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神秘莫测的情报战

　　何基沣宴请冯治安，朱林躲在隔壁窃听。参谋长惊呼："共产党在三绥区的活动日益猖獗，这是最大祸害！"谭震林接连五个晚上听取朱林汇报，对三绥区的地下工作讲了三条原则。

　　华东局社会部巡视员朱林是1948年10月27日从敌三绥区回到曲阜的。这时离淮海战役发起只有9天了。军情非常紧急。当天下午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就接见了他。

　　饶漱石住在孔庙里。朱林是一大早从滕县的某纵队司令部骑快马来的。一到孔庙，经通报，朱林到达饶漱石住处时，门口已有一位姓芮的秘书在等候了。他把朱林引到孔庙的后花园，说饶政委在等你。

　　饶漱石住在一座宽敞的平房里，室内摆了几张沙发。饶漱石这一年45岁（他生于1903年），中等身材，体态肥胖，四方脸，浓浓的眉毛，给人一种凛不可犯的威严感。他坐在沙发上，见朱进屋，站起来和他握了手。华东局最高领导人如此礼贤下士，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不简单的，朱林把这看作是党对战斗在敌区同志的一种慰勉。

　　饶漱石说：你来得正是时候，我要当面听你汇报敌情。不过有关三绥区的起义工作，你不必谈，可直接向谭震林副政委汇报。

　　谭震林副政委也住在孔庙里。

　　这位谭震林副政委，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与林彪、江青一伙对着干、以"大闹怀仁堂"而名播华夏的"谭老板"。他曾指着张春桥的鼻子严厉责问为什么要迫害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他因怒斥"造反派"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而被诬为"右倾翻案急先锋"。

　　谭震林是湖南攸县人，1902年生，1925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茶陵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第二、第四纵队政委、红一军团十二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他留在闽西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历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第六师师长兼政委、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委等职。1949年后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后又兼任山东兵团政委。

　　孔庙是有名的历史胜迹。占地3.27公顷，有大小460多个房间，范围很大，林木茂密，谭震林住的是中间的一个院子。朱林被安排住在院子里的一间侧室，住了约五六天。谭震林忙得不亦乐乎，白天都外出开会，晚上就听朱林汇报。他一连听了五个晚上的汇报。

　　朱林重点汇报了他在徐州秘密会见张克侠和在贾汪秘密会见何基沣的经过。

　　朱林汇报说，张克侠详细谈了目前三绥区部队的情况，他认为这支部队是老西北军也是冯玉祥留下的一点家底，上下比较团结，怕再被蒋介石吃掉，大家抱得很紧，起义条件是比较成熟的。特别五十九军是他的老部队，上至师长，下至士兵，会听从他的指挥。他和副军长孟绍濂已商定在适当时机率全军起义，并已经向两个师的师长杨干三和崔振纶做了工作，他们也都表示愿意起义。对团、营长，也按不同对象分别做了工作。但军长刘振三家属在上海，私人财产不少，又有抽鸦片的恶习。张克侠与他私交尚好，向他做过工作，他口头上也表示部队的出路只有起义，但届时能否兑现还难说。

　　关于七十七军的情况，张克侠说这个军是何基沣的家底，何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下辖的第一三二师师长过家芳思想进步，拥护起义。但军长王长海思想很顽固，争取他起义的可能性很小。

　　朱林又汇报说，他离开徐州后又专程到贾汪秘密会见了何基沣，并在贾汪住了三天，与何基沣单独谈了几次。正如张克侠所说，张、何两人是通气、合作的，许多问题的看法相同。何认为七十七军起义有不少有利条件，跟师、团长已沟通了思想，正在积极而隐蔽地进行起义准备工作，但军长王长海心怀鬼胎，和刘振三沆瀣一起，不大可能参加起义。何基沣已向副军长、师长、副师长、团长做了工作，通过他们再去做基层工作，到起义时如刘、王不参与或反对、破坏起义，就甩开他们。何基沣还谈到，七十七军的三十七师不大把握得住。但其中一个团（第一一一团）条件相当成熟，故特地将这个团放在第一线临城（现薛城）一带，一旦举事即可策应。

　　朱林汇报说，他专门向何基沣打听了国防部二厅（军统特务）在三绥区的情况。何说对二厅的特务我们一般心中有数。二厅还在前沿地带派有督战部队和小组，还配备了电台，可与南京国防部二厅直接联系。不过各师、团对这些特务均有办法对付。

　　谭震林特别关心地询问了冯治安的情况，要朱林尽可能谈得详细些。

　　朱林汇报说，他在贾汪期间，一天正好冯治安来贾汪视察部队。事前经与何基沣商定，中午由何设宴款待冯治安及参谋长陈继淹，并请了几个军、师长作陪。朱林则躲在一帘之隔处偷听他们的谈话。

　　冯治安滔滔而谈，说什么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蒋总统"一定要下大本钱、花大力气守住，已经调集了许多精锐部队，还有一些部队要调来，大家不必担忧，我们有足够实力与"共军"决一死战。"蒋总统"这些年来对我们部队有了新的看法，要不是信任我们，怎么会放心让我们守备这个大门口呢？希望各位将领加强防务，准备迎战，并与下面讲清楚，不要轻信谣传。请相信，我会为团体、为部队考虑前途的。

　　参谋长陈继淹则气势汹汹地说什么：最近迹象表明，共产党在我们三绥区的活动，是部队的最大祸害。诸位务必要引起注意，严厉查究共产党的活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各位将领务必精诚团结，听从"剿总"和"总座"（指冯治安）的指挥。

　　听了这番议论，朱林认为要争取冯治安起义是相当困难的。

　　朱林还向谭震林汇报说，驻临城的一一一团起义条件相当成熟。该团的团长叫张兆芙，军衔上校，起义决心很大。朱林还和六七个军官见面谈了话，他们都是营长和副营长，政治热情高，倾向我党我军，众口一词，希望快点起义。张兆芙团长还陪朱林吃了中饭。不过朱林反复告诫他，起义之前务必要做好保密工作，万一出事，就会功败垂成。

　　朱林还从张团长处了解到，国防部二厅有个督战小组在临城，负责人是个上尉，三四个人几支枪，还有一架专用电台。他们千方百计想渗透到各单位，被爱国官兵顶住了。在国民党军与我军防区之间，还有一个18里的真空地带，国民党有一个营的督战部队在此来回流动。

　　谭震林非常专注地听完了朱林的汇报，最后他说：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力争三绥区起义的部队越多越好。但我们对他们也不能抱过大的希望，如不能起义则要求他们让路，让出运河防线。起义后部队不立即参战，由我们指定地点集中，按照我军建军制度进行整编。

　　谭震林事后特别向华野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交代了对付三绥区的三条原则：一是力争该绥靖区起义；二是如不愿起义，给我军让开通路也可以；三是如既不愿起义，又不愿让路，即坚决予以歼灭。但不论该部是否起义，我军都必须做好周密的攻击部署，决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要把立足点放在军事打击上，而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秘密工作。

　　谭震林还强调指示说：对于三绥区起义的可能性，只能由纵队和师的领导掌握。对部队则动员要坚决进攻，全歼该敌。同时从秘密工作的角度来说，只有进行强大的军事打击，并结合开展政治攻势，才能给三绥区中赞同起义的进步力量以支持和援助，给动摇徘徊的中间力量以鼓舞，坚定其起义的信心和决心，才能给反对起义的顽固力量以强大震慑。

　　后来的实践证明，谭震林这些高瞻远瞩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粟裕签发华野《淮海战役攻击命令》。杨斯德十万火急赶往三绥区，却不料途中被扣留，亏得营长王世江是中共地下党员。

　　1948年11月4日，是淮海大战发起前关键的一天。

　　这一天，一份绝对机密又十万火急的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由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签署，用电报发到了各部队。命令规定：为贯彻淮海战役决心，"各部统于六日黄昏由现地开进"，"定于本月八日晚统一发起战斗"。命令对各兵团、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及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的任务等均作了明确规定。6日，粟裕又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说战役已经开始。

　　关于敌三绥区的情况及歼灭部署，命令指出："冯治安主力仍控制台儿庄、韩庄、贾汪、宿羊山、利国泽地区，守备运河沿线，一部守备临城、韩庄、临枣线及峄台（儿庄）线。"命令规定："七纵、十纵、十三纵附东兵团炮兵团（欠一营）任务不变（按本部10月23日战字十二号预备命令规定），统一由东兵团谭（震林）政委王（建安）副司令直接指挥。"

