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翅鸟演艺张滨:到了必须说这些话的时候了

到了必须说这些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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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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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我写作特点的网友们知道，我没有在博文中点人名或指名要与某位人士讨论问题的习惯，我的习惯是“自说自话”，但是今天，我要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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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易中天先生、贺卫方先生逼出来的一篇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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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文集》5月首发。贺卫方先生主持了首发式。在首发式主持会贺卫方先生说“易先生写过一本关于美国宪法诞生的书《艰难的一跃》，这样的书在法学界没有多少人能够写出来，易先生给法学界做出了这么重要的贡献，我的领带上印着《独立宣言》，特意选这个领带，也是表达我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激，感谢易先生对美国宪法的研究。”

贺卫方先生是法学家，法学家这样高度评论《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我当取来认真一读。读后，感觉还是易中天先生自己在《艰难的一跃》后记中的表述更加符合事实，即此书是易中天先生读了尹宣翻译的麦迪逊的制宪会议记录《辩论》后，擅长讲故事的他“实在忍不住要将这个故事重讲一遍”，易中天先生认为尹宣翻译的麦迪逊的制宪会议经过还是太学术化，他要将制宪会议过程“换一种表述方式”， 要写得“像侦探小说或者电视连续剧一样好看”，以利于“好东西让大家分享”。

但是，易中天先生转述这个故事是有很强的选择性的，《辩论》中有关制宪的真正起因和动机，易先生并没有提及，而麦迪逊汉密尔顿甚至华盛顿都赤裸裸提及了的，于是，在易先生笔下，制宪就是在独立战争结束四年以后，“这些傻乎乎的美国人（或者说天真的）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可不是只有理想就行的。”然后就制宪了！然而事实决不是如此。独立战争不是为独立而独立的，而是一场保卫新大陆有产者财产权的战争，制宪会议也不是为制宪而制宪的，同样是一场为保卫财产权召开的会议，联邦宪法的出台有着强烈的利益动机，制宪会议是在华盛顿麦迪逊都感到有迫在眉睫的财产权危险时才召开的会议，宪法精巧的设计，就是为了保卫财产权利；就连参众两院的设计，也是为了保卫财产权利。这些，在《辩论》中 也好，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也好，在《华盛顿传》中也好，都有着清楚的第一手的记载，可惜这些在《艰难的一跃》中都看不到，其实在美国，为保卫财产权而奋斗理所当然，这有什么可以避讳的呢？

因《全球通史》而享誉全球的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斯塔夫理阿诺斯这样评价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等召开制宪会议的真正动机 ：“。。。。。。保守的有产业者确信，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制止‘暴徒统治’。所有这些就是1787年5月25日在费城独立厅召开制宪会议的背景。”（见《全球通史》）

易中天先生没有道出导致美国宪法诞生的直接动因。没有道出联邦宪法诞生时，美国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事件（他将谢司起义一笔带过了），那美国宪法为什么制订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并没有得到合理解释。

易中天先生要将《辩论》转述成故事，对国人进行宪政启蒙，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是，这个故事被易先生讲成这个样子，是很遗憾的。那群制宪者好像是涉世不深的文学青年，就为了自由，就为了坚持独立宣言的观点，“其他都不重要”的。 制宪者有这么单纯吗？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张光明先生说得好：“对民主的追求总是与利益相联系的。其实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我们的许多人似乎都不知道。因此在民主的拥护者和反对派那里，民主仅仅是精英们才懂得的‘价值’，是吃饱了之后还想要一点精神需求的奢侈品。”

我认为很值得深思的是，我们这里的法学界人士为什么不肯实话实说？易中天先生不是法学工作者，但贺卫方先生是。贺卫方先生说：“易先生给法学界做出了这么重要的贡献”， “这样的书在法学界没有多少人能够写出来”， 我觉得这样的评价不大实事求是，比较而言，2003年由尹宣翻译的《辩论》其对中国法学界作的重要贡献应该比易中天先生更大，因为正如易中天先生自己所言：“尹宣先生翻译的这部《辩论》，不但是研究美国宪法和历史的主要文献，而且是一部标准的学术著作”，而中国的法学界如果真的写不出自认为“关心宪政问题，却又并非研究宪法，更非专门研究美国宪法史”的易中天先生所写的普法读物，那只是反映了中国法学界的不堪，而不是易中天先生有了多么重要的贡献！

