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生育保险查询:王小平 : 《画殇》与道德之殇/下

《画殇》与道德之殇/下 / 王小平

站在历史的汪洋里，站在国共两个壁垒森严的阵营之间，黄仁宇先生早就曾经指出来，说任何事情，一旦牵涉到道德，则再也无话可说。所以他坚持他的"大历史的逻辑"，而对“道德的逻辑”一直保持深刻的怀疑和警惕。

由于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看出了一种历史的长期的合理性，所以他既为抗战中的蒋委员长辩护，为中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大溃败辩护，为日后失败迁台的国民党政府辩护，同时又为新时期以来，搞改革开放的大陆政权辩护，总是保持乐观和乐见其成的欢迎态度。虽然黄仁宇先生已在世纪之交去世，还未及发现党日益暴露出来的，一成不变的专制本质，还未来得及再度修正他对中共的评价和预期，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需要我们后来者作进一步研究和揭发。但是他在其作品中得出的，某些具体的判断和结论上的偏颇，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杰出历史学家，其基本出发点的正确性。就其关于历史和道德的基本判断来说，却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思考的。一直以来，黄仁宇先生坚持从技术史，财政史和实证研究来考察历史，正是担忧到处蔓延的道德的光芒，会无情遮掩真正的历史。

而中国当代最有原创性思想的李泽厚先生，也早就在其著作中揭示出一种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也就是说，历史的逻辑和道德的逻辑，往往不在同一个方向或轨道上，而是互相拉扯，有时候甚至背道而驰。这是我们不能不接受的事实。同时，他还针对传统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作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道德，对其内部原本含糊不清的涵义，甚至向外无限扩张的边界作了严格界定。为此，他区分了宗教性道德，公共性道德和私人道德，并且提醒我们这种划分的极端重要性。

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各自的暴君或暴政，少数人选择义无反顾的正面抗争，甚至以暴易暴；有的人出于种种个人利害或斗争策略，或价值观念上的考虑，而采取明确的不合作的姿态；而更多的人则是自然而然的采用一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现实生存哲学，对暴政取阳奉阴违的，在行动上被迫服从，在肚子里暗暗腹诽的态度。当然，也有更堕落者，干脆投机取巧，完全的卖身投靠，去主动的顺应和维护这个残暴的制度，以便从中猎取高官厚禄，牟取私人暴利。繁多的人群，不同的抉择，这正是历史的具体情境和人性的复杂之处。我们很难说在上面的应对之策中，就只有第一种是道德的，而把其中的第二，第三种与第四种不加分析的混为一堂，通通认定他们就是不道德的。

况且历史和人性，从来就不是一种固体金属式的存在。沧海横流，随着时空的流转，他们都在不断的发展和转变之中。同样的一个人，在当时的环境压制下，也许会做一些言不由衷，身不由己的选择或表态，但一旦有机会说话，一旦有相当的自由，一旦有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来作指导，一旦有更强大的组织来作支持，一旦有更多的同伴来作表率，一旦有更坚定的领导者来作引领，他却很可能站起来，然后站出来，去重新忏悔，揭露自己与那个时代的不堪。

即便是因为文革后写下了《随想录》，又倡议建立国家级别的文革博物馆的，今天被广泛尊敬的巴金，在当年不也是众多歌功颂德，卖友求自己和家人平安中的一个？如果我们总是用两极化，极端化的，非此即彼，非善即恶的道德来衡量一切，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来评价同一个巴金？难道要把他从地下挖出来，再左右或上下的分为两半，然后把其中一边供上道德殿堂，把另一边搓骨扬灰？

其实和巴金有类似处境的，绝不止他一个。同时代里千千万万个中国人，都是如此过来的。他们中间有著名的文化老人，有党内党外的知识分子，有狂热噬血的红卫兵和后来苦不堪言的知青，还有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工宣队，军人，公社大队书记......他们都曾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参与者，见证人，他们都曾在恐惧保持沉默，或在狂热中撕裂一切。但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慢慢的走出了这场强制性的，疯狂而漫长的政治梦魇，开始恢复了正常的理性，人性和判断能力。虽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甚至很多人就此陷在里面，再也走不出来，但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的悲剧，无数被席卷，裹挟于其中的人，终究只是不幸的奴隶，而真正的祸首却至今逍遥法外，至今如城狐社鼠，霸占着庙堂。

