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生之漫漫人生路:石 飞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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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次文革发生于80年前（修改稿） 作者：石飞
祸起于1966年5月16日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35年，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30年：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一直以来，官方和民间都把“文化大革命”和“史无前例”联在一起，串成了习惯语和口头禅。这是一个绝大的误会。中国首次文化大革命发生在80年前的中央苏区。那个运动虽然叫肃AB团，但从很大程度上说，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却是1930年肃AB团运动的翻版。尽管两者相距81载，却一样的歹毒，一样的诡诈，一样的残忍，如出一辙，是一个恶腔娩出的两个怪胎祸胎。为了验证我的这个说法，首先需要厘清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我以为，文化大革命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五性”：专利性，私欲性，欺骗性，野蛮性，破坏性。
第一，文革的专利性。文革“姓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即毛对文化大革命享有专利权。对于这一点，恐怕官方民间无有异议。就连毛自己对其这个“杰作”也甚为得意，他曾跟华国锋、王洪文等人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第二，文革的私欲性。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些人为其戴上了冠冕堂皇的革命桂冠——“继续革命”、“反修放修”、“永葆无产阶级江山不变颜色”等等。这不过是在为“开国之主”诿过和开脱。毛发动文革的真实的和唯一的目的，一句话，就是打倒刘少奇，以发泄私愤，彻底肃清刘从中央到地方的势力和影响，把自己捧上神坛，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个人迷信。这是毛的个人秉性所致。毛的权力欲极强，崇尚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1958年3月，毛在成都会议上公开提出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善观风向的柯庆施就在会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的谬论，毛竟然默许。1965年初，毛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认为，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个人崇拜”，明确表示：在中国“需要更多一点个人崇拜”。文革后期，毛在会见非洲一个国家的客人时直言：“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冯锡刚：《毛词双璧：咏雪词与游泳词》，《随笔》2007年3期）。毛毫不讳言自己的个人独裁，他在庐山会议上说：“如果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一票。”他甚至自豪于被人比做大独裁者秦始皇，他说：“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他并且补充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沙叶新：《“检讨”文化》，《随笔》2001年第6期））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与他的另一个秉性——仇视知识分子有关。尽管他在需要利用的时候，也会假惺惺地拍几下文化名人的马屁，但其灵魂深处始终充满对知识分子蔑视、排斥和仇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92年版）收有毛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毛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早在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毛就讲过大体上同样意思的话，他肆意贬斥知识分子，说狗屎还可以肥田，知识分子的知识连肥田的用处也没有。（李普：《〈李普自选集〉自序》，《随笔》2006年第1期）所以在文革浩劫中，知识界首当其冲遭受迫害，无数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或被无休止地批斗、关押或被迫害致死和自杀身亡。
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私怨是如何结下的？毛、刘1922年相识。刘1943年3月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的亲密助手，关系一直很好。两人的分歧始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会议总结“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刘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严重地刺激了毛的神经。正如江青所言：“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鲁阳：《读〈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随笔》2006年第6期）1960年代初，中央分为一线和二线，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困境，毛退居二线，由刘主持一线工作，解决大跃进造成的困局。七千人大会后，毛感到刘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很强的势力，出现了两个主席、两个司令部的局面，深感威胁。1967年，毛在接见阿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鲁库时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到了后来在“社教”性质的争论中，毛、刘矛盾进一步尖锐。毛容不得别人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平等的讨论就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报刊文摘》2000年11月2日第1500期）从此，毛痛下狠心要彻底解决刘少奇。毛在1970年会见斯诺时，明确向斯诺表白：“1965年1月，决定‘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冯锡刚：《愤怒出诗人——毛泽东1965年诗词纪事》，《随笔》2007年第1期）1966年8月4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刘少奇害怕群众。刘忍无可忍公开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刘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刘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公开顶撞毛（笔者揣测：刘已经意识到毛要决心整垮他，他是拼了）。毛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的心理哪里受得了冲击，于是他第二天就抛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无异于是给刘下达“死刑判决书”。（据《王光美谈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来源新华网）
