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教授：中国人均年收入应当15000美元

　　在北京友谊宾馆一层的咖啡厅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在谈到中国很多地方发生的拆迁纠纷时，似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他的感觉，思考片刻后，他选择用“amazing”，而在接下来我们大约一个小时的谈话里，他又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英文单词。

　　Amazing，在英文中更多地用来形容令人惊叹的事情，在我看来，它很适合我们谈话时身处的这家酒店，至少在它建成时的上世纪50年代。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花园式酒店由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建筑家梁思成设计，并以其恢宏的规模和独特的中国味道被载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建筑史册》。“友谊”两字透露出它在当时所要招待的对象——在京的苏联专家们，今天，这家国有的酒店已对所有人开放。

　　然而，黄亚生在使用“amazing”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时，并不仅仅是赞叹。因为当他用它来形容自己对制度的缺陷、有些国民的愚钝以及某些精英的荒谬等话题的看法时，语气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不解和遗憾，虽然他谨慎地将“amazing”翻译成语义色彩比较中性的“不可思议”或“不可想象”。

　　除了像黄亚生这样的外籍人士，如今友谊宾馆的客人主要是那些来京旅游或办公的国人，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权力释放，让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迅速积聚起了可观的财富，也有机会享用以往外宾才能专享的服务。落座不久，刚刚还人影稀落的咖啡厅渐渐拥挤起来。人们衣着考究，但交谈的方式让人感觉这里似乎不是一座四星级酒店的咖啡厅，而是一家普通的中式餐馆；每当隔座那位拿着手机打电话的男士的爽朗笑声响起，我都不得不把录音机放得离我的采访对象更近一些。

　　上一次见到黄亚生是两年前，2009年的8月，次贷危机发生整一年。当时，中国经济在政府采取的强力刺激政策下，率先出现复苏的趋势；而美国政府仍然被瘫痪的金融体系和高失业率拖得焦头烂额。2010年整整一年，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成为国际上最热门的话题，一种声音认为，历史的终结也许不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而是以国有企业、强势政府以及儒家文化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面对依然强劲的GDP数字，那些对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驱动经济的做法抱以忧虑的学者不得不尴尬面对乐观者的嘲笑。

　　黄亚生即是如此。明确对中国经济表达悲观态度的他也常常因此被他的西方同僚们称为“黑马”。其实在危机之前，黄亚生就对中国经济表示担忧，他认为虽然当时的GDP增速已达到11%，却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受外需制约的程度相当严重。而在危机发生后，黄亚生从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中看到了更大的风险，“如果中国还是像过去那样子，只增加供给，而不去实行制度上和政策上的调整以促进消费内需，转变成消费型的经济，以后不可避免会产生生产过剩、泡沫破灭。任何政府都不能强迫老百姓消费。所以我对中国以后一年、两年的经济走势非常担忧。”

　　而随着通货膨胀率的急速攀升，这样的忧虑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同样的，关于“中国模式”，他的观点和两年前相比仍未改变，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实际上，早在他于2007年起笔、2008年写就的那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这一切都已经被讨论过，他的结论也早就得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那些普世原则。

　　然而，在黄亚生看来，在中国一些东西过于有“特色”了，甚至会让任何一个身处现代社会的人觉得“不可想象”。他强调自己是一位温和的学者，不支持全盘西化，也不支持“休克疗法”。他希望中国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走回头路，即使慢一点。但他认为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正在受畸形制度和特权阶层的侵蚀。

　　他半开玩笑地说，“可能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太强大了，对制度的要求很低，总觉得自己能适应，所以几千年就在同一制度的圈子里转。”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黄亚生最近都在忙一个新的调查项目，“我现在开始研究人，以前研究制度、政策，但是我觉得应该更多去注意一下人力资本的心态，甚至心理，看看一种特定的体制到底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如何影响他的行为。”

　　“中国模式”有误导性

　　经济观察报：最近大家都在谈“中国模式”，但对于“模式”是什么每个人说的都不同，比如你侧重于历史的方向和普世价值，另一些人则侧重于经济或政治的运行和治理方式，大家争论的焦点好像不一样。

　　黄亚生：我觉得还是有真正的争论的，说白了，就是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还是受国家管控的、有很强的社会主义烙印的制度更加优越，这是一种理念上的争论；从时政角度，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样的辩论很有意义，因为金融危机以后，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近年来的成功以及躲过金融危机是因为政府和政党制度起了强大的作用。但我很早就提出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三年中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通货膨胀、效率的损失以及大的投资项目造成的巨额负债。不仅是四万亿，加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举债，数字很惊人，如果把这些算为公债，那么中国的政府负债很可能高于美国。美国的政府负债虽然在金融危机后增加了，但私人负债减少了，所以国家整体负债并不是很高，所以我对美元非常有信心。

　　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态度总是很极端，因为他不了解情况，不是过于乐观，就是过于悲观。过去他们觉得美国就要崩溃了，中国马上会变成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但现在你看，“中国概念”也就维持了不到一年，现在基本上是全军覆没。成功的方面，中国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失败的方面在其他国家也都能看到影子，所以严格来讲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我最近刚去巴西，跟那里的学者讨论“巴西模式”。这个国家有段时间GDP增长达10%，也有一个强大的政府。1970年代，遇到西方的石油危机，和2008年情况很像，巴西采取了“国进民退”，从此以后一直到2003年左右，巴西经济一蹶不振。中国跟巴西相比有一些优势，教育水平、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还有一个是中国有大量的外资，所以中国可能不至于达到巴西的地步。

　　但是中国并不需要达到GDP2%才证明失败，只要回落到5%-6%，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从数据来看，即使是“文革”期间，中国的GDP增长也是3%-4%，现在有这么多的外资、外贸，这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30年高度增长的基础，增长却只比“文革”时快50%，并不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现在本应该达到人均收入15000美元，东亚国家除了朝鲜和中国，都是1万到2万美元，我们现在却只有4000美元。所以，我们的经济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贫穷经济，虽有增长但是经济水平还是很落后的。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经济繁荣”这个词不太适合用来形容中国这三十多年？

　　黄亚生：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成就，我觉得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经过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现在还有一亿农民没地、没收入、没有低保？在中国，微博上动不动就爆出有自焚的，甚至一家人集体自焚，我每看到这种消息，就像看到原子弹爆炸的新闻一样，但是好像在中国，自焚、拆迁什么的就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而已。

　　可能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太强大了，对制度的要求很低，总觉得自己能适应，所以几千年就在同一制度的圈子里转。我们古代有那么多的发明、创造，现在经济却搞成这样，哪里要拆迁，推土机就过去，甚至调动警察，这真是很amazing的事情。不用说在美国、欧洲这样法治完备的地方，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经济观察报：那么，中国未来的模式是？

　　黄亚生：我不是特别在乎什么西方、东方，一个中国农民有地种，财产受保护，劳动果实他能享用到，然后天天早晨起来说这是西方模式，你说会吗？根本不会，反而是精英们天天在说，这是他们西方的，那是我们东方的。但他用来在网络上写下这些观点的电脑是谁创造的，软件是谁创造的？你用的所有现代科技的东西都是西方的。西方的又怎么着了，我为什么要在乎这种东西呢？第二，如果让中国人民自己去尝试，我相信他最终选择的结果跟西方模式也不会差得很远，他肯定要搞一些契约、一套互相监督的东西出来。这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第三，如果按照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地图上的很多省份和区域都要划掉，台湾、香港不应该是中国模式的，温州不应该是中国的，广东大部分都不应该是中国的，因为它们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完全都是依托西方或类似西方的模式。很多人一提西方，就像吃了苍蝇一样，这非常奇怪。有时候和人辩论，对方会说你这观点是西方观点，我听了就想，西方观点又怎么了？他在讲这话的时候，头脑中就有一个判断，因为你是西方观点，这本身就证明你是错误的，但西方观点和对错有什么关系呢，一种观点至少要通过辩论才能知道是对是错吧。