　　这就是说，华野三个纵队的任务是对冯治安所部两个军实行钳制性进攻，造成攻略徐州的态势，吸引徐州以西以东之敌邱清泉第二兵团和李弥第十三兵团向北、或停滞于徐州附近不敢大胆东援，以保障华野主力有充裕时间围歼以新安镇为中心的敌黄百韬之第七兵团。

　　这个命令表明，华野对黄百韬兵团志在必歼；对冯治安的三绥区是以政治争取和准备进行军事打击同时并举，同样是志在必"取"，非迫其就范不可。

　　冯玉祥留下的这支西北军基本部队，到了生死存亡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

　　杨斯德奉命十万火急地再次潜往三绥区，以协助何基沣、张克侠这两位中共特别党员组织部队阵前起义。他从曲阜出发，星夜兼程，于4日下午3时左右，赶到了运河以北国民党军前沿阵地，不料却遭到了敌人的扣留……

　　原来，这天下午，驻在运河以北的敌三绥区七十七军三十七师一一一团三营营长王世江，正在与九连杨连长谈话，忽然跑来一个哨兵向他报告说："从敌人方向来了两个穿便衣的人，打听我们部队的番号，看样子不像我们自己的人，已经把他们扣起来了，请营长指示怎么办？"

　　王世江心里一动。他刚刚在不久前将杨斯德和孙秉超秘密从自己防区送走，难道他们又来了？于是立即指示杨连长："你快去看看是什么人？"

　　杨连长去了不一会儿，就将两个穿便衣的人领到了王世江面前。王一看果真是杨斯德和孙秉超，心中大喜，紧紧地握住了他们的手。

　　杨斯德一见到王世江，说："真巧，果然就是你在这里。要不，恐怕还麻烦一阵子呢！"

　　王世江是在敌营里埋伏了整整十年之久的中共地下党员，并且是杨斯德第一次潜入三绥区后临时组成的党支部成员之一。杨斯德潜入三绥区调研半个月后，是经王世江营驻地秘密离开敌营的。读者不难想像，战争年代要在双方都是森严壁垒的阵地间通过，是要冒巨大风险的。说不定一声冷枪，一颗子弹就会要了你的命。

　　为了绝对安全，杨斯德奉华野首长之命再次潜往敌营时，选择的仍然是通过王世江营的驻地。

　　将王世江营放在最前沿这步棋，是何基沣的巧妙安排。

　　敌第一一一团于10月下旬奉命进驻临城，三营驻在陶庄煤矿。这儿是运河北岸，是国民党军防区的最前沿。前面就是解放军的防区了。由于这个团准备起义的基础比较好，我军一些人员的进进出出，大都通过该团驻地。

　　国民党特务对这个团特别是对王世江一直十分注意。师部特地派了一个名叫慎启元的谍报参谋专门住在三营，实际上对王世江进行监视。

　　王世江是1938年秋入党的地下党员，他埋伏敌营十年的故事，很有传奇色彩。

　　王世江是山东乐陵县人。1936年二十九军到该县招考学员，读过两年私塾和三年小学的他应招从戎，半年后被提升为班长。

　　"七七"事变那天，王世江和手枪连另一名班长刘树森被旅长何基沣派去侦察日军情况。半路上碰上日寇两辆敞篷汽车，王、刘二人机敏地撤至二一九团三营阵地。这时敌寇正大举向我阵地进攻，我军英勇还击，伟大的全国性抗日民族战争从此拉开了帷幕。

　　9月底，何基沣旅撤至河北省泊镇（现泊头市），改编为一七九师，何任师长，王世江在师部手枪连当班长。一天，敌寇几百名化装成便衣，从我军侧翼潜入，突然包围了师部。手枪连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掩护师长何基沣安全突围，而连队伤亡大半，王世江也负了重伤。

　　富有抗日爱国激情的王世江伤愈回到部队时，何基沣已从延安秘密访问归来，随后部队里陆续进来了不少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江曾和李明远（李连城）等五六人秘密相约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一天，党的地下工委书记邱晓亭（后改名邱静山）找到王世江，对他说："你要到延安去，这是爱国行动。去延安是为了抗日，那么，只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组织起来，仍然在老部队工作，起的作用会更大。"

　　经多次谈话，邱晓亭介绍王世江秘密入了党。

　　1939年秋，邱晓亭调到新四军五师工作，由王西萍接替任该师党的地下工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师部副官。为便于开展工作，何基沣决定成立搜索队，派李明远当副队长（队长是地下党员周宝文）；后又成立学兵队，派王世江当队长。这两个队基本上均由我地下党员所掌握。

　　正当党在一七九师的地下工作顺利开展之际，突然风云骤变，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这就是中共鄂西北特委干部项乃光被捕后叛变，出卖了组织。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立即悬赏大洋1000元下令通缉鄂西北特委书记王西萍，同时向蒋介石报告说何基沣有"共党嫌疑"。

　　党在一七九师的地下组织面临着被一网打尽、全军覆没的危险。

　　王西萍接到了迅速撤离的通知。他与何基沣密商后，采取紧急措施将中共地下党员分头转移去新四军五师或七七抗日工作团，很快转移完毕。

　　王西萍交代王世江说：何基沣要到重庆，实际上是调去受审查，不过问题不大。他临走时你可以把学兵队集合起来为他送行。

　　刚送走了何基沣，当天晚上王世江又在王西萍的安排下迎来了中共中央委员、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朱理治和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国华等同志。王西萍决定派搜索队一个班，由班长冯治忠（也就是杨斯德在三绥区成立的地下党支部成员之一）率领，李明远亲自带队，将朱、王等领导人秘密由湖北谷城护送至河南南阳，尔后他们乘火车去西安转道去延安。

　　这个艰巨的任务完成后，王西萍对王世江说："搜索队的学员由周宝文同志率领转移到新四军。你们学兵队属于师的建制连队，保留下来问题不大，你也没有暴露，就留下坚持吧！"

　　又过了几天，一七九师五三七团团长过家芳的弟弟过家干（地下党员）告诉王世江一个惊人的信息：你们学兵队有人告了密，集团军总部军法处可能要派人来搜查你，你要做好准备。

　　果然，第二天中午，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军法处长曹乃武（外号曹黑子），带着人突然来到了学兵队。好在王世江早已想好了应对之策，巧妙周旋，安然过了关。

　　一年后，何基沣从重庆回到了部队，仍任七十七军军长。他将王世江调任工兵连连长，后又调为骑兵连连长。李明远在1942年春由于受到"通缉"而撤离。王世江虽然没有暴露，但他的处境也很险恶。

　　师政治部有个叫景熙乾的特务，与王世江连队里的排长褚同霖交上了"朋友"。一天褚同霖对王世江说："眼下一七九师的政治形势很明显，从延安来的人一个也不见了，恐怕他们今后也来不了啦！为了个人前途，王连长还是站到国民党一边为好。"

　　王世江心明如镜，他知道褚同霖是受景熙乾之命来策反自己的。但这个排长是小知识分子，贪生怕死，于是软中带硬回答说："我是个大老粗，对党派活动不感兴趣，否则我早就到延安去了。在政治上我是个穷光蛋，没有什么油水。但我有个怪脾气你是知道的，谁敢打我的主意，想陷害我，那我对他可不客气，你来看！"说着王世江站起身来，拍拍挂在腰间的手枪："这里面装着顶门火，一扣扳机枪就响！"

　　褚同霖脸色大变，支支吾吾地说："王连长你放心，咱俩是同生共死患难的朋友，甭说你不是共产党，就算是真的共产党，也决不会从我嘴里吐出真情。"

　　后来褚同霖一直对王世江不敢造次。抗战胜利后他长假不归，消除了一个隐患。

　　1943年初，何基沣下令提升王世江到五三六团三营当副营长。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开到徐州，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李明远，得知李是奉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之命来与何基沣秘密联络的。搞地下斗争的同志在虎穴狼窝里能够相聚，那股亲热劲是难以言表的。两人互诉衷肠，畅谈别后三年的经历，整整谈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王世江跑到军部找到何基沣，说李明远回来了，何大喜，说："太好了，真的把他盼到了！你今天晚上8点陪他一块到我这里来。"

