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世纪末的回顾与沉思

作者：硕博网    文章来源：中华硕博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5-3中华硕博网(http://www.china-b.com)全球500所高校指定报名中心--二十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世纪末的回顾与沉思

涂乃登/王火生

    （涂乃登：江西省教科所研究员 南昌 ３３００４６ 王火生：江西省教科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的学校教育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在此后三千多年的文明演进过程中，中国教育发展出了一套独立于世界的独特体系：独特的学校体制、独特的教育行政机构、独特的考选制度，甚至独特的儒学化的教育内容……为便于论述，我们称之为“传统教育”。传统教育是选拔精英的教育，不是“一种适应普通人民实际需要的正式教育。”［①］这种传统教育发展到１９世纪时，差不多已走到尽头了。僵化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和日益空疏的不切实际的儒学化教育内容，使得中国社会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②］的地步。传统教育的变革已是势在必行了。
    传统教育是在中外两种力量的冲击下打破的。其一是来自中国内部的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其二是洋人和“洋学”的侵入。但真正刺激中国教育改革或者说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起推动作用的是持续不断的洋人和洋学入侵所产生的冲击。腐败的清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就是在西方势力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之后，才不得不一步一步地推进着中国教育向现代化迈进。
    一、对２０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回顾
    １９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严格说来都只能算是改良——一种渐进的点滴式的“变革不变道”的改革。而２０世纪的教育改革却是改良和革命（根本改革）交替进行的，且革命的声音和革命的浪潮常常远超过改良，甚至压倒改良。
    １．世纪初的清末教育改革（１９００—１９１１）
    由于广泛的维新思想运动在社会各界已种下了改革的因子，社会上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面临“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政府被迫开始从自身内部进行改革。教育改革是从改革科举、创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的。科举改革是一步一步推进的，到１９０５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宣、端方等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到这个时候废止科举制已是水到渠成了。实行了１３００多年的科举制终于废止。科举制度由于它实行的时间过于漫长，从而培养了中国人一种顽固的通过教育阶梯挤入上层社会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影响至今犹在。因此，对于它的废除，其意义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任何其他改革，甚至可以说不亚于在它之后发生的历次教育革命。它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③］从此以后，现代教育制度才得以逐步地确立起来，尽管步子很慢。
    这段时期的另一项有意义的教育改革是“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确立。“癸卯学制”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并经由法令正式公布在全国实行的学校体系，是中国确立的第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学制。它自１９０３年公布起，一直延用到１９１１年清朝覆灭为止，对旧中国的学校制度影响很大。以后学校制度的建立，实际上都是在它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在这个学制中，规定了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当时叫实业教育）制度，规定了初等小学堂可以男女合校，女子教育开始取得合法地位，还规定了四年制的义务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这些都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
    总之，世纪之初的清末改革在突破了科举制这道牢固的传统教育的防线之后，犹如决堤之水，变革既快且猛。就以对留学生的派遣和放松控制来看，单留日学生，１９０１年只有２８０人，到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０６年，留日学生便猛增到每年８０００人，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数千人。    当然，清末的教育改革由于受“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局限，同时也由于它根本不打算彻底割断和传统的联系，所以晚清的这种改革依旧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就以１９０６年清政府公布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来说，“忠君”排第一，“尊孔”第二，就是封建性的鲜明表现。
    由此看出，清末教育改革的目的“并非培养宪政时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国家臻于富强的人民，而是培养一种热爱王朝和始终忠于清帝的人。”［④］但是事物的发展并不以清政府的意志而转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廷教育改革的成果为自己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掘墓者。一大批革命者在这些新式学堂里成长起来，他们是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的产儿。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浪潮中，清政府垮台了。清末的教育改革（改良）被更彻底的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革命）所替代。
    ２．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１９１２）
    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是在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主持下展开的。教育部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９日颁布了第一个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将学堂改学校，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同时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的制度。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开始了课程改革。根据蔡元培的教育观点，教育部于同年９月颁行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个教育宗旨的主要特点一是取消了“忠君”、“尊孔”这样的封建性内容，二是它特别强调了美育，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大概是唯一的一次。在颁布新教育宗旨的同时，教育部颁布了《壬子学制》。新学制颁布后，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程，对新学制加以补充和修改，这样便总合成一个更加完整的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和清末的《癸卯学制》都是从日本抄袭来的，所以在形式上没有重大差别，所不同的本质区别就是新学制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比如取消专为贵族设立的贵胃学堂，废除封建特权和等级限制，废止读经等等。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民初教育改革的革命性。
