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龙虎相争

　　1．抗衡CC

　　戴笠与CC系的矛盾由来已久，到30年代中期，这种矛盾已变得更加深刻而尖锐。追溯矛盾的起源，主要是因为蒋介石手下的政治派别活动。

　　蒋介石手下历来有三大政治派系。一派是政学系，以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为首，其间集结了一批政府机关要人，仅各省的省政府主席就有10人。政学系的辈分较高，上层基础厚实，久经宦海沉浮，从政经验丰富。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都能与之商量，采用他们的意见，显得比较得势。另两派是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代表的主管党务和文化教育的CC系和以复兴社为代表的主军的黄埔系，班辈较低一些，但组织严密，下层力量雄厚，权力欲和排他性强，向外进攻凌厉。三派虽然都受蒋介石直接掌握，是支持蒋介石统治基础的三大支柱，然而三派之间由于各有长短，互不相让，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拳打脚踢，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黄埔系这一方面看，他们认为政学系始终不过是受蒋雇佣的一群伙计，充其量只能是些“师爷”、“管家”，永远当不了“老板”。黄埔系背后称杨永泰为“杨师爷”，张群为“张总管”。政学系控制的主要是政府部门，与主军的黄埔系尚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有的黄埔系对政学系操纵得太过火也只是骂骂而已，没有动真格的。但是，黄埔系对CC系就不一样了。黄埔系一贯自诩为蒋介石的惟一嫡系，而把CC系看做是蒋的“螟蛉子”，他们间的矛盾是争当嫡系和主流派的斗争。

　　从CC系这一方面来看，则是采取两面作战的态势，即一方面要和政学系这一批老官僚作战，另一方面则要对付以复兴社为代表的黄埔系这一批“天子门生”的挑战。CC系要搞党天下，不能没政权，由此而视政学系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至发展到后来，竟雇佣杀手将杨永泰杀于汉口海关轮渡码头。在CC系眼中，复兴社这一批黄埔军人，只不过是给蒋介石的浙江系官僚当差的保镖，现在居然也想染指政权，当然不能同意。

　　于是，CC系同复兴社的矛盾很尖锐，两派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双方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动力来源。有时，双方的一般成员对所谓“异党活动”的防范，只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只有对CC系或复兴社的摩擦纠纷，才真正感到“劲头十足”，“斗志昂扬”。

　　取攻势的时候多，CC系取守势的时候多。

　　戴笠的特务处与CC系掌握的调查科是蒋介石掌握的两大特工组织。从时间上来说，CC系的调查科成立在先，戴笠的特务处成立在后；从发展的速度上来说，特务处发展更快，调查科发展较慢。特别在行动工作方面，调查科更比不正特务处有成绩。

　　1932年夏天，CC特务系统召开了一次高级首脑会议，专门检讨与特务处的斗争问题。在会上，陈立夫、张道藩、洪兰友、叶秀峰、徐恩曾等CC大头目都认为戴笠的特务处在行动工作方面已经后来居上，调查科的破案率只及特务处的十分之一。调查科只在南京、上海、九江、汉口有行动表现，而特务处的行动成果已经遍及全国。

　　在会上，CC大头目叶秀峰等人猛烈攻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指责他在上海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在特务工作方面没有做出成绩，应对CC特务系统的坍台负责。并警告说：“你再不努力，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

　　这次会议后，CC特务系统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等5个分局，准备与戴笠抗衡。黄凯的驻沪特派员因与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竞争不力被撤职。可见当时CC与戴笠斗争的激烈程度。

　　在初期，戴笠与CC系斗争时，双方还顾及到一些面子，没有撕破脸皮干，只是在暗中憋着劲较量。相互通过各种方法，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以便把对手踏在脚下。这也是戴笠所以在反共方面不惜代价，要与调查科争锋的原因。但争来争去，戴笠的反共方面还是争不过调查科。

　　CC系的调查科自从在30年代初破获顾顺章案，一炮打红后，又相继破获了中共的一些重要组织，其中有共青团中央、中共临时中央等重要机关，先后被捕的有中共上海书记李竹声、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卢福坦、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盛忠亮等重要干部。这与戴笠抓了个“怪面人”，却没有下文的场面比较起来，声势自然不同。

　　CC系的特务组织，在与中共地下组织斗争方面，也确有一些手段是戴笠所不及的，体现出较高的反共水平。按照蒋介石对CC系特务组织的要求，主要有5项调查，即党政调查、党派调查、经济调查、日伪调查、文教调查。其中党派调查就是对共产党的调查，并规定只要党派工作做好了，即使其他各项工作做得都不好，也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和嘉奖。

　　而戴笠反共的决心和劲头虽不亚于CC系，但是，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是以猎取军事情报、监视军队将领、控制瓦解杂牌军队、完成绑架、暗杀任务等特工活动为主，这样反共就不能做到专心致志。同时，特务处在反共的资历方面，也比CC系的特务系统要浅，人才、技术、经验、基础、条件都不如CC系雄厚优越。

　　首先在内部建制上，CC系把他们认为基本队伍中最有水平的一批高级特务放在主管反共斗争的第一线。

　　其次，在对共产党的研究上，CC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这就是搞小组学习，要特务们读马列主义书刊，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为小组布置学习问题。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马”色变，谈“红”色变来说，确乎要高明一些。

　　再次，CC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劝降”技术，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劝降”审训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说理”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等等，促使其叛变革命。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逼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下之分。

　　第四，就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CC系特务也不同于戴笠。他们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细胞”，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细胞”增值的障碍，立即予以铲除，等等。

　　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高明”的手段，在整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系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尤其是反共方面，CC系特务组织无疑是权威机关。CC系大头目陈立夫也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匪作风。

　　在一次CC系特工训练班上，陈立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立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陈立夫虽不满意戴笠的作法，但从不公开批评，只是常在闲谈中讥讽奚落对方。

　　戴笠何尝不知道CC系的态度。于是，他一方面借重黄埔系的势力，处处与CC系为难。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CC系的势力出现，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力量就要打上门去，进行争斗。另外，CC系特务组织所属各单位要搜捕和处理人犯等，必定要经过各种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而警察机构大多掌握在特务处手里，戴笠就借此与CC系难堪。只要是CC系提出要捕人，警察机关总是千方百计予以掣肘。

　　30年代中期，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因而上海市的警察机关成为双方斗法的场所之一。CC系特工总部（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史济美通过CC系掌握的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室的关系，与上海市警察局所辖各分局打交道，但只能在华界地区活动，对于租界当局，是不能去联系的。史济美要捕人，只能用上海市特别党部肃反专员的名义向上海市警察局申请，批准后才能执行，而且被捕者要首先送上海市警察局，这给CC系特务们处理中共案件，培养“细胞”、发展内线带来极大不便。

　　当时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兼特务股主任刘槐因是戴笠的人，处处对史济美进行刁难。史济美对此忍无可忍之中，又不得不对刘槐低声下气，处处予以拉拢巴结。后来，史济美干脆向特工总部申请了一笔专项费用，按月津贴刘槐，这才算网开一面，让史济美把上海区反共活动的一些特殊工作维持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戴笠和CC系之间的斗争也就越加尖锐，以至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2．一山难容二虎

