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传说h本子:摘自报纸的几个人写自己的父亲都是那么感人

【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强悍：老爸成了小孩

作者: 周云蓬 2011-01-31 14:12:26 来源:南方周末

二十多年前的他，浑身充满了生产力的铁西区强悍的棒工人，拍着桌子，酒杯哐啷哐啷地响。他放出豪言：你们长大了，都得给我滚蛋，我谁也不想，谁也不靠。

现如今，妈妈说，我们就拿他当作个小孩。

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得一溜跟头地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生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眼睛的视力终于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也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1960年代大饥荒时，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艺术什么的。

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候了好多花花草草。1970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了锅。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接着，排着队，帮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来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队》。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一天，咣的一声，我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极管二极管，乱七八糟的线路，亮出了雪花飞舞的画面，穿西装的念新闻的主持人，在雪花里扭来扭去，我们家有电视了，九英寸，是我爸爸装的，太骄傲了。

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铣刨各种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高级技术工人的职称了。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以及工厂的噪声冶炼厂的黑烟。那时，我开始读泰戈尔了，什么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我们家门口，只有一个下水道，再向前是个臭垃圾箱，紧接着还是个下水道。爸爸每晚都要会见他的同事，讲车床、钢管、抽烟、喝酒，妈妈在外屋地（东北方言，对门厅兼厨房的称呼），炒花生米。我们要等着他们吃完才能上桌。而且，像所有工人阶级的爸爸一样，让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比方我们在唱歌，这时他回来了，吆喝一声，全家都灰溜溜的，屁都不敢放一个。

所以，每个人的叛逆，都是从反抗爸爸们开始的。

我很记恨他还打过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一下子，把盖帘里刚包好的饺子踢翻了，我爸爸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就为了一点饺子。爸爸也很反对我读书，有一回，妈妈带我去书店，买了将近20元的世界名著，回家后，爸爸很不高兴，说花了这么多钱,这个月，你的伙食费可快没了。有时候，我会偷偷设想，如果只有妈妈，生活里没有爸爸，那该多么愉快。

不满的情绪，和身量一样在长大。战争终究无可回避地爆发了。

在我1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亲戚来家，带了一瓶西凤酒，我喝得多了，躺在火炕上，内火外火交相辉映，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来，他也有点醉了，拿起拖鞋，照我脑门上一顿痛打，用鞋底子打儿子，那是很有仪式感的老理儿呀。

我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加上酒劲儿，冲到外屋地，抄起菜刀，就往回冲。好几个人，拦着，把我拖出门，据当事人跟我讲，我一路喊着，我要杀了你，嗷嗷的，街坊邻居都听见了。真是大逆不道。后来，我爸爸问我妈，儿子怎么这样恨我，到底为了啥？

跟爸爸的战争，让我成熟了，明白人长大了，就应该离开家，到世界里去，讨生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去了天津，长春，一年回家一两次，爸爸劝我努力当个按摩大夫，很保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设计的，我偏不干这行。这时，爸爸也达到了他一生的顶点，由于技术出众，当了一个小工厂的副厂长，好像还承包了个项目，不过不久，就下来了，他经常唏嘘，那时有人送红包，不敢要，拿工厂当自己的事情去做，结果也没落下好。

1994年，我大学毕业，爸爸去沈阳火车站接我。从浪漫的校园里，从光辉的名著里，从对姑娘们的暗恋里，我又回到了破败的铁西区，几口人拥挤在一起的小平房。爸爸抱怨，当初不听他的话，学文学，结果工作也找不到。于是，他带着我去给校长送礼。这时，我看到他卑微的另一面，见了宛若知识分子的校长，点头哈腰，大气也不敢喘，把装了一千元的信封和酒，塞入人手里，拉起我，诚惶诚恐地走了。回家，还念叨着，人是辽大毕业的。后来，中间人告诉我们，没戏。我爸爸毕竟是工人阶级，有觉悟，一听不好使，就去校长家，把钱要了回来。

对于家乡的失望，让我们越走越远，然而，父母老了，他们只能在身后，踉跄着唠叨些盼望和祝福。BP机出来了，手机出来了，电脑出来了，他们无视这一切，还专注地天天看着电视，用座机，给远方的儿子打长途电话，害怕电话费昂贵，又匆匆地挂断。有一年，我在异乡，接到了爸爸的一封来信，他很当真的，告诉我，知道我在写文章，他想提供给我一个故事。说我们老家，山上本来有一大片果园，最近都被人砍了。故事完了，他问我，这件事能写成一篇好文章吗？

还有一次，爸爸来电话，说身体不好，让我赶快回一趟。等我回家一看，他啥事也没有。他神秘地告诉我，给我找了个媳妇，马上要见面。原来，我家出租了一间房，给一个在澡堂里工作的姑娘，不久前，她妹妹从老家来了，也想进澡堂上班。我爸就动了心，偏要撮合一下，那姑娘碍于住在我家，不好推辞，就说先见见面。这下，我爸当真了，千里迢迢，把我召回。

我说，我没兴趣，他就瞪眼了，那你还想找个大学生呀？怕他生气，我只能答应见见，小姑娘刚从澡堂下班，就过来了，房间里，就我们俩，她问我，在北京干啥，我说，卖唱。她说，那有空去北京找你，那边的澡堂子怎么样？我不知道，她具体想知道的是啥，就囫囵着说，大概水很热。

我也是看过加缪的人了，也是听过涅槃的人了，咋还落到这么尴尬的境地。

这事情以后，我是发着狠逃离家乡的，如果没国境线拦着，我能一口气跑到南极。

2000年以后，爸爸有一次搬钢板把腰扭了，于是，提前退休了。他脾气不好，不愿意去公园跟老头老太太聊天下棋，天天闷在家里，躺床上抽烟看电视。结果，得了脑血栓，一次，在外面摔倒了，周围人不敢去扶，有人拿来个被子盖在他身上，直到有邻居告诉妈妈，才被抬回来。从此，他走路要扶着墙，小步小步地挪。每次，我和妹妹回家，要走的时候，他都得呜呜地哭一场。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他，浑身充满了生产力的铁西区强悍的棒工人，拍着桌子，酒杯哐啷哐啷地响。他放出豪言：你们长大了，都得给我滚蛋，我谁也不想，谁也不靠。

现如今，妈妈说，我们就拿他当作个小孩。耳朵有点聋，说话不清楚，颤颤巍巍地站在家门口，盼望着我和妹妹这两个在外奔波的大人早点回家。

（作者系音乐人）

【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无力：救父记

作者: 蒋方舟 2011-01-31 14:09:20 来源:南方周末

上周，我爸爸来看我，表示如果我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不要死撑，可以回家乡的小城里啃老。说着，心血来潮地打开钱包，给了我五百元钱。

我一直觉得当爹比当妈还要难。过于强的父亲，是无法逾越的模板，是高处投射的阴影。即使人不在场，也满屋影影绰绰——都是他的审判之眼；不够强的父亲，则往往被嫌弃无能，陷人的命运于烂泥，可又无力拯救，他是所有的罪魁祸首，他是所有的无可救药。

我爸不强，按照非此即彼的原则，我心目中的他，可能更类似后者。我不常公开提到他，一方面是因为我保护他更甚于我妈，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性格并没有特别之处。像我们这种经常公开讲话的人，喜欢胡诌。我妈为了配合我故事的合理性，在许多年中，被我诌出了N重人格，而且每种人格都极端地相互矛盾。而我爸，只有一种人格：中国男人。如果加上职业属性的话，似乎还应该有一条——人民警察。不过这似乎有点好笑了。

我爸叫大兵，当了快30年的乘警——火车上的警察。30年的时间里，他三天在火车上，三天回家休息，而回家了也经常是出门和兄弟吃饭喝酒。所以，在我漫长的童年里，经常觉得和这个酷似我的男人不熟。

我爸工作时候的英雄形象我从来没见到过，他有时会收到单位的短信，然后若无其事地说：“又让我们抓逃犯。”听起来很FBI，但从来没听说过他破过什么大案，也不曾立过什么大功。

乘警“跑车”的工资不高，制度也严。带无票亲友上车，就有可能“脱衣服”（就是开除公安队伍），工作也并不稳定。

我10岁那年，蒋氏家族团团圆圆吃年夜饭，我爸抽了根烟，忽然说自己要被调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小车站。全桌人一时都愣住了，没人听说过那个偏远的小县城，也不知道我爸会在那里呆多少年。一会儿，女眷开始尖利着嗓子抱不平，男眷冷静些，说：“这事求求人，还有回旋的余地。”

嘈嘈切切说了半天，女眷们决定当天就去求情。临出门，我妈看了我一眼，年夜饭还只吃了一小半，我怯怯径自吃，正在进行清盘工作。我妈对我说：“你也一起去吧。说不定你还能说上话。”那时我已经出了书，附近的大人经常带着孩子参观我，算是个小名人，家族中人觉得我比较像一个人物。

一行妇女，浩浩荡荡地去领导家楼下等他。我也油然而生“缇萦救父”的责任感和悲壮感。冬天的晚上，等了三四个小时才听到车驶近的声音，领导下车，和人混乱地大声告别很久。当他终于走近，埋伏在花坛附近的女将们立刻慌乱起来，我分明感到我奶奶在我身后推搡我，说：“跪下，跪下。”

我就这样仓促地跪下，甚至都来不及找到我该面朝的方向。妇女们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叙说着冤屈。领导挣脱开之后，我们又去他家按门铃，骚扰了几遍，但终究没有开门。

从前，我爸只有一半时间在家，即使在家也没什么存在感，可他真的与我们分离，家里没有个男人的无助无告才变得明显，经常想摊开两手哭丧说：“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爸爸在那个小车站工作了半年，我搭火车，又换“黑摩”去看望了一次。那个地方荒凉但有人情味。我爸爸让伙房杀了一只公鸡，一大半的肉，都堆在我的碗里。我吃的时候，看见院子里的几只公鸡走来走去，很是悠闲，不知生死的样子。

