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郝蕾的纹身是什么:幸福八问——我们要怎样的幸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8 15:23:23
卷首语：幸福观教育是 德育的起点
道德教育是幸福观教育的主要途径。真正的幸福必然与真、善、美等价值追求相联系。道德教育能帮助人获得人真正的人生目的、获得幸福人生所必须的道德法则。良好的道德修养使人心胸开阔，让人从内心体验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体验到愉快、满足和幸福；使人能更多发现和感知生活的美好，提高幸福感受力，从而达到内心的宁静与愉悦产生幸福感。
我们要怎样的幸福
幸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接见雷锋传人郭明义事迹报告团时强调，要大力弘扬郭明义助人为乐的幸福观。这再次激起了人们对什么是幸福的关注与探讨。刘云山指出，幸福观与人生观、价值观紧密相联，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郭明义的幸福观就是助人为乐，坚信奉献使人快乐、助人使人幸福。开展向郭明义同志学习活动，就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助人为乐的幸福观，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幸福、追求幸福，通过奉献和付出，通过爱心和善举，在帮助他人、温暖他人中找到真正的快乐、获得人生的美满。为此，本期专题策划围绕幸福话题展开讨论，分析以郭明义为代表的助人为乐幸福观样本、中国传统文化幸福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幸福观以及幸福指数与社会发展等问题，探讨幸福与德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联系，希望为广大读者全面深刻理解幸福并进一步做好思想工作产生新的启发。
幸福八问
——四位知名学者谈幸福
嘉宾：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学者
葛晨虹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伦理学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
樊富珉 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心理辅导研究中心主任
刘汉洪 湖南省地质工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本管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被媒体誉为“快乐之父”
主持：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记者 吕其庆
近年来，关于成功路径的所谓“成功学”的书籍虽然已经引起了相当的争议，但还始终是热销的。而对于幸福的探讨更是激发了广泛的关注。刚过去的一年，幸福始终在夺人眼球，先后有
《老马家的幸福往事》、《老大的幸福》等电视剧，以及《幸福晚点名》、《幸福魔方》等综艺节目登陆荧屏，白岩松的新书《幸福了吗？》甫一出版即形成了相当的影响。为什么幸福会成为当今社会强烈讨论和关注的焦点？造成幸福缺失的因素有哪些？个体如何获取幸福？社会如何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围绕这些话题，我们请到四位在各自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专家，分别从文化与价值理念、哲学与伦理道德、心理与快乐教育等不同角度来叩问幸福。
一问：“幸福”为何现在这么受关注？
“成功”与“幸福”这些话题，为什么成为当今社会强烈讨论和关注的焦点，为何会产生这种群体社会心态？
樊富珉：我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首先，这与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大背景有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更加倾向于追求尊重、自我价值的实现。正如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指出的，当生存和温饱不再成为制约人的首要问题、基本需求的张力减小之后，尊重与爱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开始占据主导，人们开始更多关注成功与幸福。其次，任何一个问题能够成为热点，必然存在着各种争议和不确定性。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成功就是幸福。这种观点之所以流行，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与大众的很多日常经验相吻合——人们总是从媒体、影视作品和人际圈中目睹事业成功人士过着一种体面的生活，由于人们总是对于自己经验之外的生活充满向往，因此很容易会认为成功人士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幸福，从而将成功和幸福画上等号。最后，由于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存在着一些社会分配不公、权力缺乏制衡、社会流动性固着等问题，使得很多人对成功和幸福的关系产生了极端化的理解，一种表现是仇富和仇视权威，另一种表现为对金钱、权力和声望的病态追逐。
这些心态和认识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在引起巨大的社会关注的同时，也颠覆和动摇着人们传统的价值观。这些错误的认识不但使得个体在追逐幸福的道路上南辕北辙，更影响了国民整体幸福感的提升和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问：幸福快乐到底从哪里来？
幸福是人类一种既古老又永远恒新的追寻目标。追求人生幸福，本身没有什么不当之处，问题在于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幸福快乐的本质是什么，源头在哪里？
葛晨虹：关于幸福的理解，在人生伦理上是很复杂也很多元。一切时代的思想家们都做过探究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其实人生幸福的探究未必只是思想家们的事，也是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所必须明白的问题。不论幸福的定义有多少种，对于幸福是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时的快乐感受和体验这一点，是基本得到人类思想家共识的。人的需求不一样，人生价值设定不同，幸福和快乐的感受和追求也就完全不同。一个百万富翁有可能烦恼痛苦很多而幸福感觉很少，而一个非常渴的人仅仅喝到他要喝的水可能就会体验到莫大的幸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们认为许多时候幸福在于人的主观感受。当然我们也不主张把幸福完全定义在人的主体感觉方面，幸福不是一种可以远离自然物质条件而纯粹由主观生成的东西。幸福快乐的感受是建立在所需求的对象获得满足的基础之上。离开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奢谈幸福也是不可能的。幸福必须是人的主观感受和客观条件结合的产物。只不过在这个主客体关系中主体是更为积极主动的一面。真正的幸福应该使人的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都得到满足，生存需要的满足，社会交际生活中人际尊重需要的满足，还有人生价值的实现需要的满足等等。
三问： 金钱能换来幸福么？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欧洲各国中幸福感最低的是法国人，而在亚洲幸福感最高的不是经济发达程度最高的日韩，而是印度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农村人的幸福感普遍比城市人高，尽管城市的人均收入比农村高出三倍多。通常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偏低。这就是被世界经济学家称之为幸福悖论的现象。那么，幸福感的获取与金钱财富等物质条件到底存在什么关系？
刘汉洪：我认为，钱并不等于幸福快乐。据相当多的研究显示，平均而言，有钱的人比没钱的人更为快乐，人均收入高的国家的人民也略为快乐。但这些作用不是很大。例如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82.4倍，以购买力折算也有16.4
倍，但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快乐水平却一样，也都比人均收入更高的日本高出许多。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即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从上世纪
40年代至今增加远超一倍半，但快乐水平并没有什么变化。在我们中国，情况也差不多，我们的整体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快乐指数的提高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与人们的快乐观与快乐的本质属性也有关系。从快乐的适应性、比较性看，就能从某个方面说明“幸福悖论”
现象。快乐的适应性是指，一旦快乐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失去原先的吸引力，这是由人天生的生理免疫系统所决定了的，也符合经济学上的边际效应递减原理。同时，快乐是相比较而言的，不仅与自己过去比，更会与他人比。虽然他的收入增加了，可能别人比他增加更快、更多。并且有一种现象，因为对快乐的过高期望，人们往往认为他人的收入增加总比自己更理想，这可能也是造成快乐感增加不明显、甚至下降的原因。
还有就是，人们的快乐感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感应系统。金钱与财富增加了，可能因此产生的健康状况、精神压力、环境恶化、公平秩序、人际关系、家庭亲情等方面的矛盾也更加突出，构成快乐本质的和谐平衡，包括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冲击和挑战，这就自然使人们快乐水平的提高受到制约。要增加我们的快乐感，就要在科学追求财富的同时，树立正确的快乐价值观，在积极调整客观外在的综合平衡的同时，重点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实现内心的和谐平衡。这是因为：和谐是幸福快乐的本质。
四问：通往幸福的路，为何变得越来越拥挤？
成功和幸福的价值取向是否就等同于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张颐武：显然答案不可能是肯定的。因为“成功”和“幸福”不会仅仅是一种狭隘和刻板的观念，而是取决于个人对于社会的认知和理解，取决于个人的自我选择和价值观的。它的答案往往相当多样和丰富，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也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但现在我们社会中的焦虑感往往来自对于这些相对主观和多样的价值的一种简单化的诉求。如对于成功的概念，人们常常就把它理解为有名有利。对于幸福也往往理解为个人欲望的更多满足，虽然这些并非社会价值的主流，人们在公开的空间中对于这样的表达也多有异议和批评。但它也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和生活的复杂化而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种相当有影响力的存在。如许多成功学的书籍所渲染的无所不为的成功理念和式的向上爬的技巧，都对于年轻人有相当的影响。同时，渲染幸福就是财富，就是奢侈阔绰的生活等观念也有意无意地对于年轻人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应该说，这样的价值观的问题，就是将“成功”和“幸福”转化为一些极为狭隘和刻板的观念，极大地压缩了生活的多样的选择和多样的可能性，让人们涌向一架独木桥。如果只有一种单一的价值，在人们的感受中，所谓成功就是一切，所谓失败就一无所有，那么正当的追求往往就会变成恶性竞争，社会也会变成由“丛林法则”主导的社会。这样一方面会加重所谓失败者的失落和焦虑，让他始终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社会的分歧和鸿沟，形成许多负面的问题。往往会造成社会发展迅速，人们都从中受益，但人们的相对感受却相当负面的情况，对于社会形成冲击。
五问：幸福快乐的人有没有痛苦？
有些人总是快乐的，是不是他们没有痛苦？
刘汉洪：人生不可能没有痛苦，没有痛苦就不叫人生。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知什么叫痛苦，一种是还不喑世事的小孩子，一种就是失去了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像植物人之类，除此之外，所有的正常人都会有喜怒哀乐忧恐惊等丰富的情感。正如人们所言：勇士不是没有眼泪，只是含泪还在奔跑；英雄不是没有欲望，只是不做欲望的奴隶；男人不是没有哭泣，只是有泪不能轻弹；强人不是没有压力，只是善于化解压力；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痛苦，只是总能战胜痛苦。所以说，正常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情绪表现，关键要靠我们自己做好自我调整，尽量保持快乐的主导情绪。
快乐是比较出来的，人生是历练出来的。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会更珍惜幸福，更懂得快乐，更知道关心和帮助别人。所以说，挫折就是存折，不幸也是万幸，昨天的苦难就是明天最宝贵的财富，这是千真万确的金玉良言。
六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
从个体而言，什么样的心态更容易获得幸福感？何为科学的幸福观？
刘汉洪：按快乐的要素来看，获取幸福感，个体需要的是：身心健康、家庭幸福、自我价值实现、经济收入和亲情及良好的人际关系。快乐按其需求动机分类，可以分为生理之乐、心理之乐、真理之乐和伦理之乐，且交互存在。我们的古人则认为，快乐有三条途径，即：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和助人为乐。
郭明义所追求的就是助人为乐，一种高尚的伦理之乐，是最值得全社会学习和追求的大幸福、大快乐。现年52岁的郭明义，在鞍钢工作的28年里他收入29万元，捐献了12万元。各种补贴一分不留捐了，各种奖金、慰问金全都捐了，所有奖品、慰问品也捐了。“只要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我就要天天做，每做一件，就有一股幸福感涌上心头，越做越有劲！”这就是郭明义幸福观的最真实写照。它也是完全符合幸福快乐的科学原理的。
七问：社会需要倡导什么样的幸福观？
从社会角度而言，我们应该提倡和崇尚什么样的幸福观？
张颐武：
我认为社会对于成功和幸福的观念应该有更为明智和丰富的观念。这既需要个体在这些观念上有更丰富的选择，也需要媒体和公众在这些观念的认知上有更高尚和更通达的理解。社会应该让个体知道，成功的路有千条万条，幸福的生活也有不同的选择。这其实也需要社会从传统的伦理和西方的伦理中吸取有价值的因素，在中国大历史条件下对于成功和幸福有更深入的探讨和形成更丰富的认知，也需要社会有更多的出口和获得肯定和支持的不同路径，让成功和幸福的选择多样化。
葛晨虹：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让人民群众有幸福感。建设让人民群众有幸福感的社会，是我们国家的责任和目标，也需要全体社会成员一起努力。有什么样的人性观、人生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幸福观。人性必须基于生物的、精神道德的、理性意识的、社会的等完整规定性之上。我们必须在综合人性观基础上确立我们的幸福观。人的幸福首先不能仅仅确立在
感官快乐上。我们应当追寻一种基于自然物欲又超越自然物欲的持久的心灵快乐和精神幸福。同时，个人的幸福追求必须和他人幸福、社会幸福和谐一致。比如人为了获得爱的幸福，就应当爱他人爱社会，因为他人和社会是他存在和快乐幸福所必需的。也就是说，人们的幸福是彼此相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幸福和人们的德性有关。郭明义道德精神有一个特征，即以公民个体的力量积极扶危助困，关爱他人幸福。十多年来，郭明义捐款10
多万元，资助了180多个孩子。在郭明义的精神世界中，他已完全把
“小我”幸福化在了“大我”之中，别人的困难就是他的困难，别人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在麦金泰尔批评当今西方社会物欲横流，呼唤回归人类美德时，郭明义的幸福观及其美德形象给这个时代抹出了一片亮色。
八问：谁来教我们幸福和快乐？
我们的幸福感下降，这与我们当下的教育有关系吗？什么样的教育更能够让我们幸福快乐呢？
刘汉洪：我们的幸福感下降，的确与我们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想一想，从小到大，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我们除了获得了怎么挣钱、怎么读书、怎么成功的教育以外，有多少是教我们怎么获得幸福快乐呢？很少！传统的成功教育，往往有些急功近利，甚至追求一夜成名、一日暴富、一步登天，甚至不惜以牺牲健康和生命为代价。竞争激烈、斗争强烈导致情爱、亲爱、友爱、仁爱严重缺失。西方百年的科学管理有驱逐东方千年的人文管理的趋势，其恶果是：管理之中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情、见商不见文、见术不见道。这样一种社会环境，自然使幸福感大打折扣。
所以，无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应该深刻反思。所以从现在开始，要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要真正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不是人类大脑的工程师，给人心灵营养才应该是第一位的。
相关链接：幸福的当代样本之李玉坤
63岁的李玉坤是山东省文登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的一名清扫工。十几年来，不仅捐献自己的工资收入，而且将捡废品所得全部捐助他人，累计爱心捐款10多万元。在无私奉献中，她也找到了人生的幸福坐标。据文登市环卫处粗略统计，自1999年以来，李玉坤至少捐助过14个贫困学生，捐款额在8万元以上，仅给《威海晚报》报道过的贫困学生捐款就达2万多元，而她近十年的年平均工资还不足6千元。
李玉坤热心公益事业近乎
“疯狂”，很多人难以理解。她到底图个啥？李玉坤说：“我曾得到社会的帮助，就应回报社会。”10多年前，李玉坤的丈夫和母亲先后患病，全家陷入困境。给丈夫治病期间，她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扶持。正因为在自己人生困难的时候受过别人的帮助，李玉坤更能感受到爱心的力量。为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她甘于清苦，不图回报，传递着人生大爱。1999年，李玉坤在文登的春节晚会上看到十几个特困生受到政府资助步入大学校园后，李玉坤萌发了资助贫困学生的想法。随后她就把自己业余时间刻花边积攒下准备还债的1200
元捐给了温暖工程，用于救助贫困生。当地领导得知李玉坤的情况后，奖励给她2000元钱，李玉坤再一次捐给了温暖工程。当时，市建设局考虑到她的晚年没有生活保障，专门拨付给她5万元养老金，李玉坤又是分文不剩地捐给了贫困生。
为了拓宽获取信息的渠道，捐助更多的贫困生，李玉坤专门订阅了报纸，只要报纸一刊登灾情或是贫困生的消息，她就马上伸出援手。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玉坤主动联系救助了绵阳4名儿童，每年捐款助学4000元，而且经常抽出时间给他们写信。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对于李玉坤来说，别人的难处永远大于自己的困难，别人的快乐就是自己最大的安慰。每一次奉献爱心都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使她忘记疲劳，忘了自我。李玉坤说：“要能帮助困难家庭和困难学生解决点困难，我就感到很幸福。”
当前社会成功教育的问题及分析
当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趋同性地追求单一一种的成功之路时，我们这个社会的压力和紧张是可想而知的。
没有哪个社会有比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加充斥着一种对于成功的渴望，而成功学作为一门新的学问也在成为当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群趋之若鹜，共同要去学习和钻研的对象。成功学的书籍、成功学的讲座，还有这些观念背后所倡导的生活方式，都在铺天盖地的在影响着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选择。
成功观是反映社会价值观的一面镜子
实际上对于成功的追求，就任何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而言，都可能是一种正向的激励手段，如果一个社会缺少了这种价值观的塑造，这个社会的发展的动力就会出现一些扭曲。显然，必须要承认的是，我们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的基础，根本还是在于这种全体国民对于在未来获得成功的一种憧憬，因由这样一种憧憬，追求成功的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如果一个整个国民对未来已经报以颓废心态的社会，谈论其高速的发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了。但是，我们同样也要承认的是，任何的一种社会，其发展的目标都具有其正和反的两面性，也就是社会学家经常会提到的正功能的一面以及反功能的一面。如果追求成功的正向激励有助于社会的稳步发展的话，那么追求成功的负面影响或者说反功能就是，其可能使更多人的生活旨趣趋同而变成是单一化的，同时，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也必然会走向单一化，这就像我们的教育，当所有学生，其学习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读大学，那么，追求大学之梦就成为了学生群体中的单一化旨趣追求，其带来的结果就可能是使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到大学之门中去；而其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就是，这无法真正让有着不同兴趣的人有其自身能力的真正发挥。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三十几年的社会转型之后，我们显然已经完全接受了一种物质化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强调金钱的价值显然已经成为大多数人默许的生活目标的追求，很多成功的榜样的原型也从之前的道德楷模转变成为了财富精英。盖茨和巴菲特如何赚钱，如何拥有更多的资产，如何一夜成名，这些都成为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些在今天的社会里，也许终究是不必要去大加责备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拒绝资本的社会及其生活方式，因此也就不应该拒绝由此而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后果。但也许最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有朝一日拥有了足够的金钱或资本之后，我们如何去过一种建立在这些金钱和资本之上的更为有意义的生活，这可能已经开始成为今天我们社会里面的人真正要去追问的一个问题。
健康的成功观不应是单一的财富价值观
可想而知，在一个社会很贫困的时候，社会价值观的构成究竟是怎样的，也许并非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反倒是如何尽快地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富裕起来，这才可能是问题的根本。但是，在经济问题开始进入到一个不再是某个社会里最为根本的问题的时代里，如何去发展出一种合理的社会安排，这才是社会能够有序发展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公共议题。这是在我们有了快速的经济转型之后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社会转型。
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的构成都是有条件的，离开这些条件的社会就属于是不完整的社会。从大的方面而言，任何社会的构成可能都离不开下面这样三个要素，即个人、群体和文化。所谓个人就是指一个个鲜活的人，他们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的存在。同时，他们又一定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离群索居的人在任何社会都属于极少数的存在，而这个群体之所以有一种力量能够把一些本来各自分离的、有着自己思想和情感的人聚拢在一起，这其中的核心在于它有自己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是以观念的形态得到表达的。而观念的表达，才是一个群体能够聚拢在一起成为一个良好运行社会的真正基础。而观念的表达则是在社会中由他们个人所感知到的各种的符号或者说表征，它们连接在一起，即构成了由这个群体所共同享有的文化。
上面这一段的讨论，尽管是概念性的，但是它在帮助我们梳理清楚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究竟该如何去看待一些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社会问题。比如，对于究竟什么意义上的成功才算是真正的成功，每个社会中都会有一套自己看待成功的标准，这构成了当地人的一种有关成功的表征性的文化。在13世纪的蒙元帝国时代，蒙古人的观念里有着一种以金子的颜色为富贵和幸福生活象征的表征，他们的服饰、财富以及装饰上都以体现出金色为最高的社会价值的追求，一个人拥有了一套用金丝线织成的蒙古袍，那也许就是那个时代社会中最为富有者的一种象征。而在那个时代的中原社会中，人们又不以此为最高的价值评判标准，而是羡慕豪华壮观的宫殿以及为体现九五之尊的皇帝所独占的土黄色的颜色，并渴望着有朝一日可以在层层选拔的科举考试中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当然，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显然也没有必要借古讽今地去说明今天有关幸福的种种观念的不合理，每个社会不仅有其自身的幸福观念的构建，实际上每个社会在不同时代也都会有其自身的有关那个时代对于幸福观念的追求，但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幸福观念是单一性的，多元的幸福观念以及多元宽容的成功之道，让不同的群体都能够有各安其所的可能，由此而不会使得社会的群体对于未来成功的想象不要过分的单一化。中国古语中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也许就是一种成功标准多元化和宽容的一个明证，这种观念使得在这样的社会中更多的人有更多不同的选择。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在后来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却变得更加难于实现，社会对于单一财富价值观念与幸福生活之间关联性的构建，使得所有的评价标准在这里都殊途同归地进入到了以财富的多少和金钱的占有为核心的轨道上来，其拥挤的状况并不能够真正使人感受到因为占有了财富而应该有的快乐和幸福。因为，依照一般性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似乎可以说明，人的生存在其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更多的可能是社会和自我价值的需要，而这方面显然不是金钱和财富所能够完全通过购买的商品化的形式得到实现的。这也许是今天我们社会建设中最为需要注意的一点。当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趋同性地追求单一一种的成功之路时，我们这个社会的压力和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也许当整个社会开始以房产的是否独占为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的时候，那些无法获得这种独占权的人士，其生存的压力以及发展的空间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在今天信息快速传播的社会中，我们真正需要有一种社会自身的缓解机制，让人们能够真正去放弃一些自己所不能够胜任和实现的追求，而去追求自己认为值得为之付出的价值目标，而这肯定不是单一化的金钱意义上的追求。
现代成功学应强调人的多元发展
对于成功的追求也许是一个社会能够得到发展的动力所在，但是成功的实现却是并没有一定之规的，我们也许可以把成功人士的成功经验加以归类，但是却无法真正总结出来一种成功获得的途径，而至于说到成功的捷径，那更可能是无法真正用言语能够说清楚的一些机缘巧合的事情，我们古代都愿意把这说成是所谓的“秘籍”或“秘方”，一般是秘不示人的。但实际上这些东西也不一定真的那么神秘，只是用一般的语言无法去加以概括和总结罢了，更多时候变成是一种口耳相传的神秘体验了。随着我们现代社会传播技术手段的发展，已经没有任何的具有神秘性的去魅知识的追求，成功的方法也不再是深藏不露的所谓秘籍或秘方，而真正成为任何一个人只要肯花钱就可以购买到的书籍、读物和光盘，这些媒体物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在把一种有关成功过程的神秘性打破掉了，没有了这种神秘性，表面上是一种思想的启蒙，但实际上人们原有的由内而生出的一种敬畏之心也就不再可能存在了，由于缺少了这样一份敬畏之心，那么隐含在这表面化的并无实际意义的成功规则后面的一些更为深刻的内容也就无法真正让人愿意去细细玩味了。
一般而言，一个人成功了，写一本书来记录自己的成功历程，以此来激励后人，这显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经验积累。但是，我们无法借此去否认个人成功的偶然性以及时间和空间上的不确定性，也许，同样的做法在某一个人是成功了，但是在另外一个人就可能是失败的，这些不同和个人之间的差异真正是难于用某几条有限的原则去加以框定的。在西方的社会里，很多东西都强调知识的获得，一个人成功了，认为这是一套可以宣示给后人的知识，有必要用文字记录下来，让后人尽可能精确地去做一些模仿，因此在西方的书店里，传记类的书籍就很多，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多的成功人士最后强调的是归隐，是从这个社会中退出来，因此像陶渊明那样的挂印归去的官员不但不被看成是一种失败，反倒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看成是比占有了更多财富和地位的人有更高成就的人，陶渊明的形象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影响很大，而且报以肯定的方面居多，这也许是我们的文化里的一种看待什么是真正成功的传统智慧，即鼓励一个成功之人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急流勇退，这在这个社会看来并不意味着一种失败，而是一种更大智慧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可能是我们社会与西方社会在看待什么是成功的最终归宿上的一个分离点，是可以加以深入比较的文化思维上的差异。也许，我们的文化在看待成功的最高明之处是采取了一种放弃的策略，而不是费尽心机去占有因你的成功而获得的东西，因为那些是无法真正能够伴随着你一生的，真正可以把握的是如何度过成功以后的当下的存在，在中国文化的智慧中，对于这种生存的奥妙，却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以去加以利用。而我们以前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像把洗澡盆里的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一样，忘记了在这些被界定为是陈旧的糟粕的东西中的闪光的智慧。
