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到底有没有劝阻解放军渡江

中共党史研究最新进展之七

2011年6月27日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本报将继续推出今年年初亮相的中共党史研究栏目。本期我们将引用石仲泉（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文件的起草）、金冲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等著名党史专家对西路军问题、福建事变问题、斯大林有没有阻止解放军渡江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为您介绍近年来史学界对这些我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的最新研究成果。

    1 周恩来“文革”中并非“表里不一”

    对周恩来研究的难点是对他在“文革”中的作用的评价。金冲及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革”中两难处境下的所作所为的评价是公正的。针对研究中存在的对周恩来的一些非议，比如“表里不一”的说法，石仲泉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比如：1967年5月5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刚过，周恩来给因“大闹怀仁堂”而受批判的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李富春五位老同志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警告”信。这里所说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发生在1967年2月11日至16日，当时在周恩来主持的有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斗争。结果这几位元老被错误地打成“二月逆流”，这次事件又称“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事件”。

    周恩来在给谭震林等五人的信中说：“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否则，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有些人据这封信中语气就说周恩来“表里不一”，这是毫无根据的。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言行不一致的问题，邓小平后来有过公正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很显然，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封信更多的意义是劝老同志们注意斗争策略，而不是真的警告谭震林等老同志。

    2 “伟大的转折”源起于两年徘徊时期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来，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学者们对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逐渐作出了较多肯定的评价。张金才认为，这两年是“前进”的，但“前进”并不顺当，有曲折，有斗争。应理直气壮地如实肯定这两年。覃采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伟大转折，与党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这两年的理论准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四人帮”的反动言行进行了驳斥，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确立了新的历史任务，探寻了历史前进新的方向、出发点和具体道路。程中原认为这两年处于基础地位的经济领域，已经开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子，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学者们充分肯定两年徘徊时期的对外开放。张旭东认为这两年中共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并发展到利用外资，突破了对外引进的禁区，实现了对外引进政策的重大转折。李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启动，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

    3 福建事变问题有新评述

    以往学术界对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决策是全盘否定的。福建事变简称闽变，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抗日反蒋，事变后建立了反蒋政权，当时的福建政府多次提出要与我党进行合作，但当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党并没有对福建政权给予积极的支持，最后不但导致福建政权的倒台，最终也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但近年学者在对当时中共临时中央与福建事变关系的评价上，没有采用通常的完全否定的看法，而是对中共与福建事变的关系作了具体的描述，认为事变发生后中共各级决策者心态十分复杂，在政治上公开的表态中确有“左”的东西，但其真实态度是欲拒还迎。在军事上也做了些配合，只是福建事变的领导人决策错误，使这种军事上的合作没有奏效。

    4 延安整风并非为整王明

    在延安整风发动的动机和目的上，有的观点认为是整王明，是为了防止王明夺权；有的认为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权威；也有的认为是整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风，通过整风摆脱苏联的影响。但研究表明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动机，是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高度和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迫切性考虑的；整风的目的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中确实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萌芽，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整风运动。把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错误整个归结于延安整风是不正确的。

    5 西路军失败原因仍见仁见智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由徐向前和陈昌浩带领西渡黄河作战，这支军队史称西路军。近来很多档案被解密，西路军的由来及西征经过已经清楚，专家认为组建西路军是历史的合力造成的，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西路军对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策应，耽误了西进的时间，消耗了西路军的实力；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是西路军无力同时完成的任务；西安事变后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对西路军的致命影响；敌我力量悬殊，且敌人力量有增无减，“拼战甚坚决”，西路军进退失据。还有专家认为共产国际不许西路军进新疆也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季米特洛夫1936年9月11日的日记明确写道：“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当时红军若渡黄河东返，由于渡口已被敌封锁而无望，若西进，又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反对而难以实现，西路军只好不进不退，呆在河西走廊，被动挨打。

    6 多数认为斯大林没劝阻我军渡江

    三大战役结束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解放军渡江，主张“划江而治”？这是党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至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劝阻”说并非空穴来风。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从1948年春天起，不断向国民政府的官员和美国驻华大使等散布要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信息。“劝阻”风源就是斯大林。韩国学者金东吉根据他在俄罗斯查到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往来函电的原件以及其他原始文件的内容，认为斯大林确曾有过“劝阻渡江”之举。

    2006年俄罗斯科学院齐赫文斯基《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函电往来》的译文在国内刊物登载后，否定“劝阻”说开始占据上风。

    7 多党合作系中共独立自主作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新中国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是当年怎样选择和确立的，并不是很清楚。有学者运用新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档案史料，对当时党放弃联邦制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作了较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上，一般认为自1944年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起，多党合作的思想是一贯的。但《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封电报》的译介，使人们看到党并不是一下子就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确有过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让中共以外的所有政党都应离开政治舞台的想法。这个思想与其在之前联合政府的思想和此后的现实都不衔接，使研究者困惑。龚育之（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认为从已披露的档案看，可以证明毛泽东电报中那段话是可信的，毛泽东的上述想法是在民盟已经解散的情况下产生的，但很快就放弃了，明确了联合中间派的决策，并在1948年3月15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通报说准备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因此米高扬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在收到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发出的复电后才改变对民主党派的政策，是没有根据的。应当说，联合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的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作出的。

    8 八大决议被否定因高层意见不一

    党的八大时发生一件事情，大会通过一个政治决议案，确定了当时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可是过不久，毛主席说不行，他不能接受，说当时他是被强迫签字。于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出新的决议，实际上推翻了八大的决议。对此，专家认为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结论，但大会主题报告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大会议程中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因此，该结论在形成之初就未达成共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八大路线的认识存在分歧，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八大的政治报告，但是对八大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并不赞成。另有学者认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是胡乔木在决议最后修改时加上去的，并未征得毛泽东的同意，而正是这句话，是毛泽东后来所一再反对的。（摘编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