上周，我爸爸来看我，表示如果我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不要死撑，可以回家乡的小城里啃老。说着，心血来潮地打开钱包，给了我五百元钱。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收零花钱，胸中泛起无限暖意。温暖并不是来源于钱，而是喜欢这种庸俗的亲情体现，感动于这种简单粗暴地对我好的方式。让我从孤独恣肆的写作，光怪荒诞的首都文化圈里逃离，竟然回到最平常普通的生活轨迹里。让我觉得茫茫的无人区里还有个依靠。

【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庇护：我爸是一把伞

作者: 苏岭 2011-01-31 14:04:35 来源:南方周末

父亲反复嗫嚅“我女儿很优秀，她读川大中文系”。当别人问是否还有其他证明能力的作品，我的目光斜向上，父亲不得不代答“她忙于学习”。回家的路上，我犹自在内心责怨父亲口拙，快速踩车，冲在他的前头。

（deo.R/图）

多数父母愿意将自己当作一把伞，给儿女遮风挡雨，我父亲苏吉儒也不例外。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读什么大学和找工作，最让父亲为我劳心。

二十多年前，我刚读高二，父亲便开始谋划我的大学之路。我那时的愿望是做一名扬善惩恶的律师或者记者，然而仍然历历在目的“文革”，令父亲认为我的执拗脾气加高风险的职业一定后患无穷：如果他日我得罪了什么有势之人或权力层，毫无背景的家庭徒有眼泪。

凭借读书，父亲从四川农村到了昆明工作，可利用的资源只有他读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的老师和同学。他如何去游刃这些关系，我不得而知。我只是听他说，如果我考上川外德语系，他的老师和留校任教的老师确保我他日可留学德国，因为他们经常有公派德国留学的机会。

我不从，父亲便搬出了他的两位同学的例子，驻德国使馆的二秘和德国某大学的老师。他们与他常年通信，那位二秘叔叔某次回国送我两件礼物，一瓶科隆香水和一件墨绿色的T恤。在物质还匮乏的1980年代初，它们无异于现在的香奈儿五号和阿玛尼服装。本来父亲完全可能拥有与他们一样的人生。作为班长，他第一个挑选工作。“保密单位”让他误以为能给国家做特别的贡献，于是选中了搞军用科技研究的昆明物理研究所，而断然想不到科技翻译在研究所排在工具类别。

在系列的“威逼利诱”下，我妥协了。孰料，命运再度拗父亲本意，相当于现在二本的川外只能在四川省内招生。

待我读大四时，父亲不得不为我的毕业分配尽力。那时工作仍是分配制，辅导员和系书记之类的人物几乎可以决定学生的前途。会来事的同学早提着“手榴弹”上门了，而我却在辅导员多次不经意地提及“你们云南的烟好”时，面无表情。

人情世故，父亲比我晓得。他让我带两条红塔山给辅导员。那时全国最好的烟就是红塔山，五六十元一条，而高校年轻教师月薪未过百元。这烟还难搞，不抽烟的父亲托了些关系才弄到。我带回了学校，却全给了未来的老公。

像我这种人，无法靠天上掉馅饼。虽说由学校主宰，但不少是学生家长弄到的单位。父亲惟有另谋他法。

寒假，父亲带我到云南人民出版社，找一位高级编辑。那位叔叔好像是父亲的偶识，其办公桌上堆满了书稿。他告诉我编辑工作是阅读各种书稿，再淘出好货，刚开始还得干一阵校对的活。终日埋首在他人的各种残梦中，目力所及最远的不过是窗格中那一点灰茫的天空，我才不干。事后看来，幸亏我无意，不然则会给父亲出一道大大的难题，那以后还需要攀爬好几层关系。

当时民族中学在筹备，父亲的一位同事的亲戚在那负责。招呼已经打好，只需我去见一面。尽管不想当老师，在剩女恨嫁式的心态下，我不得不翻出当年军训时某报社记者拿去发表的几篇小稿，而在报社实习发的会议消息稿被我视如疮疥，从未留存。顶着昆明早春时节最狂的风，父亲陪我骑车大半个小时，来到一个荒野之处。我第一次发现父亲居然不会与陌生人寒暄，只是反复嗫嚅“我女儿很优秀，她读川大中文系”。当别人问是否还有其他证明能力的作品，我的目光斜向上，父亲不得不代答：“她忙于学习。”回家的路上，我犹自在内心责怨父亲口拙，快速踩车，冲在他的前头。

无奈之下，父亲又设法联络到他的一位同乡。此人以前同我叔叔一道在昆明参军，每逢假期均来我家打牙祭，他老婆还是由我父母张罗介绍。待他转业后，便断了来往。再出现在我家客厅的他，已经身为省办公厅接待处处长，由一个正在“烧灶”的宾馆经理陪同。叙旧情这道仪式行过之后，家宴开始。父亲先举杯喝了一口酒，才道出心中酝酿已久的那句话，大致是我将毕业、正找工作。“请你帮忙”这句话，始终未能从他口中冒出。兴许他以为多年的乡情，这一切无庸直白地言喻，中国人哪个不懂得投桃报李？那人不接父亲的话，似乎只说了一句恭喜我毕业之类的话，他的随员则不停地强调处长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很忙、很忙。在那人得返回处理要事时，父亲才终于说希望那人能帮忙给我找工作。那人说完“委托太晚，弄不到分配指标”，便急匆匆下楼而去。

现在轮到我给9岁的儿子遮挡风雨，才有点懂得了父亲这把伞。它特别像以前的布面雨伞，洇湿自己，却勉力给我撑出一角干爽。（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

【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安稳：螺丝钉国王

作者: 潘晓凌 2011-01-31 13:55:21 来源:南方周末

我爸其实很能干也很浪漫，他教我怎么做网更容易捕到蝴蝶。不过，他个人的创造力与才能潜力被淹没在车轮碾过铁轨的轰隆声中，他们只需做好这座巨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就行。

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爸潘兆芬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

我出生的这座王国叫铁路。直到几年前，王国里还什么都有：铁路工人集中居住的宿舍区，医院，法院，检察院，少教所，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英语里一直找不到对应翻译的“单位”，在这座庞大而封闭的王国里被放大到了极致。

我妈说当初嫁给我爸，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这座王国让她有安全感和优越感。他们从来不说“爱”。

那时是上世纪70年代末，作为中国支援非洲兄弟坦桑尼亚建设铁路的一员，坐着当时稀罕的大飞机回国的我爸送给我妈的彩礼是一台14英寸进口彩电。在那个年代，这给一个年轻姑娘制造的惊喜无异于现在收到一把能打开北京东三环某套房子的钥匙。

那时恰是铁路最好的年代。彼时的中国，经济发展为纲迅速淡化掉“主义”的争论，人流与物流一夜间活络了起来，作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火车奔流南北，穿梭东西。铁路工人的饭碗不仅稳定，且盛的“饭”比其他单位都要多。

生于1980年代初的我，无论上学、看病、看电影，都没有离开过这座王国，除了去亲戚家。他们都生活、工作在市区，那时他们都想成为我们的王国的一员。

小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家和他们家，总是隔着一条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界限。

一个印象最深的经历是，我爸送我去另外一个城市读高中，在学校附近被一辆摩托车撞伤了，我妈和我心急如焚地要送他到最近的医院时，昏迷中的爸突然清醒过来：“就去铁路医院，否则报不了销！”

当年我考入的这座学校，是铁路最好的高中，同时也是省重点。理论上，入读我所在的省会城市的重点高中更方便，但那条隐形的界限再次隔断了我们在地理上的关联。老师说，铁路子弟考铁路重点，市区孩子考市区重点，两套系统不一样。

上铁路重点高中，考省外重点大学，当时并非我爸我妈的初衷。他们早早给我设计好的人生道路是：考铁路技校，毕业后顶我爸的职，成为这座王国的一颗螺丝钉。“顶职”是当年众多铁路子弟的首选前途。比如，列车员的儿子可以接老爸的班做列车员，学校老师的女儿也可以接老妈的班继续做老师。

这只是王国的福利之一。其他台面上下的福利还包括：凭工作证或一张熟脸，免费乘坐省内火车；春节期间，帮亲戚朋友弄火车票；许多铁路工人的家庭——包括我们家——都用着印有“铁路”的餐盒、筷子、纸巾和塑胶袋。公私无界限，这也算是“单位”的体制病。

还有更大的福利。当年货运力有限，车皮成了稀缺资源。在我念小学时，我爸和同事经常有饭局，也带我去过几次，每次都有穿西装的陌生叔叔一桌桌地轮流发名片，连我都有。

我问爸：他们为什么老请吃饭。爸说：他们想把他们的货更快更多地运出去。我又问爸：你能决定么？爸答：领导才能决定。

那时我开始觉得，我爸其实不是这座王国的国王。上高中后，我许多同班同学的爸都是铁路的领导，他们坐火车来学校不但免费而且有时还是软卧包厢，他们中一些人分数没达线却依然成了我的同学，他们中还有一些人高考成绩据说不太理想，但最终都上了铁路系统的大学。

爸的饭局越来越少了。新闻里，开始越来越多出现公路运输挑战铁老大，铁老大运转僵化、竞争力下降的报道。我家市区的亲戚生活与收入开始越来越好，而我爸的工资，已经好多年没有变化。

我爸是个厨师，每年春节家里的饭菜都由他张罗，但他做的菜的样式，永远就是那么几个。在火车餐车桌上、外卖推车里，变化不但更少，而且难以满足味蕾。对我爸和他的同事来说，卖多卖少，做好做坏，工资长年累月都一样。

这是我爸这代人的缩影。个人创造力与才能潜力被淹没在车轮碾过铁轨的轰隆声中，他们只需做好这座巨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就行。螺丝钉精神，在我爸的青春期，一直在被反复宣扬、强化与推崇。

我爸其实很能干也很浪漫，他教我怎么做网更容易捕到蝴蝶，教我怎样保存蝴蝶标本更长久，还帮我做各种电动“小发明”去参加学校的科技月活动。每次我大呼我爸真厉害，他却像是受到惊吓般摇摇手：你学习好，才厉害。

在我高三填志愿时，我爸已经不再提铁路系统的大专院校了，但也不赞成我报新闻专业，他觉得一个女孩子就应该进入体制内，踏实稳定地过日子。

最终我还是报了新闻系。我总觉得，在我高三被老师圈为“种子选手”时，爸妈对我越来越“尊重”。比如，在一些家庭大事的决议上，我爸还会打电话询问我的意见，每次，他都说，听听有知识的人的意见。

