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苏岸:毛泽东为何感觉高处不胜寒

毛泽东为何感觉高处不胜寒

字体大小：大 | 中 | 小 2010-12-04 11:12 - 阅读：830 - 评论：2

　　毛泽东为何感觉高处不胜寒
　　来源：《红墙深处》
　　作者 权延赤
　　核心提示：毛泽东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可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处处受到“安全”限制。就连专列上的女服务要见他，也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的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长时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想翱翔，但是不能够。他只是个人，他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求不到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这一切似乎让人不可思议，偏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
        毛泽东睡觉
　　毛泽东已经服过两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躺在木床上，床的一半摆满一尺多厚的书。天气热，他只盖一条白布单。那是普通的白漂布，上面可以找出三四块补丁。荞麦皮做的枕头上，绑一块同样补着补丁的枕席。枕席上又垫了两张报纸。他就枕在报纸上。
　　他已经不看文件，也不再看报，随手从床上抓起那本《楚辞》翻阅，他苦恼、不安、烦躁，这都是为了睡觉。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睡一觉”奋斗。
　　我用掌心握住他的小腿，轻柔地向大腿推去，一次又一次。这种按摩是为了帮助他入睡。在睡眠上，毛泽东有时像个孩子。孩子要身边有人拍打着睡，毛泽东也要身边有人按摩着睡。这种按摩不能急剧，不能停顿，不能有突兀的动作，应当连续绵长，像春雨一样轻柔持久。我感到臂乏腰酸，我已经按摩了两个多小时。轻轻地、悄悄地、不断地改变姿势。时坐、时俯、时跪，借此调节筋骨肌肉，让身体各部轮替获得休息。
　　天已近午，隐约能听到蝉鸣声，他终于合上了眼。《楚辞》仍然抓在手中，却已放倒在胸脯上。
　　毛主席的自由
　　我望着那张兼有农民的朴实、政治家的刚毅和哲学家的沉郁的终于平淡下来的面孔，将按摩动作放得更慢更轻。五分钟后，我停止按摩。左腿缓缓地、缓缓地滑下床。脚底踩到了厚实柔软的地毯，右腿便接着朝下伸、朝下探。尔后，再稳住劲让身体一点一点离床……
　　可是，一只大而温柔的手突然握住了我的腕部。
　　“别走，你不要走。”毛泽东眼皮只闪了一下，再没有睁开。他小声喃喃：“陪我一会儿，再陪我一会儿吧……”
　　我侧身重新坐到床上，想继续为他按摩。可是毛泽东没有放手，仍在喃喃，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不要了，你很累……就这样，就这样陪我坐会儿。 ”
　　我的眼圈湿了，心里酸酸的。他睡不着觉的痛苦显而易见。但远不是全部。我从他微皱的眉毛、颤抖的睫毛，间或抽动一下的嘴角和握牢我不放的手上，强烈感觉到他的孤独寂寞和忧伤。
　　这不是我的主观想像。我们几名卫士曾怀着强烈的同情多次私下议论：毛泽东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不自由了。
　　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在一起生活，与他形影不离的只有我们几名卫士。比较起来，我们更像他家里的人。可我们无法给他家庭中那种天伦之乐，只能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以便他更好地为党工作、工作、再工作，为人民服务、服务、再服务。
　　我们还要保证他的安全，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然而，我们有时也对这种安全保护产生不敢说的疑惑。
　　他曾多次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生活啊！但他终于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
　　“我讲的这些你能理解吗？”李连成忽然停下来问。
　　我想了想，点头：“我理解，也相信。”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这时，我们常坐在床上为他按摩按摩腿。按摩本身有时并不是必须，他需要的只是身边有人。不看东西了，我们也为他梳头，促进血液流通，醒脑安神。休息中便和我们聊天，有时还拉着手聊。只要身边有人他就感觉踏实，他就可以安静。”李连成手指梳理一下头发，回忆着，继续说：“有时我们人手少，倒不开班，只好24小时连续陪伴主席。封耀松和田云玉跟主席很谈得来。小封有几次从主席那里出来，本该回值班室却没能走回，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便睡着了。我们为主席服务真是全力以赴，有时是相当劳累的。”
　　我记录着，头也不抬说：“有些卫士告诉我主席是很喜爱李讷的。”
　　“那是的呵。我好几次看到主席外出回来，把李讷抱怀里，拍打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可是，李讷从小就吃大食堂，上学后就吃学校食堂的伙食。一年难得跟主席同桌吃几餐，主席对子女要求太严了。”