　　经济观察报：说你是“华盛顿共识”的拥护者是误解吗？

　　黄亚生：不是，方向上我是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但不是一定一步到位，要考虑中国特色，考虑中国人能接受的程度。有人常常挂在嘴上的是，西方的民主和市场发展经过了几百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承认这是漫长的过程。因为我承认这是漫长的过程所以我认为你要赶紧动手，快点做。漫长的过程不是你推迟的理由，反而是尽快开始的原因。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并不是一下子就要全部市场化，全部民主，只要往那个方向走就行，但是我的判断是，现在在走回头路，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这个时候提“中国模式”，是不是也很严重，因为它带有很大误导性？

　　黄亚生：肯定是，因为它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从静态上来讲是“中国模式”，一党执政、国有资产，但从动态上看都是“华盛顿模式”，大家不看变量只看常量，是非常错误的思维方式。

　　“转型”已经变成一种口号

　　经济观察报：经济发展对制度演进没有作用吗？

　　黄亚生：我觉得没有本质上的作用。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会改善政治体制的质量。但如果我们用腐败作为衡量体制质量的一个指标，那我相信大部分人会认为中国现在比以前更腐败了。没有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本身不会自动提高体制的质量。比如上访、冤案，二十年以前没有这么多，八十年代冤案都是文革遗留。在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当中，有一种特别普遍的看法，那就是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计是有矛盾的，贫富差距必然要加大，才会有经济发展。作为精英这样振振有词，也是我所不能想象的。没有任何统计证据来说明这个观点，我所知道的正相反，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发展是最快的，而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在经济上一塌糊涂，拉美就是这样。这就像说一个家庭要挣钱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代价，就是孩子得饿肚子，多奇怪的逻辑。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家庭有人饿肚子那就说明它的经济模式失败了，不管它能挣多少钱。

　　经济观察报：中国政府近些年来经常谈“转型”。

　　黄亚生：对，现在某种程度已经变成一种口号，做什么都叫转型，都叫改革，但实际上很多是反改革的，是逆转。“改革”在中国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很高尚的政治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也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们过去投资在钢、煤、铝、水泥上，现在还是政府来做，只不过投在新能源上面。大举兴建节能城市本身就是浪费，中国现在是城市过剩，大城市人口密度是全世界大城市人口密度一半都不到，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城市，增加人口的密度来节能，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建一个新城？政府提改革、节能，都是要保持、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个不改，中国不会有真正的经济起飞，不会有普惠式的经济发展。中国现在有很多富翁，是因为人口基数比较大，绝对数字上看比较多。如果经济增长每年8%、9%、10%，回报都给了人口的1%，当然有巨大的财富效应，但这本身是错误的。对于一个亿万富翁来讲，多给他一万块钱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挣一万块钱的人，再给他一万块钱不得了。经济增长应该是普惠的，应该有穷人的收入增加，中产阶级的崛起，有没有富翁是次要的。西方投资银行经常将中国消费奢侈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中国总体家庭消费只占GDP35%，而奢侈消费却成为世界第一、第二，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崩盘的预兆。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说，改变目前以投资为主的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很可能面临停滞的风险，会像日本在九十年代那样，失去整整十年。

　　黄亚生：我不认为。咱们先研究一下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日元升值，这没有数据支持。日元升值以后做得最好的公司都是出口的公司，而受到打击的恰恰是那些针对内需、没有竞争的企业，包括服务业、银行业。我们担心人民币升值后出口企业受影响，有一定道理，但不用过于担心，出口企业都是私有企业，自己会努力想办法消化。另外，中国和日本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中国人的创业精神。日本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就像一潭死水，这在它落后的时候是一种优势，它要奋起直追，目标非常明确，国民团结一致共同去追赶这个目标。但在它已经赶上的时候，就得有一个新的目标，而新的目标、新的思维方式、创新的东西，如果人和人想的都是一样的话，是产生不出来的；肯定是那些人种不一样，思维方式又非常不一样的国家能产生创新，美国就是这种国家。中国虽然教育体制和政治体制都非常固化，但中国人的思维还是比较灵活的，你看微博上各种各样的言论都有；另外中国人性格很强韧，他要创业，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这个日本是没有的。所以我不觉得中国会像日本那样停滞十年，但停滞一年、两年会不会？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现在这种严重依赖于投资的方式，GDP早晚要低下来，硬着陆，中国的经济起伏比印度大很多，从10%降到6%，绝对有可能，而且在我看来是肯定要发生的。关键是经济滑坡的时候，还能不能维持社会、政治的稳定？这是一个问号。

　　扶持国资是最差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在过去的三年里，国资、外资、民资三种力量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黄亚生：国资肯定是在壮大，而且国资的定义，还包括那些不是百分之百国有但和政府关系很好、生意只靠政府的企业，虽然它们本身是私有，但实际上是国家资本的附属物。而且从最近的支付宝事件来看，政府还是在限制民营和外资的。我比较高兴的是过去这五年，国家对外资政策有所调整，比如说内外收入税率的统一。但像现在这样限制外资，强迫外资转移技术，是没有效率的做法。金融危机以后又加大了扶持国资的力度，某种意义上来讲还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国家对外资的政策虽然挤压了民营企业，但起码扶持了外资。扶持国资是最差的选择。没有竞争，挣多少钱都是垄断利润，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国有企业如果放开的话，我想它一天也做不下去。它对国家的税收贡献也是来自于国民为获得垄断产品所付的高额代价。更严重的是，垄断企业拿走大量的资金，你想创业就没办法了，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实际上都是外资通过协议在控制。你要知道中国互联网的成功多亏了有外资，中国国有的金融机构有几家支持过创业型的企业？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最近几年有成长吗？

　　黄亚生：我们的“中国实验室”每年做16个项目，为中小企业家提供咨询，帮助它们做商业计划。通过接触，我发现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做到一定规模后，中国的企业家都越来越重视管理，越来越重视公司制度的建设。

　　对于民营企业，主要还是要改变它的整个生存环境。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法制的社会，它的行为就会改变，会加强在管理和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来赢得竞争。那些所谓“野蛮”的生长方式，如果我处在同样的位置，在同样的环境下，可能也会做。

　　经济观察报：你对马云转移支付宝股权这件事怎么看？

　　黄亚生：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件事就像那个“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协议控制是一种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的非常模糊的架构，但是中国很多互联网企业家，都得靠这个东西，他们当然希望保持，但马云把这个东西捅了出来。你可以批评马云缺乏契约精神，但我觉得更应反思经济制度本身。首先如果不限制外资，我干嘛需要你协议控制；其次国家政策对外资好像想吸引又不想吸引，模棱两可，对协议控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协议控制的风险通过支付宝事件暴露出来，将影响所有想去美国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基本上把它们的路给断了，因为美国的监管机构要保护本国投资者的利益。所以无论是民企还是外资，利益都是受损的。

　　牌照就是一种控制，不管是第三方支付所属的金融业还是互联网媒体，这和金融安全、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而政府之所以默许而不是公开地认可协议控制的存在，或许是要寻求更深层次的对企业的控制，可能是运营，也可能是言论。