像崇拜铁路王国一样，他们也崇拜知识，这个在他们年少芳华时被剥夺了的权利与可能性。

的确，过去十年，铁路系统已风光不在。每年寒暑假回家，我都会发现这座省会城市更高，更新，更漂亮了；而我们的那座王国，在迅速地陈旧、老化，铁路超市里的货架上，越来越多地出现廉价的山寨商品。

我一直不敢跟我爸提，他当年参与国际援建的那条政治气息浓厚的坦赞铁路，现在也因运输需求不足而清冷了许多。

近几年，这座庞大而封闭的王国开始解体了，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国企体制改革最后一块大包袱。我的母校不再叫“铁路第一中学”，改成“三十七中”了，代表它是这座城市的第三十七所中学，常年切割开市区与铁路的那条影子界限在医院、法院、检察院……也陆续撤离；“顶职”也成了历史，铁老大开始向全社会招聘新员工了。

这座即将消失的王国给我爸最后的福利是，在他临近退休前，分到一套远低于市场均价的单位福利房。

由于常年生活在王国里，我爸对外面世界的变化不是太明白，比如买商品房，如果按市场价格，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到四分之一平米的房子，一套120平方米的房，意味着他得不吃不喝工作40年。

我爸像当年带我追赶蝴蝶一样，开始奋力追赶着时代。他说他们这代人劳苦惯了，消停下来反而不习惯。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把享受住房福利省下来的钱，支援我在广州买房。他庆幸女儿生活的城市不是北京。

（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

【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退让：递给我烟抽的父亲

作者: 王力 2011-01-31 13:49:45 来源:南方周末

父亲拿着烟的手伸在我面前，我赶紧接过来。我俩谁也没说话，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把它抽完，仿佛一个沉默的交接仪式。那一刻，我觉得我跟我的父亲终于达成了某种和解。

（deo.R/图）

在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有这么一个情节，主人公斯蒂芬的父亲跟他聊起自己年轻时抽烟被发现的故事：“当时我正站在南大街的口上同几个和我一样的半大小子在一起。我们每个人嘴角上都叼着烟斗，自以为很有派头儿。突然，我老爸从这儿经过，他一个字儿也没说，甚至连脚步都没有停。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俩一块儿出去散步，在快要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他拿出了烟盒，说：来来，西蒙，我以前不知道你也抽个小烟儿或者抽个烟袋锅什么的。如果你想抽个痛快，来一支这种雪茄吧。这是昨天晚上在昆斯敦一个美国船长送给我的。”

这时，斯蒂芬听到父亲突然发出一阵大笑。“那笑声全然是哭腔”。

乔伊斯的这本小说是我很多年前看过的，里面讲什么我都忘光了，但这段话却像题跋一样印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那是某年除夕之夜，吃完饭母亲就去厨房收拾了，父亲王蝉晓忽然掏出一盒中华，递给我一根，问我：“抽吗？”我一下愣住了。那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之前当然也偷偷摸摸地抽烟，被父亲发现之后还揍了我一顿。

父亲拿着烟的手伸在我面前，我赶紧接过来。我俩谁也没说话，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把它抽完，仿佛一个沉默的交接仪式。那一刻，我觉得我跟我的父亲终于达成了某种和解。作为一个在官场不太如意的干部，他一直希望我能去考公务员，延续他未能实现的价值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觉得自己可以承受那样的人生。为此，我们争吵过多次。但在那个夜晚，当他拿着火机为我点上烟的时候，我知道这些都可以结束了。

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里，父亲总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沉默、强壮、有尊严。我的父亲自然也不例外，儒家文化扼杀了他和儿子做朋友的可能，因此他只能给自己裹一张外壳，用来维护这种父子关系的严肃性。至于我，不想也不知道如何打碎这张外壳，我既没有勇气像贾宏声一样给他一巴掌，更无法像朱文一样带他去找个小姐。有一次，他扭捏地拿着一张光盘问我怎么才能在电脑上播放，我一看就明白了，我很想把自己收藏的那些好玩意都送给他，像一对亲切的狼友那样。但我忍住了，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默默地走开。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很少有交流，偶尔也谈谈社会或者人生，但谈不了几句就不欢而散。他已经像个老人一般保守，而我却正在激进的年纪，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和不理解总是不可避免，但也并非总是如此。父亲曾经吞吞吐吐地谈到了这些年他在仕途上的失败，仿佛一件无法见人的丑事，而我其实很想告诉他：在这个时代，成功未必能引起什么令人激动的波澜，而失败却往往会传来一种不屈不挠的回声。

现在，面对父亲的老去，我心情复杂。他一直在坚信着一些东西，或许上升不到主义的高度，但就算在那个闭塞的县城，他也为此奉献了他的青春和理想。但又有多少是值得他奉献的呢？前年我买了一些书送给他，看完之后，父亲喃喃自语：“想不到是这样，想不到都是真的。”我看着他的白发和皱纹，险些哭出来，我在心里对他说：“爸，他们都欠你的，他们所欠你的一切，将来都会还给你。”

（作者系网络作家）

【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阴影：我的“老汉儿”文强

作者: 口述：文伽昊 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2011-01-31 13:35:38 来源:南方周末

我不知道人们什么时候能够淡忘了我父亲，那时候我可以过得正常点了

（deo.R/图）

我从小活在父亲的影子底下，内向、胆子小。听大姑说，我爸小时候跟我一样，后来才变了。

老汉儿（川渝方言，意为父亲）管我很严。小学放学去河边玩，回来不承认，就打我。他教我，家里没有大人在，绝对不要开门。

高中住校，别人的生活费每周两三百，我只有一百块。他从来不接送我，都让我自己坐公交。逢年过节，别人给我的红包要等父母开口，老汉儿说能接就伸手，不能接就不伸手。

我的朋友圈子很小。媒体说我一个月消费几万、开跑车，事实上我生活上要求很低，平时就吃点饺子、面，喝矿泉水的消费，不抽烟不喝酒，很少出去玩，穿的一大半是老汉儿的衣服。极少数同学知道我老汉儿是文强。老汉儿教育我，不要在同学面前显摆，你个人的辉煌要个人去拼搏，不能借助我。

事件梗概

2010年7月7日上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重庆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执行死刑（注射）。他是重庆打黑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被视为重庆黑恶势力的最大保护伞。

1992年，老汉儿就已经是重庆公安局副局长了。他一直特别忙。我小学四年级从郊县到城里，重庆市的学校不要我，妈妈说，文强，你一天到黑只晓得破案、破案，娃儿都要开学了，学校还没着落。后来找教育局出面，才读到书。

高中3年，感觉爸爸老得很快。他已经破了很多案子，长寿运钞车枪案，张君案，其他不记得了。每次老汉儿破案就会回来说，今天晚上你们看新闻。我感觉父亲还是很了不起的。

老汉儿一再叮嘱，我们到了城里，接触的人慢慢多了，交朋友一定要谨慎。他怕他得罪的人多，再怕别人打着他的招牌乱来。

一点都不夸张。有一次，我们全家三个人出去吃火锅，旁边一米的距离，一桌人在摆龙门阵，说文强的儿子是我很好的朋友，还跟我一起做生意。老汉儿瞪我一眼，我一头雾水，其实我一点都不认识那个人。

我一直没谈女朋友。不想在外边随便接触，怕遇上别有用心的女孩子。家里要求很严，说一定要找真心喜欢你的，不是喜欢你家庭的，但说实话，现在这个社会，这样的女孩太少了。我跟社会上的人交往有顾虑，还是交网友更放心，什么话都可以说。

我很喜欢上网，在加拿大学会的。高中毕业，我到加拿大呆过一阵。那都是我爸一手包办的，按照我妈的想法，我们全家最终要一起出国。但我就是生活上不习惯，又怕自己学坏，几个月就回来了。还是重庆好。

2005年，我大学毕业，想跟朋友开网吧，老汉儿坚决不同意。他说，他是管网吧的，别人会乱想。后来有朋友说合伙开小酒吧，我连口都没敢开，老汉儿更不准。

想过进公安，可能身高不够，老汉儿也不让我进去。感觉我提出什么事，老汉儿都不答应。我就一直没有事干。

老汉儿希望我找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平平稳稳。去过银行坐办公室，不安逸，我还是喜欢自由一点。

可能是怕我学坏，想拴住我，2007年，干妈周红梅开了个装修公司，给我挂名经理。我心思不在那边，一年也去不到一次，也没去领过工资。

直到2008年他去司法局当局长了，我问，现在我可以搞网吧了吧，当时我父亲啥也没说，过了一两天，他说，那你还是去吧。之后我入股，在大渡口开了一家网吧，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在那儿。

我经常上天涯网，时不时看到爸爸被“双规”的消息。这种传闻2000年以后，年年都有。老汉儿说，我亲手签的死刑都有几十例了，还不包括重刑的，得罪人太多了，难免被报复，这些事你不可能较真。老汉儿对“双规”习以为常了。我更相信，干得越多，错得越多。

传闻越来越多，后来连老汉儿自己都怕了。2008年某天，老汉儿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让赶快去单位开会，临走前他对我妈说，要是晚上还不回来，你就把家里的钱扔江里吧。

我家里有一个保险柜。但这些都是大人的事了，我也不关心。

2009年8月初，老汉儿大清早出门去北京开会，我还在被窝头睡觉，爸爸说他出门了，我嗯嗯嗯地过了。当天夜里，凌晨3点有人来敲门，说是司法局的。我想，司法局的不可能不知道我爸去北京出差，怕是社会上的人来报复，赶紧打110。两边僵持了十来分钟，直到他们在猫眼里把证件亮出来：专案组。

我爸被抓了。专案组在我家收拾东西，从凌晨三点到中午。紧跟着，我妈和我也被带进看守所，还有我妈最疼的那条狗，“雪梨”。

看守所里，中秋节的时候跟我老汉儿通过一次电话。他说，不要仇视这个社会，要恨就恨我。他希望我出去以后做点小生意，过日子就行了。

在里面挺好，也没挨打。警察给我换了名字，我以为自己装得挺像，直到我出去的那天，同监的悄悄跟我说，我知道你是文强的儿子。

我在看守所的电视里看到父亲被判死刑。九个月以后我被放出来，罪名是毁灭证据，不过免予起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什么东西是合法的。他们还了我国土证、房产证和八万多块钱。