　　“迄今为止，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跟我说，主席生活太艰苦太随意凑合了，众口一词。”
　　“不是凑合，是习惯。可以说农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李连成讲到这里，停顿一阵儿不语。他在回忆？胸脯微微起伏，眼圈竟湿润了。良久，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唉，我是没脸见主席了……我现在当公司副经理，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可能难以相信，我经常一顿饭就要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有时还不止！唉，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两手抱头。手指用力抠入头发已变得稀疏的头皮里。声音变得有些凄凉：“老人家在天有灵……我是没有办法啊……”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小声提议：“继续讲吧。你第一次见主席是什么时间？”
　　“1949年底，毛泽东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老人家还给我抓了一把水果糖。那时候吃块糖就是不得了的享受啊！何况是毛主席给的糖……”他眼里闪出了湿漉漉的泪光，接着又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吸燃香烟。于是，我眼前弥漫起一团团的蓝雾，像看到一幕老式电影的回忆镜头。
　　大地覆了白霜，干燥而坚硬。旭日红着脸爬出地平线，立刻照亮了那栋日本人修造的小白楼。小白楼已改为文化宾馆，是高岗等东北党政军负责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我朝着小白楼一溜小跑，呼吸遇了严寒好像冒了烟似的。我着急，怕误了开会。我父亲是闯关东的受苦人。我自小当童工，12岁逢上新中国成立，应招来到沈阳，在文化宾馆当服务员。那时的热情就像沸水一般蒸腾。
　　会议上布置了任务，气氛大异于往常。我们几名小服务员被指定在二层值班，宣布纪律很严，连宾馆经理也不许登临二层。烧开水的锅炉工也换了，换成房产科的科长，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这么严厉的安全措施，准备接待谁 ?
　　那天，我们不许乱窜，不许写信打电话，不许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按照指令，规规矩矩立在电梯门两侧。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电梯运行声，电梯指示灯亮过又熄灭。门开了，鱼贯而出的首长中，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毛主席！我差点喊出声，却又以为是做梦。然而，那熟悉的面孔已经转向我们，笑微微，并且马上伸出手朝我们服务员走来。首先握住站在我前面的张仙鹏的手：“同志们好啊。”
　　“主席您好。”张仙鹏激动地回答。
　　“同志们好。”毛泽东又握我的手。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头有些晕眩，摇颤着手，摇颤着身体说：“主席好，毛主席您好！”我想多跟主席说句话，可是喉咙哽塞、纪律也不允许。毛泽东分明也想多跟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他身边的人一簇拥，他便身不由己，被簇拥着走进一号房间。
　　当时，张仙鹏无疑是我们服务员中感觉最幸福的一个，他直接负责毛泽东的食宿。叶子龙、汪东兴和陈伯达也住二层，由我负责食宿。
　　几天的服务，我们足不下楼。毛泽东上楼，我们在电梯口迎接。毛泽东下楼，我们在电梯口相送。那时我们都小，长得机灵，手脚勤快，热情高，责任感和荣誉感强烈。毛泽东对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叶子龙负责机要，汪东兴负责安全，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姓名。
　　第二年的三月初，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又在小白楼住了几天。这次，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们谈话：“你们想不想到北京，在主席身边工作？”我们说：“非常愿意。”毛泽东走后，我们恢复正常工作。过了几个月，我们不再想去北京的事，以为首长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
　　可是，七月份中央忽然发来一份电报，点名调几位同志去中南海工作，其中便有我和张仙鹏。接着，中央组织部派人来接我们去北京。就这样，我们走入红墙，住进中南海东八所。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叶子龙身边当公务员。
　　那时，叶子龙就住在菊香书屋旁的三间平房里，与毛泽东住房只有一墙之隔，有后门相通。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须经叶子龙试用，并且从侧面观察毛泽东的生活习性。两个月后，我才正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毛泽东发脾气