　　经济观察报：最终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不想放弃做大政府。

   黄钟：政体与大国的兴衰

　　主持人：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黄钟老师来做讲座，他以前是《凤凰周刊》的主笔，现在是《改革内参》的编辑。其他我也就不多说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黄钟老师关于“政体与大国兴衰”的独到见解，大家掌声欢迎。

　　黄钟：

　　各位同学晚上好！我也不是专家，讲的都是个人的体会，我的湖南口音可能还比较重，有的读音不一定标准，有错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来。今天我讲的主题是“政体与大国的兴衰”。

　　在历史上我们能够看到，有的国家崛起非常快，但是很快就灭亡。有的国家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有的国家是“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能够几百年长盛不衰。不同的国家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的经验和教训。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国家的政体是不是跟国家的兴衰有关系？如果有的话，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今天我就想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一些国家的盛衰。

　　我第一个问题讲的是国体与政体。很多中国人都非常讨厌小日本鬼子，可是国体这个词是小日本那里来的，是伊藤博文、金子坚太郎这样的海归给日本人创造出来。你在英国、美国或者欧洲的国家学说或者政体学说里面看不到有“国体”这个说法，这个词被生造出来后我们又移植了过来。

　　国体是一个什么玩艺儿呢？我上学的时候，包括今天的说法就是国体反映的就是一个国家的本质，体现了国家的阶级性质，是各个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中的关系和地位。所谓的国体问题也就是说政权在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或者是什么样的阶级和什么样的阶级联合压迫什么样的阶级，这是一个压迫理论，或者说是一个控制理论。国家是视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对内就是镇压被统治阶级，以保持统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地位，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然后对本阶级实行一定程度的民主，实际上这是对暴政赤裸裸的宣扬。

　　中国的政体是什么？我们常见的说法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什么？政体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管它叫什么，我们绝不说它的概念有没有什么毛病，那么我问各位同学，什么叫统治阶级？什么人才算是统治阶级？什么人是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标准是什么？

　　1954年的《宪法》就规定了。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记住，那时候叫人民民主国家。1954年的《宪法》里，还没有后面延伸的尾巴“专政”两个字。工人是统治阶级，那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吧，那显然没有问题。工人农民当然都是基础。我们看到今年国庆的时候，那面五星红旗象征着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团结。有没有学法律的同学知道1949年这面国旗诞生的时候，大星星代表什么，那四个小星星是什么？大星星是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星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紧接着小资产阶级哪里去了？很多小资产阶级成了右派，进了监狱，被流放了。农民阶级又变到哪儿去了呢？农民饿死了很多人，几千万就饿死了。这几千万人意味着什么？中国跟日本打了整整八年的仗，甚至从1894年打起的甲午战争一直到1945年的8月15日号，中国人也没有在日本炮火下死了这么多人。如果我们说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人的话，你想想这几千万意味着有多少个南京大屠杀？

　　可我们的五星红旗依然在飘扬，那四个小星星依然围着大星星在转。所谓的小星星的地位都变了，有的小星星没有了，有的小星星饿死了，只有大星星的地位一直没有变。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小星星能称为国家的领导者吗？或者说能叫领导阶级吗？你找工作没有找工作的自由，你不能迁徙。如果说你是一个在北京的建筑工人的话，你很可能找不到老婆，因为你的社会地位很差，没有住房。你要找到外地老婆的话，你孩子的户口就解决不了，我想这是北京很多当年建筑工人很悲惨的命运。他们结不了婚，能成为领导阶级吗？也就是说，这些人太卑微了，他们怎么能做领导阶级呢？

　　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教材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什么叫统治阶级？老家那个农民他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统治阶级，也没有一个工人真的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国家有多少发言权。犹如公社书记站在县长面前，县长站在省长面前，省长站在毛泽东面前，他会觉得自己是统治阶级？他有发言权，他都会觉得不是。这种照抄维辛斯基的理论就是一种心理暗示，谁有力量谁就是老大。

　　那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国家繁荣昌盛了，说它是盛世。但是有一点没有变，我们的房子别人想扒拉的时候他就可以被扒拉掉。如果说我们学校出台了一个什么政策，我想很多同学是不敢于说校长这个政策错了。我们在这个国家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卑微，非常的渺小。就像交通部下面那个局长林嘉祥先生说的，你们算个屁。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屁。我记得前几天政法大学开了一个新疆的大学研讨会，去的人很多，其中一个军官就说我们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应该给新疆人更多的权利。在发言完之后，我跟他说，林局长说我们都算个屁，自己都没有权利的，拿什么给新疆人权利呢？我说你有什么权利给新疆人？我们盘点盘点我们到底有什么权利。当我们只有看《人民日报》，看中央电视台，然后把《宪法》从头到尾读一遍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生活的那么幸福，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多的权利，但是你想过你怎么去用这个权利吗？如果他们不提醒你有这么多的幸福，你能意识到你有这么多的幸福？如果说宪法没有提醒你有那么多权利的时候，你敢批评校长，批评市委书记，甚至批评更大的人物吗？

　　如果按照50年代宪法的话，我们这些人可能都算作小资，还是叫知识分子。那么你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吗？你是被统治阶级还是统治阶级呢？我们可能不算，那些有权的人算不算？什么样的人才是有权呢？彭真最后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务会主任，他就是委员长，在文革之前他当过北京市第一书记，当过北京市市长，当过全国政协副主席书记处的书记，当过副委员长，这算是大人物是了吧？毛泽东说，彭真算个啥，我伸出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彭真在我们看来已经是高不可攀的大人物，毛泽东伸出一个小指头就可以将他打倒，彭真算不算统治阶级呢？他算不算国家的领导者呢？毛泽东的话可不是吹牛，毛泽东说让他凉快他就凉快去了，最后他在秦城监狱里待了好几年。像彭真这样大权在握最后落到这样的命运的人远远不止他一个。各位学过历史的话都会知道，像刘少奇、贺龙、彭德怀这些人都曾经叱诧风云，不管他们干的事我们是否认同，至少他们是大人物，这些大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悲惨的命运。

　　我们所说的国体好像在我们生活中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好像谁都是被统治阶级，是那个被专政的对象。更何况1954年《宪法》里并没有“专政”那两个字。可是到了1975年新宪法之前这些人都不停地被专政，每一个人都被专政，除了毛泽东之外，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国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说一个忽悠人的理论，因为这永远争论不清楚，让你在迷宫里转。只有政体是一个切实的概念，通常来说政体可以说是政体横向或者纵向的结构方式，相互的关系就很明确了。不像国体那么虚无飘渺，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谁是被统治阶级？谁是人民？这样的概念你找不到的自己的定位，你自己在哪里，你自己可能觉得你自己是人民，可能明天就被人干掉了。只有这些确实的理论，在确实共和的政体面前你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点。而国体让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虚无缥渺的点，你知不知道自己是谁？你属于哪一个政体？你待在哪里是对的？哪里是安全的？所有的人都不安全，这是它真实的实践。

　　国体这个东西当年日本人把它发明出来，本来就是忽悠日本人。我们这是个神道国家，君主国家那是永远不能变的，这个东西是不容置疑的。就像我们说人民民主专政这玩意儿是不能讨论的，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够否认。它提供了一套不容置疑的前提，这个前提是一个让人很难转出来的框框，而政体却不一样。

　　我们且不说亚里士多德或者柏拉图怎么区分政体，或者说我们的政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体。我们今天想从权力的纵向和横向的某些重要的关节点来看不同的政体。我们不说美国是什么样的政体，也不说德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政体。说说它对一个国家的盛衰和百姓的祸福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给我时间够的话候我就想讲军权，就是军事权力。也讲公民的持枪的权利、财税的权利、言论结社的权利和共和国与美德。