我尊重易中天先生，也尊重贺卫方先生，我尊重的方式之一，是与我尊重的人在一个平台上讨论问题。

于是 ，就有了我的博文——《“不让造反”的美国宪法引发我的四点思考》。那是我认真研究美国宪法产生原因和美国宪法“为什么制定成这个样子的”的思考，我的研究结论告诉我自己：给了你选举权，只要选举制度设计得够巧妙，照样不给你选出你理想中的官员的条件；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汉密尔顿认为是“是一个天才的理论家关起门来的幻想”和这个理论家“对问题的抽象见解”， 事实上，联邦宪法并没有严格地实行权力分离，但美国的确通过制宪成功地监督了政府。我国政制中迫切要改进的是要让民众能成功监督政府，而不是空谈“三权分立”——美国英国都没有“分立”好，并事实已经证明不可能像“理论家”想像的那样去“分立”，难道此地的理论家就能拿出权力的可行性操作方法吗？我认为，美国宪法最值得我们思考和吸取经验的应该是：一部以对付武装暴动者为迫切需要、以维护财产权为主要目的的宪法，是如何地以“取守势”的面貌出现，从而维持了美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声明一下，我支持中国成为法治中国。但在怎样建成法治社会上，希望法学精英与社会各个层面多作沟通，多多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生活状态。美国宪法是美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不是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的产物，我在《“不让造反”的美国宪法引发我的四点思考》中对这点应该阐述得比较清楚了。中国就是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就该有符合中国现实的宪法——我没有坚持“中国特色”的意思，坚持“中国特色”的更多是舍不得特权——我是希望中国的“法治社会”是一个中国人能赖于此生活工作的、并真正体现普通人利益所在的人间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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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共同纲领》不提“共产党的领导”，谁能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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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同一个五月，中国有两本书出得大张旗鼓，一本是《易中天文集》，有个隆重的首发仪式， 一本是《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开了个“小规模高规格”的研讨会。

在中国“重建新民主主义”，这是《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作者张木生先生和为之作序的刘源先生的主张。

我同样很尊重张木生先生和刘源先生，甚至还要加上“感谢”两字。因为，当我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上海房产市场和房地产业》一文在学界和房地产界产生影响后，张木生先生让参加了由他这个税务杂志社社长主持的2004年度的中国房地产税务研讨会，在此以前，我从未参加过这么高层次的会议。同样，我也感谢刘源先生在四年前对我文章的评价“王炼利写的东西还是不错的”，我不用故作姿态，我很高兴他对我有这个评价。

因为“尊重”，我要对“重建新民主主义”提出一点看法。

张木生先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归根结底要表达的是：“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变。张木生先生写此书，就是阐述中国要重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道理，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必须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刘源先生作的序归根结底也说的是这个意思。

但据我了解，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逐渐强调起来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天， 9月29日通过的宪法性质文件《共同纲领》中并没有出现“共产党领导”的字样，六千多字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仅出现一次，只是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代表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与政协其他组成成份（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是平等的。《共同纲领》的序言部分一开始就明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说明新民主主义刚成立时的中国，能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党派（1954年第一届人大召开前，政治协商会议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一年以后，在1951年10月23日召开的政协第一届三次全会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首提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领导权，完整的提法是“在国内，我们是倚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这里，工人阶级的“领导”提在前，共产党的“领导”提在后。到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的提法，开始出现在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从此，工人阶级领导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民就成了正规的官方话语。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国家成立后，共产党的领导是逐步强调起来的的。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刚成立时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没有直接提“共产党的领导”。

当然也可以这样解释：《共同纲领》中已经明确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而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那我接下来的疑问是：一、这怎么解释毛泽东在1951年的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上将“工人阶级领导”和“共产党领导”分开并列提出？二、在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领导了二十多年工人运动的刘少奇这样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然而，仅仅六个月后，这个半年前是不是“靠得住”还存在疑问的阶级，就被《共同纲领》明确为中国新政权的领导阶级。这是什么道理呢？

