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改造汉字，才能改造中国（三）

一、汉字在日本的命运表明：它不是活的语言

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所以并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专制特征。然而，文字、语言对于社会制度的建构，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几乎所有的语言学家都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建制”。语言的最终载体并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乃至与该社会有关的历史文化传统。

问题是，中国人至今没有“语言”！或者说，中国人说的只能算是一张被动的“语言”。

很多人肯定会认为我这是在胡诌。我要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发现，而是思想家们的发现。而且，思想家的说法不仅仅是理论，更是历史中曾经出现的事实。

我们将“汉语”作为中国人的“语言”，然而，这门语言居然是不讲求“文法”的。现在的“文法”，是白话文运动之后中国被迫不断“西化”的结果。

台湾硕儒龚鹏程却居然为此叫好。他说“汉语”的“文法”就在汉字之内。“汉语”不讲“文法”是好事。他否定五四运动。龚鹏程看不到白话文运动的革命性。它其实是一场流产的语言革命。因为白话文运动之后，中国的社会制度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迥然相异。

一般人认为，日本传统社会文化的终结，其标志就是明治维新。然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日本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标志可能是语言。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文化自觉以及开创精神，改变一个民族的语言，是需要极强的社会动员的。

日本原属汉字文化圈，在明治维新时却出现了“言文一致”的社会运动。所谓“言文一致”，是指日语使口语和书面语一致的文体，亦指日本近现代为此目的的运动。“言文一致”最初是于幕府末期由受西欧影响的洋学者们提出的。福泽谕吉采用写文章读给他人听而修改的写作方法，于明治时期形成风气。竹越三郎将日本人采纳汉字称为“至今仍在持续的日语受难史”，在这一表述中，文字成了对语音的压迫。1883年“加注假名”会成立，极力主张言文一致。1900年上田万年等的《言语杂志》采用口语体书写报道，帝国教育会也开始设立“言文一致会”。战后1946年，文语体被彻底取消，完全采用了口语体。言文一致的运动为日本的近现代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本通过自觉的历史实践证明了这么一个道理：要改变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首先就要改变自己的语言。因为语言机制是社会机制的枢纽，也是一个国家的精神体现。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总在大骂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文化输出，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同于全球殖民运动时期的文化交融的新时代。而文化交融的背后却是社会制度的竞争，合理的社会制度必然战胜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就像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必然取代家族企业那么简单而理所当然。

故此，本博反复呼吁，中国应该发起一场新的语言运动。这个语言运动的“革命”对象必然也会包括我们的法律语言和政策语言，直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语言。

二、汉字中心主义：中国人奴性的文化根源

不过，本文需要指出的是，“言文一致”更是世界上产生表音文字系统的社会动力机制！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已经指出，表音文字并非国家管理者们的创造，而是商业活动的结果，归根结底，表音文字是社会基层民众的发明创造。公元前15世纪，擅长商业的腓尼基人借助古埃及字母和象形文字创造了历史上第一批字母文字，它是世界各国几乎各种字母文字的共同来源。而古埃及字母又是下层“文盲”的发明创造，他们不懂象形文字，所以发明了最初的字母。于是，整个世界因为他们和商业活动而改变。

可见，“言文一致”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遗憾的是，在中国，这个基本需求却被“大一统”的国家力量抑制住了。所以，中国历史几千年停滞不前，而所有的中国人则停留在一种“创造性麻木”的状态之中。何谓“创造”？其本质不过是语言对于外部世界的重新表述——持续不断、经久不衰的描绘。这是海德格尔的名句“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真义。

中国的“文字教”是中国人语言现象不发达的根源。对此，西方思想家们早有论述。洪堡特说出了这个“文字教”的特征：“汉字已经成为汉语自身的一个内在的成分”，“汉字乃汉语一个实质的成分。中国人要省察语言的一般问题时，是必须扣紧汉字问题的。”黑格尔则认为，“中国语言的成就，据说还简直没有，或很少达到这种地步。”“这种文字是为一个民族的极少数人、为那些占领精神文化的专门领域的人保留的。”最后，黑格尔干脆宣称：“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阅读象形文字就自为地成了聋子的阅读和哑巴的书写。”