　　我在讲政体的时候，有言在先，我并不认为其他的不重要。比如我认为美德是共和国的基础，我非常赞成孟德斯鸠他们的论道。没有美德的话就没有共和国。没有美德，你不可能相信周围的人，政治家都是想着坑蒙拐骗，为自己的孩子捞好处。一个不想实行共和，不想让每个人都生活在安全和保障之间的人，他一定要否认道德的作用。让你怀疑周边的人，怀疑身边的人。如果说那个人见义勇为，他会说这个人别有用心；如果这个人说了实话，他说那个人想出风头。这样一个社会是建立不起信任的。如果说我黄钟要批评一个掌权的，你会说黄钟如果你当了省长，你当了总书记，不会给自己的孩子捞好处吗？你难道不会包二奶吗？这样一来就把你批评和维护自己权益的合法性连根基都颠覆掉了，甚至像王蒙这样的小政客会说，要告别、躲避崇高，一个民族怎么能够躲避崇高呢？

　　我就很佩服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那些比我们要发达多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佩服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那种品质就是一种美德。华盛顿打江山没有说为了坐江山把国家打得稀巴烂，哪怕当不上国王也要拼一把。这不是美德是什么？这是共和国所需要的美德。即使像克林顿这样的人，当了总统他有二奶，可是他没法为二奶谋个工作，他没法把国库的钱给二奶。可我们的二奶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省长也不一样。这就是一个共和国跟一个非共和国的差别，非共和国总是要极力否定道德，把道德放在一个非常可笑的位置。而一个共和国需要有美德来维持，需要有美德的人来争取各种各样的权利，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马丁.路德.金一样的英雄好汉，或者说是曼德拉一样的硬汉。如果说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曼德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吃饭没有盐一样。不能一顿饭全吃的是盐，但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盐，这个民族就没有领头羊，或者说没有敢出头的人，那这就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民族是不会有太大作为的，只会任人宰割。

　　我讲第二个问题，先不讲前面的美德的问题，就讲军权的这个问题。我们熟知的一句话叫“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话没有错，这是一个常识。无论何种政体，无论哪个时代，只要不是鲁滨逊一个人在荒岛上，这个常识就会发生作用。也正因为这样，每一个国家无论它政体是什么样，都非常重视对军队的控制。所以我们能看到，历史上教会国家或者说教皇有教皇的军队。有的国家有皇军，有效忠于国王的军队。有的国家有党军，效忠于党。有的国家有保持中立的国军，不需要效忠与任何一个政党，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家丁，也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看门狗。他只效忠于《宪法》，效忠于法律，效忠于人民。比如说美国的军官和士兵的宣誓词里面就没有说效忠于共和党或者效忠于民主党的字眼。为什么要这样做？军队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能够左右国家的航向，所以无论何种政体都会非常重视对军队的控制。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控制方式，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苏联的模式。苏联的方式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党军模式，这个党军模方式为不少的国家所复制，也就是说军队是党的军队。这种方式跟一个国家的兴衰、人民权益的保障有什么样的关系，甚至跟军人自身的权益保障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如果要检验一个国家的国民、公民是否有权利保障，只要看看它的军人是否有权利保障。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军人都没有权利保障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没有权利保障。我们就看看苏联，朱可夫是大人物吧，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朱可夫。朱可夫一句名言是他一生中干的最大的成就是保卫了国家的首都，打击了一个国家的首都。可是他一生的起伏就像一个M型一样。苏联人都知道朱可夫是他们最伟大的军事英雄，是常胜将军。我提醒各位，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重大危机的时候，面临着长期战争的时候，国家都会制造一个常胜将军。因为一个民族需要有信心，无论这个信心是否能维持多久。朱可夫尽管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元帅，但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苏联需要偶像的环境，所以他成为了苏联人的偶像。斯大林把朱可夫调到敖德萨当司令员的时候，敖德萨人很想见见朱可夫长得什么样。可是莫斯科命令政府不能搞欢迎仪式，他只能偷偷上任，当年那么叱诧风云的一个元帅。他到了晚年，都70出头的人，花了3年时间写回忆录。那时勃列日涅夫当总书记，苏斯洛夫是二号人物，管意识形态，他看回忆录手稿，说这不能出，这个手稿永远都不要出版。可勃列日涅夫认为这个手稿应该出版，前提条件是要加进一段勃列日涅夫的内容。勃列日涅夫是谁呀？勃列日涅夫到二战结束的时候才是一个少将。朱可夫加进了一段什么样的内容呢？因为朱可夫从来就没有见过勃列日涅夫，他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谁，所以他加进了一段他1943年初的时候视察，视察的时候他就问，十八集团军的军事长官，我们有一个问题想找勃列日涅夫同志商量商量，想听听他的意见。这个军官说勃列日涅夫到前线去了，那里正在进行激烈的战争，所以他没有见到他想见的勃列日涅夫。一个在苏联被誉为功高盖世的元帅，他只能够忍辱加上了这一段。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苏联这个制度使得朱可夫这样曾经叱诧风云的元帅也就像一枚小棋子一样被人拿捏，必须忍辱含垢，这也有他们军人自己的功劳。苏联的第一批元帅一共有五个，五个就被斯大林枪毙了三个。其中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非常了不起的战将。他在二战之前主张苏联要搞坦克，要搞飞机，因为未来的战争将取决于飞机和坦克。可是斯大林不这么看，这样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年轻的元帅始终生活在恐惧之中，平时看来很风光，一个元帅谁敢惹，一个元帅多了不起，因为当时就五个元帅。1936年萧斯塔科维奇，苏联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学家，他当时有一个歌剧受到批判。因为他跟图哈切夫斯基是很好的朋友，两个人关系非常好，他就想去找他诉诉苦。然而当他到图哈切夫斯基办公室的时候，他把电话线拔了，说话声音非常轻，因为害怕别人窃听，这是一个苏联元帅的真实的处境，他生活恐惧之中。这种恐惧是由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军人贡献的，因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当年镇压过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农民为什么要暴动呢？因为他要搞粮食征购，粮食征购就是所谓的征收余粮，我们不干了，不干了就造反了。因为你把他家里东西弄完了，他自己不过日子了，造反了。其中他也调集了军队，甚至用毒气弹对付农民暴动。农民暴动在60万大军的镇压之下终于被灭掉了。

　　顺便提到的一句是苏联当政者从此得到了一个教训：苏联普通百姓不能有武器，所以在镇压了坦波夫的暴动之后，他们就收缴武器，所有的人无论是城市的居民还是农民都不能手里持有武器。那每个人、每个集团拥有的暴力的或者说武力的手段分配就非常不均衡，你跟国家相比就太渺小了。镇压完了之后，列宁格勒水兵暴动，因为他们要求有言论自由，要自由的选举，要求有结社的自由。又是图哈切夫斯基去镇压的。最后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跟权力对抗。这个时候能够威胁政权的是军人，因为只有军人拥有使政权易手的能力。当图哈切夫斯基这些人被送进秘密警察的监狱的时候，没有人会替他们呼喊，因为没有一张报纸敢替他们呼喊，所有的报纸都是党的报纸，所有的机构都是党的机构。这样通过军刀的方式使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政体之下都是无助而渺小的。正因为这样，像朱可夫元帅这样的人才会为了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就像我们看香港电影的时候，他要加进纯属虚构的东西。