　　十年，在王世江的人生历程中，是不算太短的岁月。为了长期埋伏不暴露，他在旧军队这个大染缸里，既要"同流"，又不能"合污"，既要"装鬼像鬼"又不能变成鬼；既要皮白，又要心红；既要在污泥塘里打滚，又要像荷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十年的地下斗争比之于在战场上刀对刀枪对枪地厮杀，在心路历程上所经历的磨炼更为艰难。

　　淮海战役前夕，在杨斯德潜入三绥区后，王世江又和谍报参谋慎启元进行了一次斗智斗勇。

　　王世江知道大战一触即发，起义在即，而这个谍报参谋整天在营部，实在碍手碍脚，必须首先将他干掉。否则，让此人先下了手，将对起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些天，王世江手枪里的子弹随时上膛……

　　但想来想去，先下手干掉慎启元，在全师势必引起很大的震动。小不忍则乱大谋，王世江决定"智取"，用金钱收买他。

　　有一天，在行军途中，王世江装作非常关心、非常推心置腹地对慎启元说："慎参谋，你何必为他们这样卖命？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你就不想想后路，不想想家眷？"说着，从衣袋里摸出早就准备好的200元"金圆券"，说："你的家眷在徐州，打起仗来徐州是不安全的，这点钱给你回去作安置费用。祝你们全家平安！"

　　慎启元接过钱，并表示了谢意，翌日就溜回徐州了。这一天是11月2日，离大战开始只剩下四天。

　　3日，上峰命令第一一一团团长张兆芙将全团迅速撤退至运河南岸，凭河据守，准备抵抗解放军即将发起的进攻。但何基沣考虑到与我军联系方便，也便于我军迅速渡河，有意地悄悄告诉张兆芙，将王世江的第三营留在运河北岸。

　　于是杨斯德进入敌营后，第一个遇到的正巧就是王世江及其掌握的部队。否则，麻烦一阵子不说，也许三绥区起义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杨斯德对王世江说："情况非常紧迫！我在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到贾汪见何基沣副司令官，交通工具你想想办法。"

　　临城距贾汪还有上百里路。营部没有小汽车，地方的汽车及火车又不通，王世江说自己刚买了辆新的自行车，可供杨斯德和孙秉超使用。杨斯德和孙秉超当即决定两人合骑自行车，由孙秉超带着杨斯德赶路。

　　临别时，杨斯德紧紧地握住了王世江的手，深情地说："大部队正在行动，战局发展很快，你们营要做好准备，随时待命行动。另外，现在已来不及派人去徐州接你老母亲了，只好转告在徐州的地下党，设法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这个问题请放心。你还有什么想法？"

　　王世江对组织上为自己想得如此周到，心里很感动又很感激。他激动地说："请组织放心，家属问题决不会影响起义的行动计划。"

　　杨斯德望着王世江这位山东老乡憨厚的面容，心想，这是个多好的同志啊！为了党的事业，他在秘密战线上冒着生命危险战斗了十年之久。如今起义在即，他又置家属的安全于不顾。这样顾全大局、临难忘身的同志，多么可敬可佩！他和孙秉超两人同时紧紧地握住了王世江的手，动情地说："任务完成后，一定报请上级给你记功嘉奖。"

　　王世江交给杨、孙二人一张通行证，目送他俩骑上自行车，急匆匆地直奔贾汪而去……

　　淮海大战发起前一天，国民党在情报战上就先输了一个回合。邱清泉和黄百韬在"剿总"会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却谁也说不清华野主力在哪里。

　　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军事家都笃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至理名言，因而想尽各种办法千方百计获取对方的情报以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淮海战役前的情报战，双方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当时，国民党军在获取情报方面拥有比解放军更为先进的各种手段。首先，它有数量众多的空军。它派出的侦察机可以肆无忌惮地出没于解放区上空而不怕被击落，因为那时解放军既无飞机亦无高射炮。侦察机掠过长空，从空中鸟瞰地面上解放军的行动，可谓历历在目，在这方面获得的情报既及时又准确。

　　其次，国民党军拥有先进的无线电侦听手段，可以从空中获取解放军电台发出的电波，尔后加以破译，从中获取情报。

　　再次，国民党从徐州"剿总"到各兵团、各军、师、团都拥有众多的情报（谍报）人员，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或公开或隐蔽，千方百计用各种办法获取解放军的情报。

　　第四，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亦采取各种方式潜伏在解放区，个别的甚至渗透到我党政军内部，以获取我军的情报。总之，淮海决战开始前，国共两军秘密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情报战，开展得非常激烈、尖锐、热火朝天。

　　"出其不意"是双方统帅部用兵的一个基本特点。为此，华东野战军把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和作战计划，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粟裕等华野首长在10月23日签发的《淮海战役预备命令》中，为此特别作了如下规定：

　　1.各部均须先行派队至指定集结地区，配合地方武装、政府，布置封锁消息。

　　2.除在山区内部可以利用白天分散开进外，其余一律利用夜间行军开进并严格注意防空保密。

　　3.为免过早暴露，各纵队行动中，尽量利用长途电话线接线联络，汽车传骑联络，到集结地点后，再行恢复电台联络。

　　顾祝同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协助蒋介石参赞军机。11月4日上午9时许，他偕同作战厅长郭汝瑰等人从南京飞抵徐州。到机场迎接的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参谋长李树正、兵团司令黄百韬、李弥、孙元良，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主力军军长熊笑三、高吉人、余锦源、舒荣、周开成、黄淑等四十余人，可谓盖冠云集，军政大员毕至。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飞机徐徐降落。机舱门打开，顾祝同出现在机舱门口，他向欢迎者频频招手致意。欢迎人群热烈鼓掌，向这位权倾朝野的参谋总长、陆军二级上将（去台后于1972年晋升为一级上将）表示欢迎和敬意。

　　紧随在顾祝同身后的，是一位佩戴着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矮个子将军，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国防部三厅（作战）中将厅长郭汝瑰。

　　请读者注意，这位郭汝瑰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他早年曾是中共党员，此时虽未恢复党籍，但暗中为共产党工作。用时下流行的语汇来说，也可以称为"红色特工"。

　　笔者采访过的一位国民党上校团长，他以十分感慨的口气说："当我后来听说郭汝瑰也是共产党以后，真是大吃一惊！共产党的神通真广大。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有什么秘密不知道？连他也是共产党，国民党岂有不败之理？"

　　郭汝瑰是四川铜梁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毕业。早在1929年，他就由袁镜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郭汝瑰的人生道路并非一条直线，而是经历了一个"之"字形。他的堂兄郭汝栋是川军名将，参加了辛亥革命，曾任川军第九师师长兼第四路军总指挥。他对堂弟郭汝瑰十分关心器重，送其去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到了异国他乡，和党组织的联系也就中断了。这使郭汝瑰引为终身憾事。

　　在国民党军队中，郭汝瑰一帆风顺，先后担任过师参谋长、代理师长，率部参加了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后来升任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暂编第五师师长，并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和长沙保卫战。在神圣的抗日民族战争中，他浴血疆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搏斗，无愧于一个炎黄子孙。

　　抗战胜利后，郭汝瑰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黑暗腐败和内战政策十分不满。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于1945年秋派任廉儒秘密与他联系，进行争取工作。

　　任廉儒是四川邻水县人，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兵运工作，早在1929年至1930年，郭汝瑰在川军中任连、营长期间，和任廉儒就是莫逆之交，常相往来。其时，两人都是共产党员，郭对任廉儒还从经济上给予接济。时隔十几年后，两人见了面，这时郭汝瑰已是国民党的将军，身居高位，任廉儒则在党的秘密战线上坚持战斗。两人见面后重叙友情，感到格外地亲切。

　　郭汝瑰对与党失去联系深感愧悔，表示了希望恢复党籍的热切愿望。任廉儒向南方局汇报后，12月间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又亲自会见了郭汝瑰，从思想上政治上对郭汝瑰进行了帮助启发，这使郭进一步靠拢了党组织。

　　不久后，何应钦邀请郭汝瑰去美国，参加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工作。郭汝瑰感到事关重大，于1946年春节再次会见董必武时请示说："如果党需要我工作，我也可以不去。"

