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与第六任妻子:《“脂”点江山》———触摸历史上最动人的胭脂痕迹（4）

《“脂”点江山》———触摸历史上最动人的胭脂痕迹（4） 　　孝庄文皇后伟大的国母
　　　　
　　美人小传
　　孝庄文皇后(1613-1687)，名布木布泰，蒙古族人，博尔济吉特氏，本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十二岁时嫁给比她大二十岁的亲姑夫皇太极为侧室福晋，后被册封为永福宫庄妃。生儿子福临，即顺治帝。顺治帝在位十八年，因患天花，二十四岁身亡。年幼的康熙皇帝在孝庄文皇后的扶持下，八岁登极，十四岁亲政。其间辅政大臣鳌拜伺机篡权，康熙皇帝智擒鳌拜，夺回大权，也得助于孝庄文皇后的帮助。
　　
　　孝庄文皇后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妃子，顺治皇帝的母亲，康熙皇帝的祖母，一生历经清初四朝。曾辅佐儿孙两代幼主，死后累加谥号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因此史称“孝庄”。
　　
　　美人传奇
　　
　　
　　她受皇太极的宠爱么？
　　
　　
　　她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叫布木布泰，蒙古族人，是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二女儿。
　　
　　她的传奇从13岁时嫁给比她大二十岁的皇太极开始。早在她两岁的时候，皇太极就娶走了她十五岁的姑姑（名叫“哲哲”）为嫡福晋。天命十九年（1634），在她嫁给亲姑父为侧福晋的九年后，她二十六岁的姐姐（海兰珠）也嫁给了皇太极，正所谓姑侄三人同嫁一夫。
　　
　　这桩关系复杂的婚姻，是“满蒙联姻”的奇特产物。当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了笼络骁勇善战的科尔沁蒙古，便极力推行“满蒙联姻”的政策，双方互相嫁娶，从清开国之前一直延续到清末不断，即所谓的“北不断亲”。而在清代，蒙古族皇后共有六位，其中四位出自科尔沁部，而且皆属寨桑家族，根据《清史稿》的资料统计，从清崇德年间到嘉庆年间，六朝共有十二位公主嫁往科尔沁部，其中六位嫁入了寨桑家族之门，由此可见孝庄的家族是承蒙何等“浩荡皇恩”了。正如《清史稿》载，“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
　　
　　也正是因为科尔沁家族的“外戚护戴之力”，才使得满清得以一统天下，中外帖然。正因如此，在后宫中，庄妃姑侄的地位也就自然举足轻重。她的姑姑哲哲被封为“中宫皇后”，姐姐海兰珠被封为“关睢宫”宸妃，而她则被封为“永福宫庄妃”。
　　
　　从现有的史料分析，嫁给皇太极后，庄妃并不是很得宠。在皇太极五位正妃中，她进宫时间排在第二，可位次却列在最末，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她连续生了三个闺女，没有皇子，而且五宫中，她们姑侄便占其三，皇太极可能还要考虑政治联姻的平衡问题，加上她年纪太小，才对她刻意冷落吧。当时，皇太极最宠爱的人是比她大四岁的姐姐海兰珠。特别是生了一个男孩后，皇太极更是异常高兴，特地颁发了清朝第二道大赦令：“今蒙天眷，关睢宫宸妃诞育皇嗣……”这就是要把宸妃所生皇子立为皇位继承人，如果不是这个小皇子早早夭折，历史可能因此而更改。后来，皇太极在外面打仗，听说宸妃病重，扔下将士不管，立即骑马回返，后来传报说宸妃已断气，皇太极竟悲伤的不能自持，恸甚，陷入悲痛的迷惘中不能自拔。
　　
　　当庄妃为皇太极生下皇九子福临时，她的地位才稍稍改观。《清史稿》记载：“母孝庄文皇后方娠，红光绕身，盘旋如龙形。”后人分析是庄妃“耍心眼”，将珍珠宝石藏在纱裙内，宫灯照耀下使其发光，制造一种神秘的假想罢了。后来进一步制造气氛，又说梦见神人抱一男孩交付给她，并告知：“此统一天下之主也”。这样大家都说庄妃有呈祥吉兆，传至皇太极耳中，自然也非常欢喜。那时，孝庄已经二十五岁，懂得学她姐姐一样讨皇上欢心了。
　　
　　
　　她与多尔衮的爱恨恩怨
　　
　　孝庄之所以能够拥子登极，做了皇太后，民间传说是因为下嫁给拥有兵权的皇叔皇太极，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难以下此论断。不过，在福临继位上，皇太极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初，皇太极猝死，没有遗诏，加上江山初创之际，诸王兄弟都战功赫赫，拥有兵权，谁也不服气谁。当时胜算最大的要数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和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但两边势均力敌，谁做皇上都必然激起一方不服。豪格虽是皇太极长子，但是庶出，五宫所生，福临为长，再考虑到孝庄宠贵的地位及背后强大的蒙古贵族支持，多尔衮便提议立福临继皇位。经过一番紧张激烈的争执，终达成一致，这样，年仅六岁的福临登上皇位，多尔衮也如愿以偿地做了摄政王，而孝庄“母以子贵”，被尊为皇太后，时年32岁。
　　
　　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占领北京，他将两宫皇太后及幼帝福临迎到北京，清朝从此入主中原。入关后，多尔衮继续分兵南下，并取得节节胜利。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才是实质上大清王朝的缔造者和统治者。因此，他的摄政王也做得理直气壮。当时，皇帝年幼，他总揽朝政，居功自傲，甚至把皇帝的玉玺搬到自己的王府里使用。对此，孝庄皇太后只能一再忍让。从清宫档案的记录来看，他的称号先是“叔父摄政王”，第二年又改为“皇叔父摄政王”，再过三年，定称号为“皇父摄政王”。后人推测，只有皇帝的母亲下嫁了，多尔衮才有可能被称为“皇父”。在朝鲜的《李朝实录》中，也有“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的记载。
　　
　　与孝庄皇太后同时期的明遗民张煌言在《建夷宫词》中写道：“上寿觞为合而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日新仪注，太礼恭逢太后婚”。这首词写于顺治七年，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似有所据。但老一辈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在《太后下嫁考实》里对以批驳，以为张煌言是故明之臣，对清朝怀有敌意，所做诗句难免有诽谤之词。而胡适先生认为孟森在《太后下嫁考实》中“未能完成释皇父之称的理由”，但由于都没有更确凿的实证，遂成疑案。
　　
　　不过，清宫档案中有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值得我们回味。在顺治因乳母病故而降谕的文中，有这样的记载：“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至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眷念慈衷赖以宽慰。”皇太后和儿子分宫而居，倒不奇怪，可见面不自由，一个月才能见一面，就有些奇怪了。皇太极不让见，最大的可能便是他和孝庄之间有同居的嫌疑或将其霸占的可能。而根据蒋良骐《东华录》记载，诏告多尔衮的罪状中，不仅有自称“皇父摄政王”，还有“又亲到皇宫内院”，这些都说明多尔衮和孝庄之间关系非同寻常，但有没有嫁，就是个难解的谜了。
　　
　　更值得深思的是，顺治对多尔衮前后反差极大的态度。多尔衮做了七年摄政王后，在一次出塞打猎时突然发病暴死，年仅39岁。当时，顺治下诏书以皇帝的规格来安葬他，后来又追封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升拊太庙。但第二年顺治亲政，马上反脸，宣布多尔衮十大罪状，说他独擅威权、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挟制皇上等“僭妄不可枚举”。一直“畏威吞声”的顺治终可以扬眉吐气，他把多尔衮原来所受封的爵号统统罢免，然后撤其庙享，诛其党羽。除此之外，根据当时传教士卫匡国的《鞑靼战记》记载，还掘了多尔衮的坟，将其鞭尸，由此可见顺治对多尔衮有多恨。
　　
　　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孝庄一直保持沉默呢？如果孝庄和多尔衮有私情，按孝庄的性格和为人来看，也不至于如此绝情，便是真为儿子皇位着想，那么多尔衮暴死，恰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不必后来那样大张旗鼓地报复张扬。何况顺治亲政才13岁，还是一个孩子，他做这些事情时，虽有过激之嫌，但根据皇太后在顺治选妃、驾崩后修改罪己遗诏等来看，若没有皇太后的默许，他不可能这样做，群臣也不敢那样起哄。因此，可以大胆推测，孝庄和多尔衮的关系应该一直紧张，绝非民间传说中那样缠绵和恩爱。一是年轻时他俩没有感情基础，也不存在产生感情的可能；另一方面当时推举福临登上帝位，只是多尔衮出于政治博弈的权宜之策。而在此后，孝庄和顺治也是他手中的棋子，任其摆布罢了。
　　
　　也许正是多尔衮太过霸道，太过专权，他连顺治的哥哥豪格（功苦劳高，拥有重兵）都敢冤杀，还霸占其福晋，并“僭用龙衮”，那么，这个小屁孩皇帝和柔弱的孝庄太后又算什么呢？如果他再多活几年（他死时不到四十岁，有的是时间），会不会篡位，也不能说没有可能。
　　
