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形:警惕“捧杀”，不要“自杀”

警惕“捧杀”，不要“自杀”

博友舒泰峰的处女之书《中国拒绝捧杀》面世了，送给我一本，我对他说，“我要捧杀你！”，泰峰笑呵呵地回应，“欢迎捧杀！”。

当然这是戏言。我和泰峰相识6年了。按媒体资历来说，他算是我的晚辈。但显然长江后浪推前浪，泰峰这些年来潜心思考，用心写作，发了不少影响较大的报道，如今又在专题报道的基础上出了一本契合时代脉搏的书。

近年来，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国际上的确出现了一股"吹捧中国"的热潮。至于动机是"杀"还是"活"，就得仔细分辨了。

“捧杀”，诱惑力很大，迷惑性很强，一般人很难拒绝前面那个“捧”字，而后面那个“杀”字往往就置之脑后了。被“捧”得晕头转向，飘飘然，哪还顾得上考虑什么后果呢！

有人的确是诚心诚意，认为中国未来不可限量。例如“北京共识”首倡者、美国人雷默是这样来定义“北京共识”的：锐意创新和实验，积极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注重意识形态，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它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与邓小平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

和有些西方人不同，雷默非但不认为“中国崩溃论”，而且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新榜样，“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这是2004年5月发生的事情，一大批重量级的人物和媒体相继加入到雷默的阵营里，来了一场“大合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张五常的评价更显夸张：自己平生没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随后的2005年，美国三大名刊——《新闻周刊》、《时代》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纷纷以重磅报道“热捧”中国。以至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说，在美国认识中国的观念史上，“2005年算是一个分水岭”。

其后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2008年北京奥运会，都将中国置于世界的镁光灯下。前者使西方世界失落于对非洲控制权的减弱，后者使中国真正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2008年末《江泽民传》作者库恩再出新书《中国30年》，在这本书里他一如既往地唱赞歌，2009年奈斯比特的出场，就比较滑稽了。奈氏名头很响，28年前《大趋势》一书横空出世，使他一举占据全球未来大师首席。

这次已经79岁的他应邀来预测《中国大趋势》，主要靠从党报党刊上获取中国“真相”的他得出令人不知说甚好的结论：中国成功的关键是建构了“纵向民主”。所谓“纵向民主”，指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模式”。

奈氏认为，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并且他认为，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

综合上述外国专家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局外人不乏真知灼见，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眼里只有“国”没有“民”，他们只看到了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攀升，没看到这背后亿万中国人的艰辛；他们只看到中国政府推行政策时的强势和高效，没看到升斗小民权益被侵犯时的弱势与无奈。

情有可原。作为被邀请过来的外国专家们去中国任何一地调研，都被政府官员们围绕着，很难很少接触到基层民众。时间有限，精力亦有限。要让他们深入中国，剖析崛起背后的跌落危险，不是他们的义务，也超出了他们的能力。

但国内某些人的表现则令人不解不齿了。例如《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在我看来就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捞取名利的“骗子们”。13年前，他们中的几位联手撰写的《中国可以说不》就赚了一大笔银子，今天故伎重演。

在这本书里，他们的矛头所指有二：其一针对那些好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与现实的知识精英，把这些人称为“逆向民族主义”；其二，针对西方世界。号称中国要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甚至对个别国家要实行“惩罚外交”。

这本书的作者们提出要“持剑经商”，号召“中国应该有国际大目标”，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在我看来，这基本上是在呓语。且不说中国目前的实力远远不足以抗击西方，更别说领导世界了。“除暴安良”以及“中国要管理更多资源”的说法，如果被政府听进去当作外交政策的话，那么除了引发世界警惕和防范外，对中国发展毫无好处。

况且这样赤裸裸地鼓吹冷战对抗的思维，实在是有违时代潮流了。如今的世界早已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和世界也越来越紧密。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也时有矛盾摩擦，但基调是合作发展，互利互惠，谋求共赢。

如果说西方人鼓吹中国模式是“棒杀”，那么像上述几位作者就是企图在带领中国“自杀”。好在高层中还有头脑清醒的。在今年的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总理就明确地说，“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

泰峰的书中前言有一段我是深切认同的——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确拥有了傲人的经济总量和光鲜的都市形象，但是其内在依旧脆弱。这种脆弱不仅体现在经济基础的不扎实，人均财富很低，更突出地体现在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结构扭曲上：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层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博弈升级，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无法匹配.......至为关键的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未能同步，甚至改革向何处去，也目标模糊。

总之，我们还远未冲出制度转型的“历史三峡”，转型还要过大关。在这样的形势下，国人需要做的唯有“冷静、冷静、再冷静”、“清醒、清醒、再清醒”，不仅要警惕和拒绝外人的“棒杀”，更要谨防内部人煽动的“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