也许，答案只能从１９４５年的中共七大党章中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既然明确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就必然是新政权的当然领导阶级。而不用管当时449万中共党员中，工人党员只占2.5%。如果是这样，那《共同纲领》中确立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党章赋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需要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这种需要甚至可以不管这个阶级是否“完全可靠”、占党员人数是否足够。是不是这样的呢？

共产党一党领导中国六十多年，到现在却越来越急于辩白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感觉总有点怪。

作为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我，相信的是生活状态本身决定行为取舍。刘源先生曾经有过非常贴近底层生活的一段经历，在他落难后刚崛起的那段时间里，相信他的发声能更多反映底层人的疾苦，但在他“回归”高层十几年后，底层疾苦虽然编织进了他的经历，成了他丰富阅历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他还有其他经历、其他感受和其他感情，其他经历、其他感受和其他感情很可能会压过早年虽刻骨铭心但并非不能化解的情绪。刘源先生更多的是关心父辈打下江山后的保卫和继承，而中国底层社会经过一个甲子的共产党领导后，更关心的应该是怎样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譬如像我，我关心的是还能“写不错的东西”的我如何早日摆脱都市贫困一族的窘境，让我活得稍微有尊严些。去年人大张鸣教授在上海电视台录制节目时特约我在茶座见面，我本想尽尽地主之谊由我来掏钱（在北京是他请我），他却说：“让一个退休女工请吃饭传出去让我怎么做人!”半个月前钱文军先生在上海换飞机时也约我见面聊聊，结果也是他买单；连几乎“丧失”买单机会的杨恒均，每次我与他单独见面，不用客气就是他买单。我知道，不让我买单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上海这个大都市的贫困一族！这在我，其实是件很丢面子的事情。

造成我这么“丢面子”，不是我的原因，而是我们的活法很长以来不能由自己来决定的缘故。1969年底，我被当成“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典型”遭批判，从此打入另册，一直到1977年，共有四次上大学机会被剥夺。 1971云南大学日语系内部招生，条件是未满十九岁，全厂六千人只有我符合这个条件，但因为我受过批判，厂里宁愿放弃了这个名额；1973年，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委托上海戏剧学院来厂招生，那天初试后，戏校老师都在我近旁边围成了一个圈，当即就决定让我参加复试，然而厂里领导表态：“她受过批判，她有精神病的。”1974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全车间工人师傅一致推荐我大学，理由是“她在车间大会上的发言连党支部书记都说不出来，我们不相信她有精神病”，在车间张贴出的红榜中，我的名字赫然在列，可是我的名单根本没有报到厂部！1977年全国首次恢复高考，我终于等来了靠自己实力改变命运的机会， 6000人大厂，有多少人报考我已经记不得，但是只有两个人通过高考录取分数线，其中一个就是我。就在我的高考体检档案上，领导写上“1968年患过癔病”，我是1968年11月中旬进厂的，如果我有癔病记载，工厂可能吸收我吗？过来人都知道，那时“进工矿”名额稀缺，进入“军工单位”有更加高的身体健康条件！

如果1977年进了大学，我今天就是与贺卫方先生、刘源先生乃至更高的国家领导有同等样的“起步资本”，我就应该是衣食住宿全都无忧的“体制内”，起码，我不会像今天这样“丢面子”。即使不进大学，只要领导我的人们不给我带“精神病”的帽子并始终不让我挣脱，我也不至于几十年难以活出尊严！湖北徐武“被精神病”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王炼利就是“被精神病”了几十年，我是“被精神病”的前驱！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十几岁时就可以被领导决定终身命运的写实！

所以，只要能让我活得有体面有尊严，我不在乎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只要不产生社会大动荡，谁来“管理”都行——对不起，我不愿意说“领导”两字，我们都是成年人，没有必要像“孩童般的顺从”——一百多年前德国启蒙运动奠基人赫尔德认为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特点是 “孩童般的顺从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处理国家事务中，都被当作所有德行的基础” ，一百年前中国人之所以“孩童般顺从”，因为头上有皇帝，皇帝是全国人的“老子”，只要承认头上有个“老子”，自然得孩童般顺从。现在中国人头上还有“老子”吗？如果没有“老子”，何须要“孩童般的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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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己生存状态，是“底层我”的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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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体会是，在中国，能打出旗号的结成团队的“左”与“右”，都拥有资源。因此，能打出旗号的结成团队的“左”与“右”，都与底层社会无关——底层社会是无任何资源可凭借的。