　　从现有史料分析，多尔衮摄制时期，孝庄皇太后无所作为（多尔衮也不可能给她这样的权力），一切都由多尔衮把持，包括自封皇父摄制王等，可能都是他的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吧。一百多年后，聪明的乾隆皇帝终于看出问题来。正如他封杀雍正帝的《大义觉迷录》一样，他为多尔衮平反，便是期望抹杀后宫的争斗真相。把所有问题都推及“宵小奸谋”，爱新觉罗家族的宫闱丑事，也就容易被后人遗忘了。
　　
　　
　　她与顺治的尴尬母子情
　　
　　多尔衮死后，十三岁的顺治开始亲政。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及其他史料分析，顺治是一个容易头脑发热，性格特别激烈的性情中人。
　　
　　在美国人恒慕义《清代西人见闻录》里，有这样的记载，说顺治十六年（1695），郑成功率十万大军北伐，围困南京，攻克苏皖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清廷为之震动。顺治皇帝惊慌失措，竟有退走关外回老家盛京的打算，孝庄申斥这是丢祖先功业的懦弱行为；他又头脑发热，说要统帅大军御驾亲征，孝庄再次批评这是轻率鲁莽之举。连续两次被母后批评，顺治帝心里非常恼火，“使他勃然大怒，据说他受到了这番阻拦，一怒之下，剑劈了宝座”。由此可见顺治的年轻任性。
　　《清史稿》关于孝庄和顺治帝的记载，只有短短几十字，可见母子二人关系并不融洽。而两人分歧最大的便是在顺治的婚姻方面。当初，从稳定江山社稷的大局出发，也夹有可以理解的个人私情，孝庄从科尔沁左翼中旗几个哥哥那里共招来四个蒙古姑娘为儿子纳入宫中。其中，立为皇后的便是孝庄大哥吴克善的女儿，但顺治帝很不喜欢她。忍了三年，顺治帝竟要以“无能”为由废后。孝庄不允，群臣亦百般劝阻，于是他又闹情绪，后来他在《端献皇后行状》便写道此事：“……废后之性若是，朕含忍久之，郁慊成疾，皇太后见朕容渐瘁，良悉所曲，谕朕裁酌，故朕承慈命废之”。由此可见孝庄皇太后对这个宝贝的任性儿子是非常宽容的，没有办法，只好做出让步，对此，《清史稿》里史官俏皮地写道：“于是后竟废。”
　　
　　后来，孝庄太后又将她的侄孙女嫁给儿子当皇后，可顺治还是不喜欢。当时，他最喜欢的女子是董鄂妃。这位董鄂氏并非民间传说的名妓董小宛，而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根据当时宫廷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记载，董鄂妃起初嫁给顺治的弟弟襄亲王，但被顺治帝看上，“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后来襄亲王因嫉妒便怒斥了他的夫人，竟被顺治闻知，“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军人于是因愤致死。”于是，顺治便将她纳入宫中，很快就进封为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
　　
　　顺治深爱着这位曾经的“弟媳”，恩爱有加，特别是董鄂妃生下四皇子时，他更加高兴，甚至想再次废后，立董鄂妃为皇后。在顺治后来写的《端敬皇后行状》来看，这位董鄂妃温柔贤惠，知书达礼，非常懂得体贴人，而且“至节俭，不用金玉”，对顺治的劝诫既明理又顺耳，还可以和顺治一起参悟禅学，可谓顺治的“红颜知己”。正篇文章扬扬洒洒，竟有四千余言，满是顺治柔情、甜蜜而痛苦的细节回忆。
　　
　　董鄂妃纵是有一千个好，可皇后的废立，是国家大事，绝非儿戏。不能因儿女情长而坏了祖宗规矩，毁了百年基业。顺治的冲动自然招来孝庄的不满和愤怒，可对于太过性情的儿子又无可奈何，于是，便把气全撒在董鄂妃身上。
　　
　　当时，孝庄在南苑(北京永定门外20华里，是专供皇家冬天狩猎阅兵的地方)居住。就在董鄂妃生下皇子不久，孝庄便以自己身体欠安为理由，传下口谕令董鄂妃前往南苑伺候她。董鄂妃只好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前往南苑照顾孝庄，这使得她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更为不幸的是，董鄂妃的孩子不到2虚岁便突然夭亡了。对原本心里苦闷的董鄂妃而言，这无疑是致命一击。此后不到三年，董鄂妃便在病痛中早早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死时年仅22岁。
　　
　　董鄂妃的死对顺治来讲，真是痛苦万分。万念俱灰下，竟决定削发出家。在僧人传记《续指月录》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就在董鄂妃火化后的当月，这位自号“行痴”的皇帝便请来一位名叫茆溪森的僧人为自己举行了净发仪式。后在各种压力下，顺治只好决定蓄发留俗，继续当他的皇帝。回到宫中不到三个月，顺治便一病不起，因为心有不甘，就把自己身边的近侍吴良辅送到悯忠寺代替他削发为僧。五天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夜（公元1661年2月5日），顺治带着无限的惆怅，在紫禁城养心殿永远闭上了眼睛，年仅24岁。三个月后，他的遗体在景山寿皇殿火化，而主持火化的人，就是高僧茆溪森。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史稿•世祖本纪》里关于他的死，竟只有短短的11个字。而同样在《清史稿》里，单是顺治到南苑狩猎的记载就多达22次，这说明顺治是个身强体壮、精力旺盛的皇帝，可为什么在短短几天能就突然死去呢？关于他的死因，有各种版本，但最大的可能是因是天花。当时的翰林院学士王熙，因为奉命起草遗诏，得以在养心殿听顺治亲口所说，在他的《自撰年谱》里有此记载。
　　
　　因为天花是当时是一种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的疾病，大概是为了不引起朝野的恐慌，正史上才有意隐去这个事实吧。当时有一个叫张宸的官员在个人笔记中记载说，正月初七这一天，也就是顺治驾崩的第二天，朝廷在传谕大赦的同时，还传谕民间不许炒豆，不许点灯，不许倒垃圾。由此也可以算是有力的“民间”佐证吧。
　　
　　
　　她和康熙的融洽祖孙情
　　
　　如上所述，顺治和孝庄的关系并不融洽。而孝庄对这个儿子似乎也不太满意。这一点，在后来顺治的罪己遗诏里有明显体现。史载它经过皇太后的多次修改，文中提出顺治施政的诸多不是，这一点都不像皇帝临死的话，倒像换届皇帝的执政新纲领。
　　
　　顺治死后，在孝庄的扶持下，出过天花的8岁康熙登极。第一件事便是杀了太监吴良辅，裁撤大批太监，取消十三衙门。当时，顺治效仿明朝，重用太监，孝庄太后及时发现了苗头，并毫不留情地将其除掉。史书上载，太后“不预政”，这正是她的聪明和过人之处。如果说在皇太极摄政时期，她还没经验和能力，那么经过顺治一朝的磨练，她已经是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太皇太后了。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甲子，江南桐城县生员周南诣阕奏十款……请垂帘以劝盛治之隆。”但这个请求被孝庄婉绝，但正如《清史稿》记载：“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她对朝政的干预，更多的是一种巧妙的斡旋，制衡和退让。也正是在孝庄的苦心教导和悉心指点下，康熙才可以十四岁智除权臣鳌拜，十六岁平定三藩，以及后来收复台湾，平定准葛尔，终成为一代英主。可以说，康熙大帝一生的文治武功，都与孝庄的细心教导分不开。正如康熙自己所说：“全赖圣祖母太皇太后鞠养教诲以至成立。”
　　
　　《清史稿》里记载，孝庄经常面授机宜，培养康熙处理政务的能力。告诫他：“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驰，用人行政上虚公裁决。又作书以诫曰：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这些谆谆的教诲，为康熙一生奠定了扎实的治国思想基础。
　　而孝庄的另一过人之处，便是超前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除了让康熙熟读四书五经，从传统文化里汲取治国经验外，还鼓励他多学习西方科技知识。据《清代西人见闻录》记载：当时常来宫中给康熙上课的外国人有：德国人汤若望、意大利人利类思、葡萄牙人安文思、比利时人南怀仁等，为康熙教天文、数学、地理、绘画、医学……而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康熙就让比利时人南怀仁设计适合山区作战的轻型火炮，在作战时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孝庄在悉心培养孙子理政的同时，也很注重自己“母仪天下”的作用。清初战乱频繁，国库空虚，兵饷不足。因此她一生崇尚节俭，终其一生，竟不曾修造过一处园林。便是她过生日时，为了不产生浪费，还明令不摆宴席。如《清圣祖实录》里载，“上率王以下文武大臣、侍卫等诣太皇太后宫行礼，遵懿旨，停止筵宴”。孝庄还经常将后宫省下的钱物拿出来赈济兵民。《清史稿》载：“十年，上以皇太后谕：发节省银八万两赈兵民”，还如“吴三桂作乱，频年用兵，太皇太后念从征将士劳苦，发宫中金帛加犒。”
　　
　　孝庄的身教言传深深地影响着康熙。康熙统治期间，从宫中到政府都比较廉政。《圣祖圣训》奏文中，曾将清宫的开支与明代做过比较，有着这样的记载：“宫中用度，木炭明代二千六百万斤，今止七、八万斤；红螺炭，明代用一千二百万斤，今用百余万斤；前明各宫床帐、舆轿、花毯等项每年用银28200余两，今俱不用。”。而在《康熙起居注》记：“昔年光禄寺一年用银百万两，今止用十万两；工部一年用二百万两，今止用三十万两，必如此，然后可谓节省也”。
