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的真实男朋友是谁:陈寅恪选择中古史研究的理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0:17:27

陈寅恪选择中古史研究的理由

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化史可以分为三个时代:中国的中国时代,亚洲的中国时代,世界的中国时代。

“世界的中国时代”,起点定在乾隆年间。

民族文化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致力于忠实输入外来之学说的同时,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进而达到文化自觉。

潘光旦先生曾经撰写《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乡土中国社会,血缘、地缘和学缘,互动共生,交错纠结,形成文化史的独特风貌。

李亦园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具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两股力量。“大传统”体现的是朝廷的力量,“小传统”体现民间的力量。

文化世家,依托的正是“家学”、“师承”、“会馆”所构建的文化共同体。就从陈寅恪先生本人来说,他的父亲是晚清宋诗派的陈三立,爷爷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他的哥哥是陈师曾,而他太太唐筼则是台湾巡抚唐景嵩的孙女。学界称道“义宁满门清流”,绝非过誉。

陈寅恪从1902年被兄长带往日本,陈寅恪便断续游学于各大学府,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处处留下这位读书种子的足迹。但是,陈寅恪在哪所大学,都没有获得学位。陈寅恪先生游学历程跨越晚清、民国两个时代,晚清民国新旧杂陈,无形之中,给读书种子预留了空间,至少,制度安排,并没有过度阻塞、挤压读书种子,陈寅恪才可以幸运地在东西洋,自由自在地悠游涵咏,取精用弘。

晚清、民国年间,学术界共同体,所取的标尺,并没有唯学历,而是看中人的学问,所以,陈寅恪先生才不是孤例,郭绍虞、钱穆、沈从文三位先生都没有什么高学历,但,都可以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公学任教,民国年间,教育安排的人文关怀,确实令人称道。

陈寅恪先生于1926年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属于典型的“三无人物”——没有老辈所具有的进士称号,也没有新派的博士学历,而且也没有任何学术著作,勉强可以拿出手的居然是给妹妹写的一封家书——《与妹书》。

因为朋友吴宓的介绍,也因为梁启超先生的保荐,陈寅恪先生来到清华,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李济诸位先生联袂,演绎了中国学术史、教育史的一段传奇。

中国文化史,在晚清、民国年间,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古今中外,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新文化运动崛起之后,一般学界人物,感染一种“意图伦理”和“庸俗进化论”,总觉得“新文化”要高于“旧文化”,以为,只要引进“民主”和“科学”,也即“德先生”和“赛先生”,那么,“新文化”必然战胜腐朽衰败的“旧文化”。甚而,新派和旧派,《新潮》与《国故》,分庭抗礼,壁垒森严。

蔡元培先生曾经用朱熹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赞扬胡适之,胡适先生的“旧学知识”哪里可以与世家出身的陈寅恪先生相比呢?

陈寅恪先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胸中自有万千沟壑,融会新旧文化,而不露斧痕。陈先生眼中,研究中国文化史,旧派人物,失之于“滞”,新派人物,失之于“诬”,所以,新派看陈寅恪,像是旧派,旧派看陈寅恪,像是新派,而先生自己,别出心裁,融会贯通,神游冥想。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陈寅恪先生,对待中西文化传统,具有一种温情,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正面观察,贯通古今。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

民国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者,曾有三派:信古学派、疑古学派和释古学派。学界公推陈寅恪先生为释古学派的中坚。很少有人肯定陈寅恪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陈寅恪自谓“议论近乎湘乡与南皮之间”,政治理念不外乎位于曾国藩、张之洞之间。

传统中国的思想,自从由“子学”演进到“经学”时代,多受到政治力量的牵引,正如欧洲中古时代的思想,多受制于天主教势力一样。

陈寅恪先生秉持纯粹的理念,将学问作为一种志业,保持了学术上的价值中立,不愿意做晚清学术,进而选择中古史进行研究的一大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