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炒饭不放鸡蛋:陈 诚

　　陈 诚

　　陈诚（1898—1965）从军旅起家，曾经担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等职。去台后，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警备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副总统 ”、国民党副总裁等职。他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决定，对台湾经济发展也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的“两个中国”主张。晚年，他表示要对历史作出交待，遗嘱中已不提“反共”与“反攻”。

　　步步高升 陈诚，字辞修，号石叟，浙江省青田县人。1898年1月4日出生，先后入高市小学、丽水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和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读书。1918年入保定陆军 军官学校学习，被编入第八期炮科。1922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浙江 第2师第6团任少尉排长。

　　1923年3月，陈诚随邓演达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邓任团长的建国粤军第1师第3团任 上尉副官，旋调上尉连长，负责警卫大元帅府。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沈鸿英 叛军，在作战中胸部负伤，幸为邓演达亲自率部抢救而脱险。他在肇庆医院养伤 、治疗期间，适逢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来院慰问伤员。这是陈诚与蒋介石匆匆而过的第一次接触。9月，陈诚伤愈，升任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

　　1924年春，黄埔军校成立。陈诚不计官阶，随邓演达到该校任教育副官之职，官阶上尉特别官佐。在这里，26岁的陈诚，因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为日后的官运 亨通打开了门径。一天晚上，他因一时不能入睡，便带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 义》一书到操场练习单杠，恰巧遇到散步的校长蒋介石。蒋随手拿起《三民主义》翻阅，只见上面圈圈点点，显然已被认真阅读过，于是对陈诚大加赞赏，并询 问了其姓名、单位，还作了记录。操场的奇遇，成了陈诚发迹、一生追随蒋介石 的开始。

　　不久，广州大本营组成了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陈诚被任命为校军炮兵第1营第 1连上尉连长。1925年2月中旬，陈诚的炮兵连在棉湖之役中大显神威，将叛军火力压倒，使战局转危为安。棉湖一战，默默无闻的陈诚受到了蒋介石、何应钦的 赞赏。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组成了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 革命军总司令部。陈诚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 ，蒋介石曾召见陈诚，询问其态度。陈诚表示绝对服从蒋的指挥，由此更与蒋走 近了。随后，陈诚被任为21师师长。龙潭战役时，陈诚带病上阵，与孙传芳军展 开血战。因为他坐轿上战场，战后被何应钦免了职。

　　1928年初，蒋介石复出。4月，蒋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陈诚 就任警卫司令后，大力扩充实力，共组建三个警卫团，节制两个炮兵团，指挥两个宪兵团，其实力超过杂牌军的一个军。1929年春，蒋任命陈诚为11师师长，中原大战后再升为十八军军长。由此，陈诚在蒋军中的地位正式确立。汉字“十一 ”合为“土”，“十八”合为“木”。陈诚因此被戏称为“土木系”出身。

　　在国共关系破裂后，陈诚参加了对红军的多次围剿，并屡吃败仗。1932年在黄陂、宜黄两次战役中，他的部队被红军大包围攻击，一个师长被打死，一个师长被 俘虏，官兵伤亡2万人，部队溃不成军。但蒋介石并未追究，反而迅速给予整补。

　　1934年第五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他在蒋介石的指挥下，率部先后占领中央苏区的广昌、建宁、石城、宁都等地，为蒋立了大功。这年7月，陈诚还被任命为庐 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蒋介石亲任团长，负责轮训各地的高级军官。由此，陈诚开始在各种不同场合，担任蒋介石的副手。以至西安事变中也与蒋同时被囚。陈 诚的忠诚使蒋有意培养陈诚的迹象逐渐显露。

　　抗战爆发时，陈诚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因战事日紧，训练团于1937年8月中 旬提前结束。考虑到日军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 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上海战事以牵制之。蒋介石表示“一定打”。陈诚也 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当即发表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 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8月22日晚，日军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 官，率第3、11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陈诚率第十五集团军进行阻击 。但日军主力还是登陆成功。他看到敌军增援不绝，未能将敌压迫在江中而歼灭，已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便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国军队即 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10月11日，日军为控制 大场、南翔，以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向蕴藻滨发起攻击。这时，中国军队的第五军，及第171、173、174和176师，正被陆续输往上海。经过三 日激战，我军被迫后退，撤至苏州河南岸到小南翔一线。11月5日拂晓，日军在强 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乍浦东北之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登陆。蒋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松 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但蒋介石还是命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 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