也因此，底层社会的人要去介入打出旗号结成团队的“左”和“右”未免滑稽。这个社会，“左”与“右”的圈早就划成，凡打出旗号的“左”与“右”，到最后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所以有时就会不那么实事求是，“左”、“右”都一样。

我是底层社会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特殊在虽然“底层”，但有名望的“左”和“右” 与相当级别的体制内官员我都有所接触。自然大多都是我主动要求去接触的——否则谁认识底层的你？我主动认识他们，自有我的私心：希望能通过我的实力，将我的声音放出来。让社会从我的声音中认识我的实力，从而将我的实力为社会服务，摆脱我的贫困状态。

我是有资格发声的。1977年以后进大学的同代人如今很多居于指点江山的高位，但是“底子薄”终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的痛，我经常发现他们在自说自话中的漏洞，我是1977年首次恢复高考中的高分考取者，当我最终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我就下定决心：今天不能与考取者在同一课堂上课，将来我一定要与你们在同一个平台发声——因为大家的“幼功”都一样，而我的自学能力超群，在同龄人同代人面前，无论他们官有多高，我都不可能仰视他们。当然决心归决心，现实归现实，跨进大学校门与被排斥在大学校门外的根本区别，就是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别。

体制外的人如无任何资源凭籍又想搞独立研究，必然伴之长久的清贫。能力、本事没有用的——如果能力本事有用，我就不会研究什么房地产，不会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因为单凭我的企业管理技能，单凭我能为企业针对性地设计制作各种统计报表、并将统计报表与财务报表综合起来分析企业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的能力本事，我完全可以过相当体面的生活，我应该是忙得没有时间干别的。博客中国的名博之一杨佩昌先生见过我这些工作成果，他坦言，现在的咨询师做不了我的工作。可惜，中国不是一个企业生存由市场说了算的社会，因此，我只能清贫、只能清闲——于是研究房地产。

我并非没有改变清贫的机会。茅于轼先生三年前发现我有统计方面才能，也知道我除了微博的退休工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困境，他愿意给我机会进入他的研究机构工作，我在衷心感谢茅老的同时，也知道我的好些观点与茅老不同甚至对立，我不愿为了改变生活环境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因为如果这样做，我就既对不起自己也是对茅老的不尊重。于是，我写长信表达了自己在房地产问题和其他经济问题上的一系列看法，茅老看了，自然明白我其实并不适宜成为他主持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2009年6月上旬，俞可平先生在他的中央编译局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他说，他之所以见我，因为“你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你具备了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你写的东西很理性，中央领导也是人，他们也要看理性的东西。”而我则希望俞可平先生给我指条路，让连旅馆标准房也住不起但有着很强研究能力的我能够有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环境，俞可平先生建议我去找福特基金会，在建国门外大街21号国际俱乐部里，福特基金会的中国办事人员让我懂得我一介平民是根本不可能申请到福特基金的。

2009年7月上旬，胡德平先生在中南海东门外的大红门里接待了我，他拿着笔和笔记簿，与来自底层的我谈了整整三个小时，不时将我的话记下来。之前，他曾在上海的一次读书会上见到我，问我：“你就是王炼利？我一直在找你啊，你对‘原罪’问题的看法与我是一样的！”我与他谈的话题极广：房地产问题、国企改制问题、职工下岗问题、第三产业的发展问题。。。。。。我还让他猜：一个连续工龄34年、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工龄长达27年的上海职工，在从未享受过“福利分房”的前提下，到退休时可以到手的住房公积金是多少？他顿了一下，说：猜不到。我告诉他，一共是四千六百元，这就是我在2002年底拿到手的全部住房公积金。胡德平先生万分感叹，他说，这连一个平方米也买不到呀！我说，连半个平方米也买不到。在丰泽园招待我一顿湖南菜后，胡德平先生对他的司机再发感叹，就四千六百元住房公积金啊！我说，在上海，那是一大批人！见到了胡德平先生，我自然有求于他：他是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我希望自己能成立一个面向工业企业内部管理和拓展市场服务的咨询机构，我请教他，您接触到的企业主有这个需求吗？他说，有，但不多，更多的企业主找他是想讨政策，譬如税收减免等政策。于是我懂了，在一个“不市场”的中国，企业重视外部环境远超过关心内部管理，而我，就只能守着“本事”的金饭碗讨饭吃了！