　　戴笠与CC系特务组织的明争暗斗，使蒋介石深感削弱了特工系统的力量，认为有必要将其统一起来。于是，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任副局长。局内设3个处：一处（党务处）为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的全部人马，处长由徐恩曾担任；二处（军警处）为复兴社特务处的全部人马，处长由戴笠担任；三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处长先是由局本部少将级秘书丁默兼任，后由金斌担任。

　　1935年5月4日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道署街132号，二处地址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三处设在山西路。局本部与3个处分别在4个地点办公。3个处从合并成立调查统计局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明争暗斗。特别是一处与二处之间，各自为政，各行其是。

　　从戴笠来说，由于归人军委会建制，经费有了着落，不必由蒋每月从特别费里支出。但是特务处的工作，他遇有重大问题，仍然直接去找蒋介石请示报告，一般问题，则自作主张。陈立夫、陈焯的局长、副局长头衔，在戴笠眼里不过是徒有其表，一钱不值。

　　陈立夫本来就看不起戴笠那一套粗鲁和穷凶极恶的做法，他认为特工应该处处讲究技术。现在戴笠的特务处隶属给自己指挥，可是自己又抓不住他，这使陈立夫更加恼怒，于是，他对戴笠处处予以抑制。在一处和二处的争吵中，他公开地站在一处一边，为徐恩曾撑腰打气。此时，由于一处的政治地位高于二处，许多政治上的便宜都让一处占先，戴笠显得无可奈何，私下里非常痛恨。但戴笠有蒋介石当大老板，陈立夫亦奈何不得。

　　在当时局内势力范围的划分上，局本部是双方面的人都有，但一处的力量占优势。争夺得最激烈的当数三处的力量。由于邮电检查活动是特工活动的重要内容，因而戴笠和徐恩曾都十分看重三处的力量，双方都投入很大精力进行抢夺，一时争得不亦乐乎，甚至为此大打出手。

　　国民党的邮电检查活动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具体负责，企图从邮电通讯中发现线索，追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结果有的特务甚至把同事、同学、朋友、熟人写给女友的信的内容当作笑料进行传说，可见达到了无耻而又无聊的境地。

　　自从成立以陈立夫为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后，蒋介石同意将原先在各大城市秘密进行的邮电检查转变为公开的活动，并挂出了邮电检查所的招牌，由调查统计局三处主管。三处处长丁默下台之后，由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金斌接替，两人都是由陈立夫一手向蒋介石保荐，与CC系关系很深。因此，各个城市的邮电检查所从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CC系特务占先，戴笠的特务只占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职位只能占一个被架空的副所长。戴笠在干部方面斗不过一处，自然在通过邮检获取情报方面要吃亏。各检查所凡有所获，照例先将材料送三处，然后转送局本部，但是三处的承办人是指导科科长应泽，他原是一处的人，结果，材料还没送到局本部，已先由应泽透露给一处了，一处也就据此抢先处理报送蒋介石，等到戴笠知道消息，已成了“马后炮”。戴笠有时找副所长核实什么情报，往往是一问三不知，气得大骂一通。戴笠手下的人被欺压到这种程度，其内心的仇恨也就可想而知，所以一处、二处在邮电检查领域里的斗争异乎寻常地激烈，双方都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正在这时，被戴笠抓到了一件可以置陈立夫于死地的黑幕，就向蒋介石告了一状。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间，陈立夫利用CC系的力量操纵选举。选举的票数清点后，陈立夫竟然比蒋介石多4票。陈立夫是深知蒋的为人的，立即亲自在黑板上擦掉一个“正”字，所得结果只比蒋少了1票。事后，戴笠了解了全部经过，又搜集了CC系在会中幕后活动的种种情况，向蒋奏了一本。蒋介石看到陈立夫的地位已经威胁到自己的“最高”权威，当然不能容忍，就下令把陈立夫扣留起来。陈立夫在朝中经营多年，耳目很多，消息灵通，能上能下，躲入天目山“养病”，然后托了许多与蒋亲近的“重臣”向蒋说话，甚至动员了他的叔叔陈其美的妻子去说情。当时，陈其美的独生子学习驾驶飞机摔死了，蒋介石也为之惋惜不已。陈其美的夫人就向蒋介石哭诉说：“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人，到了这份上，蒋介石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就原谅了陈立夫的“死罪”，但感到必须对陈立夫的权力和嚣张的气焰加以抑制。

　　于是，蒋介石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和抑制CC系特工的力量，下令把三处划归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管，处长仍然是金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安插在邮电检查部门的戴笠系统的特务不断伺机反扑。特别是唐纵从驻德大使馆回国后，向戴笠详细介绍了德国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领导的一个专门窃听电话、破译密码的研究所每年监听电话和破译密码4万份以上，在巩固希特勒及戈林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中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效果。

　　戴笠听了唐纵的介绍，喜形于色，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不逊色的研究所，并决心第一步不遗余力地把邮检处从CC手中夺过来。于是，戴笠一方面向CC发动凌厉攻击，与CC争夺邮检处的各级领导权，一方面向蒋介石不断揭露CC控制邮检处的黑幕，要求取得邮电检查的垄断权。不久，将终于下令邮检处划归戴笠领导，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黄埔一期生刘燔担任处长。戴笠自此更是扬眉吐气地对邮检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从处长以下到一般干部，逐步换上自己的人，而把CC特务一个一个地赶了出来。

　　为此，徐恩曾几次找戴笠进行交涉，戴笠则一味卖“牛皮糖”，敷衍搪塞。戴笠手下特务、重庆邮检所所长罗杏芳回忆起曾任南京电报检查所副所长受CC系特务欺压的情况，总是耿耿于怀地说：“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罗杏芳是湖南酃县人，湖南土话称尿为CC）”。可见戴笠手下的特务对CC系特务仇恨之深。

　　戴笠处处与CC系为敌，使CC系感到如鲠在喉，咽不进，吐不掉。CC系头子陈立夫深知蒋介石的一贯手法是要使两大特务系统互相掣肘，以利于其掌握运用，以防形成尾大不掉，权重震主。CC系的特务们有时与戴笠摩擦吃了败仗，陈立夫总是对特务们晓喻说：“人办事，要用脑筋。用脑必目有所见，耳有所闻。而且，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必须有双耳双目，才能兼收并蓄。因此，情报机关必须同时有两个，才能心明眼亮，决策无误。”“作为领袖的耳目，也应有两个，兼听则明嘛！”陈立夫清楚，蒋不会同意让CC系把戴笠的特务处吃掉，当然也不会同意让特务处把CC系的特务系统吃掉，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只要不危及到蒋手中的权力和地位，蒋小但会默许，而且还希望有这种矛盾存在下去。

　　在这场斗争中，戴笠后来居上，开始立稳了脚跟。

　　3．争夺“复东会”