说到底，我们毕竟不是超越性的，彼岸的上帝，也不是儒家理想中的圣人或哲人王。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我们都身处同一条河流中，受着同样的流水的冲刷。所以我们更要保持一种道德上的谨慎和自我限制，决不能轻易的跨出那一步，去轻易僭越人的本分。就大饥荒时代来说，在当时的政治禁锢，思想钳制和所有人都被强行纳入体制内，多数人都被党扼住了咽喉和食管的时候，又怎么能用一种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前人？尤其是其中的某一个特定的，根本没有力量主导政局的小群体？

即便我们要揭露，要批判，也应该首先的，或是进一步的去揭露和批判那些直接造成所有这些不幸和令人发指的罪行的党员干部们，那些双手沾满鲜血并为此自豪的刽子手们，以及笼罩在这些人头上，为他们提供保护，掩盖罪恶的这个背后的制度。大地上固然长出了奇异而腥红，怪诞而腥臭的“恶之花”，但我们真正需要谴责的，却应该是营造出这一切苦难与荒诞的种子和土壤：这才是从那时候直到今天，让多数中国人活得辛苦，活得屈辱，艰难到透不过一口气来的真正元凶。又怎么能避重就轻的，欺软怕硬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专门对那些在政治的红色恐怖下，无奈的，被迫的，不能不避开现实，逃离到艺术桃花源中去的可怜画家们，作丝毫不留余地的历史和道德审判？

所以我想呼吁朋友们的，是在艺术或历史层面，一定要慎用道德这把双刃剑。因为它很可能在你无意之间，伤害到太多无辜者，而放过了真正的罪行与罪人，甚至伤及躲在道德装甲保护背后的，挥舞道德大棒者其自身。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从道德来不加分析，不加选择的，无差别的肆意批评，甚至攻击前人，焉知后人不拿同样的手段来攻击我们自己？所以在用道德标准代替和取消其它的一切标准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就要对发生的一切都作无条件的宽恕。事实上，余秋雨大师以“法不责众”，或是隐晦的以“罪在党躬”为借口，至今不肯忏悔，甚至还一味的配合官方，扭曲历史，为党说话，为专制辩护，这种为人和其言其行，依然在这两代人中间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对历史和自身的认知和拒绝悔改的态度，是非常危险的，也是我最瞧不起的。可是我们设想一下，当年是谁在背后主导了血淋淋的饥荒和赤裸裸的谎言？是谁在逼迫那些最敏感，最柔弱的艺术家泯灭良知，粉饰太平？甚至直到毛已死后多年的今天，那些亲历者们都还噤若寒蝉，畏首畏尾？是谁在一如既往的迫使艺术家们只能配合当局，歌颂盛世，同时又在官商合谋的疯狂的投机炒作中名利双收，唯独互有默契的对现实不置一词？不正是至今阴魂不散，依然牢牢的，无耻的盘据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予取予求的那个红发红眼红心的魔鬼吗？

我作此文的本意在于：冤有头，债有主。建国以来的文学家，艺术家们，固然各有其不堪闻问之作，但这何尝不是一种更深刻的不幸？对一个被迫失去了创作自由和艺术的独立王国的，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还有什么比得上在艺术的世界里被极权羞辱和奴役的痛苦？当他们的灵魂被折磨到如一缕釜底游魂，灰暗残缺的时候，当他们年华老去，已如风中残烛的时候，再想回头重获新生，已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从沈从文到曹禺，到巴金，到钱钟书，以及其他那些在民国曾名重一时的大作家们，到了晚年的时候，哪怕终于拥有了一点党所施舍的可怜的创作自由，在劫后余生，惊魂未定之下，在无形却牢牢捆绑住他们灵魂的绳索缠绕中，却早已心灵枯竭，笔下再也写不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了。至于那些红色画家们，固然其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还在，画出来的东西也足可传世，正如我上篇中所谈到的：不以人废文，其作品从艺术角度来看，不失为真正的瑰宝。但就其人而言，则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表达的主题，以及对艺术与政治的反思，对专制的挑战与反叛，都很难再产生新的东西了———在那一代人里，嬉笑怒骂，随心所欲的黄永玉先生倒是个例外。不过正如我们所见，与他的族叔沈从文不同，这位少年时代就漂泊江湖，桀傲不驯的二流堂中人难得的，一贯的保留和发展了他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意志。那是人间的任何君王，包括毛或周在内，都无法到达和征服的圣地。恐怕这正是他在晚年却反而超越前人与同辈，在艺术上真正臻于大成的关键所在。