成功也许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的理想，但是，如何看待有意义的成功，学会放弃一种过于执着的成功追求，这不单是古代人所需要的生存性智慧，而且还是现代人自我反省之后渐渐领悟出来的一种生存性的智慧。我们今天的世界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一种发展，而是强调经济发展之外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强调非工业化的绿色生活品质的提高，这些都在向经济发展的单一性提出了一种严酷的挑战，人们在诅咒着因为过度的、单一化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的破坏，人们学会了放弃大工业的生产，放弃了高耗能的产业，以此来唤醒人们在单向度地去追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意到社会与文化对于人生存于这个世界中的真正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成功绝不意味着单一性的金钱的积累，它更可能是人的存在状况的改善以及生活意义的获得，离开了这一点，所谓的成功无非就是一种引诱人们为一个子虚乌有的目标而奉献出自己全部心力的但实际却离开人的本性极为遥远的意识形态。这显然不是现代社会所真正追求的，更不是人本身所真正需要的。而这恰恰是在当下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社会中，现代的成功学以及依据这种成功学所发展出来的教育方法和理念所应该去加以自我反省的。
当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和成功观
追求幸福和成功是每个人的正当而天然的权利，但许多人却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路上落入了陷阱，这是值得所有人警惕的。因此，指出这些误区和陷阱非常必要。
有关幸福和成功的话题从来不缺乏世人的关注。幸福始终是全人类的共同渴望和永恒价值，正如亚理士多德所说：幸福是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是人类存在的至上目标。如果去问不同人种、国籍、文化和信仰的人们同一个问题：你们希望自己幸福吗？得到的答案应该都是肯定的、一致的。同样，无论从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来看，追求成功也是人类的内在驱力。从进化和种系发展的角度讲，人类大多数时间里都面临着食物、资源和求偶等诸多方面的竞争，同时也在进行着智力、体力和技能方面的比拼；当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人类开始向着更高的需求层次迈进时，会转向对个人自我实现的关注，从而更加向往成功和卓越。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形态和文化范畴中，对于成功的理解和设定不尽相同，但人们渴望成功的心情一如既往地迫切。
幸福的悖论与成功的误区
在探讨幸福和成功的关系之前，我们必须界定什么是幸福，当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和成功观追求幸福和成功是每个人的正当而天然的权利，但许多人却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路上落入了陷阱，这是值得所有人警惕的。因此，指出这些误区和陷阱非常必要。什么是成功。有关幸福的定义有很多，但这些定义有相通之处，例如有学者建议将幸福定义为持久的快乐加意义；诺贝尔奖得主
Daniel Kahneman在《重新定义幸福》中指出，幸福包括：（1）
整体的幸福感；（2）积极的人格特质；（3）积极情绪；（4）愉快的感觉。心理学家Ed Diener
则言简意赅地指出，幸福就是生活满意度高，积极情绪多而消极情绪少。我们将这些观点进行总结后认为，幸福是个体对自身及环境的满意，即包括瞬间的快乐感受，也包括长久的意义体验。
对成功的定义则一直存在争议。因为成功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总的来说，我们比较认同斯腾伯格在其《成功智力》中对于成功的阐述，他对成功的定义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个体通过努力能够最终达到的人生理想目标的成功；其二，是每个正常的个体都可以发展的成功。斯腾伯格还区分了学校里的成功和生活里的成功，他认为生活里的成功是个体用创造和实践的能力去适应环境、选择环境和塑造环境，并最终获得的期待的结果。
从幸福和成功的定义可以看出，二者都涉及自我实现和对环境的满意。正因为如此，有关幸福和成功的描述总是交织在一起，使得二者看似密不可分，例如春秋时期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中的“富”即富足，其实包含了通常意义上的成功的元素。还有学者总结说，先秦儒家有一整套关于幸福的主张，认为幸福的人生应当是向内修身养性，形成仁、义、礼、智良好的道德品质；向外要齐家、治国、平天下，求取功名。这种观点将个人修为和建功立业都视为成功的要素，同时也是幸福的标志。
需要明确的是，追求幸福和成功是每个人的正当而天然的权利，但许多人却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路上落入了陷阱，这是值得所有人警惕的。因此，指出这些误区和陷阱非常必要。
心理学家们已经发现，如果仅仅是狭义地将成功界定为获得财富和金钱，那么成功和幸福的关系是不确定的。首先，我们不能片面否定金钱的积极作用。有研究者指出，当个体收入的增长是缓慢和稳定的时候，确实能导致个体幸福感的增加；另外有一些有趣的实验说明，哪怕只是数一数钱，都能增加积极情绪并有效缓解生理和心理疼痛。其次，要认识到金钱和幸福感的关系并不完全是线性同步递增的关系。美国对100位最富有的人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幸福感只比普通美国人高一点点。还有研究者发现，收入的迅速增加反而会降低幸福感。有一位叫Brickman的心理学家做了一项很有影响的研究，他调查了彩票中奖者和车祸截肢者的幸福感，当幸运和灾祸到来之初，这两类人的幸福感确实有很大差别；但6个月后进行第二次测试时，结果却发现这两类人的幸福感几乎处于相同的水平。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就是，人天生具有一种适应性，如果刺激水平不变，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性会随时间流逝而逐渐降低。
美国盖洛普市场及民意调查公司2005年至2006年进行了一项以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30万人为样本的收入与幸福感的调查，所覆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96％，由盖洛普公司高级科学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教授研究结果显示，收入与人生满足感成正比，但与幸福感关联不大，也就是说，金钱难买幸福。
人们的满意程度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但愉悦感、幸福感等积极情绪与其他一些因素密切关联，如受人尊敬、独立、有朋友、对工作满意等。
群体的表现和个体也是一致的。心理学家奚恺元曾对中国 6
个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度指数的测试。结果显示：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从当前幸福度指数与人均月收入对照来看，上海人均月收入最高，但幸福度指数排倒数第二，成都人均月收入最低，但幸福度指数排第二，杭州人均月收入居中，幸福指数却最高。从国民幸福来看也是如此，当国家较为贫困时，收入增加能够带动国民幸福感的增加，而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8000美元时，国家财富就不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或者根本不产生影响，收入与国民幸福感的相关就消失了。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叫做
“伊斯特林悖论”，其实也可以根据前面所说的心理适应性原理获得部分的解答。总而言之，当人们简单将成功等同于财富或金钱时，一定会在这种飘忽不定的关系中迷失方向。
除了将金钱等同于成功和幸福之外，当前流行的成功观还存在几种主要的误区：
第一种误区是将成功绝对化，认为成功就是一定要出人头地，占据领先优势。这是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成功观，将所谓的成功作为人存在的终极意义，变相地鼓动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无节制地攫取资源，抢占有利地位，甚至不惜伤害他人。
第二种误区是将成功狭隘化，其显著特征就是宣扬这样一种理念：每一株小草都应长成参天大树，每一个小个子都能成为姚明一样的篮球巨星。这种理念的励志成分总能打动很多人，但是理性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它其实否定了个体差异存在的客观性，以及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幸福的可能性。
第三种误区是将成功模板化，认为成功可以简单复制。我们认为，成功人士的做法和某些意志品质确实可以借鉴，但其经历很难模仿和复制，因为每个人的成功历程中都伴随着太多机遇和巧合的成分，而这些成分往往对于个体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完全照搬他人经验以期获得成功，无异于刻舟求剑和缘木求鱼。
当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成功观和幸福观
成功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性的成功观，秉承这种观念的人追逐成功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我实现或有益于他人，而是为了满足私欲、自我炫耀、弥补过往某种心理缺失或者凌驾于他人之上。这种成功观是功利的、短视的，同时也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人为了欲望的满足很容易忽略过程和手段的正当性。当今社会中的食品安全、工程质量、盗版泛滥等等诸多问题，都是这种工具性成功观的反映。除此之外，工具性的成功观也会导致消费观、爱情观等其他一系列观念的扭曲，炫耀性消费、报复性消费、拜金主义的婚恋行为等等。另外一种是价值性的成功观，其核心观点是，成功在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是多元的，成功并不只有一种固定的衡量标准；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一番伟业，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和思想，这当然是一种成功，但如果一个人能够扮演好属于自己的社会角色（如做一个病人的好医生、妻子的好丈夫、母亲的好儿子，孩子的好父亲）、享受正当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坚持做正确的事，即使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同样也是一种成功。显而易见，我们应当提倡价值性的成功观，以此指导我们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同样倡导一种科学的幸福观。这种幸福观包括：
首先，正如我们之前提到，幸福是个体对自身和环境的满意。自洽感的提升，道德方面的自我完善能够提升幸福感，外部世界中优美的环境、芬芳的气息、爱慕的对象同样也是幸福的源泉。我们不倡导苦行僧式的摒弃外部世界才是达致幸福的不二法门的理念，因为幸福既来自内部，也源自外部。
其次，重视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是幸福的重要源泉。这一点在中国这种重视亲情连接和社会关系支持的文化下尤其重要。有研究表明，进行亲密的谈话能够有效增进双方的幸福感；对美国大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最爱参与进行交际的
20%的大学生幸福感远远高于最不爱交际的那部分大学生；如果你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个快乐的人，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值是12%，而获得2000美元所带来的幸福感增加值才不过6%。
第三，懂得利他。乐于帮助他人的人会收获更多的幸福。传统观点认为，人们会因为我们帮助了他们而喜欢我们，而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会更喜欢自己帮助过的人。另外，通过帮助别人，我们能够获得持久的意义和快乐。在
Science上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只有一种花钱方式能够增进幸福感，就是将钱花在别人身上。研究者给两组被试相同数额的现金，一组被试被要求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另一组被要求给其他人买礼物，钱花完后测查两组人的幸福感，发现为别人花钱组感觉更幸福。
第四，学会感恩。在一项研究中，三分之一的被试被要求记下一周内的琐事，三分之一的被要求记下一周中值得感激的事情，另外三分之一什么也不做。一周之后测查发现，记录感恩的被试的幸福感比其他两组高了近25%。（作者：窦东徽
樊富珉 单位：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相关链接：幸福的当代样本之“老大”
“喧嚣的世界里常看不清楚，只为你的路上不再孤独，让我们牵着手去寻找幸福，你幸福我才幸福。人生的岁月里有芬芳几度，只愿你的脸上春风常驻。”
——电视剧《老大的幸福》片尾曲
《老大的幸福》是2010年最火的电视剧之一，该剧讲述的是憨厚老实的足疗师老大来到北京寻找“幸福”的故事。憨厚老实的傅吉祥在东北小城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几个自以为事业成功生活幸福的弟弟妹妹要帮大哥换一个活法，极力安排他来到北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使得吉祥在弟弟妹妹们的家里和单位闹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情，但也因此让大款二弟、官迷三弟、痴迷房子的四弟、股疯小妹如梦初醒并得到了各自真正想要追求的幸福，吉祥也重新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该剧通过讲述一家兄妹五个不同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生活态度的碰撞、纠葛和互动，生动展示了当代中国都市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从而探讨和诠释了当代中国什么是人间真正的幸福以及应该如何去追求幸福的哲学命题。
尽管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让老大在陌生的大都市里四处碰壁，但老大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像一座大山一样成为弱者最坚实的依靠，展现了独特的人格魅力，最终令众人感悟到
“什么才是幸福生活”。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定义都是不同的。电视剧中“老大”认为活着就是幸福的，人生总是跌宕起伏的，只有知足才能常乐。
《老大的幸福》准确地把握社会转型期大众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变化，朴实感人，不但有浓浓的亲情，更让人感受到令人积极向上的阳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儒家所倡导的幸福观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对中国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影响最为深远。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在全球化浪潮汹涌冲击、西方价值观受到追捧以及国人普遍感到精神无根的当今社会，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幸福观问题上的思想和观点，对于追求幸福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福”幸福观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 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终命。六极： 一曰凶短折，
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长寿、富足、健康平安、爱好美德、善终正寝这五方面内容构成了幸福的要素，而六极的内容则是遭横祸短命夭折、不健康而常抱疾病、多忧愁而不得开心、困乏于财、貌状及丑陋而遭人厌恶、志力懦弱而常抱惊惧之心。由此可见，五福皆是吉祥好事，而六极则皆是穷极恶事。福者，人之所欲，皆向往之；极者，人之所恶，皆畏惧之。
儒家德福一致的幸福观
儒家把寿命、富贵等幸福的要素看成是外在的，是由上天或命运决定的，唯有 “攸好德”是人自身可以把握的，能够通过人的努力而获得。
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把幸福看作是高于任何物质生活和境遇本身、超越富贵贫贱之上的一种心理体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吃粗粮，喝生水，弯曲着胳膊当枕头，乐在其中，不正当的财富和官职就像过眼烟云。在孔子看来，幸福与物质的丰裕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采取“不义”即不道德的方法获得富贵，那不是真正的幸福，是不值得人去追求的。
传统儒家幸福观主张德福一致，认为道德与幸福内在融于一起。儒家强调美德对于幸福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美德，就不可能获得幸福，人生的幸福体现在个人的善行之中，人们不断提升个人美德的过程就是追求幸福的过程。而为了修炼美德，就不能执着于物质生活的享乐之中，即便是
“一箪食，一瓢饮”，只要能够修得高尚的品德，这样的苦行精神也是值得赞颂的。在儒家那里，幸福只是道德的伴随物或附属物，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一个人有了美德，幸福也就随之产生。西方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康德有着与儒家德福一致相同的思想。道德和幸福是康德伦理学中的一组范畴，康德认为道德高于幸福，道德不可化约为幸福，幸福包括“使自己幸福”与
“使他人幸福”两个方面，后者比前者更具有道德意义，尽管德福一致实现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但人们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努力追求德福一致。
传统儒家幸福观主张仁爱幸福。这一观点与德福一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为美德要求人们不能只注重个人的幸福，而应当将个人的幸福融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整体之中。仁爱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仁就是恩及四海，就是博爱，它要求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要对他人施与善心，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在他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提供支持。仁爱幸福体现的是“自我独乐不如与民同乐”
的幸福境界，实行仁爱的方法是“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终实现普天下人的共同幸福。
由于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占有主导的重要地位，所以，尽管出现了如道家、墨家这样的与儒家不同的幸福观流派，但是，儒家所倡导的幸福观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对中国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影响最为深远。
道家合于自然的幸福观
与儒家幸福观不同，道家主张合于自然的幸福，认为万物的本然状态是最好的状态，一个人是否享有真正的幸福，不是看一个人是否拥有财富、地位和知识，也不在一个人是否具有他人所尊崇的德行，而在其是否合于道或自然，如果顺应自然之性，就能得到最大幸福，所谓“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在老子看来，世界是一个运动的世界，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事物总是会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他提到很多辩证关系，如动静、高下、长短、祸福等。而祸福是一对贯穿一个人一生的概念，福与祸的转化过程就是人的生活的全过程。因此，幸福是一种辩证运动的过程，是一种内心和谐的运动状态。
老子认为，幸福与不幸的关系是辩证的，是互为基础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道德经》）其意是说祸与福乃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祸正是福的依靠，福正是祸的潜藏之处。谁能说清楚祸或福发展到什么样的极限就会向反面转化呢？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不可能有确切无误的答案的。正常的事情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反常，好事发展下去也可能变成坏事。”怎样理解祸与福的这种辩证关系，是获得人生幸福的基础。
道家告诫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不必太在意一件事情在当下来说是祸或是福，从辩证的思维看，一种因素中往往潜伏着对立的另一因素，祸与福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老子进一步阐述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认为祸、福虽难以预测，但可以依靠人的努力去转化和维护，从而在祸福面前形成更为平和的心态，达到一种坦然而和谐的幸福状态。在老子的思想中，世间万物都是运动的。对于人的行为而言，“无为”并不是不行动，而是顺应自然而动，“不争”亦不是不行动，而是回归事物的自然本性，是一种如水一般的运动。人通过各种行动而使内心得到满足，在这种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人在动态的行动中满足自我，从而产生幸福感。道家把幸福理解为一种运动的过程，在运动中把握幸福，才能使幸福在生命的运动中持续存在。
道家并不否认人的需要或欲望，认为人的需要或欲望都不是确定不变的，而人产生正常的需要和欲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贪欲却是祸害的源泉。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罪过没有比填不满的欲望更大，祸害没有比不知道满足更大，灾难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所以，一个人懂得满足而感到心满意足，就能经常处于满足和幸福的状态。
墨家义利并重的幸福观
春秋时期，社会上充斥着天命论、宿命论的观点，人们相信福寿、贵贱、贫富是由上天安排的，人力无法改变，只能通过占卜知晓天意而按其行事或通过祭祀取悦上天以求赐福于人。墨家力排众议，
“明天志”但“非天命”，对当时预定论的天命观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墨家也讲敬畏天，但认为
“天”不是世间万物、人事祸福的主宰者，而是一个判断是非、赏善罚恶的监督者。天不能决定人的命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人也不必听命于天，人的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凭借的是自己的
“强”与“力”，“强”指奋发图强，“力”为努力劳作，“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寒。”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墨家认为，幸福的获得除了需要强力之外，还必须以“义”为其做合理性辩护。“万事莫贵于义”，“义”是墨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与“明天志”一脉相承。
“天志”表现在人间就是“义”，求利而思义，人的强力必须限制在
“义”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追求幸福的方式必须避免伤害到“义”，一旦丧失“义”的标准和尺度，强力就会导向幸福的反面。“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通过“ 明天志” 、“
非天命”、“强”、“力”及“义”等概念，墨家完整地阐述了关于幸福获取方式的相关观点：幸福不在于天命而在于义力行事，人们只要贵义而重力行，即努力劳动并持之以恒地践行道德行为就可以得到幸福。
中国古代民间文化中的寿禄幸福观
古代民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与正统的、学理性的传统文化相比，民间文化更加鲜活生动、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实际，因而，对老百姓的幸福观影响更为直接。对生命价值、家族兴旺的重视，形成了民间的寿禄幸福观。
第一种表现形式是将追求幸福与生命价值联系在一起。“五福”之说，把
“寿”排在第一位，其核心内容也是“寿”，其他如“康宁”、“考终命”可以说是寿的同义反复。后人所说的“五福”又指“福、禄、寿、喜、财”，为人生幸福的总称。五福之中寿为先，并有“五福捧寿”之说。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芸芸众生，长寿是中国人极端关心的永恒主题，显示了中国人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事实上，人生的幸福都必须建筑在生命的基础上，没有了生命，幸福便无从谈起。因此，在中国民间传统的幸福观中，长寿之福是最受重视和推崇的。
对于民间百姓来说，民俗活动中的祈寿仪式体现了他们对长寿幸福的向往和追求。生日祝寿是最常见的祈寿仪式，围绕祝寿的活动主题极为丰富，如吃长寿面、做寿桃、贴寿字等。寿字有许多装饰变化，长形的寿字叫“长寿”，圆形的寿字叫“团寿”；寿字还广泛应用于日常家具、用具、建筑和器皿上，反映了中国人用“寿”字护佑自身、追求健康长寿的幸福愿望。
第二种表现形式是将追求个人幸福与家族发达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父系制血缘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将个人的一切都与家庭、家族联系起来。因为个体的生命既不可能长久、恒寿，所以，个人愿望的实现就不能仅求之于一己之身。中国传统婚姻的本质就是传宗接代、香火永继。虽然人人希望长寿，但个体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个人全部的人生期待和愿望并不能通过自己短暂的一生得到充分的实现，因此，家族的延续对实现自己的未竟幸福理想至关重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家族“香火”是最不能原谅的罪孽，只有不断地延续家族“香火”，家族才能后继有人，因之，人丁兴旺、子孙有为、光宗耀祖便成为个人幸福的体现。
追求人丁兴旺体现了古代民间对幸福的一种理解，而这样的幸福还需要在“高官厚禄”中得到充盈。“禄”有追求功利和社会地位的含义，《说文解字》释曰：
“禄，福也。”商周时称接受爵位为福、得到君王赏赐为禄。封建社会中，官越大薪俸越多，因此，禄也有官位、俸禄的含义。在民间，官禄世袭一直受到人们的向往，而人丁兴旺是官禄世袭的基础。民间常见的“五子登科”、“带子上朝”、“苍龙教子”、“辈辈封侯”等图案，以不同的祈禄内涵满足了人们的入仕心愿，“禄”不仅是个人成功、获得幸福的标志，而且也是家族发达的延续，“功名”
成为中国古代民间幸福观中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幸福观分析
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人的幸福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改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多元化价值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变化。在经济生活领域，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
在政治生活领域，
尽管民主政治建设尚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人们的民主意识普遍得到提高；在法律生活领域，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使得个人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相对有效的保障。这些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使得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尊重，为人们理解幸福、感受幸福、实现幸福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人的幸福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改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多元化价值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的总体特征
一是幸福观与实现个人价值紧密结合。虽然对于什么是幸福观，人们有不同的表述，但在构成幸福的诸要素中，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政治统帅下的计划经济，人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而被客体化和异化，人们只能在政治服从和被安排的前提下工作和生活，不能自由和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潜能，限制了通过自己的奋斗而实现个人价值并感受幸福的可能性。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确立，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发展自我的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觉醒和高扬，人们拥有了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而实现自我价值，进而获得幸福。
