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是什么结构的字:王功权：私奔归来

王功权：私奔归来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09日 09:55 南方人物周刊

　　与去年“私奔”事件之前的采访不同的是，王功权惯常戴的有CDH标志的帽子，被摘掉了，当他在微博上宣布私奔一事后，他发现，两天的时间内，全国的媒体都疯了。很快，王功权事件演变成了一个公众娱乐事件。

　　私奔事件后独家专访王功权

　　王功权常常会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而非商业的角度去想很多，内心深处的那种对生命的悲悯，常常会和无情的商业决定产生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他倍感痛苦

　　本刊记者 薛芳 发自北京

　　6月27日，距离党90岁的生日，还有4天，北京到处弥漫着喜庆的气氛，天安门广场“红心向党”大型立体花坛已经接近完工，大街小巷，处处皆可见红色的标语和条幅。

　　这3周，我为了王功权报道的再次修改犯难，做了很多外围采访，做了些许文体方面的尝试，然而总因为少了当事人的声音，而无法实现最客观的表达。在我采访和写作的过程当中，“私奔”这个字眼，已经成为当下最流行的网络词汇。

　　凌晨3:05，王功权发表私奔宣言的42天后，他回归：“再尴尬的事情也要面对。王琴建议并送我回到北京处理家里事情。目前我在家。我本说过不再公布个人情感私事。但网上又有媒体和好奇之人开始八卦我回家的事，又有很多朋友关心询问。为避免事态恶化，导致各种混乱的舆论进一步伤害亲人，我做以上说明。我有错。请大家理解我们的压力，给我们一点安宁。”

　　这条微博，仅仅被转发了2101次，而与被转发了7万多条的私奔宣言比，没有人关心王权回不回家。诚如一些人所说的，微博开房的局长救了王功权，郭美美又救了局长，北京大雨救了郭美美，不过从当下来看，北京大雨也没救得了郭美美。这是一个不缺热点的时代，苦乐自知的只是事件相关的人士。

　　6月2日，鼎晖的董事长吴尚志做了个决定，鼎晖对外发布这样的消息：同意多年的合作伙伴王功权辞职，其职务将由鼎晖的另一位合伙人黄炎接替，但正式辞职时间是2012年1月1日，也许在多年后的王功权看来，这段职业生涯的终结，带着些许酸涩。

　　我没有想到，在回家的当天，王功权意外地接受了本刊的独家专访，长达4个半小时的采访当中，我们很少提到私奔，我们漫无边际地聊了很多别的东西，比如当下社会的热点，公民社会、普世价值……但私奔这件事情，像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缭绕弥漫在空气中的幽灵，时刻在影响着他。

　　在这闷热的夏日晚上，王功权刚和他的两个词人朋友在人声鼎沸的中关村大厦吃完饭，当他出现在中国电子大厦一层的上岛咖啡的时候，因为已经临近晚上8点，白日里人来人往的咖啡厅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服务员变得恹恹的，“私奔”一词也许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听到过，但对包厢里的王功权，他们并不认识。

　　与去年“私奔”事件之前的采访不同的是，王功权惯常戴的有CDH标志的帽子，被摘掉了，当他在微博上宣布私奔一事后，他发现，两天的时间内，全国的媒体都疯了。很快，王功权事件演变成了一个公众娱乐事件。

　　现在，我和这位曾经著名的风险投资商坐在咖啡店里，眼前的楼宇森林，巨幅的促销广告，熙熙攘攘的人流……这些日常生活场景叫我很难想象，坐在我面前的王功权，如何度过他私奔后的42天。

　　我很难相信，现在的他如何适应这种退休般的轻松。以往他的生活是：几乎每周都约见一两位创业者，他们每一个都有有完美无缺的商业计划书。他们整装待发，挣大钱成就一番事业的意愿坚不可摧。他们随时准备跳入创业这条沸腾的河流，并且每一个都打定主意，相信退潮的那一刻他们一定不是赤裸的。

　　和他们一样，王功权也曾拥有这种对财富、对事业坚不可摧的意愿，但现在，他认为世上有更重要的东西。

　　私奔是一场偶然事件？

　　王功权说，私奔事件只是一起偶然事件。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尴尬，让记者关掉录音笔。