第三，文革的欺骗性。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指给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斗争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危言耸听地造势“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公开的、全面的、自上而下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于是被毛的谎言洗尽了脑、中透了毒、丧失了理性的民众，便走火入魔，紧跟“红司令”的魔杖歇斯底里，横扫一切，彼此恶斗，互相残杀。
噩梦醒来，动乱过后，真相大白，人民方才明白，什么文化大革命？原来是一场谎言大传播、大流行、大泛滥，极端卑劣政治骗局，既不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也不存在“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央既没有头号“走资派”，地方也没有一个大中小号“走资派”。一切都是捏造，一切都是鬼话。遭了十年罪的中国人民，惟有空悲切！
第四，文革的野蛮性。在文革红色风暴中，人的兽性被最大化地释放。“群众专政”，灭绝人性。各种造反组织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任何一个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凭空编造一个反革命罪名，进行批斗、刑讯、关押、游街示众。万万千千的无辜者，在残酷的刑讯之下，自认为叛徒、特务、走资派，三反分子、现行反革命。造反，站队，派仗，武斗，没完没了，举国惶惶。昨日的革命派，今日有可能沦为批斗对象：今天你打倒别人，明天你有可能被别人打倒。“挖不完的敌人，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夫妻为“站队”成仇，父子因派性为敌。
文革的惟一赢家就是毛泽东！他如愿以偿，彻底解了心头之恨，整死了刘少奇。时至今日，还有一帮专讲鬼话的人，胡说刘少奇的惨死是四人帮背着毛搞的，与毛无关。这种鬼话，恐怕连三岁娃娃都不会相信。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栽赃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决定将他“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大会是毛亲自主持的，文件是毛亲自签发的，如何解释？从刘被批斗关押到被迫害致死的3年多时间里，毛若能发话善待一声，刘会惨遭非人虐待并被致死吗？特别是，1967年1月13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刘时，刘向毛恳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
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刘爱琴：《我的父亲刘少奇》）毛铁了心，根本不答应，他是非要整死刘不可。毛为了打到一个刘少奇，让全国数以亿计的无辜者陪着遭罪，陪着丧命！
第五，文革的破坏性。文革的破坏性是全方位的无可估量的，而对于人权的践踏和生命的毁灭，尤其触目惊心。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文革红色恐怖的血腥过程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毁掉一大批人，批判“资反路线”毁掉一大批人，打倒“走资派”毁掉一大批人，“清理阶级队伍”毁掉一大批人，清查“五一六”毁掉一大批人，“斗批改”毁掉一大批人，“全面内战”“文攻武卫”毁掉一大批人。199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披露，文革中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余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执行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12万家庭被毁。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中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最能说明文革对中国经济破坏性之大的是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常用的一句话：“十年文革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按照文革的“五性”来考量历史，我们会发现1943年的延安审干运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4年的社教运动等，都符合“五性”特征，故而有学者把这些运动都称之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系列，这当然未尝不可。但与“五性”特征最为吻合的而且带有“首创”和“标志”意义的，还是1930年开始的肃AB团运动。
AB团是Anti-Bolshevik的缩写，直译为反对布尔什维克，是1926年11、12月间，国民党右派分子段锡朋等人根据蒋介石、陈果夫指派，在南昌组建的反共组织。AB团以破坏国共合作，夺取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大权为目的。1927年初，AB团夺得了江西省国民党党部大权并成立江西省政府，勾结军队杀害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同年4月2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手发动暴动，一举捣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AB团，AB团组织仅存3个月便不复存在。
下面就让我们拿文革的“五性”来检查检查肃AB团运动，看其是否与文革是不是一个“恶滕”结出的两个“毒瓜”。
一看肃AB团运动是否也“姓毛”，是毛泽东的专利。先看看历史背景。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瞿秋白主持工作，毛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毛被授予中央特派员身份，派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8月30日，毛组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领导机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为前委书记。秋收起义9月9日举行，9月19日失败后，毛即率部南下上井岗山。（注：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是红军时期的特殊组织，为中共中央代表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其游击活动区、农村根据地的地方工作。）
