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资格张闻天为何失去毛泽东的信任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一起　　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失去毛泽东的信任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英名远扬，为世人所熟悉，相比之下，张闻天则不甚有名。尽管他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尽管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1935—1943年)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

　　确实，张闻天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者，他在19岁时就走进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队伍—此时在他已在文学创作、翻译方面显露才华，而且很有名气，还参加了郭沫若、沈雁冰等组织的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但他放弃了学术研究这条道路而投身于革命。1925年，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赴苏联留学。

　　张闻天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因为他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五年多里，曾习惯于按苏联的模式思考和行动，并在回国后应用于中国革命中。但是，张闻天很快校正了自己，当他在长征中面对毛泽东时，他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进而帮助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领导地位。这一直是让人注目的功绩。尽管在此之前张闻天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但他没有权力的欲望，而这恰恰给毛泽东提供了他在与对手斗争时最需的自由。因此，毛泽东虽然不是总书记，却取得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曾不满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一手控制局面，指责毛泽东滥用中央名义—当时多数中央书记处成员在各根据地而不在延安，中央的决定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决定。对此，毛泽东改用与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人联名的办法发布指示。毫无疑问，署上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的名字，会大大增加毛泽东的力量和其指示的合法性。

　　后来，毛泽东高兴地承认张闻天是个“开明君主”：洛甫这个人是不争权的，是个好同志。对此，张闻天说：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

　　张闻天的个人品质换来一个又一个的职务，在延安，他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中央日常工作的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主编、马列学院院长、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务。他非常尊重毛泽东，所有重要事情都要先征求他的意见，并反复领会其意图。为此，张闻天得到一个受讽刺的称呼：“墙头草”。但他并不反驳，只是常书写一副对联：根深不怕风摇动，身正何愁月影斜。他严肃地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实践证明，这是他一生的追求。

　　正是在延安，毛泽东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全面展开，并坚持认为1931年至1934年间党的领导人犯的错误是“左”倾路线错误。作为该时期的主要领导，张闻天深知自己应负的责任。1941年9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并请求辞职。不久，他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会议召集人和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了。

　　张闻天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批判，他的地位急剧下降，就连他那篇在党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论待人接物问题》也被说成不讲阶级观点。遵义会议上他鼎力支持毛泽东的功绩也被抹杀，不为人提。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他因“缺乏实际经验”而到陕北和晋西北补课、实地调查。

　　张闻天在实地调查时，仍没忘记宣传毛泽东的伟大。1942年7月1日，中共成立21周年纪念日时，他在山西省神府发表讲话、反复强调：

　　二十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如果离开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反之，今后的中国革命，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不管目前多么困难，最后一定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二十年来的最大收获和最大成就，就是形成了久经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可靠保证。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实施机构调整，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只有三个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

　　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请求中央允许他去做地方工作，以锻炼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

　　1945年11月，他和夫人刘英奔赴冰天雪地的东北。他先后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在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建设方面，特别是关于新中国社会经济构成模式方面，他都作出重要贡献。

　　建国后，张闻天转入外交战线。1951年4月，他接替王稼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特命全权大使。1955年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做外交工作，不是两耳只闻行内事，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有权利关心所有的问题，何况他一直研究经济。他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了解到实际情况，看出了问题，他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了，而且是在彭德怀意见被攻击后：“不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讲真话，使他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使他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集团”成员。张闻天看到决议后，流泪了……

　　他的血压突然升高，前列腺肥大症加剧，出现尿毒症。他被送进了医院，做了手术……

　　张闻天虽然仍保留着职务，但实际上被停止了工作。对此他难以忍受，“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了”。他找到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不久，他被安排为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他不顾身体不适，去上海、江苏、浙江、湖南三省一市调查归来，写成《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但在社教中被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成了他“反党”的新罪证。他被停止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全部权利，受到专案审查。

　　张闻天戴着政治帽子进入“文化大革命”自然是在劫难逃，受尽磨难

　　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奉命取消了张闻天的“供应卡”，撤掉了“红机子”，后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汽车。

　　1966年8月9日，社科院经济所造反派开始揪斗张闻天，年近70的他遵照“命令”，揣上月票，带上检查交代材料，倒两次公共汽车到经济所接受批判。他被推上会台，造反派立即给他挂上黑牌，戴上高帽……

