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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类别:思想者网络期刊] 作者:王宝霞 更新日期:2006-11-06 总浏览/今日:2421/2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王宝霞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
【摘   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与发展，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重要思潮之一。并表现出全球化、反西方化和积极参与政治等新的特征。对当代国际政治和我国安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我国安全、影响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对当今现存的国际秩序构成了重大挑战，也是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所具有的一个新的、显著特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具有完整的理论框架、鲜明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的政治理想。作为意识形态，它在当代世界的许多穆斯林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和吸引力。作为一种政治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将斗争作为其实现目标的手段。由此可以看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必须以伊斯兰法作为国家和社会的基础，除真主之外没有别的这种合法性根源。真正的穆斯林必须以行动虔信和坚定的“认主独一”，而不仅仅在精神信仰伊斯兰。[1]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原是用来形容相信《圣经》中传统基督教信仰运动的。《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是:“严格地尊奉基督教信仰中原初的、根本的、正统的信条”。原教旨主义作为19世纪基督教新教中的一种神学思潮,要求人们绝对相信《圣经》所记载的传统基督教信仰和传说中的全部“神迹”，并为反对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自此以后，凡是激烈地反对现代化、世俗化的宗教运动，不管出现在西方还是东方都被人们冠名为“原教旨主义”，从而与其他的政治复辟运动相区别。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当伊斯兰复兴运动在阿拉伯世界蓬勃发展时，逐步成为一项社会运动时，西方学术界便将“原教旨主义”强加给伊斯兰复兴运动。
虽然现实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林立、主张各异。但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其本来一致的内涵：主张一切遵循《古兰经》和《圣训》，纯洁信仰，回归伊斯兰初期的清明政治，重建伊斯兰社会。因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拥有某些根本性相同的观点。
第一，彻底否定世俗的、政教分离的国家体制，主张建立神权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2]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强调国家体制伊斯兰化，主张以伊斯兰教教义为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认为世界一切主权皆属于真主，只有真主才能统治人类，而任何人的统治都是违反伊斯兰教的，因此要反对任何形式、种类和方式的人的统治，摧毁人的王国，建立真主的王国，以建立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神权国家为其奋斗目标。
第二，反对法治世俗化，实行法制伊斯兰化。[3]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当代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众多问题，其根本的因素在于宗教法制被抛弃，改用世俗法制，使真主的法制徒有虚名，因此伊斯兰法制必须要逐步恢复。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就是以伊斯兰教法为根本大法的国家。所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以《古兰经》为宪法，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基础上的宗教法庭。
第三，宣扬进行 “圣战”，诉诸于行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近代世界之所以趋向于衰弱，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背离了伊斯兰教的“圣战”精神，要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根本的政教合一的政府，就必须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二者兼备的“圣战”，并且要特别突出“圣战”的进攻性一面。
二、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最初产生于18世纪中后期，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及宗教危机的加重，同时在阿拉伯世界开始了旨在净化伊斯兰教的瓦哈比运动，进而形成新的教法学派“瓦哈比派”。这个学派号召穆斯林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抛弃宗教陋习，复归到《古兰经》中的黄金时代。瓦哈比学派受到沙特酋长的赏识，进而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思想运动发展成了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为以后沙特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以瓦哈比派为国教的沙特王国的建立可以认为是传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顶峰。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于20世纪初，以1928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为标志，发展壮大于20世纪70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走出清真寺和宗教学院，完成了从宗教理论到意识形态的转化，而且在许多穆斯林国家里实现了从秘密小团体到拥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政党的转化。特别是这一时期伊朗的伊斯兰革命、阿富汗人对苏联侵略的抵制及海湾战争，对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力量。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产生也凝结了历史与现实、宗教和政治、经济和文化、国内与国外等综合因素。
第一，传统的现代化尝试的失败，造成中东穆斯林国家政治合法性危机是其泛起的主要因素。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国家相继取得独立，进入了经济发展时期。但无论这些国家采取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也遇到了一系列的挫折。[4]经济增长缓慢；政治僵化和专制腐败风气盛行；严重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失落感。随着中东统治者“英雄”形象的崩溃，权威的伤失，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也就不在存在了。