西方的语言观与中国的“文字教”形成了鲜明对比。亚里士多德认为“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在此，言语被视为与心灵、神性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关系，而文字只是附属的符号体系，选用哪一种符号来表达言语并非本质问题。顺着这个传统，索绪尔毫不掩饰地将文字贬低为一种附属品：“言语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再现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唯一理由。”

索绪尔认为，“文字本质上外在于语言的内在系统”。“文字掩盖了语言的外观，它不是一件外衣，而是一种伪装。”在我看来，中国的“文字教”就是中国文化的伪装，以及所有中国人看起来有“文化”的伪装。中国历史的文字记录汗牛充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每一个都想着通过著书立说而流芳百世，然而，可笑的是，这些材料和人物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成就仍然无法超越甲骨文的贡献。

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我认为，殷周是中国进入一个封闭性社会的开始。春秋之后，中国文明就完全定型。而这个定型又被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铁板钉钉了。字型上的“隶变”，不仅让中国人在语言文字上从此失忆，而且，也是群体失语、中国人奴性开始形成的起点。

夏朝开创了“家天下”的社会模型。商朝开创了“文字中心主义”的文明形态。周朝开创了“大一统”的国家格局。如果说夏商周一起开创了松散型的中央集权，那么，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则进一步地推进了紧密型的中央集权的制度安排。孔儒不过是在伦理学说上加以巩固罢了。其手段也是“文”，通过篡改文字而剪裁历史真相。

文字的定型——即中国文字的“隶变”，也是中华民族奴性人格的最终定型。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文字代替语言、以文字压迫语言、以文字代替生活的历史。至今，在文字中心主义的主宰下，中国的权力运行模式仍然是“以文件落实文件”。这和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非德里达意义的）判然有别。实际上，一个人的语言，就是他的生活。没有语言，就没有真正的生活；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不过是奴隶一样的哑巴生活。同样，没有语言，就没有民主。

“苏格拉底，述而不作。”西方以言说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最初出现在圣经的口述传统之中，而在苏格拉底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他一生从未写过书，而只是在与人的交谈中辨析探求世间真理。希腊城邦文明极端重视公民在公共空间的语言交流，按亚里士多德的意见，处于城邦之外的奴隶和野蛮人都是无言的（aneulogou），“他们不是丧失了演说的机能，而是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其中，言说获得了意义，并且唯有言说有意义，所有公民主要关心的是彼此交谈。”（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

三、文字改变人性：中国人是心智不全的“类人孩”

我们只有回溯历史，才能看清楚中国文明的真相。从周朝上溯到商朝，再从周朝上溯到夏朝，再到传说中的尧舜禹，遗憾的是，中国的“信史”只能上溯至公元前841前，所以，中国人要理解自己的文明，只能借助不断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以及其他文明。因此，甲骨文学成了“国学”中的“学中之学”。

为什么甲骨文如此重要？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最初记忆。以后的中国历史，就像顾颉刚所说的那样，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也就是孔子等等“圣人”用“文字”改造过的中国历史，其中的很多成分是不可信的。

尽管甲骨文较之世界其它地方的象形文字更为“科学”（——已有“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但是，甲骨文仍然算是一种“图像文字”。所以，汉字隶变成方块字之后，甲骨文中的很多信息被曲解。于是，训诂学、金石学等等成为很重要的学问。

中国人喜欢钻故纸堆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汉字的很多原始信息已经邈不可考了。大家都在为文字打架，而不是造句、说话，更不会辩论。所以，中国的读书人都是闷头闷脑的腐儒。很多人一辈子皓首穷经，然而，他真正“认识”的汉字却没有几个。

