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教授：中国现在本应该人均收入15000美元

2011年07月04日 08:13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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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张琪

在北京友谊宾馆一层的咖啡厅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在谈到中国很多地方发生的拆迁纠纷时，似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他的感觉，思考片刻后，他选择用“amazing”，而在接下来我们大约一个小时的谈话里，他又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英文单词。

Amazing，在英文中更多地用来形容令人惊叹的事情，在我看来，它很适合我们谈话时身处的这家酒店，至少在它建成时的上世纪50年代。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花园式酒店由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建筑家梁思成设计，并以其恢宏的规模和独特的中国味道被载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建筑史册》。“友谊”两字透露出它在当时所要招待的对象——在京的苏联专家们，今天，这家国有的酒店已对所有人开放。

然而，黄亚生在使用“amazing”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时，并不仅仅是赞叹。因为当他用它来形容自己对制度的缺陷、有些国民的愚钝以及某些精英的荒谬等话题的看法时，语气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不解和遗憾，虽然他谨慎地将“amazing”翻译成语义色彩比较中性的“不可思议”或“不可想象”。

除了像黄亚生这样的外籍人士，如今友谊宾馆的客人主要是那些来京旅游或办公的国人，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权力释放，让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迅速积聚起了可观的财富，也有机会享用以往外宾才能专享的服务。落座不久，刚刚还人影稀落的咖啡厅渐渐拥挤起来。人们衣着考究，但交谈的方式让人感觉这里似乎不是一座四星级酒店的咖啡厅，而是一家普通的中式餐馆；每当隔座那位拿着手机打电话的男士的爽朗笑声响起，我都不得不把录音机放得离我的采访对象更近一些。

上一次见到黄亚生是两年前，2009年的8月，次贷危机发生整一年。当时，中国经济在政府采取的强力刺激政策下，率先出现复苏的趋势；而美国政府仍然被瘫痪的金融体系和高失业率拖得焦头烂额。2010年整整一年，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成为国际上最热门的话题，一种声音认为，历史的终结也许不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而是以国有企业、强势政府以及儒家文化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面对依然强劲的GDP数字，那些对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驱动经济的做法抱以忧虑的学者不得不尴尬面对乐观者的嘲笑。

黄亚生即是如此。明确对中国经济表达悲观态度的他也常常因此被他的西方同僚们称为“黑马”。其实在危机之前，黄亚生就对中国经济表示担忧，他认为虽然当时的GDP增速已达到11%，却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受外需制约的程度相当严重。而在危机发生后，黄亚生从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中看到了更大的风险，“如果中国还是像过去那样子，只增加供给，而不去实行制度上和政策上的调整以促进消费内需，转变成消费型的经济，以后不可避免会产生生产过剩、泡沫破灭。任何政府都不能强迫老百姓消费。所以我对中国以后一年、两年的经济走势非常担忧。”

而随着通货膨胀率的急速攀升，这样的忧虑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同样的，关于“中国模式”，他的观点和两年前相比仍未改变，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实际上，早在他于2007年起笔、2008年写就的那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这一切都已经被讨论过，他的结论也早就得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那些普世原则。

然而，在黄亚生看来，在中国一些东西过于有“特色”了，甚至会让任何一个身处现代社会的人觉得“不可想象”。他强调自己是一位温和的学者，不支持全盘西化，也不支持“休克疗法”。他希望中国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走回头路，即使慢一点。但他认为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正在受畸形制度和特权阶层的侵蚀。

他半开玩笑地说，“可能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太强大了，对制度的要求很低，总觉得自己能适应，所以几千年就在同一制度的圈子里转。”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黄亚生最近都在忙一个新的调查项目，“我现在开始研究人，以前研究制度、政策，但是我觉得应该更多去注意一下人力资本的心态，甚至心理，看看一种特定的体制到底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如何影响他的行为。”

“中国模式”有误导性

经济观察报：最近大家都在谈“中国模式”，但对于“模式”是什么每个人说的都不同，比如你侧重于历史的方向和普世价值，另一些人则侧重于经济或政治的运行和治理方式，大家争论的焦点好像不一样。

黄亚生：我觉得还是有真正的争论的，说白了，就是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还是受国家管控的、有很强的社会主义烙印的制度更加优越，这是一种理念上的争论；从时政角度，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样的辩论很有意义，因为金融危机以后，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近年来的成功以及躲过金融危机是因为政府和政党制度起了强大的作用。但我很早就提出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三年中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通货膨胀、效率的损失以及大的投资项目造成的巨额负债。不仅是四万亿，加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举债，数字很惊人，如果把这些算为公债，那么中国的政府负债很可能高于美国。美国的政府负债虽然在金融危机后增加了，但私人负债减少了，所以国家整体负债并不是很高，所以我对美元非常有信心。

