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枭雄系统江白:《实迷途其未远》

转自《新周刊》


中国人被指成“最着急最没耐心的地球人”

     中广网北京7月16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8时36分报道，最近一份关于“世界上最着急最没耐心的地球人”的调查显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着急最没耐心的人。

     这倒是挺让人意外的，不过想来也是，寄信，现在我们都会优先选择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出行，最好是走高速公路；就连结婚，很多女同胞都要求对方最好有现房现车。



     社会的变迁和方方面面的压力使我们越来越不能容忍等待，而另一方面无休止的“只争朝夕”又让我们身心俱疲。



     该调查也提醒我们：有时候多点耐心反而能发现更多的快乐。

新周刊 中国人被指丧失慢的能力 不耐烦成为社会心态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

     急之国

     中国人，赶时间。

     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没有时间感的中国人变成了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加上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控和不公平等经常性的情境，中国人急不可耐，又因欲求未满而耐心等待，焦躁不安又心安理得。

     急的心态带来了什么？欲速则不达。“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克尔凯郭尔语)我们迎来了更多的灾难和意外，更低的效率和更坏的结果。

     就这样，在“急之国”，我们快速地消耗着自己。等我们真正明白快慢、张弛、紧疏、得失、成败、忙闲的人生之道时，可能一切都晚了。

     不耐烦透视中国人的时间观

     谁按下了中国人的快进键？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无论排队还是插位，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离。
     文/陈漠

     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抢出租车。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五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我们由亲戚带着走VIP通道进去，因为排队要半小时。我们在机场大闹值班柜台。我们在电话里对着客服人员吼：“马上给我搞定！马上！”我们急急忙忙旅游，急急忙忙拍照，急急忙忙离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钱。

     我们很急。我们很不耐烦。

     可是，我们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人。我们以前排队炒股，头天晚上就排队买认购证。现在我们排队买房，提前三天就全家轮班开始排。我们喜欢买促销减价货，排一上午队也在所不惜。人越多的餐厅，我们越喜欢，我们宁肯坐在门口塑料凳子上吃两个小时的瓜子。我们就是感冒也要去挂专家号，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现在，我们还喜欢排9个小时的队去世博会看立体电影。
我们似乎又很有耐心。

     这就是中国。传统心态和现代境遇扭合在一起，我们焦躁不安却又心安理得。



     慢不下来的中国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曾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他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写“漠视时间”。

     “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所具有的这一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一样。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丅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

     史密斯把他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缓慢行为归结为：“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时代，尔后则是混浊、舒缓、漫长的大河，其间不仅有挺拔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

     最有趣的是，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漠视时间正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他们不停地劳作，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浪费时间，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做无用功或者返工。



     史密斯说的当然有道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也觉察到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此书近年的再版序言中，厦门大学教授周宁写道，辜鸿铭论述“中国人的精神”其实是把史密斯的书作为潜在的对话者，林语堂著《吾国吾民》也是在煞费苦心地回应此书，而鲁迅则一直遗憾没有人翻译这本书，用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几十年后，史密斯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就变成了中国人的“经常性急躁”。自“五四”运动起，启蒙者们对泥泞的现状恨之越深，对改变现状的速度也就期之越烈。要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上百年的历程，难免显得冒进急躁，方法也往往激烈、粗暴。

     又是一个外国人发现了中国人的急躁。杜威曾说：“这场运动的感情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的特征。”当然，近年来我们重新发现胡适，似乎为杜威的观察提供了一些例证，我们似乎又在“返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中国人的时间观再次提速。大跃进和大干快上，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众所周知，欲速则不达，不但没有快起来，反而导致了全面停滞。
     时钟的指针来到改革开放后，“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心声。到了当下，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交织，工业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社会成形，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慢的能力？

     中国人的时间观，自近代以降历经三次提速，已经停不下来了。我们需要的是时刻看着钟表，计划自己的人生：一步到位、名利双收、嫁入豪门、一夜暴富、35岁退休……

     科技就是不耐烦

     《连线》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让我们抓狂的33件东西》，列举了33件现代生活中让我们无法忍受最终崩溃的事物。

     排在第一位的是航空旅行，作者对航空延误和堵塞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去年(2007年)有超过1/4航班停在停机坪上，在夏季高峰时期，这个数字几乎达到30%。如果你在网上订票的话，你也许可以选择准点的航班。可是，现在还有谁不是在网上订票的吗？”

     的确，在候机厅里突然被告知必须继续枯坐两个小时，是非常让人恼火的事情，更不要说那些在机舱里连膝盖都不能伸直的可怜人了。

     此外，还有信用卡、顾客服务、医疗记录、复印机、打印机、道路、电话会议……这些东西都被列入了“抓狂物件”。

     等一下，难道这些东西发明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便捷吗？它们不是可以减少重复的劳动，从而使事情变得更简单吗？为什么它们反而让人们更加不耐烦了呢？