　　“就从毛泽东发脾气来说吧。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处到毛泽东那种情况，也都会发脾气的，而且一定更厉害得多。他生活单调不自由。江青不在一起，儿女不在身边，只有我们卫士昼夜相随。有人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群众中的热烈场面，以为他是自由的，真是‘毛泽东在群众中’。其实，那是有组织有安排的，他决不是要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警卫局管、公安部管、中央管，我们也劝止，说不适合他就不去了。为了安全，中央决定不许他坐飞机。他为此发过多少脾气呀！第一次游长江，也是多次发脾气，把警卫中队的中队长都赶走了，才如愿以偿。但多数时候，他发脾气也没办法。比如他想送客出中南海，警卫人员便要拦住，没有安排是不许他出去的。”
　　“毛泽东总想到群众中去，像普通人一样聊天。事实上不可能。在北戴河时，他一再坚持出去随便走走，安全保卫部门怕他气出毛病，同意了，条件是要戴墨镜和口罩。毛泽东散步，见了农民就想聊天。聊天怎么能戴墨镜口罩啊？毛泽东愤然摘下，扔到一边。农民立刻兴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下不得了，群众闻声拥来。于是我们卫士便不容分说把他搀着架着拉走了。他发脾气也不行，这是为了保证安全。”
       “毛泽东坐在专列上，曾那么神往地注视着窗外那普通的农村，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农家生活。他吮着下唇，内心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望望环绕左右的卫士，忽然有了办法，指着远村说：“停，停车！我要去那村子里吃碗红烧肉！”他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可是不能够。卫士长在车上打个电话，立刻就能通知省市领导，下面马上就要全面准备。待毛泽东走去农村讨红烧肉吃时，一切早已作好了安排，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活……都作了安排。”
　　“安全保卫部门也有苦衷。1958年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出来后正值吃饭时间。毛泽东坚持要去饭馆，便到了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匆匆作了安排，可是毛泽东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这下子不得了了。城市不比农村，一声喊过，人群便像潮水一般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上堵满了，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啊，越见不到就越想见么。从上午11点多一直包围到下午5点多。警备区一个排硬把一辆小华沙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硬塞进去了。剽悍的士兵前面开路后面推车，费尽力气推出人群。收场时，鞋、帽、钢笔、手表收了8筐。据卫士长讲，在黄鹤楼也出过这么一次事。以后，每当毛泽东想随便外出到群众中去时，我们便举出正阳春和黄鹤楼的例子阻止他。这时，他便不得不让步。久而久之，他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
　　
        还有一次，是毛泽东已经闭上眼，那张放倒的报纸在胸脯上微微起伏。我不敢再变换坐姿，保持一个姿势坚持着，两手轻轻地重复一种单调的按摩动作。我熟悉这种情况，毛泽东已经处于半睡眠状态。任何大的动作都会使前功尽弃。
　　他已经两天没睡，直到写完那篇文章。
　　他已经服下第三份安眠药！
　　我在等待。焦急，疲惫，又小心翼翼。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忽然，我体内起了一阵兴奋的痉挛，倦困立刻抖去。听到了，那期待已久的熟悉的声音，像吹来一缕春风，在林梢上掠过。悠悠地，漾出若隐若现的哨声。那声音极遥远又极近切。开始细微，渐渐宏大，在静谧的房间里回荡。声响终于显出节奏，好像从容的脚步来来回回走动。庄重，神圣，还略略带着一丝忧郁。我有些晕，木床和大地在身子下边旋转。全身被轻风抚摸着一般惬意，那呼吸之声是多么神秘。古老而又年轻！表现着宇宙的节奏，跳动着生命的脉搏……蓦地，一道响声拖得很长很长。这应该叫作鼾。毛泽东熟睡时鼾声如雷。那鼾声渐轻渐远，仿佛走向前程未卜的未来。我从晕眩中醒来，泪花迷离，恍若隔世。一个人若没有见过毛泽东的工作，那么，他决无法体会这鼾声的意义和给人所带来的幸福和安慰。
　　我极轻极轻地下床，蹑手蹑脚，朝着门口慢慢地、慢慢地移动。可是，眼前像打了一道闪。我一怔、马上发现窗子没关。阳光刺目地射了进来。糟糕！我皱紧眉头，这道光要不了一小时就能射到毛泽东身上。那么……
　　我抿抿嘴唇，只好向窗子移动。站到窗前，我犹豫了。正是夏天，为了能够既遮光又通风，那窗子是木质百叶窗，放下来就替代了窗帘。木质的、木质的……我咬咬牙，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去放那百叶窗。天哪，可千万别出声响。我的动作慢极了，竟没有注意这口气不够用，还差最后一尺的距离时，我才发觉憋得忍无可忍，如万箭穿心，我本能地张大嘴巴猛烈抽口气。于是，那最担心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卡啦，百叶窗滚滑下来。这声响若是在喧闹的街市上也许听都听不见。然而，响在静谧的房间里，却不啻一声雷鸣。那匀长的鼾声骤止，我也如凝结了一般僵硬住。心脏还不曾恢复跳动，身后己响起愤怒焦躁的声音：“嗯？怎么回事？”
　　我迅速转身，面无血色。
　　毛泽东已经欠身坐起，微微浮肿的眼睑似乎在跳动，网满红丝的眼睛瞪住我：“说啊，怎么回事？”
　　“我、我关窗……”
　　“早干什么去了？出去！你不要在这里值班了，你给我站着去!”
