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教育回到原点——对话朱清时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实验，回到教育的原点，回到原点就要背水一战”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彭淑  发自深圳

“我的老板很不高兴”

人物周刊：6月6日晚上，南科大已在布置考场。您有没有去看过考场？

朱清时：没有。我现在是最敏感的人物。市政府坚决主张，一定要按教育部门的要求，让孩子们参加高考。我们又是市政府办的学校，他们是老板，我不能违抗老板的意志。我只能把我的意见全部说出来，最多能够做到就是我不亲自干。而且最怕的就是他们怀疑我在背后组织。

上周末，我在车上接受电话采访，说得尖锐了些，“这45个青年拿他们一生的前途来参加我们的教改实验，现在突然叫他们去参加马上要举行的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回到了体制内，实验还有什么意义？”这让我的“老板”不高兴，认为我明确表态支持了学生。

人物周刊：为此，你的“老板”找过您谈话？

朱清时：没有。但据说很不高兴。你想想，对于那些位高权重、说了算的人，南科大这样一个弱小的学校里，45个孩子居然不听他们的。

其实，教育部、市政府、市教育局联手起来违规，这些规定都是教育部门自己制定的。

比如，根据《关于做好广东省2011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和建档工作的通知》，报考条件要求是具有广东省常住户口的居民，并且特别明确，“高中阶段户口由外省迁入我省的考生，必须回户籍所在地报考。”

这些规定把广东农民工子女限制得很死，不能就地高考。那为什么南科大学生户口都不在这边，就可以让他们在这里考？可以弹性处理？

除让南科大学生就地参加高考外，考前10分钟领卷，就算他们参加高考，据说100%都可以录取。这件事是违法的，高考在中国一直是公正阳光的象征，牵动全国老百姓的心，随便命令就把高考的阳光公正给丢掉了，仅仅是为了某些部门的需要。

人物周刊：据说，深圳市政府一心想打造一所起点高的大学，十分信任您，无论在财力物力上都支持您？

朱清时：他们想打造另一所香港科技大学。我来之后就发现行不通，因为中国内地大环境与香港完全不一样。香港科技大没有障碍，筹备的时候就可以定位为研究型大学。我们不行。我们先要争自主权，办学的权。比如我当中科大校长十年，都不知道教育部在1986年有个《暂行条例》，规定学校设置从大专、本科院校开始，然后一步步地明细规定要有多少册书、多少学生、多少面积才能怎样。

另外，你说听到深圳倾全市之力打造南科大，这话市政府的领导也经常说。但是，我们要花的每一笔钱都要申请。比如我们刚来的时候，就向上面要了3000万的启动经费。好，那就给了，但给的是指标。这3000万必须要有明细的计划，然后他批准你的计划，你再照着计划做。比如买台式计算机，你必须经过政府采购办集体采购。所以我申请一台电脑就得两个多月以后，修学校的房顶也要走同样的程序。得到指标很容易，但指标变成能花钱要很长时间。

人物周刊：现在，教育部和深圳市政府是否也骑虎难下？

朱清时：我不敢说。我想他们也没有想到学生会反对。他们原来的想法是，给学生这么多好处，白白给一个国家承认的文凭，你们还不要呀？结果，学生还是理想主义，坚守我们来就是为做这个实验的。

人物周刊：难道深圳市政府当初建这所大学，提出的创新只是招揽的口号？

朱清时：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他们究竟想要创新什么，谁都不知道。“创新”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国家变成了口号。他们可能都习惯了这一套工作方法：听领导的，不用动脑筋。他们以为我也是这样。他们没有想到教育恰好就需要独立思想。

“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人物周刊：现在，您和学生们，与您的“老板”更像两股力量的对弈？

朱清时：是。这对我来讲，当然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我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我还能不能继续做？因为一个老板雇了一个人，这个人不听话，老板很下不了台，老板能够让不听话的人再继续干吗？而且我要继续干下去，也做不到全心全意，也不可能做好。

人物周刊：您真正从什么时候想这个问题的？

朱清时：不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辞职准备。但想了很长时间，一直也觉得还有希望，还在努力。自从2010年年底招生，我就意识到这件事做不好会怎样。我每天睡不着觉，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敢于挑战教育部，当然有可能不被接受。只是我没预料这件事到现在这么快。