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县陂头村，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军委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发布公告称：“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这些要开除出党的对象，为赣西南一些较为富有人家的子弟早年外出读书，接受了新思想，信仰了共产主义。大革命失败后，他们纷纷返回家乡，发动农民暴动，开展土地革命，成为赣西南党组织的创始人及各级党政领导骨干，为创建根据地贡献巨大。而以毛为首的前委对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极不信任，将其统统划入地富行列，进而又与肃AB团纠集在一起，予以清除。到1930年10月，赣西南3万共产党员中，被开除出党的有1000多人，冤杀的所谓AB团分子1000多人。这是毛仇恨知识分子品性的首次大暴露。
本来AB团早已灰飞烟灭，毛却听风是雨，借题发挥，揪住这个子虚乌有的“敌人”不放，大作文章，别有用心地发动群众打“空”肃“假”。1930年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后，毛过问地方工作，得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肃出AB团分子占全体人员的四分之一，他不仅没有提出疑义，反而相信大批干部是AB团分子，尤感肃反不彻底。于是毛当天就给中央写信，说：“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的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毛把肃AB团运动列为刚刚建立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当务之急，要求中央给予支持。10月下旬，毛主持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在新余县罗坊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改造和重建全体党团组织，“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分子留在党内团内，留在任何地方。”这一错误决定，导致肃AB团运动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二看肃AB团是否源于毛泽东的个人私欲。毛之所以要凭空制造AB团反革命集团，并竭力组织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肃反，目的就是要借此来拯救自己落泊的政治处境、提升自己衰败的政治威信。这与毛发动文革，号令打“走资派”，异曲同工。
对于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擅自率兵上井岗山的行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毛是“对抗中央路线，临阵脱逃”，决议撤销毛湖南省委委员、开除其政治局候补委员。12月31日中央又特别致信湖南省委，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在政治上确犯极严重的错误。”1928年3月上旬，湖南特委派周鲁到井岗山传达中央精神，指责毛“右倾逃跑”，把开除毛政治局候补委员传达成了“开除党籍”。此后，毛便成了“党外人士”的第一师师长。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代会，毛虽被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人选，结果却落选了，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组织决定让毛离开红四军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毛到闽西即休息养病。1929年9月在上杭县城，朱德主持召开红四军党代会（书记陈毅去上海中央汇报工作），朱德等人联名请毛回来参加会议并主持前委工作。毛复信曰：“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不能回来！”鉴于毛的态度，前委给了毛党内警告处分。此间，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极力为毛评功摆好，请求中央让毛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同意了陈毅的意见，安排他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写信（即中央“九月来信”），肯定毛的工作，安排由他担任前委书记。10月下旬陈毅从上海返回根据地，立即将中央“九月来信”并附上自己的亲笔信，派人送给托病休养的毛，恳请他“千万回来主持工作”。毛未予理采。次月18日，陈毅同朱德再次致信毛，请他回来主持工作，毛仍不回来。23日，陈毅亲笔写了一封认错检讨信，专门派一支部队带上，前往迎接毛。26日，因丢官一病7个月的毛终于随同前去迎接的部队回来任职前委书记。28日毛即向中央报告：“我病好了。”“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通知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水平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要求寄中央刊物及理论书籍，“如饥如渴”云云。在此，我不得不赘句题外话，在此事件上，毛心胸未免太狭隘，太过计较；陈毅的确心胸坦荡，真大丈夫也。
再后来，毛又多次受到处分（现在都可以说那是错误路线对毛的迫害），已经无什么威信可谈。毛完全被排斥在中央决策之外，“政治局开会很少通知毛参加”，甚至“有一股力量要把毛开除出党”，“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1934年10月10日，临时中决定：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领导长征，项英、陈毅留守江西。毛到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毛泽东曾说：“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
长征临出发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与项英话别时，“项英最后警告要提防毛泽东。他说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应受他的迷惑。毛泽东在军中支持者的协助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表示有同样的担心”。长征途中，中央领导干部差不多都是坐担架行军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第七章标题是“担架上的‘阴谋’”，说“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长征初期，毛与洛浦（张闻天，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毛、张和王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问题。”“李德、博古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央常务书记，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遵义会议前，周恩来是毛的对手。周恩来“承认，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遵义会议“是分水岭”，从此，毛“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赘述这么多的背景材料，目的就是要说明在1930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肃AB团运动时的政治逆境和倍受压抑的心境。直到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还特别提到过这一段难忘的往事：“‘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
