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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青年毛泽东一样敬仰胡适——在终南大讲堂的演讲（一）

像青年毛泽东一样敬仰胡适

——在终南大讲堂的演讲

韩石山

   感谢“终南大讲堂”的邀请。时间仓促，没有好好准备，不知道能不能讲好。若讲的不好，不要怪我，我就这么个水平，要怪该怪李星先生，还有史飞翔先生，是他们选人不当。

题目是《胡适的人文品格》。“胡适”两个字，是李星先生定的，他知道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没说你讲鲁迅吧。他知道我要是讲鲁迅，没什么好话，说不定还会惹恼了同学们，把这个场子给砸了。讲胡适，说的再多，也出不了大格。后面四个字“人文品格”，是我定的。讲他的学术，面太宽，讲他的政治主张，也不相宜，讲人文品格，离政治和学术都远些，可说的话也多些。

人文这个说法，不知道书上是怎么定义的，我的意思是人道、化育，就是以人道的精神来化育这个世界。现在有些学者，爱说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觉得不好，“自由主义”这个词儿，在中国早就变味了；还是叫“人文知识分子”好些。什么叫人文知识分子呢，简单的说，就是有品格，有担当。光有知识的，或是有知识有品格而没有担当的，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不能叫人文知识分子。

胡适的基本情况，简单说一下。1891年生，安徽绩溪人；1910年留美，先在康奈尔大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北京大学教授；1928年，中国公学校长；1930年，北大文学院院长，后来兼中文系主任；1938年，驻美大使，1942年解职；1945年，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赴美。1958年回台湾定居，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去世。活了七十二岁。

现在我们正式开讲。

先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比如说今年，胡适回到大陆，会是个什么对待。当然，胡适活不下这么长，那就改一下，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吧，九十岁是能活下的，通过个什么渠道，从台湾回大陆来了，会是怎样一个情形。有人会说，肯定要热烈欢迎，名人嘛，台胞嘛。

我的看法不同。那个时候，胡适一到北京，肯定会被逮捕。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战犯，是外逃多年的战犯，在外面逮不住你，回来了，能逮住了，一定要逮捕归案。有人会说，胡适不过是一个文人，也就是抗战期间当过驻美大使，怎么会是战犯呢？不瞒同学们说，确确实实是战犯。

解放战争时期，经毛泽东批准，共产党公布了两批战犯名单，一次是1948年12月25日，第一批43人，一次是1949年1月25日，第二批14人，总共是57人。胡适的名字在第二批上，第12名，两个名单连着排下来，第55名。胡适当时的职务是北京大学校长，按说怎么也跟战犯粘不上边。我以为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幽默”，我们已经转话，要请你留下，你不是要走吗，那好吧，你就当个战犯吧。

有人或许会说，就算当年定成了战犯，到1981年，过去三十多年了，谁还记得这回事，说一回到北京就逮捕，也太玄了吧。我再说个事儿，你们就明白了。前年我去香港开个学术会议，会上结识了一位台湾的老学者，有七十岁了，年轻时当过蒋经国的秘书，给我说了件事。说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八几年，有个当年曾当过国军上校的人，绕道回到山东老家，一住下就让逮捕了。说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这儿打过仗，屠杀过共产党人。当然，后来几经交涉还是放了。这至少说明，有罪恶的人，不管过了多少年，要逮你还是可以逮的。不逮是宽大，逮是职分。那个人只是打过仗，杀过人，就这么对待。胡适是中国共产党明令宣布的战犯，而这道命令，解放后一直没撤销，抓捕归案，可说是名正言顺。

好了，不说这个了。说说毛泽东与胡适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简单地说，就是受惠，拉拢，仇敌。这三种感情，跟毛泽东的人生的三个阶段是相对应的。年轻时是受惠，中年是拉拢，到了1948年，毛泽东该是五十五岁的人了，可说是到了老年，就反目为仇了。笔尖一点，胡适就成了战犯。这话听起来像是写小说，不是的，就是这样，你看嘛，1948年12月15日胡适离开北平到了南京，过了一段时间，眼看拉拢无望了，第二年的1月25日公布第二批战犯，胡适就榜上有名了。要是胡适还在北平，到了南京还有争取的可能，是不会公布他为战犯的。只能是争取不过来了才这么做。战犯与胡适，怎么也搭不上界，只能说这里有感情的作用。要是两个人原本就不认识，没有交往，这个名单拉的再长，也不会有胡适的。清华大学的校长，就没有嘛。