例如，中国人的崇拜对象“龙”，在甲骨文中写作：、等等。《说文解字》的解读是：“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從肉，飛之形，童省聲。臣鉉等曰：象夗轉飛動之皃。凡龍之屬，皆從龍。”谷衍奎编的《汉字源流字典》则认为：“这是就当时的社会思想所作的解说，不确。本义为由闪电神化来的神异动物。”

又如，中国人的恐惧对象“帝”，在甲骨文中写作：。《说文解字》的解读是：“谛也。王天下之号也。从丄，朿声。”《汉字源流字典》则认为，甲骨文像结扎柴草为神形，燔烧以祭天神。所以说文“析形不确。本义为祭祀天神。是禘的本字。”而在《华夏考——詹鄞鑫文字训诂论集》一书中，关于“帝”字的训诂更是长篇大论、异常繁琐。

汉字的这种不可辨识、不重言说的特性，改变了中国人的人性。同样是人，哪怕他们不是蒙古人种，一旦到了中国，接受了汉字思维，他就会变乖，而树立奴性人格。实际上，甲骨文也并非是“汉人”或“蒙古人种”的创造。我们的祖先，在夏商周的时候，很多人是白人。这些白人为我们带来了一个青铜时代。

中国社科院的易华在《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中认为：青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代，但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有早晚之分。西亚早在五千年前已进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上千年的铜石并用或红铜时代，表明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是缓慢而艰难的。东亚大约四千年前才进入青铜时代，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有零星铜器出土，但不足以表明东亚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古墓沟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才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西亚赫梯王国已进入铁器时代。

《上帝的基因：破译史前文明密码》一书写道：依靠现代的基因技术，考古学家发现了通过“青铜之路”进入中国的雅利安人留下的残存信息。在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大都属于印欧人。殷墟遗骨亦有印欧人的成分。研究表明，儒家的发源地山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印欧人种），而不是蒙古人种。此文，周人来源于含有大量印欧人种成分的西戎（说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

为什么印欧人最终都“汉化”了？这大概是文字的力量造成的局面。我认为，文字改变了人性。普天之下的人都在说话，惟独中国人在写字。而且，这些文字不过是一些鸟兽之迹，并不高深。于是，久而久之，中国人成了心智不全的“类人孩”。所以，我认为，即使现在取消汉字，中国人也不会损失什么。汉字也不可能因此而消灭。试问：世界上其它的更加古老的象形文字不是正在“复活”——通过考古学而重新认识吗？

四、汉字是个畸形儿：甲骨文是中华民族对“上帝”的痛苦回忆

我们无法想象甲骨文出现之前的世界是多么开放！然而，考古学将越来越多地说明：汉字成熟之后，中国人就开始弱智。弱智的典范是孔儒。树立“人”的地位，而抛弃“上帝”信仰，是中国人堕落的开始！可笑的是，很多人居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即有“人本主义”的体现。

我的看法是：汉字尽管看上去很美，然而，它不过是个人类文明的畸形儿，或者更准确的说，它是一个永远都不会长大的孩子。所以，中国人永远都在“咿呀学语”。中国的孩子们很早就学写字，然而，他们成年之后却仍然羞于讲话。实际上，汉字汉语也有相似的经历。

需要注意的是，汉字与汉语是不一样的系统。但汉字最终征服了汉语。中国的无数方言都被汉字收编了。其结果是：汉语无法生动起来。而且，“官方语言”成了惟一的合法的言语。这同样是汉字造成的恶果。汉字的成熟化，割断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尽管中国最初的文字并非传说中的仓颉所造，而是借鉴了域外的文字符号。汉字的非表音化，使得汉语有着很深的印欧渊源。蒲立本通过对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他们进入印度。在汉语和阿尔泰语中不仅存在许多印欧语（吐火罗语）借词，而且存在某种结构上的类似性，汉语和印欧语可能存在某种发生学联系。