人物周刊：难道您从没想过有今天的局面？

朱清时： 我想南科大是一张白纸，在这张纸上，我们可以重新设计。只是没想到，行政化这些观念，不光老人，年轻人头脑里也有。

政府曾经推荐了一个财务人员，这个小伙子挺精明的。他告诉我说，“我来是有前提的，我搞财务都七八年了，现在应该至少是科长一级，如果能升我就来。”我说，“小伙子你还年轻，前途很棒，我们这里绝不亏待能干的人。但是你需要大家认可你的工作了，我们就会让你在那个岗位上。”第二天，他就告诉我，他不来了，因为我没有保证他能够升。

人物周刊：您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朱清时：没有。中国教育上不去的原因是什么？深圳给我提供了这么好一个条件，让我来做这个实验。所以我就从科学家的心态来看，不管看到的结果好坏，我都得出了准确的答案。

倒是我的夫人不愿意我来，希望我赶紧回去。她觉得做不成，何必呢？她不理解，即使我做不成，也可以把实验结果告诉全社会，为什么我们没有一流的大学。认识清楚这个原因就是很大进步。

人物周刊：从1979年时任北大校长周培源呼吁教育部放权，到您通过从中科大到南科大的经验得出结论，中国没有一流的大学在于管理体制。

朱清时：这个是有道理的。现在惟有教育领域、医疗领域还是行政化，没有搞活。特别是教育，它直接涉及到意识形态。而且教育的道理最难懂，但全社会都认为自己懂教育，各自对教育看法不一样，所以很难取得共识。

人物周刊：反观“被行政化一方”是否也存在问题？

朱清时：我看过一幅漫画，是“文革”后期华君武画的。画里一个老头，一生都在一个坛子里生活。后来这个坛子被敲碎了，他自由了，但是他的意识还是那样子(作紧缩状)。现在我们被行政化的人倒有机会可以自由了，可还是习惯于被领导。很多人包括我们学校里有些人也这样。现在的大学乃至全社会缺乏一种独立思想。

南科大的45名学生自愿用他们一生的代价来参加这场实验，就是不要国家铁饭碗，靠自己真本事拿自己学校自发的文凭。学得好，社会就承认这个文凭，就争着要。学得不好，以后找工作就难。这跟当年农民包产到户养活自己一样。

这种悲壮的实验，学生们做得很满意，为什么要把他们拉回去呢？悲剧就在于个别人不了解情况，而了解情况的人听从领导指示，做各种工作想把学生拉回考场。像刚才提到的，被行政化的人整个思想、行为方式都僵化了。

“高考这件事，是我妥协的底线”

人物周刊：您的有些老朋友批评您，即使孩子们“甘当教改实验的小白鼠”，您也不能拿他们的前途做实验，毕竟您可以一走了之。

朱清时：这是他们不了解情况。我们其实设计得很好，这些学生绝不会失败。

第一，我们精心请来最优秀的教师给学生们上课，孩子们每堂课都被吸引，就是不要什么文凭，光来听这些课就是真知识；第二，我们学校事件不断，每件事一出，孩子们就成熟一次，敢于担当。这样的孩子在社会上一定受欢迎。现在很多企业家在网上说，南科大出来的学生我们要。这场改革与社会关注，已赋予他们很大的含金量。

人物周刊：假设这些孩子将来的情况，恰恰被反对您的人说中了，那怎么办？

朱清时：对。没有办法说准。但是中科大少年班在开设之初也是受人质疑，现在回头再看呢？

人物周刊：上次您说过，底线一旦突破，您会在辞职前，把孩子们尽量安排好？具体的措拖是什么？

朱清时：现在不到说的时候。我在国内外毕竟有我的人脉关系。而且国外《科学》杂志已发专文介绍他们，整个科学界都知道他们。他们要到哪里读研是很方便的。

人物周刊：南科大矛盾没解决前，还会实现原有的招生计划吗？

朱清时：不一定。因为我们要招生，须得教育部、深圳市政府批准才行。而招生的方案又被卡住了，如果这个事没有解决，就缓招。

人物周刊：据学生们说，校方曾跟他们开过两次“劝导会”，劝他们参加高考。校方开会前，有没有跟您沟通？

朱清时：市领导直接找我谈话，宣布市里决定要南科大遵照教育部的文件，让这45个学生参加高考。我就据理力争，说了很多我反对的理由。除了阐述我们实践教革的核心是什么，还有学生们根本没有准备，也许考不好。

