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生之官路商途女主角:“政治拓扑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3:27:04
『天涯杂谈』 “政治拓扑学”----博比奥《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读后感
作者：旁观者100 发表日期：2011-6-16 9:47:00 旁观者100讲“政治拓扑学”——博比奥《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读后感
作者：旁观者100
“左——右派”概念是被中国人（无论是社会科学学界还是老百姓）滥用最多的几个概念之一（滥用程度，能与其媲美的 ，大概只有“民#主”“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不仅如此，很多精通意识形态斗争的行家里手，经常把“左右派”当成标签（就像他们用“资本主义” “民#主”等概念一样），去攻讦政敌，造成概念与思维上的混乱。
而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博比奥写于近二十年前的书《左与右》，就是为了澄清这个词语的含混滥用而写作的。
波比奥主张这个词应该保留在政治学词典中，不能因为它被滥用了就把它抛弃。如果一个词被滥用，就被抛弃的话——那民主、封建社会这俩词干脆更别用了，“民主”全世界竟有二百多个定义；“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啥意思，不论中国外国都吵得一塌糊涂——甚至很多学者都怀疑（中国、日本或欧洲）是否经历过 “封建社会”？
研究方式、与价值理念与博比奥相差迥异的另一位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的作者）也持类似态度，认为我们对政治学的词汇，不应该先是稀里糊涂的滥用了几十年，后来发现它被糟蹋的一无是处，然后就抛弃——而是应该想方设法使它的含义变得清晰。
同样，某个词被用作“贴标签”或搞意识形态攻讦的工具，也不是“这个词就该抛弃”的合适理由：要是那样的话，像“民主”“法西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更应该抛弃，最后政治学的辞海里便找不到几个能用的词语了。
博比奥对左右派的划分方式，有俩显著特点：
1），“左-右”的划分，只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光谱”的其中一个维度——另一个重要的维度是“民#主-独#裁”的划分；政治意识形态应粗略的划分为：民主左派、民主右派、独#裁左派（极端左派）、独#裁左派（极端右派）；其中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有很多共同点，都是认同宪政游戏规则的，独#裁右派和独#裁左派，也有很多共同点，都是反对宪政游戏规则的。
2），正如很多人同意的那样，博比奥把左派定义为“有平等倾向”，右派定义为“有自由倾向”。
然而，敝人认为博比奥先生和很多其他学者一样，对左右划分的标准有误读，本人特撰拙文，欲予以澄清之，以防谬种之流传、蔓延。
（一）西方“左-右”的划分标准之澄清
a）能说“左派主张国家干预、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吗？
这种很多人赞同的说法，是明显错误的。在西方国家，左派（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激进左派，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温和左派），尽管在经济领域主张“干预”（二次分配、福利国家），但在社会伦理方面恰恰是持“自由放任”的态度。
西方的“性解放时代”，正好和西方60-70年代的“左翼狂飙”相吻合，（当时反战的造反学生主张“要做爱、不要作战”）这不是偶然的。此外，西方的同性恋自由权利，也是左派（无论激进还是温和）所大力推进的。这些都很容易理解：右派一般都是有“保守倾向”的，他们要“保”要“守”的，往往是“传统”——就是“基督教伦理”，而基督教就是在社会伦理方面持“干预”态度。比如我们都知道，在中世纪教会对同性恋是严惩的。右派对同性恋权利之类就有点心不在焉，甚至反对。至于公开践踏宪政游戏规则的极右派，比如像纳粹党，就是把同性恋者与犹太人一起搞“最后解决”的。
基督教不允许堕胎，所以右派对堕胎多少有些反对，而有反传统倾向的西方左派对堕胎持自由放任态度。这个也是众所周知了。
在社会伦理方面的“左要放任、右要干预”除了体现在性自由、堕胎上，还体现对生物学实验的态度上。像克隆人等生物学实验，最反对的就是右派，反而是左派有“自由放任倾向”。
所以，“左派主张国家干预、右派主张自由放任”是非常错误的，至少在伦理道德方面，是截然相反的。
b)，能说“左派主张经济上的国家干预、右派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吗？
有人说，在经济领域，左派主张国家干预、累进税、福利国家等等，而右派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还有人莫名其妙的把哈耶克称为“极右”，据说因为是哈耶克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
右就意味着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吗？甚至能说“极端自由放任=极右”？
大谬不然！！
激进左派主张对经济的超强干预——甚至主张彻底消灭私有制；温和左派（社民主义和美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主张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搞二次分配和福利国家；（保守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还有放任程度更强烈一点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在经济上是主张自由放任的。