毛发动和领导肃AB团运动，并使之在有限的动荡不定的面临国民党大军持续围剿的危机境况下，全面地大张旗鼓地“窝里斗”，自相残杀，这就逼迫我们要从毛的秉性方面找原因。很显然，他是要通过肃AB团运动，打击一大片，发泄不满，排除异己，培植势力，树立个人权威。
三看肃AB团运动的欺骗性。“AB团”与“走资派”一样，都是毛泽东故意凭空捏造出来的根本不存在的“敌人”，弥天大谎，其欺骗性不言而喻，无须赘述。
四看肃AB团运动的野蛮性。当时的肃AB团的文件明确：“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方法，继续不断的严行（刑）审问”，“检查私人来往信件，如发展可疑时必须提出追问。”“凡是时常邀人去茶馆酒楼或僻地方谈话的同志或群众，必须严密观察。”“留心同志间的一切行动，如表现可疑时，即严行（刑）追问。”“工作上表示很积极，说话表示极左倾，态度表示很忠实、诚恳的”都要审查。文革中“怀疑一切”的做法也是如此，任何人都在监控和追慑之中。对AB团分子的处决政策是：“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委其亲信李韶九（总前委秘书长）为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1930年12月初总前委相继签发《总前委致省行委信》和《总前委给李韶九并省行委信》，信中完全违背历史事实，视赣西南党政组织和全体干部为AB团。把仅凭口供抓AB团，视为惟一正确途径。把严刑逼供视为肃AB团惟一正确方法。毛派李绍九率兵前往江西省行委（所在地福田）肃AB团，李一到福田就把省行委省苏机关包围起来，将多名党政领导干部捆绑，严刑拷打，裸体跪地，香火烧身，逼迫他们承认自己是AB团。一些前来看望自己丈夫的领导人的妻子们，也被当作AB团分子施以酷刑，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房。在刑讯逼供之下，在短短5天内，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就清出AB团分子120多名，要犯几十名，处决了40多人。省机关上下内外，一片异常恐慌。
12月9日李韶九率兵到东固红二十军军部抓捕AB团分子，军长刘铁超等多名军部领导人被关押。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刑讯逼供称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刘敌被召遭讯，经虚与周旋，得以返回驻地。一营营长张兴前往军部询问情况被扣押。于是刘敌集合队伍，包围二十军军部，解救了被冤屈而遭扣押的军长刘铁超及其他军官。继而率部驰赴富田，解救被李韶九逮捕的省行委省苏机关干部。
富田事变后，省行委负责人和刘敌分别主动给中央写报告，事实求是说明情况，表示富田事变是毛泽东派李韶九滥捕滥杀红军官兵逼出来的。同时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中央给予严重处罚。在项英作代理书记主持苏区中央局期间，正确判断富田事变性质，决定采取教育挽救方法，妥善解决这一内部矛盾。后来，王明左倾临时中央否定了项英的正确意见，重新按照毛泽东的错误主张，把参与富田事变的人全部当作敌人处理，把他们诱骗至中央局所在地宁都一一处决。正在参加反围剿战斗的红二十军的干部被骗参加军官会议，到会者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长计七八百人。这些不知AB团为何物的红军军官们，通通被当作AB团分子处决。二十军番号被取消，战士被编入红七军。
毛泽东肃AB团的错误意见得到了左倾临时中央的支持和推广，运动迅速蔓延至湘、鄂、赣、闽等各苏区，几乎处处都有AB团。凡工作消极，说梦话，讲怪话，发牢骚，不挑禾草，不去开会，不正当男女关系，两人以上聚谈等等，均被视为AB团分子。肃反的惟一方法都是严刑逼供，凡用刑不狠毒者，也被视为AB团分子。并且把肃AB团与肃“社民党”等组织（根本不存在）以及与查田、查阶级、反逃兵斗争纠结在一起，“快捉快杀”，血腥遍野。
虽然1931年4月中央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逐步被解除总前委书记和军事指挥权，不再直接过问肃AB团运动，但是，毛作为运动的始作俑者，其错误的方针政策因为与中央左倾主义“恶味相投”，所以并没有因为毛在中央被排斥，肃AB团运动就得以收敛，相反，愈演愈烈。这好比放火，罪孽的邪火已经点燃，并且被不断地泼油，后果可想而知。
五看肃AB团运动的破坏性。闽西在肃AB团、肃“社民党”运动中，杀害军队和地方干部6200人，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30多名，被处决近半数。因为大批党政军骨干被捕被杀，元气大伤，闽西苏区原有48个区，急剧减少到22个区。据萧克将军回忆，第四军7000多官兵中，一千三四百人被打成AB团分子，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1980年代，中央有关部门派员调查核实，中央苏区肃AB团共杀人7万多，无一人是真正AB团分子，全盘皆错，而非“扩大化”。
一方面要舍死忘生地反击国民党大军疯狂围剿，一方面又要承受来自内部的旷日持久的肃AB团运动的凌辱和迫害，军心、民心怎能不寒不散不乱？对于中央苏区反围剿最后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我坚定地认为，毛泽东在苏区错误地发动和领导肃AB团运动，是其重要原因之一。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灭绝人性的手段“自相残杀”、“窝里死斗”，伤透了军心，伤透了民心，反围剿不失败就怪了。“在长征途中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中央苏区肃AB团的错误。因此，到陕北之后，不仅没有继续抓AB团，而且及时纠正了陕北根据地肃AB团的错误。”
而今，毛泽东驾鹤归西已经30多年了，他是不可能再发动和领导别的什么花样的文革运动了。但是，许多现实迹象让我们惊悚和忧心，有些人想秉承毛的“五性”“圣经”，在华夏大地上搅起新世纪的红色恐怖，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把拨乱反正、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拉向倒退。但愿我这是杞人忧天。
（本文相关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2月版；戴尚清、罗惠兰：《AB团与福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张万禄：《毛泽东的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版；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第二卷），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版；《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周永祥：《瞿秋白年谱》，学林出版社1992年8月版；《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读〈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札记》，江苏省党史办：《党史资料与研究》2007年第二辑；（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版。本书作者亲自采访了参加过长征的许多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胡耀邦、杨尚昆、李先念、余秋里、肖克等高级干部都接受过作者采访。）
