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工商局长”扬言单挑记者太嚣张 开店巨资咋来

纵容妻子在报社打人闹事，仅仅因为妻子的一个“在报社受欺负”的电话，就不问青红皂白，带领两辆公车人马，到报社“兴师问罪”，杨局长的这种牛气、戾气究竟从何而来?须知，报社是大众传播机构，记者有法律赋予的报道权。在家人开的面包店因食品质量问题被曝光后，杨局长本该在事发后与报社、记者沟通，了解事情原委;或通过其他渠道寻求解决途径。遗憾的是，杨局长却为“护短”大闹报社，上演一出丑剧。

这哪里是一个工商局局长应有的做派，完全是一个地痞无赖在耍流氓。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怎能在舆论监督面前表现出“打手”姿态，并用上了江湖词语“单挑”来对付新闻记者?率众扰乱报社正常办公秩序，这算不算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罪?

几个长毛粽子，就将杨局长的粗鲁、狂妄、霸道暴露无遗。透视此起事件，还附带着以下几个方面的质疑：

其一，食品安全大于天，国家几次三番强调要“重典治乱”。杨局长家属所开的面包店有没有卖长毛粽子，作为负有监管责任的工商局局长，本应查清事实，而不是迁怒媒体。如此包庇食品违法经营者，岂不是对“重典治乱”的挑战?

其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家属子女违规经商要受到党纪政纪处理。倘若杨局长儿子开的“面包新语”店卖长毛粽子，那就是违规经商，对此有关部门没有察觉吗?

其三，“面包新语”加盟连锁店一次性投资在500万元以上，这种高档面包店不是普通人能开得起的，杨晓松在儿子大学毕业没多久就投巨资为其子创业，其资金来源出自何处?

16日的《人民日报》刊发《“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一文指出：“领导干部亟需养成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敏感和价值判断，学会新闻执政”，因为“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就是对待公众的态度，这是执政水平和执政理念的一个具体体现和检验”。可这位“大闹报社”的杨局长，把舆情当成是“敌情”，对正常的舆论监督打击报复，威胁记者的人身安全，扰乱报社的正常办公秩序，何谈什么“媒介素养”，更谈不上“新闻执政”，反倒可称得上是“新闻执政”的典型反面教员。

从“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傲慢官腔，到“小心你的狗命”的公然威胁，再到“率众大闹报社”的暴力摧残，某些官员的“新闻执政”理念该改变了。切记，舆论监督不容随意践踏，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李龙)

“最牛工商局长”的“牛气”何来

一个“长毛粽子”引发一场“血案”。如果不看工商局长的身份，只看用面包车装人找报社记者“单挑”的行为，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黑社会老大。身为公务人员，且是工商局长，在家属面对纠纷之时，不采取合法手段解决，竟采用如此有恃无恐的暴力手段。“最牛工商局长”哪里来的底气呢?

新华社调查报道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被“最牛工商局长”大闹的报社一些员工私下透露称，这位局长事发后“动用多方力量封锁消息，让报社不要针对此事发稿，也不要接受别的媒体采访”。事实发生之后，当地媒体在这一事件上的确一度万马齐喑，鸦雀无声。如果不是互联网发达，有人通过天涯论坛、辽宁论坛等网站发帖捅出，这起性质无比恶劣的事件，或许也就在当地小范围内慢慢“消化”了。

这位“最牛局长”敢如此高调，或许和此不无关系觉得“堵门”有术，不论做什么都不担心走漏风声。

问题在于，他高估了自己的“手”，低估了头顶上的“天”，不知道手是遮不了天、纸是包不住火的：网络发达、地域距离缩短，堵得住本地传媒的口，却堵不住异地的，管得了报纸上的消息，却管不住网络转发和“人肉引擎”。

既然已经捅开，那有关部门就得好好查一查，小到那不能吃的粽子，大到那来路不明的几百万，此外，同样关键的是，“最牛工商局长”动用的那“多方力量”，到底来自什么方面，都要一一查实清楚，给公众一个交代。

人民日报近日刚刊发文章指出，政府部门必须具备必要的媒介素养，不能只知打压甚至封堵舆论。“最牛工商局长”自身不可能分管媒体，他是没办法直接打压、封堵的，那么到底是谁、什么部门和他沆瀣一气，谁是“最牛工商局长”背后的“最牛力量”?

“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介入迟缓或干预不当，不仅可能“小事闹大，大事闹炸”，而且会消解改革发展共识，损耗政府“无形资产”。这都是人民日报文章的原话，希望沈阳当地有关部门好好学习，并尽快践行。(陶短房（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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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大闹报社的偶然与必然
　　网传沈阳沈河区工商局局长带领妻子和他人到报社大闹并打伤多名工作人员。记者调查发现，此事因这名局长儿子开的“面包新语”销售长毛粽子被当地一报社曝光而起。据悉，其子开设的面包店仅一期投入就需要500万以上，杨家投巨资开店资金来源确实不明。(6月17日《京华时报（微博）》)。

尽管报道中的官员已经疯狂到了欠抽的地步，但笔者仍愿意冷静下来思索。因为，发生这样的事件，看似偶然，实则有一定的必然性。

近年来，中央、省、市对严禁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定，并提出了十分严格具体的要求。其中，不仅对公职领导提出不得参与经营性活动，还特别提出要加强家属从业管理，比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不得在领导干部职权管辖或职务影响的范围内从事不符合规定的某些特种行业或与其管理的业务工作相同的领域经商办企业和有偿中介活动。

可是，在报道中我们却看到，工商局局长的儿子不仅在其老子的管辖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而且还投资规模不小。如此，监管部门居然还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规章制度在其眼里跟空气一样，也难怪经商的儿子卖了“问题粽”当官的老子还大闹报社了。