当代中国人看重实现个人价值之于幸福生活的意义，而社会又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机遇，政治日渐昌明、经济不断兴盛的社会环境激发了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自信，个人自然就会把发展和成功与幸福结合起来。但是，成功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人们对成功的认识亦不尽相同。为国家和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是成功，但更多的情况是，在自己的平凡工作岗位上，认真履行职责，受到大家的尊重，这也是一种成功，而幸福就存在于实现自我价值、走向成功的过程之中。虽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出轰轰烈烈的成功业绩，但人们依然可以因为实现了某个人生的目标而感受成功的喜悦与幸福。例如，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在岗位上心情愉快，能够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这对普通人来说，就是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成功和幸福。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幸福状态，是将幸福观与实现个人价值结合起来的真实展示。
二是幸福观趋向世俗化。注重物质生活幸福是幸福观趋向世俗化的表现形态之一。改革开放前，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上大抵处于相对平等的贫困状态，受“越穷越光荣”的政治价值观引导，人们淡忘了对物质享受的追求，那时候的幸福与物质追求和物质享受相分离，人们甚至不能提及物质享受之于幸福生活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这就为追求物质生活的幸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人们通过合法劳动得到相应的物质回报，不断改善自身的物质生活水平，自然能够增强个体的幸福感。将获得幸福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这是对幸福的一种合理理解，无可厚非。但是，一部分人在追求物质享受与获得幸福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认为幸福的程度与物质生活水平高低和物质财富多少成正比，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弥漫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在人们幸福观上的体现。幸福与物质生活有关，但绝不是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越多就越幸福。
注重眼前利益的现实幸福是幸福观趋向世俗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是幸福观物质化的发展和延伸，因为物质享受看得见、摸得着，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最直接、最紧密，在一部分人看来，追求物质生活的幸福也是最现实的。一家电视台相亲节目的某位女嘉宾一句
“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言论，成为2010
年的流行语。这句话透露出当今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现实幸福的渴望和追求。如果能立即拥有物质财富，即便精神上不愉快，也是值得追求的一种幸福，精神享受在物质财富面前苍白无力。社会上存在的只讲索取、不讲奋斗和奉献的价值取向将幸福观不断推向现实化，使得需要经过长期修炼和培育才能获得的精神幸福遭到冷落。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人们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物质生活越来越优裕的今天，为什么一些人仍然认为自己并不幸福？问题就出在不断满足的现实物质生活失去了精神灵魂，而没有精神之根的物质生活享受不仅不是幸福的真实样态，相反，它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伤害个人对真正幸福的追求。
三是幸福观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幸福是每个人通过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体验生活价值和意义的快乐感受。不同的人身处不同的生活环境，对幸福的理解就会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幸福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可能拥有相同的幸福观，人们对幸福的价值有着不同的理解、对幸福生活有着不同的感受，这体现了幸福之于不同主体所可能展现的多重内涵和多种样态。个人对幸福的不同理解和体验幸福的多种方式，是以个人拥有自主和自由的选择权利为前提的。在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以政治至上为核心价值观，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被政治运动所左右，个人的幸福观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进步”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之一，人们对幸福的理解被限制在一种政治模式之中，不可能以自己认可的方式自由地去感受和体验幸福。
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自主和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人们可以依据对人生意义和生活价值观的认识，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幸福观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引起的观念变革的反映。人们在各自生活价值目标的指引下，可以自由地去体验不同的幸福感受，幸福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色。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征途中，享受现代城市文明曾被认为是幸福的重要指标，当一部分农民因为种地不能满足自身对幸福的追求时，走出村庄到城市打工，尽管在城市生活得很辛苦，却乐在其中，城市文明给他们带来了幸福感。但是，与大量农民源源不断走进城市相对照的是，一些进城务工农民却因城市生活的艰辛而返回乡村，回到他们所熟悉的乡村生活，因为他们认为乡村生活能带来在城市所不能获得的安定、温暖和幸福，这是农民对幸福的自主选择。当代中国人的幸福观呈现出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有人重视物质生活的幸福，有人享受提升精神境界的幸福，有人以服务社会和他人为幸福，有人以健康长寿为幸福，有人以远离喧嚣都市到偏远乡村寻求桃花源般的生活状态为幸福??
二、多元价值观对个人幸福观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元性政治价值观转向多元价值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多元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客观的社会条件，而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西方社会思潮是人们价值观念变化的理论基础。对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幸福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价值观主要有个人主义价值观、享乐主义价值观和相对主义价值观。
个人主义价值观。19世纪40年代，法国政治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讨论了个人主义对于美国人的重要性。美国人把个人主义看作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着创造、开拓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在西方学者看来，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是不同的概念。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主张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的限制。自私自利或利己主义则是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上，为了谋取个人最大利益、获得个人的幸福，不惜违反、损害和牺牲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这是违背道德要求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
与西方对个人主义的理解不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从否定意义上看待个人主义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不少人认同个人主义所倡导的自由、独立和创造的价值观，赞同通过个人的奋斗来获得幸福，而市场经济机制又为个人奋斗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遇，因此，一部分人相信，只要依靠个人奋斗，就能够获得成功和走向幸福。现代社会鼓励通过个人奋斗，但需要处理好个人奋斗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个人主义把自我利益当作行为的出发点，一切行动服务于自我利益的实现，如果无视甚至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个人主义膨胀，就必然走向利己主义。因此，在肯定个人奋斗带来成功和幸福的同时，必须警惕个人主义价值观追求自我利益的本性可能导致的不道德行为。
享乐主义价值观。在古希腊时期，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享受人生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开始孕育和产生。古希腊人崇尚快乐生活和物质享受，导致了享乐主义的产生。伊壁鸠鲁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趋乐避苦是人的自然本性。随着资本主义的生长发育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享乐主义有了更强大的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又由于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人的欲望不断得到释放，享乐主义人生哲学得到了更多人的呼应。
享乐主义是一种物质主义，它将人生幸福简单地等同于物质快乐，对幸福的追求也就自然地演化为对物质享乐的追求。享乐主义在幸福观上的价值导向不是崇高和神圣，而是能满足人们欲望和需求的物质财富。信奉享乐主义幸福观的人喜好在物质财富的竞争和攀比中来展现自身的价值，显示自己的地位，他们认为，占有的物质财富越多，个人的生命价值就越大，幸福感就越强。享乐主义幸福观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物质财富日益丰裕，人们开始享受物质生活带来的快乐和幸福。但是，一些人把物质享受与幸福的关系夸大到极端，是否拥有足够多的物质财富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的标识性符号。中国社会的一个严峻现实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别，如果以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人们的幸福感受，就会对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幸福的内涵带来负面影响，也不能对中国人整体的幸福状态做出准确的判断。在一些贫穷的乡村，虽然物质生活水平相对低下，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然有着他们自己的幸福感受，而这是那些腰缠万贯的享乐主义者们所体验不到的幸福。
相对主义价值观。相对主义是
20世纪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的社会文化思潮。与价值观和幸福观有着直接理论关联的是道德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主张，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不同价值之间无所谓对错和善恶，没有客观的、普遍的、统一的价值标准，道德是个人的“私事”，每个人选择的价值观都具有同样的正当性。因此，人们可以各自信奉不同的道德价值，遵循不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道德相对主义容易造成道德信仰、道德权威的危机，导致享乐主义、利己主义道德观以及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流行。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特别强调道德之于幸福的重要性，提倡德福一致。这里的“德”，既指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指个人行为应遵守的伦理准则。在现代社会，由于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展，人们不仅要与有血缘、亲缘和业缘关系的人交往，还要与更多的陌生人打交道，这就要求人们的行为应遵守那些被社会成员认同的公共生活伦理准则，而个人良好的品德修养能够增强遵守伦理准则的自觉性。虽然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呈现出多样化和差异性的态势，但是，无论追求什么样的幸福，道德对幸福的获得都起着引导和规范作用。一些人以相对主义价值观追求幸福，采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立场，认为只要能获得幸福，自己选择任何价值都是正当的，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这种相对主义幸福观，抽去了道德的根基，将会导致为了个人幸福而不择手段的情形发生。因此，从道德与幸福的关系看，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自觉遵守公共伦理准则，不仅是追求幸福方向上的道德指引，也是体验德福一致幸福观的人生过程。
幸福指数与社会发展
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一般民众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
当前，各地“十二五”规划建议纷纷问世，除了继续提出经济增长目标外，福建、河北、重庆、江苏等省区明确提出了要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在这样的背景下，追求民众幸福、提升民众幸福感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幸福指数构建内涵以及如何对其加以测量，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幸福指数是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
对幸福指数内涵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从主观生活质量核心指标到生活质量核心指标的转变。作为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指数考察的是人们的主观体验；
而作为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指数的评价指标是主客观的统一。
（一）作为主观生活质量核心指标的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意义上的“幸福”并非形而上学以及生活形态层面所理解的“幸福”，而是科学层面所评价的“幸福感”。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所强调的内容相同，它不仅仅关注个人一生的幸福追求，而且还要涉及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从这样的界定出发，整合以往的研究，我们从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出发，将幸福指数视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从形式上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状态。这种体验到的存在状态，不仅受到个体所处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而且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一般民众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
按照我们幸福指数的界定和研究思路，采取逻辑分析与因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可以编制适合当前我国民众幸福体验的测量工具及评价指标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包含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维度。每个维度可以根据一定的准则赋值，在此基础上加和汇总可以得到反映特定时段民众幸福感水平的分数。如果我们以某一年对民众幸福体验抽样调查所得的平均分数作为基点值，将其他年份抽样调查的平均分数与之相比，就可以得到体现民众主观生活质量变化程度的幸福指数，幸福指数所测量的幸福感应该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三者的统一，共同组成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内容。其中，满意度指的是居民对生活不同领域的认知和判断；快乐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正性情感；价值感则是人们的目标定位和精神支撑。
（二）作为生活质量核心指标的幸福指数
基于体验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对幸福指数进行科学的评价，但是仅仅从主观层面来界定幸福指数，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显然有失偏颇，为此可以进一步引入了生活质量的理论来扩展和丰富原有的幸福指数内涵，试图以更加综合性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来评价居民生活的美好程度。
在对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试研究中，生活质量被定义为人的存在（Being）质量，即在特定社会中人们各种需要得以满足的程度和水平，它体现了人的现实存在感以及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并集中表现为人们所享有的客观福利状况以及因此而体验到的幸福感水平。换句话说，生活质量评价的重点是为人们所处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以及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状态的主观体验。这一定义与原有的主观幸福体验评价相比，更加凸显客观的生活数据。从这个层面上，幸福指数就可以理解为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而生活质量是幸福指数的现实载体，所以幸福指数除了涵盖主观指标外，还应该包含客观生存和发展条件方面的指标。结合我们研究所构建的生活质量理论系统，这些客观评价因素主要包含人们所享有的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经济生活质量、政治生活质量、社会生活质量、文化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质量。
从国内各地已有的幸福指数评价体系来看，也不仅仅是主观指标，还包含了客观民生福利方面的内容，如江苏江阴市构建的“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浙江杭州市的生活品质评价指标体系等，实际上就是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的结合。从目前的实施效果来看，这些综合评价体系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评估效果，当地民生状况也从相应的政策调整中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所以，从生活质量层面来界定幸福指数，具备更好的可操作性，也涵盖了更加丰富的幸福内涵。此外，生活质量与政府公共政策具有更加密切和直接的联系，使得生活质量范畴内的幸福指数能为公共政策的调整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
二、幸福指数的实践意义与决策价值
倡导幸福指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与决策价值。提升居民幸福指数是科学发展的生动实践，凸显了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一）提升居民幸福指数是科学发展的生动实践
各地“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增加幸福指数评价，首先是希望发挥其在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功能，从而补充以往仅仅使用GDP等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做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而接下来的重点则应该是追求“国富”与实现“民强”
并举。从单一的GDP评价到补充更具人性化的幸福指数评价，恰恰反映了我国社会整体发展观的转变，即从追求单一的经济发展观到坚持并践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为人民谋幸福，将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提高提升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发挥幸福指数对于人民生活质量最直接的监测作用，就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一方面，通过对居民客观民生福利的满足状况的评价，社会决策者可以制定更加合理的公共政策，促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并提高其共享程度，从而规划和确定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另一个方面，通过对居民主观幸福体验的评价，国家和政府可以直接了解民众的生活幸福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致程度，因为这两类指标的长期不一致，会影响社会发展的平衡和稳定，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要对发展方向进行必要的检测与调整，发挥幸福指数作为监测社会良性运转的“晴雨表”和“预警器”作用。
（二）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凸显了关注民生推动和谐社会的理念
提升居民以幸福指数为核心的生活质量，必须努力实现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实现人的发展权利相关的普遍需求，这就要求社会决策者坚持关注民生，发展公共服务体系的理念，其实质是进一步践行科学发展观，解决如何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命题。中共中央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将“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十一个主要规划之一，凸显了中央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而多个地区在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具体规划建议时增加幸福指数的评价，其强调的主体内容便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体系。
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就是要在提升民众幸福指数方面有所作为，而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是政府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重要着力点。在我国现阶段，收入水平、基本生活需要满足状况，社会公平正义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对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有关扩大就业、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及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等民生内容正符合了上述因素，是对下一个五年发展时期各级政府制定有关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所提出的具体要求和建议，充分体现了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执政理念。
（三）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人的生存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为一切历史的前提，“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野中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只有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才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体现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目标则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具体来说就是维护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增进民生幸福，以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对于幸福指数的关注，强调的就是社会个体客观存在状态和主观心理体验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之一。因为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集中反映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程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和个体体验等的差异，不同地区的、不同的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感受会有一定差异；另一方面，在对生活质量的基本要求上，又体现出一些共同的要求，即对健康、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生活质量各个方面的良好存在条件的追求，对自我发展的追求。总之，对幸福指数进行科学地评价，同时从人民生活质量的范畴上拓展对幸福指数内涵的理解，对于我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幸福观教育：当前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价值取舍和行为准则。如何引导人们树立和践行正确、合理的幸福观，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需要我们加强幸福观教育。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但什么是人生的真正幸福，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幸福，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幸福，需要我们给予深入的思考和科学的解决。亚里士多德曾言，“幸福就是某种善”，“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价值取舍和行为准则。如何引导人们树立和践行正确、合理的幸福观，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幸福观教育，并将其作为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的重要方向和视角，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助人为乐的幸福观，把人生和价值融入到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中，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获取人生的美满和幸福；坚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做到“善小而为”，在别人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积极伸出援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助人和奉献中感受幸福、感受快乐。
幸福观教育：当前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抓手
认清幸福观教育的特点及其对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意义，将其纳入德育工作的总体布局，明确幸福观教育在当前德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下尤为重要和紧迫。
1．
从时代背景和多元文化看，随着社会的转型，现在社会已经和正在从稳定状态与熟人社会过渡到变动不居和陌生人空间。多元文化的互动，使得人们的价值观也不再单一和同质化，而是日渐多元、复杂多样。受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复杂化趋势的影响，人们的幸福观取向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权力至上主义等不合理的幸福观严重影响着民众。有人认为，吃饱穿暖就是幸福；有人认为，“跟着感觉走”就是幸福；有人认为，趋利避害就是幸福；有人认为，及时行乐就是幸福；有人认为，拥有权力就是幸福；有人认为，出名就是幸福??