　　戴笠向CC系进攻，几乎打的是一场立体战，只要有CC系插足的地方，戴笠或复兴社是非要插上一脚不可的。1934年，戴笠与CC系围绕抗日社会团体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夺。

　　1934年3月，蒋介石接到CC系分子的一份密报，说北平有敌对势力复东会的秘密组织。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处理比较慎重，他召见戴笠，面授机宜，要他赴北平会同复兴社的另一个大头目、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刘健群进行调查

　　戴笠有一个特点，就是腿脚勤快，当然这也是蒋介石喜欢他的一个方面。

　　受命之后，戴笠马不停蹄，立即赶到北平。

　　见到刘健群，略事寒暄后，戴笠马上问道：

　　“听说北平有一个秘密组织‘复东会’，具体情况如何？”

　　刘健群回答：“是有这么一个组织，名义上是收复东北，听说是一批流亡北平的东北人发起的。”

　　“据有人密报，这个组织表面上是要收复东北，实际上干一些对总裁不利的勾当，是不是这么回事？”戴笠压低声音说。

　　刘健群觉得事情严重，便很认真地说：“既然如此，那我马上组织力量调查一下。”

　　戴笠和刘健群奉命在北平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周密调查，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起源于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许多东北籍进步人士，纷纷成立抗日复土的社会进步团体，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工作。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团体是在北京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成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得到张学良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救国会的活动引起了CC系的注视，结果在国民党和日军的双重压力下，宣布解散。

　　不久，原救国会领导核心经过反复磋商，决定排除CC分子，成立秘密组织“复东会”，并于九·一八两周年时，于北平欧美同学会会址正式成立。会员们在关岳像前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这就使CC系极为仇视，于暗中收集材料，并加以扩大，意图借蒋之手对复东会进行打击，加以取缔。

　　戴笠、刘健群调查的结果，认为复东会是关内东北人的一个核心力量，与张学良关系密切，东北军将领与原救国会负责人对复东会大多取同情支持态度，使复东会成为关内东北军与东北人民联系的纽带。这时，张学良刚从德意考察归来，主张拥护领袖，实行独裁政治等论调，很合复兴社的胃口。

　　戴笠、刘健群认为，既然如此，正好可以通过复东会把张学良的力量拉到复兴社一边，削弱CC系的力量。于是，戴笠开始向张学良提出复东会及东北军与复兴社及黄埔系合作的问题。当时正是蒋、张关系比较融洽时期，张学良派复东会的重要干部王卓然、王化一与戴笠进行了具体研究，研究结果决定，彻底融合蒋、张双方的核心干部，合作建立一个新的团体，拥护蒋介石为新团体事实上的领袖，由张学良出面具体领导。

　　接着，张学良派戴笠、王卓然、王化一一起从汉口去南昌北坛，向蒋介石当面报告研究结果。蒋肯定了东北军、复东会与黄埔系、复兴社合作的计划，并指定由戴笠、刘健群、邓文仪与王卓然、王化一具体负责筹备。

　　经过戴笠、刘健群、邓文仪和王卓然、王化一的共同商量，决定新组织叫“四维学会”，以“维护领袖地位，维护国家统一”等为宗旨，会址暂定武汉，成立理事会主持日常工作，复东会由张学良说服取消，继续东北抗日工作，拥护蒋介石作为惟一领袖。并据此起草章程草案经张学良同意，报经蒋介石审批。“四维学会”于1934年5月12日在汉口银行公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了15名理事，复兴社方面7人；复东会方面有8人。会议根据蒋的安排，选举王卓然为理事长，刘健群为副理事长，王化一、黎天才、邱开基为常务理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

　　为了减少该会的特务色彩，戴笠没有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但该会是由戴笠一手策划成立的，从而加强了戴笠在蒋介石、张学良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张学良进一步看到了戴笠在蒋身边的影响力，从而与戴笠的关系更加密切。

　　“四维学会”成立后，首先在武汉成立总会，会址在武昌明月桥旧奉直会馆内，接着又在南京、北平、上海、杭州成立了区分会。戴笠极力控制“四维学会”，使之成为与CC系斗争的重要力量。直到1936年11月14日，张学良在西安市金家巷张公馆秘密召集阎宝航、卢广绩、黎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四维学会”的重要干部谈话，表示决不再参加内战，要实行联共抗日，“四维学会”的活动“暂行搁置”，另组织抗日同志会，对外完全保密。“四维学会”无声无息地宣告结束。

　　30年代中期成立的“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是联合东北各抗日团体而为一体的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当时刘澜波、于毅夫、等共产党人均以无党无派的面目出现，在该会内负实际责任。“东总”成立后，仍然受到CC系的压制，为了求得掩护和发展，“东总”不得不利用已被抛弃的“四维学会”的旧关系，决定与当时最有力量与CC系进行抗衡的戴笠取得联系。戴笠经过一番考虑，认为把“东总”抓住自己手中，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张扬复兴社与CC系对抗的声势，另一方面则可以监视“东总”，不让他们靠拢共产党，从而对“东总”的请求表示同意，并答允每月补助500元活动费，当即先批给2000元，作为4个月的开支。这就是“东总”利用戴笠、戴笠利用“东总”，双方发生合作关系的开始。

　　4．特警相斗

　　戴笠与CC系的斗争，在警察机构的争夺也表现得极其激烈。自从杭州警校被戴笠巧取豪夺后，接着，各省市县的警察局及其调查科和各省市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都被戴笠一一控制。CC系经过一番苦斗，只保留了上海市警察局调查科和督察室这一块领地，还是由于陈立夫的嫡亲堂兄弟、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陈希曾于1931年时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时立下的定例，以后的继任也就照“章”办事，把这两个位置交给CC系处理，连戴笠也不便逼之太甚。

　　CC系掌握不到警察系统，又没有培养出什么警政人员，似乎警界成了戴笠的一统天下。但是，问题不在CC系，也不在戴笠，而在于蒋介石。蒋之为人，从来不肯把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交给一个人去掌握。蒋很早就决定，一方面把警察系统交给戴笠的特务系统去运用，以便使警察特工化，强化特务统治；一方面在警界内安插一位戴笠的劲敌，以便对戴笠起牵制作用，这个人就是李士珍。这就给CC系找到一个报复的机会。CC系认为他们自己已不便出面与戴笠争夺警察系统，何不与李土珍联手对抗戴笠？CC系通过各种关系和李士珍接近，李士珍当然也需要借助CC系的力量与戴笠抗衡，双方一拍即合，成为在警界内共同向戴笠进攻的一股强大力量。

　　李士珍是浙江宁海人，与戴笠是同乡，黄埔军校二期毕业，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学习警察行政，以便培养他进入警界。回国后，戴笠在洪公祠举办特警训练班，蒋亲自下令李士珍任训练班政治指导员，目的也是让他熟悉警察特工教育方面的情况。当时，警察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接收过来的，不但警风很坏，而且政治上不能适应蒋介石利用警界力量进行反共和巩固政权的需要。