    在民初教育改革的基础上，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１９１２年，学校数和学生数分别达到８７２７２所和２，９３３，８８７人，１９１３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加到１０８３８８所和３６４３２９６人。这些数字都比清末学部统计的１９０９年的数字多得多。但是不管是那一年的统计值，和当时人口数（四亿多）相比，学生所占的比例都是微乎其微的，教育远没有达到大众化的程度。
    ３．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改革（１９１２—１９２７）
    可是，很不幸，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首届民国政府是一个非常孱弱的政府（这是历史造成的，不能归之为某个人的过失）。袁世凯轻而易举地就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袁将教育宗旨改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差不多退回到了清末１９０６年颁行的教育宗旨。并在１９１３年制定的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教育发生了大倒退。袁世凯倒台后，中国陷入了军阀纷争的混乱中，政府对教育改革自然就顾不上了。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正清才说：“１９１１年的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失败，不是一个创造。”［⑤］; １９１５年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陈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针》，主张“用科学的现实生活来取代复古迷信”，“用民主主义的教育来取代专制主义的教育”。举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号。后来，胡适、鲁迅等人也都先后参加进来。他们掀起了更猛烈的反孔反封建运动，抨击北洋政府的复古教育。新文化运动有一个积极的成果，就是宣传普及了白话文。在它的影响下，１９２０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中小学使用白话文的语言教材。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因为它加快了教育普及和教育大众化的进度。
    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西方各种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等，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又传来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种思想反映到教育中，便出现了二三十年代的各种新教育社团和新教育运动，如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华职教社、中华教育改进社、平民教育运动、工读运动等等。使教育改革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方向。不过，对当时的教育改革影响最大的思想恐怕还要算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尤其在１９１９年杜威和孟禄先后来华讲学之后，其影响更著。受这两种思想的影响，“教育救国”的口号流行了起来。一大批知识分子正是抱定“教育救国”的志向开展教育实践，进行各种不同的改革探索。如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活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活动、陶行知的晓庄师范、梁漱溟的从乡治到乡村建设等等。
    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教育改革大而言之还有１９２２年的学制改革（颁布了新的“壬戌学制”）和教育独立运动。小而言之如蔡元培先生的北大改革和美国设计教学法与道尔顿制在中国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壬戌学制不同于“壬子癸丑学制”的主要之处是：它缩短了小学制限，延长了中学教育，取消了大学预科，开始采用比较科学和适合国情的“六三三制”；实行选科制和分科教育，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确立并增强了职业教育和幼儿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并正式将“实业教育”改名为“职业教育”，“蒙养园”改名为“幼稚园”。一句话，这个学制的现代气息更浓了。这个学制是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推动下制定的则借鉴了美国学制之后我国教育界针对当时的实际，长期酝酿集思广益的结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教育改革的一个综合成果。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基本上延用着这个学制，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为止。只是在１９２８年、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７年等年份作了几次小的改动。教育独立运动的目标是想谋教育经费、教育行政、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等各方面的独立。但是不要说在当时那种条件之下，就是在任何时候，教育要“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而独立，都是不可能的。教育独立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是争取到了经费独立，使教育经费有了文字上的保障。这是当时这个运动能取得的唯一成果。蔡先生对于北大的改革应该说是同时期各种教育改革探索中最成功的范例。他把一个死气沉沉的封建传统很浓的老北大改变了一个生气昂然的具有科学和民主气味、现代色彩很浓的新北大。蔡元培先生不愧为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教育改革家之一。
    １９２１年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以新民主主义为指针，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意义的平民化和大众化的工农民众教育活动，如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农民学校、农民补习学校、农民夜校、湖南自修大学、湘江学校、上海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等。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新方向，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也是那段时期最先进、最具生气和活力的教育改革，它代表了未来中国教育改革方向。