但市政府仍然坚持决定。我就说市政府是我的老板，决定我只能服从，但道义上我不能这样做，思想上也不可能扭转过来，就让学校去说这件事吧。他们问我学校里，谁管学生工作。我说了谁谁，他们立刻打电话把对方叫来，叫来之后我就退出了。第二天，这个人组织开会也没有跟我说，我也没再过问。会上，对方跟学生们说，参加高考是我同意的事。结果5月29日，我接受西安一家媒体采访时，又把我的观点阐述了一遍，学生马上就明白我其实在坚守我们的理念。

人物周刊：您的另一个老朋友质疑过您的说法，“即使孩子们参加高考，他们也没做此准备”。他认为，真正的强者随时迎接考试。高考题做做又有何妨？

朱清时：那是他不理解我们不参加高考的真实原因。我们的学生绝对优秀，不怕高考。但这种机制就把我们背水一战的实验破坏了，失去了奋斗的意义。高考这件事，是我妥协的底线。

“我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已经回答了钱学森之问”

人物周刊：有学生透露，5月底政府公布南科大评选正局级副校长的9名候选人中，就有积极劝说他们参加高考的人。如果评选上的副校长与您的理念距离很大的话，您将怎样协调两者的关系？

朱清时：如果他们要我继续干，他们就必须全力支持我，如果他们不能保证全力支持的话，我就希望他们找一个他们能够全力支持的人来干，这样对南科大、对深圳市都有好处。我不能光做一个招牌，又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包括你说的副校长，我也没有影响，也不能配合，对吧？

人物周刊：您心中有自己的副校长人选吗？

朱清时：如果叫我来挑选，我就会有，他们没有授权给我。国外国内我都有人选。人家还没决心回来。

人物周刊：南科大将在今年7月1日执行《南方科技大学暂行管理办法》。熊丙奇对此并不看好，他认为《办法》有几个关键问题：“一是很多概念的使用很模糊，似是而非，比如说理事会是管理机构，但是成员由政府聘任，那是不是向政府负责而不是办学负责？二是缺少具体的界定，停留在大的框架上；三是没有问责机制。那也就是随时可以违背。”

朱清时：他的这些看法很好。这个管理办法实质是市政府放权给南科大，不可能一次就放到位。南科大这一条例现在还不是完美的，事隔几年还要到人大去变更法律，到时又有一个修改的机会。如果如他所说，这个权力放出后又收回了，那就得博弈。

人物周刊：面对现有体制，熊丙奇推断过南科大可能有三种方向：一是逐渐被给予招生权、授予学位证；二是任其发展，成为非学历的教育机构，但可以与国外的申请入学机制接轨，被国外承认；三是国家为其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创造条件，建立新的学历认证体系。“最后一种意味着改革，但是目前没看到可能性。南科大自己想走第二条路，但是又不被允许。现在看来，似乎想让它走第一条路，慢慢收编进现有体制中。”您怎样看？

朱清时：现在主要是看深圳市的决心了。其实我做了快两年，我们想突破的就是教育的现行体制，没有妥协的余地了。回到一元体制内没有意义，办一所体制内的大学就不用我来了。

人物周刊：您认为当下的“朱清时之难”是否能够回答“钱学森之问”？

朱清时的背水一战

今年5月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记者会上，针对南科大的“办学自主权”，含而不露地指出，“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法，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

45个孩子，没有一个出现在南方科技大学布好的高考场上。他们在用无声的抗议，捍卫播在内心的“火种”——“我们自授学位就是想走全世界一流大学想走的路，让学生跟老师‘背水一战’，只有学到真本事，社会才会欢迎你，接受你，而不是看你的文凭盖了什么大印。”

播种者是他们的校长朱清时。彼时，他感喟：“我原先觉得，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但这些学生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他何尝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早年在中科大“逆流而行”——坚持不圈地、不扩招；现在南科大极力推行教改——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他曾经的盟友说：他现在像个孤家寡人……