　　蒋介石很早就想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警察队伍，他命令李士珍在南京汤山筹建一所中央警官学校大楼。李士珍苦心努力了4年多时间，才将大楼落成。在这段时间里，李士珍一边筹建中央警校大楼，一边筹划取得中央警校的实际领导权，把全国的警察教育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他起草了一份中央警校的建设计划，其中有一条就是为了统一警察教育内容，使中央警校成为中国真正的警察教育最高学府，建成中国警界的“黄埔军校”。据此，李士珍建议将北平高级警官学校和浙江警官学校统一归并于中央警校，以防止警政“教出多门”。李士珍的计划书送上去后，正和蒋介石考虑建设新的警察系统、彻底改造北洋军阀时期的警察机构、加强法西斯统治的计划不谋而合。于是蒋很快就批示同意李士珍的计划。

　　第一步目的达到后，李士珍又开始实施和二步计划，夺取中央警官学校的大权。他深知窥视这个职务的不乏其人，其中最大的劲敌就是戴笠。如果仅凭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和戴笠较量的。李士珍一方面走内政部长蒋作宾的路子，请蒋作宾积极向蒋介石推荐；一方面主动加强与CC系的合作，由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常在蒋介石面前进言，说李士珍“识大体”，心目中只有“领袖”，宣传李士珍懂得现代化的警察教育，是党国不可缺少的警察教育干才等等。

　　陈立夫不愧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为了不使蒋介石对其吹捧宣传李士珍的进言产生疑窦，不让戴笠抓到攻击的口实，他并不要求李士珍和CC系公开合作，仍嘱李士珍保持本来的政治面貌，有时候还要李士珍配合默契地在公开场合对CC系提出寓有批评意味的“贡献”意见。因此，蒋、戴始终没有对CC系与李士珍的合作公开提出责难。

　　经过李士珍的一番努力，蒋介石终于在1936年8月正式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时，以兼校长的身份，手令李士珍任中央警校的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这无疑是把中央警官学校全部工作交给李士珍去负责。

　　李士珍在第二回合中又击败了戴笠，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不免有些洋洋得意。心想CC系畏之如虎的戴雨农，其能耐不过如此，我李士珍略施小计，就把他从经营盘踞多年的警察教育机构中赶了出去，戴雨农声名显赫，别人怕他，我却不怕他。

　　俗话说，骄必败。李士珍这一轻敌，就铸成大错，让戴笠钻了空子。就在李土珍趾高气扬，大喝庆贺酒的时候，戴笠与浙江警校校长赵龙文等一批谋士调兵遣将，设计了一整套部署来对付李士珍。

　　第一步骤：戴笠同样以加强警察教育为理由，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在校长的领导下，协助教育长对中央警校的工作进行咨询、决策和管理。在教育长之上，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校务委员会，无疑是一个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但是，报告送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不但批示同意，而且居然手令由戴笠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这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戴笠敢于有此举动，可以说也是对蒋的心理揣摸透了，他懂得蒋同样不放心将中央警校交给李士珍人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提出一个什么只要对李士珍有所掣肘的建议，蒋介石都是会同意的。戴笠是“假传圣旨”的老手，他得到蒋的批准，立即把校务委员会变成了一个“太上皇”式的机构，并设立办公室，以亲信潘其武为秘书，进行控制。潘其武是特务处内惯于“打小报告”、制造摩擦的专家，用这样一个人作为钉子，当然使李士珍处处不能为所欲为。给了李士珍一个不小的颜色。

　　第二步骤：戴笠策划推动一批多年从事警察教育工作、对警察学理有研究的人物出面，筹建“中国警察学会”，以此网罗全国警界人材，暗中却受戴笠控制运用。为了扩大该会影响，戴笠每年拨出专款，资助他们活动，派遣专人负责组织、联络工作，另外还发行个月刊，大造声势，宣传戴笠的所谓“政治警察”论（即特务警察），影射和攻击李士珍所鼓吹的正宗警政理沦。由于戴笠舍得花钱，当然有人愿意为之奔走、鼓噪，为之卖命，所以这一活动居然搞得有声有色。

　　第三步骤：借浙江警校并入中央警校的机会，以变应变，让浙江警校的全部教职工办理了集体加入特务处的手续，然后除留下少数人之外，全部造册加入中央警校，以便在中央警校内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再通过这批人不断地“滚雪球”，掌握中央警校的基层权力，并向蒋推荐由特务处大特务郑锡麟任政训处长，陈玉辉为总队长，掌握中层权力，结果这批大小特务进入中央警校后，抱成一团，犹如釜底抽薪，把教育长一职架空，使李士珍顿失重心。

　　第四步骤：下功夫提高赵龙文、酆裕坤等亲信特务在政治上的声望，以便进一步向警界高层发展。1937年5月，蒋介石派孔祥熙为特使。赴英国参加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典礼。戴抓住机会，保荐赵龙文为随员，就便到英、德、意、比等国考察警政建设，为赵“镀金”。在这之前，又保荐浙江警校教务主任酆裕坤赴美留学，学习警政。

　　1936年11月，内政部第六任警政司司长李构风调任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司长职位空缺。面对警政司这一控制全国警政的关键职位，戴笠与李士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李士珍颇费苦心，想谋取警政司长，可是又舍不得丢下中央警校教育长这一高位去屈就。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脑袋里一时又想不出像样的人去填补，一度一筹莫展。在瞬息之间，戴笠的远见起了作用。他一步占先，亲自向蒋引见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留美学者、国内警界精英酆裕坤。结果一荐就中，蒋下手令任酆为警政司长。酆一反前任们的作风，在这个岗位一蹲就是10年，始终不肯挪窝，全国的警政工作也就始终控制在戴笠手中，李士珍无可奈何。

　　李士珍也不是孬种，他要反击。

　　李士珍无形之中被戴笠打了顿闷棍，自然心有不甘，于是也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击，希望形势有所改观，变被动为主动。

　　首先，针对戴笠搞的“中国警察学会”，李士珍也组织起一个“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社”，与戴笠争夺警界人材，规定凡在中央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虽然如此，李士珍还是争不过戴笠，因为李士珍是搞教育的，经费有限，手中又掌握不到警界公开机关，让这些学生去发展；而戴笠有的是票子，位子，可以收买，通过警政司和手下控制的公开机关，又可以给官做，结果，李士珍训练警官，教育出来的学生又都给戴笠抢走了。李士珍常常骂这些“变节”的学生是欺师灭祖。

　　其次，针对戴笠办月刊，鼓吹“政治警察”论的办法，李士珍也在中央警校办的刊物上大做文章。李士珍是警政科班出身，又是喝过洋墨水的，早已视警政教育为终身职业，因此能勤于钻研，在学术理论上拿得出成套的东西。而戴笠搜罗的警界人材，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留用和中央军校转行过来的，未受过更高级的正规教育，更没有专门研究过警察学术，在许多问题上是外行，提出的一些警政理论不免粗俗、浅薄、支离破碎、强辞夺理。据此，李士珍引经据典，把正宗的警察理论从制度、组织、职能、人事等方面阐释得头头是道，驳斥戴笠把政治警察教育（培训特务）和正规警察教育混为一谈的谬论，并列举日本、英美各国的实例，证明世界各国培训政治警察和正规警察各有专业，不可合流，如果把正规警察教育办成特工培训，无疑是自入歧途、自毁警政的邪门歪道等等。捅到戴笠的要害处。