　　我一声不响，走到院子里立正站好。
　　工夫不大，最多不过五分钟，毛泽东开门盯着我，依然满脸怒色：“你去吧，你不要在这里了，你去把李银桥叫来！”
　　我低头向值班室走去，哭丧着脸向李银桥做了汇报。卫土长便匆匆向毛泽东卧室赶去。
　　我惴惴不安地守候着，好久好久，屁股都坐麻了，李银桥终于阴着脸走进来。
　　我急忙立起身，晃了晃，站稳了，用询问的目光可怜巴巴望住他。
　　“你怎么搞的，事先为什么不作好准备？我真想——”卫士长咬牙切齿朝我举举拳头，没有说下去。
　　“主席睡着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如果毛泽东能重新入睡，我情愿叫卫士长痛痛快快打一顿。
　　“还睡什么睡？主席有多痛苦，你这个小混蛋！去吧，主席叫你呢。”
　　我痛苦而不安地回到毛泽东卧室，他正斜靠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文稿，眉头皱起很高。听到声响，他侧转脸，望住我。
　　“主席，我……错了。我低声说。
　　“唉，”毛泽东轻轻叹息一声，嗓子有些发沙，“你有点小错，我的错比你大，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
　　“主席……”我掉泪了。
　　“莫怪我了。我工作多，脑子里想事多，睡不容易，烦躁，情绪就不好控制。”
　　“主席……是我不好……”我哭出了声。
　　“委屈你了，莫怪我了，我已经认了错。我也忙么，国家大事想的多，干扰我睡觉也干扰我思考。我也是人么，人总是有点脾气，我们要互相体谅。”
　　我痛哭失声。我的哭本是被毛泽东所感动，是痛悔自己工作不慎，可是我嘴笨，这种的复杂心情怎么也不会用嘴表达清楚。结果，毛泽东误以为还觉委屈，在一星期时间里，三次向我道歉作解释。
　　“唉，至今想起这件事，我就……”李连成嗓音越说越沙哑，终于哽塞了，侧过脸去揉眼窝。
　　我眼圈也有些酸热。良久，我小声问：“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走，主席不是更误会了吗？”
　　“不会的。”李连成低着头说，“卫士长帮我说清了心情，毛主席也了解我的秉性，卫士长一说他就理解了。何况，我要求走的理由毛主席也是满意的。”
　　“什么理由？”
　　“要求上学么，毛泽东极看重学习，谁肯学习他就喜欢谁。我要求去人民大学预科班学习，毛主席好高兴哩。老人家拍着我肩膀说：好，那好。肯学习说明你有志气，有出息。我上学后，毛主席还专门让小胖张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过年。1962年的春节，我是在主席家里过的。主席不喝酒，那天跟我干了一杯葡萄酒。脸好红呢，笑得那么开心……”
　　李连成说着，目光转向窗外，凝望着，久久不动一动。他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没有问。我怎么忍心打断他美好的回忆？
　　毕竟，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那些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