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再调查：我们渴望身份认同

　　编者按：

　　农民工，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名称，一个中国城市化绕不开的话题。如今，这个群体已进入第二代，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有农村烙印，却从小成长于城市，但因种种阻隔，他们并不被城市认可；同时，又因他们对农村逐渐陌生而不愿回去，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恐慌，或表于形，或隐于内，却难以解脱。

　　因谣言所致的广州增城“6·11”事件，虽已因广州市政府及时辟谣和澄清而止息，但它并不止于事件本身，在它背后，乃为一个慢慢成长起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迷失于自己身份的缩影。

　　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长远计，这个有着上亿规模的群体，如何逐渐融入城市，需要提前战略决策，需要全社会关注。作为对时代负责的媒体，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话题，继去年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此次我们再派记者深入调查，倾听他们的呼声。

　　今日为读者呈现的这个“新生代农民工再调查”专题，有个案分析，也有全貌梳理，我们试图寻找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并从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经济影响、城市化等角度，探索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可行性途径。

　　城市管理新课题亟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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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代人真的不一样了。”在第三届广东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内销)博览会上，邦能工艺家私厂一名负责人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叹息，现如今，他们厂里都是近40岁的老师傅，工资升到了将近4000元。

　　由于工艺家私需要过硬的手艺，家具上的花朵要师傅像艺术家一样一笔笔画上去的，新手肯定要花工夫去学，“现在这些90后，一听到要学手艺，立刻皱眉头，学不了几天就跑掉了，只薪留住老师傅。”他说。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涌入城市，进入工厂，他们或许缺乏耐性，但现实是，工厂无法改变他们，只能围着他们而改变。“我们的管理方法肯定与以前有所不同。”上述负责人说。

　　在工厂及时转变的同时，社会管理是否随之升级？

　　广东省社科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经济上行的时候，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推动着珠三角的发展，而一旦经济出现下滑，有些矛盾就有可能爆发出来，“原来的正资产就有可能变为负资产。”他说。

　　尤其是对于新一代农民工来说，一方面他们对城市向往更多，不愿回到农村，有些已经成家立业，根本就回不去农村了；另一方面即便滞留在城市，也始终是徘徊在城市的边缘，他们中的大部分无法在城市落户，买房，为子女找到上学、升学的机会。

　　与此同时，新一代农民工流动性更强，每周甚至每天会有数以万计的年轻人离开原来的工厂，寻找更加适合的新的工作岗位，而一旦提供的就业结构与需求不相吻合，比如过多的工厂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内滞留在城市的工业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尽管这种失业往往不在当地政府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范围之内，但确实构成了城市的一部分。每年，有800万到900万农民工返乡过年，再回到珠三角寻找新的工作岗位。

　　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出，如果这些年轻的外来工长期找不到工作，那就会面临生活困难，一个两个人问题不大，如果这样的年轻人多了扎堆，就有可能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可以说，他们为广东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却得不到相应的福利，他们与本地人的差距正在拉大。” 成建三说，在珠三角的一些工业区，本地人越来越少，几乎都是来自四川、湖南、江西等地的外来工，如何创新对他们的管理是当今最为迫切的问题。

　　在珠三角地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严重倒挂，深圳市目前实有人口达到1400多万，户籍居民只有约200万。东莞户籍人口近182万人，非户籍人口700多万。

　　在这方面，有些城市值得借鉴，比如东莞，2007年4月16日，东莞市创新性地提出，将“外来工”称为“新莞人”，2008年11月6日，东莞又成立了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其局长伦锦洪表示，该局有三项主要职责实现新莞人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新莞人特色化管理及营造共建共享的和谐氛围。

　　在新莞人服务管理局的努力下，东莞近两年并未发生与农民工相关的大的群体性事件，一些矛盾也及时化解。

　　游走在城乡边缘的他们

　　王羚

　　在城里人看来，他们是农村人，尽管他们中有的在城市已经打拼多年；在农村人看来，他们是城里人，常年在城市中工作，气质与见识似乎都比未出乡村的人提升了许多。

　　他们自己则更多的是迷惘和不确定——一方面，没有城市户口，城市也没有完全接纳他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享受不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高强度的工作和较低的工资使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接受提升人力资本的职业培训。另一方面，他们大多不会农活，不愿意回家种地，农村似乎也离他们很遥远。

　　这是一群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青年。如果是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他们经历的只是个体的漂泊无着。可他们是1亿多人，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所感受和承受的一切，必将对整个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让社会无法忽视他们。

　　增城事件只是一个点上的个案而已。更多的类似案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必须在一个更高和更广的层面加以解决，否则将带来更多伤害。  CFP图