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态度总是很极端，因为他不了解情况，不是过于乐观，就是过于悲观。过去他们觉得美国就要崩溃了，中国马上会变成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但现在你看，“中国概念”也就维持了不到一年，现在基本上是全军覆没。成功的方面，中国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失败的方面在其他国家也都能看到影子，所以严格来讲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我最近刚去巴西，跟那里的学者讨论“巴西模式”。这个国家有段时间GDP增长达10%，也有一个强大的政府。1970年代，遇到西方的石油危机，和2008年情况很像，巴西采取了“国进民退”，从此以后一直到2003年左右，巴西经济一蹶不振。中国跟巴西相比有一些优势，教育水平、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还有一个是中国有大量的外资，所以中国可能不至于达到巴西的地步。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经济繁荣”这个词不太适合用来形容中国这三十多年？

黄亚生：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成就，我觉得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经过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现在还有一亿农民没地、没收入、没有低保？在中国，微博上动不动就爆出有自焚的，甚至一家人集体自焚，我每看到这种消息，就像看到原子弹爆炸的新闻一样，但是好像在中国，自焚、拆迁什么的就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而已。

可能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太强大了，对制度的要求很低，总觉得自己能适应，所以几千年就在同一制度的圈子里转。我们古代有那么多的发明、创造，现在经济却搞成这样，哪里要拆迁，推土机就过去，甚至调动警察，这真是很amazing的事情。不用说在美国、欧洲这样法治完备的地方，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经济观察报：那么，中国未来的模式是？

黄亚生：我不是特别在乎什么西方、东方，一个中国农民有地种，财产受保护，劳动果实他能享用到，然后天天早晨起来说这是西方模式，你说会吗？根本不会，反而是精英们天天在说，这是他们西方的，那是我们东方的。但他用来在网络上写下这些观点的电脑是谁创造的，软件是谁创造的？你用的所有现代科技的东西都是西方的。西方的又怎么着了，我为什么要在乎这种东西呢？第二，如果让中国人民自己去尝试，我相信他最终选择的结果跟西方模式也不会差得很远，他肯定要搞一些契约、一套互相监督的东西出来。这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第三，如果按照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地图上的很多省份和区域都要划掉，台湾、香港不应该是中国模式的，温州不应该是中国的，广东大部分都不应该是中国的，因为它们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完全都是依托西方或类似西方的模式。很多人一提西方，就像吃了苍蝇一样，这非常奇怪。有时候和人辩论，对方会说你这观点是西方观点，我听了就想，西方观点又怎么了？他在讲这话的时候，头脑中就有一个判断，因为你是西方观点，这本身就证明你是错误的，但西方观点和对错有什么关系呢，一种观点至少要通过辩论才能知道是对是错吧。

经济观察报：说你是“华盛顿共识”的拥护者是误解吗？

黄亚生：不是，方向上我是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但不是一定一步到位，要考虑中国特色，考虑中国人能接受的程度。有人常常挂在嘴上的是，西方的民主和市场发展经过了几百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承认这是漫长的过程。因为我承认这是漫长的过程所以我认为你要赶紧动手，快点做。漫长的过程不是你推迟的理由，反而是尽快开始的原因。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并不是一下子就要全部市场化，全部民主，只要往那个方向走就行，但是我的判断是，现在在走回头路，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这个时候提“中国模式”，是不是也很严重，因为它带有很大误导性？

黄亚生：肯定是，因为它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从静态上来讲是“中国模式”，一党执政、国有资产，但从动态上看都是“华盛顿模式”，大家不看变量只看常量，是非常错误的思维方式。

“转型”已经变成一种口号

经济观察报：经济发展对制度演进没有作用吗？

黄亚生：我觉得没有本质上的作用。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会改善政治体制的质量。但如果我们用腐败作为衡量体制质量的一个指标，那我相信大部分人会认为中国现在比以前更腐败了。没有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本身不会自动提高体制的质量。比如上访、冤案，二十年以前没有这么多，八十年代冤案都是文革遗留。在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当中，有一种特别普遍的看法，那就是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计是有矛盾的，贫富差距必然要加大，才会有经济发展。作为精英这样振振有词，也是我所不能想象的。没有任何统计证据来说明这个观点，我所知道的正相反，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发展是最快的，而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在经济上一塌糊涂，拉美就是这样。这就像说一个家庭要挣钱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代价，就是孩子得饿肚子，多奇怪的逻辑。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家庭有人饿肚子那就说明它的经济模式失败了，不管它能挣多少钱。