　　董必武高瞻远瞩，说："不妨碍你的事业，你还是可以去美国。革命事业很远，中国革命最后还要与美国解决。你去美国，多调查了解美国的情况，与党保持联系，还可以为党工作，这也是革命的需要。"

　　此后，郭汝瑰更密切地和任廉儒保持着单线联系。

　　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由周恩来、张治中和美国的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执行停战令。郭汝瑰作为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随员，与周恩来常有接触。3月，郭随张治中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欣欣向荣，思想上受到极大的触动，回到党的怀抱的心情更加迫切。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一手挑起了全国性大内战。郭汝瑰对蒋的这一倒行逆施十分愤慨，决心投入反蒋反内战的时代洪流，以实际行动为党工作，争取将功补过，早日回到"娘家"。

　　郭汝瑰没有随何应钦去美国。他于1946年10月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办公厅副厅长，不久改任国防部第五厅厅长，1947年3月改任第三厅厅长。第三厅也就是作战厅，是主管整个国民党军作战事务的一个办事机构，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军事机密单位。

　　中共代表团于1946年5月从重庆迁到南京后，任廉儒也随周恩来、董必武到了南京。党组织让他以"上海川盐银行经理"的身份作掩护，一直与郭汝瑰保持秘密联系。郭在此期间提供给党的机密情报，就是由任廉儒负责转递的。例如淮海战役发起前，任廉儒的妻子罗莹澄在上海亲眼看到郭汝瑰将一份军事情报悄悄交给了任廉儒……

　　5日上午，在徐州"剿总"召开的绝密军事会议上，首先由郭汝瑰介绍了全国战场的形势。他用一根长棍指着墙上的巨幅地图说："廖耀湘兵团已于上月26日被歼灭于黑山、打虎山地区，沈阳已经陷落，东北国军主力已经完了！"

　　这话从一个权威的作战厅长口中说出，给到会人员心理上造成的震撼是巨大的。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平时对报纸、广播等等是不大相信的，甚至斥之为是"共产党的宣传"。只有当国防部宣布"东北主力已经完了"之后，才真正相信东北已经易手。这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使会场气氛显得十分沉重，大家低着头一言不发。顾祝同一看不妙，想给大家打打气，于是勉强提高嗓门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希望在座各位将领吸取东北战场血的教训，在徐蚌地区来个大歼灭战，扭转危局，争取全面转败为胜，报效党国和校长。"

　　接着，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报告了当面国共两军兵力和部署情况。他说：据情报，"共军"刘伯承邓小平部主力东移，前锋已越过郑州，向开封、兰封、太康地区集结；菏泽、巨野有其两个纵队的兵力。陈毅粟裕部主力由鲁中南下，前锋已到临沂、泗水地区；在苏北的两个纵队已向徐州会合，有强迫我在徐、蚌地区决战的可能。

　　请注意，这时离淮海战役发起只有一天，我各路大军正在向黄百韬兵团急进，但是这位参谋长却还在大谈有此"可能"，这充分表明国民党在情报战方面，在战役发起前就已经输了一个回合，而且是一个决定性的回合。

　　李树正还未讲完，邱清泉就站起来反驳说："据我们侦察，共军陈毅部的五个纵队先头已抵曹县、成武、砀山（均在徐州以西）。你说敌有两个纵队在菏泽、巨野集结，与事实不符！"

　　邱清泉话音刚落，黄百韬也站起来反驳邱清泉说："据我们侦察，陈毅、粟裕部主力确实已在鲁南集结，已向郯城方向活动，而不是在鲁西（曹县、成武、菏泽等地）集结。据我判断，敌人有首先向我兵团发起攻势的可能。"

　　邱清泉是个性急好胜的人，岂肯认输，他听了黄百韬的话后，马上"顶"了回去，说："我们用不着争论，打起来再看谁说得对。"

　　这两位不久将命丧淮海战场的兵团司令官，尽管各执己见争论不下，但他们谁也没有正确判明我军真正的战略意图，也弄不清我军主力之所在。这既表明了敌指挥员的颟顸，也表明了敌方情报部门的无能。

　　郭汝瑰在全国解放后曾写过一篇题为《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的回忆史料，披露了他所知的许多历史内幕，读者可以参阅。掌握了如此众多和高级机密的作战厅厅长，竟然会是暗藏的共产党"间谍"，试想国民党还有什么军事机密可言？

　　顾祝同在会议总结讲话中，也不得不承认："淮海决战近在眉睫，我军调动尚未就绪"，"对敌军企图和动态要进一步侦察；对我军部署，部队都摆在陇海沿线，态势不利于尔后作战，要从速调整"，云云。

　　当时在国民党高层中，也有人对郭汝瑰是有所怀疑的。杜聿明就是一个。他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后来他拟定了救援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计划，就只对顾祝同单独汇报，而不让郭汝瑰知道。杜聿明当时的想法是："早在1948年春顾任参谋总长时，我即对顾说过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反对郭任第三厅厅长。顾当时批评我说：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笔者注：顾祝同在升任参谋总长前，曾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总司令，其时郭汝瑰是顾的参谋长），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但杜聿明不听顾这一套，对郭汝瑰仍十分戒备。淮海战役期间杜升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他就公开对顾祝同声明：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汝瑰知道。如果郭知道了，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

　　这表明，郭汝瑰在敌人统帅部为我党我军提供情报，其处境是非常危险的，敌人已有所察觉，随时都有被识破而坐牢杀头的可能。郭本人后来在一篇题为《走向光明》的回忆录中曾坦言：

　　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也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毒辣，想到一旦我与共产党早有联系的情况泄露，将会被严刑拷打、血肉横飞、求死不得的情景，确实有点不寒而栗。我想不如引咎辞职，早日离开受嫌疑的境地为好……另一方面，我看见形势急转直下，按照党的指示，我担任第三厅厅长的任务已经完成，迫切希望能够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奔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区……

　　但后来郭汝瑰还是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设法争取到了带兵官的位置，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兼第七十二军军长。1949年12月9日，郭汝瑰率七十二军于四川宜宾光荣起义。当然这是后话了。

　　国民党为什么在淮海决战开始前，在秘密战中的情报战中惨遭败绩？杜聿明对此曾总结教训说："在淮海战役之始，徐州附近人民对于国民党军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国民党军的特务只能派出，无法返回。徐州四周密布的特务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甚至有许多地区人民以虚报实，或以实报虚，迷惑国民党军。如丰县、黄口间仅有解放军二、三野之一部，而国民党从人民方面得来的情报是二野主力……"因此，杜聿明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哀叹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国民党军这时恰恰相反，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怎么能制胜呢？而国民党军之所以全军覆没，固然是由于它本身腐朽，指挥机构无能，其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军丧尽民心。"

第四部分

暗通款曲

　　黄百韬兵团正在作困兽之斗，团长萧德宣却暗中策动师长赵璧光率部投诚。原来他是改名换姓长期埋伏的中共特别党员。

　　在歼灭黄百韬兵团的过程中，发生了一起由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和联络部副部长徐宗田指导的秘密斗争。而这场斗争的主角--上校团长萧德宣，有着一段非常生动曲折的传奇故事。

　　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在黄百韬兵团正在苦苦挣扎作困兽之斗的关键时刻，导致了他的一个主力师师长赵璧光率部投诚。这件事还引起了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主席的关注，这位伟人把赵璧光这个名字和刚刚投诚的孙良诚一起写进了他亲笔起草的一份历史文献--《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样一来，不仅使赵璧光这个名字流传后世，而且使这起秘密斗争同样载入了史册，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事情发生在1948年11月17日和18日。

　　中央军委确定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围歼国民党第七兵团。11月6日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各路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四面八方向该兵团出击。特别是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后，我军迅速渡过运河直插陇海路，截断了该兵团西逃之路，于11日将其包围在以碾庄圩为中心的纵横十余公里的狭小地区内，造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

　　但该兵团毕竟有四个军--后来增加到五个军。十几万人马，武器装备精良，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即将覆灭的最后时刻必然要作困兽之斗，因此战斗打得很艰苦，逐个村落、甚至逐房逐屋地进行争夺。人民解放军为此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国民党第四十四军原先并不属于第七兵团。直到11月5日晚上，徐州"剿总"才电令该军撤出海州，并划归第七兵团指挥。8日，该军中将军长王泽浚（原先还兼任第九绥靖区副司令官）率部抵达炮车，向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报了到。黄命令他率该军通过运河铁桥后，准备在徐州以西与解放军"决战"。