　　“大不一样”的新生代

　　48岁的农民工张延亮刚刚与17岁的侄女张秋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

　　老张2006年从哈尔滨来北京，在一家宾馆做维修工。2010年，他将张秋介绍到自己工作的宾馆做服务员。

　　冲突的起因是张秋到同在北京打工的朋友处串门，没有跟主管请假而旷工2天。按照规定，她要被罚款200元。

　　“200元呢，我都觉得心疼得不得了，人家根本不在乎。”张延亮抱怨道。让张延亮感到不满的还有侄女的花钱方式。他平时喝瓶啤酒都要斟酌一下，而张秋则花钱大方，经常上网，还常买水果零食给室友吃，一个月工资剩不了多少。

　　“我就纳闷了，现在的孩子，怎么跟我们这么不一样？！”张延亮感慨道。

　　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家庭结构，使得像张秋这样的年轻农民工，已经成长为与老一辈农民工大不相同的新生代。从2009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全国总工会、中山大学等多家机构针对包括新生代在内的农民工做了调查，调查得出的信息勾勒出了一幅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形象。

　　这个形象提醒他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不能再用“农民工”这三个字简单地一以概之，他们是更加丰富、更加多变、更有个性的一群。

　　首先从人群定位上，新生代农民工被定义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16岁以上、户籍身份为农民的进城务工人员。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至30岁的占61.6%。再加上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中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超过1亿人。

　　而中国职工总数2009年为2.3亿人。无论是在农民工群体还是职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都已经成长为主力军。

　　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这些年轻人往往是中学刚毕业就进城打工，他们中几乎都没有做农活的技术和经验，对农村也没有很深的情感，与传统农民工大不相同。

　　另一个相异点是进城打工的动机和目的不同。传统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挣钱养家，城市只是他们挣钱的临时处所，他的根还牢牢扎在农村。张延亮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自己近二十年来先后在哈尔滨、大连、北京打工，目标很简单，就是赚钱供孩子上学，现在孩子大学毕业了，自己就想多存些钱，以后老了回老家养老。至于留在北京或某个城市生活，他几乎没怎么谋划过。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现在房价这么贵，城市待不起。我这点钱不光要吃饭，还得留着以后看病呢。”张延亮说。

　　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90后农民工，他们出来打工的目的除了挣钱之外，往往还包括长见识、多学点东西、感受一下城市等。张秋家的经济条件在农村还算是不错的，父母在家种植木耳和水稻，一年收入也在几万元。张秋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她怀着好奇的心来到城市，就是想感受一下城里人的生活。对于未来，她有一个与叔父张延亮截然不同的大胆想法。

　　“农村我是不想回去了。现在回去，连上厕所都觉得不习惯了。将来我想好好学习，现在做服务员，将来做领班，做大堂经理，一步步往上走。”张秋满脸笑容地憧憬着。未来在这个17岁的农村女孩子眼里似乎是玫瑰色的。

　　相比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似乎更有资格和自信挑战在城市的生活。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至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

　　这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我是谁——双重边缘化之忧

　　29岁的王辉很快就要做爸爸了。这个年轻人五年来一直在江苏省徐州市一家批发市场做小生意。他在城里租了房子，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但王辉心头一直有拂不去的阴影。每次回老家，村里的人都开玩笑地说“城里的大老板回来了”。但在城里打拼，拥有农村户籍的王辉常常感到失落。

　　“我在城里混这么多年，说实在的，我不认为我是城里人，我没那个身份。但是你说我是农村人吧，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两头不靠，心里头漂得很。”王辉说。

　　马上要做父亲让他觉得肩上担子更重，“孩子的户口跟我，到时候会落到村里。不过我肯定不会让孩子回农村上学。我自己再苦，也得为孩子拼。”

　　像王辉这样身份认知上的失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常见。相比传统农民工的“身在城市心在农村”，新生代与农村的分离更加决绝，而由于城市并没有做好心理和物质准备来接纳他们，因此，他们被架空在二元化的城乡之间，在城或乡都难以找到让他们心里踏实的落脚点。

　　全总的调研报告这样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特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刘林平负责的“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究”调查报告证实了这一点。这个报告共调查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4152名农民工。

　　根据调研，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有40.79%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而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20%左右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超过50%的人认为自己是工人。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超过20%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说不清”这个选项，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选择这个选项的比例约为12%。调研人员据此得出结论，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双重身份有更多困惑。