祸起于1966年5月16日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35年，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30年：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一直以来，官方和民间都把“文化大革命”和“史无前例”联在一起，串成了习惯语和口头禅。这是一个绝大的误会。中国首次文化大革命发生在80年前的中央苏区。那个运动虽然叫肃AB团，但从很大程度上说，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却是1930年肃AB团运动的翻版。尽管两者相距81载，却一样的歹毒，一样的诡诈，一样的残忍，如出一辙，是一个恶腔娩出的两个怪胎祸胎。为了验证我的这个说法，首先需要厘清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我以为，文化大革命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五性”：专利性，私欲性，欺骗性，野蛮性，破坏性。
第一，文革的专利性。文革“姓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即毛对文化大革命享有专利权。对于这一点，恐怕官方民间无有异议。就连毛自己对其这个“杰作”也甚为得意，他曾跟华国锋、王洪文等人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第二，文革的私欲性。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些人为其戴上了冠冕堂皇的革命桂冠——“继续革命”、“反修放修”、“永葆无产阶级江山不变颜色”等等。这不过是在为“开国之主”诿过和开脱。毛发动文革的真实的和唯一的目的，一句话，就是打倒刘少奇，以发泄私愤，彻底肃清刘从中央到地方的势力和影响，把自己捧上神坛，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个人迷信。这是毛的个人秉性所致。毛的权力欲极强，崇尚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1958年3月，毛在成都会议上公开提出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善观风向的柯庆施就在会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的谬论，毛竟然默许。1965年初，毛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认为，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个人崇拜”，明确表示：在中国“需要更多一点个人崇拜”。文革后期，毛在会见非洲一个国家的客人时直言：“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冯锡刚：《毛词双璧：咏雪词与游泳词》，《随笔》2007年3期）。毛毫不讳言自己的个人独裁，他在庐山会议上说：“如果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一票。”他甚至自豪于被人比做大独裁者秦始皇，他说：“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他并且补充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沙叶新：《“检讨”文化》，《随笔》2001年第6期））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与他的另一个秉性——仇视知识分子有关。尽管他在需要利用的时候，也会假惺惺地拍几下文化名人的马屁，但其灵魂深处始终充满对知识分子蔑视、排斥和仇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92年版）收有毛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毛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早在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毛就讲过大体上同样意思的话，他肆意贬斥知识分子，说狗屎还可以肥田，知识分子的知识连肥田的用处也没有。（李普：《〈李普自选集〉自序》，《随笔》2006年第1期）所以在文革浩劫中，知识界首当其冲遭受迫害，无数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或被无休止地批斗、关押或被迫害致死和自杀身亡。
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私怨是如何结下的？毛、刘1922年相识。刘1943年3月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的亲密助手，关系一直很好。两人的分歧始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会议总结“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刘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严重地刺激了毛的神经。正如江青所言：“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鲁阳：《读〈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随笔》2006年第6期）1960年代初，中央分为一线和二线，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困境，毛退居二线，由刘主持一线工作，解决大跃进造成的困局。七千人大会后，毛感到刘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很强的势力，出现了两个主席、两个司令部的局面，深感威胁。1967年，毛在接见阿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鲁库时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到了后来在“社教”性质的争论中，毛、刘矛盾进一步尖锐。毛容不得别人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平等的讨论就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报刊文摘》2000年11月2日第1500期）从此，毛痛下狠心要彻底解决刘少奇。毛在1970年会见斯诺时，明确向斯诺表白：“1965年1月，决定‘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冯锡刚：《愤怒出诗人——毛泽东1965年诗词纪事》，《随笔》2007年第1期）1966年8月4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刘少奇害怕群众。刘忍无可忍公开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刘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刘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公开顶撞毛（笔者揣测：刘已经意识到毛要决心整垮他，他是拼了）。毛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的心理哪里受得了冲击，于是他第二天就抛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无异于是给刘下达“死刑判决书”。（据《王光美谈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来源新华网）