“受惠”这个词儿不好理解，好多人说成是“受影响”，我觉得还“受其泽惠”比较准确些。受影响，可以是无形的，比如你们都没有见过鲁迅，读鲁迅的书多了，接受了他的一些人生理念，社会理念，像什么“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从此对人生对社会有了自己的看法，这可以说是受了鲁迅的影响。毛泽东与胡适的关系，不是这样，两人是认识的，打过交道的。毛泽东年轻时崇拜胡适，胡适也曾给过毛泽东切实的帮助。

毛泽东一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并不是就搞武装斗争，主要还是搞一些文化活动，组织新民学会，办《湘江评论》，甚至不妨说，当时还是个文学青年。1919年，他从北京回湖南前夕，曾专门拜访过胡适。第二年要办自修大学，也找过胡适，胡适还给他修改过自修大学的章程。回去以后，他给胡写了信，称胡适为“适之先生”，说“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更重要的是，胡适的学识，文章，还有社会声望，毛泽东非常敬佩，《西行漫记》里，跟美国记者斯诺说，“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对一个只比自己大两岁的人，称之为“楷模”，可见敬佩的程度有多深。

解放战争时，毛泽东已不是当年的文学青年了，成了即将“主宰天下”的一代英主了，起初对胡适，也还是念旧的。1945年秋天，曾托人捎话，向胡老师问好。1948年冬天，听说胡适还在北平（当时北京叫北平），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这个意思，解放区的广播里说了，有人听了告诉了胡适，胡适不理，还是去了南京。再后来就成了战犯。也有人说，毛泽东与胡适的关系，是从敬仰到争取，再到批判，跟我的意思差不了多少。也可以说，是由师长到路人，再到仇敌。

我们现在，就是要逆回去，由仇敌再回到师长，回到敬仰，回到受其泽惠，还胡适一个本来面貌。

不过，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政治家，不愧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又深知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对胡适，还说过一句很英明的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还真是这样。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有季羡林等人，去台湾回来之后，写过怀念胡适的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大报大刊上发表。这算不算恢复名誉呢？同时，大陆的出版社，也开始大量地出版胡适的书。这算不算“恢复名誉”呢？我的看法是不算，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叫“反面教员”，还有一种说法叫“不因人废言”，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可以写文章怀念的，也都是可以出书的。纪念的，出版的，都是文化界的人，没有官方给个明确的表示。恢复名誉是政治性的行为，光几个文化人说了不抵事。

去年有件事，可说是给胡适真正的恢复名誉。去年九月间，我随文化部部长蔡武率领的一个专家团访问台湾，我们这个专家团，只能算是代表团的一个附属团，另外还有一个文化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到了台湾的第二天，蔡部长就率领代表团的人员，去了台北的南港，参观胡适的故居，拜祭胡适的墓地。专家团没去，我们去的是“两厅院”，就是台湾的“国家音乐厅”和“国家戏剧院”这两个地方，蔡部长和代表团的人没去。当时我还有点不解，觉得我们这些人应当去胡适墓地，蔡部长和文化部的官员，应当来“两厅院”呀。我跟同行的一个朋友说了，这个朋友笑我太迟钝，说带“国家”字样的这些地方，大陆的政府官员是不宜去的。不过这也好，我们去了，顶多写上篇文章，对恢复胡适的名誉不会有什么作用。文化部长去了，可就是不同了。后来我在台湾的报纸上看到，说大陆文化部长去拜谒胡适故居和墓地，是对胡适的正式确认，是政治上的平反。

像青年毛泽东一样敬仰胡适——在终南大讲堂的演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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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像青年毛泽东一样敬仰胡适