以上几乎是老生常谈了，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比（保守的）自由主义更右思想的呢？它的经济政策是什么？比自由主义更右的思想，是主张“比自由放任还自由放任”吗？是说把自由放任推向更极致的程度吗？
真的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极右=极端的自由放任”吗？
不是。
请记住旁观者100的结论：
“在意识形态光谱上：从极左到自由主义，越往左越倾向“干预”，往右倾向放任；
但从比自由主义还有右的保守主义开始，情况就变了：从保守主义到极右，越往右干预成分越大，到极右时候就变成强干预。
我们知道：左右一词最早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在革命时期的“极右派”，也就是那些主张复辟”的保皇派、旧贵族，他们根本就不主张“自由放任”。
在“现代”的极右法西斯主义思潮中，不管是纳粹，还是日本的一些军国主义者，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加强国家对经济进行强干预的倾向。在30年代的日本，一些日本极右派军国主义者甚至鼓吹：打土豪分田地，压制资本家，解放受压迫的劳苦大众、铲除资产阶级金权政治，进而对外搞输出革命——解放被”国家大富豪 “英国占领的殖民地
我们知道，在二战后，欧洲国家形成了“福利国家共识”——这当然和社会民主党/工党等的左翼政党的奋斗息息相关。但还有一类政党，他们对社会福利、二次分配、扶持弱势群体等国家干预政策的进程也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他们是谁呢？说出来可能让一部分人惊讶：是那些比自由主义还右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者”。
众所周知，基督教一直是标榜“爱穷人、恨富人”的——虽然现在比原教旨时代温和许多了。但基督教人士在骨子里确实很难认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他们主张为了扶持弱势群体而、搞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
原因有二：
1）基督教教义本身就是主张“爱穷人、恨富人”的；
2）基督教会势力在资本主义企业大兴起后，影响逐渐式微，而19世纪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名声狼籍，教会势力想重新崛起，与资本主义企业界抗争——为了争夺对工人的支持，所以就反资本主义，搞福利国家。
早在更早的19世纪，比自由主义还右的保守主义者——比如迪斯累利还有更右的俾斯麦，他们就搞福利国家，扶持弱势群体。他们的目的当然有拉拢工人、以对抗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一面，但这种做法也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有一致的一面：
保守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右），主张：
1）喜欢大家长式的权威，希望全社会这个”大家庭”稳定、和睦，不像自由主义那样喜欢多样化、竞争和变革；
2）认同“共同体”（群体、社群）的价值，比如民族/族群、家庭、宗族、社区等，不像自由主义那样喜欢“（原子化的）个人主义”；
3）恪守传统美德（在西方就是基督教），不像自由主义那样不受过多的道德羁绊。
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比自由主义更右的保守主义，会反对自由放任原则，会为了维护“大家庭的稳定”而搞福利国家，保守主义者怕自由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会”撕裂“大家庭的完整与稳定。
但作为右派的保守主义虽然也搞福利国家——但出发点与以同情、代表弱者为己任的左派/社会主义者不一样：保守主义是把自己当家长，把穷人当孩子似的去养活、扶持的，他搞穷人社会福利，是为了“大家庭的和谐与稳定”，进而维护自身”大家长式的权威“。
我们也知道，日本战后经济创造了所谓的”奇迹“，据说原因归功于”三大神器“（三个法宝，当然现在都有较大的损益变化了）：1）终身雇佣（类似铁饭碗，员工就像大家庭的孩子一样，不能被随意“解雇”）；2）年功序列工资（像大家庭一样，工资收入和“论资排辈”相关）；3）企业内部工会。
这几项尤其前两个——有强烈的反自由市场、反契约精神的痕迹，根本不是什么“自由放任”的。而且日本经济也确实爱搞较多的国家干预。那这是否说明日本的经济政策很左很社会主义呢？当然不是。日本的经济政策是如假包换的右派/保守派：他搞那些东西，是把员工和老板都当成一个大家庭似的、其乐融融的关系：论资排辈，家长不能随便”解雇“孩子，维护到家庭的稳定与和谐——这是比自由主义还右的保守主义的做法。
所以综上所述：极右（法西斯主义）根本不是”极端的自由放任“，而是主张强干预。尽管我不太喜欢哈耶克，但我确实认为把哈耶克扣上”极右“的帽子，实在是不妥。
c)，能说“左派要公平、右派要效率”吗？能说“左派要平等、右派要自由”吗？
很多人讲：右派更偏重效率，左派更维护社会公平。这是错误的！
下面我从西方政治实践出发，讲讲西方“主流的左派右派”（就是“中左和中右”，暂不讨论“非主流的”极左和极右）是怎样看待公平与效率的。
首先，（主流的）左派和右派都是既重视效率又重视公平的——生怕别人说他“无效率”或“不公平”。右派从未承认自己“只重效率不重公平”，左派也绝不会讲自己“只重公平不重效率”——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公平效率兼得”的，都指责对方“既不公平也无效率”。（主流）左派总夸耀他自己是最有效率的——你看那么多的经济危机，从1929年大萧条到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那不都是经济“自由放任”带来的吗？所以国家的经济干预很有效率呀！（主流的）右派也反驳：说29年大萧条和现在的金融海啸，还有1970年代的“滞涨”——那都是国家干预的罪恶，这说明还是市场化是提高效率的王道呀！
左派说自己是公平的：二次分配可以降低基尼系数，减少贫富差距，最后达到“均富”，这多么公平呀！右派也标榜自己是公平的，说：高税收高福利就是养懒汉——让工作的上班族去养活那些不劳而获的“吃福利软饭”的懒人，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吗？所以还是减税、减福利是公平的呀！