　　像艾森豪威尔、巴顿，甚至格兰特的回忆录你看不到这个的字眼，他们很少有歌颂林肯，或者罗斯福总统的，他用不着去歌颂，因为他是讲他的经历。在这样一种无权状态之下，军人一方面是国家传统理论上的暴力机器，同时也是暴力机器要压制、摧毁的对象。摧毁的是他们的尊严，摧毁的是他们的勇气。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苏联像图哈切夫斯基，像朱可夫这样的在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人最后会很恐惧，有的人会自己承认子虚乌有的罪状。最可悲的头一批五个元帅里有一个叫布琼尼的，他亲自把自己老婆送进了警察的监狱，最后他的老婆在蹲了10年监狱，从劳改营里回来之后，他老婆说，我被人强奸了。布琼尼元帅亲自辟谣说她精神不正常。他保住了他自己，因为他恐惧，当然他也保住了苏联的声誉，可是他不能维护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军人的荣誉和尊严，因为他的老婆确实被强奸了。

　　无论是图哈切夫斯基、朱可夫元帅这样的人，还是到一些著名的教授、学者，他们对这个国家也过主权，然后朱可夫、图哈切夫斯基把每一个苏联人拥有的本来就很微弱的对抗政权的力量彻底摧毁了。也正因为这样，当斯大林要大规模迁徙一个民族，让数百万农民饿死，数百万人能够进劳改营，他们为什么能这么顺当？为什么人到了死还不能够反抗？因为他没有能力反抗。抹煞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军人也同样难以自保，因为他在这个国家里，像朱可夫元帅这号人可以拥有特权，但他没有权利。所以1945年的时候，他去给艾森豪威尔抗议，说你们的杂志登了一幅照片，这幅照片照的是斯大林在阴暗的角落里的一个相，他说你们这样非常不友好，这个相片应该把把它拿出来，不能登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国家里，我们就不能以这样的形式登你艾森豪威尔的形象。艾森豪威尔告诉他说，我们国家有言论自由，我们管不着这个杂志。朱可夫非常不相信，他说我莫斯科想停谁的杂志就停谁的杂志，要谁不登什么就不登什么。朱可夫说的不是假话。还别说他当元帅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大将的时候，当师长的时候，没有一家报纸会去批评军队和军队的高级将领。而美国恰恰相反，无论是在战时状态还是在平时，艾森豪威尔也好，巴顿也好，格兰特也好，这些赫赫有名的战将都逃避不了媒体的监督，表面上看他们非常没有权威。一个就像巴顿这样的人，就因为打了一个士兵，美国的一家电台把消息播出来，舆论哗然，国会要求把他撤了。而苏联的军队不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无论是烧杀抢掠还是干别的什么事情，只要这个人没有犯政治上的错误，谁也不能够通缉他，揭露他。但美国的军人不是这样的，他没有这样的特权，但他有权利。就像麦克阿瑟一样，麦克阿瑟就可以撤他的职，但是国会可以开听证会，民众可以为之举行游行示威，他自己可以到国会去演讲，国会也可能要求他们让参谋长研究会议的头头脑脑们去国会作证。即使是一个军人被送上了军事法庭，他的权利也是受到保障的。威廉？米切尔是美国的“空军之父”，当他因为批评长官很过分被送上军事法庭的时候，全部的报纸都可以报道，大家都可以讨论。用巴顿的话说就像看一场马戏一样，因为巴顿就是其中的审判官之一。

　　从不同军队的军权，我们能够看出一个国家不同的处境，人民的不同处境，军人的不同处境，而且这种军队的模式跟一个国家的兴衰，跟人民的祸福关系非常密切。二战之前的苏德战争，我们常说苏联是卫国战争不对的，因为苏联之前跟希特勒瓜分了不少地方，而且他自己到处乱打仗，欺负芬兰，跟中国人也打过仗，被枪毙的其中一个元帅布鲁赫尔就是跟中国打的，把张学良打得一塌糊涂，最后他挨了斯大林的枪子。

　　这种封闭的军队不能接受社会的监督，不能接受苏维埃或者说叫国会的监督，不能接受媒体的监督，不能接受社会团体的监督。这样一个封闭的体制使得苏联的独裁者斯大林无法正确地判断自己的军事实力。其实我们说6月22号，当希特勒袭击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很想袭击纳粹德国，当很多情报显示德国要袭击他的时候，他不相信。因为他的军人、坦克、飞机的数量远远超出德国。当然没有人会告诉他，他庞大的军队没有什么战斗力。要说军队没有战斗力，军队的装备需要更新，这些人就会受到处罚，就像前面说的图哈切夫斯基连命都没有了。在这样一种机制之下，因为他自我感觉良好，希特勒他傻也不能傻到跟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作对吧，不可能突然袭击，他不相信。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刚开始他一败涂地，为此苏联付出的代价非常的高昂。

　　有人说最高达到4400万人，也许这个数字太大了，苏联通常的说法是有2700万人于苏德战争，也许是这个数字。不管是哪个数字都非常之庞大。二战之后，德国的档案显示，光苏联军人被俘虏的就有57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的欧洲国家的人。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一个预警系统，如果它是比较小一点的国家，或者希特勒的战略更正确一点，那可能就完蛋了。或者说罗斯福不那么去制止，《租借法案》实施得不那么具体，那可能他说不定就完蛋了。所以军队的模式、制度表面上看来跟国家的祸福离的比较远，但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

　　在苏联这样的国家，无论是宝剑还是钱袋子都在同一个人的手里。共和制度却恰恰相反，钱和宝剑不能放在同一个人的手里。我们再看美国人的制度，我们通常说美国是三权分立，美国的军事权力也是分权的。从军事长官的任免来说，总统任命之后，他得执行参议院批准才行。无论是任命西点军校的校长，还是任命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得国会的通过。即使像西点军校这样的学校，12个系主任都得国会批准，不是总统一个人任命了事。而且为了监督军校，参众两院，包括委员会和政府财政部、国防部的人一起组成一个考察团去考察，然后形成一个统一的报告。无论军校还是军队都在国会和总统的双重领导之下。军权是相互分享的，就是说总统可以任命陆军参谋长，但是这个参谋长得国会批准，如果国会不批准那么就无效了。你要升一个人做将军也得国会批准你，国会不批准你就不成了。而且将军的数量都是有立法的，不能够超过1053的人。从准将、少将、中将，海陆空三军加上海军陆战队所有的将军加起来就这么多，这个地方少一个，那个地方就多一个，那个地方多一个民，这个地方就少了。几个军种之间还得相互约束，军种任命额度不能超过总比例的多少，上将的比额也都有限额的。因为你上将多了，意味着别的就少了，这样的一种制约方式使得总统没有足够的人事权来培养自己的党羽，军队的高级将领也同样没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党羽。因为人事任命权不在他手里。当格兰特想推荐谁做将军的时候，要得报总统，总统还得国会批准，既使是是一个小小的海军陆战队的军乐队，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看电视能看到举行重大庆典的时候在那里举行仪式，在白宫吹号的那些人，他们的队长和两个副队长都有名额限制，一个队长，两个副队长，那两个副队长由总统任命。军衔有限制，在这样的国家里，歌女和舞女不可能成为将军。一个唱歌的你唱得再好，你一个跳舞的跳的再好，都不可能成为将军，这样对军人来说那也是很公平的。没有尺寸之功的人不会因为领导很喜欢她，她是谁的情妇，是谁的老婆，她就可能肩上有一将星，从而让其他为这个国家卖命的人寒心。