曲风的《上帝信仰在古代中国的迷失》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它能够说明，为什么汉字的成熟化标志了中国人的信仰迷失。该文介绍了一位叫Ethel. R. Nelson的美国女病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创世纪的发现》和《创世纪与孔夫子不能解释的秘密》这两本书，她举出了上百个汉字为例，以详细而严谨的论述阐明了每一个汉字个体中所隐含着的古老传说。中国人的祖先把创世传说隐含在每一个具体的象形文字之中，并为世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夏娃经不住魔鬼化身的大蛇的引诱而偷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导致了人类的堕落和原罪的发生，这是发生在《创世纪》中最重要的事件。尼尔森发现，古代中国的象形文字中有许多字都与这一事件有关。如“鬼”字，主要是由田、厶、人三部分构成，田被考证为上帝的伊甸园，厶为神秘之意，则“鬼”字意即伊甸园中那个神秘的人，而这个人正是那个诱使夏娃偷吃禁果的大蛇。大蛇正是魔鬼的化身，它得完成诱骗女人的“伟大使命”。按《创世纪》记载，那个魔鬼在引诱夏娃之前是隐藏在树林中的，所以，把“鬼”字上面加上两个木，再加上一个“广”（覆盖的意思），这便出来了一个魔鬼的“魔”字。不管怎么说，魔就是那鬼，鬼就是那魔，不管是魔还是鬼，都是指那条让人类堕落的大蛇。

“婪”字，由林和女构成，林指树木，意思是女人上了那棵树。上帝本来苦口婆心地告诉亚当、夏娃两人，不能摘那树上的果子。可夏娃在大蛇的诱骗下，还是上了当，失了节，把原罪当成了礼物送给了整个人类。这一切都是因贪婪所致。“束”字是一个“口”加上一个“木”，那是指上帝的告诫，两人不能用他们的口吃那树上的果实。“束”因此被定义为约束之意。“弗”在甲骨文中写作：，一条大蛇在树上缠绕，同样体现了上帝的告诫：不能。“休”字是一个“人”字加上一个“木”。有一天当夏娃经过那棵生命树的时候，她听到了一个声音，于是她在树旁停了下来（休）。那个声音正是大蛇的声音。

人类的堕落从偷吃果实开始。“始”由女、厶、口组成，指一个女子在偷偷地吃东西，而这正是人类原罪的开始，也意味着人类的困境的出现。而人类的困境正是由被禁止接近的那棵树引起的。“木”字加上一个代表禁止的方框，就是“困”字。人类从此有了死亡，也有了生育之苦和抚育之累，人类的后代也不再顾忌犯罪，亚当的长子就因为妒忌杀害了弟弟，“凶”在古文字中写作“兇”，和“兄”字是通用的，道理正出自这里。后来，上帝对人类十分失望，并决定用洪水毁掉人类，只留下义人挪亚一家。按照上帝的旨意，挪亚一家八人建造了一艘方舟，终于平安渡过了这场灾难。象形字“船”由舟、八、口三部分组成，意为八个人居于舟中。“沿”字由水、八和口组成，指洪水之后只有八人的生命得以延续。

曲风写道：“商周之际的信仰巨变的标志之一也许正包括原罪意识的存在与丧失。周代建立之后，人开始变得自大起来，这同商代的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今日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商周文献中竟无法找到任何有关宇宙起源神话的踪影。那是因为我们深浸于原罪意识中的先祖耻于谈及此事，所以只把那些创世故事隐藏在每个具体的象形文字之中。因而，他们只能用疯狂的裸舞来表达他们对夏娃偷食禁果之前的那个不以裸露为耻的童真时期的向往和怀念，只能用大量的玉液琼浆来取悦于神，同时也让自己在迷醉中渲泻内心的忏悔与痛楚。”

“人对人类自身的信心只能来源于上帝。希伯来人在穿越两千年的等待中终于迎来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并在他的伟大救赎中恢复了人的自信。而在基督降临一千年前的东方，信心的丧失和对人类命运的强烈失望使人走向了事物发展的另一极。中国先祖很快由极端的缺乏自信走向了极端的自高自大，由被神抛弃走上了主动抛弃神的路途。”“这也许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早熟，但绝不是神所期望的早熟。这种早熟为儒家文化——一种虚假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