     我们发明东西，显然是为了更方便，是为了解决烦躁。比如，你再也不用抄写文件500份了，因为我们有了复印机。但是，高科技复印机的操作已经复杂到了办公室里没几个人能搞得懂的程度了。于是我们专门指定一个人来学习这门技术，可是他不在的时候，其他的人就完全抓狂了。甚至这个专门人才也抓狂了，他疯狂地打了一通电话把复印机公司的人痛骂一通，最后另外一些专门人才上门来帮我们把墨盒换掉，把挤成折扇一样的纸拉出来。
     这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伟大之处。我们发明了很多东西来试图解决烦躁症，但实际上却只是发明了另外一些烦躁症。

     发明排号机的人，一定没有中午去银行里拿过号。当你满怀希望地按下按钮，吐出来的纸条却冷冰冰告诉你，前面还有32个人，而这32个人把所有的坐椅都坐满了，同样冷冰冰地望着你这个白痴。



     发明电话等待音乐的人，一定是失聪的。他担心人们听10分钟的嘟嘟声会疯掉，就好心地让人们听10分钟的洒水车音乐。实际上，没人会听10分钟的嘟嘟声，大家都会挂掉，而耐心听完10分钟的洒水车居然还没有人接听，接着洒水车又从头开始了，这时候才真的要疯了。

     发明服务性微笑和公关式语言的人，一定是面瘫和口吃。他肯定觉得服务人员的微笑和滴水不漏的回答会有助于缓解客户的情绪，但事实却是，当你迫切需要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希望看到的是客服人员和你一样着急，而不是对你慢条斯理地露出八颗牙齿：“我们正在跟进。”
     跟进！谁发明的这个词？

     不耐烦是社会心态

     生活越现代化，烦躁情绪就越重。
电话不普及的时候，没人介意几个月收一封信。但手机随身的时代，几十分钟内不回短信的人就会被讽为没有机德。
只有公交车坐的年代，等上半小时也不以为奇。如今打的，随时都要提醒司机抄近道、超车。
以前我们用电话线拨号上网，56K的网速，很慢，可是并没有人觉得烦躁，因为条件如此、大家如此。论坛上发帖，有的标题就是“大图杀猫”、“小猫慎入”，提醒网友注意网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如今，带宽以M来衡量，数十M已不稀奇，但网页打开稍有迟疑，我们第一反应就是点刷新键，有时候恨不得砸电脑。

     这是时代加重的烦躁症，既然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就有了烦躁。

     抛开时代，还有哪些条件会引发你的烦躁？

     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和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去控制，而不知所措。

     但最重要的是，不公平。

     你可以不在银行里排在第33位。只要你是VIP，你就可以施施然地直接走到柜台前，把那32个可怜虫抛在脑后。难道就不可以给非VIP的人提供舒适的基本服务吗？可以，我们的基本服务就是在铁椅子上坐两个小时。
你可以不在医院里看病排一上午挂一个号。只要你认识医院里任何一个员工，从院长、主治医生到行政人员，他们就可以直接带你走到专家诊断室里。难道就没有普通人看病的便利吗？有的，就这么几家医院，你看哪儿人少你就去哪儿吧。
你可以不在春运排通宵队买火车票——你可以去订机票。难道就没有底层人民承受得起的回家方式吗？当然有，你可以在火车站广丅场上买黄牛票，多付一个月薪水而已，你付得起。
你可以不排队买房，反正涨起来，你卖了也没有住的地方。你可以不急着结婚，反正你还没有买房。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你总在担心，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就被社会抛离了；如果你现在乖乖排队，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插丅你的位。所以我们一定急躁，我们不顾规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规则，抓到手的才是硬通货，排队等待的永远都只是愿景。
我们就像在超市收银台前的购物者，推着购物车在几条长龙之间踯躅，无论排队还是不排队都是两难。插位加塞挤来挤去，一分钟也不愿意等，焦躁不安。

而且，我们总觉得别人排的队比我们的快.