　　淞沪一战支持约三个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 来轻视中国。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 枢纽，成为当时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此时陈诚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武汉保卫战的指挥工作。他还担任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主任，与文化界人士及中共代表合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发展 。在军事上，他认为南京弃守后，武汉即是敌人势在必取的唯一目标。保卫武汉战略要点，应以三镇为核心，使其灵活运用，发挥抗战的最大力量。按军政合一 原则，陈诚还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之职。

　　1938年7月22日夜，日军波田支队从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继而侵占九江。紧接着 以5个师团分左右两路，夹大江两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陈诚第九战区与李宗仁第五战区分守南北二路，第九战区负责对付鄱阳湖沿岸及田家镇要塞以东地区来犯 之敌。所辖薛岳第一兵团25个师在南昌至德安附近鄱阳湖沿岸一线组织防御，阻敌西进；张发奎第二兵团40个师在九江以西至幕阜山、九宫山一线组织防御，阻 敌沿长江进攻武汉。陈诚令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军团撤至庐山两侧及南浔路一带，依托有利地形，与向南昌进攻的敌左路军相持一个月之久。在薛岳指挥下，取得 重创日军第106师团的万家岭大捷。8月10日，第二兵团的第三军团，在瑞昌东北 一线与登陆的右路日军波田支队激战两星期。后来，日军以主力第9、第27师团， 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放毒气，致第三军团伤亡惨重。经过四个月的节节抵抗后，陈诚奉蒋介石命令，按预定计划，于10月25日将部队全 部撤出武汉，退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武汉沦陷后，陈诚将九战区军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请训。

　　1939年9月，日军以赣北、鄂南两路策应湘北主力军，会攻长沙。陈诚奉命和副总长白崇禧抵湘，协助薛岳代长官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提出长沙“守”与“不 守”两条，奉批“不守”。因此，一到达渌口，就将蒋介石的旨意转告给薛岳。

　　薛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虽一夜之间，九次电话命薛 退出长沙，而薛不听。陈诚怕彼此争论过久有碍戎机，在向薛询问部队的情况后 ，乃一面与白商定，命薛岳反攻；一面将薛之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结果，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陈诚在抗战中，转战八年，悉心指挥，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贡献。

　　陈诚在主持军政工作中，向以雷厉风行的作风而闻名。他处理问题坚决果断，不 徇私情，不留情面。抗战中陈诚主政湖北，在军务倥偬中偶尔问政，竟断了几个 “大案”。监利县长黄向荣，用公款做棉花生意，被省参议员傅鹤琴向陈诚作了 检举。陈诚立即将黄逮捕法办。省保安司令部的人与黄的关系较好，又同情其乃初犯，所以延迟半年，迟迟未办。1943年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动身前夕， 省保安司令部将拟判黄十二年徒刑的判决书，匆匆送陈审阅，意欲保黄过关，免其一死。不料陈诚阅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连骂几声“混蛋”，在签呈上赫然批了四个大字：“即予枪决”。原想成全黄的一纸签呈，反成了送黄入地的催命书。黄在临刑前，抽出钢笔给妻子写下四句遗言：“杀我吓人，死不甘心，教我 子孙，再莫做官。”写完后，也骂了几声“混蛋”。对黄的处置是否过重，人们说法不一。但陈诚此举有一定震慑作用，确是不可置疑的。宜昌县长武长青，在 颁发鸦片烟膏新旧牌照的交替期间，经过请示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同意商人们 的捐赠达一定数额款项的前提下，可先无照营业。这种捐赠的款项，既有利于缓解县财政的困难，又可使县长本人得到好处。有人把这件事告到陈诚那里，正逢 陈诚召开县长会议。陈诚令将武长青解押恩施（当时省会设恩施）。县长们拭目 以待，他们知道武长青和陈诚有同学之谊。到了会议结束的一天，陈诚下令：“ 宜昌县长武长青贪污有罪，着即枪毙。”主办法官踌躇良久，鼓足勇气向陈诚直言：“武长青的案件还没有审讯，可否等审问清楚了再枪决？”陈诚大怒，吼道：“什么审讯不审讯，马上枪决，不准迟疑。”据说武长青临刑前，大呼冤枉。