五、汉字陷入的深渊：祖宗崇拜和国家崇拜

失去了上帝信仰之后，中国人的“原罪”意识异化成了“自罪”，即自戕、自虐、自残、自大、自错、自羞、自愚、自辱、自鄙、自卑、自责、自贱……最后自宫的群体人格。在电影中，“圣人”孔子在国君面前也是一口一声的“小人”，这是一种艺术刻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们更加卑鄙无耻。

这又是为什么？我认为，这同样是汉字带来的罪恶。不过，强化这种罪恶意识的是，周朝以来形成的祖宗崇拜和国家崇拜，其实质是权力崇拜。关于这一点，是本博下一篇文章需要着重论述的内容。

让我们继续走进历史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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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博以前关于汉字的若干文章：

汉字

中国人为什么愚蠢？

“父”是中国人的原罪

记住：汉字是原始人的文字

中国国教“吃”与“拿”揭秘

中国的汉字本质上只是一种巫术

汉字的根本问题在于“国学”暴力

汉字：中国人背叛上帝之后搭建的“巴别塔”

语言学家周有光：我国很多社会科学处玄学阶段

　　周有光 105岁从世界看中国

　　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眼前的小书桌，黄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木头纹理，但磨得久了，也不觉得粗糙。眉毛已经全然没有，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105岁的周有光老人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调皮地说，“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我这种从外国回来的人腐朽思想是很多的，你们听我讲话要小心了。”待在桌前坐定，他摘下眼镜，合上书，将台灯推开些，戴上助听器，手不抖，气不喘。“我们要讲老实话，你们记录的时候，有些话少记录一点好了。”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5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揸开，很认真。105岁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还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当年他推行简体字，现在却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他完全有资格跟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56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他自己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改革开放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4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我是过过好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文革”时，下放到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来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4个月，林彪死了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50年代有稿费的，‘文革’就没有了，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跟50年代的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他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国民党里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做官早做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1945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在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没加入共产党。后来胡愈之说，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20个编委现在就剩我一个。政协开会，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

　　妻子张允和80岁时回忆昔日恋爱情景，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尽了罪恶”，但从此，“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提到这篇文章，周有光笑了：“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我老伴去世前一天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93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在纸上写下“93”这个数字，画个圈，让保姆找来一本张允和的自述文集《曲终人不散》，送给记者，署“周有光代张允和赠”。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质朴情深。

　　人家看他是100多岁的长者，常常问他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区别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

　　沈从文的本事比我大

　　人物周刊：您跟张允和先生的恋爱故事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

　　周有光：人家对我们的恋爱很感兴趣，可是我的兴趣在学问上面，不在家庭生活上面，我和她结婚是偶然的。我的老伴儿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僚，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到她父亲的时候，家里败落了，但还是很有钱。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女子中学，直到今天还在。我的老伴儿进这个学校，跟我妹妹同班。她到我家里玩，我们很早就认得。我跟她的关系，可以分为3个阶段。苏州阶段，好多人一块出去玩；上海阶段，我们俩往来多了一点；最奇怪的是在杭州又碰到了，杭州风景好，是恋爱最好的地方，这是恋爱阶段了。后来结婚就到外国去了。

　　沈从文跟三妹(张兆和)的恋爱是另一种。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给三妹写情书，三妹找到校长胡适，说他是老师还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胡适说，他又没有结婚，向你表示好感没有错。这句话讲完三妹就很不高兴，结果胡适第二句话更糟糕，他说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父亲讲讲？三妹气得扔下信就走了。(大笑)沈从文本事比我大，你不理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来。他们后来到了山东大学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我一点不用追，我跟老伴儿是流水式的，他是冲击性的。