　　戴笠看到李士珍在校刊上用化名发表文章，听从特务处谋士赵龙女的建议，决定不予正面回击，而以击侧旁攻的办法对付。戴笠先是指使潘其武把这些文章一一收集起来，要害处均用红笔勾出，然后送给蒋阅，并假惺惺地摆出二副；到欺负和委屈的样子向蒋诉苦说：

　　“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交换，可是李士珍不顾大体，同室操戈，公开发表言论，底毁校长耳目，豆萁相燃、相煎何急！徒然给外人制造笑柄，于党国何利？于校长河利？！真令人胆寒！”。

　　果然，蒋一见此情，勃然大怒，把李士珍叫来，大骂说：

　　“娘希屁，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交换讨论吗？为什么一定非要在校刊上张扬，制造矛盾。以后绝对不许这样！”

　　李被骂得狗血喷头，又是戴笠反败为胜。

　　其实，在蒋介石看来，警察是要的，特务也是要的，如果两者相权，当然还是以政治警察（特务）为先，这也是“正规警察”李士珍斗不过“政治警察”戴笠的真正原因。

　　李士珍多次啃不动戴笠，并不罢休。当时，戴笠办了许多特训班，其中有不少以中央警校的名义开办，学生毕业时，需要发一张中央警校的毕业证书，可以取得警官学历，便于介绍到警察机关或稽查处去工作。但李士珍借口这些训练没有在中央警校备案，没有按中央警校的教育大纲进行训练水平够不到中央警校的要求，不同意颁发，使戴笠大伤脑筋。同时，李士珍为了与戴笠竞争，也扩大工作范围，不拘守警校一隅，自己组织人搞起谍报工作，以见重于蒋。只是搜集的情报大多是传闻和推测，水分不少，质量甚差，甚至像侦探小说家那样编造“苏联驻华谍报网”的故事，多年中难以拿得出手，有时转送到侍从室，蒋手下的侍从参谋看了也觉得不够呈送蒋阅，更不用说与戴竞争，最后还只得专心干他的本职工作，抓好警校教育。

　　李士珍虽然屡受戴笠打击，但始终没有被戴笠吃掉，并且始终是戴的强硬对手。在蒋介石这方面说，是养李以制戴；在李士珍这方面说，是借助CC系的援手，拉CC系以抗戴。曾任四川省内江县县长、后任“中统”专员的CC系大特务仲健辉向CC系特工总部报告说：“李士珍的学生都很够朋友，随时随地都帮我们的忙”。为了合力制约戴笠，李士珍大力帮助CC系特务组织充实力量。在奥地利留学警察的杜承庸学成归国后，找李士珍介绍工作。李士珍劝其不要投奔戴笠，而引见给CC系的徐恩曾。戴笠历来警惕CC系把手伸向警界，也特别讨厌那些吃警界饭的与CC系发生关系，但是，因有李士珍从中穿针引线，鼎力相助，戴笠也无可奈何。

　　5．初试离间计

　　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等人脱离国民政府，在福建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

　　一夜北风，吹落梨花万朵，南京城笼罩在一片雪色之中。

　　雪后清晨，戴笠一人来到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刚刚吃过早点，见戴笠进来，点头招呼道：“是雨农啊，进来坐。”

　　戴笠斜身坐下，问道：“不知叫卑职来，所为何事？”

　　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却道：“陈铭枢、蔡廷锴拥兵福建，脱离国民政府，成立什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还说什么反蒋抗日，嚣张得很啊！”

　　戴笠道：“区区陈铭枢、蔡廷锴何足惧哉。”

　　蒋介石坐下来道：“单单一个十九路军，自是不足惧，但恐时间一长，为中共所乘，若是同共产党联合起来，只怕就没那么容易对付了。”

　　戴笠点头道：“委员长深谋远虑。我们应尽快采取行动才是。”

　　蒋介石“嗯”了一下道：“明日我赴南昌调集兵力进攻福建。”

　　戴笠建议道：“十九路军在福建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大都各自为政，我看进攻的同时，不妨派人前去策反分化。”

　　蒋介石面露喜色道：“知我者，雨农也，我叫你来也正是这个意思。”

　　戴笠道：“那我回去立即着手去办。”

　　蒋介石道：“雨农，你说派谁去好呢？”

　　戴笠想了一下，回道：“我看就叫耀全兄去吧，他在十九路军中广东的同乡很多。”

　　蒋介石也同意道：“嗯，我以前也交代过介民，要他通过同乡关系介绍一批人到十九路军中作下级军官，现在也该到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戴笠辞别蒋介石，回去安排策反事宜。

　　其时日已升高，雪也开始消融。

　　戴笠回去把蒋介石的意图向郑介民交代了一番，征求郑的意见。

　　郑介民听了后，大表赞同道：“用间，古已有之，为兵家常用之计，今观福建之势，策反分化必有大动刀兵所不能达之妙效。”

　　戴笠道：“耀全兄生于广东，十九路军中与兄熟稔的军官也有不少，非耀全兄莫能当此重任。”

　　郑介民道：“哎，十九路军中是有不少经我介绍去的同乡，通过特务处计划部署的也有一些。”

　　戴笠道：“那就拜托耀全兄往福建一行了。”

　　郑介民又一皱眉道：“可是通过我这层关系打进去的人有一些还没有联系上，他们态度我们一时也不明了，况且军中认识我的广东人也自不少，万一被人认出，遭到出卖，失败了我不要紧，岂不是坏了蒋委员长的大事。”

　　戴笠见郑介民颇多顾虑，也不加勉强，便道：“既如此，我只好另行安排了，耀全兄，你把靠得住的关系介绍几个，我们也好通过他们去联系。”

　　郑介民道：“其实我去也是一样，只要不露面，暗中调度就行了。”

　　戴笠见他如此说，只得又转口道；“那好，你先打入福建。我已派了张超、连谋等人先去了福建，你到了后，先与他们联络。我随后就去。”

　　郑介民应道：“好！就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去马上准备赴闽。”

　　郑介民收拾停当之后当即起身去福建，进行策反分化活动。

　　随后，戴笠也开始了行动。

　　1934年1月的一个晚上，夜色正浓，鼓浪屿如一艘舰艇在惊涛中飘荡，风正紧，浪正高，狂风撼树，惊涛拍岸，黑暗中更增几分恐怖。

　　黑暗中从沙滩上走来几个人，挑箱担担，上岛后，便住进了一个大茶商的花园洋楼里，他们不常接触外人，但偶而外出，人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长了副马脸的中年人。

　　此人就是戴笠。

　　当时福建的仓前山和鼓浪屿，就如同上海的租界地一般特殊。居住的大都是洋人或富商巨贾，政府军警均不得持枪闯入。戴笠、郑介民正是利用这一特点，插进了福建的要冲之地。

　　戴笠一入福建便拿出当年独自搞情报、搞策反的劲头，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他整天带着两个枪法极好的警卫和贾金南，奔走于福建乡间，策反被十九路军收编的民团。