——在终南大讲堂的演讲

韩石山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从人文品格上，帮助同学们重新认识胡适，知道胡适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多么细致地说，而不细致，往往说不明白，说不透彻。我想选择几件事，细细地说说，这些事，都是多少年来，对胡适攻击最厉害的地方。哪几件事呢，一是1938年去美国当驻美大使，一是1948年逃离北平，一是1958年由美国回到台湾，当了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的表现。正好十年一件事，大致就把胡适中年到晚年，大半生的情形说清了。

先说第一件。说当驻美大使，就得说到庐山谈话会。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一批社会名流，到庐山来，一面避暑，一面共商抗战大计。这就是有名的庐山谈话会。这个会，胡适参加了。还没正式开会，七七事变爆发，局势越来越紧张，谈了不多的几次，就匆匆结束了。

谈话会的主旨，一是对日外交，一是国防教育。对国防教育，胡适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国防教育应当是常态教育；第二，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国家高于一切”；第三，在招考中要允许具有同等学力者报考；第四，政府官员和党的势力不得干涉教育，以保证教育的独立。

这里只说一下第三条。允许具有同等学历者报考，就是承认同等学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一是为了救济天才，二是防止学历造假。国家在危难时期，过分强调学历，就会有人造假，人就变得不诚实。这一条，就是现在，仍然非常重要，可惜我们的许多领导部门，都没有这个意识。现在学历造假，已经成了风气。若是社会尊重并承认同等学历，那么，没有高学历而有高水平的人，会有一种荣誉感，也就不必去弄个假学历了。

会上还有个趣事。7月11日，谈话会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几乎全是社会名流，蒋介石的侍从室安排座次时，很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把同姓的人安排坐在一起。当时出席庐山谈话会的有四个姓胡的，胡适、胡安定、胡次威、胡健中。胡健中是《东南日报》的社长，座位刚好紧挨在胡适的右手。谈话会开始后，先是蒋介石讲话，下来汪精卫，第三个是是胡适。胡适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胡健中听了，感受颇深，当即在座位上，写了一首诗递给胡适。诗是这样的：“溽暑匡卢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胡适看了，随手写了一首白话诗回赠，这么写的：“那有猫儿不叫春，那有蝉儿不鸣夏，那有蛤蟆不夜鸣，那有先生不说话。”等于说，国家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这当先生的，怎能不坦陈我的看法呢？

这首白话诗，后来在《中央日报》上刊出。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心情一直很沉重，侍从室人回忆说，很少见到“老头子一笑”。可蒋介石从《中央日报》上读到胡适的这首诗后，不由得笑了起来。1937年7月中下旬，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到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胡健中在庐山碰到周恩来，交谈中，谈到了胡适的这首诗，念到“哪有先生不说话”时，周恩来也忍不住大笑。

胡适这个人，学问好，文章好，新诗有创始之功，实则上写的不怎么样，跟徐志摩是没法比的，但是，他的这类白话小诗，写的确实好。再给大家举一首。1946年6月，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胡适当年是赵元任夫妇的证婚人，这天却因故没能来，就寄了一首小诗祝贺，是这样写的：“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什么叫香香礼？好长时间我不明白，后来悟出来了，就是吻，亲一下。有意思吧？

就在这期间，蒋介石有意让胡适当驻美大使，胡适没有同意，蒋介石就给了他一笔钱，让他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协同一个叫陈光甫的经济学家，一起去美国搞民间外交，看能不能让美国给贷一笔款，叫“桐油贷款”，就是用中国的桐油做抵押借笔钱。这个事情后来办成了。到了第二年，经过两次电报交涉，就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了。时间是1938年10月。

胡适留学回国后，大概就是1918前后，说过要专心做学问，二十年不谈政治，更不会参政。为什么抗战开始后，谈起政治，还当了驻美大使呢？胡适说，“现在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这是他给蒋介石的回电中的话。（实际上，胡适当驻美大使时，正好过了他二十年的许诺。）