总之，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建构中，从未把“公平”“效率”这些个“好词儿”拱手让人，而是坚决的占为己有，拼命地论证自己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
至于“左派要平等、右派要自由”，这也不完全正确。
首先，西方为数很少的极右派。既不重视自由也不重视平等。如果我们刨除“非主流”的极右派，发现剩下的人都是既赞同自由又赞同平等的。（当然程度不一，有的人激进，有的人是谨慎的支持）。就像我刚才说的：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建构中，从未把“公平”“效率”这些个“好词儿”拱手让人，而是坚决的占为己有，拼命地论证自己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
左右两派对“自由-平等”亦然。他们的分歧与其说是“要自由还是要平等？”，毋宁说是：“要啥样的自由？要啥样的平等？”
目前西方的右派——不像一百多年前的右派那样可以公开反对自由平等原则了(因为囿于“政治正确”），现在的右派不可能公开大声的喊出对自由平等的鞭挞。
先说说平等。
右派（涵括各种保守主义和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等）所认同的平等，只限于“政治-法律”上的平等（比如“一人一票”之类），不包括再分配意义上的”收入-财产“的平等；
而中左派（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美国的自由主义），认为平等也应该包括收入上的平等——但绝不意味着应该搞“绝对平均主义”或暴力“均贫富”。而是要用累进税来促进平等
西方激进左派，他们的平等观在政治上更激进的同时，在经济上亦然：认为“经济平等就意味着社会成员分享对企业的控制权”。
再说说自由。跟平等一样，目前西方也是几乎不存在“自由”的公开反对者。但保守倾向浓厚的右派（注：切记：右派不代表“自由主义”！切记！）对自由还是有所疑虑，是“谨慎而有限的支持”。为啥呢？因为保守的右派最推崇三个东西：
1）家长式的权威、等级观念；
2）共同体（族群、宗族、民族、宗教、家庭等）纽带的稳定与价值；
3）传统的伦理道德
保守的右派膜拜的这仨东西，在他们看来很容易和“自由”（不论是经济自由还是政治自由）原则发生冲突。
【不少中国人都认为“越是右派就越是主张自由的”，这根本不对。】
而自由主义者，他们比保守派要左一些（但比社会民主主义还右），他们就比较重视自由了，并把自由称为“第一价值”。
然而，不太左也不太右的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概念的理解，那是我要花功夫好好讲一下的。
首先，自由主义者的祖师爷们（古典自由主义者），一般把自由看成是“免于（他人）压制的自由”。那在人类史上，谁最有可能压制自由呢？当然是政府（公权力）——所以政府的权力，变成了自由主义者的重点防备对象。有学者指出：在自由主义之前，政府（公权力）都是被或多或少有所神话的（至少是赋予道德含义或道德责任的），在自由主义眼中，政府成了“大型保安公司”了，只负责抓小偷等维稳工作，没啥神圣的道德色彩了。而且自由主义者还用各种方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主要两种方法：法治；分权以制衡）。
好像有学者（I.Berlin)把这种自由叫“消极自由”——也就是“免于……的自由”（贡斯当则认为这是“现代人的自由”）。但我认为这些说法都词不达意：最好的还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萨托利的叫法：防御性自由，特别是防御政府、使人民免罹专断政府之荼毒的自由。像财产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大多属于此类。9#回复 作者：旁观者100 回复日期：2011-2-15 1:08:00
用法国政治思想家贡斯当的一句话，来形容这种“防御性自由”最贴切不过了：
“每个人的权利都是一座不容侵犯的城堡”（大意）
至于自由主义者对“选举投票的自由”之看法，确实是很有意思的。
近代以降，最早推动“选票自由”（普选）的并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激进左派（社会主义者、革命共和主义者等），他们在英、美、法大革命的初期表现得很“叱咤风云”，但他们并不维护什么“私有财产的自由”之类的东西。
那自由主义者呢？正好与之相反：他们反对“普选的自由”，不赞成把投票权给“下等人”——认为这会造成很多严重的后果，因为：
1）那些穷人一旦通过选票“得势”后，会贪图、侵犯富人的财产；
2）穷人“素质”低，怕选不出“英明领袖”来。
古典的、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者，是反对以“普选自由”为特征的“民主”的，而激进左派，反而是其最有利的推动者。（激进左派——比如社会主义者、激进共和主义者要比自由主义更左，这是众所周知的）。
其实左派也不是对“自由”持批判态度——正相反，他们对自由持“激进的赞同”之态度，认为自由应当包含“选举自由”之类。
左、中、右派对民主的看法
我现在讨论的民主，不包括古希腊雅典时期的“古代民主”，只讲“现代民主”——因为在古希腊时期，还没有“左中右”这个东西。我也不赞成把古代社会的利益分化造成的思想差异称为“左右之争”。比如我们不能管主张“国家干预”的王安石叫“左派”、把主张“自由放任”的司马光叫“右派”；也不能把搞“一大二公”的“农民领袖”洪秀全叫“极左”、把镇压“农民起义”的曾国藩叫“极右”。“左右之争”我认为还是一个“现代”的产物，它是法国大革命的亲儿子。
刚才有网友提出：左中右这些概念都是相对而言的。这位网友的意思大概是：左中右的分歧和差异，都是相对来说的，只是程度上而言的——这话有道理，但不全对。
我的看法是：程度论，但不唯程度论。