　　时值盛夏，天气闷热，加上人群围观拥挤，患有多种疾病的张闻天难以支撑，昏晕过去。造反派一边拖他到后台，一边骂：你别装死，你死不了！

　　此后，张闻天又接受无数次批斗、审问。除了挂牌子戴高帽外，他又尝到了坐“喷气式”、示众游街和拳打脚踢的滋味。

　　根据张闻天的“文化大革命”记事本统计，仅1967年一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写交代材料等就达219次。

　　1969年2月16日，天津南开大学的抓叛徒战斗队来人了，要他交代“六十一人出狱”的前前后后，张闻天不愿说假话，也不愿加害已陷绝境的刘少奇等人，便说他是当时的中央负责人，是经他签字批准的。

　　不久，他被拉到经济所接受审讯，两个穿着军装的人说他们是康生派来的，训斥张闻天在“六十一人出狱”问题上不老实，是把水搅浑。并启发张闻天重新写材料：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出路！

　　张闻天当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回来后，张闻天告诉夫人：我可能会被逮捕。

　　果然，1969年5月16日，一个班的武装军人开往张闻天的寓所，宣布对他们夫妇实行隔离监护。从此，两个人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房子里，不准听广播，不准看报纸，不准同任何人来往，甚至不准他们两个人见面，在被报纸糊住玻璃的房子里，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审讯……这样的日子持续了523天。

　　1969年10月20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张闻天：遣送广东肇庆，限三天内启程；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

　　夫妇俩又见面了，此时的张闻天脸色苍白，全身浮肿，头发和胡子又长又乱，令刘英难以相认。只要俩人在一起，刘英认为再穷再苦也是幸福。她不由得回忆起长征路上与张闻天交往的幸福时光……

　　刘英说：“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顶亮的。”张闻天意味深长地说：“这是流萤(刘英)啊！”刘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张闻天与刘英数十年忠贞如一的爱情是在艰难的长征路上萌发的。读书人在表达自己对痴情挚爱的恋人那种埋藏心灵深处的绵绵情愫时，往往显得文雅而含蓄。在一次夜里行军中，与张闻天并辔而行的刘英说：“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顶亮的。”张闻天立即接过话题，意味深长地说：“这是流萤(意指刘英)啊！”寥寥五个字，脉脉无限情，说得刘英怪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刘英虽然对张闻天一向深怀钦佩。但最初的时候并无亲密关系。她对张闻天产生深刻印象是在扎西听他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时，还是西南边陲“春城无处不飞花”的早春季节，乍暖还寒。张闻天和毛泽东住在一个大户人家的平房里，屋子里还生了一盆炭火。当刘英跨进张闻天的房间时，一下子感到了春的暖融。

　　张闻天让警卫员彭健给刘英煮了一碗醪糟。当刘英接过这碗甜甜的、酸酸的醪糟时，她明显感到神色凝重的张闻天有话要说。他的脸在炭火烤炙下显得很红，眸子里透露出一种青春的希冀：“我们互相都了解，希望不仅仅做一般的同志……”张闻天的嘴今天有点显得笨拙，讷讷言道，刘英毫无精神准备。虽然她对张闻天颇有好感，但从未想过“恋爱”之情。事实上，长征路上一天到晚累得要死，有时连绑腿都不松，便倒下呼呼睡去。那个时候即使真有谈情之心，亦无爱恋之时。“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刘英几乎是不假思索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刘英生硬的回答当然令人失望，但张闻天涵养极深，并无半点沮丧之情流露出来，他仍然热情地留刘英用完饭再走。

　　刘英虽然拒绝了张闻天，但是她的内心可不平静，往事一幕一幕呈现在眼前。记得刚到瑞金不久，张闻天就打来电话：“尤克娜(刘英留苏时的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原来，从外面到苏区工作，组织上总是发一笔路费，一路开销以后总能省下几个钱。一些熟悉的同志就乘机“敲竹杠”，让来者“请客”，这就叫“打土豪”。早知道这个老规矩的刘英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刘英就到了张闻天那儿。于是，张闻天、刘英、博古、潘汉年等同志，加上少共中央的一些同志大约10来个人都加入了“打土豪”的行列，大家说说笑笑，高兴地簇拥着“财神爷”准备出发，只有邓颖超没有动。“小杰，我不去打你的‘土豪’了，你给我一元钱，让我买一双雨鞋吧！”原来邓大姐没有雨鞋。

　　刘英和张闻天等人一起走了十来里路，来到县城的馆子，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无非就是熬豆腐、红烧肉之类，把刘英剩下的十来元钱统统花光了。