　　有这样的祖母辅政，可谓康熙之大幸。 加上他八岁丧父，十岁丧母，自小是由孝庄抚养成长，所以祖孙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可谓千古罕见，而康熙对祖母的孝顺，也是自有帝王以来所未有。《清史稿》里，在孝庄太后传记中，用了大半篇幅描述康熙和他奶奶之间的细节小事，至今读来依然是暖暖的感动。
　　
　　而在《清圣祖实录》依然有多处同样温馨的记载，譬如：“过八达岭，上至山麓下马，扶太皇太后辇，太皇太后念上步行劳苦，谕乘马，上奏曰：此处道险，必扶御辇，于始心安”。再如“上恐怀来城东浮桥不固亲驰视验，方请太皇太后辇行”。还如祖母病时，康熙“亲尝汤药，昼夜不离左右，传谕内阁，非紧要事勿得奏闻”。每一件小事都流露出康熙孝敬、爱戴祖母的真情实感。
　　
　　孝庄七十五岁崩于慈宁宫，留遗诏，遗诏写自己盛年丧夫，中年丧子之哀情，全靠康熙一片孝心，“遂使两世哀感之怀，大为宽释”，并称赞康熙“皇帝纯孝，亘古所无，大孝性成，超越古今”。而在孝庄死后三十年，康熙已是六十多岁的老翁了，但与朝臣一起谈起祖母旧事，还是 “辄涕下如雨，哀不自胜”。至今读起这些真挚的文字，依然令人不胜唏嘘。
　　
　　
　　千古一叹
　　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一位绝顶聪明的女性，近乎完美，除了再次回味她的故事，已经无话可说。
　　
　　
　　美人地理
　　
　　清西陵暂安奉殿
　　孝庄后生前在慈宁宫东面新建了一座宫寝，她多次向康熙帝称赞这座宫殿，可是孝庄后未住多久就死了。为此，康熙帝就决定把这座宫殿搬迁到东陵，按原样重建。大殿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底竣工，因为还不是陵寝，所以命名为“暂安奉殿”。
　　
　　神道碑亭
　　昭西陵前鉴神首碑一统，用满蒙汉三种文字镌刻孝庄后的谥号。在有清一代，首开皇后陵建神道碑亭之例。
　　
　　昭西陵大殿
　　昭西陵的建筑规制在清代诸陵中独具风格，其奇特之处，主要在以下几处：清代陵寝，无论是入关前建的，还是入关后建的，无论是帝后陵，还是妃园寝，大殿都是歇山顶的，而昭西陵的大殿则为重檐庑殿顶的。清代一般陵寝的三座门都在大殿后面，而昭西陵的三座门则在大殿前面。一般陵寝只有一层围墙，而昭西陵则有内外两层围墙。昭西陵无沟河桥涵和砂山。
　　 　　慈禧美人的灾祸
　　
　　美人小传
　　
　　慈禧，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死于1908年，满洲镶黄旗人，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征之女。咸丰元年大选秀女，叶赫那拉氏中选，二年五月九日入宫，时年十八岁，封为兰贵人。四年十一月封那拉氏为懿嫔。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未时，叶赫那拉氏生穆宗同治于储秀宫。第二天便晋封为懿妃。七年正月封为懿贵妃。咸丰帝驾崩，懿贵妃二十七岁，同治帝尊她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公元1908年10月22日，慈禧太后因疾病去世，卒年74岁。1909年11月15日，葬入清东陵的普陀峪定东陵内。
　　-----《清宫档案》
　　
　　美人传奇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1835年十月初十卯时，一个女婴诞生在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她就是未来统治中国48年的慈禧太后。
　　
　　童年的慈禧非常聪明，由于个性过于强烈，并不太受父母宠爱。在喜欢《诗经》的父亲的熏陶下，从小就对诗文绘画感兴趣。家里给慈禧请了老师，她四岁就开始学诗文学画，直到16岁入宫。这为她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
　　
　　17岁那年，也就是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她以兰贵人的身份被二十一岁的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也就是清文宗）选中。兰贵人姓叶赫那拉氏，闺名是什么，就不得而知，只是因为一进宫就被封为兰贵人，所以大家都叫她兰儿。这位兰贵人能获得咸丰帝的宠爱，除却她的娇容媚貌以及特有的体香外，还在于她的多才多艺。她善于唱江南的艳曲小调，犹如婉转莺歌，非常圆润动听，另外，她还通晓《诗经》、《论语》，能生动地讲解《燕燕》、《式微》、《简兮》诸篇，连饱读诗书的咸丰都听得入神。何况她的书法、绘画等各方面都有很高的素养。这般妙人儿，咸丰皇帝岂有不爱的道理？
　　
　　等到慈禧26岁成为太后，常常在储秀宫里和其他妃子及太监吟诵诗词，弹琴作画。慈禧虽是小女子，可不爱写小楷，书法很有“大丈夫”的气势。据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载：“太后喜写龙、虎、福、寿大字，六尺、八尺，极有气魄。”想想看，一个身高四尺有余（一米五几左右）的小女人，竟要写八尺大的字，可见其心性之浩然与霸气。也正因为个子小，所以她写大字时，便有一个有趣的细节，那就是“须拉纸者乘势一拉”。
　　
　　除却心性的浩然，在生活中，慈禧其实是一个相当精致的女人。她喜欢美，喜欢丰富的色彩，喜欢淡淡兰香的清新气味。她生活的寝宫，不允许有一点异味，终日飘逸着水果味的清香。她还喜欢自己细腻的肌肤，相信自己的体内散发着一股清香。她喜欢喝杏仁露以及清香的茶叶，还特别喜爱饮用一种特制的香品，称为驻香露，使她“面肤去黑素，媚好溢香气”。为了美容，她尝试各种养颜美容的秘方，精心呵护着她的皮肤。她细心制作各种各样自己喜爱的化妆品和美容品，特别喜爱武则天喜用的益母草，喜欢喝人乳。直到70多岁，慈禧依旧风姿绰约，皮肤白嫩，光鲜润滑，富于弹性。她每天都要花费两三个小时坐在窗前梳妆打扮，描眉刷鬓，敷粉擦红，直到衣服鞋袜周正之后，这才光光鲜鲜地出来，蹬着高约七八寸的盆底鞋，迈着轻盈盈的步子，满面春风，容光焕发。
　　
　　慈禧能在后宫粉黛中脱颖而出，更得益于她柔中带刚的性格。慈禧很欣赏康熙皇帝的名言：心欲细而胆欲大。她的人生原则是：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要让他一生都不痛快！这一点在她一生的决策中多次体现。从16岁入宫获封懿贵人到26岁成为皇太后，所遇的种种政治风波，她都可以化险为夷，无往不胜。她的狠和柔，艺术性地融入玩弄权术和收拢人心上，使得她成为一个收放自如、恩威并用，令所有男人为之颤抖的女皇。
　　
　　她便是在打入冷宫后，也可以靠精明的算计收服皇帝的心，并有本事把冷宫咸福宫变成皇帝的寝宫，最终赢得皇帝的爱情，怀孕、生子、并且正式参政理政。从26岁发动政变掌权到74岁去世，从咸丰到宣统，她统治中国48年，近乎半个世纪，始终是一个成功者和控制者。她巧妙地利用女人的心机和优势，联合王公大臣，发动祺祥政变，干脆利索地清除了顾命八大臣。她也会不拘一格地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等汉臣，平衡满汉官员的矛盾，收拾内乱残局。她也可以在谈笑间收拾了自以为手握大权的光绪皇帝，再次训政。而对她的第一位合作者，颇有才干的恭亲王，就因为太过狂妄，对她曾有不敬，便屡遭贬黜，其荣誉被剥夺殆尽，让他一辈子不舒服，尝尽了苦头。
　　
　　　　面对每况愈下的清王朝危机，慈禧终其一生紧抓权力不放，其心理动机正如美国作家荷德兰先生在《慈禧与光绪》一书中表述的观点：“从慈禧摄政之后所采取的政策看来，人们不会不感到，她完全明白自己曾经做过咸丰皇帝的妻子、现在是同治皇帝的母亲的这个皇室，正在腐烂……皇室的腐烂、外国的蚕食，再加上汉人对满族统治的反抗，使慈禧太后意识到，如想保住她的人民和这个朝代，必须要由一只比她丈夫有力的手来掌舵！”这只有力的手，在慈禧太后看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而且也只能是自己。”
　　
　　
　　她为什么要卖国？
　　
　　慈禧太后虽有玩弄权术的头脑和机智，可缺乏政治家的眼光和魄力。在她眼里，无论多大的国家大事，也都没有她自己的尊荣重要。她只有小聪明，稀乏大智慧，说到底，她也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俗女人罢了。
　　
　　章太炎先生曾以一副对联说尽了她对国家所犯的大罪：“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庆疆无！”
　　
　　譬如1885的《中法条约》，竟然是在清政府取得“镇南关大捷”，将法军逐出郎甲，击伤法军统帅尼格里，并因此使得法国茹费里内阁垮台等一系列军事胜利和政治优势的前提下签订的。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荒唐局面，只是缘于这个女人一心掂记着自己的五十大寿。
　　
