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历史随笔]王春瑜先生读史札记一组(转载）

    王春瑜先生的这组“小考”，发表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拨乱反正，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特定年代，现今已很难得见。几年前我曾在网上搜罗到数篇，存在象牙塔国史探微（http://www.xiangyata.net/history)的文摘栏里，数年过去，自己当年在西陆免费BBS的管理密码早已失效，可几年前贴文章居然还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近闻王增瑜先生出版了自选集《古今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几篇小文想必多数已经收录，有意者请参看。
　　
　　
　　　　　　　　　　　　　　　　《“万 岁” 考》
　　
　　 历史研究所 王春瑜
　　
　　　　万物有生必有死；死与生一样，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据说，神仙不死，是个例外；但有两句古诗说：“神仙不死成何事，泣向西风感慨多”，可见所谓神仙也者，最后也还是免不了双眼上翻，两脚一蹬的。神仙既如此，人又何庸言？清人赵翼有两句诗，说得很直白：“古有长生今亦鬼，天如可上地无人。”(1)显然，人不可能长生不老，那么，稽诸史册，那些身体特别健康的人海中的骄子，其长寿的长度，到底多少呢？说法下一。什么“彭祖寿八百”之类，原属无稽之谈，不值一哂。明人谢肇浙谓：“人寿不过百岁，数之终也，故过百二十不死，谓之失归之妖，然汉窦公，年一百八十，晋赵逸，二百岁，元魏罗结。一百七岁，总三十六曹事，精爽不衰。至一百二十乃死，洛阳李元爽，年百三十六岁。钟离人顾思远，年一百十二岁，食兼于人，头有肉角。穰城有人二百四十岁，不复食谷，惟饮曾孙妇乳，荆州上津县人张元始，一百一十六岁，膂力过人，进食不异。范明友鲜卑奴，二百五十岁。……此皆正史所载”(2)据报载，今日之北欧，有活到二百岁以上的老人；察今知古，谢肇浙的上述长寿统计材料，不能目为虚妄。但是，正如曹孟德所言，“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活到二百多岁，应当就是人生长度的极限，岂能永远健康？谁能活到百岁，就称得上是稠人中的“怪”杰，颇有点稀奇了。
　　　　考中国历代帝王，活到一百岁的，不但一个也没有，就是九十岁，也成了从来没有能够跨越的铁门槛。清代乾隆皇帝弘历，一生好自大，但看来他唯一足以自鸣得意的资本，是在历代帝王的年寿中，独占鲨头，但也不过活了区区89岁。可笑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一个皇帝不想活一万岁，兴师动众，求长生不死之药的秦始皇，更是其中的头号名人；从汉武帝起，“万岁”不但是皇帝的代名词，而且成了专利品；在“万岁”一词上，浸透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汁液，成了封建肌体上人们不敢窥视的奇葩，其神秘、虚幻的程度，不亚于诚惶诚恐地仰视七重天上的玫瑰。
　　　　这真是“斯亦奇矣”！但是，封建帝王，尽管无不标榜“敬天法祖”，以古为则，而考“万岁”一词之源，这些帝王却未必是“法祖”，倒是去古远矣。
　　　　商代的甲骨文，因是刻在殷墟发掘出来的乌龟壳上，堪称信史。但现存箱满柜盈的大量甲骨文中，皆无“万岁”，亦无“万岁无疆”的记载。在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中，每见“眉寿无疆”、“万年无疆”（与“万岁无疆”同义），并亦有“万岁”的记载。但是，它并不是专对天子的赞颂，而是一种行文款式，不妨称之为“金八股”，铸鼎者皆可用。诸如“眉寿周邦，是保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永享”，“艺公作万寿尊鼎，子孙孙永宝用之”，“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保富”。(3)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显然，这里的“万年无疆”云云，不过是子孙常保，永远私有之意。这一信息，我们从我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也不难窥知。固然《大雅.江汉》中有“天子万寿”语，表示了人们对天子“万寿”的祝福。但是，更广泛的意义，则不是这样。《幽风.七月》:““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小雅.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北山有叶。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七月>>中的“万寿无疆”，是描写年终时人们在村社的公堂中，举行欢庆的仪式后，举杯痛饮，发出兴高采烈的欢呼。至于后二首，无非是见兴比赋。所谓君子，朱熹谓：“指宾客也。”(4)若然，这里的“万寿无期”、“万寿无疆”，都是诗人对宾客的祝福语，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口头上的家常便饭。宋人高承说：“万岁，考古逮周，未有此礼。”(5)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战国到汉武帝之前，“万岁”的字眼尽管也常常在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现，但其用意，可分为两类，大体上仍与古法相同。其一，是说死期。如：楚王游云梦，仰天而笑曰：“寡人万岁千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而进曰：“大王万岁千秋后，臣愿以身抵黄泉驱蝼蚁。”(6)刘邦定都关中后，曾说：“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7)“戚姬子如意为赵王，高祖忧万岁之后不全也。”(8)又，“万岁之期，近慎朝暮。”(9)颜师古注谓：“万岁之期，谓死也。”