　曾经同意武长青接受捐款的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吓得魂不附体，跑到测字摊上 去算命，求问吉凶。

　　内战主将 抗战胜利后，陈诚主持军政部，开展部队复员与接收工作。1946年5月，国民党政 府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决定撤销军事委员会及其军令部、军政部、陆军 总司令部，设立国防部。31日，正式发布命令，陈诚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

　　这样，陈诚便掌握了全国军事大权，可以直接秉承国民政府主席的命令，统帅陆 海空军。

　　陈诚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后，尚未正式宣誓就职，便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通过郑州 “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第五、第六两“绥靖”区的部队约十个整编师30万 人，于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发动进攻，从而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

　　紧接着，陈诚又调动第一“绥靖”区李默庵部、苏北“绥靖”区李延年部和第五军邱清泉部，向苏中、苏北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他甚至扬言：“两星期 解决苏北问题。”七八月间，苏中解放区部队在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打了个 “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6.5个旅和5个交警大队，计5万多人，而国民党军只夺 得了海安等两座空城。

　　1947年2月21日，陈诚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可是，只过了一天，山东战场便响起了丧钟。鲁南战场的李仙洲集团于2月23日在莱芜、吐丝口间华东野战军的袋形阵地中，遭到毁灭性打击，第七十三军、四十六两军主力被解放军全歼，第二“绥 靖”区副司令李仙洲被俘，胶济路西段及其两侧城镇十多处获得解放。

　　在当年“双十节”的“国庆献词”中，陈诚仍宣称：“要乘机将整个共匪主力消灭，尽复失地，使共匪此次进扰为最后的一次，以便明年今日东北四千五百万同 胞皆能欢欣鼓舞，同申庆祝。”此时他受命主持东北战局，然而，东北战局与陈诚的估计正好相反。经过东北解放军50余日的主动进攻，陈诚所部东北国民党军 被歼6.9万人，15座城市获得解放，农安至铁岭间、锦州至山海关间的铁路均被破 坏。

　　1948年元旦，伴随着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隆隆炮声，迎来了被陈诚认为是其一生中极为黯淡的日子。解放军的攻势来得太快、太频繁。秋季攻势刚过，冬季攻势 又开始了。为了稳住军心、民心，陈诚在东北大力整肃军纪，惩办了一些贪污人 员，取缔了到处游荡的散兵游勇，将一些惹是生非的人员或驱逐，或监禁。东北局面似乎有些转机。接着进行军事行动，对东北解放军进行“扫荡”。

　　铁岭、沈阳、新民是一个三角地带。陈诚集中了15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彰武、法库方向推进。在这场战斗中，陈诚与林彪——国共两军的主将，都采用了围歼 的战术，结果，东北野战军达到了战役歼敌的预定目标。

　　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五军军长陈林达发现自己进入险境，立即给坐镇沈阳指挥的陈诚发去急电，请求从秀水河边的公主屯退守到有坚固设防的辽 河西岸小镇巨流河。

　　陈诚对于作为机动兵团使用的新五军，究竟应退至辽河边固守，还是应坚持现有 突出位置进攻，举棋不定。他命令新六军廖耀湘部，务必于5日前抵达公主屯，与 新五军会师。但此时，解放军的包围正逐步完成，新五军的退路愈来愈窄。

　　1月5日，解放军开始发动冲击。两军在茫茫的雪原上厮杀了三天三夜。在激烈的 战斗中，解放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新五军终于抵挡不住解放军凌厉的攻势。它的军部和两个完整师——第43师和第195师，共2万余人被全歼，军长陈林达被俘 。而负责为新五军解围的新六军，却在新五军被全歼后，才姗姗赶到。

　　新五军全军覆没的消息由陈诚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极为震惊。10日，辽河枪声未息，蒋介石便带了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由南京直飞沈 阳。蒋在沈阳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追查造成新五军惨败的责任。高级将领们 经过一番推诿、争吵之后，陈诚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自己指挥无方，请求按党纪国法惩办。对于陈诚自请处分，蒋介石虽然不忍下手，但总不能不有所交待。