　　王功权叙述中的事实是：现妻知道王琴的存在，王功权自己也答应，不再和王琴往来。不管是电影中还是电视剧中，剧情通常都不是按照常规模式来发展的。他和王琴又见面了，在上海的一个酒店，而由头是王琴帮他介绍了一个商界的人。

　　在这个见面的过程中，王功权接到了现妻的电话，在接电话的过程中，王功权做了一个判断，几分钟后现妻有可能就会出现在上海这家酒店。他脑海中展现了两个女人在一起厮打的画面，于是，他告诉王琴，跑吧。很快，他就意识到，现妻对他的手机进行了定位，于是他关掉了自己的手机。

　　在网络上不依不饶的人肉搜索中，王功权的前妻杨雪峰很快就被搜了出来，虽然内容不多，但转载非常多。前妻是无辜的，王功权的同学、老师、家人都在说这个事情。在他看来，尽管他宣布放弃一切，但他不能任由事态这样下去，不然，他的前妻杨雪峰就受到了伤害。

　　在英国念书的大女儿对王功权的误会非常深，她说，“爸，你应该说清楚这件事情，你和我妈妈早就离婚了。”因此，王功权的微博上才有了那条关于前妻的微博，在他看来，那条微博相当于他在给前妻解套。让大家觉得她是最理性的，她选择跟王功权离婚是正确的，是王功权不好。

　　在王功权看来，如若不解释，大家就会误解，同学、同事，很多人误解，他们觉得这起事件最受伤害的是杨雪峰。

　　然后网上就开始出现了王功权一个朋友关于这起事件的猜想，这个朋友是王功权好友，天下公言文化传媒研究员、《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他了解王功权所有的情况，他把现妻好的一面没说，他只是说了她的问题。这一猜想出来之后，公众于是都知道了，王功权的现妻是一个悍妇。

　　于是，王功权又发了第二条微博，关于现妻的。他在微博里为现妻写了几句，“我总不能一点都不说，我讲了她的一些好处，但我很怕她，我说的是真话。”

　　关于自己婚姻状况的第二条微博发布后，网友就质疑王功权，说“你不都放下一切了吗？干嘛还老辩解辩解”，但在王功权看来，“我就这一点丑事，我已经做了，身败名裂就身败名裂吧，商场我也不想做了，我就这种性格。我有限的几个解释，都是我说A，他们说B。”

　　王功权告诉记者，私奔这个事情，他肯定是错了。说这话的时候，王功权点燃了一根烟，面部表情异常尴尬，他苦笑。王功权告诉记者，也有人说他私奔是因为他5亿的投资失败，其实是有过这么一个5亿元的投资项目，但是他没投，谈不上投资失败。王功权没解释这个事情。

　　然后就有人说王功权“年近半百不知羞”这样的话，说到他伤害了他的孩子们。在王功权看来，在网络的人肉搜索中和全国媒体的爆炒中，孩子们早已被深深地伤害了。“我说我私奔了，是我的错误；后边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是我说不伤害就不伤害了。”

　　“我这点破事已经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公众都知道的一件事，我是不愿意弄，要按理说，那我还不如来龙去脉彻底说清楚，我又不能讲，我谁都不能伤害，我尽最大努力来避免这个事情。那至于说，我的儿女，我肯定是要负责任的，我怎么会不负责任呢。”

　　他回家的消息发布后，好多人又开始在媒体上猜想。其实对王功权来说，他只是回家处理事情，一切都是未解，亦不是定局。

　　我的父亲母亲

　　谈及自己的老父亲，王功权的表情开始凝重起来，他告诉记者，他很敬重他的父亲和已经过世的母亲。

　　“他们相亲相爱一生，度过了很多艰难困苦的日子，虽然他们是中国社会最普通的两口子，但是他们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也都是关联的，在如此坎坷的生活中，他们一直保持着自己令人敬重的东西不变，那就是挺不容易的。”王功权如此点评父亲和母亲。

　　我不是政治投机分子

　　王功权的父亲是小学校长，在他看来，父亲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小知识分子。他正直，严谨，不投机取巧，也不阿谀奉承，做事凭良心。父亲教过的班级和所领导的学校，在业务上，总是先进的。“用我们东北话讲，是宁可身上受苦，也不愿脸上受热的这种人，我现在处事和做人的态度，受我父亲的影响很深。”他告诉记者。