经济观察报：中国政府近些年来经常谈“转型”。

黄亚生：对，现在某种程度已经变成一种口号，做什么都叫转型，都叫改革，但实际上很多是反改革的，是逆转。“改革”在中国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很高尚的政治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也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们过去投资在钢、煤、铝、水泥上，现在还是政府来做，只不过投在新能源上面。大举兴建节能城市本身就是浪费，中国现在是城市过剩，大城市人口密度是全世界大城市人口密度一半都不到，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城市，增加人口的密度来节能，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建一个新城？政府提改革、节能，都是要保持、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个不改，中国不会有真正的经济起飞，不会有普惠式的经济发展。中国现在有很多富翁，是因为人口基数比较大，绝对数字上看比较多。如果经济增长每年8%、9%、10%，回报都给了人口的1%，当然有巨大的财富效应，但这本身是错误的。对于一个亿万富翁来讲，多给他一万块钱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挣一万块钱的人，再给他一万块钱不得了。经济增长应该是普惠的，应该有穷人的收入增加，中产阶级的崛起，有没有富翁是次要的。西方投资银行经常将中国消费奢侈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中国总体家庭消费只占GDP35%，而奢侈消费却成为世界第一、第二，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崩盘的预兆。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说，改变目前以投资为主的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很可能面临停滞的风险，会像日本在九十年代那样，失去整整十年。

扶持国资是最差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在过去的三年里，国资、外资、民资三种力量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黄亚生：国资肯定是在壮大，而且国资的定义，还包括那些不是百分之百国有但和政府关系很好、生意只靠政府的企业，虽然它们本身是私有，但实际上是国家资本的附属物。而且从最近的支付宝事件来看，政府还是在限制民营和外资的。我比较高兴的是过去这五年，国家对外资政策有所调整，比如说内外收入税率的统一。但像现在这样限制外资，强迫外资转移技术，是没有效率的做法。金融危机以后又加大了扶持国资的力度，某种意义上来讲还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国家对外资的政策虽然挤压了民营企业，但起码扶持了外资。扶持国资是最差的选择。没有竞争，挣多少钱都是垄断利润，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国有企业如果放开的话，我想它一天也做不下去。它对国家的税收贡献也是来自于国民为获得垄断产品所付的高额代价。更严重的是，垄断企业拿走大量的资金，你想创业就没办法了，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实际上都是外资通过协议在控制。你要知道中国互联网的成功多亏了有外资，中国国有的金融机构有几家支持过创业型的企业？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最近几年有成长吗？

黄亚生：我们的“中国实验室”每年做16个项目，为中小企业家提供咨询，帮助它们做商业计划。通过接触，我发现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做到一定规模后，中国的企业家都越来越重视管理，越来越重视公司制度的建设。

对于民营企业，主要还是要改变它的整个生存环境。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法制的社会，它的行为就会改变，会加强在管理和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来赢得竞争。那些所谓“野蛮”的生长方式，如果我处在同样的位置，在同样的环境下，可能也会做。

经济观察报：你对马云转移支付宝股权这件事怎么看？

黄亚生：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件事就像那个“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协议控制是一种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的非常模糊的架构，但是中国很多互联网企业家，都得靠这个东西，他们当然希望保持，但马云把这个东西捅了出来。你可以批评马云缺乏契约精神，但我觉得更应反思经济制度本身。首先如果不限制外资，我干嘛需要你协议控制；其次国家政策对外资好像想吸引又不想吸引，模棱两可，对协议控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协议控制的风险通过支付宝事件暴露出来，将影响所有想去美国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基本上把它们的路给断了，因为美国的监管机构要保护本国投资者的利益。所以无论是民企还是外资，利益都是受损的。

牌照就是一种控制，不管是第三方支付所属的金融业还是互联网媒体，这和金融安全、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而政府之所以默许而不是公开地认可协议控制的存在，或许是要寻求更深层次的对企业的控制，可能是运营，也可能是言论。

经济观察报：最终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不想放弃做大政府。

黄亚生：根本不想放弃，这个大前提不能改。但微观的调整怎么也调不出大的怪圈。政府的治理观念还是诉诸于道德约束、孔夫子的那套，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已经破产的思维方式。两千年都没有成功，为什么你认为现在能成功？而明明有其他成功的模式，为什么不去走？

黄亚生近期观点：

专家论居民收入：

哈继铭：若人民币国际化 印钞机一开东南亚大米随便拿

2011年07月04日 00:35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方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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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中国)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哈继铭(图片来源：凤凰网财经)

□记者 方烨 北京报道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长安讲坛第196期日前召开。论坛特邀专家、高盛(中国)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哈继铭发表题为“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探索”的主题演讲。哈继铭在演讲中说，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已经具备，而且进行国际化可以给中国带来多方面的好处。更重要的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所以当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谓正当其时。

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已经具备

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哈继铭借用时下流行的电影语言来形容，叫“让人民币飞”。所以，所谓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让人民币飞得更高更远。