　　在长征途中，刘英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了张闻天，他真实、可敬、可爱的方面深深打动了红军姑娘的心

　　当时，大家都很年轻，每天晚饭前后总喜欢搞点体育活动。张闻天、陈云、潘汉年爱打乒乓球，就在办公室楼下客堂里用方桌拼了一个长方形球台。刘英常去看热闹，张闻天总是喊：“刘英，来一盘！”那时的乒乓球拍很简单，还在上面打了几排圆眼子。右手横握拍的张闻天球艺不错，刘英显然不是他的对手。

　　几个月后，刘英调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来到闽西的长汀。后来福建召开党代表大会时，张闻天和金维映代表苏区中央局前来赴会。为了躲开国民党飞机的突然袭击，会场设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会议期间还宰猪，大家会餐，猪皮、下脚则煮了当夜宵。张闻天很爱吃肉皮，但对这里的肉皮却不敢恭维：“肉皮好吃，就是毛太多。”刘英告诉张闻天，杀猪不刮毛，是吃和毛猪，所以毛特别多。这次会议也为张闻天、刘英提供了相互接触的机会，彼此的了解就更多了。

　　一年后，当刘英穿着从陈潭秋身上脱下来的棉袄(她一直穿到了陕北)踏上茫茫长征路以后，她和张闻天便有了更多的相处时间。

　　在长征路上一步步认识到毛泽东路线正确与伟大的张闻天，那时候已开始了自己思想上的转变。长征中，恶性疟疾未愈的毛泽东和负伤的王稼祥，以及骑马行军的张闻天成了中央队的“三人团”(该时，博古、李德、周恩来为“最高三人团”)，这种特定的环境为统一彼此思想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黎平会议后，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一片金黄的桔林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写了成功的最初一笔。一个月后，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老城枇杷桥(现子甲路80号)国民党师长章柏辉的公馆召开。张闻天根据自己与毛泽东、王稼祥拟定的提纲和意见，起草了至今还闪烁着真理光辉的遵义会议决议。随后，他被会议推举为党中央书记，取代博古“负总的责任”。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从此，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进行。10年后，毛泽东在“七大”会议期间真诚地对全体代表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此诚是发自肺腑的实言。

　　那一个时期，刘英和中央队行军靠近，而且宿营地也相距不远。她有空常到毛泽东、张闻天那里去，对温良、谦和、宽厚、后来被毛泽东誉为“开明君主”的张闻天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与了解。回想起来，刘英觉得张闻天确实可敬可爱。

　　在张闻天和刘英的结婚那天，毛泽东赶来闹洞房：“你们要请客，不请客可不算数噢”

　　张闻天自己挑破了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感情世界顿时豁然洞亮。刘英这才发现敬爱的感情已经暗暗地在向爱恋转化。爱情的幼芽顽强地钻出了肥沃的土地……

　　毛泽东后来提议刘英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我是做群众工作……”刘英对下达命令的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说。“……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李富春露出狡黠的微笑。刘英一听，脸马上就红了，她知道富春大哥说的是张闻天。李富春可是位厚道大哥，他不止一次地对夫人蔡畅说过刘英跟张闻天合适。

　　刘英担任中央队秘书长以后，党中央领导正式开会大多由刘英作记录。到了这个时候，张闻天常常把自己那支心爱的钢笔递给刘英。要知道，长征路上大家用的绝大多数是铅笔，钢笔可是稀罕的宝贝，刘英就这样默默地感受着张闻天那深厚、真挚的爱……

　　尽管刘英沉浸在爱的暖流里，但是她仍然保持着清醒的理智。刘英对博古那位容貌秀丽的夫人刘群仙说过的一句生动风趣的俏皮话“行军中骡马要比老公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早已认定：在长征路上，要做工作，就不能结婚生孩子，要生孩子，就别想工作！毕竟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刘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因而在整个长征过程中，她始终冷静地和张闻天保持着一定距离，或者说是一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模糊”状态。刘英不是没有困难地抵御着张闻天那一次比一次猛烈而又含蓄的情感攻势。但是，她终究牢牢守住了“阵地”。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随后在瓦窑堡落脚。对张闻天、刘英两人同样是经受了磨难与考验的感情历程而言，这也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难忘时刻：“这下有了家，该可以了吧？”一天，张闻天悄悄问刘英。刘英红着脸，默默无语。