　　于是陈诚以十二指肠溃疡出血急待治疗，去职了事。

　　卸却参谋总长职务的陈诚，到上海不久遵蒋之嘱赴台养病，远离了大陆上激烈厮 杀的紧张气氛，远离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局面，也远离了“杀陈诚以谢国人 ”的逼人气势。他在人生的低谷中，于台北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平静而又惆怅的岁月。然而也就是因为陈诚在这期间与人民解放军的对抗，他成为第三号战争罪 犯。

　　经营台岛 1948年冬，陈诚在台北静养之时，正是大陆国共两军在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地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如坐针毡。种种迹象表明，南京政府已在劫难逃 。蒋介石不得不把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于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 岛。既然如此，就得派一个信得过的人物去镇守该岛。于是，在政坛沉默半年多的陈诚又得到了重新活跃的机会。12月29日，根据蒋介石的提名，由孙科主持的行政院决定，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开始着手经营台湾。

　　主政台岛后，首先面临的局面，即是社会的混乱，官场的腐败，致使民怨沸腾。

　　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纠正，国民党在台湾将难以立足。他宣布的施政方针包 括：政治上推行地方自治，健全组织，提高行政效率，确立人事制度，施行“土 地改革”政策；经济上增加生产，稳定物价，施行“三七五减租”；文化上奠定 实施计划教育的基础，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化。

　　陈诚于1949年初就任台湾省主席后，一改昔日在鄂严厉打击贪污腐败行为的严峻作风，对在官场中泛滥的贪污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政府职员的工 薪收入过低，与贪污现象盛行有一定的关系。陈诚在主政台湾期间，始终重视提 高公教人员的待遇问题。他上任不久，即在省府例会上决定了解决公教人员待遇问题的原则，即：（1）同地同酬，划一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待遇；（2）文武一致；（3）差额接近，高级少加，低级多加；（4）奖励专门技术人才；（5）年资 加俸，计口配给实物，所配给之实物将扣回其薪俸的70%。他特别对专门技术人员的加薪作了具体规定，使他们能安心工作。

　　台湾社会的稳定当然包括农村、农民的稳定。按照陈诚与台湾省当局的设计，在 大陆始终未能进行的“耕者有其田”活动终于启动。台湾的“土地改革”共分为 三个阶段，即“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在1949年间初 步完成的“三七五减租”，首先调整了租佃关系，规定耕地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 物全年收获量的37.5‰，不及者不得增加。随后蒋介石在9天内给了陈诚两道亲笔 手令，指示推进“土地改革”工作。陈诚一面筹划在城市中开征空地税、土地增 值税及办理房屋租借登记等项事宜，一面于春夏间，拟订、颁布了《台湾省开垦 荒地放领公地扶植自耕农实施方案》《台湾省放领公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 《台湾省各县查定放领公地注意事项》等法令；在各县组建了扶植自耕农促进委 员会，以协助省政府民政厅地政局和各县市政府开展放领土地的工作。到1952年 底，开始实施征收地主土地，交农民承领的政策。到1960年代前期，台湾初步完成“土地改革”。

　　陈诚主持的台湾省“土地改革”，基本上是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解决了台湾农民 的土地问题，封建主义势力基本上被消灭，大量佃农转为自耕农，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有所提高；同时地主手中获得大量的地价资金，转投工商业，对台湾工商业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了某种推动作用。这一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 ，陈诚因此在国际上，尤其是在东亚国家与地区中，享有盛名。当然，台湾省“ 土地改革”对封建势力的打击又是十分温和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地主，尤其是大地主的利益。它是在不触动土地私有制，承认和保护地主剥削所得的基 础上实施的，因此，必然存在着一定局限性。

　　战后台湾的金融形势十分严峻。为了稳定台湾的金融，陈诚认为必须改革币制。

　　他于1949年1月、3月先后两次去大陆见蒋介石、李宗仁，都未获得批准。5月，再 赴广州，方获蒋介石认可，准将中央存台的80万两黄金作为币制改革的基金，美 钞1000万元作为台省对外贸易的基金。在台岛金融危机渐趋严重的情况下，陈诚决定标本兼治，一方面封闭了兴风作浪的地下钱庄四五百家，严厉禁绝金融投机 买卖，使金融风潮得以平息；一方面从根本上治理货币流通制度，断然实行改革 ，发行新台币，并以无限制的黄金蓄兑政策维持币信。