他表示，有的企业趁着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想办法让人民币流出境内，在外面套一个比较低的利息再让它流入境内，或者说是为了规避国内宏观调控可能带来的贷款上的收紧影响，而将人民币流出去，这都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初衷。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能够让这个货币出去之后，在境外绕好几个圈，成为在境外贸易上的交易工具，成为投资上的主要货币之一，甚至是一种结算的工具。

如果说国外的央行能够把人民币作为它的外汇储备之一，就更加理想。一旦人民币进入一个国家的央行里面，它就跟基础货币挂上了钩。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基础货币在负债方，包括央行的存款和现金，在资产方它就是外汇储备和国内信贷。如果人民币成为外汇储备的一分子，跟基础货币挂上钩，它就可以通过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影响该国的整个经济。

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之后，哈继铭继续谈到人民币国际化命题成立与否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其实在几年前，尤其是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我曾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但是直到今天，在这方面的认识还不是很一致。有的人认为，人民币何必国际化，国际化又有什么用处呢。甚至有的人认为我们是不是具备了国际化的条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很低，这样的国家发行的货币能国际化吗？一般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就是它的货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国家，无论是美国、欧盟、英国、日本，人均GDP都比中国高很多。

对此，哈继铭强调，一个国家的货币能不能国际化，并不在于这个国家人均收入的多少，而是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本国的总体经济规模、通货膨胀率、汇率的稳定性或者波动性、国家金融市场的规模。

经济规模越大，这个国家的货币就越有资格成为储备货币。如欧元的崛起，就跟欧共体的形成有关。日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也是跟它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腾飞有关。英国那是历史遗留问题，它过去曾经经济规模很大，所以英镑也一直是储备货币。

今天，中国的GDP哪怕不用购买率评价来衡量，单用市场汇率来计算，也已经排到第二位，超过了日本。经济总量已经从1978年改革初期的占全球1.8%，到了去年占全球9.3%。

出口总量中国更是全球第一。如果经济规模用净出口来衡量，中国已经从1978年占全球的0.8%，到今天占全球的12%。而且在亚洲区域内，对许多周边国家来说，中国是最大和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也是当之无愧的出口最大国。

再看另外几个指标是不是满足成为储备货币的条件，比如通货膨胀率是不是过高。一个国家如果通货膨胀率过高，那它的货币就很难成为储备货币，所以通货膨胀率一定是要温和的。

中国过去十年的通货膨胀率平均是1.56%，比美国还低，比欧元区和英国也低，当然比日本高，因为日本是通缩的。所以从通货膨胀率指标来看，中国也够资格。

从汇率波动指标，汇率标准差来看，中国过去十年平均是0.14，是相当稳定的。当然后五年汇率有一定的波动，而这主要是因为人民币盯住了美元，美元跟其他货币波动造成了人民币的波动，但总体来说人民币汇率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不像有些拉美国家，汇率几年可以升值很多，又在几年内可以贬值很多，那样的国家可能经济规模很大，但它的货币很难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另外，谈到资本市场的情况。中国的股市这几年规模在不断扩大，排名在美国之后，和英国相差无几。也就是说从这四个条件来看，人民币基本上都满足成为储备货币的条件。“所以我觉得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具备了可行性的。”哈继铭说。

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中国

接下来，哈继铭重点讨论的是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的问题。

哈继铭说，条件具备了，但是不是一定让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讨论。有的小国家因为经济规模不够，就不愿意这么国际化，因为它觉得这么做的话也不一定有好处，反而货币政策可能会失控。

对此，哈继铭表示，像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货币国际化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但这不是最主要的，需要看到的是更多的好处。

第二，提高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果说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够国际化，当然前提条件是其汇率一定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用行政手段控制。一旦汇率市场化了，那么在这个国家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具备了。如果说资本市场是开放的，但汇率是僵硬的，那就不可能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除非把汇率搞活。

第三，有利于国际储备货币的分散化。因为本国货币如果不能用作国际贸易结算，势必要储备很多能够帮助进行结算贸易的货币。如果美元是最盛行的结算货币的话，各国就拼命攒美元，这会使得一国外汇储备币种非常集中。一旦美元贬值，就会遭受损失。但如果本国货币也能作为贸易结算货币，那就自然不需要那么多美元以及其他的储备货币。所以说，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中国可能带来的过大冲击。

第四，为对外贸易投资活动提供便利。如果本国货币能用作贸易结算，就不会存在汇率风险。本国的很多成本都是以人民币计算，如果对外进行贸易或者投资，最后收入的是美元，中间就有一个汇率风险。但如果对外贸易或投资以人民币结算，这就是自然对冲，对贸易投资有促进作用。