　　人事权是分享的，拨款也是一样。尽管有好多战争国会没有宣战就打起来，但最后它通过了《权限法案》，你得报，你事先因为紧急原因打了仗，60天或30天之内得告诉我，60天之内找出什么理由的话你就得撤人。如果你不想撤，国会还是不批准的话，上下两院通过的话，规定时间你再撤回来，要不然总统对军队的控制会太大。这样一个国家里限制很严，但是军人很有保障，就像杜鲁门总统可以问艾森豪威尔将军，如果说你要竞选总统的话，我支持你。如果说斯大林这么说朱可夫的话，朱可夫会吓死的。斯大林对朱可夫说，下次你来当总书记吧，我不知道朱可夫会吓成什么样。这就是两个国家不同的制度之下，不同的政体之下，军人对自己安全感的一种评估，他觉得我是安全的，总统这么说但我现在无意于问政，我很坦然，所以艾森豪威尔并不因为杜鲁门的这样的询问而感到恐惧。

　　美国一方面能够给军人不错的收入，保障他们的权益，同时英美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对常备军的不信任，因为他们觉得常备军的剑可能变成压制人民自由的一种工具。所以美国独立战争还没有结束呢，很多重要的关口还占领在英国人的手里，可是大陆会议赶紧就把军队解散了。当时军队裁成80个人，80个人就守军火的。当国家安全正是需要保障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把军队赶给撤了？因为他们觉得军队可能有危险，因为有人可能会利用军队来维持个人的统治，他们吸取了凯撒和克伦威尔的教训。克伦威尔就是军人专政维持自己的护国主的地位，他们要吸取这种教训。对军人的不信任最后就体现到制宪会议上对军权的分权制衡。

　　无论任何一个总统上台，他都不可能在军队中培植自己的党羽，军队中也没有人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且不说他们的观念，所有军人的任免方式、拨款，包括它的预算都有限制。每年国防部各兵种预算的汇总对国会的报告等等实际就是军队处于国会和总统的控制之下，总统虽然名为三军总司令，可他们的总司令跟我们的总司令不一样。

　　而且为了控制军队，美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美国以前没有国防部，新政府刚成立的时候只有海军部、陆军部，因为它的人都非常少。实际上部长们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团长统帅的那么多人。海军部部长、陆军部部长那时候都是内阁成员，就相当于我们的部长了。而且到二战的时候才发现这种体制很有问题，因为相互之间协调性很不够，马歇尔这些人建议成立国防部。但是相互之间吵架，1947年才开始成立军事事务部，那时候部长跟三军（海军部、陆军部、空军部）参谋长都是一样的内阁成员，他没有任免参谋长的权力，部长的权力非常之小。而且它的第一任国防部部长是原来的海军部部长，因为海军不相信空军，相信陆军。觉得部长权力不能太大，结果没想到最坚决反对成立国防部的人的成为第一任国防部长。美国的《国家安全法》规定，国防部部长就任之前不能是十年之内现役正规军、常备军的军官，常备军的军官在退役之后的十年之内是不可能担任国防部长的。当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因为它的第一任和第二任约翰逊都不是常备军、正规军的军官，到第三任的时候，杜鲁门为了朝鲜战争，他想任命马歇尔。可马歇尔是上将，美国的终身制很少的，上将就是一种终身制，他的军人身份是终身的。直到他死，他都有一间办公室，有他的勤务人员，有他的军衔，有他的待遇。作为一个现役军人，尽管他当过国务卿，即使没有上将这个问题，他退役也远远不到10年，那怎么办呢？国会就通过了一个修正案，作为例外。

　　这就是为了防止军人在部队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形成对军队强有力的控制。不仅国防部部长，甚至很多的助理、陆军部部长、海军部部长等等都不能是退役5年的，或者是像部长这样不能是10年之内现役的正规军军官。当然这有效地使得军中高级领导者没法在这里形成一个国中之国的地位。你想你离开了军队10年之后，你在军队哪还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谁也做不到，更何况那些高级军官都不是你自己任命的，这是美国对军队的不信任。对常备军的不信任有利于使军人保持中立，因为军人没有什么，他管你干啥呀，他管不了。同时他能够保证民众的安全，不可能有坦克开到你的家门口去，即使你不交税或者你拿了枪跟别人干起来了。

　　当然任何国家都需要军队，对军队不相信的结果就是对国军的军队实行文官统治的原则，这也是共和国所应该秉持的基本的原则。尽管美国历史上有好几位曾经在军队里当过军官的人担任了总统职务，但那时候他已经是文职人员，所以是一个文官统治。而且有意思的是美国在非常关键的时刻，比如说南北战争，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林肯、威尔逊、小罗斯福、杜鲁门这些人都是文人出身，都没有打过仗，尽管小罗斯福做过海军部副部长，在海军部干过，但他是一个文职官员。这些人都帮助美国度过了他们最危险的时刻。像林肯这样的人当过志愿兵的连长，他在南北战争爆发时候去图书馆找书看，临时抱佛脚。但这种制度并没有摧毁美国，因为需要在一支由强有力的人的控制的军队和国家的安全、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必须要做出选择，十全十美的办法肯定是没有的。

　　第三个，财权和赋税的问题。我们先讲讲日本，日本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因为它发展非常得快，但是同时也留下了很多让我们能够去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在幕府时代，幕府的财务和财政官员说，农民就像芝麻子一样越榨油越多。在幕府时代也有抗税的人，也有去上访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英国同样时代的那种无权利不纳税的观念，他们减了税就非常高兴了。即使到了明治之后，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就是他这样的人都觉得纳税是百姓的本分。他说，你作为一个国民需要警察吧，喂这些警察需要钱吧？保卫国家的安全需要军队，养军队需要钱吧？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保证你的安全你成本多高啊，你看这样由国家来干这件事情成本就很低了。你交了一点点的税，就获得大大的安全，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事情。他觉得纳税天经地义，他没有说无无权利不纳税。

　　英国当年的革命就是因为抗税引起的。有人说纳税光荣，不纳税可耻。可是英国1628年通过的一项决议里面，其中一条是“纳税可耻，不纳税光荣”，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征税这样的事情应该由国会通过，如果不是国会通过的话，那就等于说你干的事情大大的坏了。如果谁建议国王不通过国会就去征税，这样的人就是大家的敌人了。所以通过的其中一项决议简言之就是如果不通过国会的同意，那么“纳税可耻，不纳税光荣”。因为这样的一个国家会有很多抗税的人，他为了有一点点的小钱去抗税，然后大家去支援他。哪怕是大敌当前，英格兰跟苏格兰打仗需要钱，国会就是不给钱，你不答应我们的条件不给钱。照我们来说，我们要开盛大的庆典，要跟国外打仗了，我们不赶紧给钱那怎么行啊，那不是不顾大局吗？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英国下议院的人就是不顾大局。为什么不顾大局？想想看，如果一个国王随时都不缺钱的话，他需要你干什么，你有什么东西来跟他来谈判？既然说国王或者说政府那么需要钱，为什么不能是他让步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都没有能力跟他讨价还价，那你还有什么时候能够讨价还价？所以说国王不答应他的条件那肯定是不行的。

　　有这样政治上的一种成熟，他并不认为无条件妥协才会有权利和自由。因为他没有丧失自我，没有在外敌入侵等等名目之下丧失了自身的利益。让步是双方的，不是单方的，如果是单方的话，那意味着你让完步之后，你还有什么要让权力对你做出让步，那时候他已经不需要你了。就像我们说期望奥运会不要出麻烦，这是整个国家的胜利，你什么都忍着，他就给你让步了吗？他更强大了，因为他的问题已经摆平了，就像国王一旦问题摆平他还需要你吗？