记者  彭淑  实习记者陈漫清  张嘉衍  发自深圳

6月7日，全国高考第一天。粘人的热风，聒噪的蝉声，裹袭着深圳的每一个人。

朱清时正“闹中取静”。身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没有现身考场，反而避在罗湖区某老式宾馆内，眼里闪烁一丝狭促的笑：

“昨晚，他们在教学楼三楼布置考场。今天早上，一大堆媒体记者堵在学校大门外，这些人不知道，工作人员早从后门悄悄撤离。我们的45个学生，没有一个参加高考。”

“他们”的具体指向，他以为毋须细言。总之，“这些学生比某些人高多了。他们应该感到汗颜”。

他还欣喜地获知一件有利于他的“理论武器”——网上，署名“晨雾”的作者所写的一篇文章《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就变“合法”了吗？》。

他不禁坐在那里逐段引用，“他们已被南科大录取，他们这次参加高考，是算高中生，还是大学生？”

“事实上，今年教育部公布的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校名单，作为中国高校改革‘探路者’的南方科技大学最终并未进入。因此也不可能列入统招计划。这些考生即便是参加了高考，也只能在统招计划内填报志愿。他们填报哪所大学都行，惟独无法填报南方科大。

“因此，45名南科大学生不参加高考，则不‘合法’。可是，如果他们参加高考，也‘合法’不了。如果是教育部或者教育主管部门要求这些学生参加高考，这些官员们首先应当想一想，你们的要求是否‘合法’？而且是否合你们自己制定的‘法’？”

事实上，从中科大十年校长期间，到2009年担任南科大校长后，朱清时一直念兹在兹地寻求一种“法”，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里，回答已故大师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甘当教改实验的小白鼠”

……南科大从呱呱坠地就打出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响亮口号，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和努力方向，也是我们引领文化，强调个人自主发展的最重要的保障。可以说，这是我们四十五名同学共同的价值观念，是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信念。我们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放弃了一切，甘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小白鼠。但是，现在教育部提出我们必须要高考，回到高考的体制下去。

这封信的作者在电话里自称“小李”，是“甘当教改实验的45只小白鼠”中的一员。

他说，这封《南科大一学生致社会公开信》是在5月30日晚上一气呵成，“紧随事态的发展，好些段落早在脑中构成”，贴在博客上的反响，如他所料——十分火爆。

“我做这件事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外界能够看清南科大的真实状况。告诉大家，想看我们实验的话，就给我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我也不是反对高考制度。如果没有高考，农村山区的孩子怎样跻身上流社会？我们否定高考，是在南科大目前的环境里。所以，我在信上说，‘教育部做出这项决定，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难以接受的’。”他语气严肃。

“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响亮口号”，是今年2月，小李浏览南方科技大学官方网站时看到的。

其上，也有一封公开信，即朱清时于去年12月15日所写的《致南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深圳市委市政府为南科大确定的目标定位是：“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这个目标定位既是深圳市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高教改革和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必要探索，更是香港科大和许多国际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

……然而，按照一些旧的规章制度，南科大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法制化了的规章制度的原意是由教育部代表国家来保障、控制全国学位的质量，但同时也使大学失去了办学自主权，造成高校“千校一面”的畸形状况。

……为了实现南科大的目标和定位，也为了回归大学应有的办学自主权，尝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们把“自主招收高二学生”、“自授各类学位和文凭”作为教改先行先试的内容。

文末，朱清时还特别强调，“为了确保教改实验班顺利进行，我们希望每位自愿报考的学生及其家长都能充分理解这项改革的意义和实际情况，并与每位学生和家长签订协议书，以确保他们参与教改实验班完全自愿。”

“我的思想理念与南科大一拍即合。”小李直截了当。

恰好，他具备的条件也与南科大的招生要求相符，“一是去年报考中科大少年班，上了一本线但没被中科大录取的学生，二是已完成高三课程，或其他学完中学课程的优等生”，而他是山东省某名牌中学“最好的一个班”的学生。

二月底，小李等来自全国各地共四十多名学生，参加了南科大的招生考试：先面试，再笔试，最后心理测试。

想起公开信发表后，有人在自己的博客上质疑：“你们这群学生连高考都不敢考，怎么去学习那样高深的知识？”他颇不服气，以那次招考举例，“数学、英语、物理三门学科为主，这样的考试已将高中的知识全部涵盖进去，最能测试出一个人在高中的学习能力”