第五，给我国的金融机构带来新的业务收入。原来的结算都是外币结算，现在可以用人民币来结算，它是一种新的业务，可以带来新的收益。

第六，有利于一个国家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如果让中国某个城市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对提升这个城市的金融中心地位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倒过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也将迫使这个国家实现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哈继铭认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走在了汇率市场化之后。汇率市场化2005年就开始了，到现在汇率升了不少，中间也有波动。但市场化确定利率的机制还比较缺乏。而一旦汇率可以自由波动，那利率和汇率之间就要挂起钩来，不然就存在套利的机会。所以汇率市场化可以用来倒逼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哈继铭还谈到国家货币市场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他首先提到的是热钱流入的问题。哈继铭说，日本是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推动的日元国际化。日元在外贸结算当中的占比从1975年开始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不断上升。这带动了大量资金流入到证券市场来进行证券投资，赌日元升值。于是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资产价格上涨幅度很大。

虽然当时日本因此产生了许多资产泡沫，但是哈继铭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市场不可以敞开一些，因为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需要给境外投资者创造比较顺畅的境内投资途径和机会。上世纪20年代美元国际化，吸引了一些资金，有人称之为热钱，但美国的资本市场表现良好。这个历史经验说明，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后流入一些热钱，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投机的人来了，一定会给经济制造泡沫，因而反对一个国家的货币国际化。

“历史的轨迹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尤其是我们现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和经济表现有些脱节，这时候适当地让一些资金回流不存在制造泡沫的问题。”哈继铭说。

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一个国家往往正是在它货币有升值潜力和动力的时候，才能够实现货币的国际化。一旦一个国家的货币被预期要贬值，那时就想国际化都不可能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推动货币国际化是要抓时机的，一旦失去机会，就会时不再来。

比如有的国家的货币，可能因为一些结构因素的恶化，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面临贬值的压力。再具体一些，一个国家如果政府债务负担很重，未来就一定要通过税收解决，所以一旦政府欠债很多，老百姓不敢消费，结构问题就会越发严重。有观点认为，这个时候政府的财政刺激是不管用的，因为财政刺激可能导致赤字进一步增大。

且不说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个政府如果债务负担很重的话，未来的政府开支就会减小，最终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除了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也可能带来货币的贬值压力。随着全球社会逐渐进入老龄化，未来20-30年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不如过去的20-30年。由于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更为明显，所以未来20-30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有望明显快于发达国家。

考察二战后日本的人口变动情况就会发现，日本投降前后出生率特别高，因为其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战争创伤，需要补充人口。但是出生率很高的国家一定是比较贫困的，因为抚养下一代会占用应该进行储蓄和投资的资金。而一个国家如果投资不足，发展速度就会比较缓慢。当时的日本主要是依靠外援，包括依靠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发展起来的。

过了这一阶段，社会补充人口的需要就会降低，出生率自然而然下降。而且随着早年出生的这些人逐渐长大，这个社会就出现有工作能力的人占比很高，并且呈逐年上升的好势头。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些40-50年代出生的人到了退休年龄，日本社会开始进入老龄化。

如果人口结构是中间大两头小，也就是说青年、中年人特别多，这时经济增长比较快，储蓄率也比较高，因为有很多人工作，个人家庭负担轻，剩余的钱会用于储蓄和投资。

而进入老龄化阶段后，社会上老人占比高，中年人和小孩比较少，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再次慢下来，社会储蓄率下降，因为老人基本上没收入但还需要消费，而且消费在社会中的占比也会上升。这不需要靠经济转型也可以达到，只是说如果用政策推动，这个时刻到来的可能更快一些。

利用香港试点资本账户投资

怎么才能让人民币飞起来？

哈继铭说，中国的政策是从贸易开始做起的。然后再推到投资，从直接投资做起，将来可能走向资本账户投资。在直接投资里面，进一步细分就是先外投。今年1月份人民银行已经出台相关政策。相信年内还会有政策出台，让人民币可以向内投。

最近几年，人民币国际化基本上是按这个思路进行。在贸易领域，2009年7月份几个城市几家企业被选为试点，积累经验之后把试点扩大到更多城市。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到，人民币在外贸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上涨幅度非常惊人。2009年全年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金额不到36亿元，而在2010年已超过5000亿元，2011年的前三个月更是达到3600多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金额的70%。此外，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货币互换也开始起步。

在资本帐户投资方面，哈继铭建议用香港作为试验田。他说，现在香港就是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地区，其他城市还没开放，作试点肯定有缺陷。而货币国际化是以资本账户彻底开放为条件，所以选择香港作为桥头堡，来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试点非常有必要。