　　福建地区的各式杂牌军总共有4万人，“闽变”后被十九路军收编，好在都各自为政，有奶便是娘，谁给好处就给谁干。所以戴笠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便委任了26路讨逆军。

　　无形中又有几万个敌人，枪口指向了十九路军。

　　这一期间，郑介民也不甘落后。他的目标是范汉杰。

　　北伐期间，范汉杰屡立战功，“四·一二”之后，老蒋提升他为浙江警备师师长。直至1928年，范汉杰的师才被编入陈铭枢的十九路军。闽变时，他虽在十九路军中身居要职，拥护十九路军抗日的主张，但要反蒋，心里总是不能接受。

　　郑介民也是抓住这一点，让黎庶望去对范汉杰和译电科科长进行游说。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黎庶望带着郑介民交付给他的使命来到范汉杰的住所。刚到门口，一名卫兵便拦住他的去路。

　　黎庶望对卫兵解释道：“烦请老兄进去禀报范师长，就说他的军校老同学黎庶望求见。”

　　卫兵听说是师长的老同学，忙道：“黎先生，您在这儿稍等，我马上去通报。”说完转身进门禀报。

　　过了片刻，只见范汉杰从屋内走出。范汉杰抬眼一看是黎庶望，立即满面喜色，迎上前去，哈哈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黎兄，咱哥俩可是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快快，屋里请。”

　　范汉杰把黎庶望让进屋内落座，叫人沏上香茗，边品边聊。

　　黎庶望调侃道：“我还以为汉杰兄高升，不认我这同学了呢。”

　　范汉杰道：“哎！黎兄说的哪里话来，我是那种重名利、轻义气的人吗？况且，我这又算什么高升啊，一个走卒而已。”

　　黎庶望道：“我也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可你也不要忘了你是怎么才有今天的地位的。”

　　范汉杰道：“那自是蒋委员长从前提拔之功。蒋委员长对我的关照，我是不敢忘怀。”

　　黎庶望反唇相讥道：“可是你现在非但知恩不报，反过来还同什么陈铭枢、蔡廷锴联合起来反对蒋委员长，这你又如何解释呢？”范汉杰“蹭”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挺胸脯保证道：“我虽在十九路军中混饭吃，但我绝无半点与蒋委员长对立之心。”

　　黎庶望又追逼道：“那你又为何跟着他们反蒋呢？”

　　范汉杰一听顿时泄了气，叹了口气，重又坐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道：“他们都同意了，你叫我怎么办，难道跟他们说我不干？”

　　黎庶望缓下口气道：“其实，你的处境我也能理解，我想蒋委员长也一定会理解，只要你愿意跟他，他还是会像从前一样待你的。”

　　范汉杰叹道：“就算他老人家不介意，我又哪里有脸面再去见他呢。”

　　黎庶望劝慰道：“古人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汉杰兄现在悔改，还来得及。”

　　范汉杰背叛了十九路军，背叛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重新做了蒋介石的一名走狗。

　　“这次是特务处郑介民副处长派我来见你的，他另外交给我一项任务，我想还要借助汉杰兄。”黎庶望道。

　　“什么事情黎兄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不负所托。”范汉杰回答道。

　　黎庶望一笑道：“郑处长想弄一本你们的密码本，如汉杰兄有办法弄到手，便是作为你重返党国的一个见面礼了。”

　　范汉杰道：“这个没问题，译电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他是一定跟我的。”

　　黎庶望谢道：“那就拜托汉杰兄了。”

　　范汉杰道：“哎，黎兄怎么这么客气。”

　　果不其然，第二天的中午，密码本就落在了郑介民的手里。

　　掌握了密码本，就如同摸住了十九路军的脉搏，其全部活动均暴露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而无任何秘密可言了。闽变的失败已经注定。

　　戴笠闻说郑介民已获得密码本，对郑大加赞赏，蒋介石也大赞郑介民料事如神。

　　同时，戴笠对地方武装的分化已基本完成，之后便把目标重点转向十九路军内部的高级将领。戴笠第一个瞄准的就是黄强。

　　黄强当是是驻守漳州、厦门的警备司令，原是蔡廷锴的参谋长，称得上是陈铭枢的亲信了。可是黄强的妻侄周昭琼却是戴笠手下的特务。

　　戴笠偕周昭琼前往漳州，说服黄强。

　　黄强当时对另立中央之事本来就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以往中原大战之时，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均败在老蒋手下，区区十九路军又怎么能与老蒋的几十万大军抗衡？

　　而按陈铭枢等人原来的设想，将与广东陈济棠、江西中共红军联合起来一致反蒋抗日，可是蒋介石大兵压境，那两方面均无增援迹象。

　　更让黄强忧虑的是，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之后，内部许多高级人士均对更换国旗，取下孙中山先生遗像不满，他们都主张抗日反蒋，但不愿反对孙中山和他所创立的国民政府，甚至连事变发起人蔡廷锴、蒋光鼐对此也不甚满意。

　　听说密码本已落入蒋介石手里，黄强更觉十九路军必败无疑。

　　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终于做出了反叛陈铭枢等人的决定，答应在适当的时机举旗降蒋。

　　戴笠见策反成功，非常高兴，便趁热打铁地说：“黄司令，我还想见一个人。你是不是能把六十一师长参谋赵锦雯请到漳州来？”

　　黄强面露难色道：“这！恐怕……”戴笠见状，微微一笑道：“黄司令请放心！没有把握我是不会请你出面的。”

　　黄强忙解释道：“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六十一师就驻扎在泉州，请他来容易。我是担心戴先生你的安全。”

　　戴笠摇了一下头，满有把握地道，“这点请放心，他决不会出卖你我。”

　　原来，赵锦雯与特务处的执行科长邱开基是同乡，且私交甚笃，一年前他往南京公干，顺便想看看邱开基，谁知邱开基却受伤进了医院。

　　赵锦雯不解地问：“卫华兄，你好端端地，怎么会挨上枪？”

　　“哎，算我倒霉！他妈的一个小兵擦枪走了火，正好让我碰上。”邱开基苦笑着把受伤的经过述说了一番。

　　赵锦雯置疑道：“卫华兄，真是枪走了火，怕是姓戴的和你有什么恩怨？”

　　邱开基连连摇头道：“不！不！此事与戴先生毫无关系。”

　　赵锦雯仍不能释疑，道：“不是就好，不过知人知面不知心，凡事多个心眼才行。”

　　“锦雯兄言之有理。不过戴雨农这个人决不会加害于我……”接着又把他初任执行科长不久的一件事告诉了赵锦雯。

　　一天，邱开基从外地出差归来，看到家中的一封来信中说：“……母亲的丧事已办完，你汇来的2000元钱真是派上了大用场，丧事办得非常体面……。”邱开基泪如雨下，既不知母亲已去世两个月，更不知是谁寄的2000元钱。带着疑问去找戴笠。