这就清楚地表明，不管是楚王的仰天大笑说“万岁千秋”也好，还是安陵君拍马有术所说的“大王万岁千秋后”也好，以及刘邦在深情眷恋故乡和为小儿子赵王忧心忡忡不同场合所说的“万岁后”，都是表明死后。这跟普通人称死，只能说卒、逝、谢世、蚤世、不讳、不禄、陨命、捐馆舍、弃堂帐、启手足之类比较起来，虽然显得有点特别，但与后来被神圣化了的“万岁”词意，毕竟还是大相径庭的。其二，是表示欢呼，与俄语中的“乌拉”颇相近。请看事实：蔺相如手捧稀世珍宝和氏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10)孟尝君的门客冯欢焚券契的故事，是脍炙人口的。史载：冯欢至薛后，“使吏招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因烧其券，民称万岁。”(11)田单为了麻痹燕军，“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12)纪信为陷入项羽大军重重包围中的刘邦定计，跑到楚军中撒谎说：“‘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13)陆贾遵刘邦之命著成<<新语>>，“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14)汉九年，未央宫建成，刘邦“大朝伫候，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扈，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置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15)－－ 凡此皆充分表明，从战国到汉初，人们虽常呼“万岁”，却并非专对帝王而呼；但有开心事，即作此欢呼，亦不过如此而已！
　　　　至汉武帝时，随着儒家的被皇帝定于一尊，“万岁”也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从此，它成了最高封建统治者的代名词。稽诸史籍，这是汉武帝精心炮制的弥天大谎的产物。史载：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缑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16）看吧，汉武帝登上了嵩山之巅，吏卒都听到了向他三次大呼“万岁”的声音。谁呼的？荀悦注曰：“万岁，山神之称也。”原来，是神灵在向汉武帝高呼“万岁”，以致敬礼；而且，汉武帝向神灵致意还礼，无不答应，也就是所谓“登礼罔不答”。真是活龙活现！汉武帝为了进一步神化君权以强化封建专制而编造的“咸闻呼万岁者三”的神话，成了后世臣民给皇帝拜恩庆贺时三呼“万岁”－－ 并雅称“山呼”的不典之典。十五年后，也就是太始三年三月，汉武帝在撒谎的道路上又高升一步，声称“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17)这一回，说得更神了：山东的芝罘山，整座山都喊他“万岁“。这样以来，就势必构成这条逻辑：神灵、石头都喊皇帝“万岁”，臣民百姓既比神灵要矮一头，又比无知的石头毕竟要高一头，不向皇帝高喊“万岁”，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从此以降，封建帝王的宝座前，“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不言自明，从此“万岁”这个甜腻的字眼，也就只配皇帝一人独享，如果他人用之，就是僭越、谋逆、大不敬。聊举一例：史载后汉大将军窦宪，“威震天下，......会帝西祠园陵，召宪与车驾会长安。及宪至，尚书以下议欲望拜之，伏称万岁。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谄，下交不黩，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渐而止。”(17)看来，这位尚书的脑壳里恐怕浆糊不少，而韩棱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如果窦宪真的对“万岁”一词甘之若饴，即使侥幸脑袋仍按在按在自己的肩膀上，也非要吃尽苦头不可的。
　　　　汉武帝后，封建统治者在“万岁”上玩的花样，真是五花八门：皇帝自封自己的生日为“万寿节”，皇帝的老婆、儿子、闺女之流，降一等如法炮制，美其名日“千寿节”，每逢此节，闹得沸沸汤扬，穷奢极侈。尤其两个女统治者，更是别出心裁。一个是武则天。她像翻帐本那样随便地多次改元，以“天册万岁”自居。在公元六九六丰的一年中，年号迭更，一日“万岁通天”，一日“万岁登封”。在年号上冠以“万岁”二字，真是一大发明。另一个是秽名昭著的慈禧太后。她的尊号已经是长长一大串，有个马屁精竟上奏本，建议把“万寿无疆”四个大字也摆进去。这实在也是前无古人。如果“老佛爷”地下有知，大概还在据此为傲吧？还有一个封建统治者，虽是男人，但却曾被鲁讯讥刺为“半个女人”；此人就是人所不齿的明朝太监魏忠贤。他大权独揽，虐焰薰天，在全国遍建生祠，要人称他为九千岁。仅从蓟州的生祠来看，魏忠贤的“金像用冕旒，凡疏词一如颂圣，称以尧天舜德，至圣至神。而阁臣辄以骄语褒答。运泰迎忠贤像，五拜、三稽首，……诣像前祝称：某事赖九千岁扶植。”(19)九千岁比万岁，虽然少了一千岁，但也算得上准“万岁”了。这不禁使人想起鲁迅的名言：“愈是元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20)而实际上，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魏忠贤，借用鲁讯的话来说，“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21)
　　　　“万岁”既与最高封建统治者划上等号，老百姓必须在顶礼膜拜时呼喊，否则当然就是大不敬。但是在包括唐律、明律、清律那样严密的封建法典中，并没有把皇帝即“万岁”、臣民必须“山呼万岁”、以及不呼“万岁”、怀疑或反对“万岁”。即以大不敬罪论处的条文。而在实际上，皇帝即“万岁”，人们必须无限尊崇、呼喊，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却成了天经地义的准则。这就是不成文法；而无数事实证明，不成文法比成文法更厉害百倍。当时的老百姓也并非没有轧出此中的苗头；在民间戏文中，动辄一开口就是“尊我主，万岁爷......”，甚至供上一块“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位，(22)以表示自己对皇帝的耿耿忠心，就是明证。
