暗中向敌人投降。5月31日夜，在马宗连等的内应下，清军攻入城内。回民军二千四百余人战死，张福禄、张福荫投水自尽，兴义府城为清军占领。

    兴义府城失陷后，滇军、黔军和团练集中力量向回民军占据的最后一座城市新城进攻。回民军对新城曾花大力经营，使它成为一个城坚粮足的据点；但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城市外围据点的建设。对于敌人的进攻，回民军采取了单纯守城的方针。新城城池高深坚固，回民军在四周险要之处皆修有石碉，各碉之间均有交通壕相通。回民军白天坚守石碉，夜间则主动出击。1872年4月，吴德溥率所部黔军至新城。同年5月黔东南苗军失败后，贵州提督周达武令原镇压苗军的黔军除以一万五千人留守外，全部调赴新城前线，归何世华、钟开兰统领（合计二十营）。不久，滇军亦从兴义府城赶来。清军兵力不断增加，攻城却毫无进展，不得不采用吴德溥军中英国人麦根之策，沿城掘长壕以作久困之计。回民军被围城中，外援断绝，处境十分困难，但在经略大臣金万照的领导下，仍英勇作战，使清军“动辄受创”。

    1872年10月底，贵州提督周达武抵达新城前线。他认为尽管滇、黔军多达数十营，团练数万人，但强攻伤亡太大，“以弹丸黑子之地，至掷万众之命以争之，亦殊得不偿失”，乃下令进行“招抚”。他一面让黔军打出“贵州提督周达武”的旗帜向回民军示威，一面派间谍潜入城内，诱降了一贯动摇的回军首领张定中。11月5日，张定中将金万照骗出城外，让清军捉获，然后回到城中，命令起义军放下武器。清军随即入城，将起义军将士及其家属残酷地加以杀害。金万照被囚送贵阳，英勇就义。至此，黔西南的回民军也最后失败了。

    黔西南回民起义被镇压以后，贵州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并没有停止，但就全省范围而言，较大规模的起义战争至1872年底即基本上结束了。这次战争历时十九年，由汉、苗、布依、侗、水、回、彝、瑶、仡佬等各族人民组成的数十支起义军，攻城略地，纵横驰骋在贵州高原上，不但控制了广大的村寨，而且先后攻陷府、厅、州、县城五十余座，捣毁反动政权机构，惩办贪官污吏。在湘、桂、滇、川、黔五省军队的联合镇压下，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及其在贵州的封建统治，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和意义是相当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