　　这次调研特别从社会公平感和城市归属感两个维度设计了六个问题对外来工的社会心理感受进行测量。

　　在城市归属感方面，珠三角与长三角均有超过20%的农民工经常或总是感到“自己不属于这里”，他们对打工城市缺乏归属感。

　　近17%的农民工经常或总是觉得“城市人(本地人)很排斥外来打工者”，而上海市这一数字达28%。尽管农民工感到自己不属于城市人，也经常受到城里人的排斥，但是65%以上的农民工表示，自己从来不觉得“在城市里打工低人一等”。

　　调查人员分析，外来工虽然在城里缺乏归属感，也时常觉得被人排斥，但是凭双手赚钱，尽管从事的职业相对低微，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卑。

　　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李大君长期关注北京建筑行业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在工地与农民工的访谈中，李大君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歧视时，更多的不是采取传统农民工一忍了之的态度，而是辩解、争理，并不那么惧怕冲突。

　　“有的人评价说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太娇气了，耐受力低了，我并不认可。老一辈农民工已经把自己被压迫被歧视的事实内部合理化，所以他们可以承受很多本不应该承受的委屈。新生代不同，他们内心还没有把这些合理化，所以遇见不公平的事就要去反抗。”李大君分析。

　　目前的研究习惯于把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统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李大君在调查中发现，80后农民工与90后农民工在行为和观念上都有很大不同，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其实也有着很大的分化。

　　李大君认为，90后农民工相比80后，由于基本没有成家，权益意识不像身负养家重担的80后那么强，他们往往更加重视工作带来的体验，有的频频更换新手机，喜欢上网，习惯用QQ聊天而不太适应面对面聊天。

　　接纳与融合

　　去年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以悲剧的形式吸引了全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广泛关注。而近来连续发生的潮州事件和增城事件则给社会又一次敲响了警钟：如何对待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的人群，如何化解已经存在的隔膜和对立，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健康至关重要。

　　在中山大学所做的调研中，珠三角农民工对社会不平等和分配不公感受最为普遍。近三成的农民工经常或总是感到社会不公，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农民工经常或总是感到自己的收入没有体现自身劳动价值，两项分布均比长三角高5个百分点。而在社会融合方面，65%的农民工表示与本地人交往存在困难。超过六分之一的农民工表示没有机会与本地人交往。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对农民工与城市的割裂表示担忧。他认为，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现行户籍制度，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只是“半拉子”城市化。

　　“农民工只是贡献他们的劳动，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这样会使整个城市分化成有差异的社会群体。如果这些分化了的群体之间缺乏相互了解和信任，那么很难说，这个城市是稳定和谐的。”李实表示。

　　李大君也为他在调研中遇到的一些事情感到不安。他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北京亚运村附近的一个中产小区组织一场为建筑工人募捐旧棉衣棉被的活动。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说：“为什么捐给他们？就是他们搞乱了北京。”

　　这些话让李大君感到意外又义愤。

　　“许多城里人对农民工还是那个刻板印象，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多真的很缺乏感恩的心，反而自以为优越。这是很可悲的。”李大君说。

　　2010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新生代农民工”，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此后，中央及各地均在调研和寻找合适的解决问题之道。

　　除了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方法提高农民工收入，减少其收入不公感之外，重庆、湖北等地开始尝试给农民工城市户口的办法，使其真正成为市民。

　　根据重庆的计划，将在2010年、2011年两年解决338万农民工的城市户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章铮对农民工“以土地换户口”的做法表示并不乐观。他曾经就农民工的收支情况做过一项调研，结果发现，即使考虑到最宽松的条件，也只有年龄在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具备成为市民的经济能力。

　　也就是说，农民工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可以成为市民，但是以其收入水平，将无法支撑在城市的生活消费，所谓的市民化将成为一句空话。

　　章铮认为，最根本的两个问题是就业和住房。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农民工无法真正成为市民。

　　根据“十二五”规划，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由现在的47.5%提高到51.5%。但若没有人的城镇化，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专栏)所言，将是一个“虚高”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模式将不可持续。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持续减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亿多30岁以下的年轻劳动力，更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如何把问题变成财富，如何使新老农民工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公平地分享社会财富，需要政府、NGO及社会各方用智慧和爱心来慎重求解。

　　增城故事：新生代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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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幕

　　广东省增城市人民医院产科病房，6月14日，四川省开江县人、20岁的王联梅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她的丈夫唐学才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衣裤守护在旁边。整个产科病房里，不时传来新生婴儿的啼哭，再过不久，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将出生。