　　在王功权的记忆中，父亲是个比较豁达的人，“文革的时候，父亲因为是副校长，作为小学生的我，学习成绩好，于是出现的状况是，我批判我父亲。我要写发言稿，父亲会在家里认真地看我的发言稿，然后帮我修改，告诉我，稿子哪里写的好，哪里写得不好，就好像在批斗别人一样。因为他是管业务的副校长，批判会结束后，他还要安排学生们平安离开，好像不是在批判他。”

　　尽管对父亲非常敬重，但王功权有一件事情和父亲分歧很大，就是宗教信仰问题。

　　“你信佛，还说有上帝，太迷信了，你把他叫来，我看看。”王功权年过80的老父亲用斥责口气质问。

　　面对这位曾经做过一校之长的老父亲，王功权并不想过多解释，但也不想就此妥协，他想了想说：“您过去常说‘老天爷啊！’，那您把老天爷叫来，让我看看。”从那以后，王老先生再也没过问此事。

　　在王功权的回忆中，“我母亲就是家庭妇女，带着那么多的孩子，每一个孩子回忆起母亲的时候，都是充满着感激的，而且现在她去世了，我非常怀念她。她是一个很容易开心的人，我母亲那时候没那么多钱，也体验不了那么多，儿子回来了，她就特别高兴，那高兴是发自内心的；今天小鸡下了一个蛋，比昨天下的蛋大，她就特别高兴。我很敬重我的母亲。”

　　我不是政治投机分子

　　用王功权自己的话说，经商多年，时常会感到知识分子的人文和商业理性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他很痛苦。他常常会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而非商业的角度去想很多，内心深处的那种对生命的悲悯，常常会和无情的商业决定产生尖锐的冲突。

　　在他私奔的这段时间，他像往常一样，依然是一个关心社会时事的普通人。谈及一些社会现实，王功权显得有些忧伤。服务员进来加水，但进来了几次后，她很快发现，她一再进来是多么的徒劳，因为放满菊花的茶壶中，水一直是满的，他无心饮茶。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郭美美事件？

　　王功权：这个事情反映的是社会公信力的问题，郭美美只是一个导火索，整个过程中，主要展现的是以政府力量为主的管理体系公信力的危机，后一个实际上还是关于社会腐败问题。

　　从这件事情上来说，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如何提高公信力的问题，怎么让民众相信。

　　人物周刊：从商这么多年，你如何理解所谓的政商关系？

　　王功权：这么多年的经商，包括做房地产，我已经以最大的努力去避免所谓的权钱结合，当然，失去了一些机会，但那些机会鬼才知道是好还是坏，拿到机会回头进监狱的多了。 我一直在坚守，实践证明，虽然我活得没有那么好，但我觉得也还不差。在这点上，自己还是很敬重自己。

　　我曾经和一位老人长谈。他在伪满洲国时期当过汉奸，“文革”时差点因此被打死。他回忆往事万分悔恨地说：“其实我也不愿当汉奸，也知道邻居都戳我的脊梁骨。可当时我想我家里人都在等我挣的钱买米活命呢！可是现在想想，那些没当汉奸的人，人家家里人也都没饿死啊！哪像我，一辈子亏心，让人看不起！”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当下的社会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大行其道？

　　王功权：因为人们在实践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我功利主义，如果我实用哲学，如果我同流合污，会得到很多东西。在人类社会前行的过程中，民众一直是趋利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的资源少，相对弱势，如果再去放弃，他们得到的东西会更少。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符合人性的。

　　但我们的精英群体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受教育那么多年，应该懂得是非。比如说在政府当官的这些人，他们在大学里好多都是优秀学生，青年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在台讲官话、套话，自己都不信，但是天天这样堂堂皇皇、自得其乐地说，且把这样说理解成一种素质。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导向。

　　人物周刊：这是你倡导《中国文化宪章》的原因吗？

　　王功权：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形成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东西。文化是没有办法把过去跟今天一刀两断，然后今天重长出来的。它是一些习惯、民俗、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东西，那么你想在这上面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然后建立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系统文化，它是一种实用文化。

　　我是想说，我们能不能够跨越我们上千年的皇权专制的历史，往前看一看，在我们文化的基因里面有什么；有没有符合普世价值的东西，有没有今天仍然可以去传承和沿用的一些东西。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炎黄文化，在炎黄时期，是指天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权利法则。在这样共同认知的基础上，炎黄文化复兴将是不可阻挡的。