在大使任内，胡适写过一首小诗，表明自己的心志，跟前面的话，意思差不了多少。是这样的：“偶有几茎白白，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后来大陆批判胡适的时候，根据这首诗，说胡适是一心跟定了蒋介石，就是要当国民党反动派的“过河卒子”。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得看是什么时候说的这话。他这意思是，抗战开始了，我既当了大使，就要负起这个责任，勇往直前，尽职尽责。

有人说，胡适不过是个学者，能当得了驻美大使吗？看看当时日本的反应，就知道了。胡适当大使后，最感到紧张的是日本人。东京的一个重要杂志《日本评论》上说，胡适当了驻美大使，“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也就是说，胡适当大使，同时具备了文学、经济和雄辩三个优势。这样同时具备三方面才能的人，别说日本，搁到哪个国家，都是凤毛麟角。

胡适到了美国，很快就跟罗斯福总统成了好朋友。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罗斯福亲自给胡适打电话：“胡适，我要第一个告诉你，日本人已经轰炸珍珠港！”等于说，从今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就发生变化了。胡适跟负责援华经费的霍夫曼也是好朋友，霍夫曼曾跟胡适开玩笑，说你要是再不写信给我，我将削减援华经费两亿美元，幽默中见出两人情感，也看出霍夫曼对胡适的敬重。胡适卸任时，美国副总统赫尔赞扬他是华府外交团中一位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且最受人敬重的使节。

像青年毛泽东一样敬仰胡适——在终南大讲堂的演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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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先生与史飞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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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南大讲堂的演讲

韩石山

再说第二件事，1948年逃出北平的事。胡适是这年12月中旬离开北平的，实际上，一个月之前，他就有机会离开。当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的失败，基本上已成定局。蒋介石想请胡适出山，担任行政院长，部长由胡定，他不干涉。派了陶希圣去北京劝说胡适，胡适不同意，也不愿意离开北平。陶去了胡家，见胡家跟往常一样，没有一点动静。胡说：“你看，现在满地书籍，都没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动，我一动，学校的人心就散了。”陶希圣说不动胡适，只好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临走的时候，胡适只是将他父亲的遗稿，还有他考证《水经注》的书稿，托陶希圣带到南京，交傅斯年保管。他知道，迟早是要走的，只是不到最后关头不能走。毕竟北大校庆马上就要到了，作为校长，不能连校庆都不参加就走了。后来局势发展很快，真的不能参加校庆。他14号离开北平，17号开的校庆会。后来有人说，胡适离开北平是“仓皇出逃”，还有人借了李后主的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嘲讽他。理由是，胡适住的东厂胡同一号，书房里的书，都没有来得及带走，这是不对的，他是有意留下来。他要是不怕搅乱人心，提前一个月将书籍装箱运，不是办不到的。当时正在准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他不愿让人看到他家里乱了，影响北大师生的情绪，破坏了校庆的气氛。这批图书，后来归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因为这个所一解放，就占了这个院子。

到了12月中旬，局势更加紧张，南京政府实施了一个“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计划。12月13日，蒋介石专门派教育部长陈雪屏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蒋介石闻讯，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南下，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14日再次派专机飞北平。“抢救”的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同时，还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起走，陈垣表示不走，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想留在亲戚家。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12月17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正值胡适五十七岁生日，朋友们在南京为他办了个酒宴，是校庆也是他的寿宴，喝着酒，想到时局，想到自己的处境，胡适忍不住哭了。晚上，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真可说是礼遇了。

像青年毛泽东一样敬仰胡适——在终南大讲堂的演讲（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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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分别是：邱杰、韩石山、李星、史飞翔四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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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南大讲堂的演讲

韩石山

第三，再说1958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的表现，主要说说胡适跟蒋介石的关系。有人会说，中研院院长，这可是个大官呀，胡适肯定是死心塌地的跟定了蒋介石。这样说，还是不了解那一代有操守的文化人的品格。我的看法是，胡适没留在大陆，就等于跟定了蒋介石，但却不能说多么的死心塌地。死心塌地，有唯命是从的意思。退一步，胡适就算是死心塌地了，也不会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一则他不是那样的人，再则，他真是这样，蒋介石也不会那样敬重他了。