　　　　但是，正如清人张符骧在诗中所说的那样，“未必愚民真供佛，官家面上费庄严。”(23)因此也还有例外的情形。据清人赵翼考证，古代作为庆贺时欢呼的“万岁”词义，“民间口语相沿未改，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久之遂莫敢用也。”(24)就国势积弱的北宋来说，史载“澧州除夜，家家爆竹，每发声，即市人群儿环呼曰大熟，如是达旦，......广南则呼万岁。”(25)“广南......呼舅为官，姑为家，……女婿作驸马，皆中州所不敢言。而岁除爆竹，军民环聚，大呼万岁，尤可骇者。”(26)其实，有何“可骇”？在广南那样原理封建同志中心的穷乡僻壤间，在人们的心目中，“万岁爷”是“天高皇帝远”，未见得那么神圣、可亲或可怕。因此，且不妨与皇帝来个平起平坐，把自己的女婿也称作驸马；至于这些驸马是否也可称自己的岳父大人为“万岁”？史缺有间，不得而知。事实上，在后周、隋、唐时的民间，老百姓的名字，仍偶有称李万岁、史万岁、刁万岁(27)的；推其意，可能类似近代人给小孩取名长庚之类，意在祝福其长命百岁。至于在除夕之夜，爆竹声中，人们欢乐非凡，“大呼万岁”，更无足骇；这不过是先秦时期古俗的残存而已。孔夫子谓“礼失求诸野”，信然。
　　
　　注：
　　（1）<<瓯北诗钞>>，七言律五。
　　（2）<<五杂组>>卷五。
　　（3）<<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三、四。
　　（4）<<诗集传>>卷八。
　　（5）<<事物纪原>>卷二。
　　（6）<<战国策.楚策>>。
　　（7）<<史记.高祖本纪>>。
　　（8）<<汉书.张苍传>>。
　　（9）<<汉书.翟方进传>>。
　　（10）<<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11）<<战国策.齐策>>。
　　（12）<<史记.田单列传>>。
　　（13）<<史记.项羽本纪>>。
　　（14）<<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5）<<史记.高祖本纪>>。
　　（16）<<汉书.武帝纪>>。
　　（17）同上。
　　（18）<<后汉书.韩棱传>>。
　　（19）<<廿二史扎记>>卷三十五。
　　（20）<<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
　　（21）<<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22）直到1941年，江苏东台县的海边农村里，有的人家还“供着一个木头牌位，上面刻着双龙抡珠，并有一行字：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见陈允豪：<<征途纪实>>，第24页。元昌印书馆1952年版。
　　（23）<<自长吟>>卷十。
　　（24）<<陔余丛考>>卷二十一，“万岁”条。
　　（25）庄季裕：<<鸡肋编>>卷上。
　　（26）同上，卷下。
　　（27）同（26）。
　　
　　
　　　　　　　　　　　　　　　　《语录考》
　　
　　　　　　　　　　　　　　　　王春瑜
　　
　　　　我国编纂“语录”的资格之老，恐怕是世界第一。
　　　　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儒家古老的经典<论语>，可以被视为我国最早的“语录”。<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问答之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显然，<论语>不过是孔丘及其门徒等的“语录”。在汉代，<诗>、<书>、<礼>、<易>、<春秋>，被称为五经，<论语>和<孝经>一样，只被看成是解说经书的“传”；到宋代，朱熹将<论语>与<孟子>以及<礼经>中的<大学>、<中庸>编在一起，才成为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史上影响极大的“四书”。
　　　　但是，唐以前，毕竟没有用“语录”二字直呼<论语>之类的典籍的。“语录”的正式问世，是宗教运动的产物。清代考据选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说：“佛书初入中国，......初无所谓语录也。......数传以后，其徒日众，而语录兴焉，支离鄙俚之言，奉为鸿宝，并佛所说之经典，亦束之高阁矣。......释子（即佛教徒）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这就是说，孕育“语录”这个怪胎的，是和尚。唐时的僧徒，多半不通文墨，为了学佛，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把其师说的东一句、西一句的话，记录下来，奉为经典，经常朗读，死记硬背，这就叫做“语录”。有些“语录”，至今尚存，如<神会和尚语录>，解放前还翻印过。尽人皆知，宋代理学的渊源之一，正是佛教。清朝汉学家江藩，曾将宋代的理学与禅门（即佛教）作过一番比较，指出：“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宋代道学家的“语录”，是向和尚“语录”学来的。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宋代道学家的“语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影响上，都是佛教徒的“语录”所望尘莫及的。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儒的“语录”有<程颐语录>二卷（这是宋儒最早的一部语录）、<刘安世语录>二卷、<谢良佐语录>一卷、<张九成语录>十四卷、<尹敦语录>四卷、<朱熹语录>四十三卷。但实际上，并不止这几种。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经学理窟>等，大体上也属于“语录”一类。宋以后，特别是在明代，各种“语录”一类。宋以后，特别是在明代，各种“语录”，更多如牛毛。清初的黄宗羲就曾感慨地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从事于游谈”！