　　然而，在病房之外的街道上，关于他们的谣言还在流传，甚至有声音说，这对夫妻早已在“6·11”事件中死亡。

　　3年前，唐学才夫妇从四川老家来到增城新塘镇，在当地的牛仔裤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自此这对夫妻开始了在广州的打工生涯。年初，怀孕已有4个月的王联梅退出工厂，并在厂区外摆摊赚些零用钱。

　　但没想到，王联梅的摊档，却成为“6·11”事件的导火索。6月11日晚，因占道经营与村治保队员起冲突，遂混乱中谣言四起，并连续两日晚上引发大批群众聚众滋事、破坏公共财物事件。

　　6月12日上午，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对此前一天在增城新塘镇大墩村发生的“6·11”事件进行了通报，这起因谣言而起，破坏公共财物的事件，最终以谣言平息而告终。

　　被增城市初步认定为“一起个别群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聚众滋事事件”的增城“6·11”事件，也折射出珠三角的新用工难题——如何跨越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鸿沟，让新力量助推经济焕发新生机。

　　而在“6·11”事件背后，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这已不是今年在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发生的第一起群体性事件。就在6月6日的潮州市，因农民工讨薪被砍伤，大量群众聚集，并以19辆汽车遭遇不同程度毁坏而告终。

　　将增城和潮州事件联系起来，本报记者发现，除了聚众发生恶性损毁公共财物的共同点之外，两者亦与新生代农民工分不开。

　　一份由中华全国总工会2010年所发布，名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则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这也意味着，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难题需要有新办法。

　　增城见闻

　　6月14日，增城市人民医院产科病房的床位牌上写着，王联梅的入院时间为6月11日。对于往事，唐学才告诉本报记者，他已经不想再多说了，一切都等政府的结果。而医院的护士也对王联梅照顾有加，时常出入她的病房。

　　在增城城区内，人们只是听闻“6·11”的发生，但并不特别担心，而相距30公里外的新塘镇，则是另一番景象。

　　本报记者6月13日中午进入新塘镇，明显凝重的气氛下，在华润万家超市里，依然可以看到拿着警棍、盾牌的警察，学校、大型商场、重要交通路口均有警力布局。大敦村派出所以及周边的农业银行(2.79,0.06,2.20%)已经围起来警戒线，消防车、通信车、救护车和警车停在路边。再过一天，增城市将迎来中考。

　　谣言仍然存在。在进入大墩村的公交车上，坐在本报记者前方的一个本地人向他的邻座介绍事件经过：“当晚就死了四个人，那个孕妇和她老公，还有治保会的人。”

　　事实上，在事件发生的当天，王联梅便已安全被送到了医院，或许这名老人还未看见唐学才在6月12日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澄清。

　　据本报记者了解，新塘镇是广州市增城南部工业、商业重镇，其中，尤以牛仔业著名，被誉为中国的“牛仔之乡”，全国60%以上的牛仔服装出自这里，生产加工牛仔的工厂作坊随处可见。

　　就在5天前，6月6日，同样一个制造业的小镇，被誉为“中国卫生陶瓷第一镇”的广东省潮州古巷镇刚刚发生一起因为农民工讨薪被砍伤而引发的聚集事件，四川籍农民工熊汉江在讨薪过程中被老板找人“砍断手筋、脚筋”，激起亲属和老乡的愤怒。6日晚，冲突升级，一度形成外来务工者与本地人双方之间的对抗。

　　在增城“6·11”事件中，围观的群众一度达到上千人，现场曾有几百人起哄，在大敦村派出所周边开牛仔加工档口的一个小老板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告诉本报记者，他听说，都是外地人的年轻人参与的，本地人都在围观，不敢插手。

　　新生代农民工之变

　　那么，为何一个占道经营竟能引发如此多人参与？一家为劳工服务的NGO组织深圳志强服务部负责人祝强告诉本报记者，这和新一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有关。

　　“老一辈外来务工者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赚钱，拿到钱之后就会回到老家置业，而新一代80后、90后的务工者，除了赚钱，他们还希望在城市中寻找一定的机会和空间，如果社会不能提供这样的空间让他们发掘机会、表达诉求，他们就会过度关注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一旦出现与之相关的矛盾，就一并爆发，他们也很少考虑自己的行为最终会酿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祝强说。

　　值得关注的是，潮州和增城的两起群体性事件涉及的都是90后，一个是19岁的小伙子，另一个是20岁的孕妇。

　　接触到大量新一代农民工的祝强表示，他深深地感觉到，用工群体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需求的改变，在广东，政府每年都会出台最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这是老一代农民工群体非常在意的，而对于新一代农民工来说，几百元钱的增加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特别看重，他们想要争取的还有更多，比如融入城市生活、受到尊重等。