怀雨；
     起笔欲写这番感言前，总觉得胸中有万千的惆怅和感言要倾诉。然而真动起笔时，却又实在不知从何说起。本篇文章本是转至一个国人们今天很少会去关注的话题。但倘若以彼思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如笔者一样感同身受。尤其对于文章最后所举的几个例子，事实上每每思及此，总让笔者不知是哭是笑。因为恰恰目前我所从事的，正是这么一个行业----------
  国人爱急躁，在当代大到国策从不塔塔实实打好基础，小到个人则从来志向很大，而甚少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总是想蛙跳着前进，每每建房要建世界第一的，每每建铁路要建世界第一的，甚至于每每吃饭举行宴会也要做世界第一的。按说人无争心，岂有动力？但当我们建了亚洲第一，世界一流时，基层建筑上则躺满了衣衫不整的农民工和乞讨者----。从没有谁能说争第一的心是错误，但倘若从不正视自己现实的差距、从不曾踏踏实实把基础打好的人，又怎能跳到最后呢？在今天，我们一味的报道教育上如何如何的进步，但每每进入所谓新学教育的学子却大多给人以颓废和愚蠢之感。我们一味的报道强调军队又如何如何强大了，但事实上也大多只是让明白人偷笑罢了。一支军队的战斗力要靠文字和宣传来表达，则实在是这只军队和国家的无限悲哀了。谎言前，我们常常会自诩自己如何如何了不得，而当问题出现时，又近乎团结一致的告诉批评者们，你这是不看我们的基本国情。然而无论是教育、科技还是一系列的种种措施颁布时，却往往没有人会把基本国情放在其中。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了。
   国人失去耐心的恶例大致还该有对于知识的积累上。按一般的说法，在这个信息和科技越发进步的时代，人类的知识领域应该有更进一步的提高才是。然而似乎就我国新生代这一辈而言，却似乎尤显特殊。人们越发不爱读书了。学子们被成天得八股搅得心力交瘁，以至于一群人干脆对知识嗤之以鼻，而另一群人则得过且过。学习成了负担，书籍成了劳累得源泉。看书成了作业，学习成了功课。而讽刺的是，人尽管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但同时大多数人又都潜藏着不甘平凡的因子。很少会有人认为自己不如别人。于是他们既没有积累勃发的坚持，同时又不甘于平庸，矛盾之余他们无奈了，于是呼有了“淡定”，有了“神马都是浮云”。而很少很少有人会去想，纵然时代无论怎么变化，科技怎么怎么进步，在这种人必然要经历的残酷趋势中，唯一想不凡或则说过得更好些的方式，还是得主动的、坚持不懈的与它抗争、与它拼杀。为什么不说是适应呢？适应是种无奈，是种妥协。女人或许能说一生由天不由己，但男人说这话则未免太过悲哀。我承认我并不完全认同叶无道那种近乎偏执的霸道，但确实男人这一生要少了热血和拼搏，那恐怕真是最大的悲哀了---
  网络上常常可以见到国人四处款天说地，而这些话题又主要围绕着家国大事，民族兴衰之类。但事实上，真正有积累有深度的见解却是少之又少的。积累并不深入的大多所言过于浅显，而自认为积累得多的又缺乏长期积累和谦虚的热情。有时候想来确实挺好笑。例如不少当代国人学子常常会对马列或近乎狂热的吹捧或近乎狂热的排斥，但事实上真正能静下心去读一读《资本论》《国富论》的却是少之又少，至于在此上能做有益思考的则更属于罕见了。事实上令笔者羞愧难当的是，在通读马列学说前笔者虽然不能说是马列的强烈批评者，但确实对于马列学说有着主观上的排斥。而随着阅读的进一步深入，虽然笔者至今对马列的观点并非完全的认同，但却也对其作者的用心良苦深为感染。当然，同时还有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伟大思想家的渊博学识与智慧的深深敬重。我为什么不是对马列思想完全的认同呢？这又需要人们多费点功夫去找找曾经的一篇文章《说三道四》。但不论如何，诚如我在《说三道四》里面说的，任何一个致力于为别人以至于全人类所造福的人，无论他贫富贵贱，也无论他的理论是否确实正确无比，同时更无论他到底最后成功与否，他们都应该被世人所万世铭记。而他们的理论和经历则同样应该被后世之人所重复学习。（最后这句是笔者新加上去的）值此所列举这个例子的目地是，既然笔者如此这般自认高傲，但也不并不逃避说自己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么说是为嘛呢？因为事实上在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在彼此以及书刊的言论中提取各自的有效信息，而并非一味的排斥谩骂或者是完全的漠视和冷观。学习从来都不是轻松得事，而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的意义又愈发的迫切。因此事实上在今天多看多想要远超过多说。很自然的，当一个人确实仔细阅读了一本著作后，总会有相当得启发和想说的感慨。这也本是人之常情，但却希望国人们所应铭记的是，不要轻易的对观点和感慨做不可动摇的基础。事实上这里也有个笔者小小的经验。笔者个人爱好比较贫乏，但所幸读书倒是一直有在坚持，往往在有所启发和结论时，笔者所采取得方式并不是一味的充实它的成立基础，而是尽可能的去反对它的成立。只有当笔者自己已经很难反对由我自己所列出的结论时，笔者才基本确信它是正确得。很自然，每个人的智慧和知识结构都有其局限性，但至少这种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却是相对较客观的。同时这至少也说明，想要坚定我们自己所列出的设想，一个人需要多么长期的坚持学习和积累。也因此，在面对家国大事的讨论时，人们最好的方式是尽可能少下肯定的结论，因为往往我们很难肯定自己得结论就是确实正确的。然而人们又会反问，在今天这个时代，常常有许多专家学者们向世人倾诉其思想，那么在面对他们所提出的种种想法时，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的的确确，在现今的国内，许多专家确实名不符实，其提出得设想确实很少能有中肯的学术结论。但这一点并不应成为我们个人放弃思考学习的理由。对于我们来说，正是因为今天国内众说分频，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大量得学习和极少做确实的肯定结论。于此同时为形成好的良好学术讨论氛围，则进一步又要求我们应该尽可能去提取别人包括学者们思想中好的部分，而并非是一味得谩骂和主观排斥。