　　张闻天、刘英结婚没有请客，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有邓颖超、博古等同志来到小小的“新房”—夫妇俩刚刚分到的那孔石窑洞道喜。前来“爱的小屋”闹“洞房”的只有毛泽东。“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噢！”他对张闻天、刘英夫妇大声嚷道。碰到这样的场面，张闻天便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新婚夫人能干，嘟嘟嚷嚷道：“拿什么请客呀？没有钱，又没有东西！……”“那—还是不承认！”毛泽东开始还装出不依不饶的样子，到底还是收了场，结束了这场嬉笑，“我倒是真心实意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毛泽东最后一本正经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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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英从回忆又走进了现实。

　　他们没有时间细说各自的遭遇，便立即请人收拾行装，准备上路，依照指示，张闻天改用化名“张普”，意为姓张的普通劳动者。

　　于是，在广东肇庆郊区一个军分区的宿舍区，多了二位别人不相识的老人。

　　没有熟人，没有电话，只有警卫，只有空旷，因为这里离最近的集镇还有两里多路。

　　就是在这里，张闻天度过了六年时间。

　　六年里，他不停地读书，虽然已是垂垂老者，心却依旧年轻，为了激励自己，他写了座右铭放在桌上：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视力只有0.2了，他还是不停地读；拿笔的手已不住颤抖，他还是不停地写；没有卡片，他就把旧台历翻过来或把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用。他写了一个又一个专题，一叠又一叠卡片，并收藏起来。

　　林彪倒台后，张闻天想回北京，但毛泽东拒绝了他，夫妇俩只好定居无锡

　　“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张闻天觉得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他开始寻找机会，争取改变自己的流放生活。

　　1972年3月，张闻天到广州治牙病。广州军区保卫部长到张闻天住所来，向他传达周恩来要他写一个关于林彪与会理会议的材料。张闻天于3月28日写就交出后，在4月2日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同时转达刘英“希望中央对她的问题也能早日做个结论”的请求。张闻天在信中还诉说了“遣送”肇庆两年半以来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言辞甚为恳切。到6月份，张闻天被告知：中央决定自今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刘英原工资待遇，算是得到一点宽慰。但张闻天内心对自己没有做工作而领工资又深感不安。

　　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闻天很兴奋。他与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论时说：“小平同志很精干，肯动脑子，办事果断，实事求是，他出来工作，我们国家就有希望了，周总理也不会那样忙了。”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0日至28日举行，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受排斥和打击的老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希望又在张闻天内心中活跃起来。9月20日，他同刘英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中央，重复以前的多次请求，希望早日回京，恢复组织生活，做点工作。毛泽东读到信后发话，可以让张闻天、刘英就地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但这个指示不知在哪个环节卡住了，一直没有传下来。1974年2月21日起，张闻天、刘英编入市委办公室党小组。监管的生活总算结束了。

　　张闻天夫妇恢复组织生活之后，政治上和生活上虽然都有一些改善，但幽居岭南，与外界隔绝，总不是长久之计，想到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以，他在1974年写信给毛主席和中央，不再提继续工作问题，只提两点要求：一是希望能回到北京度过晚年，一是希望中央能给以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信中写道：“我现在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身体不大好，思想和行动很迟钝，眼睛的白内障大有发展，阅读文件和书报日益困难，因此，我想在我不能走动或变成瞎子之前，看看我所热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面貌。至于旅途中的一切费用，都可以用我们的存款来支付。不用另外花公家的钱。”在悲凉的晚景中提出如此恳切的愿望，谁读了都要为之感动。可是，回答仍然只有沉默。

　　不过，张闻天并没有灰心，他相信党，还是继续争取。1974年7月下旬，经过反复请求，刘英获准赴北京探亲。在北京，刘英去看望了王震。王震非常关心张闻天，他劝刘英鼓动张闻天再向毛泽东打报告。刘英回肇庆后，经过一番商量和考虑，张闻天于10月18日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这封信经王震转呈，于10月底奉达正在长沙的毛泽东阅后，让身边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张闻天想回北京的希望破灭。无奈，只得提出拟以自己的家乡上海为养老地点。然而“四人帮”是不能容忍张闻天在他们的领地内安居的，1975年4月28日，张闻天致函中央组织部，正式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直到6月9日，才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