    总的来看，在袁世凯倒台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军阀统治的十多年，尽管政府在教育改革上是无能的，但是由于当时对思想（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控制放松了（这也是由政府无力顾及导致的），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反而更活跃了。不过，有一点应该指出，这些教育改革大多都是零星的和局部的，缺乏整体的和全面的考虑与配合，且多数具有盲目性。
    ４．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改革（１９２８—１９４９）
    随着北阀战争的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中国的暂时统一。起初，南京政府延用广州政府“以党治国”的纲领，实行“党化教育”，后来因进步人士的不满，才将党化教育改称三民主义教育，并于１９２９年３月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宗旨的全文是：“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实际上不管是叫党化教育还是叫三民主义教育，国民党对学生、教师乃至整个教育界的控制（主要是思想控制）始终没有放松，“国民政府把教育政治化为国家的一个工具，”［⑥］一种强化思想统一的工具。尤其在抗战时期，这种思想控制更严厉，比如１９４０年国民政府在实行政教合一的新县制的基础上，推行国民教育制度，把义务教育和民众补习教育揉合到一块。强迫所有保国民和儿童入校，实行“管、教、养、卫”合一，并灌输“四维”、“八德”的封建思想，其目的就是“以教育方法促进地方自治，并运用政治力量，以发展地方教育。”［⑦］但是国民教育制度推行的结果，并没有使地方教育得到切实有效的发展。据统计，到解放前为止，学龄儿童入学率也才达到２０％，全国人口的８０％是文盲。
    当然，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并不是一无是处。有些改革还是值得肯定的，如实行中小学会考制度、教育法制建设、实行师范区和职业学校区制度等。尤其在教育法制建设方面，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如《大学法》、《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法》、《专科学校组织法》、《师范学校法》、《职业学校法》、《中学法》、《小学法》、《国民学校法》等等，光是教育法律就不下１０个，法规就更多了。不管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效怎样，但这个方向是应该肯定的。况且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能够制定出那么多的法律法规，这本身就不容易。
    １９３１年随着日本势力东北的入侵和红色政权在瑞金的成立，国民党短暂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了。此后三种不同性质的教育改革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向三个方向展开。
    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改革上文已述，受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伪满州国”和后来“汪伪”政权统治下的教育改革，除了在教育内容上增加了些现代性的东西，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奴化教育”，没有什么进步意义，是中华文明的倒退和反动。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内，教育改革沿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不断前进，才推进了中华民族的教育发展。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１９３４年１月毛泽东正式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这一方针基本上成了此后革命根据地（包括延安时期和新老解放区）教育改革的指南，甚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改革在这里也能找到它的渊源。１９３８年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毛泽东对这一方针作了修改，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新民主义教育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共产党人创办了自己的大学，如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等等，前后累计不下四十所；创造性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农群众教育和普通中小学教育，比较典型的有特色的如抗日两面小学、中间两面小学、冬学运动、设文化岗等等。学校有政府办的，也有民办的，在陕甘宁边区，光是按群众需要与自愿创办起来的小学，就有好几种形式。教学形式和教育方法也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总的来看，虽然根据地的教育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象现在那么正规化。但是这种教育是真正属于普通民众的，老百姓第一次享受了教育的平等权。随着革命形式的发展，解放战争后期，各解放区都开展了以大中小学教育正规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但它与脱离实际、渗透着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旧型正规化（如国统区的教育正规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５．人民中国的教育改革（１９４９—）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改造了所有的旧学校，包括存在于广大农村的数量相当多的私塾。并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面对当时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文盲多、国力弱的国情，人民政府１９４９年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教育应以普及为主，着重为工农服务，使普及与提高正确结合；同时还提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文化教育方面的基本方针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上面所述的教育方针政策应该说在当时都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是正确的。在这一系列方针的指导下，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教育改革，如举办工农速成中学、推广“速成识字法”、改革旧学校的课程、确立新学制、进行院系调整等。这些改革基本上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或者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遗憾的是，后来的教育工作和教育改革并没有完全严格地执行这些方针政策，不是走样，就是变形。对旧教育中的合理部分否定的过多，更不用说吸收其中的有用的经验；而对苏联的先进经验不是“借助”，更多的是盲目照搬。按照苏联的教育模式，我们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基本上都按照苏联的一套，甚至连业余教育也照抄苏联的做法，缺少中国特色。