    在此列举一个其实有违上述精神的例子，虽然这其实意义并不大-------戴上校的相关言论和郎教授的一系列演讲，一度曾被部分人相当推崇，而同时也有不少人对此嗤之以鼻。前者，网名牧野征夫者所在博客大量发表了有关他反对原因的文章。但笔者一一细看下来却又头疼于牧野正好犯了笔者上面说过的毛病。人言包括戴上校、郎教授等危机论学者是借危机之名来糊弄人心赚取名利。但事实上我们若仔细看过其所谈到的信息则会发现，至少上述两位学者并非是预言2012将至，世人信我者得永生的蛊惑之言。恰恰相反的是两位学者除了谈论危机外，更重要的是两位作者本意在提醒人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危机。这点本是其演讲最重要的意义，只是并没不是全部人所体会到。又或而这恰恰是我们当代国人的疾病之一，往往很少去领会别人说法中有益的部分，而总是尽可能将其往坏的层面想。是，确实不乏有名不符实的学术和学者，但即使面对自己所讨厌的学者，我们却应该尽可能去提取其中的有效信息和对我们有益的部分。然而呢，这点却往往被急躁的国人所摒弃。说到此，支持牧野说法的，大概会冷笑着反过来问笔者，那么既然按笔者的逻辑，应该尽可能从别人的思想和文章中提取有益信息，那么笔者又为何对牧野多番批评呢？再者，笔者又何以能确信自己就是对的？确实，笔者坦白的说，在初看牧野的言论时个人是非常不满的。因为尽管在学识上人不应特别注重高低之分，但以笔者看来牧野所列举的种种说法，笔者却又都有很好的解释。先说GDP，戴上校语之“狗的屁”，牧野则引之GDP的起因和各国当代GDP数据来作为反驳的基础。但事实上我们所并不知道的是，前者GDP的数据来源是否准确，我们很难知道。因为准确性这东西并不能单单以是否官方来做定论。我们还当记得历史，当上世纪30年代英国首先张伯伦手拿英德宣言在飞机场向国人大声高呼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已经得到保障时，当9年后斯大林和希特勒高声祝福彼此身体健康，苏德友谊万古长青之时---当此那时，谁会想到，仅仅不过10年后，人类世界迎来了一场何其大的灾难？而曾经面带微笑向彼此祝福的政治领袖们如今却演变成如何巴不得在下一刻就把对方连肉带骨头的撕碎？这些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政治家们的宣言是多么缺乏保质期，所谓官方通告的真相又是多么可笑。因此，事实上我们都不知道数据来源是否可靠。在这个基础上其信息参考价值也就很有限了。那么，我们又如何确定郎咸平和戴旭的信息来源基础是正确的呢？事实上我们也无法确定，但至少相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收集信息的渠道和能力要远超过我们，这点倒是比较确定的。诚既如此，我们既没法确定学者们的信息是否可靠，而学者们又大多众说分屏，同时即使对于同一种信息，不同的人也都有他不同的结论。那么，我们到底该听谁的？事实上，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坚持学习和切莫轻易盲从了。而在面对大量学者，如同郎教授这样的危机论学者时，我们所更该注意的是，是注意其所言危机的可能性（包括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危机本身可能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以及应对危机的办法（后者于普通百姓来说则主要意在提醒人们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学术修养）。以笔者个人来说，笔者并非正统的经济学出身，而对于经济学的学习和兴趣也才是近几年的事。在面对包括汇率、基金、股市行情、金融等等专业术语时，笔者还不是特别理解。虽然我一直在大量阅读经济方面的著作。在谈论今天国内相关经济问题方面，笔者不才曾在《百年一叹》中阐述了自己的相关想法。有兴趣的自然可以一读。而诸如牧野所云，《再谈黄海演习演出了什么》《朝鲜半岛交战危机已经过去 》这类文章，则笔者却是自觉好笑了些。因为这些文章倒恰恰反映了牧野还缺乏足够的学习和积累。为什么如此武断的批评呢？事实上，笔者可以以个人为例子。倘若有兴趣的，可以联系笔者，笔者将试着给出连接地址。早在2010年年末，笔者就在朋友的QQ空间里提到过2011年初，国府加息、军队待遇大幅度提高将会确立。而今天却是已经表明了笔者所言的现象并非虚言。同时早在《百年一叹》中笔者也曾说过，美国战略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高明的机动和准备以谋求到一个可以同时威胁几个重要目标的战略有利地位。其结果是，当我们往往以为它要向东处进发时，其攻击的动作已经迅速调整为对付其西方的对手去了------ ”。该文写作之时正是大部分国人为黄海美军航母演习义愤填膺的时候，而今利比亚、非洲、埃及的一系列近似突发的乱像却似乎印证了笔者文中所言。