“面试时，每四五个学生一组，面对3位考官，需用英语回答，诸如‘力的作用’、‘为什么要来南科大’、‘你将来想做什么’、‘对自己未来的规划’等各种基础问题。

“笔试共分两轮。第一轮属高中内容，第二轮由朱清时校长与另外两位中科院院士张景中、陈国良亲自出题。3道考题关于勾股定理、几何与计算机。有趣刁钻。

“心理测试不发考卷。两个小时里，老师在台上讲解图形和字符的操作规则，每一道规则都变化多端，考生瞬间接受全新的信息，瞬间应用，测试我们思维清晰的保持度。做到最后，我觉得脑子都崩溃掉了，走出考场大汗淋漓。”

最终，小李等二十多名学生冲出重围，与去年12月中旬第一拨考入南科大的16名学生，一同成为教改实验班的首届学员。

在这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怀着这样的心态：即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在现在无数毕业生疯狂报考公务员的情况下，我们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职业和未来。因为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的心，我们想在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精神上作出努力。

入学后，“考官”告诉他们，“你们这群孩子考得真差。但也不能全怪你们。因为你们的一些思维模式是固定的，我们会把你们过去形成的古板思维方式扭转过来。”

“经过3个月的学习，我感觉到自己确有改变。”这是小李在公开信中真心赞美，也使朱清时迄今倍感欣慰——

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第一学期共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以及比较现代化八门学科。这些课程的内容堪称完美。

微积分不讲解严格证明，重在理解微积分的精髓和它的应用，喜欢严格证明的同学可以自学。线性代数由原清华教授张贤科任教，每次大家都学得叫苦连天而又乐此不疲。普通物理由唐叔贤院士和李元杰教授任教，两位教授风格迥异，唐院士从简单入手，细致入微，李老师上课则气势如虹，首节课开讲相位空间。计算机科学课则由四位老师教授——陈国良院士、董荣胜教授、姚天昉教授以及毛睿老师，各位老师风格各异，我们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完成了普通大学二分之一的项目设计。

英语课成为生动活泼的讨论课：第一阶段学习古希腊神话，第二阶段训练科学讲演能力。而社会学、国学经典导读等课程则发挥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对人生的体悟变得具体，对社会状况的认识变得深刻，其中受益，非亲身学习难以体会……

“今年，明年、后年，我都不会参加高考”

“别人已在海里游泳了，现在为什么非得把他们拖回岸上？为什么非要让他们穿上衣服，再放到游泳池里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问道。如今，他不时回南科大为学子们举办开讲座。

他的发问是有所指的，今年5月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记者会上，针对南科大的“办学自主权”，含而不露地指出，“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法，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即南科大的“45只小白鼠”必须参加高考。

此前的一个月，朱清时作为哈佛论坛演讲嘉宾，在美国宣讲南科大的改革创新。他已预感将有事来临，“只是没想到那么快，那么大”。

“消息一传出来，大家都非常反对。我们讨论的已是怎么应付，而不是参不参加高考了。”小李的同学郄博宇透露。

5月12日、14日，校方连续两天组织“动员会”——“在一所教室里，我们一边做作业，一边听人劝说。”

平素即使再累再忙，一个月总会抽出时间与学生们开会交流、在食堂饭桌上与他们亲切交心的朱校长，却在那时不见踪影。

“他们明着在会上，对学生们说，参加高考是给你们上了一道双保险，你们还不干呀？你看看，教育就这样沦为一种庸俗的游戏。”而今说起，一向温和克己的朱清时不由痛心。

“他们一个劲强调出发点是为我们好。我们态度很坚决，我们来就已经选择好了，家人也同意了。如果你们真的是为我们好，就让我们回去学习吧！”小李说。

虽然懂得拒绝的“语言技巧”，但学生的思想毕竟单纯，眼里揉不进沙子。

他们反感并揣测说服者的动机。今年4月底，深圳市委组织部对外发布《关于公布推荐选拔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推荐选出的两名南科大副校长，职位将为正局级。此举曾激起一片哗然，有人直言，这是朱清时教改的耻辱，因为“去官化，去行政化”，正是南科大创建之初，许下的理念。