但像黄先生那样的艺术老顽童，毕竟是人间孑遗，寥若晨星。更多的人却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法幸存于红色政权的天罗地网之下。在党步步为营，从代表了国到代替了国，直到完全主宰了国的时候，他们就像逐渐干涸的池塘里，在一道道吃人的裂隙中垂死的鱼。他们只有逐步退却，直到最后退无可退，于是只好跪下去，跪成一尊永恒的，僵硬的石像。对无数被专制扼杀，灵魂干涸的天才来说，这固然是一种不幸；其实我们想深一层，在党凌驾于国，而领袖又凌驾于党之后，为了永久性的维持其权势地位，整个国家的创造力和自由精神势必都无法逃脱被集体的，无情的扼杀的命运。而当这个天然的，参差多态的美丽世界，却被暴力和洗脑机器锻造成一块块没有个性的为党牺牲的红砖的时候，这难道不也是我们整个国家，所有民族的大劫难吗？尤其可怕的是，这场劫难就如月之暗面，黑暗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和心间，至今还未真正的过去。

为了类似的闹剧和悲剧不再发生，就只有分清敌我和划清主次，把火力集中到所有不幸的起源，那个制度和政党身上；只有将其隔绝，堵塞在罪恶的源头，才有可能真正的改写我们被阉割的历史，才有可能真正的翻开新的一页，才有可能为我们自己和下一代人赢得真正的幸福生活与更好的未来。

事实上，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当年和曼德拉一起获奖的南非图图大主教早就说过：没有审判就没有宽恕。而正如我们在南非这二十多年来的种族和解过程中，在图图大主教亲自发起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运作中看到的那样：要求真正的审判，就必须还原历史的真相，要求还原历史的真相，就必须有民众的自觉和制度的保障。而最后所有的一切，都必然的要归结到制度的改弦易辙上来。否则，一切就只是半调子的空谈，就只是自欺欺人的道德说教，一代代人在彼此的不信任和相互仇恨，算计中，在深入骨髓的,对专制的恐惧与对暴力的渴望这两极中,永远这样虚耗下去，直到最后，共同的毁灭降临人间。

其实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比如当年同样不幸，和中国人同样被困在共产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大多数都在成功的民主化之后，一方面严禁共产党员，尤其是其中有明显历史污点的高官干部重新进入权力中心，掌握政权，进行对专制的隔离工作（因为专制和专制者，本就是一体两面，互为支撑不可分离的），在另一方面，更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各种规范化的细则，及时的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同时又是非常严谨，细致的历史清理工作。通过“除垢”运动，他们从当年共产政权的秘密特务和国家安全机构中整理出数以千万的历史档案，对几乎所有的告密者，监视者，迫害者们，一一的进行甄别与审查，逐渐的还原出一段真实可信的，不容篡改的历史图景来，并把具体的责任，一一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和单位身上。在这个过程里，由于真相的暴露，必然伴随着亲人，邻居，同事和恋人的反目，但正是通过这种系统的还原和追责工作，才实现了东欧国家里，不同阶层，群体，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大和解。为日后整个国家和所有民众的同心协力，努力奋斗创造了最基本的，最宝贵的互信和共识。正因为彻底的打开了过去历史的黑箱，然后再放下了这个沉重的包袱，这才有今天东欧国家普遍的复兴与惊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建设成就。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反而是在从前苏联分裂出来的那些加盟共和国里，比如俄罗斯，白俄罗斯，特别是中亚五国，却是另外一种更灰暗的景象。由于在当初的制度转型中，这些前共产国家的共产党特权集团依靠其固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依然牢牢占有了政治“民主化”及市场“休克疗法”之后的国家政权和社会资源，由于在表面化的，形式上的民主并未真正铲除共产专制的土壤，反而从国有财富的分配，政治权利的获取等方面，为其日后带来了各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埋下了深刻的社会，民族和宗教矛盾。如今在俄罗斯，以当年最黑暗的克格勃特务为核心的特权阶层的专制世袭，似乎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而其国内诸如政治动荡，贫富分化，民族分裂，地区武装冲突，大斯拉夫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更是甚嚣尘上，给今日的俄罗斯人带来了种种迫在眉睫，却又无法回避的严峻考验。对民主化之后的生活抱着美好期盼的俄罗斯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是他们当初完全没有预见到的，也就难怪其国内开始兴起一股回到苏联体制，或至少也要建立一种国家主义的威权主义的思想潮流。