　　过寿和修园，是这个寡居女人一生最大的嗜好。1884年，她最敬畏的慈安太后已经过逝三年，最大的政敌恭亲王也被罢黜，50岁的西太后大权独揽，终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了。她决定花费白银１万万两，倾全国之力修建颐和园。相对国家大事而言，为她修一座高级花园，供其游玩解闷倒是成了当务之急。这1万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清廷一年半的国库收入，也完全可以增建十支10支“北洋舰队”！更令人感慨的是，据当时在华的高层洋人（如赫德、李提摩太、丁韪良等“中国通”）估计，经过20多年（公元1861～1884），或明或暗地没命的搞钱，在光绪初年她已积有私房钱两万万两白银。然而她竟舍不得花自己的钱，而是利用海军的名义，玩些挖“昆明湖”来“办海军学堂”，“建军祝寿”等无耻的花样，变相挪用海军经费为自己造园！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十年后，就在中日甲午战争开战的家国存亡之际，慈禧太后弃国家利益和尊于不顾，依然是一门心思地惦记如何给自己过一个豪华、体面的六十大寿庆典。不但不肯将自己庆寿的经费改做军用，又一次挪用军费挥霍，致使中国军队终于大败，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两亿两白银，同时将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都割给日本。
　　
　　究其失败的原因，史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值得一提的是，自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中国海军竟然“未购一舰”！而到1892年，又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当时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求海军衙门拨款60万，购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部和海军衙门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想想看，堂堂国家部门，官员捂着钱袋子不放，弃国家利益、法律程序不顾，竟只是为了供一个妇人挥霍之用！
　　
　　而我们的慈禧老佛爷是如何挥霍的呢？据满清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李莲英的接班人）的回忆：慈禧皇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大致是纹银40000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就是宫廷半月之费，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足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前十位的海军舰队！
　　
　　这么多钱又是如何用掉的呢？因为她老人家场面大嘛。９千多间的大宫殿，细细核算下来，也不算多嘛！何况，办事的官员还要中饱私囊呢？据康有为的调查，清宫中一切的用费都是三七开。三成是实际用费；七成是层层经手人的分润，这是例规。譬如西太后在颐和园赏王公大臣看戏。怕露天有阴雨，要搭个“凉棚”，就需花费３０万两，算下来一个凉棚的实际用费也要９万两？！这凉棚是怎么造的，也只有天晓得了。
　　
　　宫廷的贪污是可怕的，也是可耻的。《李鸿章年（日）谱》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当年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竟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3000两。左宗棠不出，为了不坏宫里的规矩，最终还是李鸿章代左出了。后来左宗棠将军奏对称旨，慈安太后大为感动，乃赐以先帝（咸丰）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又按例索礼金数千两。脾气耿直的左将军一气之下，皇家的恩赐干脆不要了，最后又是和稀泥的李中堂，替大将军出了半价买下了事。后来，李鸿章出使德国，俾斯麦曾暗喻李只会打内战。李怅然叹日：“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个中滋味，又怎一个“心酸”了得？
　　
　　这个挥霍惯了的女人，好像对于金钱没有概念。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的签，地一块一块地割，银子大把大把地赔，她眼睛眨也不眨。当然她也有点心疼，有点不爽。可在想借义和团教训（消灭）洋鬼子的阴谋不成，闹出“庚子之变”后，吓怕了的“老佛爷”只能再一次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向众国赔偿军费4亿5千万两白银为代价，以求得列强不追究她的“罪过”。只要能够继续她的统治，继续享受她的荣华富贵，那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又有什么不可的呢？
　　
　　
　　她和光绪帝的恩怨
　　
　　权力对慈禧太后有着莫大诱惑力。特别是对她这样一个有着极强控制欲的女人，一直不愿意，也从没打算将皇权让出。慈禧太后为了稳住自己的宝座，在自己亲生儿子同治帝暴卒后，又煞费苦心地将自己亲妹妹与醇亲王所生的儿子立为小皇帝，以便可以继续垂帘听政，做她的皇太后。
　　
　　一直拖到光绪十三年正月，光绪帝已经十六岁时，这才不得已为小皇帝举行了亲政典礼。后又拖了两年，等到光绪帝大婚后，这才在太和殿举行了归政仪式，正式撤帘。为了在幕后操控皇帝，她又弄出了个《训政细则》，以法令的形式稳固她的地位和权力。
　　
　　为了能牢牢操控光绪帝，慈禧太后在光绪帝的婚姻大事上也是独断专行。她根本就不顾及光绪帝的喜好和感受，非是把自己弟弟桂祥的女儿沁凤（或曰静芬）推上皇后的宝座。按清帝初选后妃的惯例，一般是要选一后三妃嫔成双数，可慈禧太后为了保住自己侄女后宫的地位，竟自作主张，只是随便（或是赌气）地将一对姐妹（瑾嫔和珍嫔）硬塞给光绪，敷衍了事。既不遵祖宗的惯例，也不顾皇帝的面子，由此可见慈禧的霸道和光绪的可怜。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为光绪帝举办的婚礼共耗银一千一百余万两，据光绪帝师翁同龢的调查，除婚礼应有花销外，还有500多万两是被慈禧太后的亲信们中饱了私囊。
　　
　　不幸的光绪帝，唯一庆幸的就是可供他挑选的三个嫔妃只还有一个“顺眼”的，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珍妃了。当时刚入宫的珍妃（当时还是珍嫔），年仅十三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与木讷粗劣的皇后和寡淡无味的瑾嫔相比，率性天真、聪明伶俐，而且善于应对，珍嫔自然更讨光绪的喜欢。起初，也博得慈禧太后的赏识，经常让她陪伴在自己身边。当慈禧太后知道珍嫔喜欢书画，还特地派亲信的才女缪嘉惠做她的书画老师。光绪二十年，适逢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还循例将珍嫔晋封为妃。
　　
　　光绪帝开始亲政的最初的几年里，他还算听话，凡是军国大事，都会亲自听取“亲爸爸”的“最高”指示。而当时珍妃年幼，还算讨喜，所以宫闱里便是有些风波，整体还算一团和气。然而，由于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不甘心“放权”，而年少气盛的光绪帝的又欲有一番作为，于是朝廷势必分成两大势利范围，即帝党和后党。
　　
　　甲午之战的惨败，虽然对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都是莫大的刺激。光绪帝受刺激，是因为条约签订，盖的正是他本人的玉玺，自然觉得是大清帝国和自己的奇耻大辱。可慈禧太后慈祥受刺激，一是觉得日本人以后真是不敢得罪，二是觉得养子光绪帝不把她放在眼里，先是提出要将她的寿诞用款改做军用的“不敬”建议，其次是不向她汇报，就敢将自己的宠臣李鸿章给予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革职留任等处分，这分明是向她示威，给她“眼色”。于是，慈禧太后决定杀鸡儆猴，给光绪帝一点颜色看看。
　　
　　而这时已经长大成人的珍妃，仗着光绪帝的恩宠，非常任性，甚至有点得意忘形。不但不把慈禧太后的侄女皇后放在眼里，甚至参预朝政，做了些“非法”的勾当——卖官。由于得宠，珍妃卖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成功率甚至比慈禧太后还高。有一次，她居然将上海道兼管海关的肥缺卖给了一个从未踏足仕途的富商鲁伯阳，令朝臣侧目。光绪帝也觉得有点过分，为了在朝臣面前挽回脸面，他却采取了一个欠考虑的办法，那就是坚决否定了养母慈禧许诺给木商玉铭的四川盐茶道官职。因为前有鲁伯阳之事，这样的否定，就使得慈禧太后很下不了台，羞怒交集的她，决定利用这次机会，祭出“杀威棒”，灭灭帝党的威风。
　　
　　她先是用后宫的“家法”，将珍妃当众杖责，打得死去活来，并其降为贵人，然后又明旨给皇后，赐予她打探光绪帝与嫔妃一切事宜并随时上报太后的权力。随后又召见军机大臣，严责光绪帝包庇宠妃，并将光绪帝及珍妃身边“涉案”的太监或杀或充军，死者达六十余人。
　　坦率地讲，把玩政术，慈禧太后无论心机还是手段，都远比光绪帝强得多。光绪帝空有一腔激情，却缺乏做个皇帝（政治家）的资质，身边幕僚的水平，也多是些腐儒酸臣罢了。当初，帝党成员不冷静分析现状，也不懂政治谋略，只会一味刺激光绪帝，竟说出“太后虽穆宗（同治帝）之母，实文宗（咸丰帝）之妾。皇上入继大统为文宗之后，无以妾为母之礼。本非母子，宜收揽大权”的“混账”话来。耳目众多的慈禧太后听到这番“离间母子”的话后，怒不可遏，立即对帝党官员进行围剿——文廷式革职、翁同龢革职、汪鸣鸾革职……