“是不是想拿我们当棋子，借此加官晋级？”一些学生将矛头直接对准主要说服者——最早由市里从深圳大学派遣，参与建校的一位行政老师，也是政府公布的南科大副校长候选人之一。

虽然我们的副校长正在产生中，但是他若没有改革的高度和勇气，没有足够的才干和气魄，他将没可能胜任这个职位，希望我们的候选人们注意。

小李在信中率性呼吁。事后，有不明就里的行政老师向他打听，这位写信者到底是谁，需要做做“思想工作”。

“就算他们知道是我，又能拿我怎样？”电话那厢，他呵呵一笑。

“我跟学生们讲，不要把所有人当成敌人。其实没人强迫你们。你们也要试图理解行政老师，他们是由政府指派，由政府开工资，对于政府的命令，他们只能执行，不能反对。”校内，来自华中科技大，为学生们讲物理的李元杰教授说。

但对学生们的行动，他曾在教师会上第一个起身发言：“这件事足以证明我们的学生有独立思想。如果今天我们不主动，以后只能更被动。我们要尽量向深圳市政府反映，南科大暂缓执行高考。这对我们学校，对于市政府都有好处。”

然而，为使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回归考场，深圳市政府特将高考报名截止日一再延后：5月31日，6月3日……

3日凌晨，郄博宇赶回了家乡成都。他粗算了一下，“已有二十多个同学请假离校。有的回到高中母校，为老同学作高考前的加油鼓劲；有的趁端午节放假，索性外出玩玩。留守校内的同学也决不会参加高考。”

到了6月6日，小李发来短信：“抱歉，我也回家和同学们聚一下。”

临走前，他言之凿凿：“今年，明年、后年，我都不会参加高考。南科大一旦降为‘俗物’，我没法受到一流的教育，我不会死磕。我会在别的舞台上，坚持我们创校的理念。”

“如果放弃这个机会，说不定教改又要等二三十年”

“道理很简单嘛，想想‘文革’是怎么回事？当年我们跟这帮学生一样，十多岁，每天不用上课，被教导学工学农，给老师写大字报，高兴得不得了。现在回头一看，才发现那时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6月7日，在深圳大学城附近的咖啡馆内，香港科技大学电机与机算机工程系教授李泽湘不以为然地大声道。

他大概怎么也未算到，南科大今天面临的局面。早在2007年以前，他、丁学良，还有香港科技大创校校长吴家玮，纷纷给深圳市领导写信，寄望这里能开办一所像香港科技大一样一流的高水准研究型大学。

“虽然我们人在香港，但是我们的学生都在这里创业、生存。我们非常希望这事成功，中国也需要一所这样的大学。深圳也应吸收香港科技大的办学经验，结合自身优势，将这所大学办得比香港更好。”他真心地说。

信件虽然没有得到回复，但他们相信官方肯定能够关注到。因为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上升势头，让深圳市政府颇感压力。前些年，深圳也办起了北大、清华、哈工大等名校的研究生分院，储备了一定的人才。但这座城市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名牌大学。

“所以，它需要办一所高起点、高质量，能带动其他学校发展的新大学。”李说道。果然，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届人代会第三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及至2009年4月，明确该校选址南山区西丽塘朗山区，总建筑面积63万平方米。

硬件已然敲定，“核心软件”亟待开发。正如丁学良当初给市政府的建言中所说，这所尚未起名的新大学，不但需要一个好体制，而且要创造使这个体制能发挥力量的领导团队。

2008年7月，深圳市政府成立南科大(筹)创校校长遴选委员会，采取委托一家在美猎头公司搜寻、校长遴选委员会评议评审、按照干部任命程序确定的方式聘任南科大(筹)校长。

按朱清时自己的话说，南科大这次选校长的方式，中国60年来从没有过。具体操作是，猎头公司与同行专家同时筛选推荐名单，择优形成10人名单后，交由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该委员会成员绝大多数为专家学者。

其中便有日后说服朱清时重新出山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老校长刘盛纲、中科院老院士陈国良。