　　9日，王泽浚率四十四军到达陇海路上的赵墩车站。这时情况已经大变，黄百韬改令他防守碾庄南面的阵地。黄百韬一再告诫各军军长说："你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事，准备独立作战，以尽军人天职。有些人眼睛中只看着我是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他们（笔者注：指邱清泉）是不会全力支援的。我们也决不能给别人看笑话。"

　　王泽浚接到黄百韬这一指示后，感到自己手中尚有两个师加上军部直属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通信兵营、重迫击炮连等，全军尚有一万五千余人；他还错误地判断自己正面方向是解放军苏北兵团，是地方部队，解放军主力在北面，故而思想上还存在着轻敌麻痹情绪。

　　四十四军是四川部队，被人称为川军，列入"杂牌"行列。该军下辖一五○师和一六二师。一五○师是主力师，其中第四四九团又是师的主力。该团上校团长萧德宣，是四川达县人，深受王泽浚的器重。

　　13日下午，我军对敌一五○师四五○团阵地发起进攻，激战至14日，将该团予以全歼，团长杨南邨以下官兵均被生俘，除击毙者外仅有四十余人逃脱。

　　14日黄昏，我军又向敌一五○师四四八团驻守的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敌人疯狂挣扎，双方展开激战，形成拉锯。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对敌人碉堡逐一炸毁，战斗至15日拂晓前，敌四四八团败退至车站附近，团长何亚颜负了伤。

　　一五○师少将师长赵璧光命令师预备队四四九团团长萧德宣，立即派一个营占领铁路一线，伺机出击，保卫住军、师的指挥所。他对这位团长的指挥能力，一直非常赏识。他想借重萧德宣挽狂澜于既倒。

　　然而，萧德宣肩上挂的虽然是国民党上校军衔，实际上他是长期潜伏在敌营的中共地下特别党员。

　　早在1939年，当时名叫萧仲勋的中共地下党员，就是国民党军一九三师五六二旅一二二一团副团长兼第三营营长。这一年的5月10日，根据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参谋处长张体学的指示，萧仲勋在新四军联络人员萧楷、吴良臣等同志的协助下，在河南内乡发动该团三百多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武装起义。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闻报大怒，急调重兵"围剿"。众寡悬殊，起义宣告失败，萧仲勋负伤后率通信员李荣生（中共党员）、王明肃坠岩逃脱，又佯装"教友"，躲入襄阳城里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总算躲过了通缉。

　　风声稍缓，萧仲勋派李荣生秘密到大洪山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向李先念、朱理治、张体学等领导人报告了起义失败的经过。其实李先念等人早已得知了有关情况。张体学指示萧仲勋回四川老家去开展革命活动。好不容易辗转回到了四川达县，萧仲勋得知家已被官府封了，他在这儿也是被官府通缉的一名"逃犯"。

　　"此地不留我，自有留我处。"离开达县老家后，萧仲勋又到重庆活动，经友人引荐，他面见了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王泽浚的父亲王缵绪是川军名将，此时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他要儿子到四川招募新兵，于是王泽浚委派萧仲勋任二十九集团军补充兵团新编第四旅第八团中校副团长。萧仲勋训练新兵很有一套，1940年3月他率新兵团开往前方--湖北大洪山途中，又巧妙地对付了日本侵略军的"扫荡"。这一来，他受到了王泽浚的赏识，被调到主力部队六十七军任副团长。由于该团驻防地区紧靠新四军第五师，萧仲勋又和张体学恢复了秘密联系。从此，萧仲勋在二十九集团军中开始了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以求在最重要的时刻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一天，萧仲勋突然接到电话，要他于翌日前往双洋总部，说汤总司令要传见他。

　　萧仲勋心中忐忑，不知此去是凶是吉。他到总部后，接待他的军法处长向他出示了一份绝密电报，上写：据汤副长官称："奸匪萧仲勋策动部队逃叛附匪后，据报近又潜入二十九集团军活动。请饬王总司令立即缉拿径送南阳我部究办，勿使漏网。"据此，仰即送本部查明处理为要。电报末尾署名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萧仲勋看完电报，才知道东窗事发，汤恩伯穷追不放，非要置自己于死地。看来，现在自己已落入人家的掌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有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了。

　　忽然，第二十九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王缵绪走了进来。萧仲勋连忙向他敬了个礼。

　　王缵绪双目炯炯。他凝视着萧仲勋，好一阵子后他走到萧跟前，拍着萧的肩膀说："这么个年轻娃娃，还学会诸葛亮那一手哩！烧得好，烧得好！不然，我这个总司令又得上山打圈圈了。这叫李德公一惊一喜啊！"

　　王缵绪说的"诸葛亮火烧那一手"，是指萧仲勋不久前在青猴指挥部队向前来"扫荡"的日寇发动火攻，又亲率敢死队向敌猛袭，敌遗尸百具，我缴获战马10余匹，步枪170多支，掷弹筒7具。战后，萧受到王泽浚及其父王缵绪的表彰。今天王缵绪再提此次战斗，说明他对萧印象极佳。

　　萧仲勋说："我世代书香，汤副长官血口喷人，指鹿为马，其目的乃在杂牌军中节外生枝，寻找借口，以收纳共党分子之名，行其野心兼并之实。但他汤恩伯毕竟是中央军的嫡系，我等四川杂牌只能唯命是听。总座不必为我这个小人物开罪于他，请按他指示送我去南阳……"

　　萧仲勋深知川军和中央军嫡系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他用的是"激将法"，目的是争取川系将领王缵绪的支持，以挫败汤恩伯的图谋。

　　王缵绪一听，果然来了气，他愤愤地说："水、旱、蝗、汤（汤恩伯），人人深恶痛绝！"接着他向萧仲勋询问了一些情况，说："李德公的电报并不是叫直接送南阳，而是送本部查明处理。德公对汤恩伯不是那么言听计从的。你这娃娃不知道，我把偌大一个四川省交给了总裁（指蒋介石），难道还不能与他汤恩伯相比吗？"

　　王缵绪决定保送萧仲勋去老河口第五战区将校训练班学习，并交代萧带介绍信去面见李宗仁，借此使德公看看你的才华品宇。还说，青猴之战，你立了大功，正好向德公汇报作战经过。

　　萧仲勋见了李宗仁后，用的仍然是利用李、汤矛盾以求自保的斗争策略。李宗仁对汤恩伯的飞扬跋扈一直看不顺眼，萧仲勋摆出大量事实，使用"激将法"，加上李宗仁又很赏识萧的才华，得知萧是四川大学文学士，家境富裕，投笔从戎是为了抗日救国。谈到最后，李宗仁对萧说："你明天一起床就回去，不必到训练班了。一切情况王总司令会给你谈，你今后正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令萧仲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返回双河见到王缵绪后，竟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活着的萧仲勋变成了刚刚病故的萧德宣，中校副团长变成了上校团长。

　　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先萧仲勋心中一直猜想见了王缵绪后会受到何种处置，谁知王缵绪见了萧后，第一句话就问得十分蹊跷："你叫什么名字？"

　　萧仲勋暗暗一笑，心想这老头子还不到花甲之年，怎么就这样昏聩健忘了呢，于是答道："我叫萧仲勋。"

　　王缵绪又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四川达县。"

　　不料王缵绪听后连连顿脚，怒声说："不，你不叫萧仲勋！你也不是四川达县人！"

　　这使萧仲勋大惊失色，手足无措，呆呆地站立着，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军法处长傅晓军手持一份电报走进门来，高声说："给团座道喜了！"随即将电报交给萧仲勋过目。只见电报上写道：

　　南阳汤总司令：

　　本部无四川达县萧仲勋其人，只有四四五团河北安国萧德宣，在本部多年，一贯忠于党国，来电未便遵办，除上报李长官外，谨复。

　　王缵绪

　　接着，王缵绪对萧仲勋说："你现在马上去四十四军，也不要去六十七军告别了。上周一四九师四四五团团长萧德宣病故，还没有上报军政部，经与德公商量，就这样处理了。"