去年年底由我主讲“社会主义另类民主”的那个会议，是有赞助商赞助的，几天后这位资助商约我见面，他分析了我虽然勤奋但不脱贫的原因：王老师，你做的工作本来是应该由政府买单的，现在是政府不给你买单，你工作得再有成效，也没有用。

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会这样研究下去，我在等，等这个社会的良心发现。这个社会的良心总有重被发现的一天，即使不在眼下，但我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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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划线是政治家的需要，“善恶”划线是过日子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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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谈左论右。我自己既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

“左”的人士中，分人品好的与人品差的，“右”的人士中，也分人品好的人品差的。人品怎样，从文章报告发言中都能看得出来，“文如其人”是不会错的。我只以人品认朋友。

“左”的朋友中有不少是与我一样的真正底层人士，是与我一样的同代人。我们这代人，长期以来接受的信息都是“灌输”给我们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代人中有不少人的思维语言还停留在六、七十年代，并且还不限于底层人士。2005年，当我在中学母校校庆会上听到早已升任上海船舶工业公司党委书记的同届同学满口跑着文革话语，我惊得目瞪口呆，我真不明白他在文革后几十年间“学习”了点什么。不过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大启蒙和九十年代末的互联网，我的思维方式也就差不离，——要知道我们这代人是从怎样的愚昧状态中走出来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是从美国之音中得到消息的；那时，收听美国之音是收听敌台，是犯罪行为，我们要通过“犯罪”才能知道自己国家发生了什么！这是何等的可悲！现在，我能够“进步地思维”，我感谢互联网，没有摸过“灰皮书”“黄皮书”的我们如今信息也灵通了，真好。感谢互联网，感谢比尔·盖茨。同时衷心希望更多的同代人能从互联网中得益，使自己眼目清亮起来。

在“自由民主派”中，有不少我尊重的人。茅于轼先生是其中之一。尊重，不等于附和。三年前虽然我有负于茅老好意，不过他也因此知道我是个诚实的人。因此，去年12月中旬我应徐景安先生之邀在北京作 “论中国特色的另类民主”主讲时，茅于轼先生特来参加，他发言的第一句话是：“我这次是为了王炼利而来，我以前只知道她是统计方面的专家，不想她对民主还有这样的见解。”我当然感谢特为我来参加会议的茅老。而我与茅老虽然见解不同，但我相信他“为穷人办事”的诚意，在他面前，我执晚辈之礼。去年12月20日他到人民大学参加会议并做主要发言，会散已经六点多，茅老等了二十分钟也没能打上出租车，当我发现82岁高龄的他要乘公交车回钓鱼台国宾馆对面的家，就坚持要送他回家，我一直将他送到他家大院门口。我认为，这是我必须做的，同时也对人民大学都不肯派车送送邀请来做重头发言的高龄老人而感到不解。对于茅于轼先生今年对毛泽东的评价闹得纷纷扬扬，在这个问题上，我认同博客中国知名网友李吉诃德对茅于轼先生的批评：“求异求新恰是他的不足”，“比如他对毛泽东私生活的披露与评价简直就是八卦彩报的版面，对历史而真切地评价毛泽东毫无意义，反而削弱。”“生活方式固然能折射人品，但一味地对个人生活抹红涂黑却也会失却了剖析的力度与角度。”