　　人物周刊：你理解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王功权：彻底的普式价值，是超越时间和空间，它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身、心、灵的关系，就这么几个层面，并且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一种认知价值。这么多年来，在人类整个历史长河过程中，这是最基本的认知，从来没有消失过。

　　在我们远古时代，母亲对孩子的爱，一定是跟今天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一样的。在我们远古时代，男女在一起，生离死别的这种相爱，包括性生活的幸福程度，跟今天一定是一样，差别是他那个时候可能是在草地上，铺着树叶，今天在席梦思床上而已。

　　人物周刊：你近年在各个场合呼吁解决在京外地籍学生的教育平等权问题，并关心一些维权人士，在你的微博里，这一直是个主线。但对你做的事情，也有人质疑是政治投机？

　　王功权：我是一个职业投资人，有自己非常理性的一面，做一个事情我要判断自己投入产出的可能性。如果说我推动公民社会建设，是想在政治上捞一票的话，我肯定不是这个做法，我可以用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直接去摘桃。再说，我有这么多的缺点，我作风上有错误，我也不是一个完人，自己任性的时候比较多，我怎么可能适合去做一个政治家？

　　所求无非心安

　　知识分子和商人这两种身份的纠结，贯穿了王功权多年的商业生涯，最后，他皈依了宗教。

　　2005年，王功权皈依藏传佛教的益西加木措门下。王功权特别感谢自己的师父，他很敬重自己的师父，在他看来，师父活得特别圣洁，没有为挣钱和名望去东奔西走。师父像一面镜子，让他看到了生命更本真的东西，他做的所有的推动公民社会的事情，所求无非心安。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快乐这个词？

　　王功权：我常说，在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的人快乐，还是拿个鞭子、吹着口哨的放羊倌快乐，这种快乐程度哪个大真不好讲，方式和手段其实和快乐的程度是没有关系的。常识告诉我们，欲望多，一定是苦恼多。但是你说拥有很多的钱，就多么快乐，也不见得，我是见过钱的，我很多朋友也很有钱，我没觉得大家有多快乐。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王功权：大家说我是性情中人，喜欢按照自己的心性去生活。比如说我在大街上散步，跟旅行的人、民工，甚至是乞丐，坐一块聊天，在旁边小店随便整点啥就能吃。我不太讲究排场，包括融资、投资的过程中，我到哪儿不用车接车送，反正谈完事就拉倒。

　　要说我的人生哲学是什么？我希望自己是智慧的，或者尽可能智慧，感情困境除外。我发现我有一个软肋，就是在情感这一方面，我个人的婚姻家庭爱情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处理得挺糟糕。我希望能够做违心的事情少一点，我做不到彻底不违心，而且好多时候还是违心地做一些事情。这也可能是我现在逐渐淡出商业这个职业的原因。

　　人物周刊：不从事商业了，将来你会去做什么？

　　王功权：我可能会做一些文化方面的研究和创作，包括写作；还有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的事情。另外，这么多年太累了，我想花更多一点时间，遵从自己的心，去旅游，去报答一些曾想报答的人。我现在在努力地调整和转换自己的角色。

　　拯救与逍遥

　　12点，是咖啡厅打烊的时间，服务员脸上恹恹的表情看不见了，代替的是即将下班的喜悦，她催促快点买单。结账的过程中，他保持着旧式文人的风度。他刚剃完不久的头发，让我忽然想到了他很欣赏陈晓旭。《临江仙*感陈晓旭剃度出家》——“ 淡看功名尘世上，青丝剃度从容。人间万事本来空。因缘成一梦，玉泪染楼红。暮鼓晨钟夕照远，梵音缕缕清风。心安日日咏经中。春花秋月里，江水自流东。”

　　从咖啡厅走出来，已过凌晨，和王功权作别，他告诉记者，他可以走回家去，我们的交谈意犹未尽，似乎说了很多，但似乎什么也没讲，过往无需总结。很快他的背影就被淹没在深夜的中关村……这让我想到《红楼梦》里面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拯救与逍遥