　　人物周刊：据说您给张允和先生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是真的吗？

　　周有光：对。他们家太有钱了！我们家也是大家，但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掉了。那时我很穷，我说我害怕不能给你幸福。她回了10页纸，说，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我们在杭州很有趣味，礼拜天去玩，不能手牵手，走路还要离开一段。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走得快他也走得快，我们走得慢他也走得慢，故意听我们讲话。后来，我们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他坐在我们旁边，问我，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我说来了3年了。他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说得这么好！我的老伴儿鼻子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他以为她是外国人！

　　人物周刊：您觉得金钱对婚姻重要吗？

　　周有光：可以说重要也可以说不重要。婚姻恋爱本来跟经济没有关系的，可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能没有钱。有许多人为了钱结婚，也有人为了钱闹离婚，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我主张恋爱不仅要爱，还要有敬。许多人离婚是因为对对方没有敬重的心。我们两个人吃咖啡、喝茶，都是举杯齐眉，表示敬重。既有爱又有敬，婚姻会比较圆满。我跟我老伴儿，结婚70年，美满70年。我一个孙女在美国，买周年礼给我们，发现印好的卡片就到60年，没有70年的。人家问我们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也吵，但都是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哇啦哇啦让保姆听见。都是为别人的事，不是为两个人的事。我对什么事都是乐观态度，加上我既要爱又要敬的婚姻观，我们很幸福。

　　要以世界视角看中国

　　人物周刊：您曾将文字的历史分为三期：原始(形意)文字时期，古典(意音)时期和字母(表音)时期，汉字在宏观分期中处于古典时期。这3个历史时期是不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轨迹？您曾说要让汉字字母化“等五百年吧”，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字母化是不是一种历史趋势？

　　周有光：人类文字发展分几个阶段，不同学者看法不一样，我比较了几十种看法之后，把它分3个阶段，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和字母文字。原始文字是不成熟的，它不能全部记下我们想说的，尤其是虚指，有些部分要靠你自己记。汉字是古典文字，重要的古典文字还有两河流域的楔形字、古埃及的象形字和美洲的玛雅文。玛雅文一度失传了，差不多600年没有人认识，后来一个俄罗斯人把它认出来了。我在1956年搞到了俄罗斯的资料，第一个把它介绍过来。可是几年之前举行大规模的玛雅文化展览，只有玛雅文没有玛雅文解释，他们不知道玛雅文已经看得懂了！

　　古典文字作为符号是很难认的，之后有了字母文字，这是高度思维的结果，也是发展趋势。在咱们国家，有人争论我们的拼音能否成为文字。拼音化有两个含义：广义的拼音化，比如用拼音发短信、给汉字注音，方便了很多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他们觉得汉字很难。80年代到欧美去讲学，有个教授问我，你们汉字有没有1000个？他以为1000个就不得了了，我说我们通用汉字有7000个。他吓坏了！狭义的拼音化，就是把拼音变成正式的文字，这个很困难。拼音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成为文字，但要真正成为文字，不仅要我能写，还要你能看懂，100年后的人能看懂。人家问我最短要多久，我说你等500年吧！

　　人物周刊：您曾举文艺复兴的例子旁证对“华夏文化”应该“温故而知新”，对古代文化的精华加以提高和发展，再创造新的文化。您对当前的“国学热”怎么看？

　　周有光：民国那时候就有好多人说不要用“国学”这两个字。什么叫“国学”？只是中国有“国学”吗？我就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我主张研究华夏古代的东西，温故而知新。近来复古风很厉害，其中一种是真正的复古，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错误的。孔夫子说“述而不作”，先把古代的东西学好，不要乱七八糟自己搞，这个态度开头是很对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我们今天要“述而又作”，社会是进化的，我们要学古代的，也要创造今天的。孔夫子是谨慎，说不要创造，其实他创造了很多东西。这就是正确的复古态度，不仅继承，还要发展和更新。

　　人物周刊：除了向内观照华夏文化之外，您一直很关注全球化的问题。

　　周有光：我是学经济出身，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领导让我做文字改革，我就改行了。研究语言文字学时我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缺点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新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所以我写成了《汉字改革概论》，把群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文字改革跟现代科学挂钩。当时发行量很大，日本很快就翻译过去了。