同样是民主化，何以结果却迥然不同？这就需要看到，在更受传统欧洲制度和文化辐射的那些前苏联的卫星国家里———尤其是在先后经历过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两种现代极权统治，饱经患难的德国———民众和政府对专制有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大概也正是在这个独特的历史背景下，痛定思痛的缘故，也使得即便同样存在着西门子等跨国公司和大资本的在华利益，今天的德国政府和民众却比美国，法国，英国等国表现得更好，他们对中国和中东等前现代专制国家的人权灾难，表达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因为他们深深的明白：如果不能及时的，真正的清算过去，那么就不可能真正的告别过去。而民主国家如果一味的对专制政权纵容和讨好下去，到头来终究要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所以他们才要忍着暂时的裂痕和伤痛，忍着耻辱与羞愧，把国家历史上所有的黑暗面都暴露出来，都摊开在阳光底下，这才得到了真正的救赎，使国家获得了真正的新生和未来。

而在前苏联国家中，却因为所谓的“温和改良主义”，所谓的“非暴力和宽容”妄想症，因为对体制内大大小小的专制者，对过去共产政权留下的历史负债，率皆取毫无原则的默许，姑息和放纵态度，继续任由昔日的权贵们留在权力核心，为所欲为，这就使得从制度到组织，到意识形态方面，专制的毒素都无法得到彻底清除。共产专制的旗帜虽然已经落下，民主共和的套子虽然光荣登场，但同一批人，同一种权力运转机制，同一种统治思维，却使得这些后共产党时代的国家，总是呈现出一种“鬼上身”的诡异面目。这才使得这些前苏联的独联体国家，除波罗的海三国外，其中多数在短短的二十年后，就与其他真正实行了民主和市场制度的东欧国家之间拉开了全方位的距离。这才导致其国在现实中面临重重困难，陷入苦闷的停滞中，并给其日后的发展，埋下无数的隐患和定时炸弹。

当然，所谓百步笑五十步，我们自己尚且还是野蛮专制之下苟延残喘，哪里有资格来嘲笑那些至少在程序上，宪政上已经实现了民主转型的国家呢？但只要我们不甘于再如此的拖延，内耗下去，只要我们想挽救专制带来的沉重苦果，只要我们还想避免日后真正的危险，避免不同民族，宗教，地区之间的对抗和贫富阶层之间愈演愈烈的仇恨，就必须要从一开始，从起点就谨慎选择我们将要走的路。而事实早已证明，如果我们背叛历史，纵容专制，那么即便中国有一天在表面上实现了民主化，也还是逃脱不了专制的诅咒。

只要看看直到今天，台湾的国民党依然在竭力还原历史真相，为当年的二二八事件和对历年的民权运动中的受害者，进行不断的道歉，赔偿和隆重纪念，却依然无法弥合蓝绿之间，南北之间，不同族群和政治阵营之间的深刻裂痕，却依然在统治合法性上遭到不断的，尖锐的质疑，我们当能明白其中的艰难险阻，任重道远。而与这个从理想到专横，从专横到失控，到失败，到反思，到反转，到阵痛，到新生，到负重前行的百年政党相比，其对岸的老对手又是怎样一副尊容呢？

