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新能源汽车厂家:对美国衰落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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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戴维•卡莱欧   译者：周岳峰　

                                 （一）

    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吗？过去50年，在美国的政治论述中，这一直是反复出现的问题。该话题是敏感和令人不安的，并继续引发各种刺耳的，极具煽动性的问题。如果美国正在衰落，那么这种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它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谁该对此负责呢？是历任领导人判断错误还是不称职？国力因不友好的批评者而正在受损吗？抑或政策被不切实际的构想所蒙蔽了？
    当然，这之中存在着各种基本的分析问题。衰落是如何测量的？这些指标在何种程度上是经济的或者军事的？更基本的是，所说的衰落是什么意思呢？如是绝对的衰落，那权力跟某种早期的测量相比正在削弱吗？还是指相对的衰落，权力即使按照过去标准是强大的，但与其他国家——也许正在从一个较低基础起步追赶的各国的权力相比正在下降吗？而衰落往往意味着某种超越相对或绝对衰落的东西：衰落作为一种“疾病”——某些病理综合征耗尽了一个国家的活力－－也许是由于长期不良习惯或错误政策所导致的后果。这种形式的衰落也许可被称为“病态”的衰落。一个病态经济体的概念，同一个经济体正在变化的规模并无直接联系。与其说它指的是该经济体的增长率，倒不如说指的是那种增长的本质特征；尤其是，在不损害机体自身的情况下，它是否可持续。实际上，病态的衰落就如同“政治体” （body politic）这一古老的概念一样，是从医学有机世界里借用了其意象。在这种模式中，经济增长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将视对整个有机体的总体结果而定。
    按照各种经济计量尺度，由于美国一直面对着一个极为严重的相对衰落，因此这种衰落（或者增长）是否就是病态的这一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借助各种经济指标也许最容易处理该问题。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回溯到二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地位已经相对下降了，这点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一个明显的指标便是美国在世界总产值中的份额一直在逐步减少。
    196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40％，到2008年，它约占到其中的23%。而同期，欧洲各国则一直在将自身转变成一个经济和政治集团。到如今，那里有欧盟和一个更加紧密结合的欧元区。美国和欧元区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大致相同。被视为一体化的欧盟，其各国GDP的总和，约占世界的30%。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已不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了。20世纪80年代初，欧洲其实已经在占世界经济总产值方面同美国大致相等了。但自那时起，大体上说，与欧元区各个经济体相比，美国的衰落趋势已经终止了。相反，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集团，与亚洲国家，尤其与日本和中国的经济体相比，一直处于衰落之中。日本和中国的各自经济总量现在都上升至全球经济的8%左右。
    贸易额暗示着美国的相对衰落更加明显。1960年，美国的商品出口约占全球商品出口总额的l6％。而到2010年时，美国的份额已降至8％。美国的服务出口虽然一直相当出色，但在过去30年里，依旧有着明显的下降。特别引人注意的则是，美国的对外账户与世界其他地区处在极其不平衡状态。美国的经常项目贸易赤字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而2008年的数字达到了惊人的7000亿美元，随后在2009年减至4200亿美元。欧洲在2005年时还有盈余，近年来也出现了贸易赤字，但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只有2000亿美元和750亿美元的赤字。日本的贸易顺差虽然近年来一直在不断下降，但每年依旧有将近2000亿美元的盈余。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在2008年超过了4000亿美元。
    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冷战的最后一个10年期间，美国庞大的对外贸易赤字通常都伴随着国内的双胞胎：联邦预算赤字。两大赤字都需要大举外债。毫不奇怪，美国的公共债务已显著增加了，从1980年占GDP的26％增至2010年底的60％，有人预计，到2020年时将会达到GDP的90％。