　　而社会空间的缺失同时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小群体的形成和存在。

　　祝强说，在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他曾经在富士康调查了一个月，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富士康之内，存在着不同的同乡会，比如四川、贵州、湖南、河南同乡会等，如果一个来自东北的农民工发现没有自己的同乡会，他的生存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被排挤或寻求不到照应，而内部的一些纠纷正是同乡会将其扩大的。

　　而在群体性事件中，同乡会往往推波助澜，“如果他们有相应的社会空间进行开放式的表达、交流，利益得到相应的保护，小矛盾将得到及时的纾解，同乡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祝强说。

　　对于同乡会，在东莞厚街一家具厂内打工的小王告诉本报记者，她来自湖南，是跟着老乡出来的，她所在的工厂也是同乡人介绍的，“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最怕被人欺负，一旦出现什么问题，老乡之间互相帮忙。”她说。

　　反思广东经济与农民工

　　就地区而言，无论是增城，还是潮州，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区，在过去的30年里，数以亿计的人们涌入这些地方，领取一份薪水，制造着数量惊人的产品，同时也铸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广东尤为典型，早在2000年，中国1.2亿流动人口中，跨地区流动达4000万人，其中1160万人流入了广东省内，数倍于北京、上海等地。

　　2002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跨省流动人口中，流入广东的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例高达35.5%，这些外来工形成了广东两位数的GDP增长，广东有关部门的一个测算显示，外来工对广东GDP增长的贡献率曾达到25%。

　　“过去30年，农民工群体为广东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间虽有纠葛，但总体上来说并没有发生大的公共事件。”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对本报记者表示，但这两年事件逐步暴露出来，也说明经济高速扩张引发的负面因素大过正面因素，社会对于矛盾吸纳的能力已经达到饱和。

　　“外来务工者与当地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这种积累是政府部门或者本地人感受不到的。”他说。

　　事实上，这两起事件的起因非常简单，也是社会上一直存在但悬而未决的问题，欠薪、讨薪、城市商贩摆摊经营，但这些问题也时常被忽略甚至被刻意压抑。

　　今年4月27日，深圳市住房建设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结算支付工作共同维护大运会期间社会和谐稳定的通知》，其第六条规定，在严肃处理期内，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通知》一出，立即引来一片质疑。

　　祝强则告诉本报记者，最近两年由外来工引发的事件透露出一个信息，现在外来工小范围的矛盾在逐步减少，而一旦出现问题，都是大问题，最后酿成公共事件的，往往是谣言煽动了其他不明真相的外来工，尤其是同乡的参与。

　　管理应契合于新变化

　　今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而当80后、90后农民工带着不同于老一辈的理念相继走进城市、进入工厂时，也应考虑相应的社会管理与新变化的契合度。

　　有专家认为，事实上从广东南海本田工人开始，这一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已经从“底线型”利益向“增长型”利益转变。“底线型”利益受法规保护并有清晰的利益标准，其利益纠纷，个体可以通过仲裁和诉讼来解决，“增长型”利益没有正式的法规保护和清晰的利益标准，利益纠纷没有仲裁和诉讼的通道，只能依靠集体力量得到解决。

　　“变化已经引发了相关的社会后果，我认为政府应对在这方面问题上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郭巍青说。

　　在他看来，一个有效的途径是要大力发展能够代表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公益组织，使其成为代言人，“南海本田可以组建工会，但对于大部分中小制造类企业来说，组建工会不现实，而社会公益组织更容易实现”。

　　“新一代农民工管理确实是政府接下来面临的重要课题。”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中心主任腾五晓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一个例子是农民工积分入户制度，祝强说，这个制度被广泛欢迎，但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还没有想到自己的户籍问题，“在生存空间没有得到解决的前提下，是否具有深圳户口又有多大的意义，即便有了户口，仍然是处在城市边缘，与没有户口又有多大区别。”

　　腾五晓说，这就要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使其更加科学化、人性化，同时，基层管理部门处于管理的一线，首先要有所转变，比如基层的执法部门，而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政府要争取主动，及时发布相关信息，首先遏制谣言，以防不满情绪被利用。

　　6月14日，增城市政府通报，经广州市和增城市各相关部门的妥善处理，大敦村因个别群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聚众滋事事件已基本平息，但两起事件引发的思考仍在持续。

　　6月15日，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到番禺区调研时强调，番禺区是外地人员在广州购房最多的区，要特别吸取增城新塘镇“6·11”事件的经验教训，提高社会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广大居民，特别是外来人口的归属感和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