时代背景和多元文化造成了人们的价值多元化和幸福观多样性。多元中如何立主导、多样中如何谋共识？通过加强幸福观教育，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应对时代背景和多元文化，树立和践行正确、合理的幸福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2．从人们的幸福指数看，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收入提高与人们的幸福感往往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是有条件的。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幸福感与GDP增长的关系逐渐呈弱相关状态。从国外经验看，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高度后，收入增长不一定能够导致幸福感的增长。
在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的幸福和人生的美满。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思想困惑却似乎越来越多、幸福指数并未同步提高，不少人却面临着幸福困惑，甚至出现精神的失衡与错位。有些人虽然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却常常被巨大的失落、苦闷、空虚、无聊感所笼罩，成为物质、金钱或权力的奴隶，精神生活空间遭到不应有的压缩，出现迷茫、焦躁、浮躁、急躁、暴躁等情绪，导致人的价值理想的虚无化和人生的无意义感，甚至出现道德沦丧、价值失范等状况。精神生活空间的空白、
“荒芜”或“杂草丛生”必然会导致幸福感的减少甚至烟消云散。
德育工作理应关注这些问题并在深究原因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之策，这是由德育工作维护与追求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决定的。幸福观影响和塑造着人的精神生活。加强幸福观教育正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和德育工作的着力点，它有助于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升人们良好的德性修养，培养人们健康的精神状态。它既能影响个体的精神健康，又对整个社会的和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引导人们树立健康积极、合理科学的幸福观，提高其精神追求的层次，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和科学发展均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3．从德育工作以人为本的理念看，以人为本是德育工作的本质诉求和根本理念，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根本趋势。江泽民说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德育作为涉及人们精神生活领域的社会实践活动，目的在于通过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进而引导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鲜明地提出了德育工作人文关怀的时代课题。然而现实生活中德育工作未能做到以人为本的情形时常出现，德育工作空洞泛化、宣传教育千篇一律、说教色彩过于浓重、意识形态强塞硬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现象并不鲜见。
幸福观教育符合德育工作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它立足于关注人、关心人、理解人、发展人，在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外在需要的同时，尤其注重人们的内心诉求和心理感受，着力于促进和增加教育对象的幸福和快乐。因而，幸福观教育是落实德育工作以人为本理念的有效抓手。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在德育工作中注重幸福观教育，绝不等于德育工作的其他内容都不重要甚至都可舍弃，可以用幸福观教育取代整个德育工作，而是将其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在德育工作中注重幸福观教育，绝不等于将幸福观教育的内容生硬地纳入或附加于德育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工作之中，而是力图与德育工作融为一体。
幸福观教育：推进的途径与对策
对人们深入进行幸福观教育并将其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需要我们树立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在认识幸福观教育重要意义的基础上，着力从以下方面着手推进：
榜样教育。通过典型示范、榜样教育，以典型和榜样的美好品质去感染广大民众的内心，引导他们更生动、更现实地把握幸福观教育的意义和内容。与此同时，引导人们寻找身边的榜样，通过他们“现身说法”，讲述奉献故事，分享奋斗经历，从身边的榜样身上汲取前进的力量，向模范看齐，形成先进带动后进、少数带动全体的共同进步局面。雷锋传人郭明义的幸福观是助人为乐，他坚信奉献使人快乐、助人使人幸福，因而他说“每做一件好事，就有一股幸福感涌上心头”。这种幸福观虽简单却纯粹，是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个体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协调，闪烁着道德与人性的耀眼光芒。他用言行为我们诠释了幸福的内涵，也为我们思考幸福观问题提供了颇多启示。
需要注意的是，官员、社会知名人士的言行对于一般民众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如何引导这部分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幸福观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和关注。
对比教育。将两类不同现象或事物的属性、特点进行鉴别，从而引出正确结论、提高思想认识，对比教育具有鲜明生动、一目了然的特点。在幸福观教育中，可以通过幸福与不幸、乐观与悲观、享受与贡献、是与非、善与恶、忠与奸的鲜明对比引导人们理性思考和把握如何作为才能真正获得幸福、得到快乐。
电视剧《老大的幸福》就很好地运用了对比手法。傅家五兄妹中，老大幽默仁爱、善良睿智，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四个自以为生活幸福、事业成功的弟弟妹妹或是官迷，或是股疯，或是北漂一族，或是傍大款。五人的境况对比，让我们对什么才是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怎样感受生活中的幸福有了更深入地认识。
体验教育。幸福是以个体的感受为条件的，让人们在社会生活、社会实践中体验奉献的乐趣，在奉献社会、帮助他人中感受快乐、在做好事中体味奉献者的幸福，可以深化人们对幸福观的认识和理解。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期间，表现优异的志愿者获得了全世界的广泛好评。在服务他人的同时，志愿者自身也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源于奉献的快乐和付出的欣慰。显然，相比较其他任何有形的幸福观教育，这种体验效果要好很多。2010年年初，美国科学促进会通过研究发现采取以下5种做法可以显著提高幸福感，即学会感恩、保持乐观、历数遇到的好事、发挥自己的长处、多做善事。这为我们开展幸福观教育提供了思路，应积极引导人们体验这些做法。
把握时机。选择好的教育时机会使幸福观教育效果事半功倍；反之，时机把握不准会使幸福观教育效果大打折扣。社会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出现或发生时，往往是加强和改进幸福观教育的重要契机。重大事件、重大活动构筑了具有特殊意义和独特内涵的教育契机，能够极大地调动教育资源，广泛地引领教育对象，是加强幸福观教育的有效平台和重要时机。在这些事件、活动中，往往由一大批平时默默无闻的人站出来，勇于承担责任、敢于为国分忧、设法帮助别人，如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玉树地震、上海世博会等事件中，一大批志愿者纷纷行动起来，他们的精彩表现感动了世人，也给人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幸福观教育课。
营造氛围。整个社会的氛围营造、风气改善是社会教育资源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当下，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对社会具有空前的引导作用、对人们具有空前的影响力，在社会氛围营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媒体和舆论的理念、导向、内容等在或潜或显地影响着民众，影响着幸福观教育的实效性。
因而，应引导媒体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宣传科学的幸福观，发挥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重要作用，多一些朴实、多一些责任、多一些正义，少一些炒作、少一些猎奇，少一些恶搞，坚决媚俗从众、只顾经济效益舍弃社会效益、只顾牟利赚钱而兴起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努力营造有利于幸福观教育的和谐氛围和优良环境。
凝聚合力。幸福观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个别人、某个单位就能做好的，应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着眼，加强家庭、学校、单位和社会的整合和协作，做到方向上统一要求、时空上密切衔接、作用上协调互补，发挥各自优势，调动各自力量，在幸福观教育的理念、内容、方式等方面达到和谐统一和最优结合，形成教育的整体效应，力求实现幸福观教育的整体性与协作性。
树立助人为乐的幸福观
助人为乐是一种代表和谐文化的幸福观，它表明一个人的幸福来源不仅仅是自己需要的满足，而且在于他人的幸福与否，各方以对等互助的方式实现最大幸福的状态。
幸福观与价值观紧密相联，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价值观对于人们能否拥有正确的幸福观、获得快乐的生活、营造快乐心态影响极大。互利合作的交易原则、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利他主义的道德境界、健康的自尊等，都是有助于人们快乐实现的思想法宝。人们可以生活在一个贫困的现实生活之中，但对世界充满爱心并乐于助人，他仍然可以生活得充实，并拥有快乐。正如雷锋传人郭明义所言，在帮助他人、温暖他人中，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快乐。现今，我们需要考虑倡导什么样的幸福观，正确认识利己和利他的关系，并且重新学习助人为乐的价值意义。
一、正确认识利己和利他的关系
站在经济学的视角来解读这一命题，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树立助人为乐的幸福观。从斯密、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到阿尔钦的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坚持采用“利己”假设，他们认为“利己”行为符合常识。然而，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利他行为表明了人不可能是完全利己的，从而迫使经济学家重新审视利己与利他的内在关联。于是，杨春学、汪丁丁、叶航等人从“利他”假设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规律，他们认为个体的行为动机不仅仅在于关心自己，也包括帮助他人。因而，在分析个体行为的时候，应当考虑伦理道德、环境背景、社会心理等等影响利他行为的因素。理论上讲，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证明了完全利己行为最终不能真正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否定利己假定。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利他行为表明了人不可能是完全利己的。所以，个体的自利心和利他心是相容的，完全利己行为最终无法达成共同利益，这就促使局中人选择合作而非对峙行为。
与经济学家们关于利己和利他的观点类似，快乐理论认为在以往的行为视野中，行为主体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忽视了自利行为是否侵犯他人的幸福利益，从而导致了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现象。而事实上，在个人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人们行为的基本规律是“约束条件下的利益（自身与他人的幸福）最大化”。人们“应当”以是否有利于增进人们的幸福为终极的价值判断依据，有理性地追求幸福，而不是依据自己的偏好来满足自己的幸福要求。利他行为能给局中人带来许多快乐，同时使别人也获得了快乐，从某种意义上讲，利他便是利己（所谓助人为乐）。因此，树立助人为乐幸福观的关键问题是转变行为主体的价值理念，即认清快乐幸福生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大多数人的幸福才是人们和谐相处所追求的方向。特别是需要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强调利他行为的价值意义和参与合作的共赢模式，培养一种“助人为乐”的组织氛围，鼓励组织成员的奉献精神，弱化或摒弃自私自利行为。
二、树立助人为乐幸福观
快乐与幸福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这里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己幸福的最大化，而且是全社会的幸福最大化。其方法就是自己幸福，别人也幸福，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不损害别人幸福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幸福，或者在追求自己幸福的时候也帮助别人幸福，全社会的幸福就能够最大化。具体而言，全面地、科学地树立助人为乐的幸福观，大致需要理解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培养正确的思想观念、健康的价值观。幸福的人生一定有幸福的思想观念。有正确的思想观念才会有正确的行为，有正确的行为才会有正确的习惯，有正确的习惯就会有正确的性格，有正确的性格就会有好的命运，有好的命运，人生一定会幸福。价值观是人们对于存在世界的看法与认识态度，人的行为都是在相应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正确的思想观念和健康的价值观能够提高人们对世界真理的认识，使人变得更加有知识和理性，从而为提高人们的工作技能、获得事业成功奠定基础，使晚年能够享受丰富的人生成就与幸福生活。
第二，保持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积极做一个快乐人。影响快乐与痛苦的因素大部分不是天生的，即使有些因素如相貌、性别、性格等与遗传有密切关系，但还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加以完善，使之往有利于快乐的方面转化。幸福心理学家威尔逊(Wilson)总结了快乐人的大致特征：“快乐的人是年轻的、健康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较高收入的、外向的、乐观的、不焦虑的、有信仰的、结了婚的人，且具有高的自尊、工作热情，与其性别和智力相适应的志向或期望。”
保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获得心灵深处的精神快乐提供了重要帮助。
第三，一个人的幸福最大化，是其一生快乐积分的最大化，而不只是眼前的快乐或享乐。一些人以为一谈到快乐幸福就是注重眼前的享受，其实这是片面的。其实，我们追求快乐幸福生活，是讲人一生的快乐积分的最大化，而不只是眼前的快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更加注重健康、亲情、社会公正、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提出超越快乐原则，即为了最终的快乐，需要延缓获得快乐的进程而忍受短期痛苦。
第四，幸福是多方而非单方的事情，最大幸福是以个体追求幸福最大化为基础。我们讲的幸福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不只是少数人快乐。这是幸福观中的一个重要准则，《东方红》中说的为人民谋幸福就是要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18世纪英国著名伦理学家边沁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原则，他主张这一原则应当成为我们立法与道德的基础，并因此在18 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一场快乐主义思想运动。这一运动及其遵循的原则对于今天欧洲社会和谐图景的构建起到了思想观念基础作用。
第五，利他行为是人们获得幸福生活的源泉，利他主义者更能够收获幸福。帮助他人不仅仅使自身获得了快乐，同时使别人也获得了快乐，即“快乐会传染”，个体越快乐，组织里的其他人也会越快乐。组织中的利益主体要考虑到各自不同的利益要求，互相尊重、帮助和信任无疑是各方幸福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乐于助人”和“服务他人”的奉献行为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这种行为推动局中人顺利地向着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
三、助人为乐的价值意义
助人为乐，就是助人者在向他人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收获了他人提供的快乐。从经济学家们对利己和利他行为的研究取向可以看到，以助人为乐为代表的利他主义可能对未来社会发展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助人为乐是培育社会主义文明新风的时代要求，它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的伟大实践具有深远的价值意义。
第一，转变人类自利心理，承认利他行为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理念。我们今天的发展理念似乎还是以GDP或者效率为中心的，个人则以物质利益和自身利益为中心。快乐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与收入增加只是手段，并不是终极目的，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与终极价值是人们的快乐幸福生活。今天我们倡导快乐幸福的终极价值理念以及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是一个根本性的理念转变，即把经济发展真正转变到以人的快乐幸福生活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把人们的自私自利行为真正转变成自利与利他相融合的轨道上来。确立这些理念会使人们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幸福快乐的生活，而不是多多益善的钱财，更不是单单一方的幸福。
第二，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全面调整到以多数人幸福为核心的基础上来，使“助人为乐”成为道德的典范。人类存在着广泛的快乐需求，只有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全面调整到以多数人幸福为核心的基础上来，始终围绕国民快乐原则及其需要层次变化来修正与拓展国民经济产业部门发展，围绕国民快乐需要而进行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劳动保障、收入分配、公共财政政策的调整等，才能够真正构建起“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的幸福中国。但是，多数人的幸福离不开乐于助人、主动奉献的行为个体。利他主义者用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服务精神，培养奉献行为、助人为乐的浓厚组织氛围，有力地促使形成
“幸福最大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第三，创新和谐社会的管理模式，确立以最大幸福为核心的社会发展体系。各方的最大幸福是以个体的幸福最大化为基础，利益主体在追求幸福同时，必须以他人幸福为参考依据。确立以国民快乐幸福为核心，重视多数人对幸福生活向往和诉求的社会发展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构建起和谐社会，真正实现国民的快乐幸福生活。利他行为是人们的快乐源，并且也是各方努力意愿较高的幸福因素，这说明帮助他人者能够获得快乐。行为主体的幸福是以他人幸福为基础，如果别人得不到幸福，你也不可能幸福。所以，新时代背景下自身与他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实现和谐发展的根本战略途径。
助人为乐是一种代表和谐文化的幸福观，它表明一个人的幸福来源不仅仅是自己需要的满足，而且在于他人的幸福与否，也就是说，各方以对等互助的方式实现最大幸福的状态。我们相信社会环境中蕴涵幸福元素不仅指经济收入，诸如利他行为、人际关系、职业发展等其他非经济因素也是幸福的影响因子。如果一个社会强调一种乐于助人或者服务于人的和谐氛围，在这种氛围中，社会成员不仅能够得到快乐的结果，同时能够体验快乐的过程。因此，正确认识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树立助人为乐的幸福观，最终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与和谐，不断朝着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理想之路前进。
真正的幸福必然与真、善、美等价值追求相联系，良好的道德修养使人心胸开阔，让人从内心体验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体验到愉快、满足和幸福。
什么是幸福？幸福的内涵是什么？这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更是一个关乎人类个体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命题。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先贤大哲无不对幸福这个命题予以关注和讨论。关于幸福，儒家颂扬“孔颜之乐”的安贫乐道，同时也赞叹“曾点之志”的乐水乐山。孟子论述的则更为具体，认为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道家的老庄主张顺其自然、清静无为、“见素抱朴”的幸福观，认为合于道或自然，顺从人和物的天性才是真正的幸福。人人都向往和追求幸福，但并非人人都能获得幸福。这与个体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相关，更深层的是与其幸福观有密切联系。作为一种心理体验的幸福感，幸福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幸福观是人们对幸福的观念、追求幸福的途径的看法和标准，是个体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对待幸福问题上的表现。幸福的内涵和价值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幸福观，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不能缺少一个正确的人生幸福观的引导。
那么，当前的社会应倡导什么样的幸福观？如何进行正确的幸福观教育？如何提高个体的幸福感？
首先需要保持身心健康，树立良好的信仰和信念。身体的健康是幸福的基础，心理健康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信仰和信念是个体强大精神力量的源泉。信念，就是要认为有一份幸福在前边等着自己，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定向前走，从而获得一种内心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
其次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合。毋庸讳言，幸福感的获取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个体要努力通过诚实劳动创造一定量的物质财富，使自己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精神财富也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拥有一定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必须拥有一定量的精神财富。只有用健康高尚的精神生活指导和支配物质生活，才能真正感到生活的意义和幸福。
再次是善于感悟和发现幸福。幸福感的体验离不开一颗善于感悟幸福的心灵，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其源于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幸福感的发现也来源于合理的对比。“知足常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时候也是人生必须的一种智慧。每一天升起的太阳都是崭新的，幸福存在于人生的细节之中，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生活愿望的达成，一个容易满足、懂得知足的人才更容易找到快乐、得到幸福。
综上所述，对幸福的正确认识是幸福观教育的起点。幸福观教育就是要让个体学会正确处理幸福与痛苦、个人与社会幸福、当前与未来幸福、创造与享受幸福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健康的幸福观，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就不会有幸福感。
道德教育是幸福观教育的主要途径。真正的幸福必然与真、善、美等价值追求相联系。道德教育能帮助人获得人真正的人生目的、获得幸福人生所必须的道德法则。良好的道德修养使人心胸开阔，让人从内心体验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体验到愉快、满足和幸福；使人能更多发现和感知生活的美好，提高幸福感受力，从而达到内心的宁静与愉悦产生幸福感。
我们要怎样的幸福
幸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接见雷锋传人郭明义事迹报告团时强调，要大力弘扬郭明义助人为乐的幸福观。这再次激起了人们对什么是幸福的关注与探讨。刘云山指出，幸福观与人生观、价值观紧密相联，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郭明义的幸福观就是助人为乐，坚信奉献使人快乐、助人使人幸福。开展向郭明义同志学习活动，就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助人为乐的幸福观，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幸福、追求幸福，通过奉献和付出，通过爱心和善举，在帮助他人、温暖他人中找到真正的快乐、获得人生的美满。为此，本期专题策划围绕幸福话题展开讨论，分析以郭明义为代表的助人为乐幸福观样本、中国传统文化幸福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幸福观以及幸福指数与社会发展等问题，探讨幸福与德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联系，希望为广大读者全面深刻理解幸福并进一步做好思想工作产生新的启发。
幸福八问
——四位知名学者谈幸福
嘉宾：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学者
葛晨虹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伦理学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
樊富珉 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心理辅导研究中心主任
刘汉洪 湖南省地质工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本管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被媒体誉为“快乐之父”
主持：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记者 吕其庆
近年来，关于成功路径的所谓“成功学”的书籍虽然已经引起了相当的争议，但还始终是热销的。而对于幸福的探讨更是激发了广泛的关注。刚过去的一年，幸福始终在夺人眼球，先后有
《老马家的幸福往事》、《老大的幸福》等电视剧，以及《幸福晚点名》、《幸福魔方》等综艺节目登陆荧屏，白岩松的新书《幸福了吗？》甫一出版即形成了相当的影响。为什么幸福会成为当今社会强烈讨论和关注的焦点？造成幸福缺失的因素有哪些？个体如何获取幸福？社会如何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围绕这些话题，我们请到四位在各自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专家，分别从文化与价值理念、哲学与伦理道德、心理与快乐教育等不同角度来叩问幸福。
一问：“幸福”为何现在这么受关注？
“成功”与“幸福”这些话题，为什么成为当今社会强烈讨论和关注的焦点，为何会产生这种群体社会心态？