一个月以后，2010年7月7日，我父亲被执行死刑。这天早晨，我们被通知与爸爸见面。爸爸流泪了，说，娃儿，给我磕个头吧。我照做了，但我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最后一面。

我不恨社会，也不恨爸爸。

老汉儿离开这段时间，还是有人对我好。有一回，我坐出租车，的哥好像认出我了（我的名字和照片在媒体上出现过），车上他一直跟我聊打黑，聊文强，偷偷观察我的反应，我假装看着窗外。下车的时候，他跟我说，好好保重自己。

半年过去，我开阔多了，朋友也多了。他们不在意我是文强的儿子，没有看不起我，我也不怕别人别有用心了。以前被老汉儿否定得太多，现在任何事情都得我自己来决定。

很多时候，我还受“文强的儿子”这个身份影响。像是我想出租家里的房子，赚点生活费，但物业跟我说，这是文强的房子，很难出租出去。我也很难找到工作，网吧已经倒闭了，我会干的事情不多。年后找找工作吧，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做什么。

我不知道人们什么时候能够淡忘了我父亲，那时候我可以过得正常点了。

【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坚忍：父亲的家谱

作者: 陈鸣 2011-01-31 13:22:36 来源:南方周末

陈星伍经常骑着摩托车带着儿子到小镇最高的峰上去看远山和落日，他说：“要聪明，也要坚忍。”那么多事情发生之后，陈星伍很少抱怨，前几天，当他知道儿子要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的时候，他发了条短信过来：“要感谢时代，要感谢国家。”

陈星伍今年54岁了，他是福建省永春县蓬壶镇的一名医生。每天早上7点多，他从狭促的职工宿舍楼醒过来，第一件事是找打火机和接开水。对他来说，早餐除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不能没有烟和铁观音。

他的老婆名叫陈桂花，她总说他是土医生，比镇上的××和×××都不懂得养生。这话大概说了有30年，如果邻居细心一点，差不多能以这对夫妻的对话每天校准时钟。

陈星伍大概也是30年前进了这家医院，从一头秀发干到现在头皮发亮。在这个小镇上，医生受人尊敬，走在马路上不论老少大家都喊他“五叔”。刚掉头发那几年，每天都会有人赞他：“五叔越来越聪明了”。“五叔”大部分时候是一边伸手摸摸头发，一边闪亮地笑起来。

陈星伍还有一个令他自豪的身份，他是一名致公党员。这个政党的党员大部分是归侨、侨眷和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不过海外关系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给陈星伍带来的其实是诸多的烦恼。

这得从陈星伍的童年说起。

陈星伍的爸爸叫陈启煜，解放前曾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军官，后来这支部队被蒋介石解散，他因为“包庇共匪”流落到福建漳平。这个罪名并不冤枉，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林一心开秘密会议都是在陈启煜老家的宅子里。可是到了解放后，这段前朝历史和陈家绵乱复杂的海外关系就再也扯不清楚了。

“文革”的时候，陈星伍还是个十来岁的少年。他每回考试都考第一名，不过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才能勉强地挤进高中听课，每天顶着无数骂“地主龟儿子”的唾沫星子。我猜想，少年陈星伍说起“我爸是陈启煜”的时候，应该多少怀着某种复杂的羞愧。

后来有一天，他终于下定决心退学，不再忍受耻辱，因为学校操场上开起了批斗会，他看到台上站着他的父亲和虔诚的基督徒母亲。

退学之后的陈星伍每天都在山上挖草药，他总背一口锅，一路咣咣当当地找吃的。《马太福音》上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许多年以后，他经常站在自家阳台上指给他儿子看，“那个山爹以前爬过”，神情像是站在应许之地回望埃及。现在那些山上早没人影了，拿着望远镜瞅也只能瞄见几棵树，大概只有雨点会到达那里了。

困顿的生活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某一个时刻开始改变。有一天，陈星伍在他爸爸的书桌底下看到用毛笔恭恭敬敬写的四个字“恩公小平”，这张小纸条一直到陈启煜去世都贴在书房里。也是从那几年开始，陈星伍的运气稍微好了一点。因为他爸爸年岁已高，他获得了“补缺”的机会，最终陈星伍选择了当一名医生。

1985年，因为我的到来，陈启煜有了孙子，陈星伍有了儿子。陈星伍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要像他埋头过苦日子，而是像他背着走过无数山峰的那口帅锅那样，咣咣当当地发出些自己的声响来，于是就在名字里安了个“鸣”字。虽然这个名字后来面临着很多重名的问题，但我还是比较庆幸自己没有被取名为“陈咣咣”或者“陈当当”。

陈星伍的生活依旧辛苦。为了赚钱给儿子买三鹿奶粉（那时候冲一杯这东西好比现在进星巴克喝杯咖啡），他兼职做起了生意，一开始是弄了台机器榨花生油，后来改行卖液化气炉具。在选择行业的精明程度上，小镇上确实无人能及，他很快赚了不少钱。

不过麻烦事情很快又来了，那时候我在读小学，有一天回家看见好几个镇上的年轻人坐在我家里泡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来讨要保护费的。

壮年时候的陈星伍性格极为硬朗，《让子弹飞》里头姜文问，我能不能站着把这钱赚了，陈星伍那时候的想法大略相同，可惜他毕竟没法像姜文那样，印子和枪轮流掏出来在桌上拍得叭叭响。派出所的叔叔们也纷纷表示：这种事情我们不便插手。想站着赚钱难度当然不小，至于为啥不便插手那就更费琢磨了。

后来几个流氓又吓唬陈星伍和他老婆陈桂花，不给点儿钱，我们骑摩托车把你儿子撞了。那是我小时候第一次觉得，爸爸是谁真的很重要。

陈星伍像1990年代每一个在下海浪潮里游过一番泳的人一样，有所收获，但很快被各种开着游艇和军舰的人甩在了后头。“保护费”事件以后，陈星伍经常骑着摩托车带着儿子到小镇最高的峰上去看远山和落日，他说：“要聪明，也要坚忍。”那么多事情发生之后，陈星伍很少抱怨，前几天，当他知道儿子要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的时候，他发了条短信过来：“要感谢时代，要感谢国家。”我仿佛能看到他在屏幕的那边微笑和头皮一同闪亮。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陈星伍，和他父亲生命的起落，每一刻都和这个国度连在了一起。

陈启煜在88岁的年龄上安然去世。去世的前一天夜里，我和他下了几盘棋，互有胜负，喝了碗姜汤之后，他上楼开怀睡去。葬礼上，我第一次看到硬汉陈星伍号啕大哭，他的一生中肯定在许多我看不到的场合哭过，比如他年少退学的那一天。这一次，他在我面前为了他的父亲、我的爷爷痛哭，在葬礼上代表所有儿女发言，他说：“我爸是陈启煜。”我想，那一刻陈星伍心里一定充满了感恩和自豪。

我们祖叔三人最后一次聚首是在2003年，那年我刚考上北大，去北京前我和爸爸一起去爷爷坟前坐了一会儿。山上荒草丛生，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了地方。算起来爷爷今年99岁了，我总是在大江南北奔行，极少回家，这次过年应该陪我爸再去山上看一下他。

关于陈星伍，我们可以讲他的很多故事——他是医生，一个致公党员，是陈启煜的儿子，但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爸。作为一个没有“新闻价值”的人物，他难得能被书写并刊登在一份“严肃”的报纸上。但他完全配得上这样的荣誉，恰如这个国度里所有平凡而辛劳的父亲一样。如果要给自己的父亲颁一个奖，我希望自己就是属于他的那枚勋章。

（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

【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碌碌：户口簿上的过客

作者: 鞠靖 2011-01-31 12:33:21 来源:南方周末

在我看来，父亲更像一个“过客”，来过，活过，辉煌过，平淡过，甚至憋屈过。这个老牌大学生是一个聪明人，当他选择离开城市回到家乡的时候，可能已经想好了未来的生活，选择了就不再后悔。

1960年代正牌大学毕业，在国有大企业工作20年，出过国，拿过外国的勋章，受到过中国和外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在1940年代出生的同龄人中，我的父亲鞠荣芳算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

但是，除了同村的人之外，每个见过我父亲的人，都不相信我的这一段描述。行走在贯穿村子的河塘边，如果你看到一个老人拿着拖把，在河水中搅动，然后拧干，端着拖把慢慢往回走，衣衫陈旧，满是尘土，仿佛几个月没有洗过，没错，那就是他，我的父亲。

我很难用一个或者几个词来概括我的父亲，因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比如，他是一个不会种地的农民。父亲出身穷苦，家中经常揭不开锅，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找不出来。父亲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老二，几兄弟中唯有他一人学业优秀，因而全心读书，反倒不会种地。1960年，20岁的他考入当时的南京工学院动力工程系，由此离开农村，成了“国家户口”。5年后，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连的一家炼油厂工作，从此在那里度过了将近20年“单身”生活。

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过这话似乎并不适合父亲。即使到现在，他的衣服总也洗不干净，领口袖口总是发黑。他的手总是黢黑，如果没有人提醒，好像他也总是会忘记洗手。他头发蓬松，即使有人提醒，他也不会认真拾掇干净。无论什么衣服穿在他的身上，总是给人不端正的感觉，仿佛那衣服根本就是别人的。这一切都给他贴上了永久的“农民”标签。

在大连的20年可能是父亲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在那里入了党，成了这个国营大厂的技术骨干。1976年开始，他作为中国专家组的成员，参加援建朝鲜枇岘炼油厂，先后三次去朝鲜工作，负责设备安装和人员培训，并因此获颁勋章，受到华国锋和金日成的接见。我们从散落在家中的旧照片里看到了当年父亲风华正茂的身影——整齐的三七开发型，笔挺的中山装，灿烂而不失端庄的笑容，巨大的花环套在他略显瘦弱的身躯上，虽有些滑稽，却难掩意气风发。