　　　　“语录”几乎渗透到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据马永卿<嫩贞子>记载，宋代的大文学家苏洵与其子苏轼、苏辙，曾一起攻读<使北语录>一书，并将陪同世界出使时之语，抄录下来，供皇帝参考。可见“语录”的触角，已伸到外交方面。在“语录”的熏陶下，小人满街走，骗子不如狗。在宋代道学家的心目中，只要读读“语录”，记住一些片言只语，就是有高尚道德的人。而实际上不过是一帮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小人。清代初年的思想家颜元说得好：“宋儒之学，如吹膀胱，以渺小为虚大。”（<颜习斋年谱>）更值得注意的是，“语录”成了骗子、野心家的敲门砖。南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曾尖锐地揭露：道学家们对搞经济的，看作是搜刮钱财，对带兵保卫边疆的，看作是蠢才......所读的书不过是“四书”及语录，还标榜自己是“为前圣继绝学”；刊注“四书”，编编“语录”，就可以名利双收，取得高官厚禄。别人“稍有议及，其当比挤之为小人......异时比将为国家莫大之祸”。看来，周密的眼光是十分敏锐的。这伙手捧四书、口念“语录”的野心家、政治骗子，终于成了“国家莫大之祸”。他们的横行无忌，显然是南宋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从宋代直至清代，个别“语录”中，间或也有真知灼见。但是，“语录”的绝大多数，都是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欺人之谈。“语录”风行的结果，使人们只记得“圣人”、名人支离破碎的牙慧，而忘记或忽略了思想的完整性，更不用说作为一种体系来看了。这是对人类思维的践踏，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浩劫。宋、明道学家“语录”对人民群众思想的麻痹、毒害，更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朱熹之流，把“语录”宗教化，要老百姓象和尚念经一样苦读，影响尤为恶劣。朱朱熹在江西南康当知县时，曾特地写了<示俗>一文，说<孝经>的<庶人>章“用天之道，用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这五句话，是孔夫子所说；他“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一次经解说，早晚思惟，常切遵守。”无独有偶，清代湖南的儒家之徒，甚至效法佛教、道教打醮、做道场那样，搞“儒醮”的把戏。<清稗类钞>载：“湘中儒生，效释道之诵经，以孔孟之书朗颂，谓之儒醮。”我们知道，孔丘、孟轲的书，真正靠得住的，是<论语>、<孟子>，但二者主要是孔、孟的“语录”。这里的“以孔孟之书朗颂”，无非也就是将孔丘、孟轲的“语录”在口中念念有词而已。儒家的“语录”经与和尚、道士的打醮、做道场争强斗胜，这不仅是莫大的历史讽刺；在一片噪声中，也在事实上宣告了儒家之流“语录”的彻底破产！
　　
　　
　　
　　　　　　　　　　　　　　《“株连九族”考》
　　
　　　　　　　　　　　　　　　　　　王春瑜
　　
　　　　“株连九族”－ － 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浸透过无数受害者的血泪、令人毛骨悚然的词。但不幸的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之日，“株连九族”这具封建专制的僵尸，又复活了！
　　　　问泉那得血如许？为有源头屠伯来。“株连九族”，谁为始作俑者？谁又继承衣钵？对此，略予考证，想来决不是多余的。
　　　　这要从族刑说起。何谓族刑？一人犯罪，诛及家族，甚至整个宗族都被消灭，这就叫做族刑。秦始皇在下令焚书坑儒时曾谓“以古非今者族”，此“族”不是别的，正是灭族。当然，族刑的发明权，也并不属于秦始皇；<史记. 秦本纪>载，乃祖秦文公，早已干过“夷（消灭、削平之意）三族”的勾当。<前汉书>二三卷谓：“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所谓“参夷”，也就是诛三族。显然，曾被“四人帮”抬头捧脚、几至云端的商鞅，把诛三族的族刑，进一步法典化了。三族的范围是什么？据前人考订，是指父母、兄弟、妻子。有秦一代，被诛三族者，历历可数。<史记. 李斯传>：“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这位宰相的三族，都惨死于秦二世的屠刀之下。
　　　　秦王朝的刑法，不仅有诛三族，而且还实施商鞅发明的“连坐”（<韩非子. 定法篇>），一人犯法，株连无已，以致由诛三族发展到诛七族。请看事实：<文选>卷三九：邹阳上书有谓：“荆轲湛七族”。看来，刺杀秦始皇未遂的荆轲，其七族之人都被秦始皇开刀问斩了。何谓七族？<史记. 邹阳传索引>谓：父之姓，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母之姓，从子及妻父母，凡七族也。株连之广，骇人听闻。
　　　　但是，江山更有暴君出，仅诛七族岂敢休？隋炀帝比秦始皇更残暴，竟发明了“株连九族”！清初学者刘继庄<广阳杂记>卷一谓：“（诛）九族始于隋炀帝”。这是事实。<唐六典. 注>：炀帝“末年严刻，生杀任情，不复依例。杨玄感反，诛九族，复行huan裂枭首，磔而射之。”好一个“生杀任情，不复依例”！这寥寥八字，不仅活脱脱地勾画出隋炀帝狰狞的嘴脸，而且也透露了历史上那些封建暴君“口含天宪”，朕即是法的真相。对于封建独裁者来说，成文法不过是幌子，出口即令，“生杀任情”的不成文法，才是其法的本质。不是吗？隋炀帝即位初年，也曾颁布过<大业律>，但这不过是装潢门面而已。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民不勘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结果又怎么样？<大业律>完全抛弃了，“株连九族”之类不成文法，伴着豺吼狼叫来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古籍中对九族的解释，不尽相同。按王应麟<小学绀珠>的说法，即：“九族者，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己之同族也。”