樊富珉：我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首先，这与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大背景有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更加倾向于追求尊重、自我价值的实现。正如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指出的，当生存和温饱不再成为制约人的首要问题、基本需求的张力减小之后，尊重与爱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开始占据主导，人们开始更多关注成功与幸福。其次，任何一个问题能够成为热点，必然存在着各种争议和不确定性。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成功就是幸福。这种观点之所以流行，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与大众的很多日常经验相吻合——人们总是从媒体、影视作品和人际圈中目睹事业成功人士过着一种体面的生活，由于人们总是对于自己经验之外的生活充满向往，因此很容易会认为成功人士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幸福，从而将成功和幸福画上等号。最后，由于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存在着一些社会分配不公、权力缺乏制衡、社会流动性固着等问题，使得很多人对成功和幸福的关系产生了极端化的理解，一种表现是仇富和仇视权威，另一种表现为对金钱、权力和声望的病态追逐。
这些心态和认识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在引起巨大的社会关注的同时，也颠覆和动摇着人们传统的价值观。这些错误的认识不但使得个体在追逐幸福的道路上南辕北辙，更影响了国民整体幸福感的提升和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问：幸福快乐到底从哪里来？
幸福是人类一种既古老又永远恒新的追寻目标。追求人生幸福，本身没有什么不当之处，问题在于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幸福快乐的本质是什么，源头在哪里？
葛晨虹：关于幸福的理解，在人生伦理上是很复杂也很多元。一切时代的思想家们都做过探究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其实人生幸福的探究未必只是思想家们的事，也是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所必须明白的问题。不论幸福的定义有多少种，对于幸福是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时的快乐感受和体验这一点，是基本得到人类思想家共识的。人的需求不一样，人生价值设定不同，幸福和快乐的感受和追求也就完全不同。一个百万富翁有可能烦恼痛苦很多而幸福感觉很少，而一个非常渴的人仅仅喝到他要喝的水可能就会体验到莫大的幸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们认为许多时候幸福在于人的主观感受。当然我们也不主张把幸福完全定义在人的主体感觉方面，幸福不是一种可以远离自然物质条件而纯粹由主观生成的东西。幸福快乐的感受是建立在所需求的对象获得满足的基础之上。离开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奢谈幸福也是不可能的。幸福必须是人的主观感受和客观条件结合的产物。只不过在这个主客体关系中主体是更为积极主动的一面。真正的幸福应该使人的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都得到满足，生存需要的满足，社会交际生活中人际尊重需要的满足，还有人生价值的实现需要的满足等等。
三问： 金钱能换来幸福么？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欧洲各国中幸福感最低的是法国人，而在亚洲幸福感最高的不是经济发达程度最高的日韩，而是印度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农村人的幸福感普遍比城市人高，尽管城市的人均收入比农村高出三倍多。通常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偏低。这就是被世界经济学家称之为幸福悖论的现象。那么，幸福感的获取与金钱财富等物质条件到底存在什么关系？
刘汉洪：我认为，钱并不等于幸福快乐。据相当多的研究显示，平均而言，有钱的人比没钱的人更为快乐，人均收入高的国家的人民也略为快乐。但这些作用不是很大。例如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82.4倍，以购买力折算也有16.4
倍，但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快乐水平却一样，也都比人均收入更高的日本高出许多。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即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从上世纪
40年代至今增加远超一倍半，但快乐水平并没有什么变化。在我们中国，情况也差不多，我们的整体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快乐指数的提高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与人们的快乐观与快乐的本质属性也有关系。从快乐的适应性、比较性看，就能从某个方面说明“幸福悖论”
现象。快乐的适应性是指，一旦快乐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失去原先的吸引力，这是由人天生的生理免疫系统所决定了的，也符合经济学上的边际效应递减原理。同时，快乐是相比较而言的，不仅与自己过去比，更会与他人比。虽然他的收入增加了，可能别人比他增加更快、更多。并且有一种现象，因为对快乐的过高期望，人们往往认为他人的收入增加总比自己更理想，这可能也是造成快乐感增加不明显、甚至下降的原因。
还有就是，人们的快乐感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感应系统。金钱与财富增加了，可能因此产生的健康状况、精神压力、环境恶化、公平秩序、人际关系、家庭亲情等方面的矛盾也更加突出，构成快乐本质的和谐平衡，包括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冲击和挑战，这就自然使人们快乐水平的提高受到制约。要增加我们的快乐感，就要在科学追求财富的同时，树立正确的快乐价值观，在积极调整客观外在的综合平衡的同时，重点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实现内心的和谐平衡。这是因为：和谐是幸福快乐的本质。
四问：通往幸福的路，为何变得越来越拥挤？
成功和幸福的价值取向是否就等同于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张颐武：显然答案不可能是肯定的。因为“成功”和“幸福”不会仅仅是一种狭隘和刻板的观念，而是取决于个人对于社会的认知和理解，取决于个人的自我选择和价值观的。它的答案往往相当多样和丰富，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也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但现在我们社会中的焦虑感往往来自对于这些相对主观和多样的价值的一种简单化的诉求。如对于成功的概念，人们常常就把它理解为有名有利。对于幸福也往往理解为个人欲望的更多满足，虽然这些并非社会价值的主流，人们在公开的空间中对于这样的表达也多有异议和批评。但它也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和生活的复杂化而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种相当有影响力的存在。如许多成功学的书籍所渲染的无所不为的成功理念和式的向上爬的技巧，都对于年轻人有相当的影响。同时，渲染幸福就是财富，就是奢侈阔绰的生活等观念也有意无意地对于年轻人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应该说，这样的价值观的问题，就是将“成功”和“幸福”转化为一些极为狭隘和刻板的观念，极大地压缩了生活的多样的选择和多样的可能性，让人们涌向一架独木桥。如果只有一种单一的价值，在人们的感受中，所谓成功就是一切，所谓失败就一无所有，那么正当的追求往往就会变成恶性竞争，社会也会变成由“丛林法则”主导的社会。这样一方面会加重所谓失败者的失落和焦虑，让他始终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社会的分歧和鸿沟，形成许多负面的问题。往往会造成社会发展迅速，人们都从中受益，但人们的相对感受却相当负面的情况，对于社会形成冲击。
五问：幸福快乐的人有没有痛苦？
有些人总是快乐的，是不是他们没有痛苦？
刘汉洪：人生不可能没有痛苦，没有痛苦就不叫人生。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知什么叫痛苦，一种是还不喑世事的小孩子，一种就是失去了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像植物人之类，除此之外，所有的正常人都会有喜怒哀乐忧恐惊等丰富的情感。正如人们所言：勇士不是没有眼泪，只是含泪还在奔跑；英雄不是没有欲望，只是不做欲望的奴隶；男人不是没有哭泣，只是有泪不能轻弹；强人不是没有压力，只是善于化解压力；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痛苦，只是总能战胜痛苦。所以说，正常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情绪表现，关键要靠我们自己做好自我调整，尽量保持快乐的主导情绪。
快乐是比较出来的，人生是历练出来的。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会更珍惜幸福，更懂得快乐，更知道关心和帮助别人。所以说，挫折就是存折，不幸也是万幸，昨天的苦难就是明天最宝贵的财富，这是千真万确的金玉良言。
六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
从个体而言，什么样的心态更容易获得幸福感？何为科学的幸福观？
刘汉洪：按快乐的要素来看，获取幸福感，个体需要的是：身心健康、家庭幸福、自我价值实现、经济收入和亲情及良好的人际关系。快乐按其需求动机分类，可以分为生理之乐、心理之乐、真理之乐和伦理之乐，且交互存在。我们的古人则认为，快乐有三条途径，即：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和助人为乐。
郭明义所追求的就是助人为乐，一种高尚的伦理之乐，是最值得全社会学习和追求的大幸福、大快乐。现年52岁的郭明义，在鞍钢工作的28年里他收入29万元，捐献了12万元。各种补贴一分不留捐了，各种奖金、慰问金全都捐了，所有奖品、慰问品也捐了。“只要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我就要天天做，每做一件，就有一股幸福感涌上心头，越做越有劲！”这就是郭明义幸福观的最真实写照。它也是完全符合幸福快乐的科学原理的。
七问：社会需要倡导什么样的幸福观？
从社会角度而言，我们应该提倡和崇尚什么样的幸福观？
张颐武：
我认为社会对于成功和幸福的观念应该有更为明智和丰富的观念。这既需要个体在这些观念上有更丰富的选择，也需要媒体和公众在这些观念的认知上有更高尚和更通达的理解。社会应该让个体知道，成功的路有千条万条，幸福的生活也有不同的选择。这其实也需要社会从传统的伦理和西方的伦理中吸取有价值的因素，在中国大历史条件下对于成功和幸福有更深入的探讨和形成更丰富的认知，也需要社会有更多的出口和获得肯定和支持的不同路径，让成功和幸福的选择多样化。
葛晨虹：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让人民群众有幸福感。建设让人民群众有幸福感的社会，是我们国家的责任和目标，也需要全体社会成员一起努力。有什么样的人性观、人生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幸福观。人性必须基于生物的、精神道德的、理性意识的、社会的等完整规定性之上。我们必须在综合人性观基础上确立我们的幸福观。人的幸福首先不能仅仅确立在
感官快乐上。我们应当追寻一种基于自然物欲又超越自然物欲的持久的心灵快乐和精神幸福。同时，个人的幸福追求必须和他人幸福、社会幸福和谐一致。比如人为了获得爱的幸福，就应当爱他人爱社会，因为他人和社会是他存在和快乐幸福所必需的。也就是说，人们的幸福是彼此相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幸福和人们的德性有关。郭明义道德精神有一个特征，即以公民个体的力量积极扶危助困，关爱他人幸福。十多年来，郭明义捐款10
多万元，资助了180多个孩子。在郭明义的精神世界中，他已完全把
“小我”幸福化在了“大我”之中，别人的困难就是他的困难，别人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在麦金泰尔批评当今西方社会物欲横流，呼唤回归人类美德时，郭明义的幸福观及其美德形象给这个时代抹出了一片亮色。
八问：谁来教我们幸福和快乐？
我们的幸福感下降，这与我们当下的教育有关系吗？什么样的教育更能够让我们幸福快乐呢？
刘汉洪：我们的幸福感下降，的确与我们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想一想，从小到大，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我们除了获得了怎么挣钱、怎么读书、怎么成功的教育以外，有多少是教我们怎么获得幸福快乐呢？很少！传统的成功教育，往往有些急功近利，甚至追求一夜成名、一日暴富、一步登天，甚至不惜以牺牲健康和生命为代价。竞争激烈、斗争强烈导致情爱、亲爱、友爱、仁爱严重缺失。西方百年的科学管理有驱逐东方千年的人文管理的趋势，其恶果是：管理之中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情、见商不见文、见术不见道。这样一种社会环境，自然使幸福感大打折扣。
所以，无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应该深刻反思。所以从现在开始，要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要真正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不是人类大脑的工程师，给人心灵营养才应该是第一位的。
相关链接：幸福的当代样本之李玉坤
63岁的李玉坤是山东省文登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的一名清扫工。十几年来，不仅捐献自己的工资收入，而且将捡废品所得全部捐助他人，累计爱心捐款10多万元。在无私奉献中，她也找到了人生的幸福坐标。据文登市环卫处粗略统计，自1999年以来，李玉坤至少捐助过14个贫困学生，捐款额在8万元以上，仅给《威海晚报》报道过的贫困学生捐款就达2万多元，而她近十年的年平均工资还不足6千元。
李玉坤热心公益事业近乎
“疯狂”，很多人难以理解。她到底图个啥？李玉坤说：“我曾得到社会的帮助，就应回报社会。”10多年前，李玉坤的丈夫和母亲先后患病，全家陷入困境。给丈夫治病期间，她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扶持。正因为在自己人生困难的时候受过别人的帮助，李玉坤更能感受到爱心的力量。为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她甘于清苦，不图回报，传递着人生大爱。1999年，李玉坤在文登的春节晚会上看到十几个特困生受到政府资助步入大学校园后，李玉坤萌发了资助贫困学生的想法。随后她就把自己业余时间刻花边积攒下准备还债的1200
元捐给了温暖工程，用于救助贫困生。当地领导得知李玉坤的情况后，奖励给她2000元钱，李玉坤再一次捐给了温暖工程。当时，市建设局考虑到她的晚年没有生活保障，专门拨付给她5万元养老金，李玉坤又是分文不剩地捐给了贫困生。
为了拓宽获取信息的渠道，捐助更多的贫困生，李玉坤专门订阅了报纸，只要报纸一刊登灾情或是贫困生的消息，她就马上伸出援手。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玉坤主动联系救助了绵阳4名儿童，每年捐款助学4000元，而且经常抽出时间给他们写信。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对于李玉坤来说，别人的难处永远大于自己的困难，别人的快乐就是自己最大的安慰。每一次奉献爱心都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使她忘记疲劳，忘了自我。李玉坤说：“要能帮助困难家庭和困难学生解决点困难，我就感到很幸福。”
当前社会成功教育的问题及分析
当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趋同性地追求单一一种的成功之路时，我们这个社会的压力和紧张是可想而知的。
没有哪个社会有比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加充斥着一种对于成功的渴望，而成功学作为一门新的学问也在成为当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群趋之若鹜，共同要去学习和钻研的对象。成功学的书籍、成功学的讲座，还有这些观念背后所倡导的生活方式，都在铺天盖地的在影响着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选择。
成功观是反映社会价值观的一面镜子
实际上对于成功的追求，就任何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而言，都可能是一种正向的激励手段，如果一个社会缺少了这种价值观的塑造，这个社会的发展的动力就会出现一些扭曲。显然，必须要承认的是，我们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的基础，根本还是在于这种全体国民对于在未来获得成功的一种憧憬，因由这样一种憧憬，追求成功的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如果一个整个国民对未来已经报以颓废心态的社会，谈论其高速的发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了。但是，我们同样也要承认的是，任何的一种社会，其发展的目标都具有其正和反的两面性，也就是社会学家经常会提到的正功能的一面以及反功能的一面。如果追求成功的正向激励有助于社会的稳步发展的话，那么追求成功的负面影响或者说反功能就是，其可能使更多人的生活旨趣趋同而变成是单一化的，同时，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也必然会走向单一化，这就像我们的教育，当所有学生，其学习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读大学，那么，追求大学之梦就成为了学生群体中的单一化旨趣追求，其带来的结果就可能是使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到大学之门中去；而其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就是，这无法真正让有着不同兴趣的人有其自身能力的真正发挥。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三十几年的社会转型之后，我们显然已经完全接受了一种物质化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强调金钱的价值显然已经成为大多数人默许的生活目标的追求，很多成功的榜样的原型也从之前的道德楷模转变成为了财富精英。盖茨和巴菲特如何赚钱，如何拥有更多的资产，如何一夜成名，这些都成为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些在今天的社会里，也许终究是不必要去大加责备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拒绝资本的社会及其生活方式，因此也就不应该拒绝由此而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后果。但也许最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有朝一日拥有了足够的金钱或资本之后，我们如何去过一种建立在这些金钱和资本之上的更为有意义的生活，这可能已经开始成为今天我们社会里面的人真正要去追问的一个问题。
健康的成功观不应是单一的财富价值观
可想而知，在一个社会很贫困的时候，社会价值观的构成究竟是怎样的，也许并非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反倒是如何尽快地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富裕起来，这才可能是问题的根本。但是，在经济问题开始进入到一个不再是某个社会里最为根本的问题的时代里，如何去发展出一种合理的社会安排，这才是社会能够有序发展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公共议题。这是在我们有了快速的经济转型之后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社会转型。
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的构成都是有条件的，离开这些条件的社会就属于是不完整的社会。从大的方面而言，任何社会的构成可能都离不开下面这样三个要素，即个人、群体和文化。所谓个人就是指一个个鲜活的人，他们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的存在。同时，他们又一定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离群索居的人在任何社会都属于极少数的存在，而这个群体之所以有一种力量能够把一些本来各自分离的、有着自己思想和情感的人聚拢在一起，这其中的核心在于它有自己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是以观念的形态得到表达的。而观念的表达，才是一个群体能够聚拢在一起成为一个良好运行社会的真正基础。而观念的表达则是在社会中由他们个人所感知到的各种的符号或者说表征，它们连接在一起，即构成了由这个群体所共同享有的文化。
上面这一段的讨论，尽管是概念性的，但是它在帮助我们梳理清楚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究竟该如何去看待一些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社会问题。比如，对于究竟什么意义上的成功才算是真正的成功，每个社会中都会有一套自己看待成功的标准，这构成了当地人的一种有关成功的表征性的文化。在13世纪的蒙元帝国时代，蒙古人的观念里有着一种以金子的颜色为富贵和幸福生活象征的表征，他们的服饰、财富以及装饰上都以体现出金色为最高的社会价值的追求，一个人拥有了一套用金丝线织成的蒙古袍，那也许就是那个时代社会中最为富有者的一种象征。而在那个时代的中原社会中，人们又不以此为最高的价值评判标准，而是羡慕豪华壮观的宫殿以及为体现九五之尊的皇帝所独占的土黄色的颜色，并渴望着有朝一日可以在层层选拔的科举考试中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当然，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显然也没有必要借古讽今地去说明今天有关幸福的种种观念的不合理，每个社会不仅有其自身的幸福观念的构建，实际上每个社会在不同时代也都会有其自身的有关那个时代对于幸福观念的追求，但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幸福观念是单一性的，多元的幸福观念以及多元宽容的成功之道，让不同的群体都能够有各安其所的可能，由此而不会使得社会的群体对于未来成功的想象不要过分的单一化。中国古语中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也许就是一种成功标准多元化和宽容的一个明证，这种观念使得在这样的社会中更多的人有更多不同的选择。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在后来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却变得更加难于实现，社会对于单一财富价值观念与幸福生活之间关联性的构建，使得所有的评价标准在这里都殊途同归地进入到了以财富的多少和金钱的占有为核心的轨道上来，其拥挤的状况并不能够真正使人感受到因为占有了财富而应该有的快乐和幸福。因为，依照一般性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似乎可以说明，人的生存在其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更多的可能是社会和自我价值的需要，而这方面显然不是金钱和财富所能够完全通过购买的商品化的形式得到实现的。这也许是今天我们社会建设中最为需要注意的一点。当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趋同性地追求单一一种的成功之路时，我们这个社会的压力和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也许当整个社会开始以房产的是否独占为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的时候，那些无法获得这种独占权的人士，其生存的压力以及发展的空间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在今天信息快速传播的社会中，我们真正需要有一种社会自身的缓解机制，让人们能够真正去放弃一些自己所不能够胜任和实现的追求，而去追求自己认为值得为之付出的价值目标，而这肯定不是单一化的金钱意义上的追求。
现代成功学应强调人的多元发展
对于成功的追求也许是一个社会能够得到发展的动力所在，但是成功的实现却是并没有一定之规的，我们也许可以把成功人士的成功经验加以归类，但是却无法真正总结出来一种成功获得的途径，而至于说到成功的捷径，那更可能是无法真正用言语能够说清楚的一些机缘巧合的事情，我们古代都愿意把这说成是所谓的“秘籍”或“秘方”，一般是秘不示人的。但实际上这些东西也不一定真的那么神秘，只是用一般的语言无法去加以概括和总结罢了，更多时候变成是一种口耳相传的神秘体验了。随着我们现代社会传播技术手段的发展，已经没有任何的具有神秘性的去魅知识的追求，成功的方法也不再是深藏不露的所谓秘籍或秘方，而真正成为任何一个人只要肯花钱就可以购买到的书籍、读物和光盘，这些媒体物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在把一种有关成功过程的神秘性打破掉了，没有了这种神秘性，表面上是一种思想的启蒙，但实际上人们原有的由内而生出的一种敬畏之心也就不再可能存在了，由于缺少了这样一份敬畏之心，那么隐含在这表面化的并无实际意义的成功规则后面的一些更为深刻的内容也就无法真正让人愿意去细细玩味了。
一般而言，一个人成功了，写一本书来记录自己的成功历程，以此来激励后人，这显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经验积累。但是，我们无法借此去否认个人成功的偶然性以及时间和空间上的不确定性，也许，同样的做法在某一个人是成功了，但是在另外一个人就可能是失败的，这些不同和个人之间的差异真正是难于用某几条有限的原则去加以框定的。在西方的社会里，很多东西都强调知识的获得，一个人成功了，认为这是一套可以宣示给后人的知识，有必要用文字记录下来，让后人尽可能精确地去做一些模仿，因此在西方的书店里，传记类的书籍就很多，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多的成功人士最后强调的是归隐，是从这个社会中退出来，因此像陶渊明那样的挂印归去的官员不但不被看成是一种失败，反倒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看成是比占有了更多财富和地位的人有更高成就的人，陶渊明的形象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影响很大，而且报以肯定的方面居多，这也许是我们的文化里的一种看待什么是真正成功的传统智慧，即鼓励一个成功之人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急流勇退，这在这个社会看来并不意味着一种失败，而是一种更大智慧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可能是我们社会与西方社会在看待什么是成功的最终归宿上的一个分离点，是可以加以深入比较的文化思维上的差异。也许，我们的文化在看待成功的最高明之处是采取了一种放弃的策略，而不是费尽心机去占有因你的成功而获得的东西，因为那些是无法真正能够伴随着你一生的，真正可以把握的是如何度过成功以后的当下的存在，在中国文化的智慧中，对于这种生存的奥妙，却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以去加以利用。而我们以前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像把洗澡盆里的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一样，忘记了在这些被界定为是陈旧的糟粕的东西中的闪光的智慧。
成功也许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的理想，但是，如何看待有意义的成功，学会放弃一种过于执着的成功追求，这不单是古代人所需要的生存性智慧，而且还是现代人自我反省之后渐渐领悟出来的一种生存性的智慧。我们今天的世界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一种发展，而是强调经济发展之外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强调非工业化的绿色生活品质的提高，这些都在向经济发展的单一性提出了一种严酷的挑战，人们在诅咒着因为过度的、单一化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的破坏，人们学会了放弃大工业的生产，放弃了高耗能的产业，以此来唤醒人们在单向度地去追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意到社会与文化对于人生存于这个世界中的真正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成功绝不意味着单一性的金钱的积累，它更可能是人的存在状况的改善以及生活意义的获得，离开了这一点，所谓的成功无非就是一种引诱人们为一个子虚乌有的目标而奉献出自己全部心力的但实际却离开人的本性极为遥远的意识形态。这显然不是现代社会所真正追求的，更不是人本身所真正需要的。而这恰恰是在当下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社会中，现代的成功学以及依据这种成功学所发展出来的教育方法和理念所应该去加以自我反省的。
当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和成功观
追求幸福和成功是每个人的正当而天然的权利，但许多人却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路上落入了陷阱，这是值得所有人警惕的。因此，指出这些误区和陷阱非常必要。