在某种情况下，我们确实可以讲：某主义相对于某主义来说，是左派；或某人物相对于某人物来说是右派，比如说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相对于保守主义来说，要更左；而自由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更右。但我们可否说：所有的思想之差别，都可以用“程度上的差别”来套用吗？比如说现代自由主义也是主张国家干预、二次分配、福利国家的，它与社会民主主义相比，可以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但能说中左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极右的法西斯主义的差别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吗？能说诺齐克和极左的托洛茨基的主义的差别也是”程度上的差别“吗？这种差别毋宁说是“（价值基础）思想本质上的差别”吧？在”民#主-独#裁“的二分法中，也是这样。我们可把某两个国家的差别称为”程度上的差别“：比如我们可以说：相对于韩国来说，瑞典更民主；或者讲，斯大林治下的前苏联相对于铁托之下的前南斯拉夫，要更独裁。这种“程度论”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决不能“唯程度论”！我们千万不能说“挪威比红色高棉要更民主 ，这只是相对来说的、他们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这说法荒谬极了。这种持“唯程度论”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一个制度体系（民#主/独#裁），还是一个思想体系（左派/右派）。它首先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一个系统和另一个系统的差异，不可能只是“程度的差异”或“多少的差异”——当两个系统完全不同时，那就是“结构性的差异”了，那不是“多-少”的差异，而是“有-无”的差异了。就比如说：挪威与红色高棉政治制度的差异；诺齐克与托洛茨基的思想差异。
举个类似开玩笑的例子，咱们能说“公牛与母牛的身体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吗？不能。因为公牛与母牛的身体，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尽管我不否认它俩有相似性），这俩系统的差异是“结构性的差异”，是“有-无”的差异，不光是“多-少”之差异。
下面言归正传，聊聊左中右对民主的看法。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左派（激进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当然是高调而激进的追求民主的，而他们对民主的要求是必须实现普选、无财产限制的普选。右派和古典自由主义（当时大概属于温和的中间派或中左派）都是反对“无财产限制的普选”的，理由我刚才已经讲过，就是怕穷人通过选票武器“得势”后要搞“劫富济贫”，并且嫌穷人素质太低，不配实行民主。我们知道，左派里有个铁杆成员，叫“社会主义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一直主张激进的民主的。像托马斯.莫尔的“理想国”就是一个由选举出来的官员组成的社会.法国革命期间及以后的雅各宾派、还有美国革命时期的激进共和主义者等这些人，也是主张激进的普选民主的.在19世纪的欧洲，不论是英国工人搞的宪章运动时期，还是在欧陆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下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都是为争取民主而奋战甚至流血的。当时的英国的宪章运动还有一句口号：“普选权问题就是饭碗问题”。我们的主流教科书意识形态告诉我们：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话听起来十分莫名其妙，因为欧洲、美国一直以来追求民主（无财产限制的普选）的都是底层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者、左派呀！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很多朋友以前把英国光荣革命、美国费城制宪之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叫做“民主”体制，这叫法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我觉得更确切的叫法应为“宪政”体制。因为美国制宪会议之后的政体之最大特点，并非“普选”（更不是无财产限制的普选），而是“通过法治、分权制衡来约束权力”，这个要限制的权力，既包括政府的权力，也包括“人民的权力”，可以说：三权分立那套宪政体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民主的限制而设计的，它想制止“不受制约的暴民之权力”。
美国的立国者们，（应该算“自由主义者”）和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追求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左派们正好截然相反，有好几处很大的不同：
1)美国立国者们是大有产者，后者一般多为草根或同情草根的知识分子；
2）前者追求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后者一般有社会主义或“公有制”倾向；
3）前者追求“宪政”（三权分立和法治），对（无限制的普选权）民主心不在焉；后者对无财产限制的普选追求得很积极，但对宪政心不在焉。
显然这两者是有利益差别的。那我们能说美国的立国者们都是一些极端自私、不管穷人死活的为富不仁者吗？不是的。美国的建国者们对普选的财产限制，以及通过三权分立来限制“民众的权力”，这些做法在那时都是利大于弊的——即使对穷人也是这样，因为一旦没有对民众的制衡，很容易出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政与动乱交相轮替”的可怖局面，那对穷人的利益伤害反而是最大的了。不要认为革命对穷人很仁慈！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施行三权分立，既要限制政府，又要保持对“人民权力”的警觉，并逐渐的赋予人民无财产限制的普选权，说白了就是走“宪政现行、民主渐进”的道路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作者：旁观者100 发表日期：2011-6-16 9:47:00 作者：旁观者100