于此不难想见株连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凡是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乞灵于“株连九族”之类的严刑酷法，来维护其独裁统治；没有一个不是虐杀狂、迫害狂。明成祖朱棣就是其中的一个。它一巴掌把建文帝打下去后，挥舞屠刀，大杀建文的遗臣。据朱国桢<方祠记>载，方孝孺被灭九族，死者达837人之多，惨绝人寰。景清谋刺朱棣不成，被碎割而死，九族及九族的亲戚，亦即学生的学生，都无一幸免。对此，<明史>卷一四一载谓：“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这就是说，杀人象拉瓜藤，辗转牵连，故曰瓜蔓抄。后人曾写诗一首，慨乎言之：“一个忠成九族殃，全身远害亦天常，夷齐死后君臣薄，力为君王固首阳。”（<建文年谱>卷下）时至现代，国民党蒋介石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被他杀戮、株连的革命者，真是太多了！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洒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申报1949年5月10日载：“上海市警察局公布禁令，凡勾结共匪，企图背叛政府者，处死刑，并杀戮其全家。”这是国民党政府对革命人民滥施族刑的铁证。
　　　　集封建专制主义大成的林彪、“四人帮”， 在疯狂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老干部、革命群众时，其凶残歹毒，又何尝在秦始皇、隋炀帝、明成祖之下！它们大兴冤狱，罗织罪名的手法，史所罕见。明代作家屠隆有首曲子谓：“罗刹瞿塘，委实难防。狠戈矛，从容笑里藏，毒羽箭，一霎间中放。黑漆漆，装下了陷人坑，响铛铛，直说出瞒天谎。那里讨一副奸人面孔，高力士肚肠？直弄得人裹鸱夷饮剑芒。”（<婆罗馆逸稿>卷一）用来为林彪、“四人帮”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无耻伎俩写照，或能表现其万一。林彪、“四人帮”究竟迫害了多少革命者？待考。林彪、“四人帮”株连的又何止九族？！
　　　　明清之际有句俗话说：“从死地走一回，胜学道三十年。”（<宁古塔志. 弁言>）血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坚决荡涤封建专制主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应当把“株连九族”这具封建僵尸，永远深埋在历史的坟墓之中！
　　
　　
　　
　　　　　　　　　　　　　　　　《吹 牛 考》
　　
　　　　　　　　　　　　　　　　　　王春瑜
　　
　　
　　　　吹牛，又称吹牛皮。其义云何？尽人皆知，无需索解。如果有谁自称能考出世界上第一个吹牛的人，这本身就是吹牛；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无此必要。
　　　　不过，从语源学的角度，吹牛一词的本意，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倒是说考订过。他在<史林杂识. 吹牛. 拍马>篇中谓：吹牛一词最早是西北方言，水深浪澈的大河巨津，舟不可行，本地人遂就地取材，用若干牛皮袋吹成气囊，连接成筏，虽奔腾咆哮如黄河，牛皮筏也畅通无阻，载重竟达数千至数万斤。牛皮之功，亦可谓大亦！相传朱元璋－－ 一说明成祖朱棣在率兵渡淮河时，一时无船，也发挥过这种牛皮筏的威力。但是，作为虽童稚见了也皱眉的吹牛家，是与言过其实、撒谎等卑劣品质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吹牛，贯穿着假、大、空“三字经”，与牛皮筏子可有天差地别，有百害而无一利。
　　　　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形形色色的吹牛家－ － 他们的总头子人称吹牛大王，真是不绝如缕。这号人物的典型，一本正经的某些正统史书的记载，远不及俗曲、民间笑话、戏文等刻划的生动，辛辣。明代嘉靖年间的作家朱载（左土右育）写过不少小曲，其中有一首叫<说大话>（“山坡羊”）：“我平生好说实话，我养个鸡儿，赛过人家马价；我家老鼠，大似人家细狗；避鼠猫儿，比猛虎还大。头戴一个珍珠，大是一个西瓜；贯头簪儿，长似一根象牙。我昨日在岳阳楼上饮酒，昭君娘娘与我弹了一曲琵琶。我家还养了麒麟，十二个麒麟下了二十四匹战马。实话！手拿凤凰与孔雀厮打。实话！喜欢我慌了，蹦一蹦，蹦到天上，摸了摸轰雷，几乎把我吓杀。”（<明代歌曲选>第75页）你看，这个牛皮从地上爬的，吹到手中拿的，从人间吹到天上；吹者虽自我标榜“平生好说实话”，但说的每一句，都是鬼话！清代有两个把兄弟，吹牛都是“一只鼎”。把兄对把弟说：我昨天吃了一个极大的肉包子。一百斤面，八十斤肉，二十斤菜，包了一个，煮好了，用八张方桌才放的下，二十几个人，四面转着吃，吃了一天一夜，没吃到一半，正吃的高兴，不见了两个人，到处找不着，忽然听到包子里有人说话，揭开一看，原来那两位钻在里头掏馅吃呢。你说这个包子大不大？把弟说：我昨天吃的那个肉包子，才算大呢。几十个人吃了三天三夜，还没见到馅儿，拼命朝里吃，吃出一块石碑来，上写：离肉馅还有三十里。（<嘻谈续录>卷上）此牛吹的也够大了。
　　　　切莫以为历史上的吹牛家，不过是胡吹一通，给人留下笑柄而已。不，在等级森严、特权充斥、尔虞我诈的封建社会里，吹牛本身就是封建机体上长出的毒菌。差不多与朱载（左土右育）同时的另一作家薛论道，在<桂枝香. 盐商小伙>的小曲中写道：“改爻换象，撇白调谎。姨父是吏部尚书，母舅是当朝宰相。讨几封假书，挟官索账。分明私债，胜似追脏。虚夸声势平康巷，卧柳眠花入醉乡。”（<林石逸兴>卷6）看吧，一个区区的盐商小伙，使出吹牛的看家本领，信口开河地扯上几个权势显赫的大人物，是自己的至亲，再“讨几封假书”－－ 用今天的话说，即假的介绍信，就可以欺压平民，无所不为；狐假虎威，虐焰熏天！
　　　　这类“盐商小伙”，尽管吹牛有术，但毕竟是招摇撞骗，如果验诸冠冕堂皇的分拣法典，显然也是不合法的。而在某些金碧辉煌的侯门临时，吹牛家的牛皮，一打上拍马的印记，那些权奸、宦官之流，听罢没有一个不是心头被蜜蜂爬过似的。聊举一例：明代正统年间，工部侍郎王某出入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之门，王振貌美而无须；这是一种生理现象，当然无足称奇。但是，这位堂堂工部侍郎大人，却是吹牛能手。有一次，王振问他：“尔何无须？”他答道：“公无须，儿子岂敢有须！”（<菽园杂记>， <明朝小史>卷6）这不分明是吹牛吗？但王振听后，却对他更宠信了。