胡适出任中研院的院长，确实是蒋介石最后拍板定的。当时胡适还在美国，真要回来，中研院没有合适的房子。蒋介石表示，他个人出钱给胡适盖座房子。中央研究院也表示追加预算。胡适听到后，深感不安，给代院长李济的信中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⑴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⑵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真的从美国寄来两千五百美金，还说要是不够，他再寄。

此前，胡适也回过台湾，每次回来，蒋介石都给以礼遇，请吃饭，单独接见谈话，胡适见了蒋，该说的话总是要说的。比如，国民党刚退到台湾，采取高压政策，胡适就很不满意，1952年年底回来，第二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胡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问题。胡的意见相当尖锐，这一点，从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日记中说：“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彭孟缉是当时台湾的保安司令兼台北的卫戍司令。

1959年，胡适已经回到台湾了，蒋介石想连任第三届总统，这年11月，胡适在一个宴会上，遇见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请张向蒋介石转达几条意见：第一，在明年的国民大会上，宪法将受到真正的考验；第二，为了国家的前途，希望蒋总统为大家树立一个合法而和平地转移政权的风范；第三，为了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盼望他能公开表示不担任下一届总统。第四，所谓“劝进”不仅是对蒋先生，也是对国民党和老百姓的一种侮辱，千万不可接受。他还说：“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他的声望和地位必然会更高。在此之前，胡适曾向一位政界朋友谈了这些意见，说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
    蒋介石当然不会听胡适的话，还是当了第三届总统。

有时候，一言不合，胡适也会给蒋介石一点颜色看。很有可能就是1952年，胡适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回台湾那一次。蒋介石请胡适在他的官邸谈话，谈到后来，为了表示亲近，拿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适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批判胡适的文章。蒋介石趁便问了胡思杜的近况，表示关怀。不料，胡适并不领情，反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的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兜出蒋经国的老底，说：“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还不是跟他的儿子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没料到胡适会这样，只好报以苦笑，岔开话题谈别的。

还要知道，胡适从来不是国民党员，蒋介石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介绍你入我们党吧。这也是我们在大陆的人无法理解的，国民党也真是，不是党员，怎么也让他当大使，当院长。

像青年毛泽东一样敬仰胡适——在终南大讲堂的演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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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青年毛泽东一样敬仰胡适

——在终南大讲堂的演讲

韩石山

如果这样说，仍不能说明胡适的人文品格的话，那大陆的郭沫若比一下，就清楚了。郭沫若生于1892年，只比胡适小一岁。两人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大陆解放后，郭沫若出任中科院院长，当时中科院设有“学部”，相当于社会科学这一块也在里头。这个职务，跟胡适的中研院院长，有相似之处。郭沫若与毛泽东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简单的说，是一种君臣关系，依附关系。毛泽东写上一诗，郭沫若不是和上一首，就是夸怎么个好。毛主席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郭沫若已经七十多岁了，还写了本《李白与杜甫》，说李白怎么个好，而杜甫是地方阶级的代言人。文革中，不光大肆吹捧毛泽东，连江青也吹捧。他的儿子被红卫兵抓去了，有生命危险，家人叫他跟周总理说一下，打个电话就把儿子救出来了，他当天下午就陪周总理接见外宾，从头到尾一句话也不说，儿子果然叫整死了。这样的人，不管革命觉悟多高，对革命的贡献的多大，是说不上什么人文品格的。

还有件小事，也很见出胡适的品格。1959年，台北街头有位卖芝麻烤饼的老人，名叫袁瓞，弄不懂美国的议会民主制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何不同，更拿不准二者孰优孰劣，他鼓足勇气，写信向胡适求教。胡适用公开信作答，信里有这样一节文字：“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道——单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后来胡适还请袁瓞到南港中研院去玩，不仅送书给他，还语重心长地说：“社会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

