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城师大苑招聘:地理学科学基础的奠基人：（洪堡）洪保德、李特尔

洪保德的科学生涯，与中国的杰出地理学家徐霞客，非常相似。他们都是贵族地主家庭出身，都不愿过舒适的贵族生活，抛弃了为他们摆着的仕宦的个人前途，将产业作为科学资金。洪保德为了考察和出版著作，耗费了全部的家产；后来为了支撑自己的科学研究，不得不作官领取薪金。他们都十分注重亲闻亲见的科学考察，在荒凉、神秘的自然界，长期地进行极其艰苦的野外科学考察工作。洪保德终身未娶，将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人类极壮丽的科学事业。最后，他们都成了地理学的大师，为近代地理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1797年洪保德由于继承了遗产，不必为生计担心，毅然辞去公职，来到18世纪欧洲科学文化中心的巴黎，从事野外考察的准备，包括购置各种野外观察仪器，学习这些仪器的使用方法。这些仪器是当时最先进的产品，总计达40余种，为他日后的科学考察作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提供了条件。在巴黎，他结识了许多当代著名学者，最著名的是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他是创立地球形成星云学说的学者，洪保德向他学会了操作空盒气压计以确定地面的海拔高程。并且，在巴黎觅到了志同道合的法国植物学家埃梅·邦普兰（Aimé Bonpland），成为他美洲考察的伙伴。

自1829年至他逝世的1859年，洪保德用他生命的最后30年时间，撰写科学巨著《宇宙，物质世界概要》（Kosmos，Entwurteiner Physischen Wellbeschreibung）。这部著作共五卷，由斯图加特和图宾根的J.G.哥德书店出版，出版的时间为：卷一，1845年；卷二，1847年；卷三，1850年；卷四，1858年；卷五，1862年。在卷一的序言中，洪保德写道：“在繁忙一生的晚年，我把这部书奉献给德国的读者。这部书的朦胧影象飘浮在我的头脑中，几乎已经半个世纪了……推动我这样做的主要动力，是诚心努力去了解处于普遍联系中的自然事物的现象，并把自然作为一个通过内部力量而运动着的整体去加以阐述。”卷三的绪论中，他又写道：“我所写的这部关于宇宙著作的基本原则，……就是企图把宇宙现象作为一个自然整体来认识，并揭示在这些现象的个体组合中，怎样认识它们所受到的共同制约——或者说大自然规律的支配，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来从这些规律提高到因果关系的探讨……而这种认识必须通过对于直接观察所得的结果的深思熟虑，而不是通过基于思维演绎和思想发展的一种宇宙观”。他还说道：“如果我们要正确地理解自然，我们就绝不可把事物的现状及其过去的连续不断的发展截然分开。不回顾事物的形成过程，就不可能获得对事物性质的正确理解。不仅仅是有机体经常处于不断变化以及不断分解并产生新质的过程中，地球本身在其存在的每一形态中，也都有前一阶段的秘密显示出来。……在对于地球的自然面貌进行描述时，现在和过去这两者之间很明显地是相互渗透的。”

卡尔·李特尔（1779—1859年）是近代地理学的又一大师，又一奠基人。他比洪保德小10岁，和洪保德同年逝世。洪保德享年90岁，他享年80岁，都是高寿。他和洪保德一样都是少年丧父，只是他丧父时间更早，那时他还只有5岁，而且作为医生的父亲去世后，没有象洪保德家那样，留下大笔遗产；他的母亲无法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幸运的是就在他的父亲去世的同时，一位叫克里斯蒂安·扎尔茨曼（Christian G. Salzmann）的小学校长，要选择一些未受过任何教育的幼儿，进行教育改革的实验，他入选了，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而直接给他授课的老师古茨默思（J .C. F. GutsMuths），正好是一个地理学者。古茨默思实在是培植地理学大师李特尔的第一位园丁，以致他的巨著《地学通论》出版首卷时，他把这本书题献给佩斯塔洛齐和他早年的老师古茨默思。因此李特尔少年时期就具有观察人与其周围自然环境联系的能力。