　　一场事先张扬的“私奔”，让本已算公众人物的王功权的私生活，成为全国人民的公共话题，他遭遇了无数廉价的斥责。私生活的瑕疵，不会掩盖他商业上的成功，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对弱者的关怀，以及率性善良忠实于内心的诗人心性，王功权的内心世界，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也颠覆了普通人对富豪阶层的单一化想象。

　　本文采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方式，全文细节均来自本刊记者对王功权先生本人，以及相关的外围采访。

　　本刊记者 薛芳 发自北京

　　我走了。

　　各位亲友，各位同事，我放弃一切，和王琴私奔了。感谢大家多年的关怀和帮助，祝大家幸福！没法面对大家的期盼和信任，也没法和大家解释，也不好意思，故不告而别。叩请宽恕！功权鞠躬。(5月16日23:21)

　　今天天气不错，看了看外面的天空，有几丝云彩。在昭告天下我私奔的决定之后，我们就出发了。离开上海，一路驱车前行，越是远离城市，越是月朗星稀，车愈行愈远，到东方泛白，再到烈日当空。等安顿下来，我发现，已经有7万多人转发了我的微博。一夜之间，仅在财经圈有名气的我，一下子成为人尽皆知的“私奔帝”。

　　“私奔”这个词忽然间引爆了网络，我的微博成了“私奔体”的标准版本，有意思的是：国内的团购网站有的竟然用私奔基金来吸引公众的参与，有的旅游网站推出了“十个最适合私奔”的地方……悲催的是，我发现我“被娱乐化”了。

　　跟我有一面之缘的财经作家迟宇宙这样解读：“这条微博，突然使王功权在恰当的时刻，处于了恰当的位置，成为了无可替代的人，又因印刷术、无线电波和数字技术的无限放大，瞬间击中了公众所乐于咀嚼的要害。一些人‘百度’了王功权，另一些人‘人肉’了王琴，知道他们都属于一个叫‘投资家’的群体，是财富领袖和资本的代言人。”

　　我已年过半百，是个标准的老男人。我发现，了解自己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企图用单一的色彩或者仅仅从一个方面来解释自己的性格是不能成功的。许多人不喜欢我，认为我自命清高，恣意矫情，伪善骄傲，但也有许多人喜欢我，认为我感性浪漫，诚恳厚道，重情重义。

　　对于自己的前半生，我形容自己是“一个商人，加半个文人”。有媒体评价我，“以‘大哥’的身份创造万通，是他‘一个商人’的物种起源；他头戴一顶绣着CDH(鼎晖投资)字样的帽子，是他‘一个商人’的巅峰。在经历了无数次内心的颠沛流离之后，他成功地使自己从企业家变成了投资家，完成了无数商人梦寐以求的‘摇身一变’。”

　　“私奔事件”出现之后，很多人追问和质疑我的婚史。我在微博里老实交代： 我有第二次婚史，有现妻。她爱我多年，人也不错，深情、俭朴，教子有方，曾在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工作，也曾为营救民权人士而和我东奔西走。但在控制丈夫问题上她义无反顾，手段先进，不惜代价，做事出手又狠又快。我非常怕她。

　　我是真的很怕。我是真的不想回家，不想回顺义的别墅，不想回城里的公寓，不想面对永生愧疚的那张面孔，听曾经说过密语甜言的嘴里吐出最伤人的字眼。这些年里，位于和乔大厦的我的小小的办公室还蛮像我的一个小“蜗居”，吴尚志大哥的宽厚的胸怀，鼎晖同仁对我的厚爱，让我在这个team里做足了6年。在这里，我主导投资了奇虎网、华道数据、江西赛维等。关门吧，关上身后的一切纠葛恩怨，跟那小办公室里曾经忙得如陀螺一般的王功权作别吧！

　　海南：前尘往事

　　车子依然在往前行进，天气依然不错，看着路边毫无美感的小店招牌，过往的司机正在挑选吃饭的饭店。多年前，我南下海南时，海南的街巷处处皆是这般场景。那一年我27岁。我从吉林省委机关宣传部辞职。我是那个大院下海的第一人。

　　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在酝酿着大的变革，一种新的经济力量正在跃跃欲试。“企业承包第一人”的马胜利和因东方魔水一夜成名的李经纬已经成为当时企业界的明星。在我决定正式南下前几个月，任正非的华为也刚刚创办，那时候的华为还是一家小小的民营科技公司。