这正是我和弟弟先后降生的时间。父亲和母亲1965年经人介绍相识，3年后结婚，几乎从一开始就常年两地分居，每年只有短暂的探亲时间可以相聚。母亲在30岁那年生下我，信到父亲手中的时候，已经是7天之后。再过2年，母亲在南京出差途中生下弟弟，父亲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直到我12岁之前，我们每年只能和父亲见面一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头脑中几乎没有“父亲”这个概念，更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直到6岁前后，我才突然意识到，父亲可能是个“城里人”。因为我发现，在村子里，别的孩子都是叫父亲“爹爹”，只有我们兄弟俩被要求叫“爸爸”。

那时候我很愿意叫“爸爸”。他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每次从遥远的大连回来，总要给我带一些漂亮的书和本子，其中包括在农村小学永远也用不上的英语本。仅有的一次，他还带我去了上海，住在外白渡桥附近的上海大厦，在豫园的某家书店给我买了全套《三国演义》连环画。

我有好几次在梦里再见那套《三国演义》。这书给我的印象至为深刻，以至于我的儿子一到能够读书认字的那个年纪，我就迫不及待地也给他买了一套同样的《三国演义》。我没有办法让儿子像我当年一样珍爱这书。每次走进儿子的房间，看到架子上蒙尘的这套书，我总是要提醒他把书收好，千万别少了一本，哪怕是卷了书角也不行，仿佛这就是当年我自己手边的那一套。

7岁那年，我离开农村，转学去了邻县县城的一所很好的小学。因为年龄比较小，又从农村来，不得不又参加了入学考试。我至今也还记得老师嘲笑我不会说普通话，把“春天”读成了qun天，这农村孩子不能幸免的毛病让我自卑了很久。有一天，我的音乐老师看到了父亲从大连给我买的一本音乐课本，从我手中“借走”。从那以后，那课本成了音乐老师手中的教科书，再也没有归还。我还记得，我们跟在老师后面，照着那本书学唱“生产队里来了一群小鸭子”。我的心里美滋滋的，看，这书是我爸爸买的，你们城里孩子也没有。同样的事情后来也发生在了数学老师身上。有一天她发现我有一套数学计算练习卡片，也毫不客气地“借走”了。有一次，老师把这卡片印成卷子发给大家考试，我很不幸地做错了2道，收到卷子的那一刻，我在心里发狠：“早知道不把那书借给老师了。”

直到初中阶段，我才更深刻地意识到父亲身份的特殊性。在那个“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泾渭分明的年代，父亲的“城市户口”是最大的资产，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可以到粮站领到口粮，我们从小就不用种地。看着身边的亲友们为了转户口绞尽脑汁，自豪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今天的人可能无法理解的是，从朝鲜回国之后，已经成为所谓“中层干部”的父亲并没有想办法把我们全家转往大连，而母亲对于脱离农村也并没有想象中的积极性。结果是，1985年，受尽两地分居之苦的父母终于决定，父亲放弃在大连的一切，调回家乡的小县城，在一家县属企业从事技术工作。直到2000年退休，父亲处在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没有惊喜，也没有激动。他常常被安排去做很辛苦的工作，他的公司因为他的存在评到了很高的资质，接到了重要的订单，而他自己却所得甚微。他虽有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和总工程师的头衔，退休工资却也不过六七百块。这种碌碌无为的工作经历，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无法理解。

一家人团聚之后，父亲的“神秘感”逐渐消失。长期的分居使得他和这个家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隔膜。在很长时间里，在大家的眼中，他仿佛是一个外星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和大家格格不入。他的动作总是很慢，走路如此，做事如此；他的语言奇特，总是时不时地蹦出几个北方话，他喊年轻人为“小伙儿”，至今还被亲戚们嘲笑；他吃饭的时候总是努力地包住食物，避免发出咀嚼的声音，这种很慢的“吃相”也成为笑柄。长期的单身生活让父亲对于家庭生活很难适应，常常不知所措。除了上班，他无所事事，与家人对坐，他也是一言不发，如果没有人安排和指挥，他连打扫卫生也不会想到。

工作和生活中的“平庸”，使得父亲不可避免地成为母亲数落的对象。在每个亲戚的眼里，父亲就是“逆来顺受”的代名词。多么激烈的言辞加诸其身，也不会激起他的反抗；多么痛苦的事情降临，也不会让他崩溃。他的忠厚老实和沉默寡言远近闻名，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他根本就失去了说话的功能。无论大事小情，没有人会征求他的意见，他也坦然接受别人做出的每个决定，接受每个决定产生的后果。在几乎每个熟悉他的人眼里，他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也是一个对别人没有要求的人。

但我知道这并不是事实。我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父亲时不时会走到我身边，问上几句学习情况，嘱咐几句上课要认真、考试要仔细云云。不幸的是，那都是我正在做作业、心神最烦的时候，他的话总是左耳进，右耳出。我那时常和弟弟有矛盾，父亲却总是怪我，说什么“大的要让小的”，我照例把他的话当“耳旁风”。现在轮到我自己了，一年前，儿子也开始抱怨我太啰嗦，对我的话不但不听，而且出言相讥，但我依然忍不住要“啰嗦”，仿佛不这样就是不负责。我突然明白了父亲当年的心思。

在我们兄弟离家远行之后，老家只剩下父母两人。已过古稀之年的父亲已经身形佝偻，皮肤粗糙，脚步滞重。除了听见孙子叫一声“爷爷”，或者打麻将和了牌，他的脸上会绽放灿烂的笑容，多数时间里，他都是眉头紧锁，仿佛心中千头万绪，愁肠千千结。其实我知道，这标志性的面部表情只是因为遗传，我和我儿子的脸足以说明一切。

他的头发依旧浓黑，既能大块吃肉，又能粗茶淡饭，随遇而安，碰到有人问他要不要喝酒，他也会不好意思地说声“好”。他从不早起晨练，也不饭后百步走，他只是扫地、挑粪、拖地，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让他去哪里就去哪里。但他却会在深夜爬起来看意甲，遇到国足的比赛更是不肯放弃，他总是默默地看，不高兴也不沮丧，不评判任何一名球员，以至于我一度怀疑他是不是真能看明白。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特别惦记的人，一年到头，我们都不会接到他主动打来的电话，也从不会听他说起某人。2010年是他大学入学50周年，我们问他是否想看看当年的同学们，问了许久，也没有得到回答。

看起来，他并没有什么很执著的追求。有很长时间，我们兄弟都没有回过父亲的老家，去祖坟上烧几张纸钱。逢年过节，父亲总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去一趟，也很少会喊上我们兄弟随行。几年前，我们终于带着孩子一起回了趟老家，爷爷奶奶的坟头其实早已被夷平，湮没在不知哪块农田中，父亲和叔叔只是凭着印象找个“大约摸”的地方，领着我们磕几个头，烧几叠纸了事。

就在这一次，在城市生活的我们突然发现父亲的祖屋视野开阔，绿水环绕，更重要的是，远离工厂和公路，保持着宝贵的“原生态”。我们提出也许可以把祖屋翻修重建一下，以便将来回乡养老。

这想法却勾起了母亲的不满。她提起，十多年前，父亲已经“自作主张”放弃了祖屋的分配权，全部让给他的两个兄弟了。她埋怨父亲说：“我当时就说过，你自己不要，儿子们如果要怎么办？现在好了，你不相信吧。”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时刻。无论母亲怎么说，父亲始终一声不吭。好在我们只是突发奇想，并不当真。在我印象中，这是父亲少有的毅然决然的事迹，并且不容商议。那间不大的祖屋住着三叔、四叔两家人，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在我看来，父亲更像一个“过客”，来过，活过，辉煌过，平淡过，甚至憋屈过。这个老牌大学生是一个聪明人，当他选择离开城市回到家乡的时候，可能已经想好了未来的生活，选择了就不再后悔。每个人都在念仓央嘉措的诗“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但似乎父亲是那一个悟透的人。

（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

【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活着：我最后的城堡

作者: 口述：田玉 整理：范承刚 2011-01-31 12:23:24 来源:南方周末

爸爸签了协议，富士康支付18万。协议书上，写着富士康赔偿是“出于人道主义”。爸爸至今还是不明白：这“人道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我已经死了；但在我爸爸田建党眼里，我还活着。

国庆节那天中午，深圳龙华医院门口，爸爸把我抱上富士康派来的大巴时，我的下半身还是没有知觉，后背里钉着四根固定脊椎的钢针，左手因为骨化性肌炎不能完全屈伸。我只能用右手紧紧挽住爸爸的脖子，听他在耳边轻轻对我说：“田玉，咱们回家了。”

大巴一路开往襄阳。爸爸后来说，车子一开出医院，他和妈妈就哭了，眼泪一直从深圳流到东莞。爸爸没想到，会这样把我接回家。

爸爸一直不想让我去打工，怕我受人欺负。我初中毕业，他让我读了技校学会计；三年技校读完，我在家待了半年，每天放羊、做饭、照料家里十来亩田。爸爸也知道孩子在田里不能呆一辈子，还是让我出来了。

爸爸对我说，田玉你出去，一要注意安全，二是不能给咱丢人。我说我懂。我从小成绩不好、调皮捣蛋，爸爸从没说过我一句；7岁那年我骂了一句脏话，他狠狠打了我一巴掌，嘴巴都流血了。

我离家是在2010年2月初，春节的前几天。因为逆着回乡的人流，坐车便宜，不会太挤，假期里工厂也缺人。走的时候，天刚擦亮，12岁的弟弟从小是聋哑，看见妈妈和二姐在收拾行李，知道大姐要走了，躲在一旁不停地擦眼泪。

爸爸骑摩托车把我送到河南的孟楼镇。风大，天很冷，我俩在路边吃了两碗胡辣汤。车子来了，爸爸塞给我五百多块钱，连声叮嘱我要多小心。

爸爸对我说，丫头，咱也不指望赚多少钱，打个两三年工就回来，我再想法子筹些钱，像你小姨那样，在镇上给你开个服装店。

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我又见到了爸爸。可这一次是在深圳，我躺在病床上，胸椎、肋骨、骨盆、腰椎、左肱骨、桡骨都有骨折，大小便不能控制，两条腿就像没有了一样。