第三，文革的欺骗性。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指给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斗争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危言耸听地造势“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公开的、全面的、自上而下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于是被毛的谎言洗尽了脑、中透了毒、丧失了理性的民众，便走火入魔，紧跟“红司令”的魔杖歇斯底里，横扫一切，彼此恶斗，互相残杀。
噩梦醒来，动乱过后，真相大白，人民方才明白，什么文化大革命？原来是一场谎言大传播、大流行、大泛滥，极端卑劣政治骗局，既不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也不存在“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央既没有头号“走资派”，地方也没有一个大中小号“走资派”。一切都是捏造，一切都是鬼话。遭了十年罪的中国人民，惟有空悲切！
第四，文革的野蛮性。在文革红色风暴中，人的兽性被最大化地释放。“群众专政”，灭绝人性。各种造反组织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任何一个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凭空编造一个反革命罪名，进行批斗、刑讯、关押、游街示众。万万千千的无辜者，在残酷的刑讯之下，自认为叛徒、特务、走资派，三反分子、现行反革命。造反，站队，派仗，武斗，没完没了，举国惶惶。昨日的革命派，今日有可能沦为批斗对象：今天你打倒别人，明天你有可能被别人打倒。“挖不完的敌人，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夫妻为“站队”成仇，父子因派性为敌。
文革的惟一赢家就是毛泽东！他如愿以偿，彻底解了心头之恨，整死了刘少奇。时至今日，还有一帮专讲鬼话的人，胡说刘少奇的惨死是四人帮背着毛搞的，与毛无关。这种鬼话，恐怕连三岁娃娃都不会相信。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栽赃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决定将他“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大会是毛亲自主持的，文件是毛亲自签发的，如何解释？从刘被批斗关押到被迫害致死的3年多时间里，毛若能发话善待一声，刘会惨遭非人虐待并被致死吗？特别是，1967年1月13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刘时，刘向毛恳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
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刘爱琴：《我的父亲刘少奇》）毛铁了心，根本不答应，他是非要整死刘不可。毛为了打到一个刘少奇，让全国数以亿计的无辜者陪着遭罪，陪着丧命！
第五，文革的破坏性。文革的破坏性是全方位的无可估量的，而对于人权的践踏和生命的毁灭，尤其触目惊心。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文革红色恐怖的血腥过程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毁掉一大批人，批判“资反路线”毁掉一大批人，打倒“走资派”毁掉一大批人，“清理阶级队伍”毁掉一大批人，清查“五一六”毁掉一大批人，“斗批改”毁掉一大批人，“全面内战”“文攻武卫”毁掉一大批人。199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披露，文革中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余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执行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12万家庭被毁。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中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最能说明文革对中国经济破坏性之大的是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常用的一句话：“十年文革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按照文革的“五性”来考量历史，我们会发现1943年的延安审干运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4年的社教运动等，都符合“五性”特征，故而有学者把这些运动都称之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系列，这当然未尝不可。但与“五性”特征最为吻合的而且带有“首创”和“标志”意义的，还是1930年开始的肃AB团运动。
AB团是Anti-Bolshevik的缩写，直译为反对布尔什维克，是1926年11、12月间，国民党右派分子段锡朋等人根据蒋介石、陈果夫指派，在南昌组建的反共组织。AB团以破坏国共合作，夺取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大权为目的。1927年初，AB团夺得了江西省国民党党部大权并成立江西省政府，勾结军队杀害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同年4月2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手发动暴动，一举捣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AB团，AB团组织仅存3个月便不复存在。
下面就让我们拿文革的“五性”来检查检查肃AB团运动，看其是否与文革是不是一个“恶滕”结出的两个“毒瓜”。
一看肃AB团运动是否也“姓毛”，是毛泽东的专利。先看看历史背景。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瞿秋白主持工作，毛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毛被授予中央特派员身份，派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8月30日，毛组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领导机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为前委书记。秋收起义9月9日举行，9月19日失败后，毛即率部南下上井岗山。（注：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是红军时期的特殊组织，为中共中央代表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其游击活动区、农村根据地的地方工作。）