　　1988年，站在海南十万上岛青年里面，我就是个土鳖。早先，我进入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新成立的一个分公司就职，最初的崭露头角始于一场谈判。当时正值公司征地，海南那时还没有国土局，开发公司要直接和农民谈判，结果他们看中的那块地一夜之间冒出了三百多个坟头。

　　半夜的时候，我敲开了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者的门，我的诚意打动了长者，长者带着我去辨认坟头是真是假。公司4个征地工作组，我带领的这组突破最快。与此同时，和买方的协议也签下来了：300亩地，一亩能赚1万元。

　　在岛上混的时候，我还认识这么几个家伙：冯仑、王启富，易小迪、刘军和潘石屹。别看他们现在都混得人模狗样、人五人六的，江湖人称“大佬”，那时候也都经常怀疑人生，心不甘情不愿地等待机遇垂怜。

　　在昔日的“万通六兄弟”当中，冯仑如今处于半退休状态，开始尝试“投资家”之路；易晓迪依靠“阳光100”和潘石屹一起成为了地产大鳄；刘军搞起了农业高科技，王启富则由国际贸易向地板等木业领域进军。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心性，也意味着不同的命运。

　　2006年，北京君悦酒店，我们6个家伙分家后第一次聚首，好似也是那么多年唯一的一次。我发现，我们都老了。海南，海南，姑娘，姑娘！那记录着我们这伙人最美好炙热的青春和类似理想、未来、希望一类的字眼早已一去不复返。

　　那一晚，我怎么都睡不着。点上一根烟，他娘的写词一首，名曰《临江仙•万通六合伙人重聚步罗公韵》。我真想唱出来，赶明儿有时间一定把它谱成曲：“携手扬浪商海里，风流几度争雄？华光艳朝染长空。纶斤飞卷处，猎猎万旗红。

　　十五春秋似弹指，戏笑雨雪霜风。东方君悦庆重逢。中年情正好，苦乐一杯中。”

　　同样是此番江湖重聚，我当年的马仔，如今的地产大佬小潘则有这样的感悟，“谈到很晚，大家也吵得精疲力竭了，就各自回家，洗洗睡了。”

　　总是有一些特讨厌的记者总跟我打听万通的那些狗屁破事儿。我真懒得提起。实在被逼急的时候，我就吵吵：“你看，冯仑都说了嘛！潘石屹都说了嘛！”他们还使劲问：“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你当年在海南真的被人拿枪顶着脑袋签协议吗？”我答：“有些事情，只要无伤大雅，我也就不追问了。他们说他们的。他们说出来的肯定是筛选过的。我知道的跟他们说的不一样。可是我有必要再去推翻那些定论吗？”

　　车子依然在继续行进，有一个兰州拉面馆，生意火爆，老远就能听见人声鼎沸。我丝毫不感到饥饿，因此，我决定呆在车里，继续放空，继续回顾我生命中过往的那些人，那些事。这种一天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的生活，我好像几十年来都没有过过。

　　情感是方向

　　很多媒体都有万通那第一桶金的故事。我从未说什么，可我心里清楚，那不是第一桶金。第一桶金来得很艰难，那艰难的滋味，只有我和妻子知道。有人说，在中国吃屎有多难，赚钱就有多难，站着赚钱就更难。人们多少都了解一点我们6个人白手起家的传奇故事，可是，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记得了，我们的创业过程有多惨烈，发生了多少故事。不知道，谁还记得当初帮助过我们的人中，先后有4人被捕。

　　可是，在这个有钱就是大爷的社会，人们只记得成功者的荣耀，很多很多的东西，似乎都被打上了包，放在屋子里的一个黑色的角落里，没有人会去触碰。历史在哪里，存于心底吧。

　　那是一段怎么样的历史啊，如今，那段故事的诉说者总是冯仑和潘石屹。

　　1991年，万通刚成立时新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冯仑在对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时告诉对方，“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我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被大家公认为“谈判高手”的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了500万。万通拿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这是万通的前史吗？那时候我女儿刚4岁。