香港近年在人民币结算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04年初，香港市场上基本没有人民币，而现在人民币已经非常抢手。2009年底人民币在香港的存款为600多亿元，2010年底达到3150亿元，今年三月底是4514亿元，保守估计到今年末将突破8000亿元，甚至可能达到10000亿元。

虽然人民币在香港的存款量不断上升，但市场上的人民币还没有多少可用于投资。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利率很低，半年期的只有0.7%。那么多人民币主要都用于在香港发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叫典型债，政策规定，中国的银行、在境外注册的公司、一些红筹股公司等可以去发典型债，但在国内注册的非银行机构是不能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

除了银行，中国自己的企业并没有好好利用这一廉价的机会。这里面的一个原因是考虑到发债券的钱拿回来后可能会对国内的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冲击。应该说，冲击是肯定有的，但从定量来看影响微乎其微。因为现在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为4500多亿元，发债券的存量也就800多亿元，跟国内75万亿元的M2简直不可比。当然减少人民币回流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干扰，更好的选择是让人民币飞到别国的央行里面去，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了。

哈继鸣说，最近这方面有了进展。除了典型债之外，一些定期存单逐渐出现，以人民币来计量的保险产品也在推进。最近李嘉诚的公司发了第一支在香港可以投资购买的股权类产品。将来应该让拿到人民币的人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只有有了这样的机会，他才可能更多地持有人民币。中国之所以会有很多美元储备，就是因为美元的债券市场极大，可以进出自如地买卖。所以，如果中国想让别国央行持有人民币，也要学习美国，发展自己的人民币债券市场。

此外，现在有的企业可以在香港发人民币债券，但得到的钱要拿回来的还不容易，政府管得还比较严。因此，哈继铭建议，银行应该起到让人民币飞的助力器作用，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最好别拿回国内市场，而是直接贷给别的国家，让这些国家拿了人民币之后从我国购买商品。

总而言之，在实现人民币直接投资之后，股权类和债券类的投资也应逐步放开。对于人民币最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成为特别提款权(SDR)的一部分，哈继铭有很大的信心。但同时他指也出，所有SDR里的货币都是自由可兑换货币，如果人民币不实现货币的最终自由可兑换，要想进入SDR就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问与答

问：您刚才说在香港人民币很抢手，是否和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有关？

答：在IMF工作的11年中，我中间有两年停薪留职到香港经济管理局任职。在香港的两年，我都是基于香港的汇率制度研究相关的经济政策。

现在很多国内外企业和银行都愿意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其实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利率相当低，很多企业发出来的债券利率才2%到3%。但是由于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有一个比较强的预期，觉得买了人民币的产品一年之后有2%到3%的利息，同时人民币可能再升值4%到6%，加起来就可能是7%到9%的回报率，所以大家都抢着要。

可以说在汇率问题上，鉴于我的工作经历，从宏观到微观，从政策的制订、分析到从商业的角度遵循人民币以及汇率政策改革的变动所做的微观工作，具有一定的发言权。

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人口红利也将随之消失，您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答：一旦步入老龄化社会，社会当中有工作能力的人数占比将明显下降。中国的经济几十年可以保持快速增长是有先例的，日本韩国当初也走过这样的道路。但是不能因为它持续时间长，就认为永远都是这样。现在房地产价值快速上涨，但是一旦将来人口拐点出现，房屋的价值就会快速下降。

不光城市会出现老龄化，农村也会出现老龄化。农民一旦变老，他进城后由谁来供养？现在出来打工的人非常年轻，但是随着农村老龄化的到来，打工的人也会减少。此外，因为中国城市化的基础不够扎实，农民工在城里干了十二十年，还有很多没有房子和城市户口，孩子在城里不能享受社保和公平的教育，所以有一些农民工将来还要回去。

到了那个时候，中国还可能出现去城市化，这会使得国家的工资压力上升。随着工资上涨，老龄化又会导致储蓄率下降，资金的成本变贵，利率上升。这两种要素价格同时上涨，到时投资者会发现干啥都很难挣钱。日本现在就是这样的，中国可能会遇到同样的挑战。

当然中国和日本相比也有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地方：一是中国幅员辽阔，即使沿海城市劳动力成本上升，内陆地区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但是再往前走呢？等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内陆地区也用完了的时候，可能就要追求其他经济发展的动力了。那个时候的动力在哪里呢？在改革。现在我们听到市场上有一些投资者担心中国会发生通货膨胀，也有人担心中国经济会硬着陆。这是一个矛盾。如果要应对通货膨胀，应该采用紧缩的政策，如果要应对硬着陆，应该采用刺激政策。但是如果这两种情况都出现，简单的需求管理政策就很难起到作用，必须用供应方的政策。所谓供应方的政策，在中国就是要改革，把供应曲线往外推，提高生产力。在这个领域中国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空间。