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县陂头村，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军委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发布公告称：“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这些要开除出党的对象，为赣西南一些较为富有人家的子弟早年外出读书，接受了新思想，信仰了共产主义。大革命失败后，他们纷纷返回家乡，发动农民暴动，开展土地革命，成为赣西南党组织的创始人及各级党政领导骨干，为创建根据地贡献巨大。而以毛为首的前委对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极不信任，将其统统划入地富行列，进而又与肃AB团纠集在一起，予以清除。到1930年10月，赣西南3万共产党员中，被开除出党的有1000多人，冤杀的所谓AB团分子1000多人。这是毛仇恨知识分子品性的首次大暴露。
本来AB团早已灰飞烟灭，毛却听风是雨，借题发挥，揪住这个子虚乌有的“敌人”不放，大作文章，别有用心地发动群众打“空”肃“假”。1930年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后，毛过问地方工作，得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肃出AB团分子占全体人员的四分之一，他不仅没有提出疑义，反而相信大批干部是AB团分子，尤感肃反不彻底。于是毛当天就给中央写信，说：“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的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毛把肃AB团运动列为刚刚建立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当务之急，要求中央给予支持。10月下旬，毛主持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在新余县罗坊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改造和重建全体党团组织，“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分子留在党内团内，留在任何地方。”这一错误决定，导致肃AB团运动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二看肃AB团是否源于毛泽东的个人私欲。毛之所以要凭空制造AB团反革命集团，并竭力组织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肃反，目的就是要借此来拯救自己落泊的政治处境、提升自己衰败的政治威信。这与毛发动文革，号令打“走资派”，异曲同工。
对于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擅自率兵上井岗山的行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毛是“对抗中央路线，临阵脱逃”，决议撤销毛湖南省委委员、开除其政治局候补委员。12月31日中央又特别致信湖南省委，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在政治上确犯极严重的错误。”1928年3月上旬，湖南特委派周鲁到井岗山传达中央精神，指责毛“右倾逃跑”，把开除毛政治局候补委员传达成了“开除党籍”。此后，毛便成了“党外人士”的第一师师长。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代会，毛虽被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人选，结果却落选了，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组织决定让毛离开红四军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毛到闽西即休息养病。1929年9月在上杭县城，朱德主持召开红四军党代会（书记陈毅去上海中央汇报工作），朱德等人联名请毛回来参加会议并主持前委工作。毛复信曰：“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不能回来！”鉴于毛的态度，前委给了毛党内警告处分。此间，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极力为毛评功摆好，请求中央让毛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同意了陈毅的意见，安排他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写信（即中央“九月来信”），肯定毛的工作，安排由他担任前委书记。10月下旬陈毅从上海返回根据地，立即将中央“九月来信”并附上自己的亲笔信，派人送给托病休养的毛，恳请他“千万回来主持工作”。毛未予理采。次月18日，陈毅同朱德再次致信毛，请他回来主持工作，毛仍不回来。23日，陈毅亲笔写了一封认错检讨信，专门派一支部队带上，前往迎接毛。26日，因丢官一病7个月的毛终于随同前去迎接的部队回来任职前委书记。28日毛即向中央报告：“我病好了。”“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通知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水平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要求寄中央刊物及理论书籍，“如饥如渴”云云。在此，我不得不赘句题外话，在此事件上，毛心胸未免太狭隘，太过计较；陈毅的确心胸坦荡，真大丈夫也。
再后来，毛又多次受到处分（现在都可以说那是错误路线对毛的迫害），已经无什么威信可谈。毛完全被排斥在中央决策之外，“政治局开会很少通知毛参加”，甚至“有一股力量要把毛开除出党”，“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1934年10月10日，临时中决定：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领导长征，项英、陈毅留守江西。毛到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毛泽东曾说：“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
长征临出发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与项英话别时，“项英最后警告要提防毛泽东。他说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应受他的迷惑。毛泽东在军中支持者的协助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表示有同样的担心”。长征途中，中央领导干部差不多都是坐担架行军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第七章标题是“担架上的‘阴谋’”，说“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长征初期，毛与洛浦（张闻天，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毛、张和王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问题。”“李德、博古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央常务书记，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遵义会议前，周恩来是毛的对手。周恩来“承认，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遵义会议“是分水岭”，从此，毛“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赘述这么多的背景材料，目的就是要说明在1930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肃AB团运动时的政治逆境和倍受压抑的心境。直到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还特别提到过这一段难忘的往事：“‘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