然而虽然笔者有很多理由可以把上述当作笔者预言准确的证据，但事实上在笔者看来，上述虽然是经过笔者对少数信息推论出的分析和结论。可其实仍然有很多种可能。比如我们可以推论。加息和军队待遇的进一步改善，不排除可能是因为国家进步，经济发展的一个巧合现象。当然谁又能说就不会没有一种可能，既上层有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军方和国府的力量以准备对付我们外面的敌对势力呢？而与上述两者相反的还有，既上位者已经感觉到了经济局势的进一步恶劣，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使得国府不得不通过加息来缓解，同时由于极为有可能的社会动荡，上位者需要加大军队待遇的改善以便于巩固政权。而说起来，谁又能说这种可能性就没有呢？语及此，我们自然不难感到牧野的这类文章实在是把世界看得太过简单了。事实上，当一个地区拥有消息垄断的权利时，往往其间的普通大众们是很难知晓现象背后的真实情况的。1939年当德国正欲与波兰开战之时，恰恰正是希姆莱及其手下用了一个欺骗行动和消息的绝对垄断权编制了个惊天的谎言；“德国边界哨所被波兰人袭击！德意志边境告急！波兰人大举入侵将近！”。而当德意志的普通大众们听闻消息同感祖国危难意欲参军卫国时，事实却是，不久后德国大军在精心设计的计划下全面攻入波兰。一个多月后，波兰宣告战败。牧野也曾引据了不少可能确实从事军政专业人士的说法，但事实上正如牧野在《无知者无畏》中对戴上校空中理论的批评。其实牧野引据军工行业人员有个问题并没有注意到，就是人往往非常照顾面子，很少会有人认为自己会比别人差。也正因为这样，笔者当然不能说这些从事军工的专业人士们都是很少讲真话的卑劣人士。但事实上即使确实从事本职行业的人，要完全能客观评价自己工作的也是非常少有的。这点倒不完全是因为人性或者是品格上的弱点，而是大多数人由于岗位和学识上的局限性，要想做出确切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事（毕竟越是现代科技，所需要的知识就越多，而一个人对知识的积累往往又近乎是一生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么多年来我国国防科技没有取得好的成绩和果实，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公允的人都该承认，在整体国防科技和民用科技领域，我们离世界最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而这一点本身也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中华民族在历经了百年磨难后于1949年才获得了喘息之机。时人民温饱尚且成问题，而教育和军工科技则更是少有基础，国家百废待兴之余，历经数场局部战争和外部势力威胁封锁，这又使得我们国家的主要精力被大量投入到国防建设中。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等运动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国家的内伤。在此而言，我们的基础教育包括社会和理工基础知识是非常非常浅薄的。所以，一个历经百年动荡而各方面基础薄弱的民族何以能在30年里一跃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人们读及此，切莫冲动的让崇国的感情盖过应有的冷静。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事物的发展，是量和质的积累以最终形成的变化。我国基础薄、底子少，这本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历史现实，而绝对不该是害怕丢脸的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好丢脸的。多就要求我们更多懂得珍惜和巩固，少就更说明我们需要更大的努力和奋斗。一个民族不肯正视过去，一辈子也难以走向真正的富强。
   除此而外，若就事论事说来，今天国内包括J20和一系列国防科技的进步作品使得国人大为感到信心倍增，虽然也有不少的人不屑一顾。但其实以笔者个人的看法，我想我们还该加入这么两种观点。其一是，无论我们对于J20等一系列国防科技作品的质量有多少反驳和批评，但至少我们该承认，既然这是我们所拥有的飞机，那么它就该被我们所高兴。但值得高兴归高兴，同时我们也该认识到另一个问题。既J20尽管都说代表了我们军工的最高水准，但若以军事角度看，并不是说拥有优秀顶尖的飞机就赢得了战争。J20单机能力即使可以号称世界第一，但倘若它的制造复杂、成型能力慢，那么事实上在构成完全压倒性的优势力量前，它仍就只是武器之一。以历史来看，人们并不能说拥有一种高效武器就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因为武器首先是工具，打仗的却是人。而其次，例如只要玩过星际争霸等RTS类游戏的人都不难想到，其中人类的大和战舰与神族的母舰单以兵器而论，何尝不是出类拔萃的高级武器。但因为生产难，成型慢，一旦人们在它们成型前组织了大量别的替代兵种，那么事实上这种武器并不能发挥它多大的效力。 对此人们或许会说了，你列举的这是游戏，J20是现实战争的军工。然而倘若对军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们，大概依稀还能记得当年德国虎王和豹式坦克甚至于单个德军坦克组是多么优越于同样单个苏军的坦克组。但苏联坦克部队却有一个非常大的整体优势，那就是它单车质量虽然并不非常突出的T34型坦克，却具有操作简便、生产迅速、成型迅速的整体性优势。