                                （二）

    20世纪80年代，“衰落论”派批评家开始将双赤字解释为美国病态性衰落的迹象。这种衰落被看作是宏观经济调控日益增加的结果－－民用和军用开支组合过度扩张，公众虽然支持，但却不愿意替它掏腰包。衰落论者争辩说，不断增加的债务显示美国霸权的角色越来越无法维持了，迟早会导致美元价值的暴跌，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崩溃。
    当然，也可以更富同情心地解释美国的冷战财政政策。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角色给了它一个精神分裂症的身份。它是一个全球性霸主，超大规模的军费开支正捍卫着自由世界，而且它还是一个习惯性倾向于福利开支的发达社会。此外，美国霸权的地缘政治角色即使很大程度上诱发了这些赤字，但也为融资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由于美国全球性军事角色对欧洲和日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因此它们愿意逐年吸收美国的对外赤字。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这一独特作用，为美国给巨额赤字融资能力提供了一个更深层的解释。由于霸权的货币角色，美国能够用美元来偿还外债，可以任意地印制美元，而盟国发现要拒绝它是很尴尬的，不仅因为美国正在捍卫它们，而且还因为没有其他可替代的储备货币。换句话说，美国霸权的军事角色助长了自身的债务，而霸权的货币角色提供了其他国家用来为那种债务融资的现金。实际上，冷战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哄骗欧洲人为它们自身的防务开支掏腰包。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变得越来越难驾驭的欧洲人开始对创建一种属于它们自己的储备货币变得认真起来。冷战的结束则为那种目标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据推测，20世纪80年代后，要是没有证据显示原苏联的经济混乱程度大于美国，那么美国不断堆积起来的冷战债务将会引向何处，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原苏联的衰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预先阻止了美国的衰落。原苏联的内乱给美国提供了一份巨大的和平红利，允许美国大幅度减少军费开支。到克林顿政府结束时，联邦预算赤字已经消失了。但其尴尬的孪生兄弟——经常项目贸易赤字却变得越来越大。这样一个庞大的赤字显示，美国经济正在吸收（投资和消费）的大大超过了其所产出的。为因过度吸收而造成的这些债务筹措资金，这个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正在征用世界其他地区的储蓄，当然，这些储蓄大部分是以美元形式持有的。证明这种状况的正当性，对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学家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挑战。一个常见的解决办法是将美国的经常项目贸易赤字归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过度储蓄行为”。过度储蓄的欧洲人将所积累的美元投资于美国的科技繁荣，而过度储蓄的中国人则购买美国债券，以阻止自己的货币升值，并防止减弱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其结果是，外国拥有的美元充斥着美国经济，它们的存在鼓舞了欣欣向荣的股市，并使得信贷对美国过度活跃的消费者变得廉价和数量庞大。在冷战后新的全球经济体系里，按照克林顿时期的那些大师的说法，美国的角色是要成为世界上首要的创新中心。在这种角色中，美国催生了互联网公司的繁荣。虽然克林顿政府拒绝承认这种看法，但在经济学家中，把美国看作世界上最后一个消费国，这也是很流行的说法。在开支不受限制的这种消费角色里，人们认为美国正将自身的快速增长扩展至整个世界。
    当克林顿时代结束时，股市泡沫破灭了，消除了美国高消费支出的一大诱因。但是，新当选的布什政府利用减税来维持克林顿年代的这种高吸收。若以不变的美元价值来计算的话，“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使军事预算升至一个高于冷战高潮时期的新水平。美联储表示已准备好提供低息信贷。这一令人焦虑的慷慨之举助成了一个新泡沫：巨大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凭着提供实际利率接近于零的抵押贷款，甚至连最贫困的美国人都抱着房地产价格会无限上涨的这种期望去购买房子，这是一种带有灾难性后果的预测。在2009年金融危机高潮期，有创纪录的282万个家庭拖欠抵押贷款，留下了隐匿在金融产品里难以评估的坏账。受到惊吓的银行囤积资产，直到美联储具有英雄气概般将现金注入，才阻止了经济上的一次总体大溃败。鉴于美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抵押贷款危机变得更加不稳定和岌岌可危。对于这一繁荣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实际收入已经停滞了。在1983—2007年间，占人口8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幅不到10％。而同期，占人口20％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则增加了60％。到如今，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该国70％以上的资金（家庭住房除外），有近43％的资金集中在人口中最富有的l％的人手里，这种不平衡是自1929年经济崩溃以来未曾出现过的。