此时，62岁的朱清时已卸下中科大校长的重任。他在中科大任校长的10年，正赶上中国经济高速运转，各地高校大兴土木，大搞扩招。

圈内圈外热火朝天，他却异常冷静——顶住压力，中科大不建新园区、不圈地、不扩招；

“大学像官场”——他甚至反感行政主导的高校教学评估。在中科大的迎评会上，不见鲜花相迎，讲堂上，供评估人员听课、坐的椅子也不设。

即使后来，他到了南科大，要依从深圳市政府的财政安排，“一台电脑，两个月才能申请下来”、“学校修房顶的计划一拖再拖”、“一个好朋友想以企业挂名的形式，参与自助南科大”。骨子里，他依然不想让金钱进驻校园。

因此，他深获学界的尊重。他直言，在学生心目中，他是中科大的象征。

内心的遗憾，惟有自知，“我刚做校长时，雄心勃勃。想把教学水平提高上去。我在国外很多大学工作、学习过。我认为中科大、国内很多大学，跟国外大学最大差距是教学内容太落后了，所以我派很多人到全世界调研，组织新的教材。但没能成功，因为老师没有积极性。改一门课，使用新的教材，需要他们下很多工夫才行。可掌握新教材，他们既不能发表SCI论文，不能获成果奖，也不能评职称。”

他实施过第二项改革，“从全世界引进人才，建一流的教师队伍”。

“到校长任满时，我发觉还是不行。在国外，这些引进的人才按国外的规则运行。回到国内，他们很快适应了国内的规则。我认识到，高教搞不上去的关键在于管理体制。”

2009年，全球遴选密不透风。待知道自己从两百多名候选人中胜出，获得南科大遴选委员会拟选，全票通过时，朱清时当即回绝，压根不见猎头公司代表。

“如果这时我去新的大学竞聘校长，中科大的校友同学们作何感想？我宁愿退休后，在书斋里清清静静，也不愿让他们心里受伤。”他坦言。

遴选作废，势必重选。两位老朋友刘盛纲、陈国良专程登门劝说：

“我们一生想做教育改革，但都没能做成，退休后甚感失望。现在中国，只有深圳特区可能准备好众多条件，让你来做‘实验’。机会千万不容放过，否则说不定，我们的高校教育改革又要等二三十年才会有新的机会。”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朱清时。在驶往南科大的车上，他说，对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探索，他从未放弃过。

“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跳车。”

这是朱清时在中科大时的名言。2009年教师节，他从深圳市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

他又跳上了“火车”————“我去南科大就是做实验。我完全把世界一流大学建校的理念和做法照搬过来，就是要试试这些东西在中国体制下会遇到什么困难。何况我还有一个希望，这些问题发现了还能想法化解，将来我们就能往前推进，也许真能建起一所研究型大学。”

“那时，南科大还没有办公室，在外面租下一间。我正式拜访朱清时，一推开门，两人相互对视，自然一笑。什么客气话都不用讲，直奔办学创新的主题。”丁学良回忆。

“真正理解我的，正是这45个孩子”

“我年轻时是个搞科研的人。三十多岁，成为最早一批出国留学人员。45岁当院士，直到50岁回到中科大当领导。我从未有过‘部下’这个概念，相应也就不习惯与下属沟通。另外一个方面，我也才明白，其实我对很多事情的思想深度明显超过了这些周围的人，所以讨论不起来。”朱清时向记者袒露自己性格中的局限。

在他的一位老友看来，这一局限会被他带入南科大，并为他本就艰难的改革之路内外受挫埋下伏笔。

“他现在很孤独。”此人说。

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朱清时担任南科大校长后极力推出的教革理念，如今看来，样样皆遇“拦路虎”。

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其中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

而从2007年深圳市政府筹建南科大到聘请朱清时担任校长，两年多时间，南科大未获教育部批准，没有拿到‘筹建’批复。等批复下来，再到可以“正式建校招生”，又需要1到5年时间。

朱清时在《致南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里写过：这些规章制度还规定，要想创办一所新的高校，只能先办大专或学院，若干年后办得好者，评审合格，再升成大学。然后再一个个地申请硕士、博士点，几十年后才可能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当时，“筹建批复”静置他的案头，教育部刚批下不久。

期间，深圳市政府也曾为落实南科大的招生权，“经常去教育部”，但朱清时无从获知双方交流的信息，“因为从不带自己去”。他暗忖，“这个校长毕竟不是市政府系统选中的，没有亲近感。”