爸爸在一旁守着，40岁的人，头发全白了。

事件梗概

2010年3月17日早上九点左右，不到17岁的深圳富士康员工田玉，从宿舍楼的4楼跳下，重伤。在此前后，有12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身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群体最惨烈的高密度的自杀事件。这引发了整个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命运的思考。二

伤口不疼的时候，我也会去想发生了什么。

我记得离家那天坐上车，隔天上午就到了深圳。我以前只去过三十多里外的老河口市，以为深圳到处都是高楼，哪里都很干净，车子开进观澜镇，才发觉到处都是荒草、垃圾，很脏，也很乱。

我找到了在观澜一家电子厂打工的堂姐，原想也进这个厂，但那不收没成年的人。后来听说富士康能收，我就报了名。起初进的是观澜厂区，又被分到了龙华厂区。

2010年2月12日，我搬进了富士康宿舍。第二天是除夕，再一天就是我17岁的生日。

我给爸爸打电话。他还奇怪：富士康，是做“副食”的吗？我说爸你不懂，这是做电子的。这里很大，像个林子，我第一天就迷路了，绕了很久才找到车间。我被分到苹果生产线，负责目检，就是检查屏幕有没有损坏。15秒要看一个，每天12个小时，要重复几千次一样的动作。我不到18岁，本来不用加班，但大家加，也只能跟着加。爸爸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一天下来，感觉眼睛和手都不是自己的。累。时间过得好慢。

宿舍有8个人，被分到8个部门，白班晚班也不一样，有些人我没见过几次。爸爸问我有没有朋友，我说只认识了一个，大我4岁的李芳，我俩一起进的厂，下了班就在一起玩。迪厅、滑冰场不敢去，我们就去逛超市，把东西一个个丢进篮子，再一个个地放回去。

离开家时，爸爸花400块钱买了个手机，我不小心掉水里弄坏了，后来堂姐又借了我一个手机，可出事前半个月，我放工作服里，上着班就被人偷走了。

工作一个多月，我身上只剩不到10块钱，工资卡一直没发。我去问线长，他说我是观澜来的，到那儿自己要去。3月16日一早，我去了观澜，在两栋楼间跑了一上午，那里人都好“屌”，不搭理我。我气得直哭，想坐车，没钱了，只能从观澜一路走回龙华。

那晚我躺在床上，一宿没睡，脑子和腿都没感觉了。没有手机，没有钱，宿舍的人冷得像石头。那时真的非常生气，是气糊涂了。早上八点多，我从三楼爬上四楼，翻过围栏跳了下来……

等我睁开眼，我已经动了两次手术，不能自己翻身，靠着墙才能坐着。爸爸还记得，有一天我醒来，迷迷糊糊问他：爸爸，你还要我吗？

三

我昏迷了12天，爸爸守了我12天。后来，我病情稳定一些，妈妈把家里的猪和羊卖掉，也赶了过来。每天替我翻身、擦洗、按摩、喂饭，两人没睡过一个好觉。很多东西我吃了不好消化，爸爸就每天起很早，趁护士还没上班，用电饭煲偷偷给我煮小米粥。

出事后，爸爸一直没问我为什么跳楼。后来我心情好些了，他才先聊些轻松的话题，再慢慢问我出事的原因。我不知道我是富士康第几个跳楼的，只知道来了好多记者，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每次也都不相信：怎么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去跳楼？

爸爸相信。后来他会把记者叫出病房，说让我来说，女儿需要休息。

爸爸一辈子和气，没和人红过脸。但那半年里，他得和富士康的人谈赔偿。他们一共谈了四次，富士康请的是专业律师，爸爸只能叫上我在深圳做辅警的叔叔，怎么谈得过？

9月18日，爸爸签了协议，富士康支付18万。协议书上，写着富士康赔偿是“出于人道主义”。爸爸至今还是不明白：这“人道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回家了。到邓岗村那天，三叔开着拖拉机来接我，快80岁的奶奶抱着行李跟在后面，弟弟从屋里跑出来，笑着拉我的手，他以为姐姐只是受伤了。

妹妹去放羊还没回来。因为我的事，她念到初二就不去上学了。爸爸打电话劝了两次，她不听，说家里没人不行。

在家的日子，我几乎没出过院门。不是不想出去，是出去也遇不到朋友。像我这样大的，都去打工了。这么久，只有隔壁一个叫田雅的女孩来看过我，第二天就赶回广州干活了。

家里这一月的常客，是隔壁两岁多的陈欣仪。打工的爸妈把她送给在老河口的外婆，忙着开店的外婆又把她送给了在村里的姨婆。没人带的小欣仪，每天就只能来找我玩了。

爸爸担心我无聊，打算给我买个电脑，再牵一条网线，好让我和朋友聊天，也能学些东西；圣诞节前一天下雪，他跑去镇上买了个电暖器；冬天还在过，他已经在想着买空调了，说怕我夏天睡凉席脊椎受不了。

上个月，中山大学一个老师，带我去了武汉一家骨科医院，做一些康复训练。在那里，每天要花三百多块，一个月就花了一万多块。我让爸爸不要乱花钱，他摇摇头。

我知道，爸爸是怕我受委屈。

可我知道，他心里不知算了多少笔账：明年，我后背里的四根钢针取出来，要花个一两万；不能伸直的左手动手术，要花个一两万；弟弟有先天性尿道下裂，动手术，也要花个一两万。以后日子那么长，这钱不省着花不行呀。

每年冬天，爸爸都会去各家收羊，拿到镇上去卖，去年他没去，说我需要照顾。他打算着，今年让我学点东西，画画、编织、电脑，我能干的都行。爸爸说，只要你想，我在家陪你学。

爸爸常跟我讲他打工的一个故事。七年前冬天，他到杭州打工，在钱塘江旁建厂房。原想着过年不回了，多干几天赚些钱。大年三十那一晚，他去江边解手，芦苇长得很高，一眼望不到边。刚解了腰带蹲下，远处就放起了烟花。

爸爸说，那时他蹲在芦苇里，看着满天烟花，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二天，就买车票回了家。

爸爸对我说，田玉，还是回家好，咱们回家了……

【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江湖：湘南好汉

作者: 于建嵘 2011-01-31 12:12:14 来源:南方周末

在父亲的兄弟们看来，我行走在京城的学界这么多年了，人模人样地当过各种“人物”，也应为他们心中的江湖出力了。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现在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他们那些江湖规则早就废除了。

我的父亲过世已33年了。他是在“文革”刚结束就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只有15岁多。说实在话，他在我的记忆中已相当模糊不清。所以，当《南方周末》提出来要我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时，我首先是拒绝的。但因我去年发表了一篇小说就叫《父亲》，这其中的父亲身份曾引起广泛的猜测，最后，我还是答应了这篇约稿，让思维尽量去开启有关父亲的记忆。

正如我小说所记述的，我父亲的家乡是湖南永州市，也是原来的零陵县。这个地方给世人最深刻标志的应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所说的异蛇。父亲是由于贫困而参加当时在我老家非常活跃的湘南游击队，而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他曾经最喜欢的照片，就是他身配两把盒子枪，威风凛凛的样子，像一个当官的人。

实际上，我父亲还真不是一个当官的料。我母亲经常对父亲最不满的评价，就是父亲不懂政治。也许在游击队养成的习惯，也许就是他的某些天性，父亲江湖得很。只要有人求着他，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特别是对普通百姓有好处的，天大的事他都干。从部队到地方后，总是为了给下属或老百姓办一些“无原则”的事，而常受指责，官级也越当越低。到后来，他只是一个国营企业的厂长。他的许多战友甚至他的部下，有些人却当了大官。尽管官当得不大，到文革时，他还是成了当权派，靠边站，挨批斗，下到车间去劳动改造。最严重的问题，把我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都下放到了农村，最后成为了没有户口、没有布票、粮票等任何基本生存保障的“黑人”。

父亲在我的心中，永远是伟岸和坚强。江湖上走出来的父亲就更为显得强大。尽管我们家庭事实上沦为了社会最底层，但父亲仍然总在人们面前表现出英雄无比的状况。他经常会穿着那些还在部队当官战友送给他的军大衣，在小城的大街上非常威武地走来走去。他总是笑呵呵地与各种人打招呼，享受人们对他军大衣的敬畏。那时我经常为父亲的英姿而感动，当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在父亲的后面，也像一个军人一样，走来走去。

但我终于感受到他内心中某些因自尊而被掩蔽的不安和无奈。那是我上小学的第一天。本来由于我是没有户口的“黑人”，是没有资格上学的。父亲通过各种关系把我送进一所小学旁听。可在上学的第一天，就让知道我是“黑人”的同学拖出了教室，并把我惟一的由装货物的麻袋包做成的衣服撕破了。我在学校后院的马路边痛哭。这时，父亲来了。他说是路过，但我知道他是由于不放心而特意来的。他抚摸着我的头，我感到他在哭泣。这是我见过父亲惟一的一次流泪。也正是这件事，确立了我一生的目标：一定要搞清楚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变成了“黑人”，一定要想一切办法不让我们的子孙们再不成为“黑人”。

“文革”结束后，有一个相当级别的部门，曾经给我们家发了一份正式文件。内容大体上是说，父亲参加的“湘南民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革命组织。我母亲收到这份平反文件后，就把它烧掉了。她很生气也认真地对我说：“人都死了，现在来说革命组织还有什么意义呢？”也许这正是我父亲教给我母亲的，“文革”中，打过游击的父亲却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成为了一个只挨批斗的人。这么多年来，我拒绝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可能与我父亲的行动与母亲这个判断有关。

父亲在江湖上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多得数不清。这些朋友分布在天南地北，各行各业。所以，很长一个时期，特别在湘南和桂林一带，一报他的名头，就能得到积极的响应。大家对他的评价是，“这可是一个好人，有血性，讲义气”。