　　皇帝就是这样一个容易冲动的皇帝，帝党就是这样的一批异想天开的“人才”，也难怪后来的“百日维新”会失败了。对此，《清史稿•德宗本纪》叹曰：“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然功名之士，险躁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济，言之可为于邑……”正是因为鼠是“硕鼠”，器是“瓷器”，所以不管光绪帝怎么折腾，牢牢控制着军权的慈禧太后，轻而易举就可以把他“拉下马”，将其囚禁于瀛台，而把一直支持光绪帝的珍妃打入冷宫。后来，慈禧觉得光绪帝太麻烦，已经控制不住，便有了废帝的想法。她以光绪帝“病重”为由，加上光绪帝无子嗣，故匆匆选中端郡王载漪十五岁的儿子溥（亻隽 ）为皇储。这时慈禧与光绪的母子关系已经恶化到极点。
　　
　　光绪帝的维新虽然漏洞百出，可因制度构想西化而得到了外国公使的欢迎，他们都反对废帝，甚至还派军舰在中国沿海示威表示支持光绪帝。这就使慈禧感到很是头痛，后竟想利用义和团的势力，把洋人的势力灭了。然而面对洋枪洋炮，空有匹夫之勇的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达56天，毫无战果，反而惹怒了洋人，组织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当然不愿将光绪帝留给支持他的洋人，所以挟持光绪帝，匆匆西逃，那一年是中国的庚子年（公元1900），所以史称“庚子之变”。
　　
　　慈禧太后西逃之前，或是恐惧或是泄愤，竟迁怒于珍妃，干脆将其溺死在后宫的井中，可怜的珍妃死时，年仅二十四岁。而光绪帝则成了慈禧太后向列强示好的平安符，虽是保住了性命，可过得却生不如死。慈禧太后对他毫无怜惜之情，而是异常虐待。冬天他的寝宫中不糊窗纸，平常饭菜还常有馊臭之物。光绪帝就在这样身心全重的煎熬中度过了他余下的人生。
　　
　　至死慈禧太后也没放过光绪。最蹊跷的是光绪帝的死，仅比慈禧早一天，难道是巧合么？据说慈禧太后病时，曾问李莲英道：“我病了，皇上在干什么？”李莲英恭敬地回答：“皇上在看书，面带喜色。”面带喜色？那就是盼“老佛爷”早点归天了？
　　
　　一生好强的慈禧太后，在最后的关头，又岂会如他所愿呢？当时光绪虽然体弱多病，但毕竟年轻，在御医的精心治疗下，病情一直很稳定。据当时的起居录记载，光绪皇帝去世前的两天，身体良好，亲谒仪銮殿，拜见慈禧太后，给她请安。然而第二天，皇帝就病情突变，史官郑重写道：“上不豫”。第三天，史官直书：“上遘病大渐，酉刻，龙驭上宾！”是什么原因让光绪的病急转直下呢？据当时御医屈桂庭在日记的记载：“余诊视一月有余，药力有效……至十月十八日……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帝所居地更为孤寂，无人管事……最可异者，则频呼肚痛——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者！”后人据此猜测光绪是被毒死的，是否老佛爷的意思，又是谁下手的，在溥仪《我的前半生》、德龄《瀛台泣血记》以及英国人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等书中都有不同说法，不过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遂成众说纷纭的千古疑案了。
　　
　　不过，根据现有史料分析，光绪帝的死肯定与慈禧脱不了干系。因为她便是再精明，再能掐会算，也不会算得那么精准，安排得这样及时。就在光绪驾崩的前一天，病中的慈禧太后，突然连发三道谕旨，令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同时命载沣为摄政王，这分明是在安排光绪死后皇位交接的事宜。第二天，也就是光绪“猝死”的当天，又连发三道谕旨，顺理成章地将溥仪推上皇帝的宝座。
　　
　　安排好这一切，慈禧太后的病情急转直下，突然病危，弥留之际，她发布了一生中的最后两道懿旨，一道是“交权”，“命报摄政王载沣监国，所有应行礼节，著内阁各部院会议具奏”；另一道则是有点不放心，又适当“收权”，特别强调“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由此可见，这位女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放弃对于权力的掌控。
　　
　　耐人寻味的是，临终前，慈禧太后留下“女人不可预闻国政”的遗训，而且强调“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这大概不是醒悟后的忏悔，恐怕她是要后世当记只有她一个特例吧。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未时（下午2时左右），慈禧太后咽下最后一口气，这时，离光绪皇帝崩逝也就十个多小时。“母子”间的是非恩怨，大概只有带到阴间，让阎罗王去明断吧？
　　
　　
　　死后的荣光和耻辱
　　
　　慈禧皇太后终于死了，时年七十四岁。与光绪帝冷冷清清的身后事相比，这位执掌政权近五十载的皇太后的丧事办得异常奢华隆重。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亲自参加了慈禧棺中葬宝的仪式，据他和他的侄子所著《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上三层金丝串珠绣花锦褥和一层珍珠，共厚一尺多。而头戴珍珠串成的凤冠，其中冠上最大一颗珍珠重四两，大如鸡卯，价值一千万两白银。另身边还有七百多件奇珍异宝，甚至还在宝物殓葬完毕后，又倒进四升珍珠和红、蓝宝石二干二百块，填补棺内空隙。据当时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私人的奉献，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即值五千万两白银！需要说明的是，清朝每年的国库收入也有7000万两白银呀。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慈禧虽然生前反对变法，可死后，还是用许多西洋玩意陪葬。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当时焚烧的不但有纸糊的新军（穿现代欧洲军装）士兵，甚至还有一辆优雅的欧式布鲁厄姆车以及两匹身材高大，有灰色花斑的欧洲马。看来，慈禧也不是不喜欢“维新”，只要是供她享用，合她的意，那一切都好商量。
　　
　　她大概没想到，在她死后的第三年，大清王朝便宣告覆灭。她更没想到的是，仅过了十几年，她的陵墓就被盗掘，尸骨也被遭践。后人谈及这位女人，感慨的是她不可思议的奢华，激愤的是国家珍宝的遗失，又有几人把她那具腐臭尸体的归宿放在心上？
　　
　　千古一叹
　　
　　有一位学者这样评价慈禧：“她是一个精致的女人，一个富于个性的女人，一个无所畏惧的女人；一个大胆的女人，一个不顾后果的女人，一个败家亡国的女人。”这样的一位女人，若只是纯粹地做个女人还好，可一旦与政治有染，和社稷相关，女人的是非和优劣便被无限放大。政治放大镜里的女人，毫无美丽可言，只可能是变形的怪物。百年一叹，倒底是埋怨红颜酿成了祸水，还是感叹祸水玷污了红颜？
　　
　　
　　美人语录
　　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要让他一生都不痛快！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美人地理
　　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今辟才胡同，是京城的一条大胡同，东临西单北大街,西接太平桥大街，大胡同套着小胡同，经纬分明，据说慈禧出生此地。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郊,距市中心约19公里,是清代的皇家园林和行宫。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建成于1764年。它占地290公顷,其中水面220公顷。园内分为宫廷区、前山前湖区、后山后湖区三大景区,共有殿堂楼阁、亭台水榭3000余间。这里也是慈禧一生呆的最多时间的地方。
　　
　　清东陵•定陵（慈禧陵）
　　清东陵坐落在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镇的昌瑞山下,西距北京125公里。它是清王朝入关统一全国后在北京附近所修建的两个帝、后陵寝之一,另一个陵区在河北省易县城西永宁山下,东距北京120公里。定陵（慈禧陵）隆恩殿内辉煌的金饰。这些精美装饰把慈禧陵三殿装点得金碧辉煌，精美绝伦。这种精美豪华的装修不光在明清两代的皇陵中独一无二，就是在紫禁城中也难以见到。
 　　赛金花 红颜无罪
　　
　　
　　中国有两个活宝，慈禧与赛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刘半农《赛金花本事》
　　
　　美人小传
　　
　　賽金花(1872-1936)
　　 初名傅钰莲，又名彩云，安徽黟县人。幼年被卖到苏州 “花船”上为妓。1887年（光绪13年），嫁给前科状元洪钧为妾。第二年以“公使夫人”身份随洪出使俄、德、澳、荷四国，后在柏林居住数年，到过圣彼得堡、日内瓦等地，周旋于上层社会。洪均死后，被迫重操旧业，先至上海，改名“曹梦兰”，后至天津，艺名“赛金花”。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居北京石头胡同为妓，曾与部分德国军官有过接触。庚子之后，因虐待幼妓致死而入狱，遣返苏州原籍。后重返上海，晚年生活穷困潦倒，1936年病死于北京。
　　
　　美人传奇
　　