    这说明美国在近数十年里不断增加的GDP部分是建立在投机性金融泡沫基础之上的。在这些资产不断膨胀之时，通过买入金融泡沫这种方式，美国中产阶级已能够分享这种新财富了。可是，当这些泡沫突然破裂后，新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消失了，而投资者则看到他们的资产大大减少了。舒适退休生活的各种梦想逐渐消退了。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依旧追随着人们。虽然实体经济的这种衰退可能会慢慢地停止，但失业率仍处于创纪录的高水平。金融混乱远未结束。鉴于政府为支撑摇摇欲坠的银行而大规模举债，政府自身的信誉也受到了影响。因此，最坏的情况也许还在后头。人们普遍预期，未来几代美国人将会变得更加贫穷。总之，近几十年所发生的故事就是美国陷入病态性衰落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
    可是，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哪些国家将遭受最严重打击，这仍有待观察。此刻，美国过去的经济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欧元区的欧洲各国正处在一场债务危机中。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令人悲叹的欧洲问题似乎为考虑自身的问题提供了安慰。分析家竞相展示欧洲货币的黯淡画面。尽管如此，欧洲人的确拥有一些比美国表兄弟有利的重要条件。他们的基础设施状况更好，收入分配的不公程度较低，他们已经学会以较低成本提供一些最重要的服务，尤其是医疗保健。在其他许多方面学会更好地分享，达到事半功倍，他们也许走在了前面。而在美国的批评者发现欧洲各国军事上极为危险的脆弱性之际，欧洲的外交政策可能更适合于引导一个由崛起的新大国组成的世界和平共存。
    美国的欠发达竞争对手——诸如中国、印度或巴西等国家－－可能有着更加美好的前景。相比美国和欧洲，它们也许能继续无限期地享有各自的大幅度实际增长，尤其是中国，也许能够继续将一度被闲置的储蓄引入本国的发展中。要是这样的话，那中国很可能会变成为这个新时代的大赢家之一。在遭受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羞辱之后，中国完全有可能恢复历史上的繁荣。
    当然，无人能够真实说出这个新世纪将会把我们带往何处。不过，近几十年来的趋势表明了世界是更加多元化的，没有任何单一的全球霸主。未来很可能看到多种多样的大国，可能形成围绕着它们而建立的牢固的地区性体系。如果真是这样，一个由单极霸权美国领导的、紧密结合的世界这一构想，对美国的国家政策来说就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不正常的指南。的确，这种单极幻想继续存在于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体系里，这可能就是美国病态性衰退的最基本根源。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鉴于预算赤字接近1.5万亿美元，这种说法变得越来越时髦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总统的高度关注是否最终只是辞令上的巧妙转换，是否会引发外交和经济政策的果断变化，这仍尚待观察。
    过去20年的历史表明，对美国来说，通过调整以适应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并非易事。随着经济实力由于相对衰落而越来越受到挑战，它更加倚重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正如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表明，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在冷战过后不断演变，有效性越来越少了。在许多方面，美国地缘政治的想象力在冷战态势下看来被压抑了。一个强国主宰全球各地这种经久不衰的自负，已经促使美国冒险发动了两场没有希望的地面战争，以及针对“恐怖主义”的一场无尽头的斗争。替这些战争及其背后的各种自负买单，证实美国陷入了新版本的冷战财政。处理不了的财政问题再一次毒害了美元，这是一种再度让美国走上衰落之路的过时了的“病理学”。毕竟正是这种霸权的冷战角色使得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生如此的不平衡。