有关幸福和成功的话题从来不缺乏世人的关注。幸福始终是全人类的共同渴望和永恒价值，正如亚理士多德所说：幸福是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是人类存在的至上目标。如果去问不同人种、国籍、文化和信仰的人们同一个问题：你们希望自己幸福吗？得到的答案应该都是肯定的、一致的。同样，无论从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来看，追求成功也是人类的内在驱力。从进化和种系发展的角度讲，人类大多数时间里都面临着食物、资源和求偶等诸多方面的竞争，同时也在进行着智力、体力和技能方面的比拼；当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人类开始向着更高的需求层次迈进时，会转向对个人自我实现的关注，从而更加向往成功和卓越。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形态和文化范畴中，对于成功的理解和设定不尽相同，但人们渴望成功的心情一如既往地迫切。
幸福的悖论与成功的误区
在探讨幸福和成功的关系之前，我们必须界定什么是幸福，当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和成功观追求幸福和成功是每个人的正当而天然的权利，但许多人却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路上落入了陷阱，这是值得所有人警惕的。因此，指出这些误区和陷阱非常必要。什么是成功。有关幸福的定义有很多，但这些定义有相通之处，例如有学者建议将幸福定义为持久的快乐加意义；诺贝尔奖得主
Daniel Kahneman在《重新定义幸福》中指出，幸福包括：（1）
整体的幸福感；（2）积极的人格特质；（3）积极情绪；（4）愉快的感觉。心理学家Ed Diener
则言简意赅地指出，幸福就是生活满意度高，积极情绪多而消极情绪少。我们将这些观点进行总结后认为，幸福是个体对自身及环境的满意，即包括瞬间的快乐感受，也包括长久的意义体验。
对成功的定义则一直存在争议。因为成功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总的来说，我们比较认同斯腾伯格在其《成功智力》中对于成功的阐述，他对成功的定义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个体通过努力能够最终达到的人生理想目标的成功；其二，是每个正常的个体都可以发展的成功。斯腾伯格还区分了学校里的成功和生活里的成功，他认为生活里的成功是个体用创造和实践的能力去适应环境、选择环境和塑造环境，并最终获得的期待的结果。
从幸福和成功的定义可以看出，二者都涉及自我实现和对环境的满意。正因为如此，有关幸福和成功的描述总是交织在一起，使得二者看似密不可分，例如春秋时期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中的“富”即富足，其实包含了通常意义上的成功的元素。还有学者总结说，先秦儒家有一整套关于幸福的主张，认为幸福的人生应当是向内修身养性，形成仁、义、礼、智良好的道德品质；向外要齐家、治国、平天下，求取功名。这种观点将个人修为和建功立业都视为成功的要素，同时也是幸福的标志。
需要明确的是，追求幸福和成功是每个人的正当而天然的权利，但许多人却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路上落入了陷阱，这是值得所有人警惕的。因此，指出这些误区和陷阱非常必要。
心理学家们已经发现，如果仅仅是狭义地将成功界定为获得财富和金钱，那么成功和幸福的关系是不确定的。首先，我们不能片面否定金钱的积极作用。有研究者指出，当个体收入的增长是缓慢和稳定的时候，确实能导致个体幸福感的增加；另外有一些有趣的实验说明，哪怕只是数一数钱，都能增加积极情绪并有效缓解生理和心理疼痛。其次，要认识到金钱和幸福感的关系并不完全是线性同步递增的关系。美国对100位最富有的人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幸福感只比普通美国人高一点点。还有研究者发现，收入的迅速增加反而会降低幸福感。有一位叫Brickman的心理学家做了一项很有影响的研究，他调查了彩票中奖者和车祸截肢者的幸福感，当幸运和灾祸到来之初，这两类人的幸福感确实有很大差别；但6个月后进行第二次测试时，结果却发现这两类人的幸福感几乎处于相同的水平。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就是，人天生具有一种适应性，如果刺激水平不变，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性会随时间流逝而逐渐降低。
美国盖洛普市场及民意调查公司2005年至2006年进行了一项以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30万人为样本的收入与幸福感的调查，所覆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96％，由盖洛普公司高级科学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教授研究结果显示，收入与人生满足感成正比，但与幸福感关联不大，也就是说，金钱难买幸福。
人们的满意程度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但愉悦感、幸福感等积极情绪与其他一些因素密切关联，如受人尊敬、独立、有朋友、对工作满意等。
群体的表现和个体也是一致的。心理学家奚恺元曾对中国 6
个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度指数的测试。结果显示：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从当前幸福度指数与人均月收入对照来看，上海人均月收入最高，但幸福度指数排倒数第二，成都人均月收入最低，但幸福度指数排第二，杭州人均月收入居中，幸福指数却最高。从国民幸福来看也是如此，当国家较为贫困时，收入增加能够带动国民幸福感的增加，而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8000美元时，国家财富就不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或者根本不产生影响，收入与国民幸福感的相关就消失了。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叫做
“伊斯特林悖论”，其实也可以根据前面所说的心理适应性原理获得部分的解答。总而言之，当人们简单将成功等同于财富或金钱时，一定会在这种飘忽不定的关系中迷失方向。
除了将金钱等同于成功和幸福之外，当前流行的成功观还存在几种主要的误区：
第一种误区是将成功绝对化，认为成功就是一定要出人头地，占据领先优势。这是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成功观，将所谓的成功作为人存在的终极意义，变相地鼓动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无节制地攫取资源，抢占有利地位，甚至不惜伤害他人。
第二种误区是将成功狭隘化，其显著特征就是宣扬这样一种理念：每一株小草都应长成参天大树，每一个小个子都能成为姚明一样的篮球巨星。这种理念的励志成分总能打动很多人，但是理性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它其实否定了个体差异存在的客观性，以及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幸福的可能性。
第三种误区是将成功模板化，认为成功可以简单复制。我们认为，成功人士的做法和某些意志品质确实可以借鉴，但其经历很难模仿和复制，因为每个人的成功历程中都伴随着太多机遇和巧合的成分，而这些成分往往对于个体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完全照搬他人经验以期获得成功，无异于刻舟求剑和缘木求鱼。
当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成功观和幸福观
成功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性的成功观，秉承这种观念的人追逐成功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我实现或有益于他人，而是为了满足私欲、自我炫耀、弥补过往某种心理缺失或者凌驾于他人之上。这种成功观是功利的、短视的，同时也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人为了欲望的满足很容易忽略过程和手段的正当性。当今社会中的食品安全、工程质量、盗版泛滥等等诸多问题，都是这种工具性成功观的反映。除此之外，工具性的成功观也会导致消费观、爱情观等其他一系列观念的扭曲，炫耀性消费、报复性消费、拜金主义的婚恋行为等等。另外一种是价值性的成功观，其核心观点是，成功在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是多元的，成功并不只有一种固定的衡量标准；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一番伟业，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和思想，这当然是一种成功，但如果一个人能够扮演好属于自己的社会角色（如做一个病人的好医生、妻子的好丈夫、母亲的好儿子，孩子的好父亲）、享受正当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坚持做正确的事，即使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同样也是一种成功。显而易见，我们应当提倡价值性的成功观，以此指导我们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同样倡导一种科学的幸福观。这种幸福观包括：
首先，正如我们之前提到，幸福是个体对自身和环境的满意。自洽感的提升，道德方面的自我完善能够提升幸福感，外部世界中优美的环境、芬芳的气息、爱慕的对象同样也是幸福的源泉。我们不倡导苦行僧式的摒弃外部世界才是达致幸福的不二法门的理念，因为幸福既来自内部，也源自外部。
其次，重视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是幸福的重要源泉。这一点在中国这种重视亲情连接和社会关系支持的文化下尤其重要。有研究表明，进行亲密的谈话能够有效增进双方的幸福感；对美国大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最爱参与进行交际的
20%的大学生幸福感远远高于最不爱交际的那部分大学生；如果你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个快乐的人，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值是12%，而获得2000美元所带来的幸福感增加值才不过6%。
第三，懂得利他。乐于帮助他人的人会收获更多的幸福。传统观点认为，人们会因为我们帮助了他们而喜欢我们，而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会更喜欢自己帮助过的人。另外，通过帮助别人，我们能够获得持久的意义和快乐。在
Science上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只有一种花钱方式能够增进幸福感，就是将钱花在别人身上。研究者给两组被试相同数额的现金，一组被试被要求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另一组被要求给其他人买礼物，钱花完后测查两组人的幸福感，发现为别人花钱组感觉更幸福。
第四，学会感恩。在一项研究中，三分之一的被试被要求记下一周内的琐事，三分之一的被要求记下一周中值得感激的事情，另外三分之一什么也不做。一周之后测查发现，记录感恩的被试的幸福感比其他两组高了近25%。（作者：窦东徽
樊富珉 单位：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相关链接：幸福的当代样本之“老大”
“喧嚣的世界里常看不清楚，只为你的路上不再孤独，让我们牵着手去寻找幸福，你幸福我才幸福。人生的岁月里有芬芳几度，只愿你的脸上春风常驻。”
——电视剧《老大的幸福》片尾曲
《老大的幸福》是2010年最火的电视剧之一，该剧讲述的是憨厚老实的足疗师老大来到北京寻找“幸福”的故事。憨厚老实的傅吉祥在东北小城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几个自以为事业成功生活幸福的弟弟妹妹要帮大哥换一个活法，极力安排他来到北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使得吉祥在弟弟妹妹们的家里和单位闹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情，但也因此让大款二弟、官迷三弟、痴迷房子的四弟、股疯小妹如梦初醒并得到了各自真正想要追求的幸福，吉祥也重新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该剧通过讲述一家兄妹五个不同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生活态度的碰撞、纠葛和互动，生动展示了当代中国都市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从而探讨和诠释了当代中国什么是人间真正的幸福以及应该如何去追求幸福的哲学命题。
尽管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让老大在陌生的大都市里四处碰壁，但老大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像一座大山一样成为弱者最坚实的依靠，展现了独特的人格魅力，最终令众人感悟到
“什么才是幸福生活”。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定义都是不同的。电视剧中“老大”认为活着就是幸福的，人生总是跌宕起伏的，只有知足才能常乐。
《老大的幸福》准确地把握社会转型期大众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变化，朴实感人，不但有浓浓的亲情，更让人感受到令人积极向上的阳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儒家所倡导的幸福观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对中国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影响最为深远。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在全球化浪潮汹涌冲击、西方价值观受到追捧以及国人普遍感到精神无根的当今社会，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幸福观问题上的思想和观点，对于追求幸福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福”幸福观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 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终命。六极： 一曰凶短折，
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长寿、富足、健康平安、爱好美德、善终正寝这五方面内容构成了幸福的要素，而六极的内容则是遭横祸短命夭折、不健康而常抱疾病、多忧愁而不得开心、困乏于财、貌状及丑陋而遭人厌恶、志力懦弱而常抱惊惧之心。由此可见，五福皆是吉祥好事，而六极则皆是穷极恶事。福者，人之所欲，皆向往之；极者，人之所恶，皆畏惧之。
儒家德福一致的幸福观
儒家把寿命、富贵等幸福的要素看成是外在的，是由上天或命运决定的，唯有 “攸好德”是人自身可以把握的，能够通过人的努力而获得。
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把幸福看作是高于任何物质生活和境遇本身、超越富贵贫贱之上的一种心理体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吃粗粮，喝生水，弯曲着胳膊当枕头，乐在其中，不正当的财富和官职就像过眼烟云。在孔子看来，幸福与物质的丰裕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采取“不义”即不道德的方法获得富贵，那不是真正的幸福，是不值得人去追求的。
传统儒家幸福观主张德福一致，认为道德与幸福内在融于一起。儒家强调美德对于幸福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美德，就不可能获得幸福，人生的幸福体现在个人的善行之中，人们不断提升个人美德的过程就是追求幸福的过程。而为了修炼美德，就不能执着于物质生活的享乐之中，即便是
“一箪食，一瓢饮”，只要能够修得高尚的品德，这样的苦行精神也是值得赞颂的。在儒家那里，幸福只是道德的伴随物或附属物，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一个人有了美德，幸福也就随之产生。西方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康德有着与儒家德福一致相同的思想。道德和幸福是康德伦理学中的一组范畴，康德认为道德高于幸福，道德不可化约为幸福，幸福包括“使自己幸福”与
“使他人幸福”两个方面，后者比前者更具有道德意义，尽管德福一致实现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但人们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努力追求德福一致。
传统儒家幸福观主张仁爱幸福。这一观点与德福一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为美德要求人们不能只注重个人的幸福，而应当将个人的幸福融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整体之中。仁爱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仁就是恩及四海，就是博爱，它要求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要对他人施与善心，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在他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提供支持。仁爱幸福体现的是“自我独乐不如与民同乐”
的幸福境界，实行仁爱的方法是“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终实现普天下人的共同幸福。
由于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占有主导的重要地位，所以，尽管出现了如道家、墨家这样的与儒家不同的幸福观流派，但是，儒家所倡导的幸福观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对中国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影响最为深远。
道家合于自然的幸福观
与儒家幸福观不同，道家主张合于自然的幸福，认为万物的本然状态是最好的状态，一个人是否享有真正的幸福，不是看一个人是否拥有财富、地位和知识，也不在一个人是否具有他人所尊崇的德行，而在其是否合于道或自然，如果顺应自然之性，就能得到最大幸福，所谓“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在老子看来，世界是一个运动的世界，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事物总是会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他提到很多辩证关系，如动静、高下、长短、祸福等。而祸福是一对贯穿一个人一生的概念，福与祸的转化过程就是人的生活的全过程。因此，幸福是一种辩证运动的过程，是一种内心和谐的运动状态。
老子认为，幸福与不幸的关系是辩证的，是互为基础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道德经》）其意是说祸与福乃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祸正是福的依靠，福正是祸的潜藏之处。谁能说清楚祸或福发展到什么样的极限就会向反面转化呢？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不可能有确切无误的答案的。正常的事情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反常，好事发展下去也可能变成坏事。”怎样理解祸与福的这种辩证关系，是获得人生幸福的基础。
道家告诫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不必太在意一件事情在当下来说是祸或是福，从辩证的思维看，一种因素中往往潜伏着对立的另一因素，祸与福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老子进一步阐述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认为祸、福虽难以预测，但可以依靠人的努力去转化和维护，从而在祸福面前形成更为平和的心态，达到一种坦然而和谐的幸福状态。在老子的思想中，世间万物都是运动的。对于人的行为而言，“无为”并不是不行动，而是顺应自然而动，“不争”亦不是不行动，而是回归事物的自然本性，是一种如水一般的运动。人通过各种行动而使内心得到满足，在这种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人在动态的行动中满足自我，从而产生幸福感。道家把幸福理解为一种运动的过程，在运动中把握幸福，才能使幸福在生命的运动中持续存在。
道家并不否认人的需要或欲望，认为人的需要或欲望都不是确定不变的，而人产生正常的需要和欲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贪欲却是祸害的源泉。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罪过没有比填不满的欲望更大，祸害没有比不知道满足更大，灾难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所以，一个人懂得满足而感到心满意足，就能经常处于满足和幸福的状态。
墨家义利并重的幸福观
春秋时期，社会上充斥着天命论、宿命论的观点，人们相信福寿、贵贱、贫富是由上天安排的，人力无法改变，只能通过占卜知晓天意而按其行事或通过祭祀取悦上天以求赐福于人。墨家力排众议，
“明天志”但“非天命”，对当时预定论的天命观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墨家也讲敬畏天，但认为
“天”不是世间万物、人事祸福的主宰者，而是一个判断是非、赏善罚恶的监督者。天不能决定人的命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人也不必听命于天，人的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凭借的是自己的
“强”与“力”，“强”指奋发图强，“力”为努力劳作，“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寒。”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墨家认为，幸福的获得除了需要强力之外，还必须以“义”为其做合理性辩护。“万事莫贵于义”，“义”是墨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与“明天志”一脉相承。
“天志”表现在人间就是“义”，求利而思义，人的强力必须限制在
“义”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追求幸福的方式必须避免伤害到“义”，一旦丧失“义”的标准和尺度，强力就会导向幸福的反面。“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通过“ 明天志” 、“
非天命”、“强”、“力”及“义”等概念，墨家完整地阐述了关于幸福获取方式的相关观点：幸福不在于天命而在于义力行事，人们只要贵义而重力行，即努力劳动并持之以恒地践行道德行为就可以得到幸福。
中国古代民间文化中的寿禄幸福观
古代民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与正统的、学理性的传统文化相比，民间文化更加鲜活生动、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实际，因而，对老百姓的幸福观影响更为直接。对生命价值、家族兴旺的重视，形成了民间的寿禄幸福观。
第一种表现形式是将追求幸福与生命价值联系在一起。“五福”之说，把
“寿”排在第一位，其核心内容也是“寿”，其他如“康宁”、“考终命”可以说是寿的同义反复。后人所说的“五福”又指“福、禄、寿、喜、财”，为人生幸福的总称。五福之中寿为先，并有“五福捧寿”之说。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芸芸众生，长寿是中国人极端关心的永恒主题，显示了中国人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事实上，人生的幸福都必须建筑在生命的基础上，没有了生命，幸福便无从谈起。因此，在中国民间传统的幸福观中，长寿之福是最受重视和推崇的。
对于民间百姓来说，民俗活动中的祈寿仪式体现了他们对长寿幸福的向往和追求。生日祝寿是最常见的祈寿仪式，围绕祝寿的活动主题极为丰富，如吃长寿面、做寿桃、贴寿字等。寿字有许多装饰变化，长形的寿字叫“长寿”，圆形的寿字叫“团寿”；寿字还广泛应用于日常家具、用具、建筑和器皿上，反映了中国人用“寿”字护佑自身、追求健康长寿的幸福愿望。
第二种表现形式是将追求个人幸福与家族发达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父系制血缘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将个人的一切都与家庭、家族联系起来。因为个体的生命既不可能长久、恒寿，所以，个人愿望的实现就不能仅求之于一己之身。中国传统婚姻的本质就是传宗接代、香火永继。虽然人人希望长寿，但个体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个人全部的人生期待和愿望并不能通过自己短暂的一生得到充分的实现，因此，家族的延续对实现自己的未竟幸福理想至关重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家族“香火”是最不能原谅的罪孽，只有不断地延续家族“香火”，家族才能后继有人，因之，人丁兴旺、子孙有为、光宗耀祖便成为个人幸福的体现。
追求人丁兴旺体现了古代民间对幸福的一种理解，而这样的幸福还需要在“高官厚禄”中得到充盈。“禄”有追求功利和社会地位的含义，《说文解字》释曰：
“禄，福也。”商周时称接受爵位为福、得到君王赏赐为禄。封建社会中，官越大薪俸越多，因此，禄也有官位、俸禄的含义。在民间，官禄世袭一直受到人们的向往，而人丁兴旺是官禄世袭的基础。民间常见的“五子登科”、“带子上朝”、“苍龙教子”、“辈辈封侯”等图案，以不同的祈禄内涵满足了人们的入仕心愿，“禄”不仅是个人成功、获得幸福的标志，而且也是家族发达的延续，“功名”
成为中国古代民间幸福观中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幸福观分析
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人的幸福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改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多元化价值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变化。在经济生活领域，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
在政治生活领域，
尽管民主政治建设尚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人们的民主意识普遍得到提高；在法律生活领域，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使得个人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相对有效的保障。这些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使得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尊重，为人们理解幸福、感受幸福、实现幸福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人的幸福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改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多元化价值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的总体特征
一是幸福观与实现个人价值紧密结合。虽然对于什么是幸福观，人们有不同的表述，但在构成幸福的诸要素中，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政治统帅下的计划经济，人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而被客体化和异化，人们只能在政治服从和被安排的前提下工作和生活，不能自由和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潜能，限制了通过自己的奋斗而实现个人价值并感受幸福的可能性。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确立，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发展自我的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觉醒和高扬，人们拥有了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而实现自我价值，进而获得幸福。
当代中国人看重实现个人价值之于幸福生活的意义，而社会又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机遇，政治日渐昌明、经济不断兴盛的社会环境激发了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自信，个人自然就会把发展和成功与幸福结合起来。但是，成功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人们对成功的认识亦不尽相同。为国家和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是成功，但更多的情况是，在自己的平凡工作岗位上，认真履行职责，受到大家的尊重，这也是一种成功，而幸福就存在于实现自我价值、走向成功的过程之中。虽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出轰轰烈烈的成功业绩，但人们依然可以因为实现了某个人生的目标而感受成功的喜悦与幸福。例如，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在岗位上心情愉快，能够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这对普通人来说，就是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成功和幸福。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幸福状态，是将幸福观与实现个人价值结合起来的真实展示。