茅于轼先生是个有缺点的学者，正像我们所有人都有缺点一样，但是他不见风使舵，他不逢迎权势，不像有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把自己打扮成“改革家”，却根本不理睬大多数人希望通过改革达到小康的正当要求，将改革当成少数人的盛宴。自己就在这少数人盛宴中大肆饕餮，将能捞的名誉地位好处一点都不肯落下的捞足。这种人，就是“恶”。四年前，是我写了《公民王炼利致公民XX》，我是在怒火中烧中写这篇博文的，可惜的是，转载这篇文章的竟然都是“左”的网站，然而我这篇文章哪里找得到“左”的影子?只能这样理解：中国许多媒体缺失了思考能力，但是高高在上。他们喜欢来自底层社会的喧嚣热闹和搞笑料，并且很有兴趣地为之炒作，大概以为喧嚣热闹和搞笑才是底层社会的本色，而对来自底层的理性思考却不屑一顾。来自底层社会的我认为，这是一种歧视，中国的媒体并不懂得底层社会，所以才会有这种歧视。

实话实说，在与一些有名望的“自由民主人士”近距离接触中，我更多的是感受到这个群体对底层社会人士的排斥。杨恒均是很同意我这个观点的。我也通过近距离接触发现了一些在海内外很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待人处事的骄横无理，这是听惯了他们高喊自由民主乃至平等博爱口号的人士所想象不到的。所以，对那个文件，我几乎完全同意两个年青人的看法，我将他们的文章转载在我的博客上——见《两首优美乐章对比后的反思》。（http://www.blogchina.com/201009201010771.html）

一部分有名望的“自由民主人士”将底层人都当成了勒庞《乌合之众》中的“乌合之众”，其实，乌合之众的“众”与中国“沉默的大多数“比较，是极少数。乌合之众能闹出动静，是有气候条件的。四十多年前，如果没有“造反有理”、“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最高指示造舆论在先，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红海洋”让正常过日子的人一下没有了方向，这个社会怎么可能疯狂、癫狂、野蛮无耻到那种程度！而疯狂、癫狂、野蛮无耻的的领头者，除了北京来的煽风点火的一群人，在中国各个基层社会作出呼应的，只是那些不想好好工作好好劳动的乌合“小众”！我清楚地记得1968年我刚进厂时，工人师傅们对造反派头头是很不屑的，说他们“都是些不想做生活的人”（上海话，即不想干活的人），工人师傅们认为，工厂里都是 “不想朝上爬的人”在 “促生产”， “不想做生活的人”在“抓革命”。

底层人是过日子的人，过日子必须具备起码的生活常识，很多东西会错，但生活常识不会错，否则就不能过活。记得1966年中国刚开始抽风，我惊惊咤咤告诉只比我大两岁的邻居小姐姐“我们学校揪出了四十多个坏人！”小姐姐正在烧煤球炉，她头也不回回答我：“不可能的。”我说：“真的。”她就不答茬了。今天想想，邻居小姐姐是具备了生活常识的。她就不可能成为乌合之众，而我有可能。1975时，弄堂里的退休大妈都在一口一声“妖婆”骂江青，邻居串门时已经敢说：“毛主席是不是糊涂了？”是生活常识给了她们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她们也不可能成为乌合之众。我们的上一辈人大多是信奉“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他们当然也不会成为乌合之众。凡尊重生活本身，没有被“灌输”糊涂和“灌输”得变态扭曲的，都不会成为乌合之众。勒庞所说的“历史中经常出现的这种集体幻觉”只可能产生于乌合“小众”中，而他的“从成为群体一员之日始，博学之士便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的论断太武断，并充斥了他的个人情绪。

读《乌合之众》如果将勒庞的情绪都当成真理，那就比勒庞走得更极端，就会在潜意识中将底层社会都当成乌合之众，就会在脸上写满对底层的轻视。如果是这样，那你的民主自由拿去自娱自乐吧，于柴米油盐过日子的人何干？