任志强：房地产市场不但没调好 还越调越烂

2011年07月02日 11:20
来源：凤凰网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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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房产讯 2011年7月1-4日，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在海南三亚召开，来自全国地产界、金融界、学术界及传媒机构首脑人物会聚博鳌，共同探讨中国房地产的未来发展和出路，凤凰网房产进行了全程报道。以下是华远地产[简介 最新动态]董事长任志强的主题演讲。

华远地产董事长 任志强

任志强：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这，我们希望把2003年开始的所有进行评估，看看为什么这么多年，房地产市场不但没有调好，还越调越烂。这个我们可能在今年年底，也可能在一个时间里会发布我们的研究报告。我谈一些初步的看法。

昨天闭门会上我们说了，我们这轮调控什么，是调控房价、调控结构还是调控通胀。晓光刚才讲，任何结构上能进行调整，所以大会也说到，我们需要转型，转什么，是转结构，住宅传统产业变成商业，变成“芭蕾雨”？我们的土地约定，每年就供应这么多商业用地，剩余的就是住宅用地，要想把结构都调整为商业结构，那就把所有人都打死，因为只有30%用在商业地产，土地也就这么多。也有人说可以转为旅游，可能转为岛，中国有几个岛就海南岛。

旅游不可能成为全国性的转型的东西，还有人提出养老，即使结构上调整了，养老比重也不到10%，世界各国也如此。如果没有养老保险，养老产业也是很难做的，单独卖还会变成住宅房地产。就象中国说结构调整一样，都想说转如高科技，都转入可能吗，美国硅谷也酒那么一点，不可能都转为。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通胀，通胀问题很大，可能6月份会更高一些，虽然还没有宣布。四个国都在膨胀，有的达到12点几，13点几，我个人觉得宏观调控就是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但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似乎是要拉平经济，严格来说我们叫做用限价、限购等等办法来抑制一个单一目标就是房价。前两天北京新现任的主任，邀请我们和刘晓光去吃饭，要求我们降价，换句话说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执行政府的政策还是不应该执行政府的政策，这里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如果房地产调控目标都集中于房价上，一定会生产最烂的房子。过去说房地产只有30年寿命，经过这一轮可能只有10年、20年的寿命了。因为以价格未导向的结果就更不要说什么节能、环保、高科技了。所以以房价调整的结果一定是一个错误的结果。

通常以什么为对象，我们现在是以开发商为对象，文件上写是增加供给，但是现在是减少供给，增加什么供给，增加保障房的供给，把市场化变成非市场化。国务院政府报告上说两条腿走路，但现在要砍掉很粗壮的腿，要保住保障房的腿。

今年我们政府提出要完成1000万套，我说根本不可能，然后改为10月份之前开工1000万套，我们这么多家只完成800多万套，要1000万套我觉得是做梦一样。我们曾经做过报告，我们的核心问题不是没有房子，按照国际上的计算方法把都算上有97%都有住房，但有很多是很多人住在一个房子，所以要改善需求。当年轻人离开父母时，两者之间都得到了改善，否则老住在老人家中就没有地方住，老得养儿子，这就是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政策是限制改善性需求，也在城市限制。比如满18岁了就可以了，但银行不给你贷款，认为收入不够。23岁的大学生拿工资的50%也不够，甚至有的银行还提出因为你没有结婚，一个人支付贷款是不够的，还是不给你贷，于是人们只能用长辈的名义去，所以就变成了二套房。50岁以上的也不给贷，因为不够年限了，因为你只有五年了，20年以上的贷款、30年以上的贷款就没有还款能力的，于是还得用年轻人具备能力的去买第二套住房。我们名以上要打击投资、限制第二套、第三套，但实际上我们从香港和台湾看到的，都是限制二次出让，用加税或调节的办法解决。但我们的政策是不管你犯没犯罪，先认为你犯罪。确定你确实投机和投资，在短期内转让才对你制裁，因此认定你事亲犯罪和事后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法律结构，我们是先认定你犯罪，然后再处罚，这种导致的最终结果也一定是错误的。

以什么为手段，我们现在的监管包括融资手段、包括利率、保障住房一大堆。所用的手段叫“四加”，加税、加息反正不让你过好日子。我最想说的是，都是以行政的手段未主导，而不是以市场的手段未主导，可能是最差的。按市场经济规律来说，任何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体现最明显的就是计划生育，为什么80、90后的孩子不好管，就是因为独生子女的政策垄断了作为孩子的市场。所以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和他分遗产，所以想好就或，于是就有了“药家鑫”，我们看历代王朝里面，一个皇帝很多妃子，生了很多孩子，就要去打仗，大家打死了，可能出现哥哥把弟弟杀了，弟弟把哥哥杀了，杀死后剩下的就是可以让流传的最后的优秀者，而现在没有竞争，哪来的优秀者。