“左——右派”概念是被中国人（无论是社会科学学界还是老百姓）滥用最多的几个概念之一（滥用程度，能与其媲美的 ，大概只有“民#主”“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不仅如此，很多精通意识形态斗争的行家里手，经常把“左右派”当成标签（就像他们用“资本主义” “民#主”等概念一样），去攻讦政敌，造成概念与思维上的混乱。
而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博比奥写于近二十年前的书《左与右》，就是为了澄清这个词语的含混滥用而写作的。
波比奥主张这个词应该保留在政治学词典中，不能因为它被滥用了就把它抛弃。如果一个词被滥用，就被抛弃的话——那民主、封建社会这俩词干脆更别用了，“民主”全世界竟有二百多个定义；“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啥意思，不论中国外国都吵得一塌糊涂——甚至很多学者都怀疑（中国、日本或欧洲）是否经历过 “封建社会”？
研究方式、与价值理念与博比奥相差迥异的另一位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的作者）也持类似态度，认为我们对政治学的词汇，不应该先是稀里糊涂的滥用了几十年，后来发现它被糟蹋的一无是处，然后就抛弃——而是应该想方设法使它的含义变得清晰。
同样，某个词被用作“贴标签”或搞意识形态攻讦的工具，也不是“这个词就该抛弃”的合适理由：要是那样的话，像“民主”“法西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更应该抛弃，最后政治学的辞海里便找不到几个能用的词语了。
博比奥对左右派的划分方式，有俩显著特点：
1），“左-右”的划分，只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光谱”的其中一个维度——另一个重要的维度是“民#主-独#裁”的划分；政治意识形态应粗略的划分为：民主左派、民主右派、独#裁左派（极端左派）、独#裁左派（极端右派）；其中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有很多共同点，都是认同宪政游戏规则的，独#裁右派和独#裁左派，也有很多共同点，都是反对宪政游戏规则的。
2），正如很多人同意的那样，博比奥把左派定义为“有平等倾向”，右派定义为“有自由倾向”。
然而，敝人认为博比奥先生和很多其他学者一样，对左右划分的标准有误读，本人特撰拙文，欲予以澄清之，以防谬种之流传、蔓延。
（一）西方“左-右”的划分标准之澄清
a）能说“左派主张国家干预、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吗？
这种很多人赞同的说法，是明显错误的。在西方国家，左派（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激进左派，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温和左派），尽管在经济领域主张“干预”（二次分配、福利国家），但在社会伦理方面恰恰是持“自由放任”的态度。
西方的“性解放时代”，正好和西方60-70年代的“左翼狂飙”相吻合，（当时反战的造反学生主张“要做爱、不要作战”）这不是偶然的。此外，西方的同性恋自由权利，也是左派（无论激进还是温和）所大力推进的。这些都很容易理解：右派一般都是有“保守倾向”的，他们要“保”要“守”的，往往是“传统”——就是“基督教伦理”，而基督教就是在社会伦理方面持“干预”态度。比如我们都知道，在中世纪教会对同性恋是严惩的。右派对同性恋权利之类就有点心不在焉，甚至反对。至于公开践踏宪政游戏规则的极右派，比如像纳粹党，就是把同性恋者与犹太人一起搞“最后解决”的。
基督教不允许堕胎，所以右派对堕胎多少有些反对，而有反传统倾向的西方左派对堕胎持自由放任态度。这个也是众所周知了。
在社会伦理方面的“左要放任、右要干预”除了体现在性自由、堕胎上，还体现对生物学实验的态度上。像克隆人等生物学实验，最反对的就是右派，反而是左派有“自由放任倾向”。
所以，“左派主张国家干预、右派主张自由放任”是非常错误的，至少在伦理道德方面，是截然相反的。
b)，能说“左派主张经济上的国家干预、右派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吗？
有人说，在经济领域，左派主张国家干预、累进税、福利国家等等，而右派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还有人莫名其妙的把哈耶克称为“极右”，据说因为是哈耶克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
右就意味着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吗？甚至能说“极端自由放任=极右”？
大谬不然！！
激进左派主张对经济的超强干预——甚至主张彻底消灭私有制；温和左派（社民主义和美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主张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搞二次分配和福利国家；（保守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还有放任程度更强烈一点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在经济上是主张自由放任的。
以上几乎是老生常谈了，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比（保守的）自由主义更右思想的呢？它的经济政策是什么？比自由主义更右的思想，是主张“比自由放任还自由放任”吗？是说把自由放任推向更极致的程度吗？