他的这些朋友对我也特别好，有时甚至还闹出一些笑话。记得1979年我考上大学时，只有十六岁多的我第一次出远门到省城上学。我母亲没有钱，不能送我去。尽管对外面的世界害怕，但对未来的向往我还是去了几百公里外的长沙。可刚到学校操场新生报到处，高音喇叭就在叫“衡阳来的于建嵘过这边来”。我满怀疑虑过去一看有几位公安站在那里，可把我吓怕了。我想，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为何有公安来。最后还是壮着胆过去了。没有想到，那些穿警服中为头的一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大声说，“小子，怕什么，我是你爸爸的兄弟啊，特意来接你的”。大学四年，正是我父亲的这些兄弟不停地给我送吃的和穿的，我才没有感到生活有那么苦。这样的事，还遇到过很多，经常在不经意的情况下，父亲曾经帮助过的人会给我各种帮助。所以，我经常感到江湖上的父亲，有时还真能给后人留下一些什么。

然而，现在我最害怕的是突然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子，你帮帮这些没有土地而上访的农民，他们太可怜了。老子如果不是退休了的话，就会撤了那些没有良心的家伙”。他们急切而愤怒的电话让我难堪无比。因为，我实际上没有多少能力帮助这些上访的人。可在父亲的兄弟们看来，我行走在京城的学界这么多年了，人模人样地当过各种“人物”，也应为他们心中的江湖出力了。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现在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他们那些江湖规则早就废除了。这其中的原因，我却无法向这些只认江湖义气的父辈说清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老实：我爸是钉子户

作者: 口述：孟建伟　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2011-01-31 12:06:50 来源:南方周末

父亲根本没有想过对抗，他没有这样的胆量。

如果是父亲地下有知，他会怎样看？我想你的判断对，按我对他的了解，他可能也会说，差不多就算了。但我不会这样做。

事情发生之后，按很多人的理解，我爸孟福贵是个“钉子户”，因为索要高额补偿、对抗拆迁送了命。我想说的是，不是这样，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钉子户”。父亲根本没有想过对抗，他没有这样的胆量。

父亲今年53岁，我还没出生时，他就开始磨豆腐、卖豆腐，起早贪黑，三十年如一日。可以说，我这些年上学花的钱，就是他一块块豆腐磨出来的。父亲善良忠厚，却又胆小怕事，他是做买卖的，按说跟人有点磕碰很正常，但我记忆中，无论是本村也好，外村也好，他这辈子从来没跟人吵过架。

和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建房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他这辈子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建房上，我家要拆的那座房子，从1997年开始建，因为缺钱，建了十几年，出事前房子还没装修，他到死也没能住进去。

事件梗概

2010年10月31日凌晨三点钟，山西太原市晋元区古寨村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血案。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博士孟建伟的父亲孟福贵，因担心房子被“偷拆”，和邻居武文元在对方家中看守，结果被翻墙而入的十几个强拆者乱棍打死。回家奔丧的孟建伟以日志形式将事件发在网络上，引起舆论强烈关注，并直接推动了案件进展。

这次拆迁，父亲其实没有任何过分想法，就是要一块跟原来一样大的宅基地，给的补偿款够盖原来那样的房子，给我和弟弟准备婚房，就可以了。可是，拆迁方案连这点也满足不了。所以他没签字。

但是现在回头再看，就出的这件事情本身而言，我认为父亲签字与否并不重要。这件事很显然是早有预谋和精心策划的。村里人跟我说，早在出事之前，拆迁队就已经好几次去村里“踩点”。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将我父亲和武文元打死，吓唬其他村民，第二天开始全面强拆。武元文跟我父亲一样，也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老实厚道又没啥背景，打了也就打了，打死了也就打死了。他们的想法不是没道理，我听说，就在前年，我们当地另一个村，就曾因为强拆打死了一个老人，但最后也没啥事。

事实上，他们把我父亲和武文元打完之后，还把他们从家里拖到大街上，这除了是伪造作案现场之外，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警告村民：看，谁再对补偿不满就是这个下场。他们错就错在没料到我会把这个事情发到网上，引起这么大影响。

武文元跟我说，如果早知道他们要打人的话（更别说往死里打），他和我爸那天根本不敢住的。他们之所以住那，是因为6天前，我们村有一个叫张廷清的，因为家中没住人，房子半夜里给“偷拆”了。本来张廷清是第一批签协议的，还被拆迁办表扬过。但他的房子拆了后，他拿着协议找村里、找拆迁队讨补偿款，却没人认账了。我父亲和武文元就是因为担心这事落到自己头上，才商量好看房子——就是要看准是谁来拆房子。看房子那几天他们通宵开着灯，就是为了提醒拆迁队，里面住着人呢，别把他们给活埋了。结果父亲没被活埋，却给活活打死了。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文章，说假如我父亲是李刚会怎样。其实别说是李刚，就算我父亲是个一般的村干部，也不至于是这样的结果。我们村是个2700多人的大村，因为拆迁的事，专门组织成立了一支上百人的保安队。这么一个大村，别说五十个人，就是五百个人，没有村里的默许，他们也不敢进来。他们敢进村来，就说明他们清楚不会有人阻止他们。出事前有几个蹊跷细节：21号之后，村里的路灯忽然都拆了；此外，我父亲出事那天夜里，本来通宵巡逻的保安提前下班了。我问村长究竟怎么回事，他对此避而不谈，只说跟自己无关。

所以网民说假如我父亲是李刚会怎样，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其实按我的想法，且不说身份如何，就算我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如果他不是那么老实，也不会是这样的结果。我们村也有厉害的“钉子户”，他们早就说，谁敢拆我房子，我就跟谁拼命。拆迁队就不敢动他们，因为拆迁队也是人，他们不可能为了钱不要命。所以他们只能欺负我父亲和武文元这样的人。武文元那天本来也差点没命，他急中生智，被打倒后躺在地上装死，才逃过一劫。

2007年，拆迁的消息一传出，村里一些人就盖起了上百套新房，比原来的房子还多。这些房子连地基也没有，明摆着是为了要补偿款。可是，补偿标准却跟我们家十几年前盖的房子一样。按说，我父亲也可以自己再盖一座这样专门用来骗补偿款的房子，可是还是因为太老实，他不想那么做。当然，他也没这个条件。

从去年开始，村里开始招村民当保安，听说只要报个名就行，啥也不干，就在那坐着，一个月就可以拿一千多。很多人报名了，因为不报名不仅拿不到钱，还被认为是对村委会不满。可是父亲一直没有报名。他不善言谈，但心里明白得很，他知道那钱拿得不清不楚。当然，他不报名村里也没当回事，他们从心底里就没看得起过他。

我看到报道，说李刚门事件最后“和解”了，你问我父亲的事情会不会也“和解”，我明确说没有一点可能，两件事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那是一桩交通肇事案，这是一桩故意杀人案，故意杀人案是不可能“和解”的，如果能“和解”，那是法律的悲哀。

如果是父亲地下有知，他会怎样看？我想你的判断对，按我对他的了解，他可能也会说，差不多就算了。但我不会这样做，我想，父亲以及很多中国人的悲哀，就是太容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出卖自己的权利了。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是经历了这件事，我的看法变了，我和母亲的想法一样，我们一定要让凶手和指使凶手的人付出应付的代价，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全社会，为了这个国家。

【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平凡：感激父亲

作者: 东东枪 2011-01-31 11:58:18 来源:南方周末

我却总觉得，那句歌词里说的就是我爸这样的人。那句歌词是——“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

我爸叫郝金明，身份证上就是这么写的。但这些年来，他签名时通常都会写成“郝金铭”。这也许只是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但似乎又并非那么简单。

他今年53岁，头发已现灰白，读报纸时已经得先戴上老花镜。但身体还算健康，只是前几年犯过腰椎间盘突出，近几年偶尔心脏不适，在持续服药，据说也就没什么症状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有症状而不愿跟我提起。他不抽烟，不擅饮，不打麻将，也没什么别的业余爱好——按说也算戏迷，尽管他熟悉的只有当年那些样板戏。如果问他喜欢什么流派，他一定会说是“裘派”，因为这大概是他唯一知道的一个京剧流派名称。而且，还八成是把所有京剧花脸都认为是“裘派”的。但我爸确实爱唱，平时嘴里老哼哼着点儿什么小曲小调的。

此外就没了，除非把每天晚上只要有时间就准看《新闻联播》这事儿也算爱好。

1957年，我爸生在天津静海县的一个乡村，家谱上说我们郝家的先祖是元末明初迁居此地，到我爸这一代是第二十世了。在他之前，我奶奶曾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但双双夭折，所以，我爸就成了家中的长子。我爸生下来没几年就赶上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而我爷爷当时因工作又经常出门在外，我奶奶现在偶尔还会提起当年带着几个孩子如何忍饥挨饿艰难度日。后来上学读书，没过几年就又赶上“文革”，也是家境不好，就辍学在家，这在当时的农村也很普遍。

但我奶奶曾提起，我爸读书时是个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积极上进的孩子。种种迹象也表明，我爸确实曾是个进步青年。

我家有一张我爸的老照片，画面中风华正茂的23岁的他手扶着一辆崭新的红旗牌自行车，身后一排平房，其中一间的门楣上挂着一块中日文对照的牌子，中文写的是“日本国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览”。小时候我一直觉得，我爸可能真出过国，去过趟日本，并期待这是真的，这样我就能把这事儿拿来跟同学吹嘘，但后来确认，那只是我爸去县城开团代会时的留影而已。

我爸没去过日本，但去过一次大寨。是作为先进青年代表去参观的。虽然不如日本说出来能唬人，但这又开团代会又组织参观的，至少能证明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我爸爸是个进步的好青年——“二黑哥县里去开那英雄会”的那种，“前几天劳模会上我看上人一个”的那种。

我爸当过近10年的农村基层团干部。先是团支部委员，后是村团支部书记。此前他最大的梦想是去参军，但两次报名入伍，一次是体检检出心率过速，一次是体检合格但名额给了别人。早年间他当过一段时间生产队长，当团支部书记时还曾担任某小型村办企业的负责人……这都是他30岁以前的事，大约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

我其实不大想象得出我爸当领导干部时会是怎么个样子。因为，实话说，他得算是个心不灵手不巧的笨人，反正我妈老这么说他。比方说，现在他也不会用电脑，不会用手机收发短信，虽然开了很多年车技术却还一般，稍微复杂一点儿的家用电器他也不大能熟练操作，而且似乎也没什么兴趣去探究一下。小时候我曾看别的孩子拿着自己爸爸给糊的风筝、给做的木头手枪什么的，我爸都没做过，我估计他也做不出来。

