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新疆恐怖分子:举国体制与体育的政治化

　　举国体制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我相信，这一体制迟早会报销。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里，在体育上奉行举国体制的大多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中国 之外，还有朝鲜、古巴等少数几个独裁或威权政体。在非社会主义国家里，体育活动中最具有举国体制色彩者，当属韩国。我的一位韩国同事就说，他的国家也是政 府包揽了奥运会的各项事宜，政府也对奥运会项目倾注了大量的金钱。举国体制的体育制度必然是以夺取奖牌为宗旨，因此，在这样的制度下，体育活动的策略安排 都与夺牌战略息息相关。鉴于国家的财力，除了中国之外，上面这些国家不大可能在奥运会上全面进行较量。他们大体上还是根据本国原有的体育特点来实施其奥运 战略。古巴是世界公认的体育强国，但在他们的举国体制下，也就具体扶持拳击、棒球、田径、篮球、排球等几个项目。所以，古巴的体育战略远没达到当年的民主 德国、保加利亚、苏联等国的丧心病狂之状。朝鲜国小民贫，但也有一些相对较强的项目，但这些项目也多为中国的强项，如体操、举重，等等。朝鲜的另一重点是 足球，他们在1966年的世界杯上击败意大利进入8强，并差点击败葡萄牙队进入四强。葡萄牙队要不是靠黑豹尤塞比奥在紧要关头的超水平发挥，当提前回到里 斯本喝咖啡。所以，足球也是朝鲜的重点项目，并且在这个项目上屡屡击败中国，很令他们骄傲。

　　举国体制代表着体育的政治化。在这样的体制下必然使奥运会政治化进一步加剧。西方有学者认为，只要奥运会是以国家(nation-state)为单 位，那就不可能与政治脱离关系。所以奥运会政治化是常态。但是，自从世界上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奥运会就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一厢情愿的政治舞台。 冷战时期，奥运会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展现社会主义国家强大实力和制度优越性的政治场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把组织和参与体育赛事当作是社会的事，很难建立像 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举国体制。除了苏联之外，这方面最为成功的是民主德国。除了几次与当年的联邦德国组团参赛之外，当年人口仅1700多万的民主德国单独 参赛时竟多次在团体总分(国际奥委会的评分方式)上独占鳌头。民主德国的良苦用心其实是“为了西德”，为了通过奥运的成就向德国人民表明，东德强于西德。

　　苏联东欧集团不仅奉行举国体制，而且整个体制就像机器，生产了大量的优秀运动员。但是，由于把战场上的较量转到了体育场域，这些国家也干了大量的违反 业余体育道德的事情。虽然苏联和东欧国家未必是在奥运会上试用类固醇的始作俑者，但无疑是最大的用户。在西方国家里，运动员使用药物最初仅限于职业体育当 中，因为在竞争中成绩越好赚的钱越多。(早年在奥运马拉松比赛中，有人沿路喝白兰地，但这不应被视为与后来有计划地使用兴奋剂具有同样的性质)在美国的职 业体育当中，健美界(body building)是当仁不让的用药大户。此外，美式足球、棒球、职业摔跤、职业拳击也不遑多让。欧洲国家的情况不太清楚，但是他们的职业自行车运动员也 常有用药记录(与促进肌肉增长的类固醇不同)。职业体育用药与政治毫无关系，而是体育商业化带来的负面结果。用药多集中在需要发达的肌肉和爆发力的项目上 (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积极的正关系)。

　　前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运动员专业而非职业(职业与专业的差别在研究上应当区分开来)，声称属于“业余体育”，这使得这些国家的运动员在奥运项目上大占 甜头。但是他们在美国的传统强项如田径、篮球、游泳等等，仍不能击败美国。美国在这些项目上的强大，实在得益于成功的大学竞赛体育制度，另外，在短跑和跳 跃、篮球、拳击等项目上，西非后裔的遗传禀赋也不容忽视。但是，苏联东欧集团很快在体育战略中找到了对策，那就是抓女子项目。由于传统的影响，女子通常不 愿意参与诸如三铁之类投掷项目，因为这些项目使得女子男性化，有违传统的性别(gender)观念。长跑在过去也得不到女性的青睐，而且曾经被认为对女性 的健康有害。当年的苏联集团靠国家的力量造就了一大帮“巾帼英雄”。此举虽然使他们在国际体育竞赛中叱诧风云，却也遭到许多人的诟病。当年苏联的著名跳高 运动员布鲁梅尔，就曾在许多场合公然抨击这种有违传统美感的金牌策略，反对女性参加投掷和长距离跑项目。布鲁梅尔当然过于偏激，但是当年的苏联集团在这方 面的投入却也有许多令人难以启齿之处。他们的运动员都大量用药，男运动员如此，女运动员更是有过之无不及。而且，跟据苏东集团解体之后透露的内幕，这些运 动员往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不知道用药危害的情况下被教练安排用药。这样做显然达到了效果，不仅在奥运会上所有西方国家瞠乎其后，而且在传统的美苏田 径对抗赛上，苏联总是靠女运动员的得分而在总分上击败美国。当年没有女子举重、摔跤等项目，否则苏东国家的成绩肯定更加惊人!今天，世界田径纪录中，女子 铁饼和铅球可能是最老的，这两项纪录均由前苏联运动员所把持。男子项目中，这两个项目和链球的世界纪录也很老，都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创。美国运动员巴 恩斯(Randy Barns)把铅球推到了23米开外，东德的舒斯尔特的铁饼纪录则超过了74米!苏联运动员谢迪赫把链球抛到86米之外!今天的优秀运动员在这些项目上的 表现与上述几位老兄的记录相去甚远。当年的药检水平远低于今天，这些纪录迟迟不倒，应当是药效的卓越体现。这些人中，唯有巴恩斯后来被查出用过药，那是因 为他运动寿命比那些东欧运动员长，赶上了更为精细的药检测试。此公后来痛改前非，再度出山，数次参加奥运会，并获得金牌。

　　用药有违体育道德，但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用药那性质就更不一样。东欧集团体育后来声名狼藉原因就在于此，因为那是把政治带入体育的结果而非其他。当年的奥运会对举重进行重点药检，苏联和保加利亚、东德的运动员在这方面经常翻跟头，牌子被收回，记录被取消是常见之事。 当年有幸看过资料片的人，大概都会对东欧的女子投掷、游泳运动员男人般的雄健体格印象深刻吧。据说，苏联体操队为了保持女运动员的娇小体格，甚至用药延滞她们的生理发育。

　　中国的举国体制的弊病这里就不谈了。只要看看我们的金牌分布就会发现，我们得牌的一些项目，在国内根本没人玩，换句话说，对这些项目的投入完全是为了 奖牌。我们对女子项目也情有独钟，女子举重、拳击、摔跤等新设项目也成了中国的强项。如此这般，目的完全相同——为了牌子。中国的举国体制另一个目的还在 于通过体育比赛的成就来拉拢民心，这对一个原有意识形态事实上崩溃的国家意义非凡。在国外，体育可以拉动经济，可以创造效益，可在中国情况又是如何呢?除 了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金钱之外，于民无益。竞技体育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形象工程!在美国，政府根本不管国家的体育赛事，然而，却用纳税人的钱建起了大量的体育 基础设施供公众享用。在我居住的城市里，到处是免费的灯光网球场，你根本不愁找不到地方进行各种体育活动。至于中国人的一般健康状况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举国体制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