　　我做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80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的学问扩大到世界。

　　前两天我看到这本《许倬云访谈录》，有一段话很对，大意是说过去我们讲爱国，现在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讲了。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这种想法在英美很早就有了，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稍稍提到一点，出版社说写得太心急了，不知道读者能不能接受得了。说真的，迟早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趋势。

　　文化不分国家。但我们这里，《人民日报》好多文章还是老一套，现在大学政治课都是老师讲给天花板听。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能从国家看世界，老一套的宣传迟早要改掉的。

　　我们很多社会科学处于玄学阶段

　　人物周刊：您曾提及历史发展的轨道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从听任自然到改造自然；在政治方面，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在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从迷信盲从到独立思考。您这个轨道的设想是怎么产生的？

　　周有光：社会的发展可以从好多角度看，主要是3个：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经济方面有3个高峰：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中国农业化发展特别好，值得骄傲；工业化我们落后了，现在靠引进外包经济慢慢好起来，但这是初级阶段；信息化我们也进入了，比较快，特别是手机。但也在低阶段，最近不是正跟谷歌吵架吗，就是信息化的问题。

　　政治是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民主制度3000多年前古希腊就有了，可美国发展得比别的地方快。欧洲传统势力大，有很强大的特权阶级。我常说贪污很简单的，有特权有保密权，当然可以贪污，一民主特权没用处了，所以许多人要反对民主。

　　文化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科学思维。人家问我，你105岁，还能写文章，有什么长寿之道？我说没有，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了，这就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是推理性的，譬如我们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推出地球绕着太阳转；科学思维要靠实证，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人物周刊：您觉得当下中国处于什么阶段？

　　周有光：民主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在美国多了两样东西：第一是电视辩论。美国选举总统要在电视上面辩论。这两天新闻说，英国这个最早开创民主的国家一直没有电视辩论，也宣布今年首相大选要开始电视辩论了；第二是国际观察。他在国际上有3个重要的观察团，谁选举他就派人来看，看了也不讲话，回去之后才讲话，把你这个选举的真假看得很清楚。我们的选举，我这个老头子不能出去，什么人代替我选、选什么人，我都不知道。

　　我们改革开放已经改了很多了，全部都改是不可能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民主，这是自然趋势。当然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但利多一点。很多人问为什么欧洲帝国主义垮台了而美帝国主义没有。有人说美国条件好，有两个洋保护它，那南美洲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很糟糕？关键是美国有民主。

　　欧洲国家垮在殖民地上，美国用技术创新代替殖民，用许多新方法赚你的钱，你还要感激它。最近《阿凡达》这么火，他们要给我买票，买不到。北京人家里几十样电器，90%都是美国的。最近我们跟美国吵，不行，吵不过它。全世界的网络有一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根服务器，9个在美国。它控制全世界的网络，怎么跟它打仗呢？美国花了3天时间切断萨达姆的通讯系统，不到一个礼拜美国坦克就开到了巴格达城里。所以不能用老办法对付它。怎么对付它？要研究！它最怕我们的科技进步！

　　我们的自然科学越来越发达，用的是科学思维，但我们的社会科学还很不发达，自己限制自己，有很多处于玄学思维阶段。有一次《群言》杂志开座谈会，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讲，他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女儿跟着回来读中学。老师让她说读完《卖火柴的小女孩》有什么感想，她说资本主义不好，害得这个孩子很苦，社会主义要注意不要这样做。老师批她一个零分。他朋友就去找老师。老师说，你怎么这么教孩子，要告诉孩子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坏事的！家长说，这不是叫她讲假话吗？老师回答，这不叫假话，叫思想引导！

　　这显然是玄学思想，不是科学思想。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很多思想没有引进来。比如没有引进教育学，教育搞得很糟糕。许多社会规律在我们这里都不起作用。

　　整个来讲我们还在第二阶段。我们是在前进，速度是比较快的，这一点是很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假如这样，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