其实，一些官员、官员子女在所辖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已经很普遍了。只是，因为没有闹得这么严重，所以没有人去重视。但愿这样的恶性事件能引起各地监管部门的思考，多想想其发生的必然性，从而严肃法纪，从根本上铲除这种恶性事件的土壤。(文衍生)

从“局长率队大闹报社”看权力跋扈

出于商业利益受到损害，局长夫人一时控制不住情绪也还罢了，贵为局长的杨晓松，怎么也不想想自己的社会角色呢?当接到老婆的求助电话时，最该做的是了解情况，分析成因，如果不像老婆说的那么严重，劝说应该是最得当的处理方式;如果真是老婆受欺负了，取证、按程序交涉甚至报警，都是解决问题的理智做法。而“带领两面包车人赶到报社，在办公室大闹，要求报社找到两名当事记者，他要‘单挑’”，怎么看都像是斗殴打群架的主角，怎么看都和局长的身份不相称。

实话说，在这件事情上，当事报纸对“问题粽子”的曝光，未必完美无缺，否则杨局长的夫人恐怕也不会如此激动。问题在于，普通百姓遇到这样的事，可能只会选择与报社沟通解决，没有达到预想结果时，也只能走其它途径或就此作罢，而不太可能堵着报社叫骂两天。再从报社方面看，如果是普通百姓这样干，恐怕早就动用保安驱赶或者报警了，之所以没这样做，同样也是顾忌对方的“官太太”身份。而即使这样，对方还是不依不饶，不仅与报社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而且自认为受了欺负之后，召来了局长老公，终于酿成了一起“局长率队大闹报社”事件，并被现场轻车熟路的办报人录音拍照，为各路传媒提供了难得的猛料。凭杨局长处理此事的风格，我真有点担心，新华网核实、报道了这一事件，杨局长会不会再次率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砸新华社。

表面来看，“局长率队大闹报社”是为官境界低下的反映。深入来看，还是当前社会无处不在的权力跋扈，左右着一些人的价值观有点权的人，总觉得自己在任何时空都应该是人上人，一些在别人看来不太严重、无须过度反应的伤害，他们却认为受了天大的委屈，必欲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当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过于强盛，权力带给自己的自我感觉好到过头时，愚蠢常常也会如期而至。想想吧，当杨局长恃权为自己的老婆出气时，可能不会想到，自己制造的“猛料”，会在网上引来怎样的围观效果。不必“人肉”，那500多万元的高档面包店投入，就足够他应对组织调查时招架一气了。作为事外之人，网民们在叹其为官、为人的境界时，当然更关心其“开店资金来源不明”的下回分解。(马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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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来生,当不当记者?
　　这不是记者们自己的问题,而是所有中国人,从上到下,从政府到民众,都应当仔细想想的问题

范敬宜先生有句名言: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于朴素直白中,寄予了老辈新闻人对自己职业的深切依恋。范先生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在理想和信仰的激励中,选择了新闻记者的道路。如今,时过境迁,当我再问媒体的朋友:如果有来生,你还当不当记者?得到的,已经是截然不同的答案。

中国记者的生存状态,一直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一方面,这个群体扮演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管道”角色,老百姓遇到困难,除了找政府,就会找记者。而不少记者也称职地担当了令人尊敬的“媒体青天”;可另一方面,当社会出现难以化解的矛盾和摩擦,记者又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弃儿,公权力或跨省追捕,或设立黑名单打压,上访无门的平民则会毫无根由地将屠刀砍向记者的头颅。

会突然想到这个话题,是有感于最近的两则消息,一是辽宁上访者刀砍央视女员工,二是卫生部拟对“误导公众”的记者设立黑名单。我不是记者,却有很多记者朋友。听闻这两则消息,他们莫不有物伤其类的感慨。有史以来,似乎没有任何职业让人产生如此复杂的情感,爱得艰难,恨得不甘,却又总是在灵魂深处有那么一缕难以割舍的情结。这就构成了当代中国新闻记者的一个无法破解的悖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似乎也不难理解。媒体和记者的社会功能,在于传递信息、疏塞通络。当信息的流动出于种种原因而出现阻滞,作为传播中介的记者往往成为众矢之的:有人会怪罪记者无法无天、误导群众,有人则会怨恨记者掩盖真相、与权力同谋。所以说,一个国家里,记者的生存状态大致可以折射出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越是文明、现代,信息越公开透明,人民越理性宽容,记者职业也越专业化、正常化。

当然,本文绝对没有给记者唱赞歌的意思。本人读了10年传媒,并在新闻学院任教,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个行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但是,若一个职业频频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我们便应当理智地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民国时期的名记者邵飘萍,虽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社会使命感,却也饱受质疑。可今天来看北洋军阀对他的暗杀,每个人都带着深深的同情与缅怀。原因何在?只缘于一个世纪后的我们得以理智地将个体的道德问题与社会的普遍规范区分开来,用邵飘萍的死去折射一个职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病理,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因果报应。可实际情况是,我们看待历史的客观和理性,在处理现代社会的问题时,统统处于失效状态。一如央视女员工被砍伤后,网上亦有不甚同情之音。

所以说,来世还当不当记者的问题,不应由记者们本人来回答,而是要到社会风气,到权力中枢,到民众的情绪中去找答案。邵飘萍的死并未让有志从事新闻记者职业的人退缩,原因在于邵的死只是“身死”而非“心死”,更多的人在社会的总体氛围中看到的是一种进取和变革的力量,看到民众有区分正义与反动、理智与情感的能力。如果有来生,当不当记者?”这不是记者们自己的问题,而是所有中国人,从上到下,从政府到民众,都应当仔细想想的问题。(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