　　戴笠不正面回答，反而问道：“你如果回云南奔丧，来回起码三个月吧？以你现在工作能准三个月的假吗？如果明知老太太去世，又请不准假，你会怎样？所以我没有把报丧的电报交给你，怕影响你的工作情绪。我知道你家并不富裕，需要钱办事，就替你寄回2000元钱，发回封电报告诉你家：‘路途遥远，往返费时，请假不准，奉命移孝作忠。’我想我这样处理，你一定会同意吧。”

　　邱开基见戴笠为自己想得如此周到，感激得五体投地……

　　赵锦雯听了他的叙述，也认为戴笠这人有气派，够义气，值得一交。邱开基答应把赵介绍给戴笠，但一直没有机会。

　　此次戴笠赴福建就带了邱开基的信。

　　黄强这道关口打通，是个好开端，戴笠马脸上露观难得的微笑，只等赵锦雯前来，用他钓一条更大的鱼。

　　天上浮云，白衣苍狗变换。世事正如天上的浮云，变幻莫测。

　　一个无雨的清晨，赵锦雯来到漳州。

　　不出戴笠所料，赵锦雯与戴笠一见如故。一见就道：“雨农兄，我早就听卫华兄提及，说雨农兄高义过人，早就有心结识，只是缘铿一面，未曾得睹尊范，不意今日竟于漳州相见。实感荣幸之至。”

　　戴笠笑道：“能结识赵兄这样的朋友，我戴雨农也是欣喜之极。”

　　二人客套一阵后，逐渐把话头引上正题。

　　赵锦雯道：“至于脱离国民政府，我本来就大不以为然，我想昨天还联手抗日，今天就刀兵相见，心得上总觉得别扭。”

　　戴笠进一步试探道：“不知毛维寿师长是什么想法。”

　　赵锦雯道：“其实毛师长也不愿同室操戈，我看得出来，他对重组政府也不大热心。”

　　戴笠又道：“我们也希望毛师长重新回到蒋委员长麾下，只是找不到一个能和毛师长通上话的人。”

　　赵锦雯一听还不明白？当即毫不犹豫地拍拍胸脯道：“戴先生请放心，别人我不敢说，毛师长的工作就包在我身上了！”

　　赵锦雯临行前嘱咐戴笠道：“事变前夕，陈铭枢等无意中发现了两个曾在军官训练班受过训的坐探，于是在军中来了个大清查，现在他们对于各高级军官的监视很严，戴先生这次行动可要小心才是。”

　　戴笠点头道：“这个我明白，赵兄也请保重。”

　　两天后，赵锦雯通过戴笠下属武潘牵线，定于20日中午12时于厦门赵锦雯家中见面。

　　同戴笠一起的李财和冯仁认为此去风险太大，宜慎重考虑。

　　冯仁道：“你冒这么大的危险，委员长会同意吗？”

　　戴笠道：“我已请求委员长发兵讨代行动延缓十天，如果我的凶信传来，必将有一场大血战，但愿天佑苍生，使我生还，再与大家见面。”

　　李财道：“戴老板真的打算单独与毛维寿见面？”

　　戴笠道：“量小非君子。为配合我的行动，委员长已下令泊在海南岛的海什号、海深号、肇和号三艘兵舰开往厦门湾。”

　　于是戴笠决定带着黄白五、副官贾德成和一个十九岁的女特务—厦门人马菁，去厦门面见毛维寿。

　　20日清晨，三男一女四人从旅馆中走出，钻进一辆“雪铁龙”轿车，飞驰而去。

　　却不知就在他们上车的时候，一双眼睛正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人见车已开走，立即打电话：“他们已走了，看方向是去厦门。”

　　宁策身为六十一师的副官主任，其实是陈铭枢派到毛维寿身边的内线。毛要与戴笠相会之异动为其所查，遂暗报于陈，陈要宁策密切注意毛、赵二人的行踪，在证据不足之前不要先打草惊蛇。

　　宁策一接到戴笠已离开漳州去厦门的电话，立即命令执行暗杀戴笠的人做好准备。

　　通往厦门的公路上，一辆“雪铁龙”轿车飞驰而来。迎接它的是“轰”的一声巨响，汽车被地雷炸得翻了个。

　　路旁迅速窜出几个人奔向被炸的汽车。一个上前检查尸体，忽然啊的一声大叫。其余几个端着枪赶上来问道：“什么事？”

　　那人指着一具死尸道：“那不是范总监吗？”

　　宁策暗杀戴笠不成，反把六十一师执行公务的闽府警察总监范登炸死。

　　在特工王面前玩这种把戏，岂不是鲁班门前耍大斧。

　　也就在汽车轰然被炸的时候，一个身着长袍、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厦门赵府门前。

　　“烦劳通报赵参谋长，就说贾副官求见就行了。”

　　片刻，卫兵回来道：“参谋长客厅有请。”

　　一进客厅，那个贾副官摘下礼帽对赵锦雯笑道：“我来得还不迟吧？”

　　赵锦雯一怔，哈哈笑道：“原来是戴老板，原想是贾副官，谁知竟真是假副官。”

　　毛维寿握着戴笠的手道：“戴先生真神人也。”

　　戴笠笑道：“人就是人，不会是神，我们不过耳目众多，计划仔细一点罢了。”

　　毛维寿道：“戴先生，委员长有你这样胆大心细、不怕出生入死的特别助理，何愁天下不得？古语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委员长一统天下，陈铭枢逆天而行，必败无疑，我等当顺天意，请先生转告委员长就是了。”

　　戴笠道：“我老实向兄台报告，中央军将发动海陆空三军进攻福州，福州指日可下。戴笠今日斗胆前来，不仅为兄台前程，更为十九路军中的光荣传统而来，十九路军以往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全国亿万同胞哪个不晓？今日遭小人利用，破坏祖国统一大业，实是不该，稍有良知的同胞，都会明白。”

　　戴笠一番言语，毛维寿听了，十分感动，遂道：“吾决不违天时，请问戴先生，本师今后行动，中央有没有指示？”

　　戴笠道：“六十一师今后之行动，请直接向南昌行辕前线指挥部联络。”

　　毛维寿道：“是。”

　　戴笠沉吟了一下，又道；“毛师长如是能有机会将陈铭枢、蔡廷锴等人拿下，却也省却了一场血战，以免生灵涂炭。”

　　毛维寿面露难色道：“这个……，我看不太妥当吧，十九路军的几个师长和中下级军官均为蔡廷锴的同乡，是多年跟随他的亲信。”

　　“如果把他们抓起，一定会遭到其他师长的反对和攻击。再说我在十九路军这么多年，陈、蔡两位毕竟对我有过栽培之恩啊，要我动手抓他们，又怎么过意得去，戴先生所托恐怕……。”

　　戴笠见如此说，也知此事无望，立即做出颇为感动的样子，接过话头道：“好，毛师长不愧为忠义之士，既深明大义，服从中央，又不出卖自己的长官，真是可敬可佩！委员长最佩服的就是你这样的革命同志啊！”

　　几句话说得毛维寿满心受用，但却满脸苦笑道：“惭愧、惭愧……”