当李特尔16岁时，家里没有能力送他上大学，又幸运地得到一个很有钱的银行家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n Hollweg）的支持，条件是李特尔给他的两个儿子当家庭教师，他负担李特尔上大学的费用。于是李特尔先后就读于哈雷大学和哥丁根大学。他同他的学生一起，常常出去进行短期的野外考察旅行。这不仅增加了他对大自然的感性知识，还培养锻炼了他的素描艺术。李特尔的著作里有大量的极精确真实的素描，表达了极为丰富的科学内容。1807年，他和对中南美进行了震惊世界的科学考察旅行的学者洪保德会面了，给他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特尔一生以教育为职业。1819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历史学教授；1820年受聘担任德国首创的柏林大学地理系系主任，这个职务一直到他逝世时为止。他还担任过普鲁士军事学院教授，陆军军团的学习总监，普鲁士王子阿尔贝特（Albert）的家庭教师。他是皇家史地科学委员会的委员，并创办了柏林地理学会。

李特尔的不幸而又幸运的经历，可能是他唯心论观点的根源，他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学术上，他的指导思想始终是认为地球是上帝给人类安排的家乡。他认为不仅地球是上帝创造的，就是地球上的各个大陆，也是上帝有意的安排，他说：亚洲代表太阳的升起，所以是最早的人类文明的发源地。非洲代表正午，由于大陆轮廓平直、气候单调，居民就昏昏欲睡，避免与外界接触。欧洲是特定要为人类作出最大成就，因为它代表着日落或日暮，这里将看到人类发展的顶峰。但是，由于美洲的发现，使人联想到新的日暮的到来，预示着一个人们为之奋斗的新的顶峰的到来。极地地区代表着午夜，土地和人民都被永恒的封闭在睡眠之中。所以李特尔的哲学思想是追求康德与约翰·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74—1803年，提出自然史和人文史服从于同一基本法则的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十足的目的论者。他的思想受到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尤科乌斯·弗勒贝尔的批驳，弗勒贝尔说：照此说来，草是为了要给牛吃才长起来的。李特尔回答说，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中，只有人才能领会到一个神圣计划的存在，从而能把他的生命适应于他，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上帝的赋予。

李特尔64年的教师生涯，使他成为一个雄辨的、才华横溢的演讲家。他在大学里讲课，最初往往只有寥寥无几的人听他的课，而后来总是座无虚席。他的讲演十分通俗，具有语言明确，组织完善的特点。1826—1850年间，他的五篇讲演，即1826年的《各大洲的地理位置及其水平扩展（The Geographic Position and Horizontal Extension of the Continents）；1828年的《形式和数字的陈述作为表达地理空间关系的辅助方法》（Remarks on Form and Numbersas Auxiliary in Representing Relations of Geographical Spaces）；1833年的《地理科学的历史要素》（The HisloricaElement in Geographical Science）；1836年的《自然和历史作为自然史的因素，或论地球资源》（Nature and History as theFactors of Natural History，or Remarks on the Pesour ces of theEarth）；1850年的《地球外形对历史进程的影响》（The External Features of the Earth in Their Influence on the Courseof History），都是极其精湛的学术报告。许多学生都成了李特尔的追随者，其中有的成了著名的地理学家，如法国的埃利兹·雷克吕（Elisée Reclus，1830—190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身新泽西大学自然地理和地质学教授阿诺德·盖约特（Arnold Guyot， 1807—1884年），因此他的地理学理论得以在世界许多国家传播。

李特尔一生也作过不少旅行，但是时间短、距离不远，对他的研究没有太大的作用。李特尔的研究是典型的书斋式，在他的著作中，资料是那样丰富，以致从荷马史诗到他的时代为止，一切他能够搜集到的文献，他都能运用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可以认为李特尔的著作具有广征博引的特点。他的著作和以前历史上地理学家的著作不同，在他以前的地理学家的主题，是搜集尽可能多的地理知识，变未知世界为已知世界，那种“变”的标志是：在哪里？什么样的？有什么？以及如何从已知的地方去到那里等。李特尔却不去研究这些，他认为地理学要研究地方的条件，包括一个地方在地域、形态、物质等特点方面的属性，其中第一个属性指的是地球表面的自然区划；第二个属性包括水、海、大气的分布和运动，它们是人类生活的基础；第三个属性是物质条件，是自然历史的地理外貌，它包括矿藏、植物、动物的分布。因此，可以认为李特尔研究的是地理规律，揭示各种地理现象的内在联系。

象洪保德一样，李特尔也将他生命最后的全部时间，用于撰写地理学的科学巨著《地学通论》，不过他花的时间比洪保德写《宇宙》的时间还长十年。《地学通论》的德文标题全称，译成英文是《地球科学——它同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关系》或《普通比较地理学——自然和历史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坚实基础》，19卷，共计两万多页。14卷是关于巴勒斯坦和西奈半岛，标题是《巴勒斯坦和西奈半岛的比较地理学》（The ComparativeGeography of Palestine and the Sinaitic Peninsu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