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滩蜡像馆怎么走:廖逊评论：哈萨克斯坦的社会嬗变

廖逊评论：哈萨克斯坦的社会嬗变 2011年06月29日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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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独立，已经20年。同俄罗斯一样，哈萨克斯坦社会也发生了巨变。老苏联时代，表面上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实际上是一个僵化的官本位社会。计划经济资源匮乏，上层官僚享受特权待遇，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整个社会死气沉沉，广大民众渴望变革。戈尔巴乔夫适应了这个要求，最初令人兴奋不止，热烈欢迎。
　　
　　然而苏共的改革方针是“先政治、后经济”，报刊上天天抛档案、揭黑幕，老百姓天天排长队、抢报纸，沉浸在无休无止的政治辩论中。随着斯大林时代的错误和罪行越揭越多，对旧体制僵化模式的弊端越批越透，人们对苏共领导合法性的质疑也就越来越多，改革方向也就越来越迷茫。苏共自动放弃法定领导权，“8.19事件”之后又自行停止活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在制度上都选择了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也不约而同地回归传统文化，并与西方“普世价值”嫁接。哈萨克斯坦变成为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穆斯林世俗国家。
　　
　　一个超级大国解体了，成为一个普通大国和14个中小国家，从经济效率上讲，丧失了统一的大市场，当然要伴随着交易成本大增：商家做生意要跨越15国国界，更换15种货币，学习15种不同的法律知识，左一道关税右一道卡。前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在其它14国都变成了少数民族；其它14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在俄罗斯继续是少数民族。边界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此起彼伏。哈萨克人最初喜出望外，从来就没敢奢望的独立建国从天而降，接下来就是艰难的分家，再往后就是一连串变革。其中最具破坏性是1992年俄罗斯“休克疗法”，其它14国也只好随之推行，恶性通胀使全体老年人的毕生劳动成果化为乌有，沦为社会底层。接下来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又使国家公共财产像变戏法一样，成为少数私人的财产。俄罗斯最著名的寡头，几乎是清一色的共青团犹太族高层官员。
　　
　　在独联体国家中，哈萨克斯坦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当家人仍然是昨天的哈共官员。没有像俄罗斯那样“下台一群饱狼，上台一群饿狼”。但社会两极分化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表面上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再也无法维持。正像俄罗斯出现了一批新富人——“新俄罗斯人”一样，哈萨克斯坦也出现了一批新富人——“新哈萨克人”。但“暴发户”所占人口比例甚微。年富力强的专业技术知识分子、企事业单位管理者、成功个体户，组成了占人口30%的中产阶层。其余70%统统是低收入者，或称“普通百姓”。其中的养老金领取者、残疾人、多子女家庭、青年学生、失业人员，则成为老苏联时代从未有过的“赤贫”或“新贫困阶层”。
　　
　　相比之下，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的分析，中产阶层只占人口22%。因为哈萨克斯坦1991年独立前人均GDP3500美元，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改革开放前属于世界最贫困国家之列，1991年人均GDP只有400美元。2011年哈萨克斯坦的人均GDP为8883美元，中国的人均GDP为4382美元。我国“十二五”开始奉行“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政策，估计经济增长再翻番后，有望实现中产化，整个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苏联解体时，城市化已经达到57%，哈萨克斯坦独立最初10年，城市化非但没有提高，反而略有降低，后来重新提高。斯大林时代宣布俄罗斯为主体民族，在全苏联推行俄罗斯化的社会文化政策。而解体后顺应时代潮流，俄罗斯文化开始衰落，哈萨克本民族文化及其背后的突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开始兴起，西方文化也趁虚而入，迅速渗透年轻一代。于是，哈萨克文化出现了突厥文化、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化四方争雄的局面。由于哈萨克斯坦宪法明确规定了“建立民主、世俗、法制国家，确定以人为本的原则”，没有走向宗教极端主义的歧途。事实上，哈萨克民族文化在四强交汇的大背景下，反而开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发展时期。
　　
　　除了原领导层基本不变、建国思想世俗化之外，哈萨克斯坦因经济基础雄厚，几乎全盘保留了老苏联“低水平、全覆盖、国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极大地减轻了和平演变的痛苦。对于进一步的改革，哈萨克斯坦选择了具有较多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模式，一则它更为适合本国人民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国情，二则因为哈萨克斯坦境内有较多的德意志族公民。
　　
　　在独立之初，以纳扎尔巴耶夫为首的领导集团，正确地拒绝了“联邦制”，实行了“单一国家制”，成功地避免了国家进一步解体。而在社会管理方面，以“法律至上”和“公民社会”，取代了从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和“劳动人民参与”，成功避免了管理真空。
　　
　　尽管如此，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首先是失业问题，失业中最多的是低学历的进城农村青年；
　　
　　其次是贫困问题，哈萨克斯坦出现与俄罗斯相同的因贫少育、人口锐减，居民营养量摄入减少导致身体素质普遍下降；
　　
　　再次就是所有转轨国家普遍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复次是犯罪问题，走私贩毒日趋猖獗；
　　
　　最后是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国土荒漠化，最突出的是“咸海危机”。
　　
　　哈萨克斯坦最高当局认真分析研究过这些现实社会问题，按照纳扎尔巴耶夫本人的设想，社会改革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分化阶段，既然大家都愿意姓“资”,就得忍受姓“资”的痛苦：没有“两极分化”，哪来的资本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新的社会结构对市场逐渐适应；第三个阶段才是社会机构的整合与彼此间的合理作用。他们决心建设德国模式，而非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搞社会市场经济，力争把社会分化的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
　　
　　与我国总理温家宝力主建立“两头小、中间大的橄览型社会”一样，哈萨克斯坦领导层也把扩大中产阶级队伍，作为社会政策的战略目标。然而这既需要财力，也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边发展经济边调整分配。这些理念都相当不错。
　　
　　更严峻考验是如何治理政治腐败。成功地避免了“上来一群饿狼”，不等于放纵“饱狼”为非作歹，事实上90年代总统家族丑闻已有发生。只要社会中产化没有实现，“颜色革命”就如悬在头上的利剑，极端宗教势力就随时可能乘乱而起，造成历史的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