　　
　　
　　从妓女到状元夫人
　　
　　自从有了照相术以后，对于历史的考证，便少了几份浪漫的想象。文字的描述也开始大幅度缩水，少了几份诗意的张扬。当历史更接近真实的时候，我们反而有了几份失落和寡然。
　　
　　譬如说晚清名妓---赛金花，她有着“公使夫人”、“东方第一美女”、“第一位出入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公关小姐 ”、“最后一位裹着小脚的具有明星气质的交际花”……等等能激起我们丰富联想的称号，但是，当你看过现存的一些老照片后，你会发现不过尔尔。
　　
　　除却当时照相术不发达，可能部分失真的原因外，也许更多的缘由在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和流行偏好。当年，写《赛金花本传》的商鸿逵先生曾在回忆的文章里写道“我见着她的时候，已是花甲之岁，望之犹如四十许人。记得刘半农先生向余上沅（戏剧家）说，看这个女子当是清末时期的标准美人。”
　　　
　　就是这样一位无法用现代眼光判定美的美人，有着不一般的坎坷人生和传奇经历。她原名傅彩云，祖籍安徽，幼年被卖到苏州 “花船”上为妓，由于先后卖身于赵、魏两家，故又有“赵灵飞”和“魏赵灵飞”两别名。1887年，她嫁与洪钧为妾，洪钧是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戊辰科的状元。故后来有“状元夫人”美称。赛金花嫁给洪状元时方十几岁，而状元公洪钧已50开外，两人年纪相差极大。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廷派洪钧出使俄、德、澳、荷四国，同时可以携带夫人同往。然而洪钧的大夫人年齡大又是一个缠足的小脚女人，而且也不愿意随其出国，于是年轻貌美的赛金花以“公使夫人”随洪出使。后在柏林居住数年，到过圣彼得堡、日内瓦等地，周旋于上层社会。
　　
　　光绪十八年(1892年)，洪均任期满，奉命回国，不久病逝。也许太过年轻(那时她刚刚20岁)，又受了西洋文化的影响，所以不愿从此独守空房，为一个死去的男人守节，也许早已经预料洪家容不下她这个当过妓女的小妾，迟早会将她扫地出门庭，因此就在扶枢南归的时候，在青阳港携带细软，潜逃至上海。在彦丰里，年轻的状元夫人挂起“赵梦鸾”、“赵梦兰”的牌子，重操神女生涯。据说在云屏绣箔间，特意悬挂一帧洪钧的照片，使得走马王孙与她相依相偎之际，一睹状元的丰仪。为能一亲状元夫人的芳泽，生出些别样的情调来，一时车马盈门，生意极其红火。
　　
　　当上海对她失去兴趣后，她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天，移师天津，再次亮出“状元夫人”的招牌，轰动津沽一带。那时，26岁的她已经升为鸨母级别，有了自己的妓院。她以自己的名气，特地招募一批较漂亮的女子，正式在江岔胡同组成了南方韵味的“金花班”。“赛金花”的名号也就是从此开始，成为人人艳羡的名号。
　　
　　
　　
　　护国娘娘和赛二爷
　　
　　赛金花的人生传奇，在庚子八月联军侵入北京之后达到一个高峰。后世传说，有多种版本，大致意思是说她曾以使节夫人的身份去过柏林，懂得一些德语，还与一名年轻的陆军尉官瓦德西发生过一段浪漫的邂逅，后来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统帅便是她的老相好瓦德西。然后她便利用这层特殊的关系，吹了许多枕边风，不仅制止了联军的大屠杀，而且保护了皇宫不受焚毁，甚至在议和的时候，连李鸿章都束手无策的时候，由赛金花出面成功劝说了克林德夫人(克林德系义和团运动时的德国驻北京公使，在运动中被杀)接受了立碑道歉的条件，从而做了许多救国救民的“义”举来。这个“妓女救国”的故事，虽然老套，但大多人都信以为真，民间甚至把她尊称为“护国娘娘”。对于这件事情，赛金花向来持暧昧态度，不承认也不否认。后来在老年潦倒不堪时，为了求得生计，迎合时人口味，才编了不少假话、瞎话，前后矛盾，实在不足为信。
　　
　　其实，时任联军统帅的瓦德西官至陆军上将，德皇威廉的侍卫长，年已近古稀，便是假定早十年在德国和赛金花相识，也是近60岁的上层高官了，而不可能只是一个“年轻的陆军尉官”。因此，这种说法很是靠不住。另外，以她的文化教养判断，可能也只是粗通德语罢了。根据曾亲历“八国联军祸乱”的同文馆学生齐如山(梅兰芳的老师)回忆说，那时他和赛金花打过交道，为她的厨子向德国占领军说过情。也就是说，赛金花只会极简单的德语，连与德军打交道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去结交德军统帅瓦德西了。而另一位亲历祸乱的丁士源在所著《梅楞章京笔记》，也提及说赛金花只是在远处望见瓦德西统帅一眼。
　　
　　当初，北京被占领以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然后各国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着手恢复秩序。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最早恢复的商业活动，竟然是娼业。而赛金花当时就住在京城著名娼寮集中地的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继续她的卖笑生涯。而石头胡同又恰归德军管辖。也就是说，她是有机会和德国军官接触的，当然，也可能里头有一个同姓瓦德西的尉级军官。
　　
　　30年后的一个秋天，她应邀去“世界学院”接受德国读者采访时，当问及她与瓦德西将军的关系时，她只是含混地搪塞过去。而问她在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时做了哪些事情时，她举的两个例子到是颇为可信。她说有一次，联军把北京很多老百姓赶到一个大寺院里，准备了许多砖头瓦块，叫老百姓用砖头去打佛像。凡是打了的老百姓站在一边，不肯打的另站一边。她闻听此事后，急忙赶到现场，经了解，原来联军想用这个办法判明谁是义和团，谁是好百姓。他们认为凡是不想打佛像的都是义和团，准备一律处死。于是，她就给他们解释，说这个庙是关帝庙，不是佛像，关帝最讲义气，老百姓对他十分崇敬钦佩，怎能用砖头去打呢？不打又怎能就是义和团呢？经过她的这番质问和解释后，联军就把这一批老百姓放走了。
　　
　　而讲的另一件事，是说联军与清廷“议和”时，很长时间达不成协议，主要争端就在德国要求恢复和赔偿克林德名誉，条件十分苛刻。后来是她出面与德方交涉，说服了克林德夫人。她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外国替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石碑，或铸一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却是树立一个牌坊。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看见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牌坊吗？那都能够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国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算是皇上给他赔了罪。’经我这样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心里欢喜极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听说条约里的头一项就是这事哩！”
　　
　　 不管如何，她懂得些外文，了解些国际社交规矩，又曾是大清朝的公使夫人，由她出面去劝说另一位公使夫人，也是合情合理的。国难当头之际，那些迂腐的权贵恰需要这样一个女人从中斡旋。依她的口述，她所认识的清末当权人物确实很多，如载勋（庄王）、奕劻（庆王）、立山、荫昌、孙家鼐、陆润庠、许景澄、陈璧以及李鸿章等。据说“赛二爷”的称呼，就是立山戏弄出来的。那座克林德纪念碑建在东单大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纪念碑被迁移到中山公园。据说在拆迁克林德牌坊仪式上，辜鸿铭曾对赛金花讲过：“你做过一些义举，于社会有功，上苍总会有眼的。”
　　
　　历史真相依然离我们遥远。不能否认的，就是她确实与瓦德西接触过，确为联军筹措过军粮，也确智劝过联军的蹂躏和杀戮，但绝没有后世描述的那么夸大。不过，许多文人还是善意相信她曾起过莫大的作用。苏曼殊《焚剑记》里记述：“庚子之役，（赛金花）与联军元帅瓦德斯（西）办外交，琉璃厂之国粹，赖以保存。……能保护住这个文物地区，不使它遭受捣毁破坏，也应算她作了一桩好事。”而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里，也有这样的话语：“北京总算得救，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都有赖于赛金花。”
　　倒是鲁迅先生在《这也是生活》里冷冷地说了一句：“义和团时代，和德国统帅睡了一段时间的赛金花，也早已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给予我们当头棒喝的警醒。如此津津乐道妓女舍身救国的故事，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男人的某种心理情结，实在是要不得？
　　
　　
　　最后的魏赵灵飞　
　　