胡适这样做，小点说是对一位老人的尊重，大点说还是为了社会的进步，这就是胡适自己说的“一点一滴”的改造社会的功夫。这样的事，不是什么“没有架子”所能解释通的。

唐德刚是个历史学家，也是个研究胡适的专家，他说：“胡适的伟大就伟大在他的不伟大。他的真正过人之处，是他对上对下都不阿谀……他说话是有高度技巧的，但是在高度技巧的范围内，他是有啥说啥！通常一个有高度清望的人，对上不阿谀易，对下不阿谀难，而胡氏却能两面做到。”唐德刚还称道胡适说：“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他从无‘程门立雪’那一派的臭道学气味，被他大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还往往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

像青年毛泽东一样敬仰胡适——在终南大讲堂的演讲（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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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青年毛泽东一样敬仰胡适

——在终南大讲堂的演讲

韩石山

说的不少了，该说到胡适的死了。胡适死于1962年2月24日，当天开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会后有宴请，他在举杯讲话时，突然倒地，没抢救过来。蒋介石得此噩耗后，写下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过了几天，又送来一幅挽额，上书四个大字：“智德兼隆”。3月1日是公开瞻仰死者遗容的一天，蒋介石前来吊唁。出殡的时候，正好下雨，据说有三万人给他送行。
    他的墓在台北的南港，就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有人去台湾，一定要去看看。墓碑是块斜躺着的黑色大理石，因为胡适终生信奉白话文，碑文也是用白话文写的，是这么几句话：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据说这段碑文，是他的学生，也是著名学者的毛子水先生写的。我看过许多人对胡适一生思想行为的总结，觉得还是毛子水的几句话，说的最是精辟。

胡适去世的当天晚上，有好几个新闻记者问毛先生，胡适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在什么地方，毛先生说：“胡先生一生努力要使我们中国成为现代世界上一个第一等的文明国家，这便是胡先生对我们国家最大的贡献。”在引用了这句话之后，毛先生接下来说，“因为这个缘故，胡先生对于一切合理的改革都极端赞成。但是无论在政治上或是风俗上的改革，他只赞成用和平的方法，而不赞成用激烈的方法。就是他所主张争取的民主和自由，他亦只赞成用和平的方法去争取。”（《胡适之先生哀词》）

    这话听起来平常，实则非常的深刻，我看到一些信奉胡适学说的人，一说起眼下的腐败，多么的痛恨，多么的义愤填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话语就不好理解了。听他们的意思，似乎非要进行一场什么革命，像“文革”一样，把这些贪官污吏，像污泥浊水一样扫除干净。我就觉得这些人，还是没有得了胡适学说的真髓。这就好比说，文革是不对的，用文革的手段来对待文革中做了坏事的人，也是不对的。这样冤冤相报，社会永远不会进步，也永远没有清明的那一天。

    上面说的，是胡适在社会进步上的贡献。还应当说一下，胡适品格里最可贵的一点，仍借用毛子水先生的一句话。他说：“凡可以使这个世界变好的一点事情，都是他职分上所应做的事。他似乎相信，一个人能够多受点教育，这个人的行为便可以好一点。”（《胡适传》）他对年轻人的谆谆教诲，自己办好学校，多方资助年轻人留学，都可以从这儿找到原因。不仅仅是个心术好的问题。

    说的不少了，最后，我想用胡适的一首译诗来结束今天的演讲，这首诗是英国诗人勃郎宁写的，胡适1925年一时来了灵感译了。全诗三段，是这样的：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我能等到你的爱慢慢地长大。

    你手里提的那把花，

    不也是四月下的种，六月才开的吗？

    我如今种下满心窝的种子；

    至少总有一两粒生根发芽，

    开的花是不要采的，——

    不是爱，也许是一点喜欢罢。

    我坟前开的一朵紫罗兰，——

    爱的遗迹，——你总会瞧他一眼：

    你那一眼吗？等得我千般苦恼了。

    死算什么，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我相信，只要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真正关心国家前途的年轻人，只要你看看胡适的书，了解了胡适的理念与品质，总有一天，你会爱上这个人的。就像当年毛泽东还是个年轻人时，那样的爱他，那样的敬仰他。

                                     2011年4月14日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