二是幸福观趋向世俗化。注重物质生活幸福是幸福观趋向世俗化的表现形态之一。改革开放前，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上大抵处于相对平等的贫困状态，受“越穷越光荣”的政治价值观引导，人们淡忘了对物质享受的追求，那时候的幸福与物质追求和物质享受相分离，人们甚至不能提及物质享受之于幸福生活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这就为追求物质生活的幸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人们通过合法劳动得到相应的物质回报，不断改善自身的物质生活水平，自然能够增强个体的幸福感。将获得幸福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这是对幸福的一种合理理解，无可厚非。但是，一部分人在追求物质享受与获得幸福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认为幸福的程度与物质生活水平高低和物质财富多少成正比，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弥漫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在人们幸福观上的体现。幸福与物质生活有关，但绝不是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越多就越幸福。
注重眼前利益的现实幸福是幸福观趋向世俗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是幸福观物质化的发展和延伸，因为物质享受看得见、摸得着，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最直接、最紧密，在一部分人看来，追求物质生活的幸福也是最现实的。一家电视台相亲节目的某位女嘉宾一句
“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言论，成为2010
年的流行语。这句话透露出当今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现实幸福的渴望和追求。如果能立即拥有物质财富，即便精神上不愉快，也是值得追求的一种幸福，精神享受在物质财富面前苍白无力。社会上存在的只讲索取、不讲奋斗和奉献的价值取向将幸福观不断推向现实化，使得需要经过长期修炼和培育才能获得的精神幸福遭到冷落。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人们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物质生活越来越优裕的今天，为什么一些人仍然认为自己并不幸福？问题就出在不断满足的现实物质生活失去了精神灵魂，而没有精神之根的物质生活享受不仅不是幸福的真实样态，相反，它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伤害个人对真正幸福的追求。
三是幸福观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幸福是每个人通过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体验生活价值和意义的快乐感受。不同的人身处不同的生活环境，对幸福的理解就会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幸福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可能拥有相同的幸福观，人们对幸福的价值有着不同的理解、对幸福生活有着不同的感受，这体现了幸福之于不同主体所可能展现的多重内涵和多种样态。个人对幸福的不同理解和体验幸福的多种方式，是以个人拥有自主和自由的选择权利为前提的。在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以政治至上为核心价值观，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被政治运动所左右，个人的幸福观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进步”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之一，人们对幸福的理解被限制在一种政治模式之中，不可能以自己认可的方式自由地去感受和体验幸福。
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自主和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人们可以依据对人生意义和生活价值观的认识，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幸福观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引起的观念变革的反映。人们在各自生活价值目标的指引下，可以自由地去体验不同的幸福感受，幸福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色。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征途中，享受现代城市文明曾被认为是幸福的重要指标，当一部分农民因为种地不能满足自身对幸福的追求时，走出村庄到城市打工，尽管在城市生活得很辛苦，却乐在其中，城市文明给他们带来了幸福感。但是，与大量农民源源不断走进城市相对照的是，一些进城务工农民却因城市生活的艰辛而返回乡村，回到他们所熟悉的乡村生活，因为他们认为乡村生活能带来在城市所不能获得的安定、温暖和幸福，这是农民对幸福的自主选择。当代中国人的幸福观呈现出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有人重视物质生活的幸福，有人享受提升精神境界的幸福，有人以服务社会和他人为幸福，有人以健康长寿为幸福，有人以远离喧嚣都市到偏远乡村寻求桃花源般的生活状态为幸福??
二、多元价值观对个人幸福观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元性政治价值观转向多元价值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多元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客观的社会条件，而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西方社会思潮是人们价值观念变化的理论基础。对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幸福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价值观主要有个人主义价值观、享乐主义价值观和相对主义价值观。
个人主义价值观。19世纪40年代，法国政治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讨论了个人主义对于美国人的重要性。美国人把个人主义看作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着创造、开拓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在西方学者看来，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是不同的概念。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主张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的限制。自私自利或利己主义则是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上，为了谋取个人最大利益、获得个人的幸福，不惜违反、损害和牺牲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这是违背道德要求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
与西方对个人主义的理解不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从否定意义上看待个人主义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不少人认同个人主义所倡导的自由、独立和创造的价值观，赞同通过个人的奋斗来获得幸福，而市场经济机制又为个人奋斗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遇，因此，一部分人相信，只要依靠个人奋斗，就能够获得成功和走向幸福。现代社会鼓励通过个人奋斗，但需要处理好个人奋斗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个人主义把自我利益当作行为的出发点，一切行动服务于自我利益的实现，如果无视甚至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个人主义膨胀，就必然走向利己主义。因此，在肯定个人奋斗带来成功和幸福的同时，必须警惕个人主义价值观追求自我利益的本性可能导致的不道德行为。
享乐主义价值观。在古希腊时期，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享受人生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开始孕育和产生。古希腊人崇尚快乐生活和物质享受，导致了享乐主义的产生。伊壁鸠鲁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趋乐避苦是人的自然本性。随着资本主义的生长发育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享乐主义有了更强大的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又由于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人的欲望不断得到释放，享乐主义人生哲学得到了更多人的呼应。
享乐主义是一种物质主义，它将人生幸福简单地等同于物质快乐，对幸福的追求也就自然地演化为对物质享乐的追求。享乐主义在幸福观上的价值导向不是崇高和神圣，而是能满足人们欲望和需求的物质财富。信奉享乐主义幸福观的人喜好在物质财富的竞争和攀比中来展现自身的价值，显示自己的地位，他们认为，占有的物质财富越多，个人的生命价值就越大，幸福感就越强。享乐主义幸福观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物质财富日益丰裕，人们开始享受物质生活带来的快乐和幸福。但是，一些人把物质享受与幸福的关系夸大到极端，是否拥有足够多的物质财富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的标识性符号。中国社会的一个严峻现实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别，如果以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人们的幸福感受，就会对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幸福的内涵带来负面影响，也不能对中国人整体的幸福状态做出准确的判断。在一些贫穷的乡村，虽然物质生活水平相对低下，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然有着他们自己的幸福感受，而这是那些腰缠万贯的享乐主义者们所体验不到的幸福。
相对主义价值观。相对主义是
20世纪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的社会文化思潮。与价值观和幸福观有着直接理论关联的是道德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主张，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不同价值之间无所谓对错和善恶，没有客观的、普遍的、统一的价值标准，道德是个人的“私事”，每个人选择的价值观都具有同样的正当性。因此，人们可以各自信奉不同的道德价值，遵循不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道德相对主义容易造成道德信仰、道德权威的危机，导致享乐主义、利己主义道德观以及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流行。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特别强调道德之于幸福的重要性，提倡德福一致。这里的“德”，既指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指个人行为应遵守的伦理准则。在现代社会，由于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展，人们不仅要与有血缘、亲缘和业缘关系的人交往，还要与更多的陌生人打交道，这就要求人们的行为应遵守那些被社会成员认同的公共生活伦理准则，而个人良好的品德修养能够增强遵守伦理准则的自觉性。虽然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呈现出多样化和差异性的态势，但是，无论追求什么样的幸福，道德对幸福的获得都起着引导和规范作用。一些人以相对主义价值观追求幸福，采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立场，认为只要能获得幸福，自己选择任何价值都是正当的，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这种相对主义幸福观，抽去了道德的根基，将会导致为了个人幸福而不择手段的情形发生。因此，从道德与幸福的关系看，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自觉遵守公共伦理准则，不仅是追求幸福方向上的道德指引，也是体验德福一致幸福观的人生过程。
幸福指数与社会发展
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一般民众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
当前，各地“十二五”规划建议纷纷问世，除了继续提出经济增长目标外，福建、河北、重庆、江苏等省区明确提出了要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在这样的背景下，追求民众幸福、提升民众幸福感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幸福指数构建内涵以及如何对其加以测量，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幸福指数是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
对幸福指数内涵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从主观生活质量核心指标到生活质量核心指标的转变。作为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指数考察的是人们的主观体验；
而作为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指数的评价指标是主客观的统一。
（一）作为主观生活质量核心指标的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意义上的“幸福”并非形而上学以及生活形态层面所理解的“幸福”，而是科学层面所评价的“幸福感”。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所强调的内容相同，它不仅仅关注个人一生的幸福追求，而且还要涉及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从这样的界定出发，整合以往的研究，我们从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出发，将幸福指数视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从形式上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状态。这种体验到的存在状态，不仅受到个体所处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而且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一般民众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
按照我们幸福指数的界定和研究思路，采取逻辑分析与因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可以编制适合当前我国民众幸福体验的测量工具及评价指标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包含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维度。每个维度可以根据一定的准则赋值，在此基础上加和汇总可以得到反映特定时段民众幸福感水平的分数。如果我们以某一年对民众幸福体验抽样调查所得的平均分数作为基点值，将其他年份抽样调查的平均分数与之相比，就可以得到体现民众主观生活质量变化程度的幸福指数，幸福指数所测量的幸福感应该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三者的统一，共同组成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内容。其中，满意度指的是居民对生活不同领域的认知和判断；快乐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正性情感；价值感则是人们的目标定位和精神支撑。
（二）作为生活质量核心指标的幸福指数
基于体验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对幸福指数进行科学的评价，但是仅仅从主观层面来界定幸福指数，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显然有失偏颇，为此可以进一步引入了生活质量的理论来扩展和丰富原有的幸福指数内涵，试图以更加综合性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来评价居民生活的美好程度。
在对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试研究中，生活质量被定义为人的存在（Being）质量，即在特定社会中人们各种需要得以满足的程度和水平，它体现了人的现实存在感以及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并集中表现为人们所享有的客观福利状况以及因此而体验到的幸福感水平。换句话说，生活质量评价的重点是为人们所处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以及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状态的主观体验。这一定义与原有的主观幸福体验评价相比，更加凸显客观的生活数据。从这个层面上，幸福指数就可以理解为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而生活质量是幸福指数的现实载体，所以幸福指数除了涵盖主观指标外，还应该包含客观生存和发展条件方面的指标。结合我们研究所构建的生活质量理论系统，这些客观评价因素主要包含人们所享有的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经济生活质量、政治生活质量、社会生活质量、文化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质量。
从国内各地已有的幸福指数评价体系来看，也不仅仅是主观指标，还包含了客观民生福利方面的内容，如江苏江阴市构建的“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浙江杭州市的生活品质评价指标体系等，实际上就是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的结合。从目前的实施效果来看，这些综合评价体系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评估效果，当地民生状况也从相应的政策调整中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所以，从生活质量层面来界定幸福指数，具备更好的可操作性，也涵盖了更加丰富的幸福内涵。此外，生活质量与政府公共政策具有更加密切和直接的联系，使得生活质量范畴内的幸福指数能为公共政策的调整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
二、幸福指数的实践意义与决策价值
倡导幸福指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与决策价值。提升居民幸福指数是科学发展的生动实践，凸显了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一）提升居民幸福指数是科学发展的生动实践
各地“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增加幸福指数评价，首先是希望发挥其在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功能，从而补充以往仅仅使用GDP等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做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而接下来的重点则应该是追求“国富”与实现“民强”
并举。从单一的GDP评价到补充更具人性化的幸福指数评价，恰恰反映了我国社会整体发展观的转变，即从追求单一的经济发展观到坚持并践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为人民谋幸福，将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提高提升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发挥幸福指数对于人民生活质量最直接的监测作用，就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一方面，通过对居民客观民生福利的满足状况的评价，社会决策者可以制定更加合理的公共政策，促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并提高其共享程度，从而规划和确定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另一个方面，通过对居民主观幸福体验的评价，国家和政府可以直接了解民众的生活幸福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致程度，因为这两类指标的长期不一致，会影响社会发展的平衡和稳定，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要对发展方向进行必要的检测与调整，发挥幸福指数作为监测社会良性运转的“晴雨表”和“预警器”作用。
（二）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凸显了关注民生推动和谐社会的理念
提升居民以幸福指数为核心的生活质量，必须努力实现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实现人的发展权利相关的普遍需求，这就要求社会决策者坚持关注民生，发展公共服务体系的理念，其实质是进一步践行科学发展观，解决如何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命题。中共中央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将“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十一个主要规划之一，凸显了中央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而多个地区在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具体规划建议时增加幸福指数的评价，其强调的主体内容便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体系。
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就是要在提升民众幸福指数方面有所作为，而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是政府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重要着力点。在我国现阶段，收入水平、基本生活需要满足状况，社会公平正义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对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有关扩大就业、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及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等民生内容正符合了上述因素，是对下一个五年发展时期各级政府制定有关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所提出的具体要求和建议，充分体现了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执政理念。
（三）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人的生存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为一切历史的前提，“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野中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只有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才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体现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目标则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具体来说就是维护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增进民生幸福，以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对于幸福指数的关注，强调的就是社会个体客观存在状态和主观心理体验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之一。因为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集中反映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程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和个体体验等的差异，不同地区的、不同的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感受会有一定差异；另一方面，在对生活质量的基本要求上，又体现出一些共同的要求，即对健康、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生活质量各个方面的良好存在条件的追求，对自我发展的追求。总之，对幸福指数进行科学地评价，同时从人民生活质量的范畴上拓展对幸福指数内涵的理解，对于我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幸福观教育：当前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价值取舍和行为准则。如何引导人们树立和践行正确、合理的幸福观，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需要我们加强幸福观教育。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但什么是人生的真正幸福，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幸福，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幸福，需要我们给予深入的思考和科学的解决。亚里士多德曾言，“幸福就是某种善”，“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价值取舍和行为准则。如何引导人们树立和践行正确、合理的幸福观，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幸福观教育，并将其作为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的重要方向和视角，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助人为乐的幸福观，把人生和价值融入到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中，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获取人生的美满和幸福；坚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做到“善小而为”，在别人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积极伸出援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助人和奉献中感受幸福、感受快乐。
幸福观教育：当前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抓手
认清幸福观教育的特点及其对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意义，将其纳入德育工作的总体布局，明确幸福观教育在当前德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下尤为重要和紧迫。
1．
从时代背景和多元文化看，随着社会的转型，现在社会已经和正在从稳定状态与熟人社会过渡到变动不居和陌生人空间。多元文化的互动，使得人们的价值观也不再单一和同质化，而是日渐多元、复杂多样。受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复杂化趋势的影响，人们的幸福观取向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权力至上主义等不合理的幸福观严重影响着民众。有人认为，吃饱穿暖就是幸福；有人认为，“跟着感觉走”就是幸福；有人认为，趋利避害就是幸福；有人认为，及时行乐就是幸福；有人认为，拥有权力就是幸福；有人认为，出名就是幸福??
