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我军曾两度准备实行军衔制

　　许多读者都知道，我军的军衔制是建国后的产物。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战争年代我军曾酝酿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只是因为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际，八路军总政治部在1937年8月1日《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就指出，我军将“采用官阶制度”。1939年4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提出“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解决。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同年5月3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颁发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并公布了八路军编制表，规定了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训令指出，“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

　　这次拟议的军衔等级，是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衔级设置的，为6等16级：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准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训令发布后，八路军领导机关和部分正规部队曾进行了评衔活动，东北抗日联军也做了实施军衔的准备工作。但当时除了驻蒋管区“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而授了衔之外，整个部队并未实行。1942年4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停止了这次军衔制度的实施。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31日，由国共两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协决议”，国民党接受了我党和平建国基本方针。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于1946年2月24日在《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将来在国防部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因此，党中央决定“我军各级干部即须实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

　　《指示》下达后，在我军部分机关和部队干部中，已开始评定军衔等级。这次拟定的军衔等级，与1939年那次基本一样，也是6等16级，除将新兵改为二等兵外，其他各街级设置和衔称均未变。

　　1946年3月7日，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军队官兵阶级说明与规定》，对新四军官兵阶级（军衔等级）作了明确规定：

　　新四军军长、政委为上将，副军长、副政委为上将与中将衔，参谋长为中将；

　　师长、师政委，军区司令员、政委为中将，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少将；旅长、旅政委，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为少将，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上校；

　　团长、团政委为上校，副职及参谋长为中校；

　　营长、教导员为少校，副职为上尉，特种兵提高一级；

　　连长、指导员为上尉，副职及资深的排长为中尉；

　　排长为少尉；

　　司务长为准尉；

　　副排长为上士，班长为中士，副班长为下士；

　　战斗小组长、司号员、卫生员为上等兵，老战士为一等兵，新战士为二等兵。

　　按照这个评衔规定，当时的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都将被授予上将军衔。

　　但是，军长的军衔，世界各国大都是中将。法文“中将”一词即是由“军”和“将军”组成。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军长一般也为中将，少数还有少将的。我军建国后两次实行军衔制时期，军长一般为少将。那么，为什么新四军的军衔定得那么高，军长、政委，甚至副军长、副政委都可以评授上将军衔？

　　其实，新四军在组建之初虽然只有1万余人，但经过八年抗战的战斗洗礼，到1946年初，已发展为下辖几十个旅，总数31万人的庞大军团。尽管新四军此时仍沿用最初的番号，名义上还是一个军，但实际上是相当于方面军（比军高两级）一级的战略军团，规模比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集团军大得多。而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的军衔一般是上将或中将。因此，新四军军长评授上将军衔，比较合适。

　　我军这次评衔工作刚刚开展不久，蒋介石便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此项工作只得停止。

　　我军在战争年代两度未能实行军衔制度，其原因何在呢?第一次主要是客观条件尚不成熟，第二次主要是蒋介石撕毁国共合作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

　　大家知道，西安事变后迫使国民党停止了内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党把中共中央为宣布国共合作成立的宣言交付国民党，9月23日，蒋介石被迫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但是，“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895页）。从1939年12月起至1941年3月止，国民党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与日军相配合大举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把我们“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847页）。使我根据地由一亿人口缩小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等抗日部队由近50万缩小到30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实行军衔制度的条件显然是被破坏了。因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2年4月24日，作出“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决定说：

　　“关于军队中干部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我们认为等级军衔之划分与否，各有利弊。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规定亦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间团结……。”

　　第二次实行军衔制提出不久，国民党便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我军被迫奋起反击，全力投入埋葬蒋家王朝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实行军衔之事，不言而喻地从我军议事日程上暂时勾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