　　庚子年的风光之后，赛金花可谓是厄运连连。先是1901年的辛丑年，也就是有她一份“功劳”的《辛丑条约》签定之后的那一年，因为殴杀一名妓女而被监禁，虽行贿托人打通关节，终因人命关天，被遣送回原籍黟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刑部档案1147号卷宗有明确记载)。回到家乡的赛金花，还是扮演次鸨母的角色，继续她的卖笑生涯。再后来，赛金花回上海先给曹姓男子作妾，但不久老公便暴病身死命。再后来，她与时任民国政府参议员的魏斯耿结婚，过了三年幸福、平静的生活，再次孀居。
　　
　　十三年后，当商鸿逵采访她，准备编写《赛金花本事》时，年过花甲的她还是“最爱谈嫁魏事”，而且“每谈起”，就要“刺刺不休”。为她作传的商先生很厌烦她这样，以为她嫁魏后之一切生活，已极为平凡，无何足以传述矣！”当时，商还是个学生，很年轻，不懂得这位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女人，最羡慕、最需要的恰是这“极为平凡”的生活。
　　
　　而那位写《赛金花故事编年》的瑜寿，同样不懂。他讥讽地写道：“赛氏晚年，特别珍视他们所照的结婚象，悬在房中，逢人指点。在这张照片中，魏着大礼服，胖得象一口猪，赛氏披纱，绣花服，面色苍老。”在这位瑜先生内心深处，这样一位风尘女子丝毫激不起他一点同情心和怜悯心。
　　
　　在赛金花晚年，她只称自己是魏赵灵飞，不再是那个独占花魁的状元夫人，也不是名满京城的赛金花。她只愿归于平淡，安静地守着一个男人曾给予的名份和幸福，在回忆中打发余生。
　　
　　然而，世人好奇的，却还是她前半生做妓女的传奇生涯。大家要听的只是色情的故事，把玩的只是臆想的传奇，没有人懂得尊重她，更谈不上真正了解她。但有一个，与众不同，他就是商鸿逵的老师------刘半农教授。他不同于那些一心从她那里猎奇换钱沽名钓誉的人。他对她多有同情，写书动笔之前就确定了一个原则，以她本人作叙述人，尽量忠实于她本人的回忆。那时，有许多人反对他给妓女写传，认为有失学者尊严。后来刘半农急病暴卒，但在忽视先生的支持下，《赛金花本事》还是得以写成问世。在刘半农的丧仪上，赛金花献上了一副由别人代笔的挽联：“君是帝旁星宿，下扫浊世秕糠，又腾身骑龙云汉 ；侬惭江上琵琶，还惹后人挥泪，谨拱手司马文章”，以此表达她的敬重和哀悼。
　　
　　赛金花的晚年，命途崎岖，生活相当凄凉。他和一名叫顾妈的老仆在居仁里一处平房内闭门寡居，靠着典当和借债度日。当时，有叫陈彀的记者过去采访，看到的穷困窘况是：“时天已甚冷，无钱加煤，炉火不温，赛拥败絮，呼冷不已。顾妈伴赛，同居此室凡十五年，赛有卧榻，顾妈则对榻睡于一极狭极狭之春凳上，十五年如一日。此时却惟有现赛同卧偎抱以取暖”。那时，她连一月八角的房捐都付不起，当时的报纸以《八角大洋难倒庚子勋臣赛二爷》做了详细的报道。
　　
　　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冬天，赛金花终于油尽灯灭，病逝于居仁里16号家里，时年64岁。在她死后，经各界捐肋，她才得以落葬于陶然亭锦秋墩南坡上。她的墓表，原拟请《孽海花》的作者金松林撰写，可金深以为耻，说“赛之淫荡，余不屑污笔墨”，“我有我之身份，不能为老妓谀墓”，断然拒绝。那时，倒有许多人愿意给这位奇女子写墓表，但后被一个叫潘毓桂的争得。他是个汉奸，北京沦陷后曾出任伪职(抗战胜利后被处决)，1939年，在他上任后不久，便特意为赛金花写了一篇志文，文中恭维她在庚子年间的作为“媲美于汉之‘明妃和戎’”，“其功当时不可知，而后世有知者”。这明显是借人喻已，为自己的汉奸行径辩护。不知被人利用了一辈子的魏赵灵飞，若在天有灵，对此会有何感想。
　　
　　千古一叹
　　对于这样一位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奇女子，不知是赞是叹。因为离我们太近，所以史料丰富，演绎也非常丰富。然而，那些史料的记载，依然多是猎奇的产物，那些生动的演绎，还是毫无新奇之处。骂她也好，赞她也好，说到底还是在重复着一种变味的人文情结。难道每逢国难当头之际，我们能指望的就是以身报国的女人么？中国重复了几千年历史悲剧，什么时候才可以止演？陈腐俗套的“红颜救(亡)国”论，何时得以休矣？
　　
　　美人语录　“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 -----赛金花手迹
　　
　　
　　美人留芳
　　
　　《孽海花》 金松岑 曾朴著
　　《赛金花本事》刘半民 商鸿逵 著
　　《赛金花故事编年》 瑜寿著
　　《赛金花》(戏剧) 夏衍著
　　《凡尘》王晓玉著
　　《红颜无尽》张弦 秦志钰著
　　《彩云图》 张大千 绘
　　
　　美人地理
　　
　　归园•赛金花故居
　　在安徽省黟县建有赛金花故居，建筑的任何设计都有其历史依据，除了围墙是新的，内部一砖一瓦、一切构件和设置都是修旧如旧。除了依据原貌恢复旧的赛金花故居外，还修复了赛氏祖居——归园。这些建筑集中体现了以石雕、砖雕、木雕艺术为特色的徽派园林建筑的独特风韵，并诠释出徽派园林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温婉意境。
　　
　　陶然亭•赛金花墓
　　赛金花去世后，被葬在陶然亭香冢和鹦鹉冢之间。墓为大理石砌成，墓前立有高1．8米的花岗岩巨碑。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修整陶然亭时，将赛金花坟墓和墓碑一并迁走，后遭“文革”破坏，现存墓碑，陈放于慈悲庵石刻陈列室内。　
 　　小凤仙　知音的代价
　　
　　
　　最为津津乐道的民国妓女，大概就算小凤仙了。她恐怕是中国千百年来传统文化情结中“女人救国”的最后一位，也是最鲜活的一个文化标本了。那个时代，她以特殊的身份，碰上一个特殊的人物，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却因为触动了文人心中的某种情结，于是衍生了一段英雄与美人之间的佳话传奇。
　　
　　美人小传
　　小风仙，浙江钱塘人，流寓袁哑，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和班，相貌乏过中姿，性惦龃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则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又生成一双慧眼，能辩别狎客才华。她自言“本良家子，因父被仇人陷害，乃致倾家破产，鬻己为奴，辗转入勾栏”。民国四年(1915年)，小凤仙结识蔡锷，时年十七岁，同年11月中旬，袁世凯称帝前夕后助蔡锷逃出了北京。都中人士，赞称她为侠妓。
　　
　　美人传奇
　　
　　
　　蔡将军的难处
　　
　　蔡锷是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
　　
　　他是湖南宝庆(今邵阳)人，虽然出身贫寒，可是聪明好学，幼年即有“神童”之称，后留学日本，于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期，又因成绩优秀，被列为中国“士官三杰”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蔡松坡和滇军将校起而响应，一举光复昆明，并被推举为云南首任都督，时年仅有29岁。
　　
　　但此时的袁世凯鬼迷心窍，一心要复辟帝制。而要坐上皇帝的宝座，就必须扫清障碍。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深知蔡锷与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关系密切，所以视军界新锐的蔡锷为心腹大患，遂于1913年10月，采用调虎离山之计，调蔡进京，封为“昭威将军”，并责大公子袁克定拜蔡为师，同时还暧昧地向蔡锷透露，更辉煌的前途是陆军总长。貌似重用贤能，实则驱虎入笼。
　　
　　起初蔡锷将军对满口共和的袁世凯还抱有很大的热情和幻想。但很快就看穿了袁的把戏，对他一人独裁、卖国求荣，以及妄想称帝的种种行径大为失望。而袁在对蔡锷百般拉拢无效后，便派人严密监视。
　　羁留北京的蔡锷将军，看似显赫，可担任的都是些有名无实的职务，终日无所事事，还要遭受种种监视，何况身为共和元老，却要整日里和一群搞帝制的群丑厮混，心情自然非常郁闷。后来，在老师梁启超的授意下，欲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完成“摆脱羁系，再造民国”的大业，那他就必须暂时放下自己的“人格”，假装赞成帝制，并要表现得“忠心耿耿，积极劝进”。同时，为了避袁世凯耳目，他还要故作韬晦之计。于是，蔡将军怀着非常使命，经常到北京八大胡同走动，并在那里认识了小风仙。
　　
　　
　　小风仙的妙处
　　
　　不管我们如何感慨小凤仙与蔡锷将军的爱情传奇，也不能改变一个有点令人沮丧的事实，那就是这个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更多是文人的演绎和世俗的附会，与真实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或者说，我们可能太过美化，或放大了他们之间的爱情。
　　
　　小凤仙本就是北京八大胡同陕西巷云吉班（据考证，应是云和班）一个普通的妓女，《民初史略》上说她“相貌乏过中姿，性格且是孤傲”，只不过“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倒也惹得许多风流文士的追捧赞赏。另外，书中还说她还生有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所以在蔡松坡初次与她相见，她便第一眼认定蔡松坡是一位非常人物。这个说法也可能只是文人善良过度的想象吧。
　　