时代背景和多元文化造成了人们的价值多元化和幸福观多样性。多元中如何立主导、多样中如何谋共识？通过加强幸福观教育，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应对时代背景和多元文化，树立和践行正确、合理的幸福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2．从人们的幸福指数看，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收入提高与人们的幸福感往往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是有条件的。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幸福感与GDP增长的关系逐渐呈弱相关状态。从国外经验看，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高度后，收入增长不一定能够导致幸福感的增长。
在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的幸福和人生的美满。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思想困惑却似乎越来越多、幸福指数并未同步提高，不少人却面临着幸福困惑，甚至出现精神的失衡与错位。有些人虽然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却常常被巨大的失落、苦闷、空虚、无聊感所笼罩，成为物质、金钱或权力的奴隶，精神生活空间遭到不应有的压缩，出现迷茫、焦躁、浮躁、急躁、暴躁等情绪，导致人的价值理想的虚无化和人生的无意义感，甚至出现道德沦丧、价值失范等状况。精神生活空间的空白、
“荒芜”或“杂草丛生”必然会导致幸福感的减少甚至烟消云散。
德育工作理应关注这些问题并在深究原因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之策，这是由德育工作维护与追求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决定的。幸福观影响和塑造着人的精神生活。加强幸福观教育正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和德育工作的着力点，它有助于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升人们良好的德性修养，培养人们健康的精神状态。它既能影响个体的精神健康，又对整个社会的和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引导人们树立健康积极、合理科学的幸福观，提高其精神追求的层次，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和科学发展均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3．从德育工作以人为本的理念看，以人为本是德育工作的本质诉求和根本理念，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根本趋势。江泽民说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德育作为涉及人们精神生活领域的社会实践活动，目的在于通过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进而引导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鲜明地提出了德育工作人文关怀的时代课题。然而现实生活中德育工作未能做到以人为本的情形时常出现，德育工作空洞泛化、宣传教育千篇一律、说教色彩过于浓重、意识形态强塞硬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现象并不鲜见。
幸福观教育符合德育工作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它立足于关注人、关心人、理解人、发展人，在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外在需要的同时，尤其注重人们的内心诉求和心理感受，着力于促进和增加教育对象的幸福和快乐。因而，幸福观教育是落实德育工作以人为本理念的有效抓手。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在德育工作中注重幸福观教育，绝不等于德育工作的其他内容都不重要甚至都可舍弃，可以用幸福观教育取代整个德育工作，而是将其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在德育工作中注重幸福观教育，绝不等于将幸福观教育的内容生硬地纳入或附加于德育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工作之中，而是力图与德育工作融为一体。
幸福观教育：推进的途径与对策
对人们深入进行幸福观教育并将其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需要我们树立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在认识幸福观教育重要意义的基础上，着力从以下方面着手推进：
榜样教育。通过典型示范、榜样教育，以典型和榜样的美好品质去感染广大民众的内心，引导他们更生动、更现实地把握幸福观教育的意义和内容。与此同时，引导人们寻找身边的榜样，通过他们“现身说法”，讲述奉献故事，分享奋斗经历，从身边的榜样身上汲取前进的力量，向模范看齐，形成先进带动后进、少数带动全体的共同进步局面。雷锋传人郭明义的幸福观是助人为乐，他坚信奉献使人快乐、助人使人幸福，因而他说“每做一件好事，就有一股幸福感涌上心头”。这种幸福观虽简单却纯粹，是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个体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协调，闪烁着道德与人性的耀眼光芒。他用言行为我们诠释了幸福的内涵，也为我们思考幸福观问题提供了颇多启示。
需要注意的是，官员、社会知名人士的言行对于一般民众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如何引导这部分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幸福观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和关注。
对比教育。将两类不同现象或事物的属性、特点进行鉴别，从而引出正确结论、提高思想认识，对比教育具有鲜明生动、一目了然的特点。在幸福观教育中，可以通过幸福与不幸、乐观与悲观、享受与贡献、是与非、善与恶、忠与奸的鲜明对比引导人们理性思考和把握如何作为才能真正获得幸福、得到快乐。
电视剧《老大的幸福》就很好地运用了对比手法。傅家五兄妹中，老大幽默仁爱、善良睿智，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四个自以为生活幸福、事业成功的弟弟妹妹或是官迷，或是股疯，或是北漂一族，或是傍大款。五人的境况对比，让我们对什么才是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怎样感受生活中的幸福有了更深入地认识。
体验教育。幸福是以个体的感受为条件的，让人们在社会生活、社会实践中体验奉献的乐趣，在奉献社会、帮助他人中感受快乐、在做好事中体味奉献者的幸福，可以深化人们对幸福观的认识和理解。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期间，表现优异的志愿者获得了全世界的广泛好评。在服务他人的同时，志愿者自身也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源于奉献的快乐和付出的欣慰。显然，相比较其他任何有形的幸福观教育，这种体验效果要好很多。2010年年初，美国科学促进会通过研究发现采取以下5种做法可以显著提高幸福感，即学会感恩、保持乐观、历数遇到的好事、发挥自己的长处、多做善事。这为我们开展幸福观教育提供了思路，应积极引导人们体验这些做法。
把握时机。选择好的教育时机会使幸福观教育效果事半功倍；反之，时机把握不准会使幸福观教育效果大打折扣。社会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出现或发生时，往往是加强和改进幸福观教育的重要契机。重大事件、重大活动构筑了具有特殊意义和独特内涵的教育契机，能够极大地调动教育资源，广泛地引领教育对象，是加强幸福观教育的有效平台和重要时机。在这些事件、活动中，往往由一大批平时默默无闻的人站出来，勇于承担责任、敢于为国分忧、设法帮助别人，如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玉树地震、上海世博会等事件中，一大批志愿者纷纷行动起来，他们的精彩表现感动了世人，也给人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幸福观教育课。
营造氛围。整个社会的氛围营造、风气改善是社会教育资源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当下，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对社会具有空前的引导作用、对人们具有空前的影响力，在社会氛围营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媒体和舆论的理念、导向、内容等在或潜或显地影响着民众，影响着幸福观教育的实效性。
因而，应引导媒体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宣传科学的幸福观，发挥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重要作用，多一些朴实、多一些责任、多一些正义，少一些炒作、少一些猎奇，少一些恶搞，坚决媚俗从众、只顾经济效益舍弃社会效益、只顾牟利赚钱而兴起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努力营造有利于幸福观教育的和谐氛围和优良环境。
凝聚合力。幸福观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个别人、某个单位就能做好的，应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着眼，加强家庭、学校、单位和社会的整合和协作，做到方向上统一要求、时空上密切衔接、作用上协调互补，发挥各自优势，调动各自力量，在幸福观教育的理念、内容、方式等方面达到和谐统一和最优结合，形成教育的整体效应，力求实现幸福观教育的整体性与协作性。
树立助人为乐的幸福观
助人为乐是一种代表和谐文化的幸福观，它表明一个人的幸福来源不仅仅是自己需要的满足，而且在于他人的幸福与否，各方以对等互助的方式实现最大幸福的状态。
幸福观与价值观紧密相联，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价值观对于人们能否拥有正确的幸福观、获得快乐的生活、营造快乐心态影响极大。互利合作的交易原则、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利他主义的道德境界、健康的自尊等，都是有助于人们快乐实现的思想法宝。人们可以生活在一个贫困的现实生活之中，但对世界充满爱心并乐于助人，他仍然可以生活得充实，并拥有快乐。正如雷锋传人郭明义所言，在帮助他人、温暖他人中，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快乐。现今，我们需要考虑倡导什么样的幸福观，正确认识利己和利他的关系，并且重新学习助人为乐的价值意义。
一、正确认识利己和利他的关系
站在经济学的视角来解读这一命题，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树立助人为乐的幸福观。从斯密、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到阿尔钦的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坚持采用“利己”假设，他们认为“利己”行为符合常识。然而，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利他行为表明了人不可能是完全利己的，从而迫使经济学家重新审视利己与利他的内在关联。于是，杨春学、汪丁丁、叶航等人从“利他”假设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规律，他们认为个体的行为动机不仅仅在于关心自己，也包括帮助他人。因而，在分析个体行为的时候，应当考虑伦理道德、环境背景、社会心理等等影响利他行为的因素。理论上讲，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证明了完全利己行为最终不能真正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否定利己假定。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利他行为表明了人不可能是完全利己的。所以，个体的自利心和利他心是相容的，完全利己行为最终无法达成共同利益，这就促使局中人选择合作而非对峙行为。
与经济学家们关于利己和利他的观点类似，快乐理论认为在以往的行为视野中，行为主体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忽视了自利行为是否侵犯他人的幸福利益，从而导致了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现象。而事实上，在个人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人们行为的基本规律是“约束条件下的利益（自身与他人的幸福）最大化”。人们“应当”以是否有利于增进人们的幸福为终极的价值判断依据，有理性地追求幸福，而不是依据自己的偏好来满足自己的幸福要求。利他行为能给局中人带来许多快乐，同时使别人也获得了快乐，从某种意义上讲，利他便是利己（所谓助人为乐）。因此，树立助人为乐幸福观的关键问题是转变行为主体的价值理念，即认清快乐幸福生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大多数人的幸福才是人们和谐相处所追求的方向。特别是需要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强调利他行为的价值意义和参与合作的共赢模式，培养一种“助人为乐”的组织氛围，鼓励组织成员的奉献精神，弱化或摒弃自私自利行为。
二、树立助人为乐幸福观
快乐与幸福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这里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己幸福的最大化，而且是全社会的幸福最大化。其方法就是自己幸福，别人也幸福，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不损害别人幸福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幸福，或者在追求自己幸福的时候也帮助别人幸福，全社会的幸福就能够最大化。具体而言，全面地、科学地树立助人为乐的幸福观，大致需要理解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培养正确的思想观念、健康的价值观。幸福的人生一定有幸福的思想观念。有正确的思想观念才会有正确的行为，有正确的行为才会有正确的习惯，有正确的习惯就会有正确的性格，有正确的性格就会有好的命运，有好的命运，人生一定会幸福。价值观是人们对于存在世界的看法与认识态度，人的行为都是在相应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正确的思想观念和健康的价值观能够提高人们对世界真理的认识，使人变得更加有知识和理性，从而为提高人们的工作技能、获得事业成功奠定基础，使晚年能够享受丰富的人生成就与幸福生活。
第二，保持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积极做一个快乐人。影响快乐与痛苦的因素大部分不是天生的，即使有些因素如相貌、性别、性格等与遗传有密切关系，但还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加以完善，使之往有利于快乐的方面转化。幸福心理学家威尔逊(Wilson)总结了快乐人的大致特征：“快乐的人是年轻的、健康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较高收入的、外向的、乐观的、不焦虑的、有信仰的、结了婚的人，且具有高的自尊、工作热情，与其性别和智力相适应的志向或期望。”
保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获得心灵深处的精神快乐提供了重要帮助。
第三，一个人的幸福最大化，是其一生快乐积分的最大化，而不只是眼前的快乐或享乐。一些人以为一谈到快乐幸福就是注重眼前的享受，其实这是片面的。其实，我们追求快乐幸福生活，是讲人一生的快乐积分的最大化，而不只是眼前的快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更加注重健康、亲情、社会公正、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提出超越快乐原则，即为了最终的快乐，需要延缓获得快乐的进程而忍受短期痛苦。
第四，幸福是多方而非单方的事情，最大幸福是以个体追求幸福最大化为基础。我们讲的幸福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不只是少数人快乐。这是幸福观中的一个重要准则，《东方红》中说的为人民谋幸福就是要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18世纪英国著名伦理学家边沁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原则，他主张这一原则应当成为我们立法与道德的基础，并因此在18 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一场快乐主义思想运动。这一运动及其遵循的原则对于今天欧洲社会和谐图景的构建起到了思想观念基础作用。
第五，利他行为是人们获得幸福生活的源泉，利他主义者更能够收获幸福。帮助他人不仅仅使自身获得了快乐，同时使别人也获得了快乐，即“快乐会传染”，个体越快乐，组织里的其他人也会越快乐。组织中的利益主体要考虑到各自不同的利益要求，互相尊重、帮助和信任无疑是各方幸福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乐于助人”和“服务他人”的奉献行为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这种行为推动局中人顺利地向着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
三、助人为乐的价值意义
助人为乐，就是助人者在向他人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收获了他人提供的快乐。从经济学家们对利己和利他行为的研究取向可以看到，以助人为乐为代表的利他主义可能对未来社会发展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助人为乐是培育社会主义文明新风的时代要求，它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的伟大实践具有深远的价值意义。
第一，转变人类自利心理，承认利他行为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理念。我们今天的发展理念似乎还是以GDP或者效率为中心的，个人则以物质利益和自身利益为中心。快乐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与收入增加只是手段，并不是终极目的，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与终极价值是人们的快乐幸福生活。今天我们倡导快乐幸福的终极价值理念以及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是一个根本性的理念转变，即把经济发展真正转变到以人的快乐幸福生活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把人们的自私自利行为真正转变成自利与利他相融合的轨道上来。确立这些理念会使人们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幸福快乐的生活，而不是多多益善的钱财，更不是单单一方的幸福。
第二，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全面调整到以多数人幸福为核心的基础上来，使“助人为乐”成为道德的典范。人类存在着广泛的快乐需求，只有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全面调整到以多数人幸福为核心的基础上来，始终围绕国民快乐原则及其需要层次变化来修正与拓展国民经济产业部门发展，围绕国民快乐需要而进行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劳动保障、收入分配、公共财政政策的调整等，才能够真正构建起“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的幸福中国。但是，多数人的幸福离不开乐于助人、主动奉献的行为个体。利他主义者用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服务精神，培养奉献行为、助人为乐的浓厚组织氛围，有力地促使形成
“幸福最大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第三，创新和谐社会的管理模式，确立以最大幸福为核心的社会发展体系。各方的最大幸福是以个体的幸福最大化为基础，利益主体在追求幸福同时，必须以他人幸福为参考依据。确立以国民快乐幸福为核心，重视多数人对幸福生活向往和诉求的社会发展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构建起和谐社会，真正实现国民的快乐幸福生活。利他行为是人们的快乐源，并且也是各方努力意愿较高的幸福因素，这说明帮助他人者能够获得快乐。行为主体的幸福是以他人幸福为基础，如果别人得不到幸福，你也不可能幸福。所以，新时代背景下自身与他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实现和谐发展的根本战略途径。
助人为乐是一种代表和谐文化的幸福观，它表明一个人的幸福来源不仅仅是自己需要的满足，而且在于他人的幸福与否，也就是说，各方以对等互助的方式实现最大幸福的状态。我们相信社会环境中蕴涵幸福元素不仅指经济收入，诸如利他行为、人际关系、职业发展等其他非经济因素也是幸福的影响因子。如果一个社会强调一种乐于助人或者服务于人的和谐氛围，在这种氛围中，社会成员不仅能够得到快乐的结果，同时能够体验快乐的过程。因此，正确认识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树立助人为乐的幸福观，最终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与和谐，不断朝着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理想之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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