真的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极右=极端的自由放任”吗？
不是。
请记住旁观者100的结论：
“在意识形态光谱上：从极左到自由主义，越往左越倾向“干预”，往右倾向放任；
但从比自由主义还有右的保守主义开始，情况就变了：从保守主义到极右，越往右干预成分越大，到极右时候就变成强干预。
我们知道：左右一词最早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在革命时期的“极右派”，也就是那些主张复辟”的保皇派、旧贵族，他们根本就不主张“自由放任”。
在“现代”的极右法西斯主义思潮中，不管是纳粹，还是日本的一些军国主义者，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加强国家对经济进行强干预的倾向。在30年代的日本，一些日本极右派军国主义者甚至鼓吹：打土豪分田地，压制资本家，解放受压迫的劳苦大众、铲除资产阶级金权政治，进而对外搞输出革命——解放被”国家大富豪 “英国占领的殖民地
我们知道，在二战后，欧洲国家形成了“福利国家共识”——这当然和社会民主党/工党等的左翼政党的奋斗息息相关。但还有一类政党，他们对社会福利、二次分配、扶持弱势群体等国家干预政策的进程也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他们是谁呢？说出来可能让一部分人惊讶：是那些比自由主义还右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者”。
众所周知，基督教一直是标榜“爱穷人、恨富人”的——虽然现在比原教旨时代温和许多了。但基督教人士在骨子里确实很难认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他们主张为了扶持弱势群体而、搞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
原因有二：
1）基督教教义本身就是主张“爱穷人、恨富人”的；
2）基督教会势力在资本主义企业大兴起后，影响逐渐式微，而19世纪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名声狼籍，教会势力想重新崛起，与资本主义企业界抗争——为了争夺对工人的支持，所以就反资本主义，搞福利国家。
早在更早的19世纪，比自由主义还右的保守主义者——比如迪斯累利还有更右的俾斯麦，他们就搞福利国家，扶持弱势群体。他们的目的当然有拉拢工人、以对抗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一面，但这种做法也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有一致的一面：
保守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右），主张：
1）喜欢大家长式的权威，希望全社会这个”大家庭”稳定、和睦，不像自由主义那样喜欢多样化、竞争和变革；
2）认同“共同体”（群体、社群）的价值，比如民族/族群、家庭、宗族、社区等，不像自由主义那样喜欢“（原子化的）个人主义”；
3）恪守传统美德（在西方就是基督教），不像自由主义那样不受过多的道德羁绊。
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比自由主义更右的保守主义，会反对自由放任原则，会为了维护“大家庭的稳定”而搞福利国家，保守主义者怕自由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会”撕裂“大家庭的完整与稳定。
但作为右派的保守主义虽然也搞福利国家——但出发点与以同情、代表弱者为己任的左派/社会主义者不一样：保守主义是把自己当家长，把穷人当孩子似的去养活、扶持的，他搞穷人社会福利，是为了“大家庭的和谐与稳定”，进而维护自身”大家长式的权威“。
我们也知道，日本战后经济创造了所谓的”奇迹“，据说原因归功于”三大神器“（三个法宝，当然现在都有较大的损益变化了）：1）终身雇佣（类似铁饭碗，员工就像大家庭的孩子一样，不能被随意“解雇”）；2）年功序列工资（像大家庭一样，工资收入和“论资排辈”相关）；3）企业内部工会。
这几项尤其前两个——有强烈的反自由市场、反契约精神的痕迹，根本不是什么“自由放任”的。而且日本经济也确实爱搞较多的国家干预。那这是否说明日本的经济政策很左很社会主义呢？当然不是。日本的经济政策是如假包换的右派/保守派：他搞那些东西，是把员工和老板都当成一个大家庭似的、其乐融融的关系：论资排辈，家长不能随便”解雇“孩子，维护到家庭的稳定与和谐——这是比自由主义还右的保守主义的做法。
所以综上所述：极右（法西斯主义）根本不是”极端的自由放任“，而是主张强干预。尽管我不太喜欢哈耶克，但我确实认为把哈耶克扣上”极右“的帽子，实在是不妥。
c)，能说“左派要公平、右派要效率”吗？能说“左派要平等、右派要自由”吗？
很多人讲：右派更偏重效率，左派更维护社会公平。这是错误的！
下面我从西方政治实践出发，讲讲西方“主流的左派右派”（就是“中左和中右”，暂不讨论“非主流的”极左和极右）是怎样看待公平与效率的。
首先，（主流的）左派和右派都是既重视效率又重视公平的——生怕别人说他“无效率”或“不公平”。右派从未承认自己“只重效率不重公平”，左派也绝不会讲自己“只重公平不重效率”——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公平效率兼得”的，都指责对方“既不公平也无效率”。（主流）左派总夸耀他自己是最有效率的——你看那么多的经济危机，从1929年大萧条到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那不都是经济“自由放任”带来的吗？所以国家的经济干预很有效率呀！（主流的）右派也反驳：说29年大萧条和现在的金融海啸，还有1970年代的“滞涨”——那都是国家干预的罪恶，这说明还是市场化是提高效率的王道呀！
左派说自己是公平的：二次分配可以降低基尼系数，减少贫富差距，最后达到“均富”，这多么公平呀！右派也标榜自己是公平的，说：高税收高福利就是养懒汉——让工作的上班族去养活那些不劳而获的“吃福利软饭”的懒人，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吗？所以还是减税、减福利是公平的呀！