也因此，虽然单个苏军坦克小组很难优于德军的单个小组，但其整体却因为成型的迅速而战斗能力完全不弱甚至于还不乏要优于德军装甲部队（有趣的是，做出这番评价的，却是美国人）。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J20尽管作为国防科技的新贵值得我们高兴，但却不能做为国防坚固的坚实保障。事实上历史已经一再告诉了我们，人类几千年来的战争尽管不乏有科技不对称的战争，但事实上科技强大方的优势却往往并不能长期保持，甚至于也不能单单靠它来决定战争胜负。唯一少有决定的例子，也只有20世纪初的英布战争能勉强归入该列。思虑及此，人们所应永世铭记的第二观点正在于，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始终是战争的主体，武器、方法、战略理论仅仅是工具而绝对不是战争的起因也绝对不能完全用来肯定战争的胜败。
   列举这些种种是为了什么呢？笔者并没有大量的评价，牧野胡说八道，也没有大量说牧野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自相矛盾、信口开河、狂热偏激---。为什么呢？因为笔者正是想说，如今，网络几乎成为普通大众主要的交际方式来彼此传递消息，而在学术的讨论中，我们往往更需要的是尽可能去提取彼此想法说法中的有益成分，而并非动不动就跟人吹鼻子瞪眼。的确，在牧野发表一系列文章后也遭到了大量网友的轰击，很多语言则更是是个人看了都要动怒的，但其实不管前因后果。至少我们更应该明白的是，冷静的承认自己的不足、不断的积累学识以及尽可能的从别人的言论中提取有益成分，这一点才是真正我们该做的。然而人们也会冷笑，难道在一条臭水沟里你也想看出黄金？这不是摆明了教人，左脸受了一耳光，那就把右脸也贴上去？？
  事实上，并非如此。笔者所强调的是“尽可能”。在面对许多学术理论时，其中自然不乏有滥竽充数的存在。但这也并非是说不屑于此的人们，就该因此光顾冷笑和谩骂而完全忘记了提高自己的学术积累。事实上，人们很多时候也确实很难知道自己早年的设想就一定是正确无比的。在此之上，笔者为什么又特别认同戴旭上校和郎咸平教授的言论呢？其实又确实是因为笔者在阅读和聆听上述两位学者的言论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多少不妥的地方。这两方面的问题因为太复杂，而且笔者《百年一叹》中已经写了很多，这里就不再过多重复了。只是略作些额外补充。牧野《无知者无畏——评戴旭的军事言论》中提出的首个关于戴旭军事言论反驳的理论性观点在于对“空中化”的驳斥。牧野说戴上校忘了首个飞的最高的是苏俄军队加加林少校，但其实这种举例很成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比较有相对含义。如果单以首个飞而言，那么第一个上天的飞行员自然应该是飞得最高的，因为之前还没人能飞上天。然而似乎牧野又可能说我们是断章取义，他所说的飞得最高，是在已经能飞的基础上。但倘若如此，人们又怎么会知道未来不会有飞得更高的人？所以这个例子本身举的就不好。
而相对较有理由的反驳在于，提出了个命题；“什么叫空中化？”牧野源以戴旭上校所言：“空中化是现代军队的本质特征。朝鲜没有一流的信息系统却依靠长远距离的弹导武器投送使得各国束手无策。”据此，牧野提出的批评理由是：“如果空中化的标准就是有远程投射导弹能力，那么我军40多年前就已经具有，今天比朝鲜强上千倍，怎么不是空中化？朝鲜军队的远程弹道导弹投送能力和核概念的联想，与俄罗斯军队相比无疑小巫见大巫，为什么俄军也没有空中化？”其实，空中化在世界范围内，或许仅仅除了美国外，还是个模糊的命题。为什么呢？因为倘若我们把空中化的概念强力的认为是空中决定论的话。那么事实上实现空中化早在两次世界大战就已经有过先例了。一是飞机刚刚被用于战场的时候，二是2战时期德国对英伦半岛的空中行动。或许更让牧野信心倍增的还有，这两场行动到最后都没有根本决定战争的胜负。然而事实上随着时代的演变，早在2战欧洲战场（更准确的说法则是北非战场末期），德军诸如隆美尔元帅等将领都已经认识到了空中优势对地面作战部队的巨大威胁。因此在诺曼底驻防其间，隆美尔元帅数次上呈希特勒统帅部强调盟军的巨大空中优势。44年后的诺曼底战役进程也向我们展示了空中优势对德军地面行动的巨大威胁。然而空军的优势应该说在2战中还没有尽善尽美。等到数十年后的北约对付南联盟以及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人们才基本都认识到了空中优势的可怕潜力。但事实上直到今天，各国虽然都认识到了空中部队的必然发展趋势，但到底该如何发展以使得己方不丢掉制空权，却仅有为数不多的国家能依稀摸到点门路。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空中化比以往更复杂，两次大战其间，空中化的作战理论虽然有近地空中支援和战略轰炸的区分，但事实上还是围绕飞机这种较单一兵器间的使用方式。而今天，空中的概念必须要面对产至于2战末期的弹导技术，简单说也就是弹导导弹的威胁。但弹道技术在今天本身又涉及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同时信息技术本身也使得战斗空间更为模糊。所以空中化单以技术层面已经是牵连甚广，人们很难能准确定义什么叫空中化。而付诸于理论和构想时所面对的问题也越发复杂。我们只要拥有高中的地理知识就知道当前所广泛使用的飞行器是主要飞行在平流层。而平流层之外则更有高层大气，高层大气之外则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事实上空中化从理论上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即是，如何通过技术能力的带动使得空军能自由的在几层大气空间中赢得优势以最终掌握天空。