李庄二季发生后，博客中国上禅一指和我是从头到底关心的。为什么关心？不为“左”不为“右”，为了我们自己。李庄案的诡谲，连我们这些“不搭界”的人都看清楚了，而律师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这法律还能保护哪个？我关心李庄二季，不是为了李庄——毕竟财大气粗的李庄要我这个清贫的退休女工来关心也太失他的面子，但是，有必要让重庆知道：千万人关心李庄，是千万人在关心自己。今天，我们关心的是李庄的下一步。禅一指说得好：“你决定你自己的这一步，也决定着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那一步！迈出去是你，不迈出去也是你！何去何从，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荣辱屈伸。而我们这些曾为你默默或公开呐喊过的普通国民，只有一样权利——一起盯着你的后脊！”支持李庄，不为“左”也不为“右”，就为了我们心中的“善”。期待李庄，同样既不为“左” 也不为“右”，是为了国家的大善——建设法治中国。

新余刘萍竞选事件出现以后，李悔之老弟在网上大声疾呼，愤然喊出了“中国的名博到哪儿去了”，也点了杨恒均的名。上星期恒均来上海，他说“悔之兄冤枉我了”，他说事实是这样的：他支持刘萍的文章一篇都发不出去！而我，面对突如其来的刘萍事件我还要想一想，基本想得差不多了，就发了“人民正在‘公民’起来”这一博文。李悔之老弟“实践民主”的精神和行动是我见过的好些民主派及不上的，当向李悔之老弟致敬！

杨恒均“失踪”后，很多朋友对他的看法多样化起来，这很正常。而我从来没有用“右”和“左”的标杆来量杨恒均，我一开始就不相信他会“失踪”，为什么? 我想，我与杨恒均4月15日在MSN上的对话可以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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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利说:

恒均你好

我是料到你很快出来的，有我写的诗为证，

恒均 说:

大姐，你好你好，这次是个误会，确实不是被绑架。

另外，我一出来就看到你的呼吁，这才是大姐啊。

炼利 说:

我觉得你不可能进去。如果你也要进去，那他们想自杀太急了点

恒均 说:

你说得对，他们如果真动我，也就是说，快要完了。因为我们两人有一点和其他人不同，我们是真希望这个国家，甚至这个政府能够好好地。

能够以民为本，做一些好事，让国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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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留了我与杨恒均的MSN谈话记录，恒均不知道；公布在此，他也不会知道，他是写博但不看博的人。也许有人会对“我们是真希望这个国家，甚至这个政府能够好好地”不以为然，对“让国家平安”不以为然。那也很正常。我不想做解释，至于杨恒均作不作解释是他的事情，我管不着。我想多说一句的是，与其失踪后就缄口不再发声了，没有“被失踪”的杨恒均还能不断发声，不是很好吗？

我对博客中国网站能发出各种声音并不感到很奇怪。但我更希望博客中国网友的声音能够冲出博客中国，让这些声音冲出博客中国才更加有意义。我读美国联邦宪法的一大收获是美国竟然用鼓励公众不同声音出现、放手让各种小团体多多涌现的办法，来遏制多数人利益集团出现，从而保证了少部分人的利益，这都是联邦宪法制定人自己亲口说的（这倒是他们的可爱之处：他们直言自己利益所在，从不避讳自己有利益）。但长远的结果，则是美国公众得益：众多的社团正是美国的活力所在，宪法鼓励发出的不同声音让美国民众始终不会感到憋曲，美国社会始终存在着泄气阀，而美国能长治久安，重要秘密在哪里？请记住托克维尔的话：一方面，托克维尔的判断很准确：“结社自由已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 另一方面，“在结社自由的国家，是没有秘密结社的。”所以，“在美国，只有党派分子，而没阴谋造反者。”

如果此地的领导层面也能有这样的“美国思维”，将处处强调“统一步骤统一行动”、处处要求从上到下“保持一致”、处处限制民间组织出现的作法颠倒过来，也许就能换来中国真正的稳定，这种稳定，比“维稳”要环保得多、低碳得多、也有效得多！

今天一口气说了这么面多，自然有着说这么多的道理，而朋友们不须追究今天我为什么说这些的原因，只需看我说的是否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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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受批判后绝食三天后照，此后“被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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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被精神病”13个年头，获得船舶公司演讲比赛第二名，优秀演讲稿奖。右二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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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仍在“被精神病”阴影中，与同事在一起，右二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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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30日上海《生活周刊》报道《一个女“精神病人”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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