　　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张闻天潸然泪下。他在重病中仍然忧国忧民

　　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一家离开幽居6年的流放地肇庆。24日从广州乘火车赴上海。一路上张闻天的心情很不平静。车过金华，进入杭嘉湖平原，张闻天不时从座位上站起来，眺望窗外秀丽的江南景色。是啊，从1919年在南京参加五四运动投身革命起，至今已经56年了，现在以75岁高龄回到江南故地，也可以说是叶落归根吧。

　　8月25日傍晚车抵上海，江苏省委组织部和无锡市委已派人在车站上迎候，随即驱车前往无锡，夜半抵达。张闻天一家被安排在太湖饭店的小山2号招待所暂住。这里面临太湖，走出房门，迎面扑入眼帘的就是著名景点鼋头渚。凭栏远眺，水天一色，太湖七十二峰在万顷烟波中隐现，真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之慨。

　　9月1日，张闻天一家搬进城里汤巷45号居住。这里一幢两层小楼，单门独院，比较清静。张闻天依旧化名“张普”，对外联系、书写病历就用“45号”作为代号。

　　张闻天刚到无锡，心情是比较愉快的。当时全国的形势由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有了明显的好转。张闻天把家安好，立即继续他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进入深秋季节，天气冷热无常，衰老多病的张闻天适应不了。1975年11月2日，步行外出，较为疲劳，加之饮食不周，下午就突然发病了，胸前区持续性疼痛，四小时不能缓解。晚间住进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型，生命垂危。抢救脱险后，经中、西医合作治疗20多天，总算好转过来。

　　经过这一场波折，无锡市有关方面格外谨慎起来。严冬将临，心脏病患者最怕伤风感冒，于是给张闻天房间安了一个木屑炉取暖。但炉子烟大呛人，只好让他和刘英移居新生路7号招待所，那是无锡市有数的两三处有暖气设备的房子。然而自然界的寒流的袭击是抵挡住了，可是，政治寒流的袭击却无法抵挡。1976年开始，大浪迭起，寒流滚滚，张闻天的健康受到严重损毁。

　　1976年1月9日，清晨，广播中传出哀乐声声，张闻天听到周恩来于1月8日与世长辞的噩耗，心痛如绞，默坐良久，潸然泪下。他对医护人员说：“周总理是少有的人才。没有周总理，我们这些老干部早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人们悼念周总理的眼泪还没有擦干，“四人帮”又兴风作浪，将1975年冬发动起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高潮，矛头直指邓小平。张闻天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深为忧虑，愁闷郁结，过了春节就又病了一场。病后有一天。张闻天同住在楼下的一位干部议论当时的形势，忍不住宣泄内心的愤懑。他说：“怎么搞的，国内经济、政治形势才好转一点，又折腾起来了。一会儿说人才难得，一会儿又说右倾翻案，真是莫名其妙！据我看，按‘八大’路线和精神行事，根本没有错嘛，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那就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了。”他又说：“把许多靠边站的老同志重新安排一下，让他们干点工作，这也算是‘右倾翻案’吗？”

　　不久，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4月7日晚8时，电台广播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张闻天听后，一夜没有安眠。

　　张闻天知道将不久离开人世，留下临终遗愿：全部存款交党费

　　1976年4月以后，张闻天的心绞痛和肺水肿不断发作，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给氧。4月23日傍晚，又突然发作，气急心悸，十分难受。25日深夜出现过片刻过早搏动。医生会诊，一致认为张闻天病情反复发作，心功能日益减退，体质衰弱，可能再度发生急性左心衰竭及严重心律失常(心室纤维性颤动)，导致心室停搏。为此，讨论并安排了抢救措施。5月22日再次出现险情，凌晨4时许，突然心悸气急，发生“急性左心衰竭”，四小时之后又出现心律失常。紧急抢救后稍有缓解。医生发出病危报告：张普的心脏有随时停止跳动的危险。

　　张闻天自知病情沉重，将不久于人世，不由得想到身后之事。

　　4月的一天，他要夫人刘英坐到他的床前，对刘英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张闻天嘱咐刘英：“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这话重复说了几遍。刘英强忍住一眶泪水，默默点头。张闻天没有听到回话，就要刘英拿纸来，写下保证，签上名字。刘英说：“难道你还信不过我？”语犹未了，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过后，刘英即将张闻天的这个“遗愿”变为他们夫妇俩的“合约”，写在纸上，念给张闻天听：“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张、刘1976年4月。”张闻天这才微笑点头，放下心来。