　　　　又岂独王振辈如此。常言道：上有所好，下比仿效。以朱元璋而论，某次，他与著名才子解缙一起在金水河中钓鱼，半天也没有钓到一条，朱元璋命解缙赋诗一首解闷，解缙应声云：“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钩抛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金王只钓龙。”（<解学士全集. 卷首年谱>）朱元璋听了，得意洋洋。“凡鱼不敢朝天子”， 这不是十足的牛皮又是什么？而截然相反的是，谁对朱元璋说真话，谁就往往倒大楣，甚至被株连不已。例如，有次他“微行京城中”，听到有位老婆婆在谈话中呼他为“老头儿”。这本来是实话，朱元璋不是小伙子嘛！但他听后，勃然大怒，“即命籍没民家甚众。”（<翦胜遗闻>）真是冤哉枉也！
　　　　俄国作家契珂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鲁讯对此慨乎之：“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那些吹牛大王，有哪一个不是货真价实的昏蛋？遗憾的是，从历史上看，虽一代天骄的风流人物，能“悟”此“道”者，实在寥寥。这也是个悲剧！
　　
　　
　　　　　　　　　　　　　　《说“天地君亲师”》
　　
　　　　　　　　　　　　　　　　　　王春瑜
　　
　　　　真是“余生也晚”。我生之后，已无需诚惶诚恐地对皇帝顶礼膜拜了。但是，封建“皇泽”之长久，决非很不彻底的辛亥革命所能斩断的，直到解放前夕，许多人家还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牌。这个用金漆雕木或红纸制成的渗透封建主义气息的历史亡灵，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
　　　　历史学家张舜徽说过：“真正彻底了解天地君亲师五个字的来源和作用，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幕，可算是了解了一大半。”此话很有见地，你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吗？就必须了解“天地君亲师”的来龙去脉。
　　　　在我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以及稍后的金文中，这五个字还没有全部出现。“天”，甲骨文、金文中均有；“地”，甲骨文中无，金文中有；“君”，甲骨文中有个占卜者的名字叫“君”，但有的学者说是“尹”字；“亲”，甲骨文中无，金文中有，是国名，但许慎“说文”解释为一种果实，就是榛子；“师”，甲骨文、金文中都有，是军官名。－－如此看来，在商朝以及西周，“天地君亲师”还没有互相联属。随着封建因素的日渐滋长，以及天道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天地君亲师”的概念愈益明晰起来。“荀子. 论理篇”提出了“礼有三本”的问题：“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亲”字，但是“先祖”正是说的“亲”。显然，“天地君亲师”紧密相联，作为一种精神枷锁，是战国年间形成的，是早期封建社会土壤里孳生出来的毒草。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日益强化，君主成了人间之神，从明朝末年起，“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差不多已经高踞于每一个家庭的供桌之上了。清朝初年的石成基曾喋喋不休地在“傅家宝”里宣扬：“天地君亲师，此五件世上都该感激，都该设牌位早晚焚香叩谢，切不可懈怠，做个忘恩负义的人。”并写了歌词，要人们“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他的这首诗，突出“皇恩”，对我们深入揭示“天地君亲师”彼此间的关系，是不无启示的。
　　　　“天地君亲师”，哪个字是核心？是动辄声称“皇恩浩荡”的“君”，也就是封建皇帝。按照地主阶级理论家的论调，“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也。”（“荀子. 王制篇”）“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班固：“白虎通义”）君权是神授的，代表在冥冥中无所不能、主宰一切的老天爷统治人间。这样，皇帝也就成了人间之神。“诗经”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似乎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赐予的，让臣民对所谓浩荡皇恩感激涕零。你看，“红楼梦”中的贾政，在自己的女儿元春当了皇帝的小老婆后，还要挤出几滴眼泪，说出一番肉麻的话来：“今贵人上炀（金旁）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华、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虽肝脑涂地，岂能报效万一！”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清稗类钞”里的一个笑话。某年夏天，以纂修“四库全书”闻名于世的纪昀，因胖得难耐酷热，脱光上身，在南书房纳凉。偏巧此时乾隆皇帝驾临，来不及穿衣，匆忙躲在御座下，乾隆却一坐就是半天。纪昀酷热不能耐，伸首外窥，问曰：‘老头子去耶？’乾隆厉声责问纪昀：“老头子三字何解？”“有说则可，无说则杀。”纪昀一边叩头，一边解释说：“万寿无疆之谓老，顶天立地之为头，父天母地之为子。”乾隆听罢，心花怒放，才没有给纪昀办罪。纪昀对“老头子”三字的解释，称得上是绝妙奇文。妙就妙在深得拍马术的三昧；奇就奇在为我们道出了“君”在“天、地”之间的位置。有的人还把皇帝与太阳联系在一起，说什么“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春秋繁录”），“前有明君照，后有太阳随”（“解学士全集”卷一）；连朱由检（崇祯）那样刚愎自用的亡国之君，竟然也有人“以太阳为君征”，将他吊死煤山之日，即1644年的3月19日，定为“太阳生日”，“相聚拜献”（“国史旧闻”第三册引“烟屿楼笔记”卷一）。真是荒唐！