    ５０年代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教育发展与改革之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教育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及“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但是这些改革探索都没有成功或者成效不明显，其中“教育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完全就是破坏性的。“教育大跃进”的失误在于指导思想的冒进过激以及对某条教育方针的“左”倾理解和方法上的错误，违反教育发展规律。如当时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我们将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不可能实现的。再如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片面曲解为“生产为主，学习为辅”或者“只生产，不学习”；用开展群众运动的方法指导教育实践，搞“跃进班”，等。“文化大革命”则走得更远，错得更离谱，它的指导思想一是对于知识分子（包括教师）的完全不信任，二是对“教育为政治服务”或“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极左化，搞“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也应该肯定，在这些改革探索中，有些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如在“教育大跃进”过程中，中国科大创办了少年班；在“文革”过程中，在“上小学不出村，上初中不出队，上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下，很多小学附设了初中班，社社办起了高中，虽然这样做的结果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得以贯彻执行，教育发展在形式上出现了多样化的可喜势头，尽管根本体制尚未改变。
    不论怎么探索，怎么改革，不幸的是由于“探索”的破坏性结果，每一次探索之后，最终都是对于苏联式教育体制的回归和依赖。然而，又不得不承认，在当时很多人包括领导层也都认识到了“苏联式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端。不用说，以往的改革探索有一大半的原因就是针对这些弊端进行的。怎样改革这一体制，从而卓有成效地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这个问题是在人民共和国走完近三十年的历程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才给出了一个正确的答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教育被确定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教育改革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教育管理改变了以往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体制，中等及其以下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高等教育正在逐步向“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级为主的办学与管理体制”过渡；办学体制的改革打破了以往国家包揽办学的传统，办学形式向多样化转变；教育投入体制也随之向多渠道、投资主体多元化转变；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发展，教育结构日趋合理化；各种形式的教学改革遍地开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已成为共识；教育法制建设也有了明显进步。１９９４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和此前《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发，以及１９９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教育改革正在向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教育新体制的目标稳步推进。
    二、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教育改革的思索与总结
    不难看出，２０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也是最辉煌的一页。怎样看待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改革，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些什么，学习些什么，是中国教育更好地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门。
    １．认清改革这一主题的时代性，即：要认清形势，决定是搞革命
    还是改良
    ２０世纪的教育改革是在革命与改良交替、交锋和争论中演进的。不少改革就是因为走错了方向才导致失败的，该革命时搞改良，该改良时搞革命。以清末的被动改革为例。到１９世纪结束的时候，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先后都完成了资产阶段革命，完成了产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工业化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要求具有普遍高素质的工人，这必然导致教育由贵族化向世俗化、平民化转变。但是清政府却迟迟迈不开改革的步伐，后来虽然认识到“自强”“求富”的重要性，开始办“洋务”，兴工业，然而由于以满清西太后和皇帝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在政治上的极端保守和反动，在教育上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权，普通民众始终得不到必要的教育，使工业化没有素质良好的工人作后盾，这就决定了晚清的洋务运动和工业化的一系列改革只能以失败告终。假如，当时清政府和它的臣僚们能够认清世界发展的形势，认清中国社会的现状，自觉地实行革命性的变革，１９１１年后的中国社会也许就不会那么糟糕，今天的中国也许已成为世界少数几个富强的国家之一。二三十年代，当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救亡已压倒一切，革命已成必然之势的时候，不少知识分子却依然信奉改良主义，走“教育救国”之途，这样的改革同样注定是不能成功的。但是，１９４９年革命成功之后，人民掌握了政权，“革命”的中心任务应该是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也将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然而我们却人为地夸大了阶级斗争形势严重性，使国内的政治斗争、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建设和改革本应是改良性质的，却用了革命的方法，因而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２．改革必须有安定统一的大环境，必须有明确一致的总目标，必
    须切合实际
    历史证明，在四分五裂、动荡不安、社会极不稳定的时期，要推进有效的教育改革并取得成功，以发展教育事业，是不可能的。当然，很多时候，这种不稳定局面，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更不是我们想要的，是由历史的和外部的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有的时候却是自己人为造成的，比如“文革”时期，就使我们错过了一段很好的发展时机。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广，人口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情况特别复杂；况且教育又是一种特别严肃的事业，关系到人的一生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不是随意可以进行试验、改革的。所以，在中国，教育改革必须特别慎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代价必然沉重。因此，任何一种大的教育改革，都必须作深入细致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提出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基础上，确定一个既切合实际又明确一致的改革总目标，在总目标之下，设计分目标，并采取科学的方法加以实施，务求产生好的效果。任何主观地、想当然地意气用事都是有害的。１９４９年前的教育改革，不管是清末的还是民国的，大都没有一个明确一致的目标，看不出他们的改革究竟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系，培养一批什么样的人。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是一个例外。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改革的目标比较明确，但也有不切合实际、脱离国情的弊病。现在，我们又处在一个有利的环境中，尽管面临的挑战也很严峻，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迎难而上，抓住机遇，争取时间，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推动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腾飞造就无数英才。