　　日本跟英国有非常大的差别。即使福泽谕吉这样的人也认为纳税是无条件的，只要有国家我们就应该纳税，考虑国家的安全等等因素，这是光荣的。即使他后来在开国会之前，搞的府乡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基层政治改革。府乡会成立之后，决定要不要收这钱，发现问题很大，因为这些人七嘴八舌，如果你不讲明白的话，他不愿意掏钱。那行，最后把这个权力剥掉。等到伊藤博文关起门来制定《宪法》的时候，就要防止议会有财权，怎么去剥夺议会的财权？让军事权力和内阁也就是首相的行政权力不受议会的控制。我们通常说日本宪法很多是学德国的，但是伊藤博文有很多的创新，这个创新又传到了我们中国，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里面来。

　　俾斯麦当首相的时候强行实行无预算的统治，搞了好几年。因为打败了奥地利，德国人很高兴，就不算他这个账了。但是对伊藤博文来说有一个教训，无预算统治尽管最后这个关过了，但是他丢下了一个把柄，他说无预算统治不适合《宪法》的统治，怎么能够让大日本帝国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是符合《宪法》的？你议会通过也好，不通过也好，我都是合乎《宪法》的，那么他就想了一些折。其中有几点跟我们的《宪法》十分相似，因为他有贵族院和帝国议会，他们之间的权力是分享的。即使你不通过也没有关系，还有天皇在那儿把关呢。因为帝国议会的权力就是协赞，协赞的权力就是站一边帮着参谋参谋，没有非常实质性的权力，这要变成一个实质性的权力需要争取的过程，当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你通过或者不通过在法律程序上问题不是很大，然后他有一个紧急的可以使用，议会不批准下来再说。我们的法律也有这样，整年的预算通不过也没有关系，按照前一年的预算实行，我们的预算法律照样有这一条。就是说我们的预算如果今年没有通过，那按照去年的继续花，而且再加上紧急的处置权力，钱不够还可以继续花。而且还有一条不同的是，通常英美国家很多的税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个税收多久，收多少，有一个分类，有一个法律。我们的法律跟日本帝国的法律，跟伊藤博文的招式一样，法律一旦立了就没有期限。你看我们有关财税的法律，尤其收钱的法律，没有一条法律说这个法律实行到哪一年哪一月终止，一条都没有。也就是说你这个立了一项税法就是永久的。你要收财产遗产税就可以不停收下去。这样政府里有钱，你通过不通过反正我手里有钱，我花你怎么着吧，保持政府有这样的能力。

　　这样议会的作用就减弱了。假如说修改法律行不行？不是你帝国议会说了算，因为权力控制在天皇手里，天皇不同意你也没招，而且他不在名分上否定、贬低预算。我们的预算叫报告，美国的预算也算是法，英美国家议会通过了那就是一条法，你就得执行。伊藤博文说那怎么能叫法呢？今天通过的几个月的具体事情就是一件事情，法应该是不能朝令夕改的东西，不能说今天用了明天就废掉的。法律是一个永远都在用的才能叫法律。议会通过的预算案也就是一年度的，有的甚至是具体的事情，那怎么能叫法律呢？所以他说这个不能叫法律。叫法律的东西我们通常理解是不能朝令夕改的玩意儿，要实行10年、20年的。而恰恰相反，税这个玩意儿就是要一年一做。要维持政府的权威，他就要贬低议会的权威，甚至贬低预算的权威，就说你不是法，所以你看我们的叫报告，也不叫什么法案之类的。

　　我们这一招就是从大日本帝国的制度里面学来的，技术上暗含的机关是一样的。帝国议会没有财权、军权，因为日本帝国的统帅权是独立的，一个议会既没有军权也没有财权，那你在那里嚷嚷就是独白，谁听你的？那是一个非常昂贵的独白。尽管帝国议会没有像我们全国人大2000多人那么多，它独白的人少一点，但还是独白。首先你不能通过对首相的不信任案来罢免首相，你不能任免一个军官，对财政也没有约束力，这样一个议会能够走多远啊？所以我们对一个国家的政体，不能够简简单单地看一个方面，应该综合起来看才能判断它是不是不错。像德意志帝国和大日本帝国都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是多党制，而且相互竞争。你看社会民主党的也能够当帝国议会的议员，而且那是真的竞选，还没有什么操纵，它甚至能够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报纸非常的自由，没有由某一个派别、政党来控制。我们即使今天看来日本帝国那时候的自由度也是非常高的，有相当高的言论自由度，有多党竞选制度。但是并不能够保证国家权力机器的运转保持一种均衡状态，走火入魔的话谁也拉不住它。有多党制，有竞选，但这两个国家最后都走火入魔了，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议会没有权力控制军队和内阁，对行政权没有形成制约关系，对军队简直就没有任何插足的权力。日本帝国为了避免像德国那种宪法里的尴尬，甚至从兵源的编制到教育、拨款完全都老辣地控制在天皇手里。你要是天皇，当然是军队自己来管，因为统治权独立，最后连一个首相也没有权力插足军队，如果这个首相不是从军队出身的。军队成了国中之国，国会成为一个昂贵的摆设，很热闹。

　　所以也正因为这样，林嘉祥局长可以说我们算个屁，是啊，我们是个屁，你能怎么着？人家要揍你一顿，那警察打你一顿你能怎么着？过去说要相信组织，现在叫相信法律。无论是哪种相信，都是意味着你对权力的高度依赖，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法律来解决的。因为只有有了有效的自我救济的能力，你才能够有效地抵制权力对你的尊严、利益日常的侵蚀。每一个人每天都面临着一些小事，警察查我的证件，警察侮辱我了，我去办个证件，他骂我一通等等。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对这样的小事没有足够解决的能力的话，你可能很痛苦。你每天都面临着麻烦，要不你就说不去想他，觉得这个很正常，你想这个很痛苦。你就想想杨佳他能怎么保护自己？去告他？

　　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集权，需要削弱公民这种自我救济的能力。这种日常抵抗的能力不需要报警，随手就可以用了。从秦始皇到大清朝的皇帝，每一个乐此不疲就是收缴兵器。有的人说，兵器不收，国家就不安全。我想在任何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国家，死于权力之手或者是说受权力折磨活得很不舒服的人，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样的人有多少？秦始皇能弄死多少人？汉武帝能弄死多少人？汉武帝就觉得不应该让老百姓有弓箭。公孙弘的建议就是说不能让老百星持有弓箭，如果这个人是坏蛋的话，10个警察去抓他，他拿着弓箭，近不了他的身，这样就那有利于坏人。当然同样有反对他的意见，有这样的意见就有反对他的意见。因为公民一旦丧失了这样常规的自我保护能力的话，不仅是面对窃贼入室，面对黑社会团伙的时候你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你面对着权力的时候更加无助。

　　我前面讲到，为什么苏联后来的集体化搞得那么过火，乌克兰能够饿死那么多农民？一个个像车臣这样的民族，整个民族的迁徙，就是把公民所有的武器都上缴掉了，你用什么对付坦克，对付大军，对付警察？当他要你命的时候你都没有反抗的能力。而英美国家走的不是这条路，17世纪英国的哈林顿就说过一句话，掌犁头的也拿到了箭的话，他就会用来保护自己的财产。这是哈林顿《大洋国》里面的一句话。而英国、美国的历史恰恰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英国之所以会有日后的光荣革命，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就是英国没有非常强大的常备军，而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下议院要做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对军事权力的约束，《权利法案》其中一条就是清教头有持有武器的权利，就是要抵抗暴政，它说的很明白。实际上如果要把他们变成天主教国家，就需要跟国王对着干了，因为他们手里有武器。

