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苏仙区小学:笑我笑（12）——水浒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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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之水

从苏东坡与王安石的笑谈中可知梁山水泊的确就像水浒传里写的那样，说它方圆八百里是毫不夸张的。（王安石很为增加粮食生产苦恼，苏轼很认真的建议说：填平梁山水泊，可以增加很多耕地。王一听便说是个好主意，但转而似觉不妥，便问苏轼：那梁山水泊的水如何放置？苏轼笑笑说，再挖一个梁山泊啊！）今天也还有梁山县，还有梁山水泊的遗迹。但毫无疑问，《水浒传》中的梁山水泊早已随着黄河的改道等环境变迁而无影无踪了，当然，那《水浒传》的人物及其故事，这个金圣叹列为第一才子书的《水浒传》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但没有了与之相应的环境，不管后人如何再造多少“历史景观”，都无法还原原来的真实。从“环境与人”相协调的意义上说，我们对文学、历史人物的理解，也应该充分顾及到社会环境等因素。

“水”是很重要的，水也会因其增减多少而使人有强烈的时过境迁之感啊。

我年轻时读《水浒传》，就没怎么注意“社会环境”等因素。虽然里面的鲁智深、林冲、武松等的确写得血肉丰满活灵活现——哪怕就一个鲁智深（金圣叹称其为上上之人），就足使我倾慕不已了！但宋江这个“及时雨”就使我太窝火了。我觉得他太虚伪太恶心了。看到他动不动就拿出几两银子，口口声声“小可宋江”什么的甚感厌恶。心里甚为不平：他就凭这些小恩小惠，假仁假义，就使得那些英雄肃然起敬倒头便拜？他除了会点诗词文章，有什么谋略才干？为什么就他能做一百单八将的领袖？更令我窝火的是，好端端的山大王不做，稀罕什么博取功名封妻荫子，死心塌地要接受招安。那昏庸无能的宋徽宗与奸佞小人高俅他们，哪里值得这班英雄去卖命呢？

现在想来，作者对徽宗他们是清楚的，对宋江他们的不值也是清楚的，伟大领袖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没错的（其实宋江他们反对的是过分的贪污），但作者其实也找不到更好的出路，因而作者对宋江他们，在饱含同情之中其实也带有很强的批判。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宋江原本是个“体制内”的人物。作者笔下的“及时雨”经常慷慨解囊，扶危济困，大把大把送人钱财。而很显然，光凭宋老爸那点收入，他断没有那么多钱财送人的。慷慨大方的“及时雨”宋公明先生，即便只是做个押司，也贪污了不少钱财。只不过他做得得体而已。

以前觉得宋江没甚本事，不配当什么老大，其实倒是自己幼稚了。其实宋押司身上具备了大政治家的基本素质：一是具有坚定的政治理念。姑且不论我们是否喜欢他的招安政策，但我们要佩服他为了达到招安而百折不挠的努力。要知道梁山伯那班好汉除了吴用等几个有点政治理想外，大多数的好汉在快意恩仇之余其实说不上有什么政治头脑的。宋押司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举措，他那套替天行道的理论，是我们不能小看的。二是具有政治手腕。我们不能小看“及时雨”宋江的这些小恩小惠，试想天下有多少人不希望碰到慷慨大方的老板？而古往今来成就大事的，大多也是出手阔绰的，绝对不是见钱眼开的吝啬鬼。能够适时施予，就是很高的政治智慧了。因而宋押司能令江湖豪杰肃然起敬倒头便拜也就不难理解了。三是厚黑得彻底。宋公明先生除了一次酒累事在江州题了反诗外，自始至终是个城府很深，面皮够厚的角色，他对第一把交椅三番五次的谦让，他费尽心机做李师师的枕边功夫，都是“厚”的生动注脚。而这个仁义化身的及时雨，在杀阎婆惜杀黄文炳的时候，该多狠有多狠，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就连喝了毒酒临死之时还毫不迟疑地将李逵一起毒杀以绝坏了其“忠义”的后患。则更非一般人所能为。

以前也认同宋徽宗时代的内忧外患深重，看到那些狱卒也如此放肆地索贿觉得真是无可救药了。宋代社会腐败当然是整体的，一个社会基层都认同那些索贿受贿的时候的确很难拯救了。但宋代的腐败的主因的确是上层而非下层。是宋徽宗而非宋江他们。如果没有宋徽宗的荒淫，就不会有蔡京高俅他们，也不会有那么多张都监张团练他们。作者觉得宋家皇朝还是有药可救的，因为在作者的笔下，那个社会的道德还是有着很健康的一面。整个社会虽然有不少西门庆，但宋公明的“及时雨”的江湖声望，打虎英雄武都头的明星效应，都是整个社会道德风尚远未溃败的证明。——即使作为荡妇潘金莲等等，也都有着偷腥的恐惧，有其“奴家”的贤淑的一面。——当然了，道德的未崩溃需要一个健康的社会制度作支撑，而这却不是施耐庵他们能够找到的。这也是他们只希望圣君贤臣出现的悲哀。

注：本篇因南柯二梦老友之《从杀妻开始——》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