　　　　那么，“亲、师”二字，与“君”又是什么关系呢？
　　　　植根于自然经济上的封建宗法关系，是封建统治的重要基础，每个家庭的家长，从来是代行封建统治的部分职能的，君权实际上也就是最大的父权，皇帝就是天下最大的家长。唯其如此，历来封建统治者才那样热衷于宣扬孝道，强调“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夫子就鼓吹“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尚书. 洪范”极力要人们相信：“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宋朝的道学家吕祖谦，更赤裸裸地说：“事君如事亲……故事亲孝，……可移于君。”至于“师”，没有一个皇帝不是以圣人自居的，其一言一行，都要写进“起居注”，作天下的楷模；而自武则天开始亲自殿试以选拔知识份子任官后，皇帝更成了理所当然的最有学问的人。明太祖朱元璋，吹嘘自己“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授乎！”（“翦胜遗闻”）并把他的话编成四本“大诰”，下令家家户户必备，天下百姓必读，每隔三年，京城比赛背诵“大诰”，人数多达十九万余人。这可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推行皇帝语录的运动。
　　　　从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天地君亲师”联成一体，而“君”字是中心，这就清楚表明，由这五个大字组成的特种牌位，是封建专制主义强化的产物，又是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利器。供奉这块牌位，就是供奉皇帝；向这块牌位磕头作揖，就是向皇帝俯首称臣。可以想见，这块牌位对毒害中国人民精神世界所起的作用！
　　　　诚然，随着1949年人民革命的胜利，在神州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天地君亲师”的神牌，从家家户户的供桌上消失了。但是，变相的神位，在十年动乱中，又在林彪、“四人帮”的鼓噪下，被千千万万个家庭供奉起来；而“天地君亲师”那块无形牌位所散发出来的封建主义毒素，有似沉渣泛起。显然，只有彻底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才能保证“天地君亲师”这块古老的神牌，以及形形色色变相的“天地君亲师”一类的封建亡灵，不会再在人间重新复活、作祟！（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北京）
　　
　　
　　
　　　　　　　　　　　　《“崇国夫人”寻猫的风波》
　　
　　　　　　　　　　　　　　　　　王春瑜
　　
　　
　　　　“崇国夫人”，何许人也？她不是别人，正是南宋的大汉奸秦桧的孙女。“崇国夫人”的这项桂冠，在当时是颇为显赫的。难道此人曾对宋王朝立下盖世功勋或起码有过汗马功劳？答案是：零。拆穿西洋镜，就是－－也正因为是：她乃大权在握、虐焰熏天的秦桧的孙女，孙因祖贵，祖贵孙荣；“崇国夫人”的尊号，与其说是南宋小朝廷敕封的，还不如说是秦桧奉送的。
　　　　据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这个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所谓“崇国夫人”，说她“崇国”则未必，宠猫却是千真万确。她对一只“狮猫”（猫之一种，大概是其毛较长、状如狮子之谓吧？）特别宠爱，视为奇宝。但不知何故，有一天，这只猫突然不见了。这一来还了得！这个崇猫夫人，立即命令临安府，现时现刻替她找回此猫。不难想见，临安府马上兴师动众，在临安（当时的首都，即今之杭州）全城“访求”。但说来也是不幸，尽管限期很快到了，连这只猫的影子都没有看见。“狮猫”下落既不明，如何敢见秦“夫人”？于是，临安府的长官，“捕索邻居民家”，把所谓“崇国夫人”的左邻右舍老百姓，都抓了起来；也许是怀疑“狮猫”跑到他们家去了。不仅如此，“且欲劾兵官”，扬言要告“兵官”的状，吓得“兵官”惶恐不已，赶忙“步行”，走遍大街小巷，一见到“狮猫”就抓，最后把全城的“狮猫”都抓来了，可是“皆非也”，在这一大群无辜被捕的“狮猫”中，偏偏没有“崇国夫人”宠爱至极的那只宝贝“狮猫”。怎么办？临安府又赶紧贿赂守卫“崇国夫人”大院的老兵，询问她家的“狮猫”，到底是何长相？然后据其所说，画了一百张这只“狮猫”的图样－－因为当时还没有照相术－－在各大茶馆张贴出来，晓谕百姓，按图查猫。其结果，又是秃尾猫钓鱼－－一场空。临安府的最高长官“府尹”，黔驴技穷，走投无路，只好托了与秦府有关系的人，向“崇国夫人”苦苦哀求，才使这场闹得临安府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的寻猫风波，总算平息下去。
　　　　这场“崇国夫人”寻猫的风波，是封建社会官僚政治中一幕十分典型的丑剧。我想，如果侯宝林等同志有兴趣的话，可以将这幕丑剧改编成不妨名为《“崇国夫人”寻猫记》的相声，其主题意义的深刻性，是决不在《夜行记》一类相声之下的。主题在哪里？在这里：它尖锐地暴露了八百年前封建特权的可恶、可恨、可鄙。
　　　　可以设想：秦桧的孙女丢了区区一只猫，竟在临安府掀起轩然大波，闹得杭州城诸猫遭殃，鸡飞狗跳。如果秦府丢了一匹马、一件古董，甚至逃走了一个侍女或一名仆人呢？大概所谓的“崇国夫人”，不把临安府闹个天翻地覆，是决不罢休的吧！为什么她有这样大的能耐？难道她是三头六臂？当然不是。说到底，是因为封建特权是封建等级制的必然产物和集中表现。在封建等级制下，一旦乌纱头上戴，就是官，就享有种种成文法法定的和不成文法－－也就是习惯法所法定的封建特权，可以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逞凶肆虐；官愈大，封建特权愈多，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子女、亲属也随着享有种种特权，狐假虎威，横行无忌，欺压人民，无所不用其极。不言而喻，如果“崇国夫人”其人，她不是位极人臣的秦桧的孙女，而是普通官吏的女儿，或平民百姓的子女，她做梦也想不到丢了一只猫，竟要闹出这样大的风波；即使神经失常，产生这样的奇想，恐怕风波也闹不出家门之外的。何以故？因为普通官吏手中特权较小，而平民百姓根本没有任何特权，只有被封建统治者－－包括各级官吏剥削、压迫的权利。