与此同时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尽管早在上世纪30年代意大利的杜黑将军就曾经提出过战争的胜负可以单由空军决定。但事实上在后几十年的一系列战争中，我们发现空中行动并不能单独脱离陆地的占领行为。而即使后近代的南联盟空战也有其技术层面的特殊情况。既人们很难知道，倘若当年南联盟拥有足够的对空导弹系统和足够的国土纵深以及足够坚定的抵抗信心，则这场战争会否能如此轻易的结束？人们不应该轻视这个假设，因为事实上尽管历史书没有如果，历史本身却是充满了如果。而对研究战争的人员来说，假设可能性又往往是主要研究未来战争的一种必要途径。那么倘若如笔者上面的假设，则情况又该如何呢？事实上，正因为有这种假设，我们发现想要单凭空中飞行器来决定战争胜负似乎尚不是特别妥当的。为什么不直接说飞机呢？因为未来的飞机将在几种不同的气层领域中航行，相对于传统的飞机它将有更大领域的使用突破。然而既然未来空中力量不能抛弃地面力量所独立决定所有战争，那么这不是说明空中化是非常荒谬的？其实不然，尽管我们确实能做出如下结论，既在至少半个世纪里，人类的军事科技水平尚无法完全脱离地面力量的参与。但无疑的，传统的大规模地面兵团作战已逐渐失去了其以往的地位，但却也尚不能立刻退出战争舞台。而新时代比较可能的地面力量将是由某种特制的空中飞行器及少量精锐自然人战士、装甲战斗车辆、战斗机器人所构成的。所需注意的是，这种力量仅仅是突击力量，至少在目前以及50年后尚不能完全取代当前已经盛行了千年的地面战斗力量。而这种部队的任务在于跟随作为优先打击力量的空中决战部队和弹道导弹打击力量。也就是在前者进行类似传统炮兵的火力覆盖后，这种突击力量才紧跟着迅速占领要点以备歼灭对手清楚敌残余抵抗力量。更直观的联想，则与2战时德军的摩托化部队跟随装甲部队作战颇为类似。而对于前者所阐述的这种空中决战力量和弹道导弹部队来说，其作战的样式恐怕在未来又将比我们现在要有一定不同。首先是近些年来的科技发展已经向我们表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军方都在尽可能谋求空中力量的迅速运动以及飞行器的空中滞留能力。这一点，几个月前美F22战机就公开举行了空中滞留实验。至于其内部做了多少实验和已经取得了多少成就则实属我们普通军迷所无法清楚的了。而对于弹道技术则事实上如上面所谈到的电子信息技术的参与使得该战场空间更为模糊。虚拟空间的信息战和数字信息的对抗干扰也变得越来越与空中理念紧密连接。可以说，在未来的战场，没有虚拟空间和数字世界的对抗是很难想象的。从这个角度说，这又说明当代军人所需要面对的知识结构有多复杂。而这点尽管我们军方早在10数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但所走的路却又与需要大相违背。我们在后近代的军人招生中大量征召所谓理工技术人才以提高军队的技术能力和理工知识。但其一，由于对学校大众教育的巨大错误使得本来就稀有的理工科人才进一步凋零。现在进入军方的多数学子与其说是真正具有理工知识的人才，倒不如说是急躁应试逼迫出来的大量填装鸭。而其二，文理分工本是太早的错误设计，同时重理轻文则更是对历史的无知。一个并不理解社会人文的理工人士如何能具有报国的伟大理想，同时又如何能为此目地而努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其三，事实上将理工地位置于人文学科之上，本来也是种错误。因为指导大军作战和国家国策的应该是深通人文学科、人心计量的社会人才而绝非工厂中埋头苦干的技术研究人员。汉高祖刘邦建国时曾感慨到；“寡人决胜千里不如张良，统兵作战不如韩信，统筹谋划不如萧和。何以这天下却最终被寡人所打下了呢？因为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有韩信而不能用。这才造就了寡人的天下。”原话并非如此，但意义却大抵相同。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并不是说技术领域的专才对于国防不重要，而是相对说来，要设计国防大略的研究人员，是绝对离不开对人文学科的学习和长期积累的。讽刺的是，我们今天的一系列制度却极度违背了这个道理。想通过过早的六年分工来进行专才的培育，事实上却过早的把学子推入了隘路，也过早扼杀了创造力。同时使理工置于人文之上，则更属于把目标和手段本末倒置的巨大错误。
   回到主题，诚如上述所言空中理论带有如此多的分支概念，本来而言在今天尚不是一个特别确定的名词，可以说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研究人员来说，其研究的结论和做的设想都会有一定的不同。这正如德波战争以前，尽管英法甚至苏联各国都已经对装甲部队在未来战争中的意义做了许多构想和实验，但事实上更多的人们却是在德波战争后才真正认识到了所谓那个时代的现代战争或者说机械化战争是怎么一回事。语及此，想深入这个话题的朋友大可以去看看笔者所写的《百年一叹》，其中虽然涉于篇幅没有完整的列举笔者的设想，但却也依稀能看出个大概。而于此对未来战争补充的一点时，上述的空中作战概念虽然具理论上的无懈可击，但事实上我们更应该明白，军事只是实现战争目地的一种手段。对于未来可预见的战争，当一个大国对于另一个大国发起军事打击前，极有可能这个大国已经早早陷入经济混乱、执政无力、统治腐败、人心浮动、社会糜烂的灾难中了-----简言之，未来战争的方法尽管有依据可寻，但事实上正如《超限战》所透露出的信息一样，传统战争的波及面和空间等等旧识都已经被打破，以至于使得战争的手段与界限被突破到近乎是毫无限制毫无常规的可怕境地。当然，请注意了，是近乎，而不是一定。