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的童年舞蹈:中国共产党的集体自传（三）

2011年07月08日 08:53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喻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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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的“突破”

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曾撰文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二，一是它是当前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历史，二是它距离今人太近，一个说法的改变都可能影响到某些现实的情感和利益。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对于《党史》第二卷这样权威性的、代表党的集体认识的著作而言，每一个表述上的细节调整也就都显得殊为不易，非常值得关注。

“虽然总体上维持在《历史决议》的基本框架之内，但是一些具体的历史叙述有变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党史研究者韩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留意到了由细节构成的两点“突破”，并认为这是整个党史二卷中最突出的“新意”：

第一点是有关林彪事件的叙述。比如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按照过去中共中央的定性，被说成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很长时间以来，党史都按照这个结论叙述这桩事情。党史二卷却有了变化：它也提到了“一号命令”，却没有再作“篡党夺权预演”的定性。

再比如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等人有关“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一直被官方认定是“反革命政变的纲领”。这次党史二卷的表述与以往不同，具体说法如下：“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与会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设国家主席。一部分人主要从国家以往政治体制及现代大多数国家政治体制设置的考虑出发，仍主张设国家主席。”（《党史》第二卷第835-836页）韩钢教授认为这句话可圈可点，表明该事件的性质为党内正常争论，与所谓政治阴谋没有关系。他还注意到，党史二卷对“九一三事件”之前的“政变阴谋”，比较强调林立果在其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侧重叙述林立果的“小舰队”活动，没有涉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细节变化。

第二点则是对华国锋主政两年历史的叙述。党史二卷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没有重复过去的结论，一个是说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一个是说华“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以往的党史著述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拖延和阻挠”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党史二卷不再沿袭旧说，而是称：“党中央注意到广大群众的要求，开始着手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同时又突出强调要稳定局势和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党史》第二卷下册第991页）二卷还肯定了华国锋对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的支持，并承认华国锋同意解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问题，指示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

历史复原是渐进的过程

章百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了党史二卷这些细节上的变化。

他表示党史二卷尽可能地吸收了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但前提是史料确凿、观点经住了一定的时间检验。“现在只要掌握材料证明以前的说法不对，只要你拿出的研究成果能让人觉得证据充分，审读者也是认可的。”

另外他也提到，相对于学者个人的研究，“官修”党史对资料的选择和引用还是谨慎得多，比如一些个人回忆就很少采用，即便使用也需要有其他资料作旁证。

“（我们）主要还是依靠档案、文件。我们国家的档案开放程度还不够高，特别是政治类的档案。一方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档案比以前多得多，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档案看不到。党史二卷里凡是有新意的地方，实际都与档案开放密切相关；凡是新意不足或说法比较笼统的，基本是档案开放不充分或者研究不充分。”章百家说。

在最基本的方面，从《历史决议》到《七十年》到《党史》第二卷，依然保持了一脉相承。

比如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在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已经确定了基调：“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发生的原因也基本依照《历史决议》，没有更多的新推断。再比如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少的数量，《党史》第二卷也延用了《七十年》中的数据“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对于另外两年人口的变化、三年死亡的总人数都没有提及。

章百家认为，对历史真相的复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党史》第二卷不会刻意求新，而是更看重权威性与全面性，只将目前最靠得住的观点集中在一起，告诉给读者。“一段历史是会完结的，但对一段历史的认识却会不断深化。党史的研究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党史二卷中的表述，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历史的认知与评价。我们随同社会前进，当回过头来再观察这段历史的时候，还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还会受到新的启迪。”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谈到《党史》第二卷的出版时也说，这本书对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29年党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但“并非说这本书的出现，就是终结这段历史的研究”，学术上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并不意味着不能超出（本书）”。

这一切都显现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历史重视与逐渐开放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必然对其未来的执政道路产生深远影响。

（部分内容参考徐进《〈新党史〉突破了什么》、李光《党史二卷出版：凝聚集体共识，难担突破重任》）