毛发动和领导肃AB团运动，并使之在有限的动荡不定的面临国民党大军持续围剿的危机境况下，全面地大张旗鼓地“窝里斗”，自相残杀，这就逼迫我们要从毛的秉性方面找原因。很显然，他是要通过肃AB团运动，打击一大片，发泄不满，排除异己，培植势力，树立个人权威。
三看肃AB团运动的欺骗性。“AB团”与“走资派”一样，都是毛泽东故意凭空捏造出来的根本不存在的“敌人”，弥天大谎，其欺骗性不言而喻，无须赘述。
四看肃AB团运动的野蛮性。当时的肃AB团的文件明确：“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方法，继续不断的严行（刑）审问”，“检查私人来往信件，如发展可疑时必须提出追问。”“凡是时常邀人去茶馆酒楼或僻地方谈话的同志或群众，必须严密观察。”“留心同志间的一切行动，如表现可疑时，即严行（刑）追问。”“工作上表示很积极，说话表示极左倾，态度表示很忠实、诚恳的”都要审查。文革中“怀疑一切”的做法也是如此，任何人都在监控和追慑之中。对AB团分子的处决政策是：“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委其亲信李韶九（总前委秘书长）为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1930年12月初总前委相继签发《总前委致省行委信》和《总前委给李韶九并省行委信》，信中完全违背历史事实，视赣西南党政组织和全体干部为AB团。把仅凭口供抓AB团，视为惟一正确途径。把严刑逼供视为肃AB团惟一正确方法。毛派李绍九率兵前往江西省行委（所在地福田）肃AB团，李一到福田就把省行委省苏机关包围起来，将多名党政领导干部捆绑，严刑拷打，裸体跪地，香火烧身，逼迫他们承认自己是AB团。一些前来看望自己丈夫的领导人的妻子们，也被当作AB团分子施以酷刑，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房。在刑讯逼供之下，在短短5天内，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就清出AB团分子120多名，要犯几十名，处决了40多人。省机关上下内外，一片异常恐慌。
12月9日李韶九率兵到东固红二十军军部抓捕AB团分子，军长刘铁超等多名军部领导人被关押。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刑讯逼供称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刘敌被召遭讯，经虚与周旋，得以返回驻地。一营营长张兴前往军部询问情况被扣押。于是刘敌集合队伍，包围二十军军部，解救了被冤屈而遭扣押的军长刘铁超及其他军官。继而率部驰赴富田，解救被李韶九逮捕的省行委省苏机关干部。
富田事变后，省行委负责人和刘敌分别主动给中央写报告，事实求是说明情况，表示富田事变是毛泽东派李韶九滥捕滥杀红军官兵逼出来的。同时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中央给予严重处罚。在项英作代理书记主持苏区中央局期间，正确判断富田事变性质，决定采取教育挽救方法，妥善解决这一内部矛盾。后来，王明左倾临时中央否定了项英的正确意见，重新按照毛泽东的错误主张，把参与富田事变的人全部当作敌人处理，把他们诱骗至中央局所在地宁都一一处决。正在参加反围剿战斗的红二十军的干部被骗参加军官会议，到会者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长计七八百人。这些不知AB团为何物的红军军官们，通通被当作AB团分子处决。二十军番号被取消，战士被编入红七军。
毛泽东肃AB团的错误意见得到了左倾临时中央的支持和推广，运动迅速蔓延至湘、鄂、赣、闽等各苏区，几乎处处都有AB团。凡工作消极，说梦话，讲怪话，发牢骚，不挑禾草，不去开会，不正当男女关系，两人以上聚谈等等，均被视为AB团分子。肃反的惟一方法都是严刑逼供，凡用刑不狠毒者，也被视为AB团分子。并且把肃AB团与肃“社民党”等组织（根本不存在）以及与查田、查阶级、反逃兵斗争纠结在一起，“快捉快杀”，血腥遍野。
虽然1931年4月中央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逐步被解除总前委书记和军事指挥权，不再直接过问肃AB团运动，但是，毛作为运动的始作俑者，其错误的方针政策因为与中央左倾主义“恶味相投”，所以并没有因为毛在中央被排斥，肃AB团运动就得以收敛，相反，愈演愈烈。这好比放火，罪孽的邪火已经点燃，并且被不断地泼油，后果可想而知。
五看肃AB团运动的破坏性。闽西在肃AB团、肃“社民党”运动中，杀害军队和地方干部6200人，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30多名，被处决近半数。因为大批党政军骨干被捕被杀，元气大伤，闽西苏区原有48个区，急剧减少到22个区。据萧克将军回忆，第四军7000多官兵中，一千三四百人被打成AB团分子，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1980年代，中央有关部门派员调查核实，中央苏区肃AB团共杀人7万多，无一人是真正AB团分子，全盘皆错，而非“扩大化”。
一方面要舍死忘生地反击国民党大军疯狂围剿，一方面又要承受来自内部的旷日持久的肃AB团运动的凌辱和迫害，军心、民心怎能不寒不散不乱？对于中央苏区反围剿最后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我坚定地认为，毛泽东在苏区错误地发动和领导肃AB团运动，是其重要原因之一。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灭绝人性的手段“自相残杀”、“窝里死斗”，伤透了军心，伤透了民心，反围剿不失败就怪了。“在长征途中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中央苏区肃AB团的错误。因此，到陕北之后，不仅没有继续抓AB团，而且及时纠正了陕北根据地肃AB团的错误。”
而今，毛泽东驾鹤归西已经30多年了，他是不可能再发动和领导别的什么花样的文革运动了。但是，许多现实迹象让我们惊悚和忧心，有些人想秉承毛的“五性”“圣经”，在华夏大地上搅起新世纪的红色恐怖，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把拨乱反正、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拉向倒退。但愿我这是杞人忧天。
（本文相关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2月版；戴尚清、罗惠兰：《AB团与福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张万禄：《毛泽东的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版；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第二卷），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版；《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周永祥：《瞿秋白年谱》，学林出版社1992年8月版；《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读〈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札记》，江苏省党史办：《党史资料与研究》2007年第二辑；（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版。本书作者亲自采访了参加过长征的许多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胡耀邦、杨尚昆、李先念、余秋里、肖克等高级干部都接受过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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