　　这真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此后，萧仲勋这个中共特别党员，就改名为萧德宣，并在四十四军站稳了脚跟。该军军长王泽浚当然参与了这一"冒名顶替"事件的密谋。因为他相信这个出身富家的大学生不会是穷人才会去干的共产党。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萧德宣，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开始前，终于又和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及联络部副部长徐宗田取得了秘密联系，从而在他们的指导下更有成效地开展地下工作。

　　11月15日拂晓，萧德宣听到"嗒嗒"的马达轰鸣声自远而近。透过浓雾，他影影绰绰看到三辆坦克开到了团的阵地前约30米处。坦克顶部有人探出身来高声喊道："我们是第二兵团的，来和黄司令官联络的，你们的兵团部在哪个村庄？你们是哪个部队？"

　　萧德宣一听，心想糟了，难道邱清泉兵团的援兵真的开过来了？果真如此，对解放军围歼黄百韬兵团将是非常不利的。

　　那三辆坦克见此情景，打了几炮后开进到一处旷地成三角配备停了下来，正好隔断了第一五○师和军部及友邻一六二师的联系。

　　萧德宣有所不知，这三辆坦克是人民解放军华野第六纵队十七师师长梁金华亲自指挥，到敌前沿进行侦察的。

　　萧德宣立即抓住这一时机，邀请师长赵璧光和四四八团团长何亚颜到本团指挥所，共同商讨部队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萧德宣的意图很明白：敦促全师剩余部队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事前，萧德宣向全团连以上军官讲了面临的形势，指明了出路，并作了相应的部署。还指定搜索连连长郑多裕和特务排排长彭汉光，站在团指挥所门口以应付突发事件。

　　赵璧光、何亚颜来四四九团指挥所后，萧德宣先讲了当前的战况，然后单刀直入，问道："师长，何团长，是打？是坚守？是投降？还是退到兵团阵地上去？"

　　赵璧光与何亚颜低头不语，空气好似凝固了。

　　据赵璧光后来撰文说，当时他看到解放军火力猛烈，炮火连天，房屋着火，墙壁倒塌，火势熊熊，犹如天崩地裂一般，通信设备全被击毁，军、师之间通讯联络中断，已伤者再伤，死者重遭炮击，尸横遍野，目不忍睹，他感到这个仗不能再打了，决心起义投诚，以求得人民的宽大对待，减轻罪恶于万一。但无奈找不到机会，心里也存在正统观念，感到这样做对不起军长王泽浚。

　　见赵璧光、何亚颜不开口表态，萧团二营营长余孟刚大声说："要打，叫师长、何团长去打，我们是不打了！孤儿寡母哭起来可怜！"

　　赵璧光看了看萧德宣，说："现在就只你们团是完整的了，仲勋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好了。"

　　赵璧光毕竟是萧的老上级，他一直称呼他过去的名字萧仲勋。他也没有把这起"冒名顶替"事件向特务告密。川军中的地域观念极强，哥儿们义气的观念很重，这也使得萧仲勋--萧德宣这个中共特别党员能长期潜伏而未致暴露。

　　萧德宣听赵璧光如此尊重自己，也就说："孟刚兄的话很对。不过最后还是请师长和亚颜兄决定。"

　　赵璧光说："不打了，就投降吧！不过，这怎么对得起军长啊！"

　　萧德宣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也跑不掉。"

　　师长表了态，萧德宣的争取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效。于是他叫营长余孟刚带四连连长陈华，手持他本人写的一张纸条，去解放军阵地接洽部队投诚事宜。他交代说："你拿我的纸条，找到解放军任何一个团以上政治机关都行。"

　　为了怕赵璧光、何亚颜临时变卦，萧德宣布置专人看管，不让他们离开。

　　萧德宣立即要求师直、四四八团和本团所属部队全体集合清点人数。经查，师直只剩下一个迫击炮营计200余人，四四八团就剩下团长何亚颜一人，师参谋长李鼎等10余人不愿投诚逃往兵团部。萧团人数最多。总计这次投诚人数共约2560余人，此外还有他们所携的全部武器装备。

　　不一会儿，华野第六纵队派一位营长和营教导员前来接收投诚部队，并很快接管了该师阵地。他们紧紧握着萧德宣的手，热情地说："欢迎！欢迎！你们快向西撤下去休息，我们掩护！"

　　这时，天空嗡嗡作响，突然飞来两架国民党飞机。萧德宣急忙命令部队扯起对空联络信号。飞机两次俯冲，大概飞行员看到陆空联络符号均正确无误，遂拉起机头飞走了。

　　敌人还是很快就觉察到了一五○师的投诚行动。从黄百韬兵团的阵地上飞来了一发发罪恶的炮弹--敌人开始所谓的"追击射击"了。很快，解放军炮兵向敌人发动了猛烈轰击，接着步兵发起冲锋。敌四十四军和一六二师不久后被歼灭，军长王泽浚、军代参谋长李秾、第一六二师参谋长邱正民等人被俘。

　　萧德宣策动赵璧光率一五○师投诚后，随着四十四军的被歼灭，黄百韬兵团失去了西面的屏障，加速了灭亡的进程。4天后，即11月22日，黄兵团即被华东野战军全歼，使我军获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全胜。

　　毛泽东对一五○师的投诚给予了肯定和赞扬。12月17日，他在亲笔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说："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

　　毛泽东多次指示要写信派人劝告刘汝明起义。华东军区又派冯玉祥的小舅子李木春秘密到蚌埠会见了刘汝明。李返回后舒同夸奖他策反有功。

　　1948年11月18日，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一份电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给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对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和行动方案作了明确指示。其中第二点是："以九纵对付刘汝明，节节阻止他，不和他打硬仗，着重写信派人劝告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反蒋起义，同时展开公开的政治攻势。"

　　中原局、华东局和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政治机关，对刘汝明、刘汝珍兄弟曾多次写信、派人对其开展了秘密策反。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王赞亭外，还有一个派出的代表名叫李木春，他是冯玉祥将军的小舅子，李德全夫人的二弟。

　　华东局常委、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和军区敌工部部长刘贯一，当面向李木春交代了此行去蚌埠面见刘汝明的任务，并指定李是作为华东军区和陈毅司令员的特派代表前往，身份非同一般。

　　刘汝明万万没有想到，刚刚送走了王赞亭，又迎来了李木春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他想，李木春是老长官冯玉祥将军的小舅子，可得罪不起呀！

　　还使刘汝明大惑不解的是，仅仅几个月以前，李木春还在自己的麾下当少将高参，两人常在一起，称得上是知己，是莫逆之交，他还是自己的心腹智囊。可是现在他却成了华东军区和陈毅的特派代表，真是世事如转篷，变化之大，速度之快，简单难以料想。

　　李木春原名李连海、李海，别名张木春。1905年8月出生，河北通县人。解放前后曾任山东军区高级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兼中共山东分局勤建公司副经理，后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江苏省城建厅材料处处长、南京市城建局副局长等职，1973年去世。笔者曾于1993年5月28日访问过他的妻子冯恺明老人。

　　让我们先看一下李木春的传奇经历以及他和刘汝明、刘汝珍的历史关系。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华东军区敌工部门在选用秘密斗争人选方面的高明之处。

　　1924年2月19日，冯玉祥和李德全在北京喜结连理。当年秋，李德全夫人的二弟李连海（木春），也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这一年他19岁。翌年，冯玉祥把他送到苏联留学，在乌克兰基辅军官学校学习炮兵，和刘汝明的胞弟刘汝珍是同窗学友。两人朝夕相处，互相切磋，友谊甚笃。

　　冯玉祥于1926年访问了苏联。在此期间他向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提出派一批共产党人到西北军中工作。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选派了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二十几名共产党员回国。打前站的三个人，其中有邓希贤和李木春（当时叫李连海）。邓希贤那年23岁，李木春21岁，都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青年人，革命精神旺盛，身体都很好。那时交通不便，他们越过大沙漠，途经库伦，一路上有时乘坐运军火的大卡车，有时步行，有时骑骆驼，历尽千辛万苦，整整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才到了内蒙古。