　　当下戴笠给毛维寿留下了与蒋氏南昌行营联络的密码，便离开了六十一师，自此，毛明为十九路军将领，而实为蒋介石之人矣！

　　戴笠、郑介民策反活动，进行得顺利异常，出人意料之外。

　　然而另一个战场却是硝烟弥漫。

　　“闽变”不久，蒋介石便以个人身份发出告十九路军将士书，大骂陈铭枢等卖国叛党，煽动官兵反对福建人民政府。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三人，撤销蒋光鼐、蔡廷锴本兼各职。接着，派飞机入闽轰炸，又调动10万人马由蒋鼎文统领，自浙赣两省分路入闽，大举讨伐陈铭枢、蔡廷锴。

　　面对蒋介石的行动，福建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忙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开始后，蔡廷锴道：

　　“福建乃四战之地，今除西边与红军有约无忧外，其余诸方均要设防，我今兵力七万多人，此七万多之兵力，若散在四方，处处设防，既无机动作战能力，又处处为薄弱环节。依吾之见，当集中兵力在闽北采取主动，先行消灭危害我军最大的刘和鼎的杂牌部队，继而迎击南下，与蒋东进之敌在建瓯以南、顺昌以东地区，将敌军第一批先头人马击败，争取有利的战略形势。”

　　蔡廷锴说完，蒋光鼐道：“蒋即发兵使用军事来进犯。我们便既迎头痛击取胜，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倒会因过早使用主力而丧失有生力量。敌后继强大人马再至时，我已无力反击了，如此则等于不攻自破，招致全局失败。我当将各军主力撤至闽西南，背靠红军作持久抗战，或将全力放在闽东方面，乘敌人虚进入浙东，打乱蒋之进攻计划。”

　　陈铭枢道：“不然，福州乃首都，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心脏，非万不得已，决不可放弃。我军兵力不宜分散，当集中主力守住福州。福州确保，则政治影响会日渐扩大。”

　　李济深道：“真如（陈铭枢字）之言极是，贤初（蔡廷锴字）之迎击敌之先头主张，悍然（蒋光鼐字）东出浙东的战略都过于冒险。”

　　一番讨论之后，军委会和参谋团成员都主张守福州，虽蒋、蔡心中不喜，也不好再持主见。

　　次日，蔡廷锴飞抵漳州，布置兵力。

　　在福建人民政府调兵遣将之际，蒋介石下令其陆海空一齐出动，空军对南闽各地大中城市都进行轰炸；海军在陈季良指挥下，向闽各海防要塞炮击；蒋鼎文师第二路军，卫立煌师第五路军，由浙东入闽；张治中率第四路军由浙江入闽；三十九军刘和鼎部，向延平进击；汤恩伯部为后续部队。

　　蒋介石赴闽坐镇建瓯，指挥督战。

　　蔡廷锴闻知蒋介石兵力情况，不由仰天长叹，谓蒋光鼐道：“数月之前，“一·二八’战役中，张治中与我等并肩作战抗倭，卫立煌、蒋鼎文也以动员沪战为名到达上海外围。想不到数月之后，我等之间竟要互相残杀。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蒋光鼐道：“第三次‘剿共’期间，蒋鼎文在赣南老营盘被红军包围，若我十九路军不以死相援，恐怕早已尸骨无存了。今日反目成仇，都是蒋介石一手所致。”

　　二人一时感慨万端，自不在话下。

　　风云突变，战火一触即发。

　　在闽沿海，日本第二舰队“球磨”、“时风”、“安云”诸舰，英国的“白云”号兵舰、美国的“杜沙尔”号兵舰，以护侨为名，虎视福建。

　　鼓浪屿、仓前山设立了情报站。特务遍布福州、泉州、厦门。并且还在范汉杰家中装了秘密电台，闽方军事行动，南京方面了如指掌。

　　军长毛维寿暗中投蒋，加之闽府名不正言不顺，军心涣散。

　　可怜闽方众叛亲离，自是不战自溃。

　　1934年1月11日止，闽方除第五军谭启秀部两个师被南京方面歼灭外，其余各路人马，基本上未与敌接触便溃不成军，纷纷脱逃。

　　蔡延锴下令飞行一、二大队飞机起飞援助，谁知购买飞机的黄强，从中受贿，飞机上缺乏设施，不能投入战斗。

　　蔡闻之，仰天悲叹：“天亡我也。”

　　军事紧急，李济深、陈铭枢无奈急电向两广求援。

　　广东的胡汉民、陈济棠一番协商，只发一纸通电申斥南京方面派飞机滥炸无辜。

　　广西南宁李宗仁、白崇禧接闽求援后，却发一电示陈铭枢，文中说：“回顾民国十八年初吾人被困柳州，三面受敌，内外交困，危机严重，不减闽局当前处境，卒因坚持不屈，终于转败为胜。往事不遥，可资参照。”

　　两广电文无异一张白纸。

　　赵一肩死守古田，苦战几日，投降张治中，守延乎的司徒非师，亦向宋希濂部投降。

　　“闽府”众叛亲离，“岌岌乎殆哉！”

　　1月17日，驻守泉州的毛维寿见时机已到，便召集其所属的将领道：“今我十九路军节节失败，这是必然。因我所抗拒的乃是天兵。蒋先生是真龙天子，抗拒他的人马，安得不败？而今，我已处于天兵的包围之中，即使我们退到闽西，北靠江西，也无法生存，惟一生路，只有接洽和谈。”

　　毛维寿说完，各将官均垂下头，默不作声。只有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怒斥道：“蒋介石乃窃国大盗岂为天兵？我等降贼，将为世人耻骂！”

　　接着怒目向前，直指毛维寿道：“蔡、蒋二公待你不薄，今正用你之际，你竟背叛集团，如此不仁不义，与贼何异？”

　　毛维寿恼羞成怒，当即下令道：“身为军人胆敢厚骂长官，给我把姓云的绑起来，皮鞭侍候。”

　　可怜云应霖皮鞭着体，遍身鳞伤，但口中犹自大骂不休，直至昏死过去。

　　众视此情，无不噤若寒蝉。

　　毛维寿令人将云应霖拉走，随即派赵锦雯为代表，向卫立煌部投降。

　　蔡廷锴闻知，沉默良久，慨然一声长叹，谓左右道：“毛维寿投蒋，非蒋之力，乃我姑息养奸之过也。”

　　实不知，毛维寿等叛陈投降，与戴笠、郑介民的策反分化有着直接关系。

　　大势已去，闽府要员纷纷出逃香港。

　　蔡廷锴也于2月初孤身抵港，其十九路军残部亦被陈济棠收编，并将蔡廷锴的秘书长徐名鸿以“通共”的罪名杀害。

　　蔡廷锴悲痛不已，大骂陈济棠落井下石，不仁不义，恨恨地咒道：“陈济棠，你会得到报应的！”

　　果然，两年后“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也得到同样的下场。

　　而此时，鼓浪屿上，戴笠与众特务正高呼酣饮，庆祝瓦解闽变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