　　因为民国四年(1915年)，当小凤仙结识蔡锷时，也才17岁的年纪。而根据后来小凤仙对梅兰芳的回忆追述，她强调的也是对蔡将军的敬重以及后来蔡将军托她帮忙的详细过程，倒看不出后来文学作品里描述的那般浓情和缠绵。便是在她晚年的时候，经常拿出蔡的照片端详，有人问及，她也是淡淡地回答，说是一个朋友。为何要将心爱的人儿界定为“朋友”关系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她的态度确实耐人寻味。
　　还有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两人之间的感情见证，除却后来文人附会的诗词作品以及一些照片外，蔡锷竟没有给小凤仙留下更值得纪念、更具爱情特色的信物，在随后的一年时间内，蔡将军竟也没有给小风仙捎去任何口信。如果说是蔡锷将军走得太过匆忙，以及军务繁忙，或是走得太过匆忙，都无法令人完全信服。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论，蔡锷将军对小凤仙的感情，若说逢场作戏，有点残忍，但肯定不是纯粹的儿女情长。根据当时许多重要的当事人回忆，蔡将军的出逃，是预谋已久的。也就是说，他当初去八大胡同，与小凤仙邂逅，有偶然因素，还有另一层“找掩护，遮耳目”的动机。
　　　
　　于是，感情虽有不纯之嫌，好在是相处日久，蔡将军也将实情告知于她。而她也算深明大义，成全了英雄，并落下一个“侠妓”的好名声。只是对于爱人而言，这样的名份就有点太过生分了。
　　
　　
　　
　　助将军出逃
　　
　　无论如何，于国于家，蔡锷都必然要出逃，这是铁板钉钉的事。但小凤仙是否协助蔡锷出逃、以何种方式协助出逃，则是很有意思，也是很有争议的话题了。由于蔡将军出逃的意义重大，加上成功潜逃的经过神秘离奇，扣人心弦，以致后来流传有多种版本。
　　
　　譬如根据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转述小凤仙自述。她最初并不知道蔡锷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反对袁世凯做皇帝。只是觉得他气度不凡，很是神秘。特别是每次一来，总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跟到班子里来，给人鬼鬼祟祟的印象。其实这些人就是袁派来监视蔡锷的密探罢了。而蔡锷日日到八大胡同云吉班“厮混”，本也是借小凤仙打掩护的，后来相处时间长了，有所信任，才向她吐露了真情。后来，待时机成熟，准备出逃时，正是在小凤仙的帮助下，借掌班过生日那天人多杂乱的机会，先是有意把窗帘挑起，让外面的密探可以看见屋里的情况。然后蔡锷装作去厕所，衣服、怀表都没拿，使监视的人以为他不会走远。此时小凤仙让人把卷帘放下，外面无法判断蔡锷是否还在屋里。蔡锷就此从容逃走。
　　
　　而根据蔡锷的密友，蔡锷出走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之一的哈汉章回忆，民国4年(1915年)11月10日，是哈汉章的祖母80寿辰，蔡锷应邀出席。当夜与友人通宵打牌，使得袁所派的监视密探彻夜未眠，疲倦至极。清晨7时，蔡锷由哈汉章宅马号侧门出去，直入新华门总统办事处，先煞有介事电告小凤仙，午后12点半到某处同其吃饭，监视的密探因此麻痹大意，“不虞有他，乃小寐传达处”于是，蔡借机溜出，直奔火车站，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据陶菊隐所写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书上说蔡锷从10月下旬开始，就经常请病假不上班。然后借着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溜到东车站，而梁启超早已派人在车站接应，后混在三等车厢里，安然逃至天津。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演绎或生造的出逃版本，由于仅是一家之言，缺乏证据，所以不足采信。而以上三种出逃版本，或多或少都与小凤仙有关。这也比较接近历史真相。那就是小凤仙确实在出逃中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但其精心策划及周密安排，估计是有更重要的人物在暗地里帮忙。而不是像后人演绎的那样，将全部功劳都归于小凤仙一人。
　　
　　根据小凤仙的回忆，她也没有邀功，更没有如赛金花那样凭空演绎，胡编乱造，她只是朴实地道出一个小女子曾经如何帮助一个大人物出逃的经过罢了。然而，不管革命党人或蔡的友人等这些“绿叶”在出逃计划中的贡献如何大，世人更关注，也更愿意提及小凤仙这朵“红花”。因此，刘成禺在其《洪宪纪事诗》中，才会采信流行的说法，饶有兴趣地记录到：“当关油壁掩罗裙，女侠谁知小凤仙。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
　　
　　成功出逃的蔡将军“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组织“护国军”，通电全国，宣布讨袁，终完成“再造民国”大业。然而，天妒英才，连日征战蔡锷将军因旧疾复发，加上劳累过度，于1916年11月8日不治病殁，年仅34岁。蔡将军去世后，北京政府追赠他为上将军，并举行国葬典礼，同时在北京中山公园设灵堂吊唁。据传小风仙也曾白马素车，到灵堂致祭，并寄挽联一副，这样写道：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这副对联据后人考证，并非小凤仙亲笔所作，而是大名士易宗夔代作。而另一副有名的挽联“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据说是民国另一位名士樊增祥（也有说是罗瘿公手笔）的代笔之作。名士替美人代笔，为英雄儿女抹点“重彩”，添些佳话，倒也相得益彰，词句更很是妥帖，读来倒是令人替美人英雄一起唏嘘不已。
　　
　　
　　落寞的结局
　　蔡锷将军故去后，小凤仙的个人历史便又开始模糊不清了。据她后来写给梅兰芳的信，说1917年曾和梅兰芳在北京观音寺由徐姓省长做东的饭局有一面之缘。由此推断，在蔡将军故去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至少两年），她依然可以参加这样高规格的社交活动，可见当时还是京城的社交名媛。据她与梅兰芳的谈话，到1949年解放前，她先是嫁给东北军一个师长，移居到沈阳，后来又改嫁给一位叫李振海的工人。这三十多年的是非苦难，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解放后，她先是进被服厂工作，后又给东北统计局某干部做保姆，日子过得大概太过清苦，所以在1951年，趁梅兰芳到沈阳演出之便，托其帮忙，后“经梅同志之援助”，遂“前途光明”，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学校当保健员。耐人寻味的是，那时的小凤仙给自己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张洗非”。
　　
　　这位曾经冠盖京华，名动公卿的一代名妓，经过岁月的洗礼，终是洗尽铅华，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嫁给普通人家。据她养子李有才斑驳陆离的记忆中，小凤仙“吃穿坐行就透着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而她的养女李桂兰则以女性的角度总结：“爱美，整洁，不爱干活。”同时，还特地指出有一个有趣的生活细节：“刚建国的时候，大家都穿得很土气，可是她特别爱穿旗袍，而且在旗袍一侧别着一个小手帕。1米6左右的个儿，不穿高跟鞋，走起路来也一扭一扭，特别美……”在后辈的回忆中，这位迟暮之年的美人儿，不但干净漂亮，而且乐观随和，可就是不轻意向别人诉说心事。
　　
　　对于如烟往事，纵是惊心动魄，对于惊世爱情，纵是刻骨铭心，如今已然物是人非，还是不谈为好。不谈不等于遗忘。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最珍贵的东西便是留存的大堆照片。蔡将军当年英姿飒爽的照片，大概是她最好或是最荣光的精神寄托了。若有人好奇问及那位将军是谁，小凤仙也只是“浅浅一笑”，以“一个朋友”淡然回应。
　　
　　“不信美女终薄命，从来侠女出风尘”，这副对联的后半句，算是早早应验了，但对前半句而言，小凤仙没有交付一个满意的答案。1954年春，她突然患上类似于老年痴呆和脑血栓的病症，或说在3月份或说是秋天的时候，依然满头青丝的小凤仙，生命的时钟竟嘎然而止。据说在小凤仙去世前一周，一直想开口说话，但就是说不出，7天后才咽下这口气。一身传奇的她，终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完成了人生最后的谢场。陪她一起进入棺材的，除却她“最喜欢的照片和衣服”外，大概还有那一肚子没说出的哀怨和忧伤吧。
　　
　　千古一叹
　　一瞬的甜蜜爱情，一时的光鲜名份，需要付出的是大半生的苦涩和凄凉。传奇再是精彩，也终是别人的臆想，与现实的小凤仙倒无多大关系。这样惨重的代价，以及漠然的结局，不知小凤仙曾持何感想？
　　
　　
　　美人地理
　　
　　长宫饭店
　　蔡锷与小凤仙的双栖之所——樱桃斜街11号的小楼，现为长宫饭店
　　
　　
　　西城区棉花胡同66号
　　1913年至1915年，蔡锷困居北京的那段日子里，所住的地方在如今的西城区棉花胡同66号，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所普通的宅院中。经近百年变迁，现在是普通民宅。院内的建筑已多有变动，但基本还保持着原先的格局，前后院之间的过门似乎仍是当年的模样。院内尚有数株老槐，瘿节累累，给人以历经沧桑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