因为未来战争尽管手段和各种组合方式有很多，但事实上却并非完全毫无规律可寻。这一点由于牵涉过广，同时笔者也在为此做一篇专著，因此于此我们不想深入太多。而事实上关于对戴上校和郎教授的认识，其实也还不少小的例子可以列举。如果仔细看过郎教授言论的，大概不乏会看到这么一个例子。既在面对现当今各大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时，郎教授提到了一个或许并不是他首倡的方法；“既通过强制取消市内停车场和结合严格的道路管理来强制人们不敢轻易把车开进市内。”当然，的确就该条方法而言，我们可能仍会有很多补充和分歧，但至少表明了郎教授等学者并非是为哗众取宠而标新立异。恰恰是他们在面对问题时也是在同时思量解决之道。正如我们一直被官方糊弄的GDP增产增量，事实上正如郎教授和他的研究小组所提到的；根据该厂的用电发展情况事实上是比较能看出该厂的实际作业情况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凡是现代的生产企业，其生产都不得不依靠电力来驱动，因而倘若其生产规模呈现上升趋势的话，那么事实上同比用电量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然而如若当人们去具体调查这方面的统计时，却大概都会服膺于这种说法的独到之处。很可能人们也会将诸如现代节能技术等新技术的科技因素以及产品价值提高等因素归入其中，但事实上这虽没错却也不能完全否定上述的说法。毕竟从这之中我们至少学到了一种可以参考的调查方向。而至于对戴上校的军事言论来说，牧野大概没仔细体会到其文的精神指导。事实上，尽管我们在戴上校的言论中不乏看到许多激昂之语，但其实戴上校却仍旧是清醒的告诉人们，他所倡导的并非是建议国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向外大动刀兵，又或者是牧野所强烈批评的一切用武力说话（这点是笔者在他文中最大的认同），而是从军事到社会各界的革新。其外，事实上包括牧野甚至许多人尚没能理解的是，在今天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战争实际上因为突破了传统的旧时而使得战争与人类的生活越发的模糊不清。而包括核武器、生物技术和金融手段等等非旧时代作战工具的使用则进一步填塞了和平和战争间的沟堑。早在几十年前，美国《未来战争》一书的作者就已经放言，在未来，人民的生活方式就是战争。而在这种战争与和平模糊不清的状态下，人们事实上根本无法能完全确定战争到底是何时开始又是何时结束的，同时也正因为此，军事打击的概念也会变得更为可怕。传统上，当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展开军事行动时，我们才将其称之为战争，而现今则事实上令人难以明确这个概念。有谁能说，当两个国家元首面带微笑的谈论彼此友谊，私下里却在金融、生物技术上大肆博弈时，战争就没有开始？人们永远当铭记的一个现代常识是，军事只不过是实现战争目地的手段之一，它既不是战争的起因，也绝对不是决定战争的唯一手段。而时代如此严峻，则就更进一步要求从事国防工作的人们必须时刻保持着警惕，同时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又使得双方整个交火阶段异常的短暂，为此最好的战略方式并不是增加盾的力量，而恰恰是要有能把战火燃到别人领土上的威慑能力。也只有这样，受制于可能同归于尽的危险，国与国之间才不会轻易的以军事手段来决定战争胜负。也只因为建立在这种打击基础上，因而才要求新的国防力量具有尽可能最为高效的机动力和打击力，为此陆地上工业城市的发展使得传统地面兵团的作战已经变得落后和缓慢，而只有天空，只有天空是尚没有多少能作为屏障的草原能供未来的空中骑士们自由发挥。此外针对更现实的航母威慑和外军新型空军威慑，戴旭上校也提到了一些他个人的看法。在他看来，我们不应该把打击和防御的目光表面的提留在兵器本身，而应该注意其总体结构。例如航母和新型飞机固然有其技术上的优势，但其发射平台本身却是相对脆弱的。也就是说，我方可以尝试绕过新型飞机正面的技术优势，而转而集中打击其机场或者说发射平台。当然，具体要达成这一点自然是需要很多诸如部队编成、战略战术方式等等条件。但无疑戴上校的说法也确实给予了我们一定的启发。孙子云；兵者，避于实而击其虚也。同时这点也至少可说明，戴上校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妄自标新立异。国人今天的毛病就在于，往往结论很多很快，但大多从无谦虚和长期学习的精神。同时在面对别人的学术思想时，往往又更多是根据主观喜恶来判断是非，而很少去尽可能的从别人的想法中提取有益的部分。所以综上所言，并不是有意针对于牧野其人的文章和说法，只是意在告诉包括牧野和批评牧野的许多网友，我们在今天更多该做的，是坚持不断的积累和对彼此间优秀之处的学习。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比大量的讽刺、挖苦和谩骂要好上很多。除此而外则是奉劝大凡有抱负的人士，尽管今天的仕途和许多上位者并不是靠知识领域的学习才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但这却不是人们用来放弃学习的托词。事实上，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而机遇往往随时会降临，倘若不是日日积累与准备，则纵然机会突至，没有长期准备的人们也还是抓不到。而成功，从来不是轻松和光凭心想就能事成的。

                       2011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