在霸权的冷战态势下，美国发现庞大的赤字是必要的，而且能够简单地通过发行和输出更多美元来筹集资金，结果是累积起来的大量全球货币在今天让人惶惶不安。因此，尽管当时全球金融资产年度总值刚好超过全球产出的100％，但到了2008年，即在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数字暴增至近300%，毫无疑问，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被捆绑在中国和日本所持的庞大但相对惰性的资产里。但是，由于今天的即时电子转账功能，庞大数量的资金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就能够被汇集和被配置。正是这种过量的游资，可以说助长了当今世界反复出现的巨大泡沫。它虽然能够暂时创造出大量真实财富这种假象，但它也能够播下引发市场混乱的种子，消灭储蓄并导致实际投资信贷枯竭，构成美国政治经济病态的过度扩张，由此最终成为对世界经济的一大威胁。
    美国要引领自己和世界进入一个更加安全的未来，就必须抛弃陈旧的、无节制的地缘政治野心，它们全是靠无限制的低息贷款来支持的。相反，对于在历史上的角色，美国需要一种更加平衡的观点。但不幸的是，比起宣传适合于一个多元未来的更为谦虚的构想，美国的后苏联专家学者已证明更加擅长使过时的昔日辉煌的梦想永久化。总是寄希望于新一代美国人将会发现通过调整以适应多元化的现实并不难，但上届政府在这方面的做法并不令人鼓舞。

                                  （三）

    奥巴马又怎么样呢？迄今，他的经济政策已表明可能要比前任的经济政策更加灵活，而且对政策的表达肯定更为清晰。他的思维较少受到教条的束缚，认同政府在为规范市场、有序治理和社会伙伴关系提供一个持久框架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诚然，效仿布什政府所走的路，奥巴马政府已将短期的反周期刺激带至一种以前无法想象的水平。也许如此激进的信贷扩张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奥巴马政府处在夹缝中，一方面是通过相应缩减以达到重新平衡这种需要，一方面是现有的限制将会触发一场严重经济衰退这种担心。奥巴马的首席助手拉姆•伊曼纽尔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说“一号法则：永远不允许浪费危机。它们是干大事的机会”。奥巴马政府已利用危机来推动福利开支前所未有的扩充，这笔开支中的很大部分就其本身而言无疑是好的，而且肯定符合政府强势反周期的需要。但在某个时候，由扩充转变为稳定这种需要将是不可避免的。将必须在某个地方找到预算削减项目，而人口趋势表明要大幅度削减民众的福利开支是不可能的。
    初期的谨慎可能暗示，今天的金融危机是美国从地缘政治过度扩张中退却的一个理想时机，是将美国地缘政治上的自负转化为正在逐步减少的对外扩张与正在扩大的国内需要相协调的最佳时刻。在地缘政治上节省开支的机会看来是很多的。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至2028年，目前的军事计划每年将需要平均6520亿美元（按照2010年美元的价值计算）的军事预算。这一估计乐观地假设，到2013年之后，将只有3万名军人部署在海外。正如国会预算办公室所注意到的，这些预测数字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军力扩张的最高预算（按照2010年美元的价值来计算，为每年约5000亿美元）。这就假设到2020年时，军事预算将消耗GDP的3.5％，对其他国家而言，这样的数字则是令人不安的：英国为2.28％，法国为2.35％，俄罗斯和中国分别为2.4l％和1.36％。
    因此，虽然这场金融危机确实已使美国人为他们的经济未来感到担心，但看来尚未对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形成一种更为谦逊的看法，或者导致一种在军费支出方面更加审慎的做法。相反，对霸权地位的痴迷将继续摧残着健全财政政策的各种前景，为这些不可避免的赤字融资，无情地使美元转变成一种利用通胀威胁世界的帝国工具。
    或许可以指望奥巴马自身不同寻常的生活经验将使得他既愿意又能够带领美国去拥抱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他的雄辩演说时常暗示他准备宣告一个更为真诚的多元主义构想的诞生，这是一个允许美国奉行一项经济上不太奢侈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构想。例如，从五角大楼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可以发现，总统正在设法设计一种更加平衡的观点。然而，尽管总统进发出了带有修辞色彩的智慧，但总统已经大幅度加大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各种承诺，而美国军事介入的全球性扩张继续保持着高速度，从五角大楼来看，全球分成六大军事区，每个区域都有美国的指挥官坐镇并拥有巨大的权力。
    总之，这种单极霸权构想是一项有毒的遗产，它实在过于牢固，被传递给了美国新一代领导人。它不仅一再诱使这个国家陷入不值得的冒险行动，而且使得美国的病态性衰落显得更加可能。
    （转自：2011年4月《国外社会科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