　　1982年9月15日下午，为纪念冯玉祥将军百年诞辰，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冯玉祥将军亲属时回顾他1926年从莫斯科回国一事时说："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二十多个人，刘伯坚同志也是那个时候来到了西北军，做政治部长。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记得1926年跟李（德全）大姐的弟弟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待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古。回到内蒙古后，焕章先生五原誓师，李大钊同志还派人送来了作战计划……"

　　1992年4月2日，笔者访问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同志时，她说从苏联与邓小平同志一起回国的就是她的二舅李连海（即李木春）。

　　李连海不仅留学苏联，还到日本留过学。他于1927年到日本，进东亚补习学校学习。1928年4月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野战重炮第一联队学习。在日本期间，李连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实现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贡献一切。1929年夏，经李光亚、杨若增介绍，他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当时处于秘密工作条件下，中共留日支部只是告诉他说其入党申请书已获批准，没有任何文字资料，亦没有履行入党手续。这种情况当时亦非他一人。可惜，中共旅日支部后来遭到破坏，李若增、杨光亚被捕，这样李连海就失去了组织联系。在后来长期工作中，尽管他自觉地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但却是个党外进步爱国人士。

　　1930年李连海从日本回国，先在山西汾阳西北军干部学校任军事教官。1933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大队长，1940年任西北军整编二十四师一旅旅长。后来到刘汝明部任高级参谋。

　　刘汝明和刘汝珍对李木春在日本参加过中共地下组织这段历史并不知情。在"二刘"心目中，李木春既是冯玉祥将军的至亲，又留苏、留日，科班出身，军事上很有才能，所以一直刮目相看，待为上宾。

　　从1940年到1945年，在抗日战争的困难岁月，刘汝明部驻防于河南泌阳、确山、信阳一带。李木春在刘汝明手下当了整整五年高级参议，官至少将，为刘部抗击日军出了不少好点子。抗战胜利后刘汝明部改为第四绥靖区，刘仍任用李木春为高参，常与之议论军政大事，推心置腹，可谓信任有加，言听计从。

　　然而，人各有志。高官厚禄，万贯家财，豪华的生活，都拴不住李木春向往共产党的那颗金子般闪亮的心。1947年河南许昌解放时，李木春未随刘汝明部撤走，而是留下来参加人民解放军，并将私人开设的天平医院也献给了党和人民。从此，刘汝明和李木春分道扬镳，"各为其主"了。

　　眼下，昔日的部下成了赫赫有名的陈毅司令员的特派代表，前来对原先的老上级刘汝明进行"招降"。这种地位上的变化，使刘汝明强烈的自尊心受到重重的一击，心中涌起了一种莫名的屈辱感。但他转念一想，现在人家是胜利之师，还是面对现实，听听对方的高见，谈谈条件吧！

　　李木春是蒙古族人，魁梧的身躯，洪亮的嗓门，豪爽的性格，一如既往。"人生结交在终始，莫为升沉中途分。"他对朋友重义气，讲情谊，并不因倒霉或走运而另眼看人。他见了刘汝明后，仍和过去一样尊为老长官，开口闭口"司令官"，丝毫没有以胜利者代表出现的傲气，这使刘汝明从心理上得到了平衡，解除了敌对和戒备。

　　李木春仍像以往当幕僚时那样，推心置腹地说："司令官，你南北征战几十年，军事上是行家，用不着我多说，你难道不知道，从纯军事角度看，蒋介石这盘棋已经输定了吗？"

　　这一问，问得刘汝明哑口无言，嘴上不说，心里默认。

　　宋哲元、吉鸿昌、韩复榘、方振武、张自忠等人，都是西北军的著名将领，是刘汝明的老同仁，长期共事，交往颇厚。他们的悲惨遭遇，都使刘汝明产生过"兔死狐悲"的感叹。今天经李木春一点拨，这种感觉又变得强烈了。

　　李木春端详着刘汝明表情的细微变化，觉得自己的"攻心战"效果明显，于是又进一步来了个"火力追击"，继续说："司令官，你跟蒋介石二十年，蒋对你信任过吗？对你真正放心吗？恐怕不是吧！第八兵团副参谋长李诚一是何等样人？情报处长陶纪元是何等样人？政工处长李春波是何等样人？还有六十八军政工处长张铁石又是何等样人？你心中难道不一清二楚吗？蒋介石、戴笠、郑介民、毛人凤等派这些军统特务来暗中监视你，说明他们对你百般防备。你这个兵团司令，倒不如戴笠、郑介民、毛人凤等人手下的一条狗！"

　　李木春越说越气愤，提高了嗓门，步步进逼，说："司令官，论年龄你比李延年大九岁；论职务，你当过察哈尔省主席，是封疆大吏，他李延年算什么？资历你比他深，你当兵的时候他兴许还穿开裆裤哩！可是，凭什么蚌埠指挥所主任和警备司令的职务不让你当，老蒋却交给了李延年？他手下的人甚至狂叫：'中央军的人绝不让杂牌军指挥！'蚌埠的税收都被李延年囊括了去，这口气你咽得下去吗？"

　　一连串的"重磅炮弹"，打得刘汝明内心流血，脸上通红，情绪异常激动。他说："是啊，老蒋指挥我刘某这么多年，我无役不从，真想不到他始终对我不放心，一贯当杂牌对待，排斥，歧视，打击，无所不用其极，真叫人寒心！"他站起身来，焦躁地在室内来回走动，陷入了沉思。

　　李木春见火候已到，趁热打铁，劝道："司令官，时机紧逼，你应该像高建侯（树勋）吴绍周（化文）那样在战场起义，为人民立功。除了这条阳关大道，其他都是独木桥，死胡同，走不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错过了机会，就会抱憾终身呀！"

　　刘汝明没有立即答话，又低头沉思起来。

　　李木春是个快人，喜欢干脆，见刘汝明磨磨蹭蹭的，不免心急，催促说："司令官，别再犹豫了，快下决断吧！"

　　刘汝明抬起头来，一脸苦相，说："老弟呀，我的老母、家眷都在南京、上海，你叫我咋办？再说，我的部队从浦口到蚌埠，一字长蛇阵，这里摆一个连，那里摆一个营，周围还有蒋的嫡系部队监视，要收拢到一块儿举事，也需要时间。李诚一那帮人，鼻子灵得像猎狗，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闻出气味来，所以起义准备工作要做得非常秘密，非常小心。要不然，'鸡飞蛋打'，两头落空，我刘汝明全家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老弟，你要知道，蒋介石打不了共产党，打我刘汝明可是绰绰有余的呀！"

　　刘汝明一席话，说的也是实情，倒使李木春犯了难，心想：他既然原则上表示愿意起义，眼下这一大堆实际问题也是够挠头的，要解决需要时间，需要计谋，也非一日之功。接着，李木春仍像过去给刘汝明当高参时那样，就一系列起义准备中的具体问题，和刘进行了密商。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刘汝明积极准备，相机行事，起义前不替蒋介石卖命，消极应战，保存实力。

　　李木春回到解放区后，向华东局常委、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详细汇报了此行的经过。舒同夸奖李木春策反有功，并奖给钢笔一支。小小钢笔价值几何？可是战争年代，这已是很高的奖赏了。

　　刘汝明消极避战，用"打假仗"的办法蒙骗蒋介石，华东军区敌工部部长刘贯一高兴地说："应该给刘汝明记上一功！"

　　正如李木春所言，刘汝明的部队中有不少或明或暗的军统特务，他们对这支西北系部队进行暗中监视，并伺机收买、分化，力图使这支"杂牌"部队"中央化"，成为蒋介石打内战的忠实鹰犬。10月19日夜间，六十八军中将军长刘汝珍突然前往徐州。他临行前指定部队由参谋长杜大中掌握。一向注视着刘汝珍行动的政工处长张铁石，有着军统特务特有的嗅觉。他感到刘汝珍行动诡秘，必定另有所谋，于是提出随刘前往徐州。刘汝珍不答应，张铁石坚决请求，刘还是不允，这使张更加心中生疑。后来张铁石经过暗中侦查，得知刘此行是秉承其大哥刘汝明的旨意，到徐州与西北军老同仁、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暗中达成"默契"，在即将开始的大战中保存实力，不替蒋介石打头阵、当牺牲品。