第二，政府政策的失误又间接造成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当局，对本国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缺乏有效的长期政策，无形中助长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比如，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没有威胁到政府的作为时，政府往往是扶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抵制各种社会运动，防止民主思想的传播。但是，一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发展成当局统治的危险时，严厉打击、军事镇压和其他非法手段，则是政府反伊斯兰运动的惯用伎俩。但是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壮大,政府当局的镇压措施不但不能奏效,反而使其受害者赢得了社会的公信力,使更多的普通民众投入到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中去。
第三，西方势力的侵略、干涉所起的推动作用。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处处挨打，日趋衰落。二战之后，挣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获得了政治独立，但是又面临超级大国和以色列的干涉和侵略。冷战结束后，美国在阿拉伯地区公开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对以色列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援助的同时，对伊朗、伊拉克等伊斯兰强硬派国家严厉遏制；同时还鼓动中东温和派国家反对强硬派国家，分裂伊斯兰世界。这些严重地伤害了穆斯林的感情。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新一轮的高涨，和西方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压力的增大紧密相关。
基于上述原因，使得坚持“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得以泛起。正如恩格斯所作的精辟分析：“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因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5]
三、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要特征
第一，强调政治参与，掌握政权，通过多种手段获取政权。伊斯兰教原本就是入世的宗教，既重今生，也重来世。它不仅规范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也规定了伊斯兰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并非真的“复古”，而是特别强调政治参与和取得政权。因为他们认为伊斯兰世界的绝大部分政权已经变质，背离了《古兰经》和《圣训》，沦落为西方的附庸，真正的穆斯林有责任和义务推翻现政权，建立新的“真主主权”。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则吹响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治运动的号角，伴随着它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
同时，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夺取政权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同于以往，而日趋多元化。很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崇尚暴力。“穆斯林兄弟会”的口号称圣战是他们的战斗，为目的牺牲是他们的理想。“哈马斯”的口号也称圣战是它反对外来侵略的道路，为真主而献身是它的最崇高的理想。一些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组织策划的绑架、暗杀、武装政变事件时有发生。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即使是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也逐步适应情况的变化，政策趋于务实和灵活，斗争手段也多种多样。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武装政变、民主选举、谈判对话等多种方式来达到目的。比如，近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在许多国家的民主选举中取得了零人震惊的成就。今年伊斯兰世界的重大事件，就是在巴勒斯坦的民主选举中“哈马斯”一举胜出。
第二,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不断发展，当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日益全球化。主要体现在：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全球化。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宗教的复兴蒸蒸日上，方兴未艾，清真寺大量增加，宗教礼仪更加虔诚，宗教活动更具世界性。二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全球化。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不同程度的建有名目繁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这些组织积极活动，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三是处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基于共同的伊斯兰价值观，借助现代通讯交通工具，建立密切联系，形成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网。四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活动的全球化。[6]
第三,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反西方化特征。抵制和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发展道路和非伊斯兰的价值观，是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兴起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伊斯兰世界之所以积弱不振，是由于西方强权控制伊斯兰世界各国的现政权，推行世俗化，用西方世俗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取代穆斯林群众所熟悉的伊斯兰制度，导致贫富不均、腐败等一系列社会不公正现象，造成伊斯兰世界的危机。在文化方面，西方文化的不断侵蚀，是导致穆斯林传统家庭破裂的催化剂。青少年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模仿，导致精神颓废、信仰伤失。这些都危机到穆斯林所认同的宗教文化基础。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对西方国家发动的恐怖袭击正是出于这一信念。
第四，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中坚力量是非职业的宗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领导人已不再是传统的乌里玛（职业宗教学者）阶层，而是一批非职业性的宗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曾就读于师范学校，当过教师；阿拉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灵魂赛义德·库特卜也当过教师，并于1948年至1950年赴美国留学，主修教学管理；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阿卜杜拉·阿齐兹·兰蒂西曾获得博士学位，是加沙伊斯兰大学的教师；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是以其领导和骨干都是学生而得名；阿亚图拉·霍梅尼虽然属于传统的乌里玛阶层，但他的理论富有强烈的现代政治色彩，他的追随者有不少受过西方教育并担任政府要员。