　　1953年，台湾当局开始执行“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其主要任务为：以最 有效迅捷的途径，从事经济建设，提高农工生产能力，充裕物质供应，满足岛内市场需要及增加出口以求对内经济的稳定，对外改善国际收支。1956年，第一期 四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基本实现或接近完成，工农业生产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工业平均年均增长率达11.7%，超过了11.1%的原定指标。农业年均增产6.2%，比原 计划平均增产4.8%的指标，几乎提高了30%。

　　第二期四年计划于1957年开始，主要任务是：继续开发资源，增加农业生产，加速发展工矿业，扩展出口贸易，以提高国民所得，增加人民就业，平衡国际收支 ，从而加强经济作战能力。在陈诚及继任“行政院长”俞鸿钧的共同努力下，基 本取得成功。1961年陈诚又主持制定了第三期经济建设计划。第三期的目标，在于改善环境，提高生产能力，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扩展对外贸易，减少对 美援的依赖程度，逐步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这期的执行情况，大大好于前两 期，各项关键性的指标均达到，不少指标远远超出。实际总投资超过计划指标的 19.1%，国民生产毛额增长了44%，平均每年增长9.5%。

　　陈诚在他的晚年，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的关于重视资金的积 累、重视技术、讲求效率和速度等经济建设思想，很有可资借鉴之处。

　　政坛腾挪 1950年3月，陈诚随着蒋介石复职“总统”，出任“行政院长”。1954年2月15日 至16日，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推选国民党“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1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名义，提名陈诚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3月22日，在“总统”选举中，蒋介石经两轮投票，以绝 对多数票当选。“副总统”的选举，也经过两轮投票。第一轮以得票未超过“法 定”代表的半数，未能通过。在24日进行的第二轮投票中陈诚得1417票，当上了 “副总统”。“行政院长”由俞鸿钧继任。

　　陈诚在就任“副总统”三年后，即1957年，被推上了台湾政坛和自己宦海生涯的 巅峰。这一年，他经蒋介石提名，被推选为国民党副总裁。下一年春，任职“行 政院长”不满四年的俞鸿钧因遭弹劾而下台，蒋介石只好再请陈诚“组阁”。这 样，他成为台湾身兼“副总统”、“副总裁”和“行政院长”三要职，位居蒋介 石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

　　陈诚在台湾政坛中的稳固地位，得力于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由蒋介石一手主持、 陈诚积极参加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对于退居台岛一隅的国民党当局来说，乃是一次“吐故纳新”，是关键的一着棋。

　　对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蒋介石认识到“戡乱失败的最后一步，还是在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的主因，是在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此时，除了儿子蒋经 国，他实际上已不真正信任任何人了。他在后来向国民党七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从下野到复职的这一期间，经过了深长的考虑，最后决定一定要改 造本党，认为这是改革政治和改造风气的动力。” 1950年8月3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了由蒋介石主持制定的《本党现阶段政治主 张》，这是国民党改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其要旨如下：（1）用决心和信念革 新党的组织，整肃党的纪律，改变党的作风，实现三民主义；（2）恢复“中华民 国”领土主权完整，团结一切力量，坚持“反共抗俄”战争；（3）实行民主主义经济措施，使各行各业有均衡发展之机会；（4）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建立“廉洁而有作为”的政治；（5）“反攻”时期严惩“元凶首恶”，实行军民分治，推行 “地方自治”；（6）加强“全国”军民同胞的团结。

　　陈诚积极参与的国民党改造工作，前后共经过了两年时间，至1952年10月9日，即七全大会召开的前夕，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举行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最后一次 会议——第420次会议。会议宣告了中央改造委员会工作的结束。自此，在大陆时 期的“元老”们全部退出政坛，一大帮新面孔在台湾党政军中崛起。陈诚、蒋经 国成为台湾政坛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当然，陈诚也很清醒，蒋介石重用他，是要他帮小蒋一把。

　　虽然陈诚尽可能提携、帮助蒋经国，但对两蒋的工作作风仍有一些不能认同，甚 至出现抵制。蒋介石对陈诚的忠心是不怀疑的，可要是影响到蒋经国的接班，那又当别论。有一年陈诚过生日，邀请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王世杰南下旅行庆 祝。香港媒体将此事渲染为现代的“汉惠帝与商山四皓”，让蒋介石开始有了心 结。陈诚心知肚明，决心辞去“行政院长”之职。蒋介石见陈诚如此，知道他不 再是传位的“障碍”，于是继续利用他。直到1963年底，蒋介石才同意陈诚退下 来。

