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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公社体制（13）
上述三种类型的供给制中，最普遍的是第一种供给制。
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为何如此看好并不遗余力地推行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一条重要的理由，是粮食产量已经成倍增长，并且已经多得到了吃不完的地步，实行供给制已经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
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产物，而“大跃进”的一个特征，就是搞高指标放“卫星”。1958年8、9月间，既是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之际，也是各种农业生产“卫星”争相竞放之时。这年7月22日，国家农业部授权新华社发表1958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声称：“今年夏收粮食作物空前丰收。播种面积53900余万亩，总产量达到1010亿斤，比1957年夏收粮食作物增产413亿斤，即增长69%，平均亩产187斤，比1957年增长70%。在夏收粮食作物中，冬小麦的播种面积35600余万亩，总产量达到689亿斤，比1957年增产279亿斤，增长68%。平均亩产193斤，比1957年增长71%。”
第二天，《人民日报》配发了《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社论说：“摆在人们面前的铁一般的事实向世界宣告：我国小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了。我国小麦增产速度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的，更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究竟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我国的农业增产潜力有多大？看来现在谁也不敢下断语了。”“小麦高额丰产的奇迹告诉他们，历史上没有的，今天的确有了，外国没有的，中国的确有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社论最后表示：“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人口多是‘不堪重负的压力’，我们要用更多的事实告诉他们，人口多，生产粮食更多。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实际上，1958年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虽然兴修了一些水利设施，但大多数地方靠天吃饭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而这一年的所谓粮食大丰收，很大程度上是浮夸风刮出来的，可见在人们头脑发热的情况下，想像力也特别丰富，竟然认为从此之后，中国人想要多少粮食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既然如此，在粮食问题上搞按需分配就具备条件了。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分配制度，也代表两种不同的社会境界。既然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既然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因而分配方式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搞具有按需分配性质的供给制了。
北戴河会议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在未经试点的情况下，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建立了2万多个“又大又公”的人民公社，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结果很快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
首先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吹牛皮说大话的浮夸风，以及瞎指挥、强迫命令和干部特殊化等“五风”盛行；其次是由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搞“吃饭不要钱”，还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但造成粮食的巨大浪费，而且由于人民公社的分配中，供给部分占了大头，工资仅具有象征性，这种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和吃饭不自由的公共食堂捆绑在一起，成为压抑社员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