他不光做事笨，嘴也笨，这事儿我妈也已叨唠了他不少年。我爸性格温和，少言而爱笑，我从小到大几乎没见过他发怒、生气的样子，按说这样的人应该很受欢迎，可是，不能说会道的人，同时他也经常因说话过于率直而不知不觉就冒犯别人。不会说话是表面现象，若是追溯本质，不善言辞、不善应酬的背后是与市井生活的隔膜。近三十年来我妈不断抱怨，我爸也终于没能成为一个圆滑通透、人情练达的交际能手。而且，我估计，再来三十年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改善了——这一点我很能了解，因为，我也这德性。

我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也曾无数次感慨：“唉，我算看出来了，你跟你爸爸一样，人情往来一点不懂，花言巧语一句不会。”言语间，颇有怒其不争的遗憾，但恐怕也早已认识到这事儿是天造地设，撼动不得。而我对此事的看法则正与我妈相反，我常庆幸，幸好我的父亲不是那巧言令色之人。正是因为不善交际应酬，我爸平时来往的朋友不多。但细想起来，竟没一个可以归到“酒肉朋友”一类，也并没一个是“蜜里调油”那一型。我也觉得，这事儿很值得自豪。

不过，我爸虽手笨嘴拙，却得算一个勤勉、认真的人。他愿意动脑筋，也肯行动，肯吃苦——若用新词儿说，叫“执行力强”。我还记得我爸30岁左右时，曾何等认真地阅读大量书籍、钻研各类农作物的种植技术。他当年骑自行车数十公里一趟趟去市农科院等地探究作物新品种，以及在家中拿着温度计等物件儿进行各种试验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我到现在也认为，我爸哪怕是一直以种粮种菜为业，也一定能有一番作为。乡村之中，无所用心、庸碌而不自知的人居多，我爸这种见识和行动，已是难能可贵的。

我留着一本我爸1980年代初的笔记，里头是大量的文章摘抄以及剪报，内容包括一些思想政治类文章，也有各类文化知识、科技信息。我相信，这样的笔记不只有过这一本。我能想见，那个火热的年代里，一个农村青年是怎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他所能学习的一切。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爸的努力和勤勉没有白费。后来的那些年里，他着手去做的很多事情，还真就被他这样一个并不通晓人情世故，也没有占据更多社会资源的笨人做成了。他竟然真的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我对此的理解是：质朴一些的人，更容易心无旁骛，更容易相信“有付出就有回报”之类的道理，因此，也会比旁人更多几分勇气和坚定。而这勇气和坚定，又会化作比旁人更积极的行动力——若用郁达夫描摹林语堂的说法，就是因“浑朴天真”而“真诚勇猛”。若再加上勤勉踏实，则很有可能反倒比那些因精打细算而畏首畏尾的人更易成功。

当然，我爸这样的人自有其弱点。比方说：有政治热情，而未必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这一点可以举个例子——农村村委会实行直选以来的这些年，曾多次有乡邻找到我爸，怂恿劝说他参选村委会主任，我爸都并未应承。我和我妈妈都表示支持：村官虽不是什么党国要职，但若只凭率真坦诚和一番好意去做，必然是应付不来的。

幸好，我爸仍自有其梦想与热情——我记得，他前几年还曾随口提起，说等再过些年，不工作了，就在乡间盖一座养老院或幼儿园，自己经营，不为盈利，只图个其乐融融。这事儿虽然听来不怎么现实，但以我现在对他的了解，如果哪天他真的着手这样去做了，我也不会觉得惊诧。还有一例，就是当年汶川地震后，我爸曾专门给我打电话来，郑重地说起，他和我妈商量过了，打算申请收养汶川的地震孤儿，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看我是否介意，如果没问题就赶紧帮他们打听一下该如何申请……

最近一两年，每次听到许巍那首《执著》，我都会格外注意其中一句歌词。那是一句很容易被人忽略掉的歌词，我却总觉得，那句歌词里说的就是我爸这样的人。那句歌词是——“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

我想，一定有很多像我爸爸这样的普通人，他们并未成就什么值得夸耀的大事，没做大官也没发大财，但却曾在很多年里，把那句歌词中说的事，视为他们自己的使命，并为此努力。

因为这个使命，他们对自己有期望、有梦想、有要求。他们热爱生活，不愿浑浑噩噩度日，所以，他们渴望更高质量的生活，不管周遭的旁人如何，不管身外的世界如何，他们不允许自己活得草率。我的爸爸，正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年纪越大，对自己的了解越多，越发觉自己品性上与爸爸的相似之处，尤其是那些弱点。但也越发觉得要感谢我的爸爸。不只感谢他给予我的良好的童年教育；感谢他为我培养起来的对阅读的热爱、对知识的信仰；感谢他在我自食其力之前为我提供的衣食无忧的生活；感谢他对维系一个家庭的幸福与稳定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感谢他对我一贯的包容和信任——更要感谢他让我看到：一个不能巧言令色、不愿老于世故的人，也可以靠自己的勤勉与热情生活得富足快乐；感谢他传承予我的那颗不甘泯然于众人，不愿茫然于命运，不许自己束手沦陷于平凡生活的心灵。

（作者系网络作家）

【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老去：秋风败叶总牵连

作者: 阿乙 2011-01-31 11:39:39 来源:南方周末

他便取出身上的一张纸，那上边的文字颤颤抖抖，是用左手写的：

余中风近两年，虽全力锻炼，收效甚微。近来又再跌跤……

细雨潺愁挂满天，秋风败叶总牵连。黄昏饱蘸伤心泪，静夜偷灯洗不眠。

我也是这时知道我认识的他其实不是他，因此悲伤不已。

我有一双和父亲艾宏松一样的手，大得像作业本。我现在还没有婚姻，但心里总是提醒自己，不去殴打未来的孩子。我记得父亲抽七八岁的我的声音，能闻到那像石头拍来的青气。我的妈妈不敢阻拦。在他走后，我仰着脸抽鼻子，再也安抚不过来。因为他的苛刻，我变成一个自卑而勤奋的人。

我们极少交流。即使现在我三十五岁，也感觉彼此之间横着一堵墙，无法像朋友那样畅所欲言。我们总是说着三两句就说完的事，然后再把这些事重复着说几遍。我们从不去触及对方的灵魂。我通过一台橱柜上的装饰知道他曾画过画，通过我哥的名字（国光）知道他吹过口琴，通过那老鼠咬坏的《诗刊》猜测他可能写过现代诗——我通过这些只鳞片爪知道他曾经是一个强悍的文艺青年，但是他在生活中总是将这些评判为“玩物丧志”或“有什么用”，就好像它们是足以致命的病菌，会祸害我们一生。

他将它们抹得一干二净。

也许一个人生存他可以维持这些，但他照应的是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和我爷爷奶奶的生存。他成为一个开小卖部的，后来开了批发部、超市，他将生意从乡村做到城镇、县城，在即将要去地区扩张时停止。我以为这里面存在另外的理想，但是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仅仅因为乡镇中学的教学质量差，他想将我们转学，放弃在此地培育了多年的生意链，到县城角落租了一个狭小的店面重头开始。他始终是在用做生意维持我们家人吃饭、穿衣和出去应对朋友时的尊严，他的生意利润都是百分之一、百分之三，做得很苦。等到我们这些孩子各自有了在社会上的归宿，他仍然在做生意。他又试图让在上海的哥哥和在北京的我能在高房价的现实面前获得起码的安定和尊严。他固执而认真，愿意将自己几十年的积蓄化成这泡沫中的小珠儿。而我在吸他的血。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我们跑到大城市一没有成为杜月笙二没有成为宋祖德，都在吸他的血。说起来这是羞耻的事，但在父亲那里这是不容分说的事情。

2009年，六十四岁的父亲中风。像往常一样，这个不幸的事是隔了一阵我才知道的，因为怕影响我那狗屁不是的工作。我赶回去时，他刚从昏迷中醒来不久，偏瘫。就是在那时候，这个一世强悍走路永远像中年人呼呼有风的父亲，对我们露出歉疚的笑。因为我们在清理他的粪便。他成为医生懊恼的对象，因为他总是迫不及待试图站起来，他扰乱了正常的恢复程序。就像在我小时，他总是迫不及待让我将三百首唐诗背完。

2010年10月的时候，因为堂兄猝死，我急赶回家，敲门没人应，便等。十来分钟后，父亲才从二楼摸索下来，他拖着萎缩的右腿，捉着毫无知觉的右手，给我开了门。上楼后，在问过我几句现状后，他便开始躺在床上，用右手握住一瓶矿泉水，然后用左手捉住右手腕，在胸前方旋转出圆圈。这是他锻炼的方式之一。每天他还会独自出门，锻炼行走能力。只有他一个人相信他还能健步如飞，而我们早已放弃。他正如海明威笔下的老人，只许战死，不可战败。

吃饭时，他要我弟弟弄一台废弃电脑来，他要重新学习打字（他过去用双手学会过一次）。我们说这是干什么。他便有些惭愧，说是想将自己写的诗用电脑打印出来，寄给一家诗词杂志。我们个个提出要帮他解决这事，他便取出身上的一张纸，那上边的文字颤颤抖抖，是用左手写的：

《病中》

余中风近两年，虽全力锻炼，收效甚微。近来又再跌跤……

细雨潺愁挂满天，秋风败叶总牵连。

黄昏饱蘸伤心泪，静夜偷灯洗不眠。

雨困郊原草木慌，东篱野菊独梳妆。

何当借得秋风劲，洗净烦愁一色黄。

两年未扫架生尘，抽本诗书慰泪痕。

谁料此间花似锦，却忘灰土染香魂。

我也是这时知道我认识的他其实不是他，因此悲伤不已。在我将这首诗带至北京几天后，他打电话来，要求更正诗里的一个字，便是将“细雨潺愁”改为“细雨添愁”，他觉得这样更好。

在我们的生命中，从来只有他给我打电话，没有我给他打电话。即使是这首诗，我也没有好好给他找到一个输出渠道。我是个懦弱的人，心里只想着怎样给他安装一双翅膀这样不靠谱的事。

（作者系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