由以上特征可以了解，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虽然形式上是传统的，思想方式上是回归的，但其内容却是现代的。它脱胎于现代化母体，是新时代的产儿，并成为现代化政治的组成部分。
四、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伊斯兰教经过千余年的历史已融入我国的传统文化，成为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伊斯兰教具有内在的凝聚力，是世界穆斯林交流的天然纽带。因此，作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思潮之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伊斯兰世界和整个世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只是不同地区因社会背景不同其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不可回避，我国国内的一些地区（主要是西北地区）已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周边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则更是借地利之便直接地影响着我国边疆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建设有中国有特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飞速进步，人民生活都有较大的改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信仰自由。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对我国各族穆斯林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种温和的宗教生活的复兴，即对宗教教义的正本清源，以此反映出各族穆斯林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宗教价值观的留恋和回归。在此情况，近年来我国穆斯林的宗教活动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清真寺的不断增加。以我国穆斯林较集中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从解放初期到60年代，全区清真寺只有1500多座。而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清真寺已增至3700多座。”[7]增建清真寺的资金即有政府拨款，也有当地穆斯林自己集资，同时还有伊斯兰国家的援助。这些兴建的清真寺,很多是以阿拉伯建筑风格(拱顶式)替代以前中国的四合院式。清真寺是穆斯林从事各种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清真寺的增加说明穆斯林对宗教活动的重视和参加宗教活动人数的增加。二是朝觐人数不断增加。朝觐是我国各族穆斯林一生中最希望能够完成的一项功课，以此作为自己虔诚信仰的集中表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因经济条件和签证等外在因素的限制，我国穆斯林朝觐人数大约只有20人。1984年猛增至400人。1989年，随着我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建交，我国穆斯林朝觐团可以包机从北京和乌鲁木齐直飞沙特的吉达，大大缩短了旅途时间。2005年，仅中国伊协组织的朝觐者就有5100人。朝觐也增加了中国各族穆斯林与境外穆斯林之间的联系。[8]三是各族穆斯林宗教信仰更加虔诚。除了经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经学院（校）、并允许一些有条件的清真寺设立经学班，培养宗教事业接班人外，在一些地区，不论有条件还是无条件，不少清真寺的阿訇都招收青年人读经。各族穆斯林把体现宗教信仰的各种宗教活动作为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年长者注重宗教礼仪，青年人也显示出浓厚的宗教情怀，在学习工作之余积极参加各种宗教活动。特别在个别地区的阿訇组织大中学生和青年为主要对象的“伊斯兰论坛”，定期讨论信仰、教义和礼仪问题，以图国内伊斯兰教有所变革。[9]一些关心伊斯兰教在中国前途的青年人，相互联络、交流信息、定期集会，以增强宗教感情，而对那些并不严格遵守宗教生活的人，则加以贬斥。
由此，就目前情况，我国各族穆斯林宗教生活的复兴，仍基本上停留在宗教层面，即没有表现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所倡导的通过“圣战”进而回归纯正伊斯兰的思潮，也没有呈现出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的那种宗教狂热和强烈的政治的参与性，仅是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范围内，通过复兴穆斯林的宗教生活，表现各族穆斯林的民族宗教特征，这些特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重要部分，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我国各族穆斯林主要聚集在西部地区，那里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相对落后。因此在我国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下，西部地区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西部地区利用其地缘优势，与周边新独立的中亚穆斯林国家建立了广泛的经贸、文化关系。随着这些关系的发展和加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必将以新的形式渗透进来，特别是一些敌视我国的外部势力借助经贸、文化交往向我国渗透，对我国尤其是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的复苏起了催化作用，影响到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甚至国家安全。
首先，它破坏了我国安定团结的稳定局面，对我国的领土完整构成一定的威胁。源自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主义，在新疆和田地区有所反映[10]。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以鼓吹伊斯兰复兴为幌子，妄图推行泛突厥主义，以达到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目的。总部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的泛伊斯兰组织“世界伊斯兰宗教宣教协会”每年均派宣教人员来新疆布道宣教，其“太比力克”（伊斯兰评议会）组织已在我新疆地区发展成员。[11]此外，1990年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动[12]；1992年春节乌鲁木齐爆炸事件[13]；1997年春节、肉孜节期间在伊犁发生的广泛暴力活动，在乌鲁木齐发生的公共汽车爆炸事件[14]，等等，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无不闪现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积极破坏国内安定团结、分裂祖国的罪恶身影。
其次，各种非法的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书刊、音像制品的广泛流行，严重干扰、侵蚀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境外敌对势力为了达到分裂我国的目的，积极向我国境内特别是西北边境省份输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文化，以期通过意识形态侵蚀我国民众来辅助其目的的实施。他们大力向我国新疆地区投递各种鼓吹“独立”、“解放”、“圣战”等反动内容的宗教书刊、音像制品，每年（1988-1994）均在千件以上。[15]在西北地区广为流行和出售的非法出版物中，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毛杜迪（巴基斯坦）的《伊斯兰的基本》、库特卜（埃及）的《路标》最具代表性。