　　张铁石是从兵团部副参谋长李诚一和第二处处长陶纪元（此两人系军统特务）口中得知刘汝明兄弟这一绝密行动的，他还得知李诚一已将此情况密报南京国防部，听说蒋介石为此大怒，就将刘汝明所部调离徐州，到蚌埠、临淮关一线待命。蒋还密令邱清泉收买刘部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将该师留在商丘归邱清泉指挥。少了一个主力师，对刘汝明这个视实力为第一的人来说，无异于在他身上剜去一块肉，因而对蒋、邱恨恨不已。

　　淮海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11月7日，米文和的一八一师在商丘以东张公店、马牧集、牛王崮一带被华野三纵和中野三纵所歼，米文和被活捉。刘汝珍得知后，带着幸灾乐祸的口气说："米探夫（米文和别字）官迷心窍，刀放在脖子上还不知道。"

　　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蒋介石嫡系和"二刘"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

　　我党我军隐蔽斗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熟知敌人内部的矛盾、斗争和缺口，并善于利用这些矛盾、斗争和缺口来分化瓦解敌人，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淮海战役发起的次日（11月7日），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报告说：淮海战役政治攻势已有全盘部署，其中有利用华东广播台进行广播一项，根据自愿原则，现已组织12名俘虏军官参加口语广播……广播人计有王耀武、霍守义、罗幸理、陈金城、聂松溪（报告投案经过）、晏子风（整二师师长）、尹锡和（第四兵站总监）、刘玉田（山东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李玉和（七十三师上校副师长）、刘士伶（十二军副官主任）、李嘉桂（四十五师中校防毒军官）、马兴文（回族青年）。

　　这些人员的广播，对配合我军秘密斗争，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起了不小的作用。据说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广播后大发雷霆，生气地说："王耀武是我的学生，我待他不薄。但他在困难的时候反对我，还要下面的人反对我，岂有此理！"说到这里，蒋介石将手中的茶杯砸向收音机，轰然一声把收音机砸坏了。

　　11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和李迎希（王为山东兵团副司令员，李为该兵团副参谋长），对围歼黄百韬兵团及尔后的作战行动作了详尽部署。电报中有如下一段话：

　　此间日内即发动劝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率部起义之广播，不但使徐州方面增加对曹福林之顾虑，而且使南京方面增加对蚌埠刘汝明兄弟之顾虑……

　　毛泽东不愧是大军事家、大谋略家，对我国古代兵法中的三十六计运用娴熟。他在电报中对蒋介石和刘氏兄弟用的就是"离间计"。

　　果然，蒋介石从不断送来的密报中，得知刘汝明兄弟怀有二心，从解放区电台的广播中，得知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多次发表讲话，劝告原西北军将领、冯的老部下刘汝明、冯治安、孙良诚、刘汝珍、曹福林等率部起义。再加上王耀武等投降将领的"现身说法"，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促使蒋对刘氏兄弟更不放心了。

　　蒋介石对刘汝明、冯治安、孙良诚这三位淮海地区的西北军头面人物，虽然心里很不信任，但当前又在用人之际，故而将他们召到南京，又是亲自接见，又是出面宴请，极力加以拉拢，并要他们发表通电，公开表示拥蒋反共，效忠"党国"。可是这一切作用并不大。很快，冯治安的两个军倒戈相向，孙良诚也"叛变投共"，现在只剩下了刘汝明第八兵团的两个军，处在蚌埠这个战略要点上。

　　蚌埠这个地方，为淮河要冲，是水陆交通枢纽，"油水"很大。刘汝明很想把蚌埠的捐税抓到手里，并贩运粮食和煤炭以赚大钱，故而驻防蚌埠后，把兵团部安在蚌埠市内，很想兼任蚌埠的警备司令之职。谁知蒋介石却将此"肥缺"委给了资历比他浅、军衔比他低的李延年。更为气人的是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并不驻在市内，而是驻在蚌埠外围。这不是明摆着对他刘汝明不信任吗？

　　为了防止刘汝明率部"叛变反共"，蒋介石及徐州"剿总"还常常有意地把刘部的五十五军和六十八军分割使用，不让其靠在一块。这使刘汝明心头更为不快。战略要地固镇落入"共军"之手，南京盛传刘汝明弃守固镇与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有关。蒋介石虽然抓不住把柄，不好对刘汝明下手，但他心里清楚这明摆着是刘汝明保存实力、不肯卖死力作战所致。

　　想到这里，蒋介石不禁怒火中烧，心中骂道："娘希匹！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手下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投机分子，无耻小人，害得我好苦！"按他过去的习性，早就把刘汝明等撤职查办了。但是且慢，现在部队大量被歼，手下可遣之将屈指可数，可调之兵越来越少，怎能贸然对刘汝明等人下手呢？何况他手中握有一个兵团的部队，操之过急，难免生变，如他真的投共，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军心民心上，损失就更大了。

　　经过反复权衡，蒋介石决定先采取"软"的一手，来个怀柔政策，诱以物质，给刘汝明一点甜头尝尝。

　　说来也巧，蒋介石得到报告，刘汝明兄弟正在张罗给住在上海的母亲做寿。这不是示以"恩宠"的难得机会吗？于是蒋介石立即备了厚礼，派专人到上海给刘母祝寿。

　　消息很快传到前方，刘汝明兄弟受宠若惊，心理的天平又向蒋介石倾斜了。兄弟俩经过商议，给蒋介石发了一份感谢电，肉麻地说："总统日理万机，尚顾及慈母，恩情重于泰山。职忠贞不贰，效命国家，衔环结草，以报厚恩。"

　　不过，"二刘"也不是傻瓜，电报归电报，"效忠"云云，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至于行动嘛，还是左顾右盼，两面不得罪，保存实力第一。

　　宿县解放前，刘峙曾命令刘汝明派一个师接防。刘汝明口头上答应，却迟迟不见行动，还愤愤地说："如果要我派一个主力师接防，我这个兵团还有什么作战力量？我的一个师被邱清泉拉走，结果被共军全歼。他们老是想宰割我这个部队，真岂有此理！"

　　黄维兵团即将被歼之时，蒋介石多次电令刘汝明火速派五十五军掩护李延年兵团前往解围。刘汝明假装部署，但迟迟按兵不动。我军对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发动攻击，蒋介石电令刘汝明援邱救孙。刘汝明又虚与委蛇，表面上派出部队，但一遇我军阻击，掉头就跑，一下子逃到浍河南岸，使我军轻而易举地解放了固镇这一战略要地。

　　对于刘汝明救邱、救孙、救黄不力，一再贻误战机，李延年大加指责，说："刘汝明保存实力，不听调动，大敌当前，胜不相庆，败不相救，我军焉有不败之理！"

　　蒋介石也大发雷霆，派政工局局长邓文仪赶赴前方，追究刘汝明的罪责。刘汝明早知来意，除了百般解释、推脱，还向邓文仪演出了一幕"打假仗"的滑稽戏，以作搪塞。

　　有一天，刘汝明对邓文仪说："固镇乃津浦路上枢纽，战略要地，我一定要从共军手里夺回来，请邓局长和我一起到前方督战。"

　　邓文仪也想看个究竟，遂和刘汝明一道乘铁甲列车抵达浍河南岸。

　　前线指挥刘汝珍，向其兄刘汝明和邓文仪煞有介事地报告说："主攻部队为一四三师，兵力配备以四二八团为正面主攻，强行通过浍河大铁桥，进占固镇车站；另以一部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强渡浍河，进攻固镇；以四三七团渡过浍河后绕到固镇以北，截断共军退路，阻击其增援部队。"

　　刘汝珍不愧是正规军校毕业生，纸上谈兵，说得头头是道。邓文仪干的是"政工"，对军事完全是门外汉，边听边点头，称赞刘氏兄弟指挥有方，部署得当。他哪里会想到这是"真戏假做"呢！

　　战斗打响后，刘部伤亡惨重。刘汝珍灵机一动，又假造战报，谎称已占领固镇，其实是解放军主动放弃固镇。邓文仪闻讯后，喜不自胜，自诩"督战有功"，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功。邓前脚刚走，"二刘"马上将部队偷偷撤出固镇，并将浍河以北的部队统统撤退到南岸，让出了大片阵地。这为解放军围歼黄百韬和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华东军区敌工部部长刘贯一闻悉这些情况后，高兴地说："刘汝明的做法，客观上配合了我军的战略行动，应该给他记上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