　　陈诚主政台湾期间，秉承蒋介石意旨，一直叫嚷“反攻大陆”，并将其作为对台 湾军民进行“精神动员”的一条中心口号。1962年初，陈诚参加了由蒋介石为首 、5人组成的“反攻行动委员会”，负责作出“反攻大陆”的各项最高决策。然而 ，历史注定了“反攻大陆”的计划只是说说而已。1961年陈诚访问美国，美国国 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记录拿给陈诚看，意图拉拢陈诚。陈诚看后 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国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欺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大陆朋友几次给他写信后，他托人 转告大陆，他会向历史有个交待。

　　病逝台岛 自1964年9月3日起，陈诚突然连续腹泻，体重降下许多，虽经各种药物治疗及加强营养，终不见效。医生们觉得来势不妙。10月14日，由陈约翰医师陪同巴大维、张先林两位教授共同会诊，发现肝脏肿大并坚硬，其表面有蛋形硬块，诊断为肝硬化合并肝癌症。20日，陈诚赴荣民总医院作放射及肝功能检查，发现右上腹 部肝硬块与临床诊断相符。主治医师遵照蒋介石、宋美龄的嘱咐，立即在陈诚官邸设立了设备齐全的临时病房，指定2名医师、3名护士和1名营养专家，悉心护理 照料。

　　蒋介石指示，给陈诚在海外读书的子女寄去飞机票，让他们回来看望父亲。小女 儿陈平，整日陪着母亲守候在父亲的身边，大女儿陈幸带着幼子从海外归来。大儿子履安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与夫人曹倩，携带刚满1岁的孩子 赶到台北。在纽约读书的二子履庆，四子履洁和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攻读物理学的三子履碚，都匆匆来到父亲身边。这次团聚，使陈诚在生命结束以前，最后 一次见到了所有的儿孙。

　　陈诚因为得到夫人谭祥的精心护理，精神上又享受到与亲人团聚的安慰和满足， 病情一度趋于稳定。有时，他能在花园中散步，逗弄依偎膝下的孙子、外孙。

　　但是，进入1965年以后，陈诚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自3月3日起，陈诚已不能饮 食。这天早晨8点左右，他招来长子履安带纸笔至其身边，口授遗言三条。他用浓 重的青田口音，低声地、缓慢地说：（1）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下， 完成国民革命大业。（2）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3）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66字的遗言，思路清晰，内容完整。这是他对人们提出的要求，也应当是他一生的总结。然而，与陈诚一贯的思想、言论及当时的台湾气候相比较，人们不难 发现，其中竟未出现“反共”和“反攻”一类的词句，只强调一点：精诚团结在蒋总裁的领导之下。他曾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 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陈诚的这种态度说明他晚年的心 境。遗言发表前，有人想要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陈 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

　　3月4日上午，陈诚病情已相当危急，脉搏每分钟在百次以上，血压降至80。中午 ，谭祥低声对陈诚说：“‘总统’和夫人马上要来看你。”陈诚听后，竭尽全身的力量，在夫人的帮助下，勉力下床，坚持坐在椅子上等候。在蒋介石、宋美龄 来到后，陈诚以微弱的声音，伤感地对蒋介石说：“‘总裁’，我的病恐怕不容 易好了……”蒋介石、宋美龄则尽量给陈诚夫妇以安慰。他们在这里一共停留了 30分钟。

　　3月5日陈诚去世，台湾各大新闻媒体进行了充分报道。蒋介石手书挽匾、挽联登 在显目位置。挽匾上书：“党国精华”。挽联是：“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 天乎？”公祭之日，蒋介石亲率文武官员致祭，备极哀荣。陈诚去世后，国民党 “副总裁”一职从此取消。

　　经过四个多月才选定的台北泰山乡墓址，在一块海拔400米的山腰平台上。这里四 周是连绵的山峰，山坡上植满了郁郁葱葱的修竹和相思树。殡葬日期定于8月30号 。陈诚的墓地与他的家乡青田县，直线距离只有400公里左右，可谓是近在咫尺。