　　　　惟其如此，秦桧孙女的寻猫风波，当然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封建等级制的必然产物。秦桧的孙女如此霸道，秦桧的儿子秦喜（火旁）（秦之养子）又何尝不是如此？据王明清《挥尘录》记载，这个“小衙内”不仅花天酒地，手伸得比长臂猿更长，见到珍贵古书，就巧取豪夺，掠为己有。陆游愤慨地写道：“（秦桧）其子喜（火旁），十九年间，无一日不锻酒器，无一日不背书画、碑刻之类。”这一类王子王孙，锦衣玉食，肥马轻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十个有九个不学无术，无知到极点。北宋末年权臣蔡京的几个孙子，据曾敏行《独醒杂志》载，有一天蔡京问他们：“你们天天吃饭，谈谈看米是从何处出来的？”其中的一个马上回答说：“从臼子里出。”蔡京听罢大笑，另一个立即回答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何以故？因为当时京师运米，是用席子包扎的。看吧，他们根本不知道水稻为何物。可是，这一伙人或仗着祖宗、老子有权有势，或仗着是皇亲国戚，凭借封建特权，飞扬跋扈，或扰乱一方，或干预朝政，人莫予毒。受害谁最深？当然是百姓。在《水浒》和某些民间戏曲中，人们让“高衙内”之类大大小小的衙内登场，给他鼻子上搽上白粉，淋漓尽致地揭露其秽行劣迹，使之丑态毕露，正是深刻地反映了喘息在封建特权桎梏下的人民大众，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愤懑与抗争。这类作品，对我们今天批判封建特权残余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严重表现，不是还有很多启发吗？
　　
　　

作者：自作多晴　回复日期：2003-07-08　09:01:09 　　渡

作者：书雅　回复日期：2003-07-08　09:48:00 　　前辈好！

作者：书雅　回复日期：2003-07-08　09:53:18 　　没说是不是转载，不敢给你加精品标识，加点红得了！呵呵。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3-07-08　10:54:20 　　考中国历代帝王，活到一百岁的，不但一个也没有，就是九十岁，也成了从来没有能够跨越的铁门槛。
　　这明显是太无武断了——史记中说黄帝、尧、舜、禹都过了百岁，如果说你根本不信，但是信史所言，你有铁的反证吗？周穆王105岁，可信度还要高一点。“察今知古，谢肇浙的上述长寿统计材料，不能目为虚妄。”这是楼主原话，哎，逻辑真的很重要啊~~
　　如果你说“皇帝”，那就没问题了，但你说的是帝王。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3-07-08　10:58:58 　　哦，才知道是转载的，专家是吓人，但也应该分清这专家是哪一类：
　　1有的专家地位越高，越从严要求自己
　　2有的专家把“专家”头衔当作胡说八道和唬人的本钱
　　呵呵

作者：愚人-　回复日期：2003-07-08　12:09:58 　　虎公君，我理解的作者对高寿帝王的统计资料，是从他作为严谨
　　的历史工作者，要求有可靠的材料确定帝王的寿命。你说的尧、
　　舜、禹，目前史学界还不能对他们的存在作出可靠的证明（我是
　　相信存在的，但拿出使人信服的证明目前还不够），因此其寿命
　　也就不可靠了。至于周穆王，他的存在是确定的，但他的寿命却
　　没有确定，关于这个问题，西晋张华和南宋洪迈都提出过疑问，
　　下面是拙作《西王母、瑶池相会及其他》的关于穆王寿考的注释，
　　谨供你参考：
　　
　　西晋太康二年(AD 28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BC 318-BC 295)墓，掘得竹编书数十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可信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其中的《纪年》(史称《竹书纪年》或《汲冢纪年》)十三篇，这十三篇所记事按历年从夏、商、西周、春秋到三家分晋，再到魏国的魏釐王。其所记史事，大略和《春秋》同，但是，汲郡里另外发掘出来的大批经书则和汉晋所传大异(见洪迈《容斋随笔。汲冢周书》里部份讨论)。一般认为，汲冢经典语多过实或荒诞。
　　
　　其中，有《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四海，见帝台、西王母。
　　
　　按《春秋》、《史纪》，穆王寿考过百岁，但在《汲冢纪年》里，不说穆王寿百余，却说“到穆王百年”，这点微妙差别，使史学家怀疑实际上的穆王寿命不及百岁。(参《晋书。张华传》)。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3-07-08　14:27:33 　　穰城有人二百四十岁，不复食谷，惟饮曾孙妇乳，荆州上津县人张元始，一百一十六岁，膂力过人，进食不异。范明友鲜卑奴，二百五十岁。……此皆正史所载”(2)据报载，今日之北欧，有活到二百岁以上的老人；察今知古，谢肇浙的上述长寿统计材料，不能目为虚妄。
　　
　　———谢谢愚人兄指点，但这段又是何道理呢？
　　1“此皆正史所载”，所以没问题，那么史记不是正史喽：）
　　2“据报载，今日之北欧，有活到二百岁以上的老人”，这个也不假思索拿来做论据，但据我所知，吉尼斯记录里的最长寿这也远没有200岁的。这可以视而不见是吧？
　　3还是那句话，正史所言，你没有铁证去反驳，就下这样的结论，说是武断我看丝毫没冤枉了他。
　　
　　最终还是个逻辑问题。

作者：愚人-　回复日期：2003-07-08　16:08:02 　　虎兄，你是对的，他“正史”的用法会使自己的推理混乱。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3-07-08　16:21:49 　　谢谢！

作者：笑笑木木生　回复日期：2003-07-08　16:30:51 　　贩子 老师终于再现天涯啦～～～什么时候把老冷老师和无同老师也拉过来啊？

作者：连环马　回复日期：2003-07-08　17:42:40 　　改天去请将无同来！

作者：书雅　回复日期：2003-07-10　11:38:31 　　哦，既然是这样我就改成绿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