　　也许我们觉得每个公民持有武器的权利在正规军或者说常备军日益发达的今天已经没有意义了。恰恰相反，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项政策无论是好是坏，无论你高兴还是不满意，都需要落实到具体的人头上去。也就是说一个警察、税务官，他面对的是个人，他都要面对具体的人。这时候，如果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政策，他要求去搜查别人的家，或者上门去抄人家的家，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没有搜查证，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可以抄别人的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执行这样很荒唐甚至违法的命令的话就很危险，因为你可能被别人一枪撂倒。你不可能执行这样的政策，都开着坦克，穿着防弹衣去吧？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可能的抵抗，政策的执行者他就不会一味地说，我也没办法，我是执行上面的命令。你看我也有家有小的，所以我要把你的家抄走。言外之意我要抄你的家，我也没办法。

　　如果说有武器的话，而且加上其他权利保障机制的话，这时候警察执行荒唐的命令的话，且不说它可能遭到法律的追究，公民就会抵抗。因为常规抵抗能力的存在，他就会把这样的一项政策执行的难处反弹回去，他会告诉局长说，这样的事情我干不了。他难道不要自己的命吗？他如果说执行一桩非法的命令的话，马上他被别人撂倒了。政府不能操纵法院，因为它有司法独立的法官来判决，舆论也不能支持他，因为他这样做不对。

　　我一个朋友就讲了一个例子，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很不习惯买枪，因为中国人不习惯持有枪支，所以一些歹徒们就老喜欢到华人居住的地方去抢东西，因为他知道华人没枪。其中一个人因为他的店被抢了之后，去买了一杆枪。过了一段时间，几个歹徒又上门，结果被他撂倒了以后，再也没有歹徒上门了，因为他们知道华人这个地方也有枪。所以我们通常只看到枪支带来的比如说校园枪击案，但是美国10个总统就有1个总统是被枪打死的，5个总统里面就有1个总统是挨枪子的，虽然没打死，但是挨枪子的。如果我们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情，能够不大规模把枪支收缴吗？为什么美国那么多枪击案都没有能够禁枪呢？为什么美国人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呢？美国人没有法制观念吗？美国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吗？

　　也许我们觉得这样太残酷了，有枪的话一下子杀死几个人，当然触目惊心。我们说把秦朝、汉朝，或者说把朱元璋明朝、大清王朝杀的人累计起来，你看看他有多大的寿命，和平时期杀的人到底和权力所杀的人是怎样的对比？斯大林让多少人死于非命？如果说一个公民拥有枪支的话，会死这么多人吗？也许这样的算法非常的残酷，但是这样的算法仍旧能让我们比较冷静地去看待为什么公民要有枪支，而且美国的《宪法》修正案里其中有一条就是肯定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和自由。

　　后面的来不及再讲了，我要说，一个国家的崛起是非常容易的。日本帝国从1846年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短短半个世纪不到就崛起了，成就非常的辉煌。我们再看看普鲁士德国，普鲁士德国的成就堪称典范。如果说什么叫创新型国家，德意志帝国一定称得上最完美的创新型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有多少人获诺贝尔奖，有多少跨国公司？那些跨国公司今天还存在，像西门子等等等。这影响了一个时代，而且也影响了未来。它的崛起非常之快，而且成就也非常之高。

　　崛起不是一件难事，更何况人家还不是消耗子孙后代的资源，以大规模的污染环境为代价的。重要的是崛起之后的国家控制，如果不能够有效地控制国家的力量就会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强大的军队到底是谁的强大？对德国来说，对日本的曾经来说，这支强大的军队不仅意味着对周边国家的威胁，对中国来说有日本威胁论，对法国来说有德国威胁论，而且对于本国人民来说，这样的军队也是一种威胁。因为它意味着保障自己的权利的能力和政府控制的权力远远不成比例，国家越强大，你的能力显得越弱小。强大不一定是你所高兴的强大，有钱了可以用来造监狱，造最好的窃听器，造最好的手铐。

　　同时，强大的力量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比如说它穷兵，它不穷兵，但它黩武，老打仗。罗斯福说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它从一个东海岸的小国家变成了一个面临两大洋国家，西临太平洋，东临大西洋。有的就是打来的，有的就是买来的。它今天还在打仗，为什么没有崩溃？日本打仗就打完了，德国也是这样。美国对力量的控制机制值得我们深思，比如说美国四年一选，林肯先生是否能够把继续打南北战争取决于选票，如果说没有足够的选民支持，麦克莱伦当了总统，也许就难得和谈了，今天也就有了两个美国。

　　同样的，越南战争并不是因为死了几万人，花了上千亿美元，尼克松就能把战争继续打下去。因为美国人不愿意再打了，那行，咱们就退回来，见坏就收。他不仅能够见好就收，而且他能够见坏就收。因为在美国没有一个人能像希特勒那样宁愿整个国家毁灭，甚至下命令把所有的大坝、桥梁等等公用设施都要炸毁。没有一个总统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他能见坏就收，见好就收。

　　同样的，英国也是这样，英国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但它的帝国衰落是一个相对的衰落。它可以打仗，但同时也可以放弃。它从放弃美洲殖民地，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到最后放弃非洲、亚洲的殖民地，能够以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去放弃，也是有它的一种机制。对国内力量它有一种有效的控制机制，使它不至于因为自己是头号的世界大国，美国人想独立，就跟它打个没完，它能退出来。没有什么绝不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一定要什么的事情。

吴敬琏：当前最严重危险是权贵资本主义

　　【财新网】(记者 张帆)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

　　财新《中国改革》月刊第12期发表对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专访－－《当前中国改革最紧要的问题》，吴敬琏表达了上述观点。

　　他分析说，在这些寻租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前期改革中曾经支持过改革。但是，当改革走到了半途，他们作为增量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双轨”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而不愿继续前行，去努力建立规范的、平等竞争的市场。

　　吴敬链认为，目前已经出现了他本人在上世纪90年代指出的“规范化的改革往往被有些人说成是‘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如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制度改革’，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股民的金融魔术等却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说那是足以富国富民的灵丹妙药，瞬忽间就风行全国”的奇怪现象。

　　他提醒，随着改革的深入，寻租的社会力量保守性的一面变得越来越突出。由于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改革的经历，并且即使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也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所以很容易迷惑群众、使群众信假为真。

　　吴敬琏指出，2004年经济过热发生以后，一些党政领导机关以宏观调控之名，对市场交易和企业经营进行微观干预，行政审批权力大大强化，改革的步子明显放缓，甚至在有些方面出现倒退。

　　近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吴敬链指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权力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寻租活动的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巨额的租金总量，对我国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影响。人民大众的不满也由此而来。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旧路线、旧体制的“老禁卫军们”利用群众的不满，并在某些传媒的配合下，把群众引导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如果是这样，就会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吴敬链指出，诺斯曾经分析过由于路径被锁定带来的危险，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有这样的危险。

　　而想用政府的强力管控来遏制腐败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却十分危险的处方，吴敬链说，因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于是，就会陷入一种政府扩权和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把社会推向溃败的深渊。

　　吴敬链认为，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与市场的关系上，不能取代市场，不能利用公权揽买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面对目前的现实，很多人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为，这是有理由的，但是，需要弄清楚强化政府作用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抑市场和取代市场？正如许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必须坚定地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