　　可是，茫茫的台湾海峡像一道无形的墙，将陈诚的墓地隔绝在水之一方。

　　家庭生活 蒋介石要抓住陈诚，当然要从家庭生活入手。

　　当年蒋、宋结为伉俪，乃谭延闿为月老。谭生前曾多次带其三女儿谭祥造访蒋宅 ，谭祥于是认蒋氏夫妇为干爹妈。谭祥既是蒋宋的干女，又是宋的留美同学，品貌端庄，聪慧出众，宋美龄极愿为她的婚姻大事出力。陈诚在1930年出任第十八 军军长，久为蒋介石所器重和赏识，尽管陈诚在老家已有发妻，但蒋亲自主持，促成陈谭婚配，使得蒋、陈政治上更加紧密结合起来。

　　陈诚与谭祥，原本要在1931年10月10日订婚，后由于江西对红军的战事紧张，于是延到次年初正式结婚。1931年12月，在办完了与发妻吴舜莲的离婚手续后，次年元旦，陈诚身穿戎装，与手捧玫瑰花束的谭祥，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了隆重的 婚礼。蒋介石、宋美龄亲临祝贺。接着，他们双双到杭州西子湖畔，度过了蜜月 。

　　婚后，谭祥作为陈诚的贤内助，持家有方，尊敬婆婆；偶尔当陈诚人际关系上遇 到麻烦时，也出面到宋美龄面前予以周旋，使之化险为夷。谭氏随陈诚度过了“ 剿共”、抗日和内战的常年战争岁月。1948年秋抵台后，陈诚在宦海生涯中节节高升，他们又过了一段较为安定和舒适的日子。但是，一个阴影却逐渐笼罩了他 们这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陈诚的身体江河日下，日益衰弱。

　　1964年10月下旬，医院为陈诚作了“肝穿刺”，以便为他的肝脏病状作出最后的 结论。化验的结果表明，陈诚所患确实是肝癌。这是现代医学技术对陈诚的健康作出的“终审判决”。

　　常年跟随陈诚作私人医师的沈彦大夫，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将这个结果带到陈 诚官邸。谭祥在惊恐之后，理智地要求沈彦，暂时不要把真实的病情告诉陈诚。

　　他们只对陈诚说，他患了一种不太严重的肝硬化症。

　　为了治疗的方便，在建立了家庭诊疗病房和医师诊疗小组之后，陈诚即由楼上的 卧室搬到楼下来住。谭祥除料理家务外，主要的精力都用来陪护丈夫。她陪陈诚谈笑，照顾他的饮食，用妻子的温情，来减轻丈夫的痛苦。晚上，陈诚不休息， 她不离开病榻。大多是在陈诚的再三催促下，她才依依不舍地回房休息。

　　每天上午9点，夫人必定准时出现在丈夫的病榻边。大家都熟悉了这种生活的习惯。稍有迟到的谭祥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便会莞尔一笑，说：“我等你很久了 。” 当一切的迹象显示出陈诚的生命已经临近终点的时候，陈夫人再也不肯离开他半步。她不肯睡觉，不肯吃，放了一张半躺半坐的椅子，守在丈夫的病榻旁，目不 交睫地注视着丈夫，惟恐丈夫突然弃她而去。

　　陈诚临终前，宋美龄前来探望。她劝谭祥暂时回卧室去休息一会。陈夫人不好不 听蒋夫人的话，这才被半拖、半劝地送到楼上。宋美龄并吩咐医生为谭祥注射些 镇静药，让她睡一会。谭祥哭泣着哀求道：“陈先生要过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叫我！” 她没有睡多久，就被护士急促的脚步声惊醒。她被搀扶着下楼，来和共同生活了 三十四年的丈夫诀别。当陈诚最后停止呼吸的时候，谭祥抚尸痛哭，口中连呼： “修辞，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她在献给丈夫的挽联上写道：“伤心成独 活，哪堪白首不同归。” 在陈诚重病期间，他们夫妻间的恩爱与深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谭祥是家里的贤妻良母。她主持家务，教育孩子，除去礼仪上规定的活动外，她 并不过问丈夫的公务。但也有一次例外。抗战期间，陈诚在恩施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他下了一道命令：全省文武僚属，一律不准坐轿子。命令公布后，一位厅 长患痔疮，又有脚气病，无法走路上班，但又不敢违抗命令，只好痛苦地坚持步 行。几天后，厅长的太太不忍心，求见了陈夫人，请求陈诚能准许她的丈夫坐一 段时间轿子。谭祥的心被说动了，她为这位厅长说了情。据说这是仅有的一次。