最后，外部（周边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成为影响我国边境安定的极不确定因素。靠近我国西部地区的一些圣战者组织和训练营地，有可能把我国边境地区的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作为其活动或发展的对象；它的一些作为雇佣军的圣战者，也有可能会窜入我国边疆地区从事活动或协助某些民族分裂分子活动。巴基斯坦的激进主义组织“朋友运动”已编织成一个“真正穆斯林圣战者国际网”，其职责在于向伊斯兰世界各地输出革命，并正在“为一场世界范围的圣战做准备”，有可能借助与我国的传统联系把触角伸入我国境内，并进而在我国边疆地区吸收发展成员。上述这些可能都会转变成为事实，从而对我国的边疆稳定造成极大威胁。
以上所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我国国内已造成的影响以及外部势力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非是杞人忧天，因为国内确实存在着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统一的现象，而境外势力的触角也确已或正在伸向我国边疆地区，这些必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我国不应该轻视，而应该未雨绸缪，采用对应措施，加以防范。
第一，严格遵守党的宗教政策，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坚决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关心、支持和保障各族穆斯林正常的宗教活动，力争避免视宗教为迷信的左倾错误。同时要严格坚持政教分离政策，在此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的含糊和松动。及时处理出现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既要避免将宗教问题政治化，也要严防打着宗教旗号进行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政治活动。
第二，在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并积极发挥宗教人士及清真寺的重要作用。境外分裂势力渗入他国常常是利用该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和民族矛盾大做文章，伺机以共同信仰的宗教旗号，来从事分裂他国的活动。我国西北地区以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为多数，如何解决民族问题，使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的概念，成为稳定边疆安宁的一个重要课题。做好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既要有一支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充分发挥宗教人士和清真寺的作用。在我国，各族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知识，主要是通过宗教人士在清真寺进行传播的。政府利用少数民族干部的桥梁作用，正确引导、规范宗教活动，既保障各族穆斯林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防范极端化的宗教活动。
第三，加快西部经济的发展，提高西部各民族的文化水平，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全社会的共同进步。经济上的繁荣是促进政治稳定的基础，政治上的稳定是经济繁荣的前提。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实践证明，在多民族地区，只有加速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奠定牢固的物质基础，从而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形成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好局面。[16]
第四，严厉打击危害民族和国家安全的行为。对泛伊斯兰主义势力和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的渗透，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采取积极防范措施，坚决取缔外来宗教势力插手的宗教政治组织。在多民族的大家庭里，产生矛盾不可避免，但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基础上，坚决反对民族分裂。
第五，努力促进与发展同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要消除伊斯兰极端势力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影响，必须加强同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面对现实，与周边跨界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求同存异，共同发展。[17]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止周边伊斯兰极端势力对我国的渗透，也使我国的伊斯兰分裂分子难成气候，从而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宁。
总之，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伊斯兰乃至整个世界产生的震动，已引起各个国家的高度注意，我国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要有防患意识，要有得当的政策和有力的措施，从而保证西部大开发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蔡佳禾著: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1.
[2] 陈德成.《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探析》.载《西亚非洲》1995、4第27页.
[3] 同[2].第28页.
[4] 杨灏城 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
[5]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史[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6页.
[6] 王建平.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全球化[J].阿拉伯世界,2002,(2).
[7] 陆水林.宁夏穆斯林在前进---访宁夏伊协会长谢生林阿訇[J].中国穆斯林,2003,(1)
[8] 何志龙 相艳《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及其对我国安全的影响》.载于《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2
[9][10][11][15]参见《中国周边国家伊斯兰教研究》课题组1995年12月报告.
[12][13][14]参见《中亚要论》1997年第6号.
[16]齐文礼:《中亚剧变与新疆的民族关系》.载《世界民族研究》.1994、1第48页.
[17]赵纯光：《跨界民族与地缘政治》.载《世界民族研究》.1994、1第100页.
[18]阎文虎:《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我国安全的影响》.《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19]蔡德贵主编.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
[责任编辑：高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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