总之，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建构中，从未把“公平”“效率”这些个“好词儿”拱手让人，而是坚决的占为己有，拼命地论证自己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
至于“左派要平等、右派要自由”，这也不完全正确。
首先，西方为数很少的极右派。既不重视自由也不重视平等。如果我们刨除“非主流”的极右派，发现剩下的人都是既赞同自由又赞同平等的。（当然程度不一，有的人激进，有的人是谨慎的支持）。就像我刚才说的：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建构中，从未把“公平”“效率”这些个“好词儿”拱手让人，而是坚决的占为己有，拼命地论证自己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
左右两派对“自由-平等”亦然。他们的分歧与其说是“要自由还是要平等？”，毋宁说是：“要啥样的自由？要啥样的平等？”
目前西方的右派——不像一百多年前的右派那样可以公开反对自由平等原则了(因为囿于“政治正确”），现在的右派不可能公开大声的喊出对自由平等的鞭挞。
先说说平等。
右派（涵括各种保守主义和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等）所认同的平等，只限于“政治-法律”上的平等（比如“一人一票”之类），不包括再分配意义上的”收入-财产“的平等；
而中左派（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美国的自由主义），认为平等也应该包括收入上的平等——但绝不意味着应该搞“绝对平均主义”或暴力“均贫富”。而是要用累进税来促进平等
西方激进左派，他们的平等观在政治上更激进的同时，在经济上亦然：认为“经济平等就意味着社会成员分享对企业的控制权”。
再说说自由。跟平等一样，目前西方也是几乎不存在“自由”的公开反对者。但保守倾向浓厚的右派（注：切记：右派不代表“自由主义”！切记！）对自由还是有所疑虑，是“谨慎而有限的支持”。为啥呢？因为保守的右派最推崇三个东西：
1）家长式的权威、等级观念；
2）共同体（族群、宗族、民族、宗教、家庭等）纽带的稳定与价值；
3）传统的伦理道德
保守的右派膜拜的这仨东西，在他们看来很容易和“自由”（不论是经济自由还是政治自由）原则发生冲突。
【不少中国人都认为“越是右派就越是主张自由的”，这根本不对。】
而自由主义者，他们比保守派要左一些（但比社会民主主义还右），他们就比较重视自由了，并把自由称为“第一价值”。
然而，不太左也不太右的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概念的理解，那是我要花功夫好好讲一下的。
首先，自由主义者的祖师爷们（古典自由主义者），一般把自由看成是“免于（他人）压制的自由”。那在人类史上，谁最有可能压制自由呢？当然是政府（公权力）——所以政府的权力，变成了自由主义者的重点防备对象。有学者指出：在自由主义之前，政府（公权力）都是被或多或少有所神话的（至少是赋予道德含义或道德责任的），在自由主义眼中，政府成了“大型保安公司”了，只负责抓小偷等维稳工作，没啥神圣的道德色彩了。而且自由主义者还用各种方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主要两种方法：法治；分权以制衡）。
好像有学者（I.Berlin)把这种自由叫“消极自由”——也就是“免于……的自由”（贡斯当则认为这是“现代人的自由”）。但我认为这些说法都词不达意：最好的还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萨托利的叫法：防御性自由，特别是防御政府、使人民免罹专断政府之荼毒的自由。像财产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大多属于此类。9#回复 作者：旁观者100 回复日期：2011-2-15 1:08:00
用法国政治思想家贡斯当的一句话，来形容这种“防御性自由”最贴切不过了：
“每个人的权利都是一座不容侵犯的城堡”（大意）
至于自由主义者对“选举投票的自由”之看法，确实是很有意思的。
近代以降，最早推动“选票自由”（普选）的并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激进左派（社会主义者、革命共和主义者等），他们在英、美、法大革命的初期表现得很“叱咤风云”，但他们并不维护什么“私有财产的自由”之类的东西。
那自由主义者呢？正好与之相反：他们反对“普选的自由”，不赞成把投票权给“下等人”——认为这会造成很多严重的后果，因为：
1）那些穷人一旦通过选票“得势”后，会贪图、侵犯富人的财产；
2）穷人“素质”低，怕选不出“英明领袖”来。
古典的、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者，是反对以“普选自由”为特征的“民主”的，而激进左派，反而是其最有利的推动者。（激进左派——比如社会主义者、激进共和主义者要比自由主义更左，这是众所周知的）。
其实左派也不是对“自由”持批判态度——正相反，他们对自由持“激进的赞同”之态度，认为自由应当包含“选举自由”之类。
左、中、右派对民主的看法
我现在讨论的民主，不包括古希腊雅典时期的“古代民主”，只讲“现代民主”——因为在古希腊时期，还没有“左中右”这个东西。我也不赞成把古代社会的利益分化造成的思想差异称为“左右之争”。比如我们不能管主张“国家干预”的王安石叫“左派”、把主张“自由放任”的司马光叫“右派”；也不能把搞“一大二公”的“农民领袖”洪秀全叫“极左”、把镇压“农民起义”的曾国藩叫“极右”。“左右之争”我认为还是一个“现代”的产物，它是法国大革命的亲儿子。
刚才有网友提出：左中右这些概念都是相对而言的。这位网友的意思大概是：左中右的分歧和差异，都是相对来说的，只是程度上而言的——这话有道理，但不全对。
我的看法是：程度论，但不唯程度论。