姑且不论其深入骨髓的腐朽和残暴本能，可以看到，这个自诩的，靠枪杆子为自己加冕的伟光正，对于自己造下的历史和现实罪错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悔意。他们非但完全的扭曲，否定历史，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的掩盖鲜血渗透的事实，试图让所有的人都像楚门一样，在封闭的剧场里过完此生。即便你已经清醒看透这个世纪骗局，单靠少数派来面对这个庞大而丑陋的乌托邦也根本无法逃脱，或是自保，更谈不到揭穿真相，让剧场化为乌有。

一个连自己的过去都不敢面对的党，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未来的———而吊诡之处正在于，一旦其胆敢面对和承担历史，则一切都会崩塌。这正是今日当局最大的选择困境，所以其政策才总是左右为难，摇摆不定，而总体上却偏向于千方百计的，永远的维持现状，牟取尽可能多的私人和家族利益。所以才要黔驴技穷的玩玩软硬两手，搞搞新鲜花样：虽然在目前山雨欲来的内外局势下，这已经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即便是请汤姆·克鲁斯来做总书记，也是不可能的了。这种处境之下的政权是最危险，最具破坏性的，很可能在无所顾忌中落得个鱼死网破的大结局。可悲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看清其政权本质，只是出于各自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与之虚与委蛇罢了；而我们自己国家里的人民却因为信息的钳制，个体的孤立，内心的恐惧，依然宁愿沉浸在“圣人君子”的白日梦里。所以，我们才不应对民主从外部嫁接过来，或从内部生长起来之后的，水土不服的“拉美化”或“民主病”掉以轻心，才更应对当局保持更清醒的审视和更高度的警惕———同时也以此来面对自己。

从关于黑暗过去的《画殇》谈起，不知不觉说到了未来，文章写到这里，也该告一段落。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再度引用帅好先生在《画殇》一文的结尾，饱含深意的一段话：“傅、关、李、石的绘画功底，几乎均在1949年前建立；解放后，尤其是1957年后，其绘画的变革首先由意识形态引导、钳制，在失去创作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按照当权者认可甚至指明的方向前行。把累累白骨的江山，涂抹成春色满园，如此非凡的勇气，只能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赋予。我们可以原谅这些画家，在那个年代“被迫”的各种表现，以及“所见、所想和所知”；但我们怎样理解，李可染谈论绘画应该展现“画家一生经历的总和”，难道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研究的意义在于，识别明显的制度、人性中的无良和非正义，这种复杂、扭曲的合力，是如何驱使画家们没有进行反饥荒的行动，以及今天有条件反思时，却义无反顾地选择遗忘。”

显然，《画殇》的作者已经意识到，并且隐约的提示我们，比起那个让当年的亲历者，幸存者至今谈虎色变，心有余悸的大饥荒年代，比起后来的文革，以及更多人间的不幸，我们应该去把握在所有这些曾真实的发生在人间的地狱般的噩梦背后，那个真正的制度与人性的原罪。所以我要接着帅好先生的警告，在这里向朋友们郑重呼吁：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再一幕幕的重复上演，为了一代代的活人，不被僵死的制度变成了活死人，在早已泛滥成灾的，对专制历史和专制政权，专制人物的道德批判之外，在种种有心无力的，口头笔下的道德谴责之外，别忘了那些隐藏得更深，也更重要的东西。

在我们身处的大地上，布满了歧路，也布满了诱惑与陷阱，谁又能轻易的看穿和分辨清楚？在极端实用主义和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交织而成的，传统文化和党文化共同驱使的集体心理影响下，我只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在不假思索的选择那条标示着“多快好省”的，看似最容易最直接的捷径之前，别忘了更仔细的审视我们脚下的起点和未来的方向。否则，就有可能和历史上的儒家士大夫一样，戴着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有色眼镜，一边抱着道德的大腿目空一切，一边抱着皇帝的大腿卑躬屈膝；一边高喊黎民和苍生，一边践踏道德与民主；却永远也走不出苦难历史和黑暗专制的循环怪圈。如此的因循拖延下去，恐怕到时候我们收获的将不只是“国画之殇”，也不止于道德之殇，而是更为惨痛的，这个国家和挣扎于其中的亿万国民之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