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政府机关幼儿园:基辛格《论中国》揭开中美关系之谜

作者：孙西辉
来源：社会科学报
来源日期：2011-6-16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共同的威胁促使中美走到一起。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冰融雪消。40年间，两国关系一路磕磕绊绊，双方既有尖锐对立，也有真诚合作。冷战后，中美关系出现多次起伏与危机，却始终保持“斗而不破”，甚至大有日久弥坚之势。
与苏东剧变截然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一路“高歌猛进”，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甚嚣尘上。一些西方政客把中国的崛起看作对美国霸权国地位的挑战，中美“世纪决战”的论调鼓噪一时。
5月17日，当代著名现实主义外交家、战略家基辛格推出新著《论中国》，在国内外引发热议。作为“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基辛格首次以专著形式系统阐述有关中国的见解，同时告诫美国政府当今足以平衡全球力量的中美两国该如何相处，美国应该作出哪些改变。
中美战略差异：国际象棋与围棋
作为最早叩动新中国门环的美国高官，基辛格40年中曾50余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历届领导人有过频繁接触，被称作“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在其新作《论中国》一书中，基辛格像一个历史学家，以学者的眼光去阅读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他不仅大谈孔子文化、道家无为思想、《孙子兵法》精髓、《三国演义》典故与围棋的意义，还论及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及《海国图志》中的“师夷长技以治夷”，可以说深谙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在此基础上，基辛格介绍了中美不同文化背景对两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5月15日，美国历史学家、基辛格的传记作者尼尔·弗格森在《新闻周刊》撰文分析了基辛格的新著。作者引用基辛格的观点指出，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巨大，两国历史状况截然不同。美国人眼中的革命家毛泽东，不仅研究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热衷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和古典小说。针对中国六七十年代恶劣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提出遵循古人的“远交近攻”原则，适时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中美两国得以冰释前嫌，重启了封冻20多年的双边关系。文章认为，《论中国》最深刻的洞察力在其心理层面, 表现在中国和美国精英的基本文化分歧，一个来自两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一个来自两百年历史的美国。基辛格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拥有悠久而复杂的历史，一名中国精英可以从几千年的文明中寻求发展的灵感，而一名美国精英只能回顾不到两百年的美国历史。西方人眼中的人权问题也许并不适合中国，因为历史传承下来的东西是那么厚重而无法改变。”
5月9日，《纽约时报》同样关注了基辛格分析中美文化差异问题。文章指出，《论中国》精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模式，并解释了中美在哲学观上的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但基辛格说：“美国例外主义是传教式的，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世界各国传播其价值观。”相比之下，中国例外主义则体现在文化上：中国不会试图改变他人的信仰，也不会声称其制度“适用于中国之外的世界”。
美国《旧金山纪事报》5月15日文章引述了基辛格的一个形象比喻。他将西方的对外战略比作下国际象棋，关注的是资源投入和实力对比。而中国战略则像下围棋，强调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要慢慢积蓄力量、以势取胜。
国际体系正发生根本性改变
基辛格是当代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毕业于哈佛大学政治学，师承著名学者威廉·埃利奥特。基辛格的本科毕业论文不仅获得“最优”，还以其超长篇幅迫使哈佛制定了“基辛格规则”，他本人也因此小有名气。然而，真正奠定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学派一流学者声誉的是其博士论文,集中研究了欧洲古典均势学说。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的理论，使他在学术界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一炮打响。此后十余年间，基辛格历任哈佛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丰富的研究经历，造就了基辛格把握国际问题的敏锐性和准确性。
5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该报前主编、曾报道1972年尼克松访华始末的马克斯·弗兰克尔的文章。他写道，基辛格认为40年来中美关系起起伏伏，中国面貌的变化尤其巨大，它摆脱了毛泽东时代教条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束缚，成为工业强国。两国关系背后的一个重要角色苏联崩溃了，美国自此独大，开始民主传道，并危险地执迷于海外的石油、商品和信用。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一原则曾使中美走到一起，而今实力天平的急剧变化，使中美成为互相依赖的经济巨人，却缺乏保持伙伴关系的战略宏图。在基辛格看来，这样的态势也给双方出了个难题，因为两国都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下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一时还找不到一个能够统领一切的战略伙伴关系框架。
《新闻周刊》则指出，基辛格这位跟中国四代领导人都打过交道的老牌外交官，在新书中也回答了很多美国人的疑问，即“为什么这个曾经十分贫穷的国家能在这30年间发展如此迅猛，以致在今天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债主?”基辛格认为，邓小平释放了中国的生产力，取得了苏联不曾达到的成就。
5月9日的《纽约时报》指出，中国握有大量美国国债的事实，以及日益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基辛格表示，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领导下的中国不再认为自己是西方技术和制度的学徒，那种受制于人的感觉也随之而去”。他还说，2008年的经济衰退“严重削弱了中国人对西方经济实力的崇拜”。换句话说，“国际体系的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从历史文本中理解中国
基辛格不仅是著名学者，更是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先后效力于10位美国总统。1969年1月，基辛格离开哈佛校园到华盛顿走马上任，实现了由文人战略家到政策制定者的转变。在任期间，基辛格信奉均势外交，积极推动尼克松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对苏联推行“缓和”战略，从而构筑一个以均势为基础的稳定的世界和平结构。1973年1月，基辛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7年1月，福特总统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英国《经济学家》5月19日刊文指出，基辛格最终触及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震惊世界的飞速发展是否注定将与美国产生难以避免的冲突?是否会重蹈德国崛起的覆辙?对此，基辛格充满乐观地坚持认为，“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任何改革都不会发生。”
《新闻周刊》也持类似观点，文章引用基辛格的观点指出，中美两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他对中国领导人保持冷静头脑抱有希望。基辛格认为，如今很多世界性问题也亟需中美携手解决，而中美关系的交恶对整个世界来说没有任何好处，美国不应该“在控制中国或在建立民主国际阵营的基础上，整顿亚洲”。他告诫美国政府，“真正的蠢事是跟中国对着干”。建议美国同中国合作，共建新的“太平洋共同体”，一如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大西洋共同体。
5月13日的《纽约时报》文章指出，基辛格认为中美合作关系“对世界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他警告说，如果两国出现冷战，那么“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太平洋两岸都将陷入发展停滞状态。而且，核扩散、环保、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课题要求我们展开国际合作，中美冷战将导致所有地区的内部政治争端不断”。他写道：“中美关系不需要也不应该变成零和游戏。”
此外，牛津大学专门研究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的拉纳·米特教授也于5月15日在英国《观察家报》刊文指出，基辛格一再呼吁西方国家应该加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允许国家间差异的存在。“中国是21世纪新兴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应该跳出与中国的文化和心理隔阂，成为亲密的、相互依赖的战略合作伙伴。”米特认为，基辛格关于西方在坚持人权压力的同时，也应寻求从历史文本中理解中国的见解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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