　　张闻天在重病中还一直惦念着他的文稿。有一次，上海亲友前来探视，他把外甥马文奇留下，替他抄写在无锡增补改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还说：“如果能有一个懂政治经济学的文字秘书，我就可以写出更多东西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抄家抄走的在经济所期间所写13篇论文合订本，于1975年9月发还。取回无锡后，张闻天像见了失而复得的宝贝似的，又逐篇校读，病中精神稍好就拿过来读下去。每篇文章都有他用铅笔或圆珠笔校改的字迹，在文题右上方标上写作日期和序号，不少篇写着“已校”二字。他曾对马文奇说，上面把在经济所时的文章发还了，正在看，看来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用的。还说：“这些东西以后都要交给你保存，将来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张闻天还一直念叨他那十几本被抄家抄走的“政治经济学笔记本”，跟刘英和马文奇一再提起，说，如果能要回来，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

　　张闻天5月发病躺倒，经过抢救治疗，到6月上旬有了转机。6月中旬，他居然又能挣扎着下床散步了。张闻天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事实上，他的主动脉经常阻塞着，就因为经常活动，小血管畅通，才保持了生命力。不过，重病后的张闻天身体是那样的虚弱，走不了几步就要歇一下。他向医务人员了解，如果一时走不动路，用什么办法可以代步呢？来无锡后，工厂、农村都还没有去参观过呢！医务人员打听到有一种香港产的可折叠的多功能新式轮椅，张闻天听了很想请工厂设法做一辆。医护人员找来了这种轮椅的产品说明书(英文)，张闻天很有兴趣地阅读、琢磨。他是多么希望身体好起来，重见天日，走到生机勃勃的群众生活中去啊！

　　张闻天逝世后，中央有关部门电话指示江苏省委：不开追悼会，骨灰盒存放在无锡。刘英献给几十年风雨同舟的伴侣的花圈

　　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

　　张闻天终于没有能够战胜病魔。他突然匆匆地离开人间。他死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197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的纪念日。清晨醒来，他默默地打开收音机，传出的是一片“批邓反右”、“走资派还在走”的鼓噪。他勉强听完新闻节目，喝了几口米汤，什么话也没说，静静地躺着休息。下午睡了一会。醒来听别人念《参考消息》。钟敲4点，又上床休息。片刻，有便意。

　　张闻天长征到达陕北后动过一次手术，留下了“肛门狭窄”的后遗症；又加胃肠功能紊乱，所以每次解大便，都是一个关卡。这次照通常办法，经甘油灌肠后给予氧气吸入。但排便不多。上床休息后，感到解便未尽。遂又灌肠，在吸氧下解便。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不幸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张闻天排便时，只说了声：“心里难过得……”，言犹未了，就昏倒在警卫员张敏群身上。

　　医护人员全力抢救，终于无力回天。下午7时30分，张闻天的心跳完全停顿。

　　此刻，他逝世在中国共产党的55周年生日，逝世在太阳就要升起的黎明。江苏省委当夜急电当时的中央，请求丧事安排问题。

　　7月3日，有关部门向中央提出一个方案，“遗体在无锡火化，并在无锡开个追悼会”，由江苏省委一领导同志主持，无锡市委一领导同志讲话。同时报送了草拟的一份讲话稿，说张闻天“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他在南京参加过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这样简到不能再简的仪式，低到不能再低的评价，上面都不同意。

　　江苏省委一再催询，迟迟没有答复，直到7月8日下午，中央有关部门才电话指示江苏省委：不开追悼会，骨灰盒存放在无锡。《新华日报》发一消息，刘英由江苏安置。在这之前，省委组织部干部曾向中央反映：遗体告别时如送花圈，写张闻天还是写张普？答复是继续保密。所以，7月9日下午向遗体告别，“张闻天”这个名字都不许出现。刘英献给几十年风雨同舟的伴侣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

　　张闻天遗体于10日下午火化，骨灰盒被锁在无锡公墓办公室的一个小箱里面。

　　又过了三天，7月13日，才在南京的《新华日报》第三版右下角以“本报讯”的报道方式，登出张闻天逝世的消息。这则消息由北京方面拟定，仅78个字：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七十六岁。

　　首都报纸一概保持缄默。

　　冤死的灵魂是难以升入天堂的，它游荡在祖国的上空，直到1978年8月26日，党中央隆重举行追悼张闻天大会，为他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