看看清朝最后为什么灭忙，为什么是慈禧太后，都是儿皇帝，最后两岁、三岁没法使清朝继续延续下去，这是一个恶劣结果。恰恰是市场经济给了人们的道德机会，用自由选择权，双方的自由选择权决定市场中的产品可以销售和不可以销售，或价格合理和不合理。而价格恰恰是决定这个产品保证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能够满足市场的供应条件。而我们现在的市场价格是被扭曲的，当中央要求必须限制幅度时，地方政府迫不得已只能去弄虚作假了，因为什么都管不了，因为有些城市粮食是外运的，有些城市没有水泥，材料这部分都是由他人决定，但是你非要他来决定这个地区的房价和基本成本，怎么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荒谬的政策也能在中国实行，但是这种荒谬的政策逼迫政府弄虚作假，比如不允许你进行网上交易，在网上交易的范围内进行限制和控制，等等，一系列的弄虚作假出现的结果是什么，价格在名以上可能是升可能是降，但都不反应关系。

现在我们除了个别城市限制条件之外，是不是面向全国谁也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的银行、特别对个人住房限贷，已经从个别城市绵延到全国，在中国差异这么大的情况下，用一个办法会出现什么结果，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会稳中有降，我们现在同比和环比都趋于下降。另外4%的高增长投资能不能维持，如果我们在持续的过程，都希望用保障性住房弥补商品房的下降，也许能成功，也许不成功，因为保障性住房缺钱，而上半年的更多的因为去年开发商把房子都卖了，今年要保证按期交房子，原本卖代的房子完工后怎么办，也就是开始的时候会出现问题，我们也没有看到土地增长的供应，最后导致财政出现困难，很大地方都涉及到能不能卖出地，能不能卖出好价的问题，我们的中央政府决定用土地收入的10%用于教育，也就是所有人看到土地价格的增长，中间要分一杯羹，下一次国务院可能决定拿出10%用于养老、再决定用于医疗，反正都在摊这块肥肉。

大家说今年政策可能不会变了，明年也可能不会变了，我觉得不要期望政策短期会变，一直到撞南墙的时候才会回头，否认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恶性竞争的结果，恶性竞争的结果不同于2008年，2008年是外部不好内部也不好，今年是内部很好，外部也没那么差，没有那么多进出口企业的破产，为什么房子要下去，这个是莫名其妙的事。从历史各国看，在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房地产没有一个国家会断，这个是悖论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恰恰是要让中国的房地产迅速掉下去，给大家一个笑脸。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媒体称腐败正侵蚀全国人民对改革开放大业共识

2011年07月04日 00:35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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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重要时刻，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七一讲话。这个讲话将作为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献载入史册，并指导今后一个阶段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

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专门用一个较长的段落论述改革开放。他郑重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2年。对于同时置身于这个年代的几代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成为大家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本身。32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我们也从当初的幼稚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已经不认为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内容只是冷冰冰的供求关系，而是发现我们追求的幸福生活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我们既不认为改革开放是向西方照猫画虎，也坚决反对在改革的推进上犹豫不决“雪拥蓝关马不前”；我们已经不满足于用崛起和盛世等浮夸的语言来描述我们当下的岁月，而是在肯定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时，冷静地发现生活中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些地方甚至与我们改革开放的初衷相悖。

我们认为，目前存在很多问题的根源不是因为进行了改革开放，更不是因为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而是因为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是在各种条件约束和利益冲突的制约中逐步展开和完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要解决困扰我们的这些问题，必须义无反顾地深化改革开放。就像胡锦涛同志所说，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十六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七大报告强调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屈指算来，离实现下一步奋斗目标还有9年时间，时间紧，任务重，时不我待。

十几年前，我们体会到“改到深处是产权”。今天我们发现，改到更深处是公平与效率，是政府与市场，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公平和效率上，在我们强调公平的时候，不应当放弃对效率的追求。没有经济发展，总量做不大，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福利、政府补贴就无从谈起。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这需要改革和开放。

在政府和市场上，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救助计划影响到人们的观念，计划经济好还是市场经济好一度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我们不能由于危机状态下采取的一些特殊政策的见效而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加快体制改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另外，我们还应当深切认识到，腐败正在侵蚀全国人民对改革开放大业的共识。产生腐败的基本原因在于旧体制下公权太多，公权力量太大，应当在改革中减少公权，减少利用公权谋私利的基本制度条件。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历史的进步与层出不穷的困难相并存，我们还没有到达理想的彼岸，我们还在路上。我们只有以改革和开放作为发展之舟的双桨，义无反顾地奋斗下去，才能实现理想、到达彼岸———一个自由与繁荣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