在某种情况下，我们确实可以讲：某主义相对于某主义来说，是左派；或某人物相对于某人物来说是右派，比如说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相对于保守主义来说，要更左；而自由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更右。但我们可否说：所有的思想之差别，都可以用“程度上的差别”来套用吗？比如说现代自由主义也是主张国家干预、二次分配、福利国家的，它与社会民主主义相比，可以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但能说中左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极右的法西斯主义的差别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吗？能说诺齐克和极左的托洛茨基的主义的差别也是”程度上的差别“吗？这种差别毋宁说是“（价值基础）思想本质上的差别”吧？在”民#主-独#裁“的二分法中，也是这样。我们可把某两个国家的差别称为”程度上的差别“：比如我们可以说：相对于韩国来说，瑞典更民主；或者讲，斯大林治下的前苏联相对于铁托之下的前南斯拉夫，要更独裁。这种“程度论”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决不能“唯程度论”！我们千万不能说“挪威比红色高棉要更民主 ，这只是相对来说的、他们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这说法荒谬极了。这种持“唯程度论”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一个制度体系（民#主/独#裁），还是一个思想体系（左派/右派）。它首先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一个系统和另一个系统的差异，不可能只是“程度的差异”或“多少的差异”——当两个系统完全不同时，那就是“结构性的差异”了，那不是“多-少”的差异，而是“有-无”的差异了。就比如说：挪威与红色高棉政治制度的差异；诺齐克与托洛茨基的思想差异。
举个类似开玩笑的例子，咱们能说“公牛与母牛的身体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吗？不能。因为公牛与母牛的身体，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尽管我不否认它俩有相似性），这俩系统的差异是“结构性的差异”，是“有-无”的差异，不光是“多-少”之差异。
下面言归正传，聊聊左中右对民主的看法。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左派（激进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当然是高调而激进的追求民主的，而他们对民主的要求是必须实现普选、无财产限制的普选。右派和古典自由主义（当时大概属于温和的中间派或中左派）都是反对“无财产限制的普选”的，理由我刚才已经讲过，就是怕穷人通过选票武器“得势”后要搞“劫富济贫”，并且嫌穷人素质太低，不配实行民主。我们知道，左派里有个铁杆成员，叫“社会主义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一直主张激进的民主的。像托马斯.莫尔的“理想国”就是一个由选举出来的官员组成的社会.法国革命期间及以后的雅各宾派、还有美国革命时期的激进共和主义者等这些人，也是主张激进的普选民主的.在19世纪的欧洲，不论是英国工人搞的宪章运动时期，还是在欧陆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下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都是为争取民主而奋战甚至流血的。当时的英国的宪章运动还有一句口号：“普选权问题就是饭碗问题”。我们的主流教科书意识形态告诉我们：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话听起来十分莫名其妙，因为欧洲、美国一直以来追求民主（无财产限制的普选）的都是底层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者、左派呀！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很多朋友以前把英国光荣革命、美国费城制宪之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叫做“民主”体制，这叫法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我觉得更确切的叫法应为“宪政”体制。因为美国制宪会议之后的政体之最大特点，并非“普选”（更不是无财产限制的普选），而是“通过法治、分权制衡来约束权力”，这个要限制的权力，既包括政府的权力，也包括“人民的权力”，可以说：三权分立那套宪政体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民主的限制而设计的，它想制止“不受制约的暴民之权力”。
美国的立国者们，（应该算“自由主义者”）和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追求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左派们正好截然相反，有好几处很大的不同：
1)美国立国者们是大有产者，后者一般多为草根或同情草根的知识分子；
2）前者追求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后者一般有社会主义或“公有制”倾向；
3）前者追求“宪政”（三权分立和法治），对（无限制的普选权）民主心不在焉；后者对无财产限制的普选追求得很积极，但对宪政心不在焉。
显然这两者是有利益差别的。那我们能说美国的立国者们都是一些极端自私、不管穷人死活的为富不仁者吗？不是的。美国的建国者们对普选的财产限制，以及通过三权分立来限制“民众的权力”，这些做法在那时都是利大于弊的——即使对穷人也是这样，因为一旦没有对民众的制衡，很容易出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政与动乱交相轮替”的可怖局面，那对穷人的利益伤害反而是最大的了。不要认为革命对穷人很仁慈！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施行三权分立，既要限制政府，又要保持对“人民权力”的警觉，并逐渐的赋予人民无财产限制的普选权，说白了就是走“宪政现行、民主渐进”的道路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