　　那是一个多么荒诞的年代，一夜暴富的故事比比皆是。我们在等待戈多吗？我和冯仑这几个小子天天想着发大财，因为我们自认比普通“倒爷”更有文化和水准。

　　万通成立之前的故事要追溯到80年代末，1989年南德集团与前苏联达成了以易货贸易的形式购买图-154客机的协议。随后，用数百车皮罐头食品等轻工业品换回了4架客机。这是在80年代末，无疑，牟其中引爆了媒体的追逐。

　　机缘巧合，冯仑认识了帮助牟其中做成飞机生意的汪兆京，他是南德驻海南的代表，汪建议冯仑去跟着牟其中干一票。第一个跟冯仑过来的是王启富，第二个跟过来的就是我。我因为老实，也比较能干，跟冯仑很快就成了牟其中的左膀右臂。而关于那3万块钱，冯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功权向丈母娘借了一些，王启富跟家里借了一些，我向深圳一老板借了一些，刘军向朋友借了几千块，易小迪拿了印刷厂的8000块，合起来3万多块钱。”

　　跟着那些“死”在海南的前辈同僚，我们闻到了空气中的危险味道，算走了狗屎运，跑得快。我们抓住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海南房地产热潮落幕前最后的机会，通过别墅转手积累了万通的也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有关90年代海南房地产热潮时期的现象，冯仑事后的总结是，“天天过年，夜夜结婚。”1992年公司组建集团，正式启用“万通”这个名称。随后我们在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及时撤出。对于我们的远见，有媒体如此点评：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商人，有更宽泛的视野。正如他们写的一篇总结《披荆斩棘，共赴未来》。

　　在诸多媒体的报道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当然也是关于我的。

　　“1994年，当时，万通公司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赚了5000多万，后来买方出事了，不认账。对方最后在夜总会包厢里，用枪指着脑袋，逼迫撕毁合同，退钱不说，还要给他们26%的利息。王功权判断这个事很危险，有可能会出人命，于是掐了电话，答应人家签一个城下之盟。为这个项目，万通公司损失了一个亿。”

　　关于这个故事，如我此前所说，我知道的，和他们知道的不一样。这个感觉很像姜文同学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的独白：“我一直以为我是遵循记忆点滴如实地描述，甚至舍弃了一些不可靠的印象，不管它们对情节的连贯和事件的转折有多么大的作用。可我还是步入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行。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细节，同时又夸大、粉饰了另一些理由。我像一个有洁癖的女人情不自禁地把一切擦得锃亮。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想说真话时，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文字干扰便有多大。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

　　在我的小说《男人不易》中，我如此描述那段岁月——

　　“住处寂寥。阳台月色如银。凭栏眺海，椰林列岸。渐陷《白鹿原》至深夜。未料，电话骤响。“谁？”“我。”“急事？”“贵企被告。”“谁告？告啥？”“陈姓台商，告诈骗。”“诈啥？”“地。”“你咋知？”“友见省头儿批字。”“省头儿批字？”“省大头儿。”“批的啥字？”“请省厅重视，保护台商。”“目前到哪了？”“市局。”“多急？”“刻不容缓！”

　　“他不顾夜深，电各合伙人，竟无一开机。各地合伙人电话会议次日晨开。他说抓人不怕，怕集团账户先被封，各界哗然致各贷款银行强抽并抢冻资金，集团尚赖负债运行，等案情清时集团已垮。他建议妥协，退赔台商巨额地款。会议认为诈骗不成立，强否他建议并决定应诉。他怒驳大家不谙国情，愤而拍案。”

　　“今天我忆起那往事时仍万端感慨。我不愿再忆那荒唐细节。我至今不解市府力救为何省厅还逼他高息赔陈姓台商。我投降是在一行长找他说省厅次日还要封集团账户求他连夜开还贷支票时。集团在全国多家银行贷款数亿，总部若涉嫌诈骗被封账必致连锁反应。那夜，我无奈签署了屈辱的赔偿协约。若我不签呢？”

　　城下之盟签后不久的那个秋天。1994年的秋天，六兄弟在广西西山开会，是为万通历史上的“分裂会议”。会议上，对于万通的发展思路和策略，大家吵了不下十几次，没有结果，但一起创业的感情犹在，我哭了，冯仑也哭了……

　　私奔后，有很多人在网上骂我，今天无论有多少人骂我，也没有那时候委屈。那种哭，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过了。“1995年10月，万通实业集团两任总裁王功权辞职。”媒体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