　　陈诚与谭祥共生有二女四子。他们的孩子都出生在抗战胜利以前。其出生的次序 为：长女幸，次女平，长子履安，次子履庆，三子履碚，四子履洁。

　　陈诚用自己固有的道德观来教育子女。他要求自己的孩子勤劳、节俭、守纪律。

　　陈诚的小儿子履洁在上台北女师附小时，常常一个人最先到教室，把所有的课桌 抹干净。孩子的耳朵里常响起父亲的话：“辛劳的工作一定要争着做，不要推诿 ，不要偷懒。” 陈诚从来不用小汽车送孩子上学。他对孩子们说：“司机是公家雇的，你们上课 是私人的事，不能用公家的车。”履碚、履洁上小学时，都是乘公共汽车，赶不上公共汽车就步行。一位记者报道了陈诚教育孩子不应乘坐轿车的故事：1949年 1月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此时他有两个孩子在台北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每天都是走路上学。有一次下大雨，孩子跑到学校，弄得满身泥水。顽皮的同学 们就逗他说：“你看，有些当厅长、当经理的孩子都坐小汽车上学，你爸爸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不给你坐汽车上学呢？赶快回家向你爸爸要汽车坐。”孩子天 真得很，回家以后，马上就向爸爸提出这个要求。陈诚听了以后很好笑，就问他的孩子道：“你们有脚没有？”孩子答：“有两只脚。”又问：“脚是干什么的？”孩子答：“走路的。”于是陈诚就笑着对他的孩子说：“我坐小汽车就因为 在替国家办事，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 遇呢？小的时候学着吃苦耐劳，长大了能替国家做事，是吗？”孩子听了这番话 ，点了头走了，以后再也不要小汽车坐了。

　　后来履洁快小学毕业时，陈诚替他买了一辆旧的自行车。履洁每天放学后，都要 拿废布在校园里擦车，把车子擦得干干净净。老师问他为什么不花3元钱送到车店 去擦，履洁答：“我爸爸说我们还不会赚钱，应该节省每一文钱，能够自己做的事就自己去做，不要假手于人。” 陈诚在繁忙的公务之中，还十分重视孩子们的作业。他常在孩子们的练习簿中， 加一张鼓励他们的条子，有时他没有空做，便把这项工作交给夫人谭祥去做。

　　每逢孩子生病，不能按时到校上课，陈诚夫妇总是以父亲、母亲的名义恭敬地写 好请假条，请人送给老师。有时，则是事后亲自到学校向老师说明原因。

　　长子履安去美国读书了，但他却是一名工读生。他的学费完全靠自己工作挣来。

　　有时，他不得不停下学业，做一学期工，挣够了学费再继续读书。三子履碚在工 专读书时，有一个闻名全校的习惯，即哪怕是只花了几角钱买邮票寄信，他也会郑重其事地掏出笔记本，将账目记上。他的孩子不以父亲的地位来显示自己。大 女儿陈幸在美国读书时，同学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什么人。1961年陈诚去美国 访问时，美国报纸上登出了陈幸的照片，同学们才恍然大悟。次子履庆，眼睛高 度近视，本可免服兵役，但他主动要求与别的同学一样参加服役。他说：“如果 我不服兵役，人家如果不说我有近视，只说我是‘副总统’的儿子，那就不好了 。” 陈诚的六个儿女，看上去都普普通通，他们没有高人一等的想法，应该说与陈诚的教育和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陈履安1937年生于江西庐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毕业后，再进纽约大学深造，获数学博士学位。陈诚在台湾卓著的政绩和谨慎谦和的性格，为陈履 安的从政奠立了良好的人脉与名望基础。早年他与蒋孝武、连战、钱复并称为台 湾政坛四公子，曾任台湾“经济部长”、“国防部长”、“监察院长”和国民党 中央副秘书长等职。受其父影响，陈履安工作勤恳，为人实在，在台湾政界评价相当高，且坚持“一个中国”立场，这就必然与李登辉产生矛盾，1996年因此而 退出国民党，并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台湾首届“总统”竞选，2001年恢复党籍。

　　晚年信佛，提出“救中国、救人心”的理念，希望两岸和平统一。他曾计划投资 50亿元西进祖国大陆，为此遭到“台独”分子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