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功夫巨星:魏春雷:中国官员财产公示的道德困境与技术难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2:56:30

魏春雷:中国官员财产公示的道德困境与技术难题

(201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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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春雷

  6月22日,中央纪律委员会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之所以还未实施,是因为两个条件的缺乏:一是社会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体系,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这项制度实施起来会很困难,也很难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这样的解释道出了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面临的困境与难题,但细分析起来,又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全社会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共识。但这不能成为延缓改革的借口;恰恰相反,它应成为推进公务员管理制度建设的动力。上行下效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中国人思想观念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具有浓厚的责任伦理色彩,尤其强调在上的精英责任,他们肩负着教化和照顾底层民众的责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表达的就是这样的观念。

  可以说,对当下中国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现状,精英阶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官员贪赃枉法,商人偷税漏税,大学教授学术剽窃造假,明星男盗女娼,还有什么理由要求百姓要诚信不欺、明礼守法?所以,拯救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首先要从精英阶层做起,精英作为当前社会秩序的受益者,要自觉承担责任。

  在中国,官员一直都是社会翘楚,是名符其实的精英。官员如果廉洁奉公,必然会减少行贿舞弊、破坏公平正义的现象,减轻社会挫败感,其价值导向的作用不可估量。因此,诚信缺失的现状,正需要作为政治精英的官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财产公示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要由实践来检验并修正,而不应画地为牢、自设前提,颠倒因果。

数目字管理未充分实现

  信息统计体系的不完善,则是中国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急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已故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不能顺利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因为中国一直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所谓数目字管理,是指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复杂国情带来的统计上的困难,使得人们无法准确掌握社会事务的真实情况,因而无法实现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管理的理性化。

  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制度和政策只能采取间架型设计,追求表面的整齐划一,实则给各方面的变通、打折扣预留了空间。由于不能准确掌握实际情形,故不能因地制宜,事先针对各种特殊情况做严密的制度、政策设计,把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的处置权向下分解,其结果是每一个想象良好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推行的深入,逐渐变得面目全非,直至崩盘。

  信息统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实现数目字管理的关键一步。今年初,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指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口管理制度,建立一套以公安人口信息为基础,融合人口和计划生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民政、教育、交通、工商、税务、统计等部门和金融系统的相关信息资源,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这实际上指出了中国当前管理体制的一个大问题:政府内部“多元化”,各部门、各系统不能协调配合,任何一个数据,民政部门与公安部门对接不上,与统计部门对接不上,与其他部门都对接不上。虽然现代科技解决了统计上的难题,但由于体制机制的障碍,仍然难以实现数目字管理。如何理顺体制机制,是另一个层面的技术问题。在信息统计制度不完善,数目字管理还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要求实现官员财产公示,可能会适得其反,为一些人利用制度管理上漏洞,将违法违纪行为的阳光化提供可剩之机。       正是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无法实施,既有政府部门道德义务上不作为的责任,又有技术操作上的难题。在道德责任方面,身为精英阶层的官员没有后退的空间和借口,他们应首当其冲,承担挽救道德滑坡、重树诚信风尚的责任。在技术操作层面,在数目字管理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情况下,急于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又确有不妥之处。

  但是,吴玉良先生的解释还是透露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完全中国式的。根据黄仁宇先生的分析,中国历史上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把技术问题道德化。即是说,当面临某一个问题时,意见相左的两方往往指责对方道德上存在的瑕疵,导致了问题的不得解决。实际上是技术上的原因,使得理想派追求目标的实现,而现实派则看到了推行新制度带来的问题。能否实行官员财产公示的制度,也要警惕这样的倾向。说到底,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应陷入道德对立的窠臼,而忽略了对实质问题的探究。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