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大神note3:媒体札记:“泄愤”的外地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4:22:27
对已经不再为《南方周末》工作的评论员笑蜀来说,选择在《东方早报》发表《新塘镇之乱是未来社会危机的预警》,或许更能畅所欲言。在6月17日所刊的文章中,笑蜀首先说明,最近确有两篇旧文在微博上被反复提到,“一篇是独立学者莫之许2006年的旧文《即将到来的城市内战》;一篇是我2007年的旧文《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人们旧话重提,显然是因为刚刚发生的潮州之乱和新塘之乱。它们都带有族群冲突的特征,即外来民工与城市土著居民冲突的特征,似乎被知识界如莫之许和我之类的乌鸦嘴不幸言中。”紧接着,笑蜀认定其间最有价值的断言就是“经济收缩必然引爆流民危机”,因为增城新塘之乱正是源自牛仔裤生产线停工一半。
这篇得到凤凰网重点推介的文章认为过去20年的中国盛世只不过是“以巨大社会风险来换取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都以天价维稳强行压制下去,不使其有任何露头的机会。”而现在,一旦经济上出现短板,千千万万“充满挫败感”的失业农民工,马上就会汇入到流民、游民队伍之中,“在此意义上,新塘之乱毋宁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一次预警。”
这同样是《经济观察报》之视角。以“新塘的淡季”命题,这份周报在引用《人民日报》此前那篇呼吁“不同人群和谐共处”的评论时,亦分析认为“该起聚众滋事事件与当地经济状况、用工矛盾与村级管理等问题密切相关”:“淡季持续了快两个月。年轻的工人从早8点到晚11点的工作中突然‘解放’出来,在炎热的夏天里无所事事。如果要为这种愁闷的情绪找一个出口,很大几率就是与治安队之间的摩擦。”
为什么是治安队?《东方早报》在昨天尝试给出答案。客观上,在增城事件中,这份上海报纸担当了过去原本常由《南方都市报》们扮演的异地监督角色(曾有业界传闻称,这其实源自上海宣传官员对广东的报复性部署)。
该报多达三个整版的组合报道,以“棍棒下20年的治安积怨”点明增城打砸烧事件之弊。在详解“大敦村8万外地人长期遭受当地40人治保队粗暴执法与乱罚款”,以及“事发当晚治保队长被指叫嚣‘打死一个外地人也就50万’激发怨气”时,编辑们给出摘要:“‘治保队’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外地人老板交着巨额房租与治保费,打工仔为当地带来了人口红利,但在他们眼中,治保队员‘就是一群挥舞棍棒的土匪’,治安队还制定了一套‘大敦村规则’,并借故疯狂地敛财。政府在抓‘造谣者’与打砸烧嫌犯;民众却在热论打砸烧背后的原因。不过,答案似乎并不复杂,大敦村的外地人与部分本地人一致认为:治保队,太不得人心了。”
在附加的三位学者访谈中,《东方早报》重点记录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桑玉成观点,“不能认为外来人口就要惹事”:“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思路,恰恰不是需要政府把社会管全,而是需要政府扶持社会自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以不断提高社会的自治能力,使国民共同承担维系良好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责任。”
同于昨日就增城骚乱发表观点的还有《环球时报》,明示“户籍福利,发达城镇应坚决稀释”。在举例说明“一年分几十万”的户籍人口福利后,文章沿用《瞭望》的判断,承认“让外来人口‘融入’当地已成为伪命题,因为外来人口已经在那里成为主体”,然后强调“这样的二元结构已经成为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的 ‘定时炸弹’,成为中国社会当前追求公平浪潮最先遭遇的突出围堰”。根据这份近来时常切入内政话题的报纸所言,虽然打破沿海城镇二元结构有一定社会风险, “但不做调整,未来的社会风险只会更大”,当地政府应抓紧试点形成政策,“主动建立一个与国家改革方向相一致的社会新管理形态,而非原地打转的一次次爆裂。”可惜,事发当地官方的一个户籍善后政策也正引发争议。《增城日报》周日刊出警方公告,呼吁市民积极提供此次聚集滋事事件的犯罪线索,其中明确写到,“举报者为外来务工人员,成绩突出的,可获‘优秀外来工’称号,给予迁入增城户口。”《新京报》昨即刊文点评,“户籍制度门槛本身就是激化社会矛盾的潜在因素之一,在一些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关系不太和谐的地方,用户籍奖励举报者无疑有‘伤口撒盐’的效果,如果还想将之用于‘化解’矛盾,恰恰是南辕北辙。”
一番报道讨论之后,户籍改革的老话题也重新找到支撑点。《京华时报》今正发表头条时评,吁请“户籍不应成为制约外来者砝码”:“我们应当朝着撤掉樊篱而努力,逐步削减户籍在社会管理中的权重,而代之以新型的社会管理方法;逐步减少户籍上附着的利益,而代之以新型的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利益激励机制。”
三
腾讯《今日话题》在编者按中说,当“乳业大炮”王丁棉在某会议上喊出“这是全球最差的牛奶标准,是世界乳业之耻!”的时候,人们还是被震住了。
的确是被震住了。前天和昨天,中国媒体广泛引用这位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对乳业新国标的抨击,而内蒙古奶协秘书长那达木德则作为另一方代表出现,作为卫生部修改牛奶标准的专家组成员,他认为中国奶业的现状要取决于国情,要“考虑到农民散养奶牛的环境现状”。
今日《京华时报》再向“乳业大炮”提供发言机会,由其反击称,“国情说”完全站不住脚,新国标的制定甚至会导致多年前备受争议的“禁鲜令”死灰复燃。这位巴氏奶的支持者再度指控,乳业标准中“一边倒的声音”,是由于被伊利、蒙牛以及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等所左右。而根据这份北京媒体的补充,“中国常温奶阵营以伊利、蒙牛为代表;而与常温奶相对应的是低温巴氏奶,则以三元、光明为代表企业。”
中国乳企的公众形象之不堪,恐怕只有中国男足可以相比,伊利、蒙牛更是众矢之的。一个可以说明媒体“敬而远之”的细节是,当网易需要在新闻首页刊登伊利针对董事长潘刚被举报后的自辩时,专门在标题前加上了罕见的“推广”标签,以示与其编辑立场“划清界限”。
卫生部同样是千夫所指,他们至今还需要面对“黑名单”余波。昨日其网站发布声明,强调媒体近日报道称中国“食品添加剂六成无法检测”不够准确,称现有的2314种食品添加剂均有相应的检测方法,对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残留量的检测管理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并希望社会各界在食品安全标准问题上“提出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