“深圳市政府聘我来后，市委干部没有认真听过我讲，我们的改革究竟要做什么，有什么意义，会遇到什么困难。我想主动找他们谈，但有些事谈了十多分钟就完了。再比如我遇到他们，大家也就是握握手，赶紧忙他们的事去了。现在的官员习惯于上级说什么，就赶快落实，很少有自己的主见，也很少动脑筋去想。我们南科大要做的事，如果不动脑筋想，确实想不明白，并不是很简单地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市政府想打造另一所香港科技大学。我来之后，就发现行不通，因为中国内地大环境与香港完全不一样。香港科技大没有障碍，筹备时候就可以定位为研究型大学。我们不行。我们先要争自主权，办学的权。”采访中，朱清时不断提及。

执笔公开信后，从去年12月18日南科大开展“招生咨询会”，实行第一拨自主招生，到今年3月，教改实验班正式开学，朱清时老了许多。

他每晚难以入眠，向丁学良倾诉，压力十足。开学庆典上，他累倒了嗓子，仍对丁说，他本不愿接这个活。

“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对他讲，如果南科大每一步都很顺利，那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别人都做过的，无所谓创新。既然你要创新，你要动体制，困难是肯定的。”丁学良说。

“到底是为反体制而反体制，还是为了培养人才反体制？”李泽湘质疑。

他以为，朱清时提出的教育体制改革，正逢整个社会“官民对立”强烈，“一听到反体制，搞创新，社会舆论便会一边倒”。

2010年2月，李泽湘来到南科大，第一次拜访朱清时，主动请缨，要求成为建校队伍一员，“竭力促成南科大与香港科技大的合作”。其后，他在香港的同事李晓原、励建书也加入其中。

如今，他以自己与朱清时合作的经历提出，“如果站在教育部的立场，我也会考虑是否批复南科大招生。你要看一看香港科技大学，或者任何一所研究性大学在办学开始，要做什么事情，要做到什么样的层次，才能保证后来成为一所研究型大学。这些，南科大做了没有？”

据李泽湘说，合作初期，他们就向朱清时建言献策，南科大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学术顾问。这些国际水平的学术顾问队伍的建立需要花时间，学校要组织一个管理框架，提供行政服务，还要有一个核心的学术团队。

他们为南科大的管理机制做了很多方案，设计了教师薪酬体系，并向朱清时提出，南科大要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年轻老师，他们的待遇一定要出得起。

“我们把香港科技大、新加坡国立大学、MIT，还有深圳大学、上海密歇根学院的薪酬体系列得清清楚楚。”他们将关于建校的一系列周密翔实的报告呈交朱清时。结果，均无回音。

“为此，我跟朱校长有过一对一的面谈，以小组形式讨论，递交给他的presentation、PPT，我这里都有一叠厚！还是不行。”李泽湘比划道。

他说的这些，与离开南科大的一位教授的看法颇为一致，“朱校长不够从善如流。”

今年3月，为南科大服务一年后，深感自己的底线突破太多，李泽湘、励建书、李晓原相继从南科大不辞而别。

走时，他们“将学校种种问题，向市政府和市委书记做了5小时的面谈”。

“他们那次向上汇报，是我办南科大遇到的一次沉重打击。”夜色降临，朱清时声音低沉，略显疲态。

“李泽湘等人的办学观点是按照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先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讨论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专业设置。定下后再按计划，将教授一个一个调进来，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去做。香港科技大在这个过程用了5年时间。可我知道，这在中国行不通。我们另一个最大差别就是，他们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学校还没有筹备起来，就可以招生？

“我告诉他们，南科大实际上是教改的试点，我们需要做一些体制上的突破。这个改革的要点，就是要学生和老师背水一战——大家都没有铁饭碗。我们的学校能不能办下去、学生能不能找到工作、有没有新生愿意来读书。这取决于我们的教学质量有多高。我们就要达到这个效果，而不是国家发的文凭。

“我现在想做的事情，不是标新立异，是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元素。但是这种共同元素很孤独，因为很少人理解它，很少人愿意真正为它奋斗。那些曾说要和我一起奋斗的人，后来都走了。真正理解我的，正是这45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