    ３．改革必须正确对待中国的传统
    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事实证明，这种文化传统的历史愈是长久，其影响便愈强大。晚清的教育改革之所以迟迟迈不开步子，维新变革之所以流产，辛亥革命后之所以出现一次又一次的复古，这与政治上的保守、经济上的落后是密切相关的，也同传统的影响太强大分不开。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可说是传统影响的一种表现。
    在教育方面，传统主要就是指儒学的教育体系。中国的传统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和语文教育，很少西方的自然科学方面内容。在传统社会里，很多普通老百姓都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但是他们大都懂得“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三纲五常”更是妇孺皆知，这是道德化的作用。道德教化是道德教育的一种，主要靠地方乡绅、族长和家长口传身教，这大概可以看作是古代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如果不从内容只从效果来看，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正是靠着这种成功的道德教化，才使得传统中国有了能够延续几千年的稳定的社会基础。
    因此，在中国，革命或者改革要想成功，应首先以教育（指大教育）的手段，破除“传统”，向人民灌输与新制度相联系的新的观念、新的知识甚至新的道德。１９１５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正好补了这一课。这个运动虽然有矫枉过正的地方，但新文化运动总的来说还是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的。其实在中国，传统太深厚了，不管是好的传统，还是坏的传统，要想在短时间内把它铲除、消灭，是不可能的。况且中国的传统教育中（主要是道德教育），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的，而不是一律革命和消灭。因此，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中，我们应该慎重地、正确地对待教育传统（包括老传统和新传统），应当有分析、有批判，有继承、有扬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错误。
    ４．改革必须取得全社会的支持，必须相信依靠知识分子
    通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改革，每一次大的改革都是先造舆论，作思想和理论宣传。但是这种思想和理论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外，多数时候都没有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掌握。晚清的教育改革尤其戊戌变法是一群知识分子向上动员（而不是向下动员，即动员群众）、要求最高层次采取的被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是没有群众基础，就是超出了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其后民国的教育改革也有这样的毛病，脱离群众。这是导致诸如此类的教育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我们强调改革必须取得社会、群众和支持，并不是要忽视或者抹杀知识分子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我们发现，几乎每一次教育改革都是由掌握了先进思想先进理论的知识分子推动或发动的。知识分子是倡导、推进教育改革的中坚力量。维新运动时期是这样，辛亥革命时期是这样，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是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改革同样是这样。只是到了五十年代以后，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才有所变化，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开始出现错误，直至以后发展到不相信知识分子，说教师是“臭老九”，讲“知识越多越反动”，最后竟推出了“两个估计”，完全否定了知识分子的作用。
    知识分子是理论的探究者，是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的先知先觉者和传播者，很难想象，在知识更新日益加快、社会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社会，教育改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能够取得成功？事实证明，教育改革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相信依靠包括广大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反过来，知识分子也必须改变传统社会旧知识分子清高避世、脱离实际、唯我独尊的坏毛病和坏形象，同时又要继承他们责任感和使命感都很强的优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群众路线，自觉地承挑时代重任，为新时期的中国教育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５．发展必须依靠改革，改革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根本出路
    １９０２年全国仅有现代学校３５７８７所（包括传教士办的），学生仅有１，００６，７４３人，即便当时的学生四倍于这个数，超过民国元年的两倍，入学率也不过１％，而到１９９３年，全国７—１１岁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９８．３％，１９９５年青壮年文盲率降到了７％（超过了世纪初的非文盲率）；世纪初，全国没有一个女学生，到１９９３年，女童入学率已达９６．２％。教育走进了普通百姓家，人们的文化素质有了巨大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正在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变化也许是世纪初的人们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是什么导致教育发展得如此迅速？是改革，尤其是近１７年来的改革。改革，在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的改革使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使人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的发展，没有今天的辉煌。小平同志说：（１９７８年后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从促进发展的角度看，小平同志的话是绝对正确的。bsp; 今天，改革浪涛已成汹涌澎湃之势，任何想阻挡改革的逆流都只会是徒劳，只会遭到人们的同声谴责和唾弃。让我们